南方宋墓出土盘口瓶和多角坛的分区研究
南方宋墓出土盘口瓶和多角坛的分区研究
刊于《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宋代的随葬用品，大致可分为实用器和明器两种类型。实用器，如日用陶瓷器、漆器、铜镜、文具等，一般为死者生前喜好之物；明器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死人而设置的迷信压胜之物，另一种是反映死者生前生活情况的奴仆、用具模型或其它器物。
实用器与墓主财力有关，反映其生前的生活方式，它的流传可以跨越千里之遥。与实用器相比，随葬专用的神煞明器一般在当地制造，由那些带有相近的丧葬观念的人使用，流传范围有限，而且制作与使用（下葬）的时间间隔不大。因此，在反映区域丧葬文化的变迁方面，神煞明器包含更大的信仰和意识形态成分。对这类产品分布地域及文化渊源的分析有助于认识丧葬文化的地域性。本文拟对公布材料较多的陶瓷多角坛和盘口瓶两类器物进行考古学分区研究，以期对宋代江南地区丧葬文化地域性的研究有所帮助。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盘口瓶与多角坛的丧葬功能
盘口瓶是南方传统的器类，它们并不都专门用来随葬。在辽墓壁画上（图一、二）可以看盘口瓶被用来插花或盛酒
，说明它在日常生活中也被广泛使用。
在丧葬礼仪中，一部分盘口瓶可能是作为盛酒器来使用的。湖南出土的盘口瓶，“瓶内未见遗物，有时仅留清水”
。与《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盛放“三浆水”的容器作用近似。浙西南丽水地区宋墓中常见盘口瓶与多管瓶的丧葬用品组合，研究者认为盘口瓶用来盛酒。
但浙东的唐代盘口瓶在丧葬中是作为盛放食物或粮食的器具来使用的。唐光化三年（900）墓出土的盘口瓶肩腹部有刻两行铭文“食瓶一□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造。”
绍兴收集北宋咸平元年（998）青瓷粮罂瓶腹部刻“上虞窑匠人项&
造粮罂瓶一个献上新化亡灵王七郎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
把盘口瓶为亡灵供奉粮食的作用说得十分清楚。五代至宋越窑和婺州窑中生产这种粮罂瓶。
敦煌发现的晚唐写本《杂抄》中有关于熟食瓶、五谷袋起源的记载：“食瓶五谷轝谁作？昔伯夷叔齐兄弟，相让位与周公，见武王伐纣为不义，隐首阳山，耻食周粟，岂不我草乎？夷齐并草不食，遂&
死于首阳山。载尸还乡时，恐魂灵饥，即设熟食瓶、五谷袋引魂。今葬用之礼。”
因此，可以认为浙江的“食瓶”或者“粮罂瓶”也是“恐魂灵饥”而设的明器。
盘口瓶作为储粮器的功能在江西宋代长颈堆塑瓶上也得到了体现。1979年丰城县梅岭檀城宋咸淳八年（1272）墓出土的一对青白瓷堆塑瓶，盛满了稻壳。
在江西，长颈堆塑瓶为道教葬仪所用。北宋祥符四年（1011）余江李大郎墓 、北宋嘉祐三年（1057）南城陈氏六娘墓
、北宋大观二年（1108）金溪孙大郎夫妇合葬墓
等墓例中所出7件长颈堆塑瓶，形制相似，都是盘口、长颈、颈部塑龙。墓中均发现了道教买地券。
杨后礼先生将江西南宋长颈堆塑瓶上神煞的形状与数量与金元时期的地理葬书《大汉元陵秘葬经》做了对比，认为二者的图像大体吻合 。
《大汉原陵秘葬经》可能是金元时期山西地区的地理葬书，山西地区自唐代以来流行的地理风水之说，其渊源是来自唐代的西京（陕西西安）。以西京为中心，北至山西、河北，南至四川，东至河南，西至甘肃，都受到了唐代西京的影响。
因此，宋代以鄱阳湖平原为中心的地域普遍流行长颈堆塑瓶盘口瓶，实则是晚唐以来北方丧葬文化南传的余绪。
长颈堆塑瓶的使用者，大部分是平民，但也不乏上层人士。如“官居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的施师点，其在广丰的墓葬就出土了一对青白釉长颈堆塑瓶。
因此，杨后礼先生指出，江西在宋代，特别是南宋，较大范围内普遍用长颈堆塑瓶随葬，与宋朝廷崇尚道教有直接关系。长颈堆塑瓶与道教之关系更直接的证据是1950年贵溪陈家村发现的道教三十代天师张宗演墓，一对青白瓷长颈堆塑瓶与“解真三十六代天师圹记”同出。
长颈堆塑瓶分布最为密集的隆庆府（治今江西南昌）、抚州（治今江西抚州）和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县），拥有宋代道教的三座名山之二，即清江閤皂山与贵溪龙虎山。这些事实，都可以证明江西两宋时期的堆塑盘口瓶是一种受道教葬仪影响的随葬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文同意杨文认为长颈堆塑瓶上的图像是《秘葬经》所载神煞个体的浓缩的看法。但也发现，出土长颈堆塑瓶的墓葬，仍然可以随葬大量的俑类
，也就是说长颈堆塑瓶的出现，并不可以整齐划一地替代俑类。民间宗教葬仪似乎没有严格的程式，宋代的道、佛二教都将各种民间图像吸收到自己的丧仪用具中来，彼此借用。如作为佛教圣花的莲花装饰被广泛用于长颈堆塑瓶上作为道徒的丧葬用器。所以，在丧葬用品中，很难单单通过某种图像来确认墓主的宗教信仰。这与宋代南方地区儒释道三教共存的文化背景正好吻合。
多角坛是一种装粮食或钱币的随葬品。多角坛及其变体流行的时间相当长，从晚唐到南宋，它作为谷物储藏器的功能不断被强化。
湖南湘乡棋子乡出土的多角坛，发现有谷壳；湘乡巴江乡出土的多角坛，装有大量的北宋钱币；常德郊区出土的多角坛，肩下开有仓口，侧旁设有梯子，有两人在梯子上作开仓取谷状。明代弘治二年（1489）的多角坛，角被简化，完全变成仓房形式。
浙西南瓯江上游北宋晚期的多管瓶，可视为多角坛的一种演化形式，它也被用来为亡灵供奉谷物。龙泉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五级多管瓶，器身刻有“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太原王记”，瓶盖内有“五谷仓，上应天宫，下应地中，荫子（益孙），长命富贵？”的墨书题记。
在该馆收藏的另一件五级多管瓶的盖内，有“张氏五娘五谷仓柜上应天宫下应地中荫子益孙长命富贵”的24字墨书题记。
福建顺昌九龙山宋墓出土的青绿瓷带盖多角坛内，也盛有稻谷。 顺昌大干良坊宋墓女室出土的青瓷多角坛中，发现了铜钱数枚。
多角坛作为谷仓的功能，从其造型上也得到反映。如长沙马楚墓所出陶多角坛就附有带四条脊楞的屋顶式坛盖（图五，2）。前述湖南宋代多角坛，已吸收了谷仓的仓门等造型。
多角坛作为民间丧葬用器，与道教有一定的关系。福建晚唐五代墓的多角坛，多与神怪俑、买地券一起形成特定的地域组合，暗示着它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如福建漳浦灶山一号唐墓，与多角坛同出的买地券中就有“张坚固”、“李定度”和“急急如律令”等语，是典型的道教文书格式。同出的45件陶俑中，伏听俑、仪鱼俑、十二生肖俑都是北方唐墓常见的随葬品，其中伏听和仪鱼俑更是北方道教葬书《大汉原陵秘葬经》中规定的明器神煞。
多角坛不见于南方中唐以前墓葬，又与中原风格的随葬品同出，意味着它可能是随着晚唐时期的北人南迁流传到南方的一类丧葬用品。
二、盘口瓶的分区及区域交流
盘口瓶是南方地区六朝以来流行一种随葬用品。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和安徽等地的唐墓中常有出土。从中晚唐时期开始，盘口瓶的形制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区域特点更加鲜明。
盘口瓶中可确定为明器或者神煞器的器物，往往都不是简单的盘口瓶造型，多附加了其它的图像。如青白瓷盘口瓶中最常见的“堆塑长颈瓶”（或称“堆纹瓶”、“龙虎瓶”或“魂瓶”），就是堆塑有人物或动物形象的盘口瓶。宋代的盘口瓶常见于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福建、两广发现不多。
根据宋代盘口瓶的形制，大致可以将它在江南的分布分为6个区域，即湘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金衢盆地、瓯江上游地区、闽西北地区、以北流河流域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图三）。下面分述各区特点：
1．湘江中下游地区（A区）
本区盘口瓶的祖型是唐宋这一地区习见的高大的带四系或六系的盘口瓶。从晚唐五代开始，人们对这类瓶进行了改造，一些盘口瓶的腹部或肩部加上了荷叶边的装饰，另一些则出现了图案繁复的围栏装饰。与吴越地区相似，10世纪中叶前后，湖南带围栏的盘口瓶上也出现了龙形堆塑
，但这种装饰并没有流行开来。北宋时期带围栏的盘口瓶总体形制变化不大，但围栏装饰部分新意倍出，图案不下20种。
湖南盘口瓶依口部可分为盘口和盂口两种形制。前者只流行于五代和北宋时期，盂形口的盘口瓶从五代流行到南宋，南宋时已非常接近江西同类器的造型。本区五代北宋时期带围栏的盘口瓶富有地方特色，围栏装饰被广西青白瓷小口修身瓶吸收。南宋以后，盘口瓶在湘江中下游地区逐渐衰落。（图四）
2．赣江流域（B区）
本区用作明器神煞的盘口瓶多堆塑动物或俑类。北宋时期的盘口瓶一般塑龙，造型与装饰上吸收了越窑的文化因素。南宋时期颈部更长，堆塑与道教有关的、成套缩小的俑类或神煞。鄂东南、闽西北、浙西地区都发现过与赣江流域形制基本相同的长颈堆塑瓶。
江西最早的长颈堆塑瓶来自越窑盘口瓶的造型。江西余江出土的1001年青瓷长颈堆塑瓶（图五，11）是江西发现较早的此类明器。这件器物吸收了五代越窑细颈盘口瓶（C型）的细颈、修身造型，又借用了来自浙东粗颈盘口瓶（B型）的盘龙装饰。江西南城出土的1057年青白瓷堆塑瓶则吸收了越窑细颈盘口瓶细颈、修身的造型，荷叶边装饰，以及D型瓶的四鋬和塑龙装饰，并对瓶颈进行了夸张处理。南宋时期长颈堆塑瓶颈部更长，且在肩部堆塑楼阁建筑、仙佛人物、乐伎杂耍、龙虎鸟兽，成为宋代鄱阳湖地区一种特征性极强的地方瓷器产品（图六）。
这类产品出土数量众多。如1983年丰城地区打击破坏古墓葬的过程中，在一个乡就收集了宋元墓葬出土的长颈堆塑瓶一百余对，各地零星出土的也不在少数。
从附表5-2中可以看出，南宋长颈堆塑瓶的出土地点以鄱阳湖平原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最东的出土地点可达福建浦城、浙江江山，西达湖南临湘、醴陵，北越长江到达湖北江夏、黄石、黄梅，南面则到达赣中丘陵地带的广昌、吉安。长颈堆塑瓶的使用，以鄱阳湖东、南、西三侧的饶州（治今江西波阳）、隆兴府（治今江西南昌）和抚州（治今江西抚州）最为集中，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筠州（治今江西高安）、临江军（治今江西樟树）一般有3-4处出土地点。远离鄱阳湖地区的福建路、荆湖路、两浙路只有零星出土。
从质地上看，长颈堆塑瓶以青白瓷多见，也有一部分为青瓷质，一般为就近销售。如抚州、饶州等地的宋代窑场主要生产青白瓷，本地随葬堆塑瓶也多青白釉。隆兴府分宁（今修水）、吉州永丰等地窑场以生产青瓷为主，本地随葬堆塑瓶也多为青酱或酱褐釉。总的来说，堆塑瓶是一类比较粗糙的产品，多选用淘洗不精的胎料制作。它的象征意义高于观赏意义。
3．金衢盆地（C区）
唐宋时期，金衢盆地的婺州窑与浙东越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谭其骧先生认为浙江中区的开始起点在绍兴府西北部，其路径是从浦阳江入婺港和衢港。这条水上交通线将浙东越窑和浙西婺州窑连接在一起。从唐宋盘口瓶的造型和装饰上也可看出两地窑场之间的交流。金衢盆地婺州窑南朝时期的盘口瓶上已出现了贴塑龙。
到了唐代，浙东越窑也生产出贴塑或堆塑龙形的盘口瓶，同时婺州窑吸收了越窑四系盘口瓶等诸多器物造型。入宋以后，婺州窑延续本地区南朝以来的装饰传统，生产一种器身堆塑龙形的盘口瓶，使之成为金衢盆地独特的丧葬明器。（图六）
4．瓯江上游地区（D区）
本区在宋代最大的窑场是处州龙泉窑。从瓷器造型和装饰上看，龙泉窑吸收了越窑和婺州窑的许多文化因素。三地窑场瓷业技术的交流符合汉代以来对浙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开发进程。即由婺州窑率先接受来自越窑的影响，再将这种影响传播到处州地区。以盘口瓶为例，龙泉窑继承了越窑粗颈和细颈（C型和D型）两类盘口瓶的生产传统。在装饰上，北宋前期的龙泉窑盘口瓶以越窑青瓷上常见的莲瓣、宝珠等佛教色彩的装饰内容为主，北宋后期到南宋出现了装饰于盖项的鸡、狗塑形，以及装饰于颈部的龙、虎塑形。北宋中晚期以后越窑趋于衰落，龙泉窑瓷器也逐渐摆脱越窑的影响，形成自己的风格。同时随着景德镇等窑场的兴起，龙泉窑与江西地区的瓷业技术交流增多。部分龙泉窑南宋盘口瓶顶部造型与江西长颈堆塑瓶十分相似，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图六）
5．闽西北地区（E区）
闽西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容易吸收邻近地区的丧葬文化因素。闽西北晚唐墓中有一种浅盘口、矮身的陶盘口瓶。入宋以后，盘口瓶的外形发生了很大变化。盘口瓶形体变得修长，且多附龙纹装饰。南宋时期，闽西北邻近江西的邵武等地还出现了三类盘口瓶，一类器身盘龙，与金衢盆地婺州窑产品十分相似；一类颈部盘龙，与浙西南龙泉窑同类器相近；一类在肩部堆塑俑类，与鄱阳湖平原长颈盘口瓶如见一辙。与瓯江上游、金衢盆地和鄱阳湖平原在丧葬用器上的广泛联系，是闽西北地区显著的特点。（图六）
6．以北流河流域为代表的岭南地区（F区）
广西的窑工将湖南盘口瓶的围栏装饰借用到小口修身的瓶上，制作出独具特色的地方丧葬用品，也从中再次看到两地的文化联系。（图七）
7．盘口瓶的区域交流
瓷质盘口瓶是南方地区六朝时期的流行器类。从晚唐五代开始，各地盘口瓶的形制发生了较大变化。如浙江越窑和婺州窑出现了堆塑龙形的盘口瓶，而湖南的盘口瓶上出现了围栏装饰。江西地区入宋后，出现了一类被称为“堆塑长颈瓶”的盘口瓶，特别是在南宋时期，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流行堆塑神煞俑类的盘口瓶，并沿着交通线流传到周边地区。龙形和俑类堆塑的出现，是盘口瓶自晚唐以来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从盘口瓶的演进中，看到了浙东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晚唐到宋初，越窑技术向西、向南不断扩散，在江南各地生产的盘口瓶中，往往可以看到越窑青瓷的痕迹。
晚唐五代浙江的盘口瓶至少有4种形制，其中3种形制为浙东越窑所创造，它们的功能也应存在差异，但这4种盘口瓶都对相邻地区的盘口瓶的形制产生了影响（图五）。
就这4种盘口瓶的装饰而言，唐五代时期浙西四耳带盖盘口瓶（A型）和浙东四鋬粗颈盘口瓶（B型）上都有贴塑或堆塑龙的装饰。另两类无耳的盘口瓶（C型和D型）主要为浙东越窑生产，一般不见堆塑动物形象，常用莲瓣和荷叶边装饰瓶身，盖钮作宝珠或塔形，与浙东佛教文化的昌盛有一定的关系。从质地上看，带鋬、有龙的塑形的两类盘口瓶一般形体较大，质地比较粗糙，另两类盘口瓶则制作精致，其中细颈修身的盘口瓶（C型），其祖型可能来自唐代金银器。
所以，这4类盘口瓶在使用功能和使用对象上应存在差别。A型与B型盘口瓶无疑是民间用品，前述为“新化亡灵王七郎”定制的青瓷粮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不过，各地民窑在制作专门用于丧葬的盘口瓶时，不加选择地吸收了浙江4种盘口瓶造型与装饰特点，包括或许是作为生活用品的浙东越窑生产的C型和D型盘口瓶。
在北宋以前堆塑或贴塑龙纹的装饰手法以婺州窑最为盛行。在浙江武义南朝元嘉墓即出土了肩部贴有龙纹的盘口瓶。
晚唐五代，湖南等地的盘口瓶上也发现了龙纹。两宋时期盘口瓶上的龙形装饰更加普遍。
瓷器上堆塑俑类和其它图像是浙江青瓷窑场，特别是浙西婺州窑特有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北宋时期部分地为江西地区吸收。北宋时期江西的一些陶罐上就已经出现了人物塑形，南宋以后，成套的俑类被放置到盘口瓶的肩部，成为鄱阳湖平原独特的丧葬用品。
北宋时期各地的盘口瓶多吸收了浙江地区盘口瓶的风格，特别是五代宋初浙东越窑的产品，成为江南民窑模仿的范本。南宋时期，江西的青白瓷长颈堆塑盘口瓶，成为流行范围最大的明器神煞。从长颈堆塑瓶的分布看，它的中心区域在鄱阳湖平原，沿着交通线向外传播，但一般停留在离中心区域不远的地点或山口附近。
从江西进入闽西北，可从抚河游域经过铁关和杉关到达富屯溪，或从信江支流铅山河逆流而上经分水关到达崇安，沿闽江支流崇阳溪南行。前者至今是闽赣交通的主要通道。在邵武和顺昌等地发现的堆塑长颈瓶应受到了来自抚河地区的影响。鄱阳湖地区与湘江流域的交通则是通过罗霄山脉间的低矮谷地。其中，经过袁水上游谷地，过老关可到达醴陵。临湘、武汉、江夏及鄂东地区发现的堆塑瓶可能是通过长江干流传播的结果。
三、多角坛的分区与区域交流
多角坛在南方的出现，本文所见的考古材料最早为中晚唐时期，集中发现于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漳浦、温州瓯窑系窑址、浙西婺州窑窑址和湖南长沙一带，是中晚唐时期在南方地区出现的一种新的随葬明器。多角坛在湖南、福建、浙江、江西、湖北等地的唐宋墓葬中有不少发现。两湖与江西的多角坛一般为釉陶质，浙江为青瓷或黑瓷质。青白瓷的多角坛，主要流行于闽西北地区。
根据多角坛的形制，大致可以将它在江南的分布分为5个区域，即湘江中下游地区、金衢盆地、浙西南瓯江上游地区、闽江下游及瓯江下游地区、以北流河流域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图八）。下面分述各区特点：
1．&湘江中下游地区（A）
本区是最早流行多角坛的地区之一。多角坛一般为釉陶质，大约出现于晚唐时期潭州（治今湖南长沙）
，是这一时期湖南葬俗变化的产物。这一时期葬俗的变化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砖室墓为土坑墓，二是俑类衰落，出现多角坛与盘口壶的组合。
本区晚唐五代的多角坛腹部一般分为五层，每层的前后四方附角一个，角中空。北宋时期的多角坛与五代相比变化不大；南宋时期增加了蟠龙、犬、鸟、人物等雕塑，谷仓功能被强化。
本区多角坛流传到邻近的赣西、鄂东地区，在鄂东南的江夏、赣西北铜鼓和和赣西永新发现的北宋多角坛，形制与湖南稍早的多角坛一脉相承。广西北流河流域的青白瓷多角坛系湘江中下游地区多角坛的地方变种。（图九）
2．金衢盆地与闽西北地区（B区）
本区也是江南最早流行多角坛的地区之一。中晚唐时期的婺州窑已生产青瓷多角坛。武义出土的中晚唐多角坛，器形似瓶，腹部自下而上逐股弧收成级，每级按等距离装饰圆锥形四角，上下角垂直，有盖，并施褐色釉作装饰。
五代和北宋的多角坛沿续了这一造型。（图十）
本区多角坛富有地方特色的造型有两点，一是盖顶的宝珠形纽，这是浙东越窑盖类常见的造型；二是器身有时堆塑蟠龙等动物形象，系沿续了本地区早期魂瓶的装饰传统。如武义纪年宋墓（1078）出土的多角坛，在每级器腹上做出对称的羊角装饰，坛身还盘绕着龙的塑形，盖顶也有堆塑动物。
（图十，8）
与金衢盆地多角坛造型相似的器物在闽西北地区宋墓中常有发现，反映了这类器物的一个传播方向。如顺昌宋墓出土的青瓷多角坛，也有锥状的多角装饰，坛盖做亭台式，附有宝珠形钮（图十，5）。有的多角坛器身也堆塑龙形（图十，6）。
3．瓯江上游地区（C区）
瓯江上游地区唐五代多角坛不发达。庆元唐墓出土的多角坛，从盖到底，有五级荷叶边饰，器肩有五个羊角形装饰
，形制与瓯江下游和金衢盆地有所不同。入宋后，瓯江上游以龙泉县为中心出现了一种叫多管瓶的地方丧葬用器。其祖型可以明确追溯到这一地区唐代多角坛。
本区多管瓶从造型上可分成两类，一类吸收了金衢盆地婺州窑多角坛多级腹部和宝珠形钮的造型，并将本区唐代多角坛肩部的五个羊角装饰变成多个直管。典型的造型是直口，带盖，五级腹部，肩附五个直管，有时也被称为“五管瓶”。另一类多管瓶腹部不分级，吸收了五代宋初浙江越窑细颈盘口瓶的造型并对之加以改造，保留荷叶边装饰，在肩部做出多个直管。此外，还有多管瓶揉和以上两类多管瓶的造型。总的来看，多级器腹的造型从唐代到南宋逐渐退化。
在装饰方面，唐五代时期以素面为主；北宋时期多莲花及其变体花纹（如荷叶边堆饰），反映了来自浙东越窑的影响；南宋时期，盖面或器腹保持着莲花装饰，但坛盖上的宝珠形钮多为鸡、狗形钮取代，有的还有颈部塑出龙、虎、星、月等形象。（图十）
4．闽江与瓯江下游地区（D区）
本区也是江南最早出现多角坛的地区之一。瓯江下游的瓯窑从唐代开始生产青瓷多角坛，福建福州、漳州等地唐五代墓出土的多角坛与瓯窑产品多有相似。其特点是器身修长，角形装饰为空心管。福建沿海出土的唐五代多角坛还有带瓦楞的器盖，象征仓房建筑。
入宋以后，南平以下的闽江下游地区的多角坛造型发生了变化，腹部分级很不明显，多角装饰退化，与本地区唐式多角坛不同，也不同于闽西北地区。（图十）
5．以北流河流域为代表的岭南地区（E区）
广西地区从至迟从北宋中晚期开始生产青白瓷多角坛
，桂东北流河流域的容县、藤县等地即是青白瓷多角坛的生产区。广西宋墓出土的青白瓷多角坛也主要集于北流河流域，说明这一带也是多角坛的主要使用区。这种产品在生产之初便显示出工艺上的成熟，如腹部均衡的五级，腹壁的贴塑，表明其技术来自于异地。本区在此前是否存在其它质地的多角坛，目前还不清楚。本区宋代多角坛角部装饰不明显，多变形为谷芽或“S”形。其造型源头应是湘江中下游的多角坛，北流河流域宋代多角坛可以视为湖南多角坛的地方变种。
从北宋中晚期到南宋，北流河流域多角坛造型发生了两个变化。其一是形体从矮胖向瘦削演变。到南宋时期，腹部的分级已不明显，有些只做出类似瓦楞的样子，但每一条瓦楞贴上圆饼形装饰，可视为角形装饰的孑遗；另一个变化是，北宋时期坛盖顶上的宝珠装饰，到南宋时期为鸡、狗等动物塑形取代。广西多角坛上莲花装饰及动物塑形的共存，与浙西南龙泉地区颇有同曲异工之趣。南方其它地区常见的龙形、人俑等塑形，在这一地区不发达。（图七）
6．多角坛的区域交流
从多角坛的形制看，五个区域已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同时体现了区域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1）湘江中下游地区与周边的联系。
湖北和江西发现的多角坛分布在与湘江交通便利的地点，湖北江夏、江西铜鼓和永新，均发现与形制与湘江中下游地区相同的多角坛。
鄂东南与洞庭湖平原的陆路交通主要是沿幕阜山西北的山麓地带，今武汉市江夏区在宋代隶属鄂州，为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到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的陆路必经之地。江西铜鼓位于九岭山西北侧，从铜鼓西南行可到浏阳河上游。永新位于武功山与罗霄山之间的河谷地带，从永新西行翻越罗霄山的交通线是沟通赣中南和湘江中游的主要交通线。铜鼓、永新与湘江中下游地区的交通，比鄱阳湖平原更为便利。便利的交通为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并在丧葬用器的形制上得到鲜明的反映。
（2）湘江中下游地区与北流河流域的联系。
广西多角坛实则为长沙等地多角坛的变体，湘江通道是在历史时期的文化传播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湖南的文化因素很容易随着移民、商旅甚至战争传播到广西。广西唐宋瓷窑主要分布在西江等大河及其支流上，多角坛的流布也不例外。这与中原汉族对岭南的开发进程是一致的。中原汉族开发岭南，往往只能从交通枢纽的城市入手，然后渐次向山区开拓，于是岭南形成了“汉人城居、土人乡成”的格局。因此，唐宋时期岭南以汉人风俗为主的州郡，也自然全都分布在岭南水路交通沿线，具土著风俗浓厚的各州，则遍及岭南西部及相邻的东部大云雾山、云开大山两侧。
瓷器生产和使用的主体是汉族，它向岭南的传播，也是汉族开发岭南的一个标志。
（3）北流河流域与浙西南、闽西北的联系。
南宋时期广西多角坛上还出现了流行于闽西北、浙西南的鸡、狗塑形，这是来自湘江流域之外的文化因素。鸡、狗形象多见于福建尤溪等地的北宋壁画
，鸡、狗塑型则多见于龙泉窑青瓷和闽西北的明器装饰上，可以认为是来自那一带的文化影响。这种跨越自然区域的文化传播往往以一定规模的移民为媒介。宋代福建存在向广西东部沿海地区的移民
，青白瓷多角坛的产地也正是沿海地区的容州（治今广西容县）和藤州（治今广西藤县）。突然出现在广西青白瓷多角坛上的鸡、狗塑形代表着本地区丧葬传统的转变，可能与宋代南方地区内部的移民有关。
（4）金衢盆地与闽西北和瓯江上游地区的联系。
金衢盆地与闽西北之间有穿越仙霞岭的陆路。《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本纪》乾符五年（878）云：“黄巢之众，再攻江西，陷虔、吉、饶、信等州，自宣州渡江，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遂陷闽中诸州。”经黄巢修整的这条山路就是一条连接衢州（治今浙江衢州）和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的道路，也是五代时人们进入建州常走的路。
闽西北发现的与婺州窑相同的多角坛，很可能就是进入闽西北的移民带来的新的丧葬用品。
衢州与处州（治今浙江丽水）的交通则可沿两州之间的河谷地带南行。衢江支流乌溪港发源于仙霞岭，在衢州附近汇入衢江，另一条支流灵溪由仙霞岭南流在龙游附近入衢江，溯两河南行穿越仙霞岭，即可达瓯江上游的松阴溪，松阴溪与龙泉窑所傍的龙泉溪相通。这些水陆通道将浙江西部地区的两大青瓷窑场——婺州窑和龙泉窑联结在一起。从唐宋时期两地多角坛和多管瓶的造型上，就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技术交流，特别是龙泉窑对婺州窑技术因素的吸收
闽西北地区为闽江及其支流流经，这些河流是联结闽赣、闽浙的主要交通线。晚唐五代以后的历次移民中，闽西北地区都是移民入闽的重要通道。
（5）福建沿海地区与瓯江下游的联系。
两地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海上交通或沿海陆路来完成的。这种联系在多角坛的形制上反映得尤其明显。如漳州、福州等地唐五代墓的多角坛，与唐代瓯窑同类器如出一辙。
宋代时期南方瓷质明器神煞主要分布在长江与南岭之间的地区，其中长江下游平原、皖南和环太湖地区、浙东地区，是江南受中原文化影响最早、最深的区域，宋墓一般不见堆塑盘口瓶和多角坛等地方型明器。
宋墓出土的盘口瓶大致可分为6个区域，多角坛可分为5个区域，它们反映的江西、两湖、两广的分区，不仅基本符合唐宋时期道、路的划分，也与北宋初期的全国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关于各州风俗的记载相符。长颈堆塑盘口瓶在江西的广泛流布，证明直到南宋时期，江西基本上是一个以鄱阳湖为中心的统一文化区。多角坛、盘口瓶的组合在潭州的集中发现，与五代宋初湖南中原文化主要沿湘江一线传播、多元化文化在湖南并存的格局的情形是相符的。多角坛所反映的瓯江下游与福建地区的联系，则证明温州有“瓯越之风”的特点并非虚言。宋代处州龙泉窑在北宋前期大量吸收越窑的瓷业技术，模仿其造型与装饰特点，又可以从处州、台州、越州、明州处于同一风俗区中得到更多的解释。关于宋墓随葬品体现的考古学分区与地理志的体现的文化分区之间的关系，将另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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