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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在它的光辉形象目前，中世纪的幽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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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在它的光辉形象目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这次革命指的是A．古希腊智者运动B．文艺复兴运动C．宗教改革运动D．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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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自西来！骐骥腾空：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马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马
　　如果没有马，人类的文明进程会大相径庭。早在史前时期，人类就把马从美味的猎物转变成一种交通手段、劳动工具和战争机器。通过激发人类的激情和雄心，马促成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鼓励人类迁徙和征服，并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意）费班尼斯《马》
　　六畜里面，马最晚被驯化。但与其他的五畜相比，马重要得多，即是食物来源、生活帮手，也是战争利器、艺术图腾，直到一百年以前，马都是人们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学者郭物在他的著作《国之大事：中国古代战车战马》一书里这样写到：“在无限和有限的时空中更快、更广地活动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马是人类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动力和载具。马的速度、力量和耐力远远超过了人，借助马的长处，人实实在在地壮大了自己，找到一种迅速扩大活动范围的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布封也说：“人类文明史上最高贵的一次征服，乃是对马的征服。”
　　人类征服了马，马也征服了人类，马的宁静、高贵、勇敢，以及自由洒脱的气质，无不让人们倾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游牧文明的依托
　　最初，人与马的关系十分单纯，人从马的身上获取肉食、马奶和皮毛，而马则通过人的驯养不断繁衍壮大，逐渐衍生出不同的种群。这时，文明的曙光从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冉冉升起，缓慢而宁静，人们用最简单的工具从事生产，吃着最粗糙的食物，过着最简陋的日子。在缺乏交通工具的年代，不同文明之间鲜少直接交流。然而，当一部分人跨上了马背时，一切便统统都变了。
　　史学家认为，最初跨上马背的是古印欧人，他们发源于乌拉尔山到高加索山一带，那是欧亚草原的西部，马的故乡之一。考古人员曾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北部波太遗址和乌克兰的德莱夫卡遗址中发现大量公元前4000年的马骨，它被认为是人类驯化马最早的直接证据。古印欧人是白种人的先祖，今天所有的欧洲白人，以及曾被东方文明所牢记的雅利安人、月氏人、塞种人等等，都与古印欧人直接关联。
　　与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以及两河流域的古波斯人比起来，古印欧人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那里气候干燥，冬季严寒，食物匮乏，没有条件去发展足以让人口生息的农业种植技术。光靠畜牧与捕猎所取得的收获是很有限的，现实的逼迫让古印欧人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居住，寻找食物与生存空间，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像中世纪的维京人。他们在不断地迁徙、寻找中偶然发现了马的新功用——运输，于是，一种新的文明诞生了。
　　印欧游牧民借助马的力量不断迁徙，并在欧亚草原的各个角落催生出不同的子文明。法国历史学家勒内o格鲁塞在其著作《草原帝国》中这样形容游牧民与马的关系：“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
　　因为马，游牧民拓展了生命的半径，也找到了生活的方法，同时还衍生出一种新的崇拜——马的崇拜。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述，“游牧的马萨盖特人在诸神中间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品是马，他们把马作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因此，考古学家在许多个欧亚草原的古墓葬中发现大量的马骨，它们不是用于祭祀，就是某个游牧部落首领死后的陪葬品，显然，一个在马背上生活了一辈子的王，无法忍受死后没有马的日子。
　　今天，地处欧亚草原地带的所有民族，依旧对马有着深刻的眷恋，不管是蒙古人、哈萨克人、土库曼斯坦人、乌克兰人，或者哥萨克人，马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也是其文明的依托。
　　冷兵器时代的利器
　　冷兵器时代，马是最具机动性的战争工具，谁拥有足够数量的优秀马匹，谁就掌握了克敌致胜的法宝。历史学家王曾瑜说：“马用于战争所带来的机动性，只有后来坦克和飞机的发明才得以超越。”
　　自从游牧民族跨上马背的那一刻起，世界文明的格局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培根曾在其《随笔》中这样写道：“在古代时期，战争往往来自东方。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鞑靼人，这些侵略者都是东方人。”实际上，“这些侵略者”都是马背上的民族。
　　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农业帝国便不断地遭受游牧民袭击，古巴比伦城被赫梯人洗劫，亚述人攻入欧洲，印度河文明被雅利安人征服，黄河文明也不断被骚扰……马不仅改变了游牧民的文化，更彻底颠覆了上古时期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军事实力的对比。在机动性更加强大的“野蛮人”面前，人口、经济、文化占优势的定居民族一筹莫展，他们见到马，就好比古罗马人第一次见到战象一样，惊恐万分。“马的驯化，使古代印欧人作为游牧民拥有了比南方农业和商业民族更大的优势。”（汤因比）
　　从军事史的角度分析，人类对马的使用可分成三个阶段：
　　首先，是战车的投入。从东哈萨克草原辛塔施遗址出土的双轮马拉战车遗物判断，至少在公元前2100年以前的欧亚草原上，游牧民便是驾着这种马车东征西讨。他们来到埃及、巴尔干半岛、塔里木盆地、伊朗高原和印度，在摧毁当地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文明。而在中国，马车的存在同样由来已久。史料记载，商汤灭夏的法宝是“良车七十乘”，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曾多次出土战车遗物。其后，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周武王灭商动用了“戎车三百乘”，春秋时代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军的主力是“车七百乘”，战国末期，秦军在攻灭六国的过程中，动辄出动千乘以上。有一种说法，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除了戮力革新，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战马与战车的优势。秦人的先祖善于牧马，被周孝王器重封于秦地，后来秦人又与游牧的西戎打了数百年的交道，锻造了强悍的尚武之风，更取得了大量的西方良马，让他们以后在征战六国的过程中无往而不利。
　　其次，是骑兵的大量运用。战车虽然增强了速度与冲击力，但受地形的限制非常大。因此，游牧民族率先摒弃了它，采取更加机动灵活的骑兵作战，于是，一种更加恐怖的闪电战开始了。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凭着弓骑兵的优势迅速崛起于两河流域。公元前53年，克拉苏所率领的4万罗马军团，惨败在安息帝国的2万骑兵之手，不仅全军覆没，连带赔了自己的性命。公元前201年，意气风发的刘邦率领汉军32万准备北击匈奴，却不料被对方的40万铁骑牢牢围困于白登山，整整七日夜，一筹莫展。也许，当年古希腊人正是因为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斯基泰骑兵，才在噩梦的惊扰下创造了“半人半马”的传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骑马民族国家》一书里这样评价，“骑马战术的出现，不仅是战争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在人类史上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对欧亚内大陆游牧民的骑马民族化及国家形成和开展侵略以决定性的条件，而且，连阿拉伯民族伊斯兰化势力的发展，蒙古民族的兴起，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征服，也全是因为有了这种骑马战术才具备了可能性。”
　　最后，是马镫的发明。早年的骑兵没有马镫，骑士们只能双脚悬空，用脚紧紧地夹住马腹前进，虽然它比马车有所进步，但长途奔袭仍显吃力。马镫的发明则完全改变了这一劣势，人和马彻底地合二为一，成为完美的战斗组合。战车来自于西方，马镫则来自于东方，根据目前已有的考古证据显示，公元三世纪的鲜卑人率先发明了金属马镫，并把它推广到整个中原地区，乃至朝鲜半岛与日本。西方使用马镫晚了中国数百年，直到公元6世纪柔然人的入侵，欧洲人才第一次领略到这个小物件的重大威力。从此，欧洲开始全面推广马镫，并进一步催生出一个新的时代——封建时代。
　　文化交流的“使者”
　　马被运用于战争，其破坏力有目共睹，几千年以来，被“蛮族”毁灭的文明国度数不胜数。无论雅利安人、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或者蒙古人，其铁蹄所至，无不是残砖破瓦、经济凋敝、人口锐减的画面。
　　然而从另外一个层面看，马的运用增加了人的活动半径，也增进了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的频率，从而催化出更加先进的文明形态。欧亚大陆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以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其肇因全跟马背上的民族相关。不可否认，战马带来了杀戮，但也带来了文化的交融、思想的碰撞。柔然人带去的马镫开创了欧洲近千年的封建制度，蒙古人携带的火药更让欧洲人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阿拉伯人带去的中国的印刷术，为欧洲的启蒙运动、知识普及提供了最好的传播工具。因为马，东西方文明进行了近距离的深入交流。 &
　　甚至，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也跟马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前115年，张骞与他的使团用西域良马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带回了中原，使汉民族第一次见识到新奇的西方物种。几年后，汗血宝马的到来进一步刺激了汉武帝向西遥望的决心，从而直接促成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东汉时代，洛阳的白马寺是为了纪念一匹驮着经卷从西域归来的白马而建。唐朝初年，玄奘凭借马的力量将厚重的佛经从印度带回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西游记》里的白龙马是一个隐喻，它既呼应了白马寺的主角，也凸显了玄奘坐骑的劳苦功高，它沉默、坚忍、牺牲奉献，它的最终修成正果，喻示着古代中国人对马的集体讴歌。
　　谈及马对人类的贡献，还不得不提古代的邮驿制度。2000多年以前，东西方各国都先后建立起完备的交通信息网络。波斯人、埃及人与罗马人都曾大修驿道，建立驿站，供骑兵与马夫来往疾驰。试想，如果当年希腊人及早拥有驿马，恐怕也就不会出现马拉松的悲剧。
　　而在中国，西周就有了初步的官方邮驿系统，一直发展延续到清末。在过去，传递消息的人被称为“健步”、“邮人”或者“递夫”，邮驿的马车叫“传遽”、“传车”。汉朝驿传制度基本成熟，“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并在交通要道上每隔30里建一“置”。置是“驿置”，又叫“传置”，指配备了马车，专门用来递送紧急公文用的大型驿站。丝绸之路正式疏通以后，来自西方的商旅、使者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皆可以乘坐沿途驿站提供的车辆或驿马，直抵长安。
　　唐代邮驿制度发展完备，全国总共有驿所1639处，据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显示，唐代在敦煌设有“传马坊”，在西州（吐鲁番）设有“长行坊”，这些机构都饲养了大量马匹，可以分成战马、驿马和专供皇亲贵族骑乘的征马，马的身上都烙有印记，标明年岁、类型、体力状态等。当时，西州建有驿道11条，敦煌建有驿站20个。发达的驿传制度，对唐朝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文献记载，当时骑快马从金城（兰州）到长安，6到7天便可以跑完一个来回。
　　唐代诗人王维的一首《陇西行》，很传神地描述了古代通讯中马的重要性，“十里走一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峰戍断无烟。”边关告急，偏偏天降大雪，烽火点不起来，这时候，唯有指望马了。
　　13世纪，蒙古人开创了历史罕见的辽阔帝国，为了有效进行管理，他们设立了四通八达的驿传制度，叫“站赤”。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元大都），正式颁布《站赤条划》，即以北京为中心，统一蒙古站赤与汉地邮驿制度，建立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网路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网路。从此，元朝的交通信息网达到完备，任何一条消息，都可以快速且畅行无阻地传递到欧洲。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以及走向巅峰的路上丝绸之路，都有赖于这样完备的交通信息体系。清代史学家万斯同曾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朝是东西方政治、文化、商贸交流最频繁的时期，除了海上的船，陆地上，马是最大的功臣。
　　一百年前，随着电报、电话、火车、汽车的发明与普及，马彻底退出了人类的交通与信息传播体系。然而谁也不能忘记，在此之前，它已经在这条路上奔跑了数千年。
　　（《丝路发现》杂志2016三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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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人类理性的觉醒——西方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人类的理性觉醒历程.pdf 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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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启蒙与人类理性的觉醒——西方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人类的理性觉醒历程姓名：尹强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伦理学指导教师：潘佳铭;彭自强启蒙与人类理性的觉醒——西方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人类的理性觉醒历程专业名称：伦理学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指导教师：潘佳铭副教授研究生：彭自强副教授中文摘要启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当代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任何人都不能避免受束缚受蒙蔽而不自由的命运，不管这种不自由是来自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但人类的命运并不注定是不自由，而是追求自由和解放。理性作为启蒙的一个维度和人的本质之一，便成了本文的主题。今天看来，启蒙虽然并不独属于哪个时代，但作为一个近代意义的概念，最先却是由西方学人提出，所以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西方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启蒙时代人类理性的觉醒历程，而其中便包含了启蒙的意义在。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简单的阐释启蒙的涵义，并通过康德对“启蒙运动”的界定，将本文的论点限定在理性启蒙的范围内，从而引出理性作为人的最重要本质，在中世纪前期是如何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压制的。第二部分：启蒙不仅仅是理性的觉醒，感性启蒙是理性启蒙的前奏。这一部分将阐释中世纪后期，即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感性欲望的觉醒和宗教改革时期个人主义的张扬。第三部分：历史从来都不是断裂的，所以这一部分将阐述十七世纪笛卡儿的理性之光，并重点阐述被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的十八世纪的理性确立的表现，即理性的方法基础、理性的道德维度和理性的批判本质。第四部分：启蒙是不断的，理性是批判的。所以这一部分将阐释现当代学人对启蒙的反思，并得出“不断启蒙”的结论。关键词：蒙蔽启蒙感性启蒙理性启蒙反思reasonTheandtheofthemankind’sawakeningenlightenmentto————t11econrseofreasonfromMiddleawakeningageErdightenmentageEthicsMajor：EthicsSpeciality：AppliedPanAuthor：YmProfessorJiamingQiang(2001019)Supervisor：AssociateAssociateProfessorPengZiqiangAbstractisaaintheme，alsoEnlightenmentcharminghotspotthatthefatebefetteredorbemadehimcomfortlessinthecouldnotthathoodwinkedescapeisorimmanenthistoricalthiscomfortlessnessfromexteriorfiver,whetherlongisnotthefateofmankind．butthefreedomandcomfortlessnesspredeterminateofandman’SReasonthaniSbecometheofdimensionalitiesoneessence，theenlightenmentofCanthatnottowhichthemesaythoughenlightenmentbelongstimesmypaper．Today，WeasWasforwardatheoccidentwillidea,itscholars．Soonly,butlatter·daybringbymypapertheemll啥eofreason’Sfromthefromtheexpatiateofhistoryoccidentmiddleexpatiateanglethecoresetheoftoilluminativetheageage．Andembodyenlightenment．Fourmeaningpartsincludes：paperPartandtheoflimitintheone：expatiatemeanmgargumentationenlightenmentsimplytheofreasonKant’Son“illuminativeenlightenmentmovement”，scopethoughtexoatiatinghowthetheandreasonWasChristianbeliefthesequentiallyexpatiatesuppressedbyduringofMiddleprophaseage．Partisnotalsotheofthetwo：Enlightenmemonlyreason，butawakeningsensibilityanditistheofreasonwilltheerdightenmentenlightenment．T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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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爱情的历史进程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财富已经显著地增多了。这样，私有制就产生了。男子由于生理条件有利于从事较复杂、较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的发展，使他们在经济地位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私有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财产的继承权。男子为了改变原有的母权制社会那种不利于他自己的子女继承财产的状况，就必然会产生出变母权制为父权制的强烈愿望。随着男子在人类经济生活中重要性的增加，他在各方面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于是他们提出了借更改子女的姓氏，从而达到改变母权制社会的实质。母权制的被推翻，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父权制社会取代母权制社会后，—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父亲的遗产只能由他的后代来继承。可是从古以来实行的两性关系上的乱交，使子女可以十分容易地确认自己的母亲，却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父亲。两性性交与怀孕、分娩之间因果关系的奥秘被人们发现以后，父权制社会只有通过唯一的方法才能保证子女确实是这个父亲所生的。那就是对妻子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这种制度要求任何一个女人，除了她的丈夫外，不得再与任何一个男子发生性交关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女性所要求的贞操权的内涵。原来女性争取贞操权的目的只是为了躲避自己不喜欢的男人的纠缠，可是对自己“中意”的其他男子，女人还是十分乐意与他发生两性关系的。在一夫一妻制的条件下，即使是女子“中意”的男子，贞操的要求也不准她与他发生两性关系。由此可知，父权制是以牺牲女性与除丈夫以外的其他男子的爱情为代价的。
在过去，每一次两性关系的发生，都是爱情的结果——尽管这种爱情是多么不完全，多么短暂，但毕竞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两性爱情权利的实现。可是现在却完全违背了两性关系当事人的意愿。男子的求爱按男方家族或家庭的求婚所替代，这个求婚对象并不是男子本人爱情的对象。求婚与求爱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注重双方经济、政治等外在条件，而后者注重双方个人素质品格方面等内在条件。女方家族或家庭接受求婚按称为允婚，它也是完全忽视女性当事人主观意愿的包办行为。
这样，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就已经开始萌芽的人类爱情，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人类爱情的进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产生了“先结婚，后恋爱”．&
“一夫多妻制”、&
“青楼勾栏”式的爱情和“骑士之爱”等多种形式的爱情变体。
一& “先结婚，后恋爱”
过去是对求爱者进行选择后，才同意发生两性关系。现在变成只有在发生了两性关系以后，男女双方才开始相互熟悉。由于“父母之命，媒说之言”是社会处理两性关系的最高准则，因比，在婚前，男女之间是无法自由选择、自由交往的，因而他们之间也就缺乏最起码的相互了解：连面长面短都不清楚，显然无从产生爱情。
可是人类爱情实践证明；&
“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的婚姻，并不件件都是爱情的悲剧，这是因为人类的爱情采取了“先结婚，后恋爱”的发展路线。
宋代卓越女词人李清照，从小天资聪敏，苦学不。长大后由“父每之命，煤的之言”嫁给了大学生赵明诚。婚后夫妻俩恩爱异常。他们都酷爱金石艺术。每当大学放假，赵明诚就找出些衣服什物到当铺去压几百文钱，然后到开通大相国寺的书摊上，买回几册金石碑拓，拿国家去与妻子一道研究探讨。夫妻二人立志要“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为此，他们节衣结食，把积攒下来的钱，用以购买历代金石珍品。他们每搜集到一本古籍，都要从头到尾校对几遍，写上题记，贴上标签，每遇见一件艺术文物时，都要仔细地观察，把上面的图菜花纹临摩下来。
他们的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但是共同的志越和理想，使夫妻二人情投意合，感情日骂。婚后没几年，他们收集的金石碑刻已达两千卷，而且对每一卷都进行了颇有见地的研究。后来．夫妻二人又通力合作，写成了有极高价值的《金石录》一书。
即使婚姻的基础很差，只要经过两性当事人的努力，也仍然可以使爱情循着“先结婚、后怒爱”这条路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酌先驱李大别，同他的夫人赵纫兰就是走的这一条人生爱情之路。
李大钊幼年父母双亡，与年巳70的祖父共同生活。在李大钊10岁那氓祖父之众媒的之言，给他定亲完婚。10岁的李大钊与16岁的新娘子同房，组成了中国最奇特、然而也最司空见惯的畸形婚姻。这种婚姻，当然无爱情可言。赵纫兰是一个勤快、朴实、忠厚的好姑娘，进了李家就桃起了生活的重担，照顾祖父，让年幼的丈夫安心上学。在李大钊漫长的求学岁月中，赵纫兰作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使长大了的李大钊深为感动，夫妻之间的感情与日俱增。他们之间的爱情，要比婚姻迟到十年之久。尽管后来他们之间无论在学问、才华、地位、身分等方面部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爱情像是巨大的磁力把他们俩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路后来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生活之路，使这一对赤诚相待、心心相印的夫妻，弥补了所有爱情上的先天缺陷。
李大钊夫妇那种畸形的爱情，在今天的社会虽然已经绝迹了，但是在我国精神文明还很不发达的储况下，尤其是有些农村，&
“父母之命，媒说之言”仍然是青年男女解决婚姻问题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如果爱情学的理论无视这种现实，那显然是不合适的。
从理论上说，&
“先结婚、后恋爱”这种爱情途径，虽然在婚前缺乏感情基础，但是只要婚后双方都尽力培植、爱护这颗新芽，爱情之花还是能够盛开的。几千年来，无数对男女幸福的爱情生活就是明证；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肯定包办婚姻的正确，而只是为了说明，建立真正爱情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当然也不排除“先结婚、后恋爱”这种方式。&
“先结婚、后恋爱”，是相对于“先恋爱、后结婚”而言的。实际上，对于一些选择决断能力比较差，社会阅历少，两性交往经验不足，性格比较内向，与异性接触比较腼腆的青年男女来说，也许有经验的长者帮他们选择合适的对象，对于他们婚后爱情的培植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自由恋爱并不是每件婚姻部那么美满，；“父母之命”也并不是每件婚姻都那么不幸。由此可见，任何事物的好坏都是相对而言的。好的爱情基础，如果不注意爱护培植，同样也开不出鲜艳的爱情之花。
二、一夫多妻制
如果说丈夫对妻子的爱情发展途径不论何种原因，受到了阻碍，那么对于男子来说，还可以从多妻制中寻求新的爱情途径。
摩尔根说：&
“在希腊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利己主义或蓄意的自私主义在男子之中作祟，致使降低了对于妇女的尊重，就是在野蛮人之间这也是罕见的。这种主义表现于他仅家庭生活的方式中，在高级阶层之中，将妻子与外人隔离来强制一种独占的同居，在丈夫方面却不承认有相互的义务。”①私有制对财产合法继承人的承认，必然要求对妻子的性自由加以限制，妻子只是丈夫婚生子女的母亲，是丈夫家庭中主要的管家婆和女奴隶们的总管。女奴隶的广泛存在，使得富有的奴隶主有了广泛的自由性交的对象，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妻，仍然过着乱交的生活方式。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的产物，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因为只有那些特殊人物，才能占有众多的女奴隶，在荷马史诗中，被俘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肉欲的牺牲品。胜利者者按照他们军阶的高低或权势的大小，依次从她们中选取最美丽者。全部《伊利亚特》就是以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争夺女奴隶布里塞伊斯为线索展开的。《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人在远征特洛伊的途中，对他们船上的女战俘恬不知耻地、毫无节制地尽情纵欲取乐。亚加来农为了缓和与阿基里斯的矛盾，在一次酋长会议上建议，除了给阿基里斯各种战利品外，再给他7名美艳超群的勒斯比亚女子。这些女子本来是亚加米农留给自己淫欲之用的战利品。并且还答应在攻下特洛伊之后，再让阿基里斯挑选除海伦王后以外的20名特洛伊美人。在荷马史诗中，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蓬和枕席之欢的被俘女人。如阿基里斯与美丽的带奥米第共枕，帕特洛克拉与阿基里斯送他的女俘——腰身纤细的易斐斯同睡。这些姑娘若能讨得他的欢喜，就会被带回故乡。她所生的子女，被称为她丈夫的庶子，成为自由民，可以分得一小部分遗产，在这种一夫多妻制的条件下，正妻的选择，一殷是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来确定的。虽然正妻的名份和地位较高，养尊处优，然而却完全过着一种幽闭式的生活。而妾的地位低下，只不过比女奴略为好些，主要以色相来博取丈夫的欢心，多少与爱情沾了点边。丈夫与妾之间的爱情关系，事实上也不同于原始社会的“爱情”关系。在杂乱性交时期，男女之间短暂的两性关系的确立，是以男的主动求爱和女的进行抉择这两方面来实现的。它除了两性的性本能和感情因素以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功利性的因素。可是在丈夫与妾之间的两性“爱情”关；系中，只有男子选择、抢夺、购买女子性权利的过程，根本不存在两性关系的平等性原则。而妻对丈夫的感情，也并不完全是出于爱情的因素。由于她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因而她只能通过“爱情”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她虽然可以摆脱繁重的奴隶劳动，但实际上是“性”的奴隶。
从爱情发展的实践来看，凡是一夫多妻的家庭，矛盾就多。矛盾的焦点是众妻妾对丈夫“爱情”的争夺。众多妻妾共一夫，恩爱能有几分？在这种条件下，丈夫的“感情”显然不可能专一，便丧失了爱情的基本特征。
青楼勾栏式的爱情
“育楼”、&
“勾栏”是妓院的雅称。娟放制度的实质是从社会全体女性中，划出一小部分贞操权不受社会保护的人，她们的“性”是完全自由的。在她们没有“从良”嫁夫之前，任何男子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可以与她们发生性交关系。这些贞操权不受社会保护的女人，称为妓女。
&&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广泛流行着受国家保护的这种卖淫。替雅典起草新法典的梭伦首创国家妓院，名为“达克态里翁”。在国家妓院，每个妓女每次性交权的让渡都有“国家牌价”，并受到奴隶制国家法律的保护。梭伦因为创立了公倡，保护了雅典男性公民“性自由”的权利，一直受到后人的称颂。据考证，中国公开的娟妓制度始于春秋时的齐桓公。管仲在相齐之时，为齐桓公富国出了一个主意，专聚年轻美貌的女子，在全国各地设立乐户三百余处，以招天下各国的商旅，得钱钞归齐桓公所有，为了富国，最高统治者全不顾妇女们的痛苦。
娼妓既成为一种社会许可的制度，卖淫生涯也就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那些迫于生计完全失去正常谋生手段的良家女子，不得不以卖淫为业。娼妓制度一直是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重要补充。卖淫现象在今天看来尽管是多么不合理，是令人厌恶的社会弊病，但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娼妓制度却被认为是对一夫一妻制最好的“爱情”补充是家庭洁净和自己妻子女儿清白之身的重要保障。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税：&
“有一句名言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莱基所说的，娼妓是家庭神圣和妻子女儿清白的保障。这句话的情操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它的表达方式也是陈旧的，但其事实却是无法否认取道德家们都反对莱基，因为他的话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情感，而他们又说不出所以然，但是他们无法证明他所说的与事实有误。”这正如同为了保障王宫的清洽，阴沟的设施是必要的一样。提倡娼妓制度的人们认为，为了保护大部分妇女的贞操要求和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防止她们的贞操出问题，就必须要牺牲一小部分妇女性的权利。
据说波斯的国王一向喜欢邀请王后参加盛宴，然而当洒酣耳热，国王想风流一下的时候，他就令王后返回内官，不让她看见他和大臣们的纵情声色。这时国王便召令一些不必尊敬的女人来取代王后在宴会中的地位。
娼妓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满足男性对性娱乐的要求。她们是男性股掌之中的玩物。娼妓制度使贞女与浪妇之间出现了一条明显的界限。
青楼勾栏为什么可以成为爱情演化史中一条曲折的途径呢？这是因为父母包办的婚姻本身先天不足，缺乏爱情的基础。夫妇之道，并不完全出于双方的喜爱，而只是为了履行婚姻契约。于是在实践上，人们就逐渐习惯于将婚姻与爱情分开来处理，把没有爱情的婚姻留给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把爱情之球抛给小老婆。若小老婆还不能满足男子爱情的要求，或者男子觉得到青楼勾栏寻欢作乐更合算的话，青楼女子就是他们寄托感情的对象。在通常的情况下，丈夫对妻子的感情远不如对有较高文化教育的妓女深厚。
在爱情演化史中，卖淫并非历来叫人蔑视，它的起源曾是十分崇高的。娼妓是由献身于神或女神的女祭司、女庙奴演变而来。当一般的女性已经耻于一年一度在神庙的献身叭女祭司、女庙奴便庄严地担负起了本来应当由全体女性承担的这一神圣的性的奉献活动。在节日庆典，她们与不相识的男人杂乱性交，是对神灵敬祈的一种宗教行为，并且是无代价的献身牺牲，因此，她们在当时倍受尊敬。男人们既利用她们满足自己的性欲，又敬重她们对神的献身牺牲精神。后来，他们在与这些女祭司、女庙奴发生性交关系以后，使自觉地留下一些钱币敬献给神灵，这些金钱都归爱神庙所有。只是到后来，这种宗教性的卖淫才逐渐向商业性的卖淫过渡。
恪守妇道的女子足不出产，她们很少有与异性接触的机会，生活的内容变得十分贫乏，因而也既越来越平庸无奇；平庸无奇的女子是很难得到男于眷恋之情的。可是青楼勾栏中的妓女，却完全不是这样。正因为她们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被社会剥夺，所以她们才有可能与男子广泛接触。除了肉体上的接触以外．当然也有精神上的接触。因此，她们在才智和艺术趣味上，都高出于一般的妇女。“诚实的妇女”和“无耻的女人”之间这种差异一旦显现出来，就会在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得到强化，才智和艺术趣味是爱情的媒介，也是寄托情感的基质。于是那些耻于向自己的妻子表示任何爱情的丈夫，就必然流连于青楼勾栏，同娼妓纵情取乐。
与娼妓性交所得到的快感，越来越不可能在妻子那儿得到。这是因为许多人觉得妻子应当受到尊敬，而不应受到性的悔辱，因此，他们便不能与自己十分尊敬的女人进行充满爱情的性交。
同样，由于妻子在备受尊敬的性交过程中，在心理上仍然是一个“处女”，因而她也不会感到性的乐趣。这样，男人们使越来越把妓院和妓女看作是自己爱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他们在嫖妓时总是怀着一种宽容、愉快、放纵和悠闲自得的心情。
可是男人们一方面把自己的肉欲、情欲向娼妓身上发泄，另一方面却唾弃她们，把她们看作贱民，并不认为她们是他的爱情的对象。
妓女在与众多男性的精神接触和肉体接触中，有可能选择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并产生出相应的感情，这种感情是爱情的一种变体。在与众多男人的接触中，她尝到了男人的残暴与淫欲，但也尝到了爱情的快乐。有人认为，妓女的嘴唇，只是留结情人吻的。
吻，能够表达真正的感情，这是很有道理的。爱情的吻，是热烈的，醉心的；职业的吻，却是冰冷的，应付的。她们把爱的拥抱和职业上的拥抱，当作两回事来处理，她们在卖身时并没有付出真正的感情，而只是漫不经心地做买卖。她们的所谓热情，只不过是职业的需要，是一种表演。她们对嫖客就总体而言毫无感情可言，甚至还轻蔑他们，以作为自己丧失人格的报复。因此，她们在接客时的态度，从内心来说是“冷淡”的，可以用“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这八个字来加以概括。只有当她遇到了称心的嫖客时，才会有一个两性相谐的快乐夜晚。这时，她将百倍热情地“工作”，燃烧起心中盼望巳久的爱情之火。当她们付出了真正的感情，这就不单纯是一桩买卖，而是爱情的作用了。
古希腊时的妓女称为海太拉。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艺技——高级的妓女。普通的娼妓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她们除了女性的性器官外，别无其他特长。因此，她们的文化水平、教养、内在气质都比较差。这些娼妓只能满足男性肉质化的淫欲需要，而不能解决男子情感上爱情的特殊需要。这个任务只有海太拉才能承担。
海太拉不但美貌出众而且以其独特的个性人格、震慑人心的内在气质、多才多艺的技能，显示出完全不同于一般娼妓的个人独特价值。海太拉对于具有较高修养与感情需要的嫖客来说，；就不只是女性内体的标志，甚至完全不是女性肉体的标志，她们是爱神维纳斯的化身，是男人们梦中情人的具体代表，是灵与内的结合，是男人追逐的美的天使。画家和雕刻家把海太拉当作模特儿，诗人把她当作灵感的源泉，哲学家在她身上寻觅女性世界的内在奥秘。&&&
作为海太拉，她一方面仍然逃脱不了被男性奴役、侮辱的地位，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却能奴役很多男性。她的声望可以便上流社会的男性为之颠狂，他们不惜在她身上一掷千金，以博取她的一颦一笑。海太拉甚至有能力把男性当作工具来驱使。不少有权、有势、有钱的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中外文学名著都有妓女与嫖客之间的爱情故事。现代文艺评论家聂恬弩先生说：&
“中国小说戏剧，对于娼妓多同情其遭遇，歌颂其美德，而极少视为淫贱，加以谴责的，如《李娃传》、《桃花扇》、《玉堂春》、《青楼梦》、《海上花》等等。”世界文学名著如法国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倍丽待，美国电影《瑰断篮桥》中的玛拉，她们或是在妓女生涯中结识了风尘知已，或是在有了情人以后，被生活所迫，只得到青楼倚门卖笑。可是她们却向往真正的爱情。她们都有一副天生的丽质，只是由于各种社会的原因，被迫走向卖笑生涯，变成被侮辱、被玩弄的女性。一方面她们用自己的美貌、活力、智慧和品性，换取生存的条件，走上黑暗、腐化、堕落、痛苦的人生之路；可是另一方面她们又与生活、与命运进行着强烈的抗争。这种抗争的最强大的动力就是她们对真挚、纯洁爱情的热烈向往，是她们想借助爱情的力量拯救自己脱离苦难，免于自我毁灭的希望。
与落入娼门的女性渴求真正爱情的热望相比，那些嫖客们显得多么地渺小、自私、虚伪与丑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是为了到青楼寻求真正的爱情，而只是为了寻欢作乐，为了排解自己失落爱情或没有爱情的婚姻苦恼，甚至只是为了泄欲!对于妓女，他们一面极尽奉承之能事，不惜在她们身上花费大量金钱，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百般玩弄她们的感情，践踏她们的人格，嫌弃她们低微的出身，不愿为了这种要受到社会耻笑的青楼之情，断送自己的前程和社会地位，或者恶化同家人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妓女甚至连做妾做婢的心愿也难以达到，要获得真正的爱情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情探》中放挂菜的冤魂活捉王魁，虽说是艺术形式，但其揭示的社会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像《绣襦记))中妓女李亚仙为鼓励郑元和求取功名，剔目劝学获得爱情大团圆结局的例子，确实很少。而像梁红玉初为妓女，在名将韩世忠落魄时，慧眼识英雄，结成夫妻，遂成宋时名将的例证，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海太拉逐渐被女电影明星、女歌星、女舞星、女演员、女模特儿等替代。所有以女人美色吸引顾客的行业，都可称为现代的海太拉。她们的姿色实际上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居于全体男性、她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取说于公众。越是有名气的女明星，就越能成为世界性的情人。
恩格斯曾说：&
“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⑦因此，在—夫一妻制的条件下，就纯粹的经济观点而言，妓女的地位和已婚妇女的地位是相同的。卖身妓院的女子与委身于婚姻的妇女之间的唯一不同之处，是代价的高低和契约的长短。两者的性行为都是为男人服务。只不过妓女拥有许多顾客，按“件”计酬；而妻子终身受雇于一个固定的男人。妓女由所有的男人提防着，使她不致被某一个男人垄断和控制；妻子则接受一个男人的保护和监视，使其他男人不得染指。当然，妻子是一个被社会尊敬的“人”，而娼妓则被否认了作人的权利。
四& 玫瑰花式浪漫的爱情
在人类漫长的爱情演化史中，第一次在实践上接近爱情内演的是中世纪的骑士和贵族夫人。
在一夫一妻制的两性关系中，爱情越来越是婚姻的奢侈品了。省去了求爱过程的两性结合，由于并不需要男女当事人付出很大的精神耗费，因而其价值也就愈益低微了。我们认为，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在爱情学中，也是起作用的，中世纪的人们认识到，越是经过千拿万苦，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才建立起来的两性关系，才越是越值得歌颂的，也才越是最激动人心的。为了享受经过艰难路途才得到的爱情的欢快，中世纪的人们热衷于用诗、用歌、用武艺、用智力，或用其他一切能讨女人欢喜的方法，去赢得爱情。在经过漫长的感情洪荒之后，已婚的女人对于这种只在遥远的蛮荒时代才具有的求爱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种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效应，以致使那些最美丽、最能使男人神瑰颠倒的女人，有意在他通向爱情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以激发起男人对自己更大的热情。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一个女人——包括她的肉体与精神，那么他对于她的爱情就绝对不会是一种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
中世纪，贞操观念已经十分强烈了，任何引诱、破坏女人贞操的调情行为，都可能惹出麻烦，甚至有杀身之祸。然而正因为这种爱的可贵，所以才激起一些勇敢的男人浪漫的激情。他们的进攻目标并不是那些可以和他发生合法两性关系的女人，即使是名门闺秀也难以引起他们的罗曼蒂克。他们的进攻目标偏偏选探那些最难攻克的、有着不可逾越的道德和风俗障碍的、最受人们尊敬的上流社会的贵夫人。&&&
呆板的一夫一妻制离爱情越来越远，在富有戏剧性的复杂环环境中，只有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活动才是永无穷尽的、聪明机智的：充满浪漫情调的。两性间越是横着巨大的障碍，就越能调动他的潜在意志力去达到既定的目的。在浪漫的爱情中，成功的密诀多半在于这种两性交往的发起者具有顽强执着、百拆不回的主动性，在于他善于细腻而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又能在必要的时候甘冒丢失名誉、地位，甚至性命的风险，发动果断的进攻。&&&
中世纪时十字军的兴盔，本来纯粹出于宗教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人们能安全地去圣地耶路撤冷朝拜，后来才有了各种政治的目的。骑土是国王或贵族的高级仆从。在十字军远征过程中，他们过的是禁欲的生活。因此，他们对两性关系的憧憬只得寄托在年轻圣母的画像上，对着圣母玛利亚顿诉他们的思念敬仰之情。这种恋幕之情由意念渐渐转向官能。胜利凯旋之后，骑士们有机会通过庆功宴会会和祝捷舞会，进入贵政上流社会的社交圈中。骑土们在征途中对圣母玛利亚的恋慕很快在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中对象化了。在社交场中，骑士们对那些引入注目的、特别美貌、特别有才能的贵夫人，产生了一种奋不顾身的恋幕之情。骑士的战功也引起了贵夫人的垂青。这种恋慕关系。最初只不过是年轻的骑士对其领主的妻子——他的女主人的尊敬和爱欲。在强大的传统习俗和法律面前，骑士们的这种爱恋，实际上只是一种爱的幻想。因此，骑士的求爱只得采取诗歌幻想的方式。这些诗歌充满了象征与浪漫的情调。骑士们这种表示爱情的方式甚至影陶了一代诗风，从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宫廷，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极盛时期，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在十二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一带，最早流行中世纪古典式的骑士之爱。当普罗旺斯的抒情诗人们，使骑士们的这种得不到满足的爱情欲望成为诗歌的轴心时，爱情就成了人们产生完美的道德和文化的园地。贵夫人由于骑士们的歌颂吟诵，被描绘成为人们心目中最高贵、最纯洁的女人，她们是中世纪现实的维纳斯。；在这种幻想式的求爱过程中，精神的东西越来越占主要的地位，它甚至压倒了肉欲的渴求。这些情歌的广泛流传，很快发展出中世纪真正的骑士之爱。这种骑士之爱是由“玫瑰花式的浪漫”所支配的。所谓“玫瑰花式的浪漫”是男士式的恋爱。因为骑士们觉得，自己对贵夫人的这种爱，不应只是幻想，而应当争取实现，以获得精神与肉体的极大满足。这是人类爱情史中，文化的理想和爱情的理想真正配合。骑士之爱应该说是古希腊罗马那种个人性爱的继续。可是它又不同于罗马帝国衰败时期充满肉欲的特点，而是更富于情感，更接近拍拉因式的爱情。它起了与买卖婚姻相抗衡的进步作用，使两性关系更高尚、更人道、更美好。&
尽管中世纪是一个十分黑暗、十分粗俗的时代，可是由骑士们提倡的这种“玫瑰花式的浪攒爱情”却表现得很典雅、很风流、很温存、很合情。作为文艺形式之一的诗歌，被直接用来为求爱服务，这在中世纪以前是没有的。中世纪以前的爱情诗只是表明单恋之苦，相思之情。在父母之命的条件下，男人无需用音乐和诗歌去向女人求爱。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也确实有点使人扫兴，毫无浪漫可言。因为婚姻极易实现，也就没有什么魅力了。艺术家们认为，女人——特别是使男人中意的女人很难得到，但又不是完全不能亲近，经过千辛万苦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这种风流之事是可以通过艺术作品流传千古的。骑士之爱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如果男女之间的爱有热情，并具有很多幻想的成分，在现实的爱情中又有似水的柔情那么这种两性关系就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在这种“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中，骑士与贵夫人之间的恋慕很快就发展成为私情。在这种两性关系中，贞洁与爱情、伦理与法律、真善美与假恶丑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种与一夫—妻制完全不同的特殊的两性关系、这种偷情式的两性关系，由于它的神秘感和紧张感，因而使性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殊快
感。在浪漫的爱情中，爱的对象往往十分朦胧；就像在雾中观花一般，边就增加了爱情的神奇和新鲜感。
如果贵夫人不能从丈夫身上得到性爱的满足，在感情上不能获得自由与独立，又正好遇到骑士的穷追猛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使她走上通奸的道路。在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中，贵夫人在丈夫怀里，往往是冷漠的，她的心理和情感仍然处于“贞洁”状态，她甚至还能保住自己身体某些极端隐秘的部分。如果婚姻唤起了妻子对性爱的好奇也而丈夫又无法满足地。那么在一定的外界诱惑下，她可能会在别的男人的怀中完成她的性教育。
通奸的关键在于选择一个可心的情夫，而这正是爱情的—个平等原则。没有选择余地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只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妻子在选择情夫的时候，虽然也要受到环境时制约，但是毕竟含有自由选择的成分。好则合，不好则散。妻子在同她的情夫相好时，巳没有初次性交的恐惧，也没有被奸的那种屈辱心理。
对于两性之间的种种隐秘，她巳不再感到惊诧。她是为了寻求性爱而选择情夫的，对此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情夫的怀中，她可以充分体验、比较丈夫与情夫之间在两性生活中的不同。她能非常清楚地分清理想的爱情和肉体的欲望之间的区别。在浪漫的爱情中，她才真正开放了她的全部身心。当她眷恋一个情人时，她是从心底里真正想要这个男人，希望在相互间的身心奉献中，实现爱情的极致。在与情夫相会时，她会觉得自己不再是平日的“我”，而是另一个新的女人。在往日空虚和绝望的生活中，突然展现出一片玫瑰花的乐园，怎不使她心驰神往，怎不使她感到充实、欢愉和兴奋呢？一旦这种偷情不再能给双方带来共同的欢乐，那么这种情夫、情妇的关系就自然宣告结束。双方都可以另外找人替代。因此，思格斯认为，爱情这个概念只有在骑士之爱中才得到了真正的体现。通奸是对夫妻忠贞的破坏和否定，然而它却引导爱情向现代性爱的正确方向前进。这种“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开启了后代宫廷式恋爱的先河。
普罗旺旺爱情诗的《破晓歌》中，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他的女主人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侍卫一见晨礒初上，便通知骑士，让他俏俏地溜走，以免被别人发现。接着在歌词中叙述骑士与贵夫人的离别之情，对骑士之爱的歌颂达到高潮。
从玫瑰花式浪漫爱情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爱情需要甜言蜜语的涵养，而诗歌会促使女子更迅速地投入她所爱的男子的怀抱。艺术语言的魅力是使恋人之间的心理很快通应、相容，并获得缠绵潇洒的形式。对心爱的女人竭力歌颂，加以理想化，可以使两性关系从心理方面积感情方面获得最大的丰富性。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使两性的肉欲关系被审美感受照亮了，从而使两性当事人获得了完全不同于肉欲满足的崇高的情欲满足，使两性关系得到了完全的发展。
因为这种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是以偷情为其基本特点的，所以它总是带着虚幻的色彩。妻子要冒失去名誉或婚姻地位的危险，它的结局大多数并不是喜剧而是悲剧。这是因为如果骑士真正得到了他的爱——被他朝思暮想的贵夫人，那么她在他心目中就失去了迷人的光彩，由云端一下子跌落到现实的人寰。人间
的夫妇之情献再也不具有“偷情”的乐趣了——鲜红的双唇、石榴似的乳房、有如水仙的明眸，一旦从浪漫的氛围中独立出来，她对他来说，就再也不是焕发着春天气息的玫瑰，再也不是从金色海浪中诞生的维纳斯女神，因此，再也不能给他带来安慰、喜悦和幸福了。
由此可见，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虽然使性爱与情爱发展到极致，可是从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到现代条件下真正的爱情，还有着相当遥远的一段路程。而这段路程，骑土和贵夫人是永远走不到头的。
我们认为，具有爱情萌芽形式的求爱与选择，在一夫一妻制个体婚正式确立之后，就中断了它的正常的发展过程。可是爱情是两性心底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它总要通过曲折的途径表现出来。正如一株压在石头下的小树，不论在它头上有多少重压，只要在适当的外界条件，总会钻出石缝，求得自己的生存一样，爱情通过“通奸”这种形式；也在艰难地寻求它的最终归宿。中世纪玫瑰花式的浪漫爱情可以说是爱情在歪曲形态下所达到的发展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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