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学术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让学术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菜鸟大神的未来百家号对于学者来说，学术诚然首先是一种谋生方式。人都得活着，这是基本的大前提，所以把学术当作谋生方式，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很多人停留于这一层面而不再前进，于是对学术无兴趣、无追求、无倾情投入，学术沦为了“饭碗”和一种工具性活动。他们有学者之名，却依然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所论的“常人”。常人极多，但依然有一批人，虽然人数极少，却真正稀缺而值得钦佩，他们对学术有兴趣，有追求，有倾情投入，于是，学术便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活动，而成为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关的本体性活动，即学术不是外在于人生，而是内化为人生的一部分，快乐源于此，滋味源于此，意义源于此。在此，学术是事业，而不单是职业；人与学术的结合不是无可奈何、逼上梁山，而是心甘情愿，乐于其中。学术与人的如此相遇，没有亏待了学术，对于人的短暂存在而言，亦是人的幸事。在学者群体里，赵炎秋先生就是我钦佩的少数人中的一个，是把学问当作事业来进行的人。这样的人生活得劳累却充实。他们一天不研究点什么，不写点什么，便会心中不安，觉得荒废了大好的白天和夜晚。寒暑假对于他们来说，大多也是工作时间。旁人看来，这样的生活是苦的，而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那里面却有充实和满足。我想，炎秋先生应该就有许多的充实和满足吧。把学术当作事业来进行，这样就可能出成就，也容易出成就，因为对于学问常葆热情，永不懈怠。炎秋先生已过花甲之年，却依然笔耕不辍，科研产出不断，每年仍然发表十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就是对学问有热情不懈怠的证据，也是数十年思想积淀的报酬。时间是无形的，它悄无声息地从每一个人身边溜走；反过头去看，时间又是有形的，它勾勒出人的生命脉络，立体而且清晰。炎秋先生的学术道路，如果从他1983年攻读文学研究生开始算起，迄今已逾30年。在这不算短的一段时间内，先生学术兴趣广泛，但是有重点有专攻，其学术轨迹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根据我的了解，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先生的学术重点是狄更斯研究；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先生的关注焦点转到了文学形象学（或者叫做“形象诗学”）方面；新世纪之后，在研究狄更斯和文学形象的过程中，先生又生发出对文学叙事问题的许多看法，同时文学伦理学也成为他学术活动的一个领域；近年来，先生的学术重点更多地放在了文字和图像之间关系的考察，另一学术兴趣点是领导人文艺思想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之余，先生还翻译了《文学作品的多种解读》等文学作品和文论著作，也创作了《人子降临》《敬蛇冲记事》《同样的世界》（《读者》转载时改名为《史密斯夫妇》）等小说、散文作品30多篇。炎秋先生学兼中西，纵论古今，卓然而成湖湘文艺理论界之重镇，在国内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炎秋先生是国内著名的狄更斯研究专家，他的狄更斯研究是其学术之路最早的创获，也是他多年英美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大致的研究路线是：早期侧重于内容方面，后期侧重于形式方面。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炎秋先生最早的学术文章是1987 年关于狄更斯人道主义的研究。先生指出：狄更斯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更多地侧重于伦理道德的范畴。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他所批判的重大社会罪恶，几乎都是属于道德的范畴，如自私、卑劣、残忍、高傲、欺骗、冷酷无情，等等。他认为只要清除了道德上的污泥浊水，整个社会就会变得美好起来。作家的道德思想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核心层次是高尚、诚实、仁爱，中间层次是正直、勇敢、无私、利他、厚道、真诚、通情达理等，表面层次是人们的教养、生活作风、处世态度如文雅、谦和、稳重、严谨、温柔、有礼貌、自尊、尊重别人、举止得体等。文章突破了 1949 年以来国内狄更斯研究的政治视角，转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狄更斯研究，扩大了狄更斯的研究领域。人物是1980年代国内狄更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炎秋先生早年的主要论域。先生认为叙事作品或以情节为中心或以人物为中心来结构故事，狄更斯小说属于后者，是典型的人物中心型文学。狄更斯笔下人物可分为四大类型：静止中的简单人物、发展中的简单人物、静止中的复杂人物、发展中的复杂人物，反驳了福斯特所认为的狄更斯笔下人物几乎皆为扁平的观点。他进一步分析狄更斯笔下人物性格静止单纯居于多数的原因，是与其人物塑造的基调化倾向相关联的，即狄更斯长于以艺术形象的某方面、部分或特征作为中心，贯穿于整个艺术形象的创造当中。狄更斯笔下还存在大量的双重人格人物，炎秋先生认为他们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文米克、贾斯帕等人为代表，这类人物实际上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一类是以卡尔克、瑞亚等人为代表，他们的双重人格有一定的虚假性，次要的一重人格不是人物性格的真实存在，而是人物迫于生活、环境装出来的。先生还分析了狄更斯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这体现在人物塑造的道德化、人物性格的单层次和人物本质的确定化三个方面。炎秋先生还重点关注了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意象，认为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呈现出正反两面性。但是，在表现监狱正面性质的时候，监狱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在表现其反面性质的时候，监狱便成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因此，监狱在整体上呈现出否定的色彩。这种处理方法反映出狄更斯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在坚持全面反映生活的同时，通过虚化与突出生活的某些方面，以达到自己的创作目的。监狱成为狄更斯反映19世纪英国广阔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特视角，并从道德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狄更斯对英国监狱的批判具有单维度的特点。他把道德作为评判监狱的主要标准，并把这一标准贯彻到评价的各个方面，而较少考虑其他的因素。这种特点影响了他对监狱这一历史存在的全面认识，在一定程度削弱了他批判的力度。但这并不意味狄更斯对监狱的道德批判是没有价值的。狄更斯对监狱的道德批判给我们提供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处于社会发展前列的社会存在的道德完美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炎秋先生还比较分析了狄更斯和中国外交官笔下不同的英国监狱印象，指出狄更斯对 19 世纪英国监狱做了深入的表现，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和宋育仁等晚清外交官也在自己的日记或笔记中，对英国监狱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狄更斯笔下的英国监狱的形象是否定的，作家对其持批判的态度；而外交官笔下的英国监狱的形象则是肯定的，作者对其持赞赏的态度。这里不仅有双方主观方面的原因，更有民族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在研究狄更斯作品内容的过程中，炎秋先生逐渐将视野转到狄更斯小说的形式和技巧方面。受1980、90 年代流行的系统、信息、控制等“三论”的影响，炎秋先生与其他研究者一样，倾向于将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从整体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先后发表《外化――狄更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重要手法》（《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 年第5期） 、《论狄更斯小说人物的基调化倾向》（《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等多篇文章，对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及其创作特色、技巧进行深入分析。先生认为，狄更斯对人性的探索广泛而深入，且具有明显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在艺术手法上，作家善于运用夸张和普泛化的手法。同时，作家在塑造人物时，善于运用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是作家塑造人物的原则而非简单的方法。这种原则不仅体现于人物的总体塑造上，也体现于个别具体人物之间甚至是人物自身内部。炎秋先生还对狄更斯15部长篇的结构和叙事模式进行了思索。从结构来说，狄更斯长篇具有多元整一的结构形式，具有三方面的特点：散而严谨、网状结构和人物中心。采用这种结构，是出于作家反映广阔生活和追求完整艺术形式的初衷。从叙事模式来说，狄更斯长篇大多偏于第三人称主观性全知视角，但《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等作品中第一人称限知视角也运用得很成功。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将两种叙事模式结合起来，在打破视角的限制方面做了成功的尝试。他对叙事模式的运用十分成熟也十分成功，既有利于他挥洒自如地描写社会人生，又给人娓娓道来的亲切感受。以上研究成果的多数内容，凝结进了两部专著。其一是较早的《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先生具有较强的整体与系统意识，把狄更斯的 15 部长篇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思想、人物、艺术三个角度进行系统的分析，其研究深入到狄更斯小说的各个方面，而在具体的论证中，又未停留在一般的泛泛而论上，把研究变成纯理论的阐释，而是深入到狄更斯小说世界中，对小说进行具体入微的分析，于具体分析中形成观点，反过来，观点又指导了对作品的分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比较紧密。全书有较强的对话意识，视野广阔，材料丰富，在研究过程中，常有意识地针对国内外狄更斯研究中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进行评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二是稍后的《狄更斯学术史研究》。该著以年代为顺序，介绍了国内关于狄更斯研究的总体状况，并有先生深刻且全面的对于研究的批评和反思，是了解狄更斯在国内传播、研究情况的颇有力度的著作。文学形象研究。这是炎秋先生自己最为着力的研究领域，也是国内文学原理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和影响的成果。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学形象学（或曰形象诗学），炎秋先生首先展开的是对传统形象理论的清理工作，这项工作从西方文论起步。先生认为，从作品的角度出发，西方文论可分为形象论与语言论两大流派。形象论强调形象、主题、人物、情节、环境等，语言论强调语言、形式、结构、技巧、程式等。形象论文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人，譬如形象构成柏拉图文论的主要基石。形象论文论历经中世纪至18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走向成熟，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和别林斯基的相关观点。先生还认为，西方文论的历史发展可细分为形象论、情感论和语言论三个阶段，而宽泛言之，以19世纪为发展重点的情感论，亦可视为一种形象论。{20世纪，语言论文论兴起。语言论文论的发展脉络主要是两条：其一是文学理论内部的形式主义倾向，其二是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论转向。不仅如此，先生还进而对学界少有关注的西方文学中的语言论转向予以分析，认为20世纪西方文学的语言论转向可追溯至19世纪王尔德等人的唯美主义文学，在象征主义文学那里得以确定，此后的意识流、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则对此予以张显。此种文学的语言论转向的基本特征是三点：一是思想的消解，文学与现实的联系越来越少；二是形象的零散化，具体表现为形象之肢解、退隐与简化；三是语言与形式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炎秋先生分析了西方传统形象理论的局限：其一，过分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同一性，有将文学与现实等同起来的倾向。其二，割裂了内容与形式。其三，对形象的认识本身存在局限，主要是对形象内部复杂结构注意不够。其四，未能完满解答形象与语言间的关系问题。清理之后便是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形象学。先生认为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形象。因为在言――象――意的结构体系中，形象居于中心位置。具体言之，第一，文学语言的特性是它的构象性，本身并不是自足的，而是指向外部世界，目的在塑造形象，表现生活的感性形态，因此语言不能成为文学的本质。第二，文学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存在形式都是形象。文学形象的实质是形式化了的生活，这一形式化的过程有主观化、简化、情感化、变形、定型和物化六个方面。从文学形象的内部构成来说，它则是由语言、语象、具象与思想四个层次构成。语言是人们感知文学形象的依据，是形象的最表层；语言中所隐含的感性具体的一面突出出来，构成语象；语象的组合构成具象；具象总要隐含、指向某些思想，思想构成文学形象内部结构的最后一个层次。四个层次的有机统一，便是文学形象。文学形象组合的基本原则是有机性、整一性与形象性，基本形式是并列式、贯穿式、递进式、凝聚式和引申式等七种。文学形象的评价标准可以分为局部的和基本的两类。基本的评价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着眼于形象层面的形象分层评价标准。它包括原型、信息、思想、表达四个方面。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文学形象的评价体系。先生对形象的探讨，细致而全面，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观点，推进了对文学本质问题的认识，童庆炳、曾繁仁诸位先生对此予以高度评价。 以上成果凝结为先生的两部专著《文学形象新论》和《形象诗学》，它们以作者个人的心灵开悟和严谨的逻辑推演，提出文学的本质是形象，以细致的学理辨析和清晰的批判性视野，清理了传统形象理论和诸种语言论文论的局限，将文学形象这一有关文学的核心概念推进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叙事学研究。从某种层面讲，文学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即“讲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讲”，所以法国发展起来的叙事学，进入国内以后，一直是学界的“宠儿”。炎秋先生在叙事学方面主要是两个论域：有关明清近代具体作品、具体人物的叙事研究；叙事学原理的研究。先生在运用西方叙事学的同时，依据中国特有的文学经验，对叙事学一些概念有所发展。《红楼梦》的叙事问题是先生持续关注的一个对象。先生指出：预叙分为显性预叙、隐性预叙、外预叙、内预叙四种，而《红楼梦》中只有内预叙、显性预叙和隐性预叙三种。还认为《红楼梦》中有三种形式的复调，即由文本构成的复调，由人物、叙事者和隐含作者之间的矛盾构成的复调，由移位构成的复调。总体来看，《红楼梦》中的叙事可以分为背景叙事和故事叙事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有两个叙述层。故事叙事是《红楼梦》叙事的主体，背景叙事则为故事叙事提供了背景与框架，为小说的叙事虚构世界提供了存在的依据与合理性。先生对《海上花列传》等作品的叙事问题也展开过分析，认为《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形象既有艺术的概括性，又有生活的现实性，形象鲜明，性格统一，人物之间很少雷同。小说人物塑造艺术高超，作者善于使用曲笔，善于扣住性格特征，步步深化、完善，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时，小说成功运用了写实、白描，以及多层显现、由表及里，关键之处最后点出等表现手法。在此基础上，先生认为明清白话小说有四种叙事视角：叙事者不定视角、叙事者固定视角、人物不定视角、人物固定视角。由于明清白话小说叙事中叙事者主导、叙事者与人物之间的分化尚未完全完成等特点，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主导视角类型是叙事者不定视角，以及人物固定视角，叙事者固定视角，人物不定视角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不多见且不典型。 先生讨论了明清小说中的作者形象问题。他认为，与建立在西方叙事经验特别是西方现代小说叙事经验基础之上的“隐含作者”不同，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作者形象实际是真实作者在作品中的替身或者说是他在作品中设立的代言人，可以称为“影子作者”。与隐含作者相比，他至少有三个特点：首先，影子作者与叙事者、真实作者之间的分化还未完成，三者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布斯所说的“不可靠的叙事者”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很难见到。其次，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影子作者不一定总是躲在幕后，他有时也在作品中出现，发表自己的看法。再次，影子作者不像隐含作者只是作品隐含的一个虚幻的形象，而是一定程度上的一个真实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实体性。随着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影子作者的叙事特征也随之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章回小说上。与话本小说相较，章回小说离说书情景更远，叙事者与作者的分离已经比较明显。影子作者在章回小说中的存在有所减弱，影子作者与叙事者的界限更加分明，两者之间开始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在关于专人叙事思想的研究方面，炎秋先生讨论了李渔、金圣叹、梁启超、林纾、王国维等人的叙事思想。金圣叹是炎秋先生首先关注的。从叙事学的角度看，金圣叹的“章法”讨论的实际上是文学作品的谋篇布局也就是结构问题。金圣叹以《水浒》《西厢》为例，讨论了章法的基本原则，即“整一性”原则、“因果律”原则、“二元对立”原则和“人物接力、穿插”原则。四个原则涉及到叙事作品结构的四个方面。四者结合起来，共同打造出叙事作品有机整一同时又灵动多变的结构。出于同样的思路，炎秋先生还将金圣叹的故事观与叙事学关联起来考察。先生认为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具有丰富的叙事学内涵。他从启蒙的角度出发，强调小说的作用，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从语言文字、叙事技巧和文学中的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对文学形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他肯定史传文学，推崇《史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注意到了中国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并对杜甫诗作中的写实诗与半写实诗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炎秋先生还依据叙事学理论，讨论了王国维的一些观点，譬如认为王国维的“隔”与“不隔”的理论，实际上是对文学的形象性的论述。王国维说的“不隔”，就是“话语都在目前”，指的是形象鲜明；他说的“隔”，就是“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实际上指的是形象的模糊性、不清晰性。他要求文学塑造出鲜明的形象，反对形象模糊、“终隔一层”的作品。炎秋先生最后认为，王国维重视形象的理论，有利于叙事文学的发展。总之，近代叙事思想在中国叙事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近代叙事思想与近代叙事文不是同步生长的。近代中国社会现状与西方思想的传入导致叙事思想的兴起，叙事思想促进了近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近代叙事文学的发展又为近代叙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与发展动力。近代叙事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强烈的实践性与群众性、受到西方文化与文学的重大影响和创新性与多样性等特点。炎秋先生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收集在他的两部专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和《明清近代叙事思想》中。在叙事学原理研究方面，先生所论涉及到慢叙、视角等众多方面。先生反驳了热奈特关于慢叙在叙事速度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观点，认为决定叙事速度的类型的，是故事时间与文本篇幅之间的关系。慢叙存在的根本原因是生活与叙事之间的矛盾。在叙事作品中，慢叙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有限的心理时间中展开大量的内容，一种是运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描写某一段生活。人称、视角、表述是叙事情境中三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人称指叙事者以什么身份讲述故事，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三种。视角指叙事者站在什么位置讲述故事，有叙事者不定视角、叙事者固定视角、人物不定视角、人物固定视角四种。表述指叙事者的叙述本身，它与视角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分离的时候。人称、视角与表述之间的搭配是自由的，不同的搭配有不同的叙事效果。炎秋先生还讨论了可能世界、叙事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认为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之一种，叙事虚构世界亦是一种特殊的可能世界，其特殊性在于它是纯精神性和纯想象性的可能世界。文学伦理学研究。在对狄更斯的研究过程中，文学与伦理的关系就引起了炎秋先生的关注，并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延续下来，其中历史与道德的联系、伦理与道德的区别等，又是先生特别予以注意的。关于历史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他首先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分析过的《拉摩的侄儿》，认为这篇作品从道德、历史、历史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三个层面表现了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通过这种二律背反，作品深刻地表现了恩格斯所赞赏的意识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了它们的产生与消失，前进的与后退的变化。《拉摩的侄儿》之所以被誉为“辩证法的杰作”，主要就在于它表现了道德与历史的这种深刻、复杂、相互作用的二律背反现象。其次，先生指出历史与道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历史的角度看，在道德领域起着积极作用的东西在历史领域起的作用可能是消极的，在道德领域起着消极作用的东西在历史领域则可能起着积极的作用。反之，从道德的角度看，历史领域的积极与消极因素也呈现出这种复杂的现象。再次，先生认为历史与道德是文学内容的两个主要层面，二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文学作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入表现与挖掘二者之间的这种二元张力，建立起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这就要求文学作品有意识地突出自己所表现的生活的历史与道德两个维度，挖掘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二律背反。 先生还注意到，伦理与道德并不能等同。从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来看，伦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强制性的，一个部分是非强制性的。前一个部分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后一个部分可以称为人伦。道德与人伦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此消彼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立统一实际上是个体自由与集体意志在伦理领域中的表现。就世界范围看，伦理的人伦化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趋势。从伦理内部来讲，这种趋势的产生与传统的伦理模式的失落有关。区分道德与人伦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伦理的作用与功能，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炎秋先生从维特根斯坦和舒斯特曼起步，还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伦理审美化倾向，认为伦理审美化是当前的一种强劲潮流。它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伦理模式的失落。传统伦理学将道德与伦理相等同，以义务和责任为核心，以集体性、社会性和普遍性为依归，后现代伦理学则区分道德与伦理，以个人和自我为依归。伦理审美化导致人们对审美生活的追求，此种审美生活却具有特殊的内涵，即愉悦、满足、个别性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伦理审美化倾向对当代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推动了文学面向日常审美生活；其次，崇高在文学中日渐消解；最后，文学技巧花样翻新文字与图像的关系研究。炎秋先生在这方面的第一篇文章是2008年《理论与创作》发表的一篇笔谈《在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中的图像与语言》，此后，他发表了多篇极有深度的文章。他认为从不同的层面来看，文字与图像具有不同的实指的内涵。文字的能指是有规则的线条，所指是表征客观事物的概念，而概念是思想的基础，从思想表达的角度看，文字是实指的。图像的能指是人们能够用感官把握的线条、色彩、体积等，所指是这些线条、色彩、体积所构成的具象所表征的意义。图像通过它的能指表征客观事物的表象。从表征表象的角度看，图像是实指的。因此，文字与图像的实指与虚指只是一个或然的问题，它一方面取决于我们是以思想作为判断的依据还是以表象作为判断的依据；另一方面取决于图文自身的要素及其运作方向，以及其外部条件。而在图文共同体中，谁居主导地位更纯粹是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优劣的问题。先生指出：文字与图像是人类认识与表达世界的两种主要手段。它们既有异质的一面，也有互渗的一面。其异质性表现在二者反映世界的方式是直接、直观的还是间接、抽象的，人们用感官把握到的二者的形式与其最终在脑海中形成的形式是否一致，二者与思想的关系是间接、分离的还是直接、同一的等三个方面。其互渗性表现在二者的相互支撑性、相互渗透性和相互转化性三个方面。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文字与图像的地位是此消彼长的。这种此消彼长的内因是二者各自的长处与不足，外因则是人类的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与这种方式相联系的科技发展水平。先生还进一步研读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从语音和文字等层面探讨文学的特性，以便加深我们对文字与图像的认识。他认为语音有物质与心理两个层面，语音的心理层面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但在语音的两个层面中，物质层面是主要的，心理是物质层面在人的心理中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语音才能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划等号。索绪尔将文字看作是外在于语言系统的另一符号系统的主要理由并不充分，无法论证文字是另一符号系统。语音与文字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在共时的层面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所表征的意义或者说所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文字是语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语言符号能指的两种表征方式之一，研究语言和文学可以通过文字进行。先生还以张艺谋导演的《归来》和它的小说原作《陆犯焉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文字叙事和图像叙事之间的差异。先生指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的蓝本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当事双方都不否认这种关系。但认真比较电影《归来》和小说《陆犯焉识》就可知道，《归来》实际上只借用了《陆犯焉识》的外壳和某些素材，而对小说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了删减和改写。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两者所使用的媒介的不同也是密不可分的。认真对两部作品的叙事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图像与文字这两种不同的表现媒介的功能与局限，以及电影与小说的不同叙事特点。《归来》的叙事以图像为主，文字配合图像完成影片叙事的任务。这种格局决定了影片与小说原作的关系。影片只是借用了小说的部分框架与素材，整部作品从整体构思到具体细节与原作都大相径庭。影片在发挥图像叙事的视觉效果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但在克服图像叙事的不足方面做得不够，影片逻辑不够严谨，叙事容量与复杂程度都有所不够。此外，炎秋先生近年来还较为集中地研究了毛泽东、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的文艺思想，其中既有细腻的个案研究，也有贯穿式的比较研究，这对于我们了解党的文艺政策、方针以及它们对于文学的巨大价值和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推进作用。综观炎秋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甚至两两之间很多还具有因果的关系，即后一个研究领域萌发于前一个研究领域之中。先生的研究成果也不局限于以上所介绍的六个方面，在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学原理等领域的其他方面，先生也时有涉及，并总有高论，令人受益颇多。其饱满的热情、不懈的精神、真正把学术当回事的严肃态度，为我等后辈建立了很高的风标。《论语宪问》里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后者在今天越来越多了，但炎秋先生以学术为职志，庶几接近于“为己”的问学者，学术见证其存在，其存在又特别彰显于学术之乐中。对此，我们心向往之！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菜鸟大神的未来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文化无处不在，畅谈文化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