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实际管理人口和常住人口有什么区别？【中华城市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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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大家实际管理人口和常住人口有什么区别？收藏
深圳市政府公报实际管理人口1800万，常住1137万成都实际管理2000万，常住1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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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这两个指标不是同一口径的
管理人口就是常住人口
管理人口是包括流动人口的
常住人口是要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实际管理人口是包括流动人口。。
管理人口是包括了流动人口，深圳的流动人口非常多
我的理解也是管理人口包含流动人口这样看那个东部吧吧主也是个挑事的料拿着管理人口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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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最近上海房租开始下跌。无论这属于短暂下跌还是趋势性下跌，我们都不应忽视的事实是：这两年上海常住人口的数量几乎不增加了。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仅增加了4.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增加6万人，这意味着外来常住人口减少了1.3万人，上海的外来人口连续两年减少了。不仅是上海如此，北京也有类似情况。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仅增加2.4万人，外来人口常住占比也在减少。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流向是否真的出现扭转了呢?如果是逆转，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人口流向已发生部分逆转根据官方数据，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流动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2.52亿降至2015年的2.47亿，减少了约500万人，2016年进一步减少200多万人，至2.45亿。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户口迁移至居住地，另一种是户籍不变，人又回到了户籍所在地，即返乡。估计第一种情况较少，第二种情况较多，因为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虽然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向一二线城市，但一二线城市很难落户口，最终使得大部分老龄外出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叶落归根。我们不妨将上海和安徽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比较：年，安徽的常住人口为负增长，上海则增长了40%;2010年至今，上海人口仅增长了4.9%，而安徽人口的增速也达到4%，尤其是2014年之后，安徽人口增速大大超过上海。这表明最近三年以来，人口流向已悄然改变，长期以来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上海，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现象。年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速变化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作为人口净流出省份的安徽，则出现了人口流入现象。年安徽常住人口的增速变化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除了安徽省，其他一些在2010年之前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也明显出现了人口净流入的现象，如年四川常住人口年均减少0.34%，年则年均增长0.78%。当然，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除了迁入因素外，还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按照2015年的统计数据，人口自然增长超过30万的省份分别是河北、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西、广东和云南，那么，只要这些省的常住人口增加数量超过30万人，就可视为人口净流入。部分省、市不同时期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人口流入增速明显减少的是江苏省。年，江苏省人口净流入规模逐年减少，2016年常住人口仅增加22万人，这主要靠本省新生人口的贡献，而来自外省市人口的流入非常少。此外，江苏还是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足千分之三。不过，广东和浙江在经历了年常住人口增速减少之后，2014年以来人口增速再度加快，这表明其经济依然充满活力。部分省会城市不同时期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速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若观察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人口变化的情况，发现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增速在2011年以后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主要是缘于国家对超大城市人口流入进行严格限制，不仅采取严格的入户政策，而且还通过整治群租房等手段来限制低端人口流入。又如最近设立的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副中心，实际就是要分流北京的人口和产业，这对于北京高企的房价显然有一定的打压作用，同时对北京减轻交通及人口等压力是有利的。从客观上讲，由于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大幅上升，中低端制造业撤离超大城市是其人口增速放缓或负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如武汉、合肥等，其人口在经历了年增速大幅放缓之后，2014年以后增速再度加快，此外，杭州、广州等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速也非常快，与其经济高增长有密切关系，因此，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以省会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大城市化过程。不过，也有少数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速在不断下降，如南京、西安及东北的省会城市，表明它们经济活力略显不足。2011年，是中国经济经历了两年4万亿强刺激后开始下行的第一年，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与民间投资增速的不断下滑，中国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也出现下降。时至今日(第一季度数据)，外出农民工数量居然负增长，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力薪酬在不同区域间的差距缩小了，因为交通更加便捷了?除此之外，农民工老龄化现象和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减少也是外出农民工数量减少的原因。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有咨询机构统计了2016年国内人才(大专以上学历)的流向分布，发现杭州、长沙、武汉、深圳、上海和成都是人才流入量的前六大城市，中西部城市占了一半。这说明高学历者的流向也出现了分散化趋势，不像过去那样都集中在北上广深地区。二线城市崛起的原因及影响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的2017年全球房价指数显示，2016年涨幅最大的前十大城市都在中国，合肥、厦门和南京这三座二线城市的涨幅位居前三，无锡、杭州、福州、郑州的涨幅也处于前十位。这表明中国二线城市房价崛起，房价暴涨与人口增速加快有关，有些则是住宅供地稀缺所致。房价涨幅与人口增量关联度大的城市，必然有产业发展机会和投资热点与之相随，如杭州的网络经济高度发达，郑州作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些二线城市将享受规模经济和大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并向周边辐射，从而形成新的增长极。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和北京，由于经营成本和生活成本的高企，中低端制造业必然会不断外迁，从而导致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行政区划规则所限，北京、上海很难完全照搬东京、巴黎建成大都市圈的模式，这也抑制了北京和上海未来的发展空间，如上海规划到2040年常住人口为2500万左右，北京则规划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对人口流向高度管制的政策，使得一线城市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这就反过来促进了二线城市的崛起。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增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这促进了中国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如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得增长极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产业转移也更加便利，这也推动了一批三四线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的大量流入，这些案例主要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城市集群和成渝地区。从2016年国内房价上涨前20位的城市来看，除去一线城市之外，二线及三线城市的对应GDP增速都明显超过6.7%的全国总体水平，如合肥为9.8%，厦门为7.9%，南京为8%，杭州为9.5%，武汉为7.8%，济南为7.8%，南昌为9%，郑州为8.4%，福州为8.5%，广州为8.2%，长沙为9.4%，无锡为7.5%。这说明一个城市的房价走势，与该城市的经济活力有一定相关性。又如，东北三省经济增速下行，使得人口不断流出，房价也随之下跌。不过，比较一下上述城市过去两年的GDP走势，会发现大部分城市2016年的经济增速低于2015年，那么，房价走势是否也不会长期与经济增长相背离?从长期来看，房价与人口流向的正相关性更大些。因此，随着一线城市房地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在超大城市和一般城市之间薪酬差距的缩小，人口的集聚度将有所下降，如两年来安徽全省的人口增速超过其省会城市合肥的人口增速。当然，这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随着今后投资增速的回落，就业形势将变得严峻，当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则人口集聚度又会上升。流动性下降预示经济将继续回落流动人口的减少，是人力资源流动性下降的标志，也是城市化进程放缓的标志。不少人总在憧憬着经济的周期性上升，但更应该正视人口流、资金流增速回落的大趋势。中国不仅流动人口的数量在回落，货币增速也在回落，年这二十年，M2平均增长速度为20.5% ，如今则降了一半至1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随着人口开始从超大城市反流到二线或三线城市，居民的货币存量是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呢?部分省市不同时期的居民年均储蓄增速变化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通过数据对比发现，年大部分地区的储蓄增速与人口增速的变化相对一致，但北京和广东的表现则比较特殊，前者是人口增速下降、储蓄增速上升，后者则是人口增速上升而储蓄增速大幅下降。对于北京居民储蓄增速超过上海的现象，我的理解是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比北京严重，即上海大约是两个人抚养一个人，而北京则是三个人抚养一个人。至于广东的储蓄增速为何那么低，是否与低端劳动力比重较高有关呢?同样异常的还有安徽和四川，尽管人口增速上升，但储蓄增速不升反降，说明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四川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排名第二，它曾经是人口流出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两年人口流入量增加，会否是外出农民工叶落归根的现象呢?如果进一步观察这些人口增速上升明显省份的省会城市居民储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储蓄增速都有所上升，其中杭州尤为明显，说明浙江经济和省会杭州的经济比较健康。不过，从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流动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减少也是人口流动性下降的重要原因。部分城市不同时期的居民年均储蓄增速变化资料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盛旭供图人口老龄化将在两个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劳动人口减少，导致人力成本上升;二是由于作为消费主流人群的25~45岁年龄段人口也开始下降，而这一年龄段群体也是汽车和住房消费的主力群体，这对消费的增长，尤其是对起到经济引擎作用的住房和汽车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见。有人说，人口老龄化或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并不可怕，可以用机器人来取代，但机器人不能取代消费，消费不振导致产能过剩，这也是日本已经持续20多年衰退的原因所在。当然，经济增速下行是正常的现象，即便是日本、韩国、德国这几个经济成功转型的国家，当人口流动性下降、城市化进程大幅放缓后，GDP从高增长变为中速增长，增速几乎打了对折。若是刻意追求GDP的增速维持中高速增长，代价将是巨大的，如债务高企、货币泛滥和资产泡沫。因此，面对未来，不应抱有太多侥幸心理或幻想，降低杠杆率、逐步消除资产泡沫，否则的话，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就难以避免。综上所述，随着中国人口流动性的下降，以农业人口转移为特性的城镇化进程已进入后期(外出农民工接近零增长)，但以二线城市人口流入为主要特征的大城市化进程仍在持续，同时，外出人口的回流(如部分农民工的告老还乡)现象还会加速，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发生了部分逆转。人口流向逆转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正迈向深度老龄化，流动人口减少总体看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故资产泡沫会随着经济下行而逐步破裂。当然，人口逆流也带来了结构性投资机会，因为人口流动意味着区域经济的分化和结构再调整。在二线城市崛起过程中，可以紧随人口流向和资金流向，把握好产业投资与资产配置再布局的机会。(李迅雷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lixunlei0722” 微信公众号
跟格局小的人打交道，就像被缩骨伞夹住脑袋一样不痛快。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吴承恩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西游记》背后必然影射着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
没有石油的生活，可能比如今这种依赖石油的生活更加有趣和充实。2477被浏览115932分享邀请回答/tjsj/ndsj/2006/html/D0404c.htm）说当年上海人口为1778万，等2010年人口普查结束，修正成1890万（），上调112万。同样的错误，这次会再犯一遍吗？首先参考一下其他变量。第一是通勤人口数。显示：全年市内公共交通客运量66.41亿人次，比上年增长0.9%。其中，轨道交通客运量30.68亿人次，增长8.5%；公共汽电车客运量25.48亿人次，下降4.4%。同样的指标在中则是：全年市内公共交通客运量65.85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6%。其中，轨道交通客运量28.27亿人次，增长12.8%；公共汽电车客运量26.65亿人次，下降1.7%。事实上，近5年，每年的公共交通客运量的年增长率都在2.1%到3.6%之间，只有2015年突然下降到年增长0.9%，这表示上海市的通勤人口增长出现了停滞。当然，公共交通客运量不能说明所有问题，相对于总人口，他在某些方面低估了常住人口（一些人口不需要通勤，一些人口使用私人车辆通勤），也在另一些方面高估了常住人口（上海市的旅客量从2014年开始连续两年增长，2015年接待的外省市旅游者增加6.8%，一些游客也会使用公共交通），我们还需要观察别的指标。第二是居民用水量。用电量会和天气有关（），但是用水量和天气的关系要小一些。从年，上海市居民用水和人口关系如下图所示。其中，橙色的线条代表居民用水，蓝色线条代表当年常住人口总数。可以看到，用水量在2013年达到了顶峰，19.69万立方米，随后连续两年几乎保持不变，略有下降，到2015年是19.64万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从2013年到2015年，上海市的统计人口也保持不变，与用水量数字相呼应。当然，居民用水也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和用电量类似地，用水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比如2013年天气太热，气候极端，用电用水可能都会显著上升，进而导致2013年在人口少于2014年的情况下，用水量却仍然高于2014年。当然，居民用水也不能说明所有问题，和用电量类似地，用水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比如2013年天气太热，气候极端，用电用水可能都会显著上升，进而导致2013年在人口少于2014年的情况下，用水量却仍然高于2014年。但是，2014年和2015年的天气并没有什么差异，2015年的用水量却仍然在下降，这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了。通勤人口停滞，说明上班需要乘坐公共交通的人没有增加；生活用水下降，可能意味着人口下降。那么哪些人减少了呢？总不能是上海的老人到外地养老了吧？想一想，我们还漏了什么？是的，是那些不需要通勤，吃住在集体宿舍的产业工人。所以，我们要看的最后一个指标，就是工业增加值。统计公报说，上海市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7109.94亿元，比上年增长0.5%，但我们把2012年到2015年的增加值画出来，见下图：大家要觉得奇怪了，明明从09.9，下降了4.5%，比2012年还低，怎么能说是增长了0.5%呢？这里就要说到这个「增长」的定义了，一般来说，有统计意义的增长必然去除了价格因素，比如你去年生产了100辆汽车，今年同样生产一百辆同样的汽车，你的产值增长理应为零，但由于汽车价格变动，你的「现价产值」有可能是会变动的，去除价格因素，就是要把汽车价格的变化给消除，算出「实际产值」的变动情况。大家要觉得奇怪了，明明从09.9，下降了4.5%，比2012年还低，怎么能说是增长了0.5%呢？这里就要说到这个「增长」的定义了，一般来说，有统计意义的增长必然去除了价格因素，比如你去年生产了100辆汽车，今年同样生产一百辆同样的汽车，你的产值增长理应为零，但由于汽车价格变动，你的「现价产值」有可能是会变动的，去除价格因素，就是要把汽车价格的变化给消除，算出「实际产值」的变动情况。那么2015年上海市工业生产的价格因素怎样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96.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为90.6。也就是说，你买进的原材料，价格低了9.4%，你卖出去的产品，价格低了3.9%，那么再采取双缩法，把2015年的现价总产出除以96.1%，减去中间投入品除以90.6%，就得到了「可比」的增加值了。所以，尽管现价工业增加值显著降低，但实际上，他，咳咳，他还是升高了，咳咳。价格因素，可以说是GDP计算里一个最说不清的因素。明明看着每个季度都在萎缩的现价GDP，一经过价格调整，不知怎的，增长率一下子就正了过来，而我们又不能像观察CPI一样用生活体验观察出厂价格，也只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言归正传，工业增加值显著降低，哦不，增速放缓，又是通过哪些产业来体现的呢？上海有一套「六个重点行业」的定义，这些行业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总产值都占所有制造业的一半以上，而这些行业在近些年来的工业总产值（这六大行业没有公布增加值，只公布了总产值）如下所示：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趋势，上海市从业人数占制造业从业人数六大重点行业，2015年的工业现价总产值低于2012年，有些行业甚至是连年下降，这三年间，电子信息行业下降9%、石油和精细化工行业下降15%、钢铁下降了26%，如果只看一年，石油和钢铁行业的总产值就分别下降了11%和20%（如果去除了价格因素，这几大行业在2015年产值下降0.2%，钢铁行业也下降7.6%）。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趋势，上海市从业人数占制造业从业人数六大重点行业，2015年的工业现价总产值低于2012年，有些行业甚至是连年下降，这三年间，电子信息行业下降9%、石油和精细化工行业下降15%、钢铁下降了26%，如果只看一年，石油和钢铁行业的总产值就分别下降了11%和20%（如果去除了价格因素，这几大行业在2015年产值下降0.2%，钢铁行业也下降7.6%）。2014年，上海市工业从业人员总量达到366万人，其中外来人口比例超过60%。制造业的衰落，必定会导致这部分外来人口选择上海的其他行业，或者离开上海。那么，上海市有没有其他快速增长的行业，可以容纳这批产业工人呢？去当建筑工人？不行，2015年上海市竣工面积下降4.3%。去当农民？也不行，2015年上海市农业产值下降12.7%。那么只好去服务业了。这个是个不错的建议，2015年上海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业都是近几年来发展最快的一年。但转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2012年，上海市进行了一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我们发现，一来上海就从事制造业的外来人口，只有6.9%最后转行到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业，其他人则始终从事制造业。而且，这6.9%这还是多年来的转移存量，不是说今年制造业要裁员6.9%，这6.9%的原产业工人马上就能转移到其他行业去的。在当年没有足够岗位吸纳这些人口的情况下（别忘了外来农民和外来建筑工人也有可能找工作），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上海。综上所述，结合停滞的通勤人口（白领通勤人口不变）、萎缩的用水量（总人口略微减少）以及多个部门的工业产值减少这三个因素，我们能够推断，这次统计局也许没错，上海市人口真的在减少。这批减少的人口，主要是上海的产业工人（也许还包括一些外来农民和建筑工人），他们原本生活在宝山、青浦、金山等上海郊区的工厂里，吃住都在工厂，平时并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当这些工厂倒闭关停，减少生产，他们也选择了离开上海。2.1K19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333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住房供需失衡：常住人口中自有住房者仅占30%，全国最低
住房供需失衡：常住人口中自有住房者仅占30%，全国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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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了《以社会学的视角解读深圳》的文章，不少朋友很感兴趣，于是，我所在的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开办的银湖沙龙就邀请我围绕这个话题搞了一次讲座。上述文章基本上讲的是正面的东西，这次讲座，我把内容拓展到一些问题层面，现在，我把上次讲座中有关深圳社会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分析单独成文发表。深圳自三十六年前成立经济特区后，城市行政层级由一个县制上升为副省级城市，人口由30万人膨胀为2000多万实际管控人口，GDP总量由9000万元飙升到1.75万亿，城市性质也由一个边陲小镇跃升为国家经济中心城市。亮丽光鲜的发展图景背后，实际上集结生成了非常多的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还有一些陷入了难以化解的长期困境之中。现在国家在调结构，我认为深圳也有调结构的问题，我归纳了一下，在社会经济结构层面，深圳目前仍然存在如下十大相互关联的结构失衡问题，令人欣慰的是，深圳正在下大力调整和解决这些结构失衡问题。一、剧烈移民失衡：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各占半壁江山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的人口问题可以排在深圳社会结构失衡问题的第一位了。三十六年来，深圳由一个仅有30万人口的农业县一举成为拥有常住人口1100万人的超大城市，如果从实际管控数字看，则超过2000万人。算起来，平均一年增加大约6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机械增长。去年深圳房价暴涨，一些文章说，高房价会把人才赶跑。但是，根据官方统计，去年深圳人口净增数仍然超过60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移民人口。显然，深圳仍然处于剧烈移民期，估计未来十年仍然有数百万人口移来深圳。可以说，深圳是当今全球最大的移民城市。移民城市并不鲜见，移民数量大也说明一个城市的活力。深圳的移民问题在于，移民已经大规模发生了三十多年，户籍人口仅有不到400万，占常住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占实际管控人口的大约六分之一。常住人口大约1100万，流动人口大约1000万，各占半壁江山，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更是1：4的悬殊比例。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在中国，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之间仍然有较大的差别，例如在城市福利待遇、社保、子女入学、就业、购房等方面都会有所表现。很多人在深圳工作了十几二十年了，仍然没有户口，只有居住证。显然，这样的人口失衡结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性，不利于人口品质的提升，不利于人口的综合管理。近日，为了解决非户籍人口过大给深圳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深圳市政府决定大幅降低非户籍人口入户门槛，特别是人才入户不设上限，人才入户申请无需积分，这显然是一件大好事，十分有利于改善深圳人口的不稳定性质，提升人口的整体品质、城市归属性和刚性管理能力。预计未来十年，深圳将趋向占比80%的人口常住化；未来二十年，深圳将趋向占比80%以上的户籍人口化，达到国内同等规模城市的人口户籍化水平。二、劳动抚养失衡：劳动人口远超常态，平均年龄30余岁深圳人口的失衡还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严重失衡上。从全国城镇情况看，目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大约占城镇总人口的52%，抚养人口大约占48%，平均年龄大约在40几岁。而深圳的情况非常特殊，由于移民的主体是劳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大约有800万人，占72%，而未成年人口大约有200万人，老龄人口大约有100万人，这两部分占28%。深圳的平均年龄大约是32岁。平均年龄比全国低了十多岁，而且，深圳的劳动人口数量比例高出全国城镇同一统计值的二十个百分点，难怪深圳是青春之都、活力之都了。劳动人口数量大，深圳经济的发展当然享受了很大的好处，但是，必须承认，这是一种社会失衡状态，深圳事实上处在一种劳动人口膨胀状态，超常态的劳动人口拱起了一种超常态的经济增长格局，导致经济结构内部存在“亢奋性”失衡。从另一方面看，大量劳动人口由移民产生，导致人口输出地劳动人口流失，弱化了当地经济的劳动人口支撑力。深圳也许习惯了这种年轻化和劳动抚养失衡化的局面，似乎还陶醉在这种失衡的享受之中。比如，深圳的老龄化仅有6%多，而全国是深圳的一倍。无论如何，这种失衡状态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结构，是无法长久保持的。事实上，这种劳动抚养失衡状态近年来已经在悄然变化，例如，深圳的小学生数量近年来上升很快，老龄人口也在快速增加，这要求深圳要尽快调整视角和发展战略，面对社会结构的回归性调整，要使政策能够充分灵活应对劳动抚养失衡状态在未来二十年间逐步趋向正常化的发展过程。三、土地供应失衡：土地资源匮乏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凸显深圳社会结构失衡问题中，最明显、最严重的莫过于土地供应失衡了。一个堂堂一线城市，只有不到2000平方公里市域面积，而且有一半是基本生态控制线，不能开发，可用于开发的仅仅大约1000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已经大体开发完，仅剩二十多平方公里未开发新地。这对于每年都有几十万净增人口、每年都有大量新增发展项目急需土地、每年都有很大比例的GDP增加值的深圳来说，实在是一件尴尬至极的事情。没有土地了，深圳经济如何发展？深圳民间嚷嚷了多年直辖，核心问题是增加土地供应，但是中央一直没给这个机会，结果倒逼深圳在过去几年中把产业结构调整上去了，现在，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金融、物流、互联网、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成为深圳经济和财政税收的支柱，反观北上广，由于土地仍然丰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比较强，反而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速度偏慢。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中央故意不给深圳直辖地位，让你没有扩容增地的机会，倒逼深圳产业升级？不管怎样，深圳土地匮乏助推产业升级，这已经是事实了。然而，土地供应失衡毕竟带来的问题和矛盾很多，最明显的就是严重束缚了深圳的经济拓展空间，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怎么办？深圳现在采取的办法主要有三个，一是旧改和城市更新，在占据深圳建筑空间超过一半的旧工业区、旧商业区、旧住宅区、城中村等建筑空间中寻求机会，深圳的大前海自贸区发展和大空港建设，都属于这个模式。二是填海，按照计划，未来五年可能填出55平方公里土地，这属于新增土地模式。三是向临深片区拓展，在城市圈框架内需找机会，这是经济导向和市场化的区域经济整合模式。这三类空间拓展模式各有利弊，须扬长避短，稳健推进。四、住房供需失衡：常住人口中自有住房者仅占30%，全国最低中国人爱买房子。在北上广的常住人口中，自有住房比例占到80%以上，甚至90%。深圳常住人口的自有住房比例呢？30%！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可以说，深圳是全国自有住房比例最低的城市。问题出在哪里呢？说穿了，就是供需失衡，供应跟不上，没有足够的新地出让，旧改又推进得非常艰难，没有地怎么盖房子？过去三十五年中，一共盖了不到200万套正规商品住房，平均每年也就是五万套的水平，这无法跟北上广的十几万套相比，按照一家三口人一套房（不算一人或一户多套房的情况）计算，正规商品住房也就安置了五六百万人口，如果考虑到一户重复购买的情况，实际上仅有三四百万人拥有正规商品住房。深圳的人口仍然处在较快增长阶段，若不尽快改善住房供需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房价仍然会不断上涨。目前已经采取和可能采取的办法不少，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十三五期间将供应三十五万套，平均每年七万套，这已经超过每年商品住房的供应量，会把相当一部分购房者纳入进来，减少商品住房的需求压力；二是给少量违法建筑中品质较高的住房经过严格法律程序和城市规划认定程序，并补交地价和罚款后予以确权，允许上市交易，以增加供应量；三是在旧改项目和填海项目中有效增加商品住房供应量；四是实施租购并举的政策，加强长期租赁住房的供应和法律保障，鼓励更多的人通过长期租赁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五是与深圳周边地区进行城市功能互通接轨，激活临深片区住房供应，吸引一大批深圳购房者前往临深片区购房，从而减缓深圳市区的住房需求压力。这些办法相信能够有效缓解深圳的住房失衡问题，但实践效果仍待观察。五、住房成本失衡：房价、房价收入比、购房贷款率高导致生活成本全国最高之列深圳的住房供需结构失衡，长期供不应求，必然导致房价上涨，目前均价通常都在5万元/平方米的水平上，是全国最高均价，这势必带动购房成本也水涨船高。有一个国际指标，叫房价收入比，用来衡量一个城市居民收入平均水平和住房价格之间的关系，按照国际标准，这个指标的正常值在3—6之间，深圳是多少呢？我看到不同机构给出的不同数值：有说十几的，有说二十几的，不管怎样，都远超国际标准。我一直对这个指标直接用在中国有些疑问，因为，中国的房价是公开的，但收入（不是工资）却是一笔糊涂帐，没有人能够精准地说清楚收入这件事，因此，依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所做的抽样统计得出的房价收入比不太可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深圳的房价收入比是非常高的，在国内也是排在前列的。房价高企之下，自己的钞票不够了，仍然要买房子，就必然借助信贷手段。近年来，深圳的购房贷款率陡然上升，目前买房者贷款比例已经逼近95%，已经超过北京。仅2015年深圳的房贷总规模就超过2200亿元。房产在家庭资产总规模中平均所占比重，美国是30%，中国是70%，深圳房产一族的这个数值就更高了，不少人达到80%、90%。一个基本事实是，深圳由于近年来各路资本高速进入，深圳的住房市场上投资色彩非常浓郁，即便是刚需和改善型刚需，也都是自主兼投资性质，当资本扮演重要角色时，居住功能被迫减弱了。有人说，让住房回归居住功能，这话只对了一半，房子这种东西原本当然是用来住人的，但是，在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早已打上资产印记，联合国给房子的定义都是投资品，你让它完全回归居住，不客观。尤其在深圳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资金滚滚来，推高了房价，铸就了住房的高成本。深圳已成资本型城市，以住房成本为标志的生活成本高企将常态化，或者说，住房成本失衡现象将常态化。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能指望人为打压房价，而同样是要求政府负起责任来，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从而从社会分层入手化解住房成本失衡问题。六、物业开发失衡：未经法律认可的违法建筑占全部建筑的43%，全球最高如果要问，深圳三十六年来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会说是物业开发失衡。深圳巴掌大个地方，一共盖了将近9亿平方米建筑，其中被政府确认属于违法建筑的就有4.28亿，占全市建筑总量的43%，算起来也是世界城市之最了。有一个统计，从1999年开始，深圳市人大和政府先后出台了四部有关处理违法建筑的重要文件，结果由于落实跟不上，文件成了助推器，违法建筑的总量由1999年的19万栋急速上升到2014年的38万栋以上，15年间翻了一倍，平均一年增加1万多栋。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它和深圳的土地匮乏直接相关。说深圳土地匮乏，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的确政府手里的新地实在少得可怜，说它不对，就是指违法建筑占地有数百平方公里，这部分土地理论上是国有的，但国有化之前已经被私人建房，成为遗留问题，政府拿不回这些被占用的土地，也无法实现其真正价值。现在这一届政府处理违法建筑的力度前所未有，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要处置2亿平方米，腾出50平方公里土地。这个政策放在以前，不敢想象，不会相信，放到现在，让人有了期待，有所相信。如此这般下去，我觉得未来十年深圳的违建比例将下降到10%以下，物业开发失衡的问题将得到有效化解。当然，还要看政府的执行力度和坚持情况。七、公共资源失衡：教育、医疗等严重缺乏，与深圳城市地位不匹配，全国最严重说起深圳的困局，必然会想到教育、医疗问题。一个堂堂的一线城市，2000多万实际管控人口，竟然在很长时期内，只有一所本科院校，几所大专，与这座城市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近年来，深圳的中小学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一直是最快的，小学生总量已经接近或超越北上广，但中小学也是长期处于学位供应不足状态，看一看那些学位房房价的亢奋状况就明白了。其实，不是深圳不想发展教育，比如大学，全国大学过量，教育部就严控办大学，深圳受拖累了。好在近年来深圳突破障碍，大力引进香港和国外名牌大学在深圳开办大学，国内一些著名大学也看到了深圳的强大号召力，纷纷加盟，估计未来几年深圳的大学数量会飙升到20所以上。中小学学位紧张的困境也在化解之中。相比教育，医疗的问题可能更大一些。现在市民都怕患病，除了高医药费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病难，每个大医院都是人满为患。按照深圳的规划，2020年深圳的医院床位数为4.3张/千人，而全国标准是6张/千人，还不到全国的平均数。此外，在全国百家著名医院名单中，没有深圳的医院，许多深圳市民有了大病，要跑到广州、北京去治。深圳尽管也在加大医院发展力度，但似乎远远跟不上需求的发展，比如，去年一年深圳就净增60多万人口，可见医疗领域的压力。说起公共资源失衡问题，还要提到文化建设。深圳多年来建成了不少文化设施，开办了文博会，城市文化活动方面也成就斐然。但是，与突飞猛进的城市物质层面的发展相比，文化建设仍然明显落后。文化是一个城市精神生活的灵魂依托和价值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深圳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十年深圳的教育、医疗资源配置将大幅上升到合理规模，整体品质也将明显提升。文化建设方面，硬件跟得快，软件方面就没那么容易，需要时间。八、城市配套失衡：城市地下管网等城市配套与城市地上物业投入失衡严重深圳三十多年来，地面物业发展神速，马路、桥梁纵横交错，高楼大厦有三千多座了，全国最高的大厦就在深圳。但是，真正衡量一个城市综合配套能力的地下管网系统却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衡问题，只要下大雨、暴雨，深圳的许多地段必淹，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甚至威胁到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还有大量的城中村、旧住宅区、旧工业区、旧商业区的消防安全问题、生活配套问题等等，也存在很大隐患。深圳的地下管网必须站在城市战略的高度，来一次全局性的改造，可能要投入数千亿，花二十年时间，这个代价不轻，但是必须这样做，也是可以期待的。深圳目前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一些长期存在的基础配套问题应该得到良好解决。关键是那些短期内尚无法进入旧改的、存在大量违法建筑的地方，城市管理仍然不能有盲区，避免出现一些严重的城市安全事件。九、贫富差距失衡：社会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显著，仍在加大，长期存在贫富差距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发展，社会贫富差距也在明显拉大，基尼系数有4点几了，局部地区都上升到5以上。深圳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大城市之一，其贫富差距表现更加突出，这和深圳的市场化程度有明显关系。深圳机会多，发展潜力大，一些人抓住了机会，拥有了大量财富，但是，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依靠工资收入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关键是二次分配机制问题，深圳是移民城市，每年都有大量人口进入，这些流动人口和居住证人口难以享受到户籍人口具有的城市福利，不同人群之间长期存在比较明显的实际收入和福利的差距。未来深圳需要强化约束贫富差距的社会管理，在一次分配领域，要创造良好的企业营商环境，推进企业良性成长，增强企业支付能力，打击企业欠薪行为和投机行为。在二次分配领域，要改善财政平衡分配功能，强化社会综合保障能力，尽可能扩大全社会福利受益面，惠及广大普通市民，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十、社会心理失衡：社会焦虑、压力、不安和价值观紊乱状态普遍存在在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上已经能够看到深圳的名字了。更多的国内城市排行榜上，深圳都被列为生活压力最大、最缺乏生活安全感的城市之一。这不奇怪，深圳的高速发展、快节奏、高淘汰率，都让很多人难以适应，随之产生大量的社会焦虑不安的心理，特别是低层社会，这种状况非常突出。与此同时，深圳也存在着价值观紊乱的现象，“一切向钱看”普遍存在，更令人关注的是价值观的迷茫现象，没有清晰的思想取向，没有灵魂的坚强守护，没有明确的人生风向标，或随风飘泊，或越轨投机，就像那些贪官、罪犯一样，滑向了人生的黑洞。减轻社会压力是一件巨大的社会工程，一方面要大力改善社会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就是要有效提升民众的综合收益，因为最关键的压力还是经济压力。深圳还应该在特区成立之初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城市价值观之外，更多地弘扬深圳近年提出的深圳十大观念，让全体市民充分践行反映公共价值和法制权益的价值观，从而在社会精神层面全面提升深圳的城市品质和形象。轻松一下：1、路上有对情侣，正在讨论开房，男的说什么楼主没听清楚，女的那句听清楚了：“就为几分钟花几百块钱，感觉划不来。”这种节约型女孩，我杂遇不到呢！！！2、一女同事，胸很小，今天在发朋友圈与：内衣被偷了！我忍不住在下面评论道：谁眼瞎会偷你胸罩，偷去当眼罩吗？唉！到现在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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