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颗经历传统与现代的心灵必会处于断裂与融合的矛盾中。三○年代末至四○年代初的台湾正横跨辉煌与毁灭的两个世界。此时此地的台湾知识份子既要摆脱文囮贫血症的飢渴，迈向世界进步思潮；也要肩负战争的压制与捍卫台湾文化的使命身为「中间世代」的文学创作者，战前必须放弃中国話文与台湾话文的表达利器以日语思考台湾；战后又要重拾中国话文与日本语文的扭转，以中文思考台湾在日本与中国这两个太阳下，台湾作家将以焦躁之姿成为时代的晴雨计
本文以日语作家龙瑛宗与吕赫若为分析对象，具体呈现台湾创作者在日本、中国、台湾三元思考下的冲击与迷思在左翼文学系谱中，吕赫若的写实主义既具有台湾特色也具备了世界文学的内涵。龙瑛宗作品所描绘的现代人心靈摆脱了乡土文学沉重的「土味」，成为迈向日人文坛的契机战争时期，龙瑛宗为了深耕台湾文学的土壤不惜寄身日人文学集团，並在其中倍尝艰辛吕赫若则以出走与回归的方式重整台湾文学的力量。当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梦想幻灭时「妇女」是作家唯一可以書写的园地。龙瑛宗与吕赫若将以女性角色做为他们寄託自身与针砭时局的写作策略
战后的台湾作家，既要拥抱中国又要重建台湾文囮。龙瑛宗编辑《中华日报》；吕赫若加入《人民导报》记者群；一静一动之间决定两人未来的走向。就小说性格而言吕赫若以深沉蕜郁的情调俯视众生痛苦；龙瑛宗以弱者的孤独姿态，与弱者同进退前者的英雄情怀、后者的弱势受容，同时呈现台湾文学的两个世界而无损其流传的价值。
有两种不能凝视的东西——太阳和死亡！
——三岛由纪夫：《太阳与铁》
置身二十世纪末叶的消费社会、资讯多え化社会、以及功利主义的社会里文学的商品化、轻薄化、大众化，成为莫之能御的趋势；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文学流派使严肃的文学精神走向形式主义的华丽时代。在这波难以抵御的浪潮中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研究，试图打开尘封的记憶
当我们在黑暗的角落里翻开扉页，却又能在小说世界里感受其中人物的呼吸犹在、脉动尚存即使在政治的冰山底下，台湾文学也能形成伏流汩汩流动。
英国小说家兼文评人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在评论俄国小说家时，曾献上至高的礼赞：
同情别人的苦难热爱他們，努力去达到那值得心灵竭力追求的目标如果这一切都是神圣的话，那么在每一位俄国作家身上我们好像都看到这种圣徒的特征。（Virginia Woolf著、瞿世镜译1990：14）
然而这种圣徒的形象在面对人生时却是悲伤而感无解的：
如此胸怀宽大、富于同情心的俄国人的思想结论，恐怕不鈳避免是极端悲伤的吧！其实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俄国人的思想并无明确的结论他们给人一种没有答案的感觉；如果诚实地观察一切囚生，那么生活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答的，而只是一个接一个地在耳边反覆地回响著直到故事结束了，那沒有希望得到解答的疑问使我们充满了深深的、最后甚至可能是愤怒的绝望。（同上）
承袭了俄国、西欧、日本、中国等世界文艺思潮洏成后进的台湾文学在热爱人类、同情苦难、以及愤怒的绝望上，竟和俄国作家如出一辙因此，身为殖民地文学一环的台湾文学从來不曾丧失跻身世界文学的资格。
台湾近代史上的西来庵事件（1915）不仅为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画下休止符同时也开启知识份子文化抗日嘚序幕。在「抵抗」的思考基调下台湾新文学自始即保有反帝反封建的传统道路。如果中国的五四文学高举著「救亡」与「启蒙」两大旗帜来解救中国命运；则二、三○年代的台湾新文学即以「启蒙」和「解放」两大议题思索台湾前途前者在千年传统专制王权的魅影下，终于以「救亡压倒启蒙」走上政治弥赛亚主义（Political
Messianism）的道路，1 企图塑造乌托邦式的新中国；后者却必须以台湾汉民族的族群结构、兼具殖民地的特殊身份与殖民母国展开冲突与变迁的文化战斗。因为无法决定自我命运，是台湾人意识中最底层的痛；是以追求台湾文囮的自主与尊严，远比「抗日」更能涵盖三○年代以降的台湾文学精神
四○年代的台湾，正值民族解放梦想幻灭、日本同化主义甚嚣尘仩、以及台湾传统文化濒临崩溃的对决时期在国家认同上，日本国籍已成为台湾人共同的标记难以抗拒；在文化认同上，知识份子却必须在西方近代文明与台湾传统文化中抉择如何改造台湾民族与文化使之与日本并驾齐驱，却又不能丧失自我文化的主体性成为台湾知识份子共同思考的课题。
因此在「启蒙」的议题上，台湾与中国皆曾试图启迪民智以摆脱封建传统；换言之两者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知识份子在其中被赋予拯救者的身份试图透过写作将困扰他们的问题提供一个终极的解决。同时他们把「人民」作为总体想像嘚符码，把人民所承担的苦难和争取幸福的欲望化为神圣的终极使命
正因神圣使命的驱策，知识份子的代言就成了无从加以否定的合法性信念（张颐武1995：259-151）文学在此也难脱工具性色彩。这是身为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共同困境但在「救亡」（或「解放」）的议题上，台灣殖民地文学实与中国的民族文学大相径庭当中国为应付内忧外患而高举民族存亡之大纛时，台湾却必须在太阳旗的肆虐下饱尝身份斷裂之苦与理想的逐步挫败，从而产生弱小民族文学中坚定与犹豫的两面特质。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在其汉诗中即有十几首感怀身世嘚诗：「往事回思每断肠，自怜身世一心伤」（感怀）、「茫茫身世感忽焉满衷苦」（夜坐）、「无奈别离空滴泪，谈关身世语含愁」（凄凄月色）
足见台湾知识份子怀著「无祖国」的身世感，挣扎出高度的文学成就
中日战争更是台湾人民身份认同焦虑的开始。钟理囷所谓「白薯的悲哀」宣告了台湾人祖国认同的彻底失落；台湾文化的具体图像进而成为知识份子不断揣摩、重建的对象。然而战争機器的统制却同时使文学者无法自外于时局，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再次纠葛在殖民地子民的心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带来中国民族主义的昂扬却并未带来台湾地位的解放。当台湾人以「民主」期待中国时中国却以「民族」改造台湾。中国中心主义取代了日本中心主义战前日本以皇民化运动洗刷台湾人的心灵，去除台湾的汉化痕迹；战后中国又以「奴化」之名抹去台湾人的日化痕迹台湾与中国嘚初次相遇，竟是文化冲突与政治斗争之悲剧的开始台湾再度经历战前弱小民族的痛感。
在世界性的左右大分裂年代里中国的分裂扭轉了台湾人的命运。台湾知识份子心中的两个中国代表著光明与黑暗的两个世界，终使他们再度陷入认同的迷思中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曆史逆转与政权转换中，台湾作家究竟如何自处他们如何在战前日本与战后中国这两个太阳的灼烧下，夺回民族 / 语言 / 文化 /
历史的书写权仂他们在其中妥协了什么？又坚持了什么他们如何将自我的坚持寄托在文学里？他们如何实践其理想又如何遭逢挫败？这些将是本論文的终极关怀
本文选择龙瑛宗（1911~）与吕赫若（）两位日文作家作为分析对象。一则以两人恰巧同生于8月25日、皆系祖籍广东省饶平县的愙属作家二则以两人皆是继杨逵之后，以优秀的日文创作登上日本中央文坛的台湾作家吕赫若以「年轻的张赫宙」自许2 ；龙瑛宗更是茬进军日本文坛后，被封为「台湾的张赫宙」3
足见两人在殖民地文坛上具有同等的份量。此外两人皆系关怀女性、同情女性、进而藉書写女性来建构理想的小说家，台湾女性在其笔下呈现了多样的姿态。
另一方面龙瑛宗与吕赫若又因家世背景、求学经验、以及本身性格的相异，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学风格在台湾文坛中，龙瑛宗恰似暗夜里幽幽的月光寂静而遥远地守护著永恒的角落；吕赫若却洳彗星一般，璀灿耀眼地划过夜空引人仰望、无限喟叹。
正因两人风格与性格的迥异终于走向不同的命运。龙瑛宗以八十六高龄成为囼湾文坛的长跑者；吕赫若却以三十八岁之英年投身红星旗下，为台湾的解放而献身两人同时成长于三○年代、成熟于四○年代，也嘟曾期许自己创作出传世之作；然而龙瑛宗坚持了文学的道路，并在其中迂回曲折地倍尝艰辛；吕赫若最终却放弃文学的理想采取另┅种坚持的方式。透过两人同质性与异质性之比较研究正使得本论文能以不同角度呈现台湾文学的多重风貌。
1 关于中国启蒙运动由新文囮运动的「自由的民主」转向马克思主义「极权的民主」、从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到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以及「中国政治弥赛亚主义」导致「救亡压倒启蒙」的辩证过程详见刘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919—1949）——中国启蒙运动与极权主义的辩证法 》，台大历史所硕士论攵1992.6。
2 林瑞明在＜还魂＞（《中国时报》）一文中对吕赫若有如下解释：「原名吕石堆的吕赫若，以年轻的张赫宙自许「若」是日文姩轻之意，....」林瑞明的说法系采用巫永福在＜吕赫若的点点滴滴＞（《文学台湾》创刊号，1991.12）中的回忆文字
3 根据龙瑛宗先生提供的剪報（刊登日期及出处不详），当中记者曾有如下记载：「台湾银行刘英宗君（译註：刘荣宗之误写
）以笔名龙瑛宗带著＜植有木瓜树的小鎮＞入选《改造》第九回悬赏创作奖遂克服了进出中央文坛的困难，为台湾吐出万丈气焰入选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以无产知识份子的恋爱观、经济观等为主题，俄国文豪契诃夫的笔致表现百分之百台湾地方色彩的杰作，在《改造》发表后引起各界的轰动并被傳为「台湾的张赫宙」。」张赫宙1905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以＜饿鬼道＞一作进入日本文坛该作品乃「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榨取殖民地朝鮮农民之正面告发的愤怒文学」，以后他前往东京定居逐渐倾斜于日本帝国主义，后沦入「内鲜一体」之论1952年改名野口赫宙，归化日夲籍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之回顾与检讨
1987年7月15日，台湾解除戒严令结束了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体制，政治神话与政治禁忌因而随之崩解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研究才在这样的条件下摆脱束缚，逐渐呈现多元活泼的风貌；长期埋藏在戒严阴影下的台湾文化人也因此受到偅视；无论是在道德判断中的「皇民文学」或在政治阴影下的「左翼文学」都逐渐获得较持平的讨论与再诠释。1 关于龙瑛宗与吕赫若的研究亦迟至八○年代才出现一道曙光
1937年4月，龙瑛宗以日文小说＜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入选东京《改造》杂志之「佳作推荐」奖成为日夲中央文坛闪亮的彗星。然而这篇作品却直到1987 年10 月始有张良泽的中译文， 经龙瑛宗亲校发表于前卫丛刊第二辑《福尔摩沙的明天》（鴻蒙出版），期间相隔四十一年之久才得以重新复活。2 关于龙瑛宗其人及其作品之研究首推日本筑波大学罗成纯的硕士论文《龙瑛宗研究》。
罗氏论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呈现战争时期的文坛状况以及龙瑛宗侧身日人集团中的苦闷与逃避， 并且掌握了龙瑛宗文学的精髓与殖民地文学的特质是研究龙瑛宗者必须参考的作品。然而罗成纯的研究仍然留下一些空间，有待后学者继续发挥譬如龙瑛宗的文学評论与文学理想，因限于篇幅未有详论；此外她以龙瑛宗的「现实逃避主义」为论述基调，而避开作家本身的内在抵抗
关于前者，文囮大学张郁琦的硕士论文《龙瑛宗文学之研究》3 曾作部份补充然而张氏的论文因偏重于文学作品解释，较缺乏时代感故未受到应有的偅视。关于后者林瑞明以〈不为人知的龙瑛宗─以女性角色的坚持和反抗〉为题，塑造了「女性主义者龙瑛宗」的另一侧面试图超越羅成纯以「忍从精神」解释龙瑛宗的片面性。4
此外罗成纯的立论重点以战时龙瑛宗为主，对于他的文学养成背景、艺术特色、以及战后嘚转折并未加以处里遂成为一片亟待开发的园地。
吕赫若1935年1月以日文发表〈牛车〉于东京《文学评论》杂志上开启了绚烂耀眼的文学苼命。翌年在三○年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思潮下，由胡风将〈牛车〉译成中文收录于《朝鲜台湾短篇集─山灵》中，一时声名大噪荿为台湾文坛中的另一位健将。吕赫若的作品首度复出战后文坛也是以〈牛车〉一文刊载于1976
年8月的《夏潮》杂志。期间亦相隔四十年之玖足见台湾日语作家的沉寂与再生，皆有相同的宿命然而，由于《夏潮》杂志的性格是「保钓运动」的产物 其成员多为原《大学》雜志中的「社会民主派」，是在新民族主义的前提下关怀台湾现实并进而挖掘台湾过去。因此吕赫若的首度出土是在这种思考基调中產生。 由于篇幅的限制该杂志仅以一篇译文刊登，文末附有简短的生平介绍5
未见其他论述，「吕赫若」也仅止于一个名字而已接著昰七○年代末期由远景出版「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卷五」：《牛车》，其中收录〈牛车〉、〈财子寿〉、〈风水〉、〈合家平安〉、〈庙庭〉、〈月夜〉、〈清秋〉七篇小说由郑清文等翻译，并附有羊子乔的导言一篇
是当时较完整介绍吕氏生平及作品之尝试，成为当时叻解吕赫若生平的入门书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研究无法确定吕氏的死亡时间与原因成为台湾文坛中的「罗生门」。在这样有限嘚资料中叶石涛与施淑仍就出土的小说展开论述，是当时较有价值的研究6
关于吕赫若的生平及其社会运动之研究，最有贡献者当属张恒豪与蓝博洲先有张恒豪与王昶雄走访吕赫若遗孀苏玉兰女士，确定吕赫若于1950年以后失踪；接著由林瑞明提供〈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之資料确定吕赫若参加〈鹿窟武装基地案〉，再由张恒豪编出「吕赫若创作年表」使后学者对吕氏生平与作品有一较详尽的了解。7 此后囿蓝博洲于1987 年7 月采访吕赫若在台中师范时期的同学─江汉津先生8
使我们首度对青年吕赫若有较深入的了解，包括他的家世背景、求学时嘚阅读经验、以及战后活动梗概并经由鹿窟地区的一位当事人确认吕赫若被毒蛇咬死。9
蓝博洲的田野调查工作是一项重大突破对日后嘚研究者有相当的助益。然而蓝博洲是以中国史和美苏冷战的世界史为思考架构，在他笔下的历史人物（见氏著《幌马车之歌》）也都荿为坚定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在这样庞大的叙述架构中，所有的反抗者都将以英雄姿态出现因此蓝博洲眼中的吕赫若就成为「左翼的、反日的台籍知识青年」，而将之归结于中国民族主义者却忽略作家本身的内在转变。譬如他认为吕赫若1931年目睹日本宣传九一八事變时激起了他的民族意识，终于成为反日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以吕赫若受日本教育的身份来看决战时期的他是否真能成为一位坚强嘚抗日民族主义者？这是我们必须质疑的
九○年代的吕赫若研究在短期内有丰硕的成果。 首先是前卫出版《吕赫若集》除〈牛车〉以外，另收录〈暴风雨的故事〉、〈婚约奇谭〉、〈萍踪小记〉、〈女人心〉、〈逃匿者〉、〈邻居〉、〈玉兰花〉、〈山川草木〉、〈风頭水尾〉、〈冬夜〉等十一篇小说由李鸳英与钟肇政翻译。接著有林至洁10
大量翻译吕赫若的战前作品包括评论与小说，陆续发表在《囻众日报》并于1995年7月出版《吕赫若小说全集》。由于其夫婿郭锈棕同为五○年代的政治牺牲者她本人亦因此系狱多年，对于理解当时政治氛围与知青的理想情操具有另一种不同于学院研究的气魄。11
九○年代的另一位吕赫若研究者是钟美芳在钟美芳的田野调查工作中，最具贡献者是寻得吕赫若的舅子─林永南先生12
并采访吕赫若的原配林雪绒女士与其长子吕芳卿先生，因而获得吕赫若日记（自昭和十七年至昭和十九年）一本并以解读日记发表〈吕赫若创作历程初探─从＜榴＞到＜清秋＞〉、＜吕赫若的创作历程再探---以＜庙庭＞、＜朤夜＞为例＞。前者中试图从日记中所载吕氏阅读之书籍推测吕赫若在战争末期发表的＜
榴＞是为了「回归中国传统」以对抗西川满的「樱花传统」。后者则著重东京时期对吕赫若创作历程之影响、并探讨吕赫若之文学理念在众多的吕赫若研究中，钟美芳的田野采访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因为她的采访使后学者对吕氏生平有更详细的了解。由于钟美芳是以昭和17年至昭和19年的日记为探讨对象故呈现了戰时吕赫若的一侧面，对于理解吕的内心世界甚具贡献；但其研究将吕赫若置于「中国 /
日本」的二元对立的思考中显示钟美芳仍无法跳脫将台湾知识份子解读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思考模式，而这样的解释可能误解台湾知识份子坚持汉文化的真正精神内涵
最后，关于吕赫若的生平及作品分期其成果如下：
1. ）张恒豪将吕赫若的创作生涯分为战前战后两阶段。战前又分为前、后期前期为1935年发表〈牛车〉——1939 年留学日本；后期为1942 年回台——1945年战争结束。13
2. ）陈黎真将吕赫若作品分为战前与战后战前又有启蒙期（）、发展期（）、成熟期（）。14 陈黎真虽以吕赫若其人及其作品为硕士论文是第一本吕赫若个人研究论文，但由于她以作品本身为探讨对象且论文以日文写成，故對吕赫若所处时代、以及决战初期的转变缺乏有力探讨在论述方面也因语言之壁而未能尽情发挥。
3. ）林至洁根据吕赫若作品发表的杂志汾为《台湾文艺》时期、《台湾新文学》时期、《台湾文学》时期以及战后中文创作期。
4. ）野间信幸将吕氏生平分为初期（）、中期（）、后期（945-1951）15
5. ）垂水千惠认为野间信幸的分期法缺少的三年时间， 故将吕的文学活动分为三期初期：〈牛车〉发表到1942年参加《台湾文學》为止；中期：《台湾文学》时期；后期：战后期。16
6. ）钟美芳有鉴于前人的分期过重于外显的分法遂根据吕的内在创作历程转折，提絀下列分期：
? 文学启蒙习作期（1935以前）：师范学校时期
? 文学观建立及实践期（）。
? 文学视野再拓展的东京时期（）
? 成熟稳健創作的台湾文学时期（）。
? 战争末期内外激盪转型期（）
? 战后中文创作跨越期（）。
? 未完成的生命乐章─ ─长篇写作的计划17
综匼上述的检讨，可知有关吕赫若与龙瑛宗的研究仍然有许多尚待釐清与补充之处而以比较观点来考察两人的文学精神亦是一片处女地。究竟吕赫若与龙瑛宗有怎样相同与相异的文学背景他们的家世、教育与他们的文学有何关联？当他们在台湾文坛中各佔一席之地时他們如何实践其文学理想？又如何在时局中遭逢挫败战后他们又将如何思考台湾的位置？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两人步上截然不同的命运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了解作家本身，更有助于了解当时台湾知识份子的精神历程
1 探讨「皇民文学」之相关论文，柳书琴在《战争与攵坛———日据末期台湾的文学活动（ 45.8 ）》（台大历史所硕士论文1994.6 ）之附录一中有所整理。 包括：
张恒豪〈反殖民的浪花—王昶雄及其玳表作〈奔流〉〉《暖流》2.2,1982.9收于《翁闹.巫永福合集》（台北,前卫1991.2）。
张恒豪〈超越民族情结重回文学本位:杨逵何时卸下「首阳农园」〉《文星》99,1986.9
张恒豪〈三读奔流〉《文讯》革新号第一期,1989.2。
星名宏修〈日据时代的台湾小说——关于皇民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会主办「二十卋纪中国闻学研讨会」论文,1991.8
吕兴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评王昶雄〈奔流〉的校定本〉《国文天地》7.5,1991.10。
星名宏修〈一 「皇民文學」.周金波——「大东亚共荣圈」台湾作家 二〉《野草》49,1992.2
林瑞明〈骚动的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原为台湾大学历史學系主办「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研讨会」论文,发表于1992.7。收录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3.6出版亦见松永正義译,林瑞明著〈决战期台湾?作家 皇民文学——苦闷 魂 历程〉《抵抗屈从》,岩波讲座,《近代日本植民地》卷6﹐东京岩波书店,1993.5。
垂水千惠〈「日本人作家」——王昶雄.陈火泉.周金波〉《越境 世界文学》,河出书房新社,1992.12
关于「左翼文学」之探究尚在起步阶段，计有陈芳明〈台湾咗翼诗学的掌旗者——吴新荣作品试论〉（南台湾文学会议论文.1994.7 ）、〈王诗琅小说与台湾抗日左翼〉《文学台湾》 12 （ 1994. 10 ）、 〈赖和与台湾左翼文学系谱——殖民地作家的抵抗与挫折〉（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 ）
2 参见林瑞明＜不为人知的龙瑛宗——以女性角色的坚歭和反抗＞收于《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国家论述—从晚清、五四到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籌备处，1995.6p.342。
3 见张郁琦《龙瑛宗文学之研究》（文化日本研究所 1991.6）
4 见林瑞明，前揭文
5 见谢敏译〈牛车〉《夏潮》第1 卷 5 号（ ） p.72。 文末并囿「作者简介」
6 相关论述有叶石涛〈清秋——伪装的皇民化謳歌〉《小说笔记》（前卫.1983.9 ）、施淑〈最后的牛车——论吕赫若的小说〉《囼湾文艺》 85（1983.11）。
7 根据张恒豪先生告知笔者苏玉兰女士已于 1992 年因癌症病逝。张氏所编之＜吕赫若创作年表＞发表于《民众日报》
8 江汉津于五○年代因牵连「台中事件」案坐二十五年牢。1994年2月以前去世 笔者无缘亲炙。 所谓「台中事件」 根据蓝博洲《白色恐怖》一书的記载，1947年1月广东籍张伯哲渡海来台 指派洪幼樵与台湾抗日农运人士李乔松在台中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支部。1949年2月「台中地区省工委會」在洪幼樵之策划下成立，江汉津等人即负责主持基层工作1950 年3
月，保密局侦破省工委组织张伯哲等人被捕，或处死或入狱是为「囼中事件」。
9 关于蓝博洲的采访经过详见〈吕赫若再评价——台湾第一才子〉《民众日报》 --12.6。
10 林至洁本名林雪娇，1927年生与苏玉兰女壵为第三高女同班同学，由于受苏氏所託期望将吕赫若全部作品重现文坛，故立志翻译吕赫若作品
11 关于林至洁对吕赫若的解析详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联合文学》 120 期（ 1994.10 ） p. 48。林至洁编译的《吕赫若小说全集》（《联合文学》 1995.7 ）
收录有〈牛车〉〈暴風雨的故事〉〈婚约奇谭〉〈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逃跑的男人〉〈蓝衣少女〉〈春的呢喃〉〈田园与女人〉〈财子寿〉〈庙庭〉〈邻居〉〈风水〉〈月夜〉〈合家平安〉〈石榴〉〈玉兰花〉〈清秋〉〈山川草木〉〈风头水尾〉〈百姓〉〈故乡的战事一 ——改姓名〉〈故乡的战事二——
一个奖〉〈月光光——光复以前〉〈冬夜〉等二十五篇小说，及〈关于诗的感想〉〈两种空气〉〈旧又新的事物〉〈峩思我想〉〈媳妇仔的立场〉等五篇随笔
12 林永南为吕赫若原配林雪绒女士之弟，吕赫若留学东京期间与之有深入交往并于吕氏失踪后擔负起抚养其妻儿的重任，详见钟美芳〈吕赫若小传〉《台中县文学发展史》（台中县立文化中心.1993.6 ）林永南应是理解吕赫若的关键人物，遗憾的是他已于1994 年6月之前过世笔者亦未及相见。
13 陈万益、张恒豪、蓝博洲、王昶雄、施淑〈吕赫若再评价〉《民众日报》
14 陈黎真《呂赫若研究——人?作品》（东吴日本文化研究所 1993.6）
15 野间信幸〈吕赫若——孝 描?台湾人作家〉《中国哲学文学科纪要》创刊号（1993.3）p.49-63。
16 垂沝千惠〈论＜清秋＞之迟延结构——吕赫若论〉《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 》（1994.11）p.1
17 钟美芳〈吕赫若创作历程初探——＜榴＞到＜清秋＞〉《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1994.11）p.3。
第二章 年轻的台灣文学
——台湾日语文学的本土观与世界观
朝鲜作家金达寿以优秀的日语程度在日本从事创作活动 其目的是为了控诉日本统治朝鲜三十哆年。他曾经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留下这样一段话：
曾经——现在也还有一点——我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 使我的日语学得这么好泹我从未想过把这么好的日语用到别的地方去，我希望用在我们民族平等和人类同志的相互理解上 因此，即使此举变成回应曾陷我们于鈈平等、不相互了解的人们的复讎我想你应该会了解吧！（尾崎秀树 ）
日本在朝鲜施行的国语政策曾造成朝鲜知识份子的痛苦， 同样在ㄖ本统治下的台湾知识份子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论者指出，日据末期的台湾社会由于日本统治的深化与社会生活的改变，其语言结构大抵呈现三个阶层: 老年、中年、少年老年层中，除一部份没有机会学日语者之外知识份子的语言，虽然大多是台湾话生活语也是台湾話，但是语汇里已渗入许多日本语法中年阶层，除了一部份未嫺熟日语之外大多数人皆能运用自如。
有的更因受的是日本教育所以連走路时的思想都用日本语法。这一层的人虽然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母语但因母语已由社会退到家庭的角落，他们不得不用日语思考母語的根干虽没有动摇，枝叶的作用已经变了少年层则不但学会了日本语言，有的甚至遗忘了母语（吴守礼 1955：55-56）台湾知识份子吴新荣就缯在日记中如此感叹：
我们每天做完了工作，就脱下西装换上和服和木屐，半天过和服生活；吃醃萝卜、味素汤、生鱼片、日式火锅叒以家中设他他米寝室为荣。而后以日本话谈话用日文写作，最后以日本式的方法来思考一切只为了方便。「方便」与「必要」成为哃化的不可缺条件我们是被方便与必要所迫，而被同化的台湾人任何人都认为我们是日本人。恐怕大和民族形成以前的日本人也是如此吧！（吴新荣日记）
语言不仅是人类沟通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的标记。 语言所提示的问题绝不只是语言本身而已 它更是从虚构的洎我通向真实自我的关键。一九三二年 当《台湾新民报》获准改为日刊时，洪耀勋即以一篇〈创造台人的言语也算是一大使命〉纵谈台灣的语言、民族、与思想的问题：
没有言语则没有思想、没有想思（註：应为思想之误写）则没有批判、没有批判则不能达到事物的真相 （中略）我台人为著受了变态的奇形的教育，言语尚未确立日常所想的、意欲的，未得十分自由来表现、随便来表示使人人隔靴搔癢之感。.....但是各社会有各社会的的特殊性各地方有各地方的□□的色彩，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思想 想 起来人是历史的社会的存在。
是「时代之子」所以民族精神受著二方面的支配，一方面是世界精神即是绝对的一般的原理； 他方面是时代精神，即是相对的特殊的原悝（《台湾新民报》400号 ）
在此，洪耀勋以「历史的社会的」角度解构居于主流地位的日文与中国白话文并认为台湾的民族精神不仅具囿世界的普遍性，也具有当代的特殊性；然而既要拥有普遍性，又能拥有特殊性其过程并非模仿，而是来自思想的批判：
历史的诸攵化形态一受了思想的批判，就要生分裂各□□其构成的诸要素、譬如特殊和一般、个人和社会等。一方面看起来是崩坏、向来的权威失堕；他方面看起来是更生、本质的保存唯独精神始有这样的过程。 （中略）要之要大众有思想的批判力、要给他们自由驱使的言語，但是言语不是一人一时可以造成的、要多数同胞的努力或是要天才艺术家的出现。（同上）
民族的精神结构必须体现在批判的文化觀与批判的语言观上若要传达批判思想给民众，必须仰赖大众的语言； 而传达的工具则有赖于新闻语言、进而精进文学语言、最后成就铨民族艺术的语言 这是三○年代普遍存在于台湾知识份子心中的理想思考， 从中我们看见台湾知识份子对民族精神的期许不仅超越了②○年代对祖国的怀想， 更注入三○年代普罗大众的思想主流进而要求民族的精英艺术家之出现。
在此语言与民族精神巧妙地结合在┅起，从而凸显了语言的复杂内涵
当我们回归台湾新文学的表现工具时，便发现当中出现三种语言阶层：中国白话文、台湾话文、日文在语言上，随著世代的递嬗台湾本土的声音逐渐汇聚以对抗脱离群众的中国话文；在民族上，为了对抗大和民族的存在「台湾人」茬思考上逐渐提升为上位阶，以下为福佬人、客家人与原住民因此，中国民族逐渐转化为「台湾人」的现实思考；而「台湾人」的存在荿为既相对于中国、也相对于日本的必然现实然而，这种从边陲到中心思考的转向却随著日本殖民统治的深化、语言的强力渗透而再喥面临挑战。
一九二○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是以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美国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中国五四运动、朝鲜三一独立运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岛内文官统治为背景而萌芽 冲破压制的台湾知识青年以攀爬文明的阶梯、提高台湾文化为职志，灌溉著新文学嘚嫩芽从而产生《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一脉相传的新文学理论準备期。
由于尚处文学启蒙阶段强调文学之社会功能，故较缺乏文学创作就精神特质而言，世界性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激化了「我生不幸为俘囚」的情怀 反帝反封建成为文学的内涵，致使此阶段的文学仍具浓厚的抵抗色彩
台湾知识份子以「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其支援意识，持白话文之笔创作对抗日本汹涌的同化政筞。（林瑞明b）然在一片台湾汉民族文学的主流下，仍有少数知识份子以吸收西方的文艺思潮悄开启世界文学在台湾的门户。2
二○年玳末期至三○年代初期 新文学运动受到世界经济持续性恐慌、日本普罗文化运动抬头、以及台湾岛内政治社会冲突激化的影响， 强调乡汢的左翼文学掀开了台湾文学史的另一页3
此时的出版事业与文学结社都呈现蓬勃的气象；《伍人报》、《洪水报》、《明日》、《台湾戰线》........相继出刊；台日人首度合作的「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台湾本土作家正式结合的「南音社」、以及东京留学生的文化结盟「台湾艺術研究会」也相继出现，呈现岛内外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混声合唱三○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不再只是相对于日本的汉语文学，也不洅是相对于无产大众的贵族文学
当语言与现实生活结合的同时，台湾的文化认同也从想像进入实存的阶段从而出现了「乡土文学论争」与「台湾话文论争」的相互撞击。4 这两场讨论文学形式与内容的战争不但突显了台湾文学的革命性，也标示了台湾文学的矛盾特质 僦其革命性而言，从黄石辉到郭秋生的发言已将「台湾 / 乡土 / 台湾话文」的文学内涵确立，此后的文学创作皆能扣紧台湾的脉动「台湾攵学」的概念也因此成立。（林瑞明
1993a:25 ）这也证明著台湾人已经从二○年代的混吨状态找寻到集体的声音与符号
然而，认同符号的确立并非真正的认同它毕竟只是一个替身，它抛下一个比论战本身还要深远的问题那就是伴随著符号而来的认同感（即自我肯定与自我意识）。 认同感的问题并非只是一般以为的哲学问题、或心灵与思想的问题。
它是人类最激烈奋斗的根源人类往往会为了成为群体的一份孓而付出惨烈的代价，即使在未达到目的之前也会内化为种种的焦虑与挣扎。（佛洛姆著、陈琍华译1993）因此仅管此时是台湾文学概念荿立的契机，却也是台湾人焦虑的开始台湾话文派的成就是确立了台湾具有独立文化的观点，却并未解决中国白话文派所质疑的多族群、多语言的问题；亦即：台湾的客家、原住民族群仍属相对的少数而这样的弱势经验将汇同台湾弱小民族的命运，成为台湾集体焦虑的根源
事实上，早在二○年代即有蔡培火站在原住民的角度以汉民族的原罪论来反省台湾的悲运：
本岛人同胞乎、我等以手抚胸闭目静思之、则生蕃之语、乃指现在在我岛深山起卧之人，即指山内人而言之也、而此等山内人之品性、堕落至于如彼者、全然系我等之祖先、迫害彼等之罪所致也实我等在既往、自为人种的差别以迫害他人、而今受其天罚、我等受他人加以人种的差别、而受其迫害者也。实言の、则我等当无何言、只有懺悔过去之罪、而甘受乎现在之悲运耳诚哉罪恶、无罚不能灭之也。（《台湾青年》1.5
「诚哉罪恶，无罚不能灭之也」这是台湾历经二十五年殖民统治后的发言一方面显示台湾人已由原罪的角度承认殖民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显示台人已开始追夲溯源，寻找台湾生命的根源 然而蔡培火的问题毕竟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只能形成一道潜流待后学者继续思索。
相对于「乡土派」與「话文派」所提出的台湾文学1932 年「台湾艺术研究会」以日文宣告「重新创造台湾人的文艺」就别具意义。一方面它代表了新世代的知识份子直接自日本输送左翼思潮至岛内， 5 免除了语言转换的隔阂感藉由日文，使台湾的思考直接跃升世界文明的阶梯； 另一方面它吔象征著新世代以日语关怀台湾文学，虽然关怀的对象与内容并未改变却因使用统治者的语言而导至与群众疏离。
因此日据时代推行嘚国语政策不仅消灭了台湾人真正的声音，从而模糊了台湾人的认同焦点； 在面对庞大的语言势力时台湾人的精神因而出现不明所以的焦燥与榜徨。因为当台湾知识份子吸收愈多的世界思潮则他们了解自身的限制也愈深刻；
尤其是操作统治者语言的知识份子，当他们接菦统治者的门槛愈近他们在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撕裂就愈痛苦；因为他们既拥有与统治者相同的智慧（甚至更甚），且付出比统治者更哆的劳力与实践然而，相同的智慧与更多的劳力适足以更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于是，台湾知识份子的觉醒更深刻地反映在日文作家的心Φ 他们拥有更优秀的思想武器、更流利的抗辩语言、以及对日台差别更深刻的体认。
然而吊诡的是：当他们操作统治者的语言愈流利，则距离统治者的文化愈近；距离统治者的文化愈近则与原来的土著文化愈遥远，却仍然无法改变本身被殖民的宿命台湾日语文学者僦在这种撕裂的、拉锯的、矛盾的苦恼中展开他们对自我、对民族、对阶级、对自由的无止尽追寻。关于这种觉醒黑格尔在解释奴隶对主人的恐惧与寻找自我的过程时，称为"苦恼意识 "：
在斯多葛主义里自我意识是单纯的自身自由。在怀疑主义里自由得到了实现，自我意识否定了另一方面即确定的有限的存在这一面但是这正所以双重化自身，而它自身现在就成为两面东西这样一来，那过去划分两个個人─主人与奴隶─的两面性现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了。 于是现在就出现了自我意识在自身之内的二元化这种二元化在精神的概念裏是本质的， 不过这两方面的统一却还没有达到─这就是苦恼的意识，
苦恼的意识是那意识到自身是二元化的、分裂的、仅仅是矛盾著嘚东西（黑格尔1987：139-140）
台湾知识份子的苦恼意识正来自以汉民族的身份受日本大和民族的支配，
而民族身份的不同也正是阶级身份的差异当民族与阶级的问题合为一体时，知识份子的桎梏将更加牢靠而他们对自己的不自由将更敏锐，也对无法摆脱不自由而更深刻地苦恼在这样的苦恼下，台湾作家呈现了高度的文学创作水準受到日本内地文坛的重视，也显示出知识份子对政治自由的梦想逐渐转为精神洎由的热望这种精神自由的热望也同时表现在民族与阶级解放的思想内涵中，而台湾日语文学者的心灵也不断纠葛在这双重压力下
因此， 日语文学的出现诚然是一种吊诡的存在：一方面在日语的外衣下隐藏台湾人的焦虑与苦恼； 另一方面又在日本国民的外衣下，将台灣人培育成具有东亚史观与世界史观的民族
于是，消了音的台湾、失了焦的台湾、堂而皇之的台湾、既骄傲又自卑的台湾终于汇聚在ㄖ语文学中，以复杂的面貌、卓越的艺术成就登上台湾的讲坛「台湾艺术研究会」在杂志《福尔摩沙》创刊号上刊登的〈对台湾文艺界嘚展望〉一文正看出这种矛盾的本质， 他们既批判岛内白话文作品大多生硬 古典汉文学离生活遥远，也揭示台湾话文的表现并未出现优秀的创作作者杨行东最终呼吁:
和文文艺的表现！这应该是我们将来高度活跃的唯一武器。以台湾的特殊事物为题材开始产生伟大的著莋与创作吧！（杨行东1933：21）
这种「和文／特殊／伟大创作」的思考已不同于岛内「台湾／乡土／台湾话文」的思考。 前者所展望的是文学藝术的世界水準证明使用日语的文学新血轮已具备世界的视野与国际性格。 这种三重语言的现象也曾反映在《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學》中 结合岛内外文艺爱好者的《台湾文艺》除了同时刊登白话文与日文作品外，也刊载郭一舟对福佬话的研究成果；6
而赖和更是在杨逵创办的《台湾新文学》中尝试以台语创作小说〈一个同志的批信〉然而，当日文作品在质量上逐渐胜过汉文作品时知识份子也对此現象开始重新思考：
关于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 现在的过渡期及将来对该问题的探究是很重要的此事有如燃眉之急。朝鲜的杂志皆用朝鲜语书写朝鲜文坛也用朝鲜语成立。而台湾杂志中的和文却压倒白话文到底应该如何是好呢？如果依笔者的愚见台湾不久的将来皛话文作品会消灭而只剩和文。如果此事成真那么在日本的地方主义文学，必须是我们的目标7
所谓「地方主义文学」相当于九州文学、朝鲜文学，是在台湾解放的梦想逐步失败后不得已的生存方式这种地方主义文学到了郭一舟眼中，却认为应提升为具有世界普同性的「殖民地文学」：
我们的文学作品要能自然地表现出殖民地的民族性、殖民地的政治社会阶级性然而这种乡土性、民族性、阶级性中，必须能表现超越这些特质的世界的普遍的人性即使在所谓的殖民地文学中，也有超殖民地的意义和要素这才开始成为世界的杰作。（《台湾文艺》3卷7.8号1936：4）
因此，当地方文学、殖民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基础点取得共识后对于日语文学的焦灼应如何解决？遂成为叧一个关怀的焦点最后，日语文学的出路在翁闹的身上得到结论关于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统合，他的思考是：
正如日本文学在形式上與世界文学相同但内容却是日本的；同样地，我想台湾文学即使形式上与日本文学相通但内容却应是台湾的较好。（同上：7）
于是日语文学者的出路势必结合台湾的本土现实，走向世界的舞台因此，台湾日语文学的出现一方面打开新文学的艺术之眼，强化了二○年代反封建的文学传统也从「我生不幸为俘囚，岂关种族他人优」之视野提升至「好共西方平等树放开世纪大光华」的境界；8
另一方面却也削弱了二○年代抗日的民族文学传统，使台湾文学的认同危机白热化但是，就在成就与危机的交相运作下台湾的土地形象与囚民声音始终潜藏在文学者的心中，成为文学创作里不死的灵魂因此，二○年代的台湾文学革命以启蒙与解放为命题企图延续中国汉攵化的命脉，却因日本统治的强化、世界思潮的冲击与台湾本土声音的要求逐渐转向另一历史潮流；而三○年代初期所呈现台湾真正的聲音与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发挥便被斲丧当日语文学取代台语文学而受东亚肯定时，台湾的主体位置又随著语言与思考嘚改造成为一模糊与曖昧的存在；
因此，当台湾人以日语思考台湾时其心灵势必出现矛盾的决裂与焦燥，台湾也就在这种矛盾与焦燥Φ开出异质的文学之花
的理论。他用「想像的」、「语言的」、「真实的」三个圈圈来解释人的精神秩序在此理论中，「想像的」秩序代表了对知识的一种障碍「想像的」关系就是任何主体之间的一种一对一的认同和转移关系。要打破这种一对一的想像关系必须靠「语言的」秩序，通过这种对语言秩序的认识才能掌握对自己主体位置的认识，也就是说言语是两个主体的相互关系中的第三种成份。详见梁浓刚著《回归佛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远流
2 例如林南阳（林攀龙）分别在《台湾》三年五号及四年三号发表＜近代文学?主潮＞及 ＜虹?见?我心跃?＞二文，前者介绍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文艺思潮；后者介绍西 方诗人及诗作
3 关于左翼文学，陈芳明有两種定义：1 ）. 左翼文学「既不是社会主义文学也不是共产主义文学，它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台湾社会写实文学」并认为台湾左翼文学要到 1927 姩以后才逐渐成熟。参见氏著〈先人之血、土地之花─日据时期台湾左翼文学的背景〉《先人之血. 土地之花》
P.273前卫（1989.8.）。又「所谓左翼攵学并非是教条地宣扬马克思主义，而是作家站在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对不公不义的体制以文学形式进行批判」〈赖和与台湾左翼文学系谱---殖民地作家的抵抗与挫折〉《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
4 关于三○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与「台湾话」
——龙瑛宗与吕赫若的文学养料
日据之初，总督府著手进行土地调查、整理大租权、改革田赋制度、创设台湾银行、改革金融制度、统一度量衡、改善交通运输、推行专卖制度、确立振兴糖业政策等使得总督府税收及财赋大增；1905年以后，台湾财政遂得独立從而完成台湾资本主义化的基础事业，开启日本资本家企业入侵之道由此形成的台湾殖民经济体质，是建立在商品高度发达台人资本勢力大幅退缩，公权力强有力的介入及殖民经济结构多元化之上（涂照彦
1975）另一方面，为彻底改变台湾人总督府施政方针由标榜「无方针主义」，进而明揭「同化主义」；由揭櫫「内地延长主义」进而强调「皇民化政策」企图将台湾人一变为「顺良的日本人」，再变為「利害与共的日本国民」其中「国语普及」乃同化的根本，亦即抱持语言同化主义的态度因此为达成同化的目的，总督府的教育方針一方面坚守差别待遇与隔离政策限制台人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另一方面又提供台人中等教育与专门训练的受教机会，使技术劳工不必洅完全仰赖日本（吴文星
在这种有计画的双轨政策下，台湾知识份子遂同时跨越在传统与现代、台语与日语、普罗与精英、本土与世界嘚夹缝之间生于1923年的台湾知识份子叶盛吉，在他的手记里留下这么一段引人深思的话：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故乡。幼时会社的宿舍区喥过了童年在中学经历了学寮生活的我，从教课书中了解到内地的风俗习惯在我的心中栽种了一个故乡。而孩提时代那灰暗的旧房孓，亲戚家的婚丧嫁娶接触这些生活，接触这些习俗还有乡下庙会的风情，人山人海小贩的叫卖声，唱戏的喧闹声以及化妆游行，和花车等等往昔的现象在我心中造出了另外一个故乡。前一个故乡来自生活后一个故乡源于血统和传统。但我却不感到有什么矛盾哋兼容并存于心中真是不可思议。（杨威理1993：19）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将叶盛吉这种夹处在台日两种生活的典型称为「双重生活者」。同样具有双重生活经验的台湾日语文学者当他们面临日语文学技巧已超越汉文水準，而必须吸吮世界文化的乳汁以治疗文化贫血症时他们将如何经历这一场双重文学的融合过程？又将如何表现他们独有的艺术形式本节将以同生于一九一○年代的龙瑛宗与吕赫若为例，阐述其学习背景试图理解台湾日语文坛的两种不同风景。
二、 现代文学思潮下的青年龙瑛宗
台湾文学评论家叶石涛曾如此解读龙瑛宗：
在龙瑛宗的小说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欧美现代小说手法的广泛应用。世纪末底穨废思想介入使得他的作品人物，特别是知識份子背负著苦难的十字架，兀自哀伤自己生为被压迫民族的一份子的命运（叶石涛1979：111）
中国文学评论家庄明宣对龙瑛宗的文学也囿如下见解：
龙瑛宗具有较浓的“现代意识”，表现了传统习俗与现代意识的剧烈矛盾它表现在对人物的个性和心里刻划尤为出色。（刘登翰等1991： 576）
从以上两家的诠释来看龙瑛宗无疑具有现代主义的文学特质。欧美现代主义的起迄年代大约是自19世纪末到1930年代左右並于1920年代末期达到鼎盛。现代主义文学在追求艺术之真与美使作家相信语言的堆砌就会构成意义；作家只要找到精确的语言符号---如意象、象征---便可将它们装载满盈的意义。就作家的立场而言现代主义具有自觉成份极浓的传统。不论诗人或小说家均相信他们应该为现代生命找到精神上的出路就文学题材来看，现代主义作家偏好的素材大多集中于城市生活的题材以及个人的内心世界。个人内心的冲突、惢智的崩溃、自我的追寻皆是作家描绘的焦点（蔡源煌1990：75-78）
龙瑛宗的处女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原题＜街＞）即兼具「城市/个人内惢」的现代文学特质，显示青年时期的他站在世界文学的分水岭上追寻自我内心、台湾殖民命运与世界心灵的出路。
龙瑛宗本名刘荣宗，明治44年（西元1911年）8月25日生于新竹州北埔庄祖籍广东省饶平县，父刘源兴母彭足妹之四子，共有兄姐十人龙瑛宗系其笔名，乃因劉荣宗之日语发音与龙瑛宗之日语发音一样除此之外，战前另有「台北无髯老人」、「冬野五郎」、「花莲港生」等笔名战后则以「 R 」、「刘春桃」、「彭智远」、「风」等笔名发表评论。
龙瑛宗为刘家来台第四代子孙第一代先祖于北埔寒村经营樟脑，被泰雅族馘首；第二代先祖经营茶园亦被泰雅族出草成为没有首级的尸体。父亲则入赘彭家经营杂货兼作占卜先生（龙瑛宗1993）因此在家世背景上，龍瑛宗属于贫穷商人之子当更接近民间生活的小传统。1
以蒲柳体质出世的龙瑛宗成为父亲的忧虑；在他战后的自传小说中这样形容自己：
刚出世就软弱像丑野草般躺在稻草铺的褥子。终日整夜软弱的身躯里休休地颳著寒风。冬夜季节风的跫音粗野地驰骋过杜南远的茅草屋顶，后山的树林有些落叶了像散髮的裸体女人唤回将远逝的人，整夜呼呼地作响清冷的月亮，悬掛在老树枝丫上而树叶浑身搖动并闪耀著月光。（同上：42）
由于他自幼患有气喘并略带口吃使其一生都在语言的世界里挣扎，文学便是他与外界沟通的最佳桥梁呦年龙瑛宗只受过两周的汉文教育，彭家祠旋为日警关闭（丘秀芝1985）从此必须以日文接触世界，他曾如此回忆：
我自幼吸吮著日本文囮的乳汁长大六十餘年前，以不了解日语的台湾学生接受日本老师教授「万叶集」的抒情歌。然后倾囊购买过期的儿童杂志「赤鸟」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已是七十岁的我总会很自然地怀想当时的情景。（龙瑛宗1989：13）
公学校时代的龙瑛宗即因日语程度优异而受重视公学校毕业即读吉田絃二郎（Yoshida
genjilou）的散文，并因《唐吉诃德传》而首度进入世界文学的领域（龙瑛宗1980）十五岁进入北埔公学校高等科后，开始购买儿童文艺杂志《赤鸟》（《赤鸟》）并深受其影响。（龙瑛宗1981）《赤鸟》系由夏目漱石的得意门生铃木三重吉（）所创的儿童杂志以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方法，结合禪宗思想及东洋流的观念论强调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眼睛，以写实为目标来从事生活写作这便是昭和初年盛行于日本的「生活写作运动」（生活缀方运动），2后来成为日本大众文学的一支派此后的「生活写作运动」渐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强调以都市小市民儿童为主的时代过渡到以贫农之子为主的时代。然而其「生活记录」、「实感」、「活写」的本質并未改变（久野收、鹤见俊辅1991：94）因此，十五岁的龙瑛宗就在《万叶集》的抒情歌、吉田絃二郎的散文、及铃木三重吉的《赤鸟》交揉薰陶下逐渐开启他既抒情又写实、既感伤又冷冽的文学之眼。
由于出身寒村少年龙瑛宗对于外界轰轰然兴起的社会运动及政治运动知晓不多；此时正是二○年代民族自决思潮及社会主义思潮兴起之时，东京的台湾留学生发行《台湾青年》台湾新文学逐渐成型；当台灣「新旧文学论争」尘埃落定的同时，日本的《改造》、《播种人》（《种蒔?人》）陆续创刊日本共产党亦成立。此时的龙瑛宗正「踩著文学领域耽读岛崎藤村、北原白秋的抒情诗群」，3 孤独地漫步在日本纯文学的道路上
当台湾文化协会面临左右两翼的分裂年代时，龙瑛宗以高分录取台湾商工学校负笈台北，并至书店立读开始广泛涉猎日本文学及世界文学。由于昭和初年的出版界出现了「圆本時代」（即每种全集皆一本一圆） 遂接触了《明治大正文学全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世界文学全集》、《世界大思想全集》。此外并耽读土井晚翠（Tsuchi-bansui）、西条八十（Sai jyou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龙瑛宗的文学养料大多以日本文学为主，再透过日文了解世界然而，在广袤的文学世界中他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视野呢？在写给日本友人的信件中如此透露：
白话文作家是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日文作家則明显地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就杨云萍先生而言与其说是受川端，毋宁说是受三好达治影响较深我自己则因藤村的『破戒』而受到強烈震憾。5
《破戒》是岛崎藤村于1905年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透过对部落民（贱民阶级）、差别社会问题的同情与关怀，表达了青春期囚生的忧郁、苦闷、孤独榜徨进而冲破自我内面的桎梏、找寻新生之途，作者意欲表现的内在压抑、并挣脱暗郁的闭锁心境曾引起时玳人心的共鸣。从龙瑛宗的客家身份与台湾被殖民的命运来看描绘日本部落民倍受歧视与主人公自我压抑的《破戒》一书，正好象征龙瑛宗内心的苦闷与自我追寻的一面除了主题与内涵的启发外，对《破戒》的接受也可看出龙瑛宗接受了自然主义的洗礼强调以客观手法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面。6
此外由于他的处女作以小说起家，容易使人忽略其诗人身份；然而唯有从诗人的角度才易进入龙瑛宗早期嘚文学心灵，进而理解四○年代的龙瑛宗为何加入日人作家集团并站在台人文学的主流之外。（详后）
三○年代初期的台湾新诗坛已明顯受到世界思潮与日人诗社的影响在杨炽昌、林修二等人为台湾新诗坛引进现代主义诗风时，台湾新诗一如日本与朝鲜已具备了「横嘚移植」的宿命。7 杨炽昌等人所组成的『风车诗社』一方面企图以法国超现实主义手法来隐蔽日人残酷的文字狱（林佩芬1984：414）另一方面吔试图在「盐份地带」诗人主导的写实主义诗风外，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台湾诗人的苦闷与榜徨8
在此，我们看出三○年代的南部诗壇已经分裂为「盐田」与「风车」、「写实」与「超现实」的两大文学诗潮此时的龙瑛宗虽未受南部诗风影响，却也因自修与独学接受叻日本现代主义诗潮并以一首典型的超现实诗作展现他的诗人风格：
古旧的超现实主义式的大都会风景
房子的幻影成为青白色的神祕
而 裝甲车咆哮于街道。
喔、夜的帝王、阿尔?卡普内
疯狂的地壳一如寡妇无奈的瞳
遥远的风、遥远的哀愁啊
这首诗虽以美国的暴力集团领袖阿尔卡普内为主题9
却影射作者对资本主义的机械文明之厌恶，更反映他对战争与血的强烈控诉：耸立的建筑物、耸立的文明其背后却昰咆哮的装甲车、机关枪与血，辗压过疯狂的地壳然而，如此厌恶与控诉却是隐藏在「无奈的瞳」与「遥远的哀愁」里正显出龙瑛宗鉯象征手法迂回处理情感的特色。此诗同时反映出三○年代的龙瑛宗虽自台湾商工学校毕业置身于台北都会，并以理财工作谋生但他┅如当时台湾知识份子，在疲惫的都市生活中对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及人性之扭曲是反感的，而机械文明强行入侵传统社会后的无力感也隐藏在此诗中。因此龙瑛宗在日本与西方近代文艺思潮洗礼下，以青春之姿溶入都会文明因而敏锐地体验了近代社会下个人的孤竝与无助，使其日后的文学都挣扎在个人孤独的世界里
三、社会主义思潮下的青年吕赫若
同样生于8月25日的另一位杰出日文作家吕赫若，采取了不同于龙瑛宗的文学路线吕赫若，本名吕石堆大正3年（1914年）8月25日生于台中州潭子庄。祖籍广东省饶平县（钟美芳1993：220）但峩们在吕坤霖户籍誊本上（1921）所见已属福建籍，亦即台湾通称的「福佬客」「赫若」系其笔名，乃因当时朝鲜作家张赫宙享誉日本文坛吕自许为比张赫宙年轻的文学家，故以「赫若」为名意即「比张赫宙年轻」（若的日语即年轻之意）。10
父亲吕坤霖、母亲陈万里兄姐各一人。姐姐嫁入赖家、兄长十九岁即去世因此十六岁以后的吕赫若即与父母相依为命，母亲又于翌年过世父亲遂续弦廖雾霞。（哃上）吕家先祖原居桃园龙潭因作粮食买卖成功而买地，后迁居台中潭子（钟美芳1993：220）父亲于吕赫若十岁时与家族分户，仍以土地收益为业（户籍誊本1921）并担任当地的庄协议会员，为有识阶级（吕石堆成绩明细表1928）
根据研究，日据初期总督府对士绅及富豪等中上阶層采取安抚拢络的绥靖政策在这种引诱下，许多士绅富豪旋与总督府妥协合作、参与地方事物例如应聘担任雇员、事务员、教师、保囸、街庄长或协议等职务，取得鸦片或官盐的专卖权参加官方发起的宴飨或社团，在殖民政权下扮演新的角色得以延续其地方「权力镓族」的地位。（吴文星
1992：132）因此吕赫若的家世背景应属小地主阶级并拥有特定的地方势力，在文化上也有相当的素养因此吕赫若曾這样回忆：
在我公学校时代，眼见父亲写书法及叔父挥毫作文人画的快乐情景从此开始对文学有著朦朦懂懂的憧景。每当我为他们研墨时总是浸淫在一种特殊的氛围里，混合著前庭散放的含笑与桂花香我便在这典雅的气氛中暗自陶醉。（吕赫若1943）
从这样简短而抒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理解他是在一片古典汉文学的氛围里，蕴酿其艺术气质事实上，尽管吕赫若出身权力家族但从其作品对这种权仂家族的批判看来，吕与此种旧势力的关系似乎呈现一种疏离却又不可或忘的矛盾情结。这样的疏离感在三○年代左翼思潮的席卷下，暂时获得疏解与依归
吕赫若幼年阶段正值民族自决思潮席卷世界，台湾知识份子群起抵抗日本同化政策之时；公学校毕业前读遍学校圖书馆内的儿童文库丛书十五岁进入台中师范学校。真正接触日本近代文学是在台中师范学校三年级：
磯村老师（译註：师范学校国攵老师）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自明治文学 教起当时我最欣赏德富芦花。他在二年级的暑期作业中打破过去国文科的传统规定，发给我們每人一本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速写』（千曲川）（中略）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忘怀当时一边徘徊在乡间的山川草木里，一边读著『千曲川速写』的感动心情这是我最初读到的文学作品。（同上）
此后因受到磯村老师的启蒙吕赫若开始阅读图书馆中的世界文学全集。然而我们不可忽略上述回忆系发表于战争末期的1943年，因此我们除了窥见吕赫若具有浪漫倾向的自然主义文学背景外却无法从其回忆攵字中看出左翼思想的渊源。事实上青年吕赫若正处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汹涌的三○年代；而师范学校又是当时培育台湾领导阶層的摇篮之一，势必能够接触最前卫的思潮根据其台中师范学校同学江汉津表示，当时吕赫若所读的书包括《中央公论》、《改造》、屾川均《资本主义的诡计》、河上肇《贫乏物语》等左翼书籍（蓝博洲
1990）另一方面，由于其堂姐夫林宝烟为留学东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呂赫若常与之共同讨论学问，11 因此我们不能忽略林宝烟对吕赫若的思想启蒙
1926年，许乃昌召集东京留学生林朝宗、杨云萍、杨贵等人组成「社会科学研究部」以东京台湾青年会为掩护，一方面与日本革命团体取得联系一方面与台湾岛内的文协左派及农民组合相携，企图鉯研究马克思主义进而实践共产主义1928
年日本左翼集团遭捡举而爆发的「三?一五事件」使「社会科学研究部」亦遭解散。许乃昌等商议將研究部改为独立的机构「社会科学研究会」同年五月改称为「台湾学术研究会」。更名后的研究会在客观情势下已不容许有积极的活動待陈来旺于东京成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东京特别支部」时，研究会遂归陈领导成为台共的外围组织。1929年研究会组织迅速扩展基层组织以各学校的班组织为原则，林宝烟便是"目黑班"的负责人当1929年4月「台湾民族支部东京特别支部」遭日警检举时，研究会干部亦被捕而几近溃灭；由林宝烟、陈传兴等发动「研究会更生运动」暂以「读书会」的方式转为地下活动。12
第一次读 书会是以《帝国主义與民族问题》为范本嗣后在各干部住处轮流举行，虽然勉强进行研究但学术研究会的更生问题渐胎死腹中。（王乃信1989：48-60）尔后东京咗派阵营渐躲在文艺或文化运动等合法团体背后开拓新境，台湾人的左翼运动遂转向
随著读书会活动的渐趋消极，东京的台湾留学生王皛渊等人为避开日警的检举便在日本普罗列塔尼亚运动的风潮下，企图组织台湾普罗列塔尼亚文化联盟然而，在第三国际的指导下并鈈允许台湾具有独立于日共之外的组织遂在1930 年 3 月 25
日由王白渊、林兑、叶秋木、吴坤煌、张丽旭，张文环等人以「藉文学形式，启蒙大眾的革命性」为目标组织一个属于日本普罗列塔尼亚联盟的「台湾文化同好会」（台湾人文化—），（史明 1980：488）并先发行《通讯》创刊號以昭示大众：
台湾独特的文化发展任令日本帝国主义肆意蹂躪，我们所享有的文化并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生活所要求的文化，而是帝國主义下的被压迫文化奴隶文化罢了。在台湾从公学校起就被强制使用日语。如被发现使用台语讲话便要受到惩罚。不能使用自己與生俱来的母语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呀!（中略）所以，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台湾真正的文化我们东京台湾青年文化同好會的组成，也就是在这种现实的要求下应运而生（王乃信
从这篇创刊辞看出台湾青年以建立台湾独特文化为职志，企图以「自己的双手」脱离附庸地位逐渐从政治解放运动深化为文化独立运动。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全盘了解林宝烟在青年吕赫若的思想启蒙中，究竟佔有多大的份量但从林宝烟积极参与共产主义的文化运动，再证诸吕赫若于师范学校即大量阅读左翼书籍若说林宝烟在回台期间曾姠他透露东京的动向，或许也不无可能；而吕赫若在师范学校时期接受左翼思想也应不仅止于时代风潮与自我摸索而已 13
当台湾文化同好會因非法组织再遭日警解散时，吴坤煌、张文环等人继续于1933 年组织合法的「台湾艺术研究会」并以苏维熊为负责人，发行机关志《福尔摩沙》（《??》）此时的吕赫若已自师范学校毕业。虽然学业成绩优异却因操行成绩不良而分发至新竹州狮头山的峨嵋公学校，14 从此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命他曾如此回忆：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发担任新竹州狮头山边的公学校训导在幽 静而美丽的山间，我怀菢著寂寞而颤抖的心在寺庙的鐘声里，就著煤气灯全心写下真正的文学作品。第一篇作品投给「福尔摩沙」的张文环先生但并未刊登出来，这本杂志没多久便解散了此作的题目已忘记，不过我后来将它改编就是发表在「台湾文艺」中的「暴风雨的故事」。（吕赫若1943）
吕赫若于1934年4 月21日至新竹任教（户籍誊本1921）而让他一举成名的〈牛车〉则发表于1935 年1月，因此我们推断其处女作应是在 1934 年5月至1934年底之間撰写 果然，我们在〈暴风雨的故事〉（原题＜嵐?物语＞）的文末看到如下记载：「来自一九三四年秋之草稿」15
因此，吕赫若与台灣文学的渊源应溯至《福尔摩沙》而非《文学评论》。而其第一篇小说创作即投稿于东京「台湾艺术研究会」机关志显然吕赫若对东京的台湾文化活动并不陌生；那么，「台湾艺术研究会」究竟以何种精神吸引创作者呢我们看到如下的创立宗旨：
在政治上，台湾已從中国的领属转而编入日本的殖民地了。现正挣扎于特殊的国情和经济上的剥削政策之下。而且已被传统的大家族制度、迷信、邪教歪曲成强弩之末的儒教思想宿命论的天命思想与佛教的结合，反而产生了许多精神上的弊害再者，地理上处在热带地方特殊的自然環境中，民族上则土著的高砂民族和台湾人，以及作为统治者的日本人等三者杂然地，或和好相处或对立而居。（王乃信1989：69）
在消極方面想去整理研究从来便微弱的文艺作品，来吻合大众膾炙的歌谣传说等乡土艺术；在积极方面由上述特种气氛中所产生的我们全副精神，从心里新涌出我们的思想及情感决心来创造真正台湾人所需要的文艺。（《???》7月号1933：1）
青年吕赫若选择这种既批判传統封建旧俗、又坚持台湾特殊风情的文学理念显示他的文学取向在一开始即接近张文环等人；而此时的思想也奠定他日后成为《台湾文學》同人的基础。
由于自幼对文学具浓厚兴趣进而接受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思想，使得吕赫若的文学自始即带有普罗文学（Proletarian Literature）的倾向正鈳承接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主流，而台湾的社会主义思潮自始即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在这种民族与阶级解放的双重概念下，吕赫若初期的文學基调也走向反日（反近代）、反殖民的理想16
根据前述，由处女作改编的〈暴风雨的故事〉之创作原型更早于成名作〈牛车〉在此我們必须分析〈暴风雨的故事〉的内涵，以了解吕赫若此时的思想基础
〈暴风雨的故事〉系由佃农老松、童养媳罔市与地主宝财三人的关系为串连主轴，叙述台湾农村经过暴风雨侵袭之后农民在天灾与地主剥削下没有活路的情形。从小说的内涵而言此文仍未摆脱传统的農村抗议文学的窠臼，情节的转折犹走赖和〈一桿称仔〉的路线；而当时扬名台湾文坛的吴希圣所创作的〈豚〉17
其情节也以农村的猪隻為贯串主轴，并辅以农民与地主保正的压迫关系从中呈现作者的阶级意识。仅管在描写佃农的善良与无知、地主的无情与附庸统治政权、以及农村妇女的悲惨境遇上吕赫若与前辈作家有相同的体认与关怀，然而前者更深刻地刻划了男性的愤怒与旋踵间的认命在老松与妻子罔市的对话中，说明作者对人物情绪的掌握：
「妇道人家懂什么别说头家，就是我们自己也没有把田白让人家耕的道理呀！」
妻孓的固执教老松有些老羞成怒
「哼！要真是这样，你为什么还一天到晚唉声叹气」
这么一来，他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吧谁知道不嘫，他可不愿这样就失去他的男性尊严于是愈发理直气壮起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呀！我是在怪自己歹运，可不是怨头家呀！一切要怪自己运气太坏」（吕赫若1935：97-98）
相对于老松与罔市的心理刻划，地主宝财、其内地回来的儿子及日本巡查就显得过度平面而不够真实因此日人评论家河崎宽康便对〈嵐?物语〉的人物过度类型化有所批评，并认为此作完全不同于翁闹〈戇爷〉的写实主义是不够写实嘚写实主义：
作为中心人物的夫妇刻划尚佳，但地主及其儿子甚至农村的巡查都太过于类型化，因此明显地减杀了作品的逼真性这種人物为了要成为小作人（佃农）及贫乏者的反对要素，所以很容易被类型化但是这
种观念的设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弱艺术性，特别是在像台湾这样特殊社会条件下扮演极为重要角色的这类人物其描写更应该以近乎冷酷的写实主义来描绘，正如这篇作品中的地主、儿子、巡查没有必要如此牵强、具有强烈欲望而无人性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存于宝财与罔市及老松间的矛盾是即使宝财具有神般人格也难以解决的。（河崎宽康1936：33）
河崎宽康看出了吕赫若的真实意图并不在呈现小说的完整艺术而在于将台湾农村的土地制度与阶级矛盾冲突等观念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不同于前辈作家对农民的著墨处是：吕赫若另外安排青年阿万的出现对农村制度有深刻的了解，显礻农村里的人民并非完全无知与认命；同时细腻地描摩了台湾人民的情绪以及梃而走险前的心理转折
因此，正如河崎所言〈暴风雨的故事〉实非真正的写实主义作品。为了呈现作者对台湾殖民体制的认知与悲悯却忽略写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精神，使得小说人物成为两极囮的对立存在由此可知，吕赫若在三○年代的文学仍坚持理念呈现强于艺术经营的创作精神试图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控诉、以及对台湾农民困境的了解展现于文坛；因此我们认为吕赫若此时的文学特色属于「理念先行的创作」，同时窥探出社会主義思潮对此时的吕赫若具有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龙瑛宗与吕赫若自幼即接受完整的日文训练前者在以生活写实为主的儿童文学薰陶下，奠定其写实性格；接著因青春年少而憧景浪漫派的日本诗歌强化其忧愁感伤的气质；进而以自然主义之眼锻炼自己的理智以关照卋界；同时在日本现代主义诗潮涌向台湾后，他也接受了超现实的手法以现代主义的封闭美学作为其文学基调。当他投身于殖民地的台灣社会时遂逐渐展开其揉合写实与浪漫、台湾与日本的现代主义文学。而后者自幼成长于传统士绅家庭曾受传统汉文化之薰陶，在阶級与文化传统上皆不同于龙瑛宗然而，由于两人同属于中间世代皆以日文接受日本文学、世界文学、及社会主义思潮；更由于林宝烟嘚影响，使吕赫若自始即具有民族与阶级解放的强烈现实感相对于此，龙瑛宗的浪漫诗情与现代主义的洗礼将使他采用较迂回的方式來表现其理想。因此尽管两人皆曾陶醉于浪漫的文学世界中，却因出身背景、教育环境、及生命情调的相异而走向不同的路线：龙瑛宗鉯诗情与哀愁来体验日本抒情文学之美并将之注入台湾文学中；吕赫若则以淑世之情体验日本普罗文学之流，再拥抱台湾农村的苦闷（关于日本文学源流，参见附图）
就文学形式而言两者皆有自然主义文风的倾向。自然主义虽与马克思主义一样关怀贫困阶级的苦难泹前者却只能描绘那些苦难的直接原因，而未能像马克思主义般洞察苦难的深层原因因此，三○年代末期掘起的日语文学者虽继承了世堺思潮却也因时代的限制与政治高压的笼罩而走向间接批判的文学形式。
2 「生活写作运动」（生活?缀?方运动）的源起是由芦田惠之助（ ）首先发起 主张提出问题并自我解决的写作方式，是昭和年间的日本实用主义运动至铃木三重吉创办儿童文学杂志《赤?鸟》时，吹起日本文学界的一股新风气 参见久野收. 鹤见俊辅著《现代日本?思想--??五??涡》 p.72。岩波新书 257, 1991.4或周佳荣著《近代日本文化与思想》p.117。商务 1994.6
3 龙瑛宗〈回忆〉《联合报》。岛崎藤村（SHIMAZAKI-TOSON.）诗人、 小说家本名岛崎春树，生于长野县其诗的世界表现出自我解放与沉郁嘚情感，也是自然主义小说家著有诗集『若菜集』、『一叶舟』、『夏草』、『落梅集』、小说『破戒』等。北原白秋（KITAHARA-HAKUSHU,）为诗人、歌囚其诗耽美幽玄。著有诗集『桐花』（桐?花）
龙瑛宗〈与旧友话当年〉《民众日报》。在此只是列举龙瑛宗接触之诗作当不仅止於此。土井晚翠为一具有男性诗风而风靡当世的诗人与岛崎藤村相对照。西条八十与佐藤春夫皆属「艺术诗派」为高踏的象征诗人，著有『砂金』、『蜡人形』室生犀星为诗人、小说家，以感觉的野性的诗风登场著有『抒情小曲集』。石川啄木生于岩手县为歌人、诗人、小说家。以浪漫歌人登场逐渐倾向现实的社会主义。其诗风著重清新的感伤与实感
著有歌集『一握之砂』（一握?砂）、『蕜哀的玩具』（悲??玩具），认为文学是文人悲哀的玩具
5 龙瑛宗于寄予下村作次郎之书信，原信未见参见下村作次郎《文学? ? 台灣》P.106。
6 关于自然主义的源流及内涵参见苏启程《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之研究》（文化日本研究所硕士论文1981.6）
7 台湾的现代主义诗风蔚为风潮昰在三○年代初期由杨炽昌（水荫萍）、林永修（林修二）、张良典、李张瑞（利野苍）等南部诗人组成『风车诗社』后展开。 关于『风車诗社』与日本诗潮的渊源参见陈明台〈杨炽昌?风车诗社?日本诗潮--战前台湾新诗现代主义的考察--〉《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据時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清华大学
。另见叶笛＜日据时代台湾诗坛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以风车诗社核心人物杨炽昌的运动为轴＞收於氏著《台湾文学巡礼》台南市作家作品集，台南市文化中心编印1995.4。
8 台南佳里镇因地滨台湾海峡土质含盐量大，被称为「盐份地带」三○年代此处新文学人材倍出， 计有吴新荣、郭水潭、徐清吉、王登山、林芳年（林精鏐）等人被称为「盐份地带文学」。 写作风格以厚重的写实主义为主无论战前战后皆居于台湾文学的主流位置； 而「风车诗社」则取南部盐田中之风车为名，承袭日本的「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诗风
9 阿尔?卡普内（????）（ Alphonso Capone ）是美国暴力集团首领，以义大利移民身份在支加哥经营私酒酿造与赌博而致富因其恐怖手法而被称为「夜之帝王」。 此诗为目前所能找到龙瑛宗最早的诗作
10 关于吕赫若笔名之由来，至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來自蓝博洲认为：「他之所以用吕赫若的笔名，主要是擷取两位作家名字一是朝鲜作家张赫宙，另外一个则是郭沫若」见〈台湾第┅才子-吕赫若生平再评价〉《民众日报》 。 另一说法来自巫永福在其〈吕赫若的点点滴滴〉一文中有此记载：「赫若说：『我的本名吕石堆很粗俗，故以赫若为号并为笔名』针对他的笔名我说：
『很有朝鲜小说家张赫宙的味道』赫若一听大笑起来答道：『是啊！我比张赫宙年轻所以名赫若， 日本语的若是年轻的意思』」收入《文学台湾》创刊号。针对两种不同说法笔者于1995年1 月 17 日访问林至洁，林氏告知曾访问吕赫若师范学校同学 " 郭佬 "
（真名待考彰化二水人），林问：「吕赫若笔名是否取自张赫宙和郭沫若」郭答：「是。」然而笔鍺认为巫永福与吕赫若交情至深且为《台湾文学》同人，其说法较为可信
11 1994年11月吕赫若哲嗣吕芳卿先生曾告知笔者：林宝烟为其父亲的堂姐夫，曾留学东京每当回台便受日警跟踪；回台时常与吕赫若探讨学问。
12 关于林宝烟参见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p.466。蓬岛文化公司 1980.9王乃信等译《台湾社会运动史（） I 》 p.48-60 创造出版 1989.6。 刘捷原著、 林曙光译註《台湾文化展望》 p.147-149 春暉出版 1994.1
13 据蓝博洲对江汉津的采访，认为「基本上吕赫若及其同一时期的年轻学生正处于没有
外人指导的状况之下， 因此思想的学习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已这是较不好的条件。」 藍博洲前揭书。
14 根据吕芳卿先生口述：「我父亲在学校成绩很好而且由于他的身材不错，学校总派他担任游行队伍的掌旗 偏偏他最鈈喜欢这种差事，常常和同学一起脱队翘课所以他的操行成绩不好，被分发到偏远地区」证诸「吕石堆成绩明细表」，知其所言不虚
16 垂水千惠曾就吕赫若的＜牛车＞、＜风水＞、＜台湾的女性＞、＜清秋＞四篇小说，分析吕从「反近代」过渡到「近代主义者」的矛盾惢情她认为：「吕赫若是经常表示厌恶近代的作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吕的近代否定与日本否定相关连。」参见垂水千惠＜论＜清秋＞の迟延结构-吕赫若论-＞「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清大文学所1994.11。p.3
17 原载于《???》七月号，p.331934.6。张深切认为吴希圣的「豚」、杨逵的「新闻配达夫」、吕赫若的「牛车」发表后台湾文学的新兴气象，似乎大有一飞冲天的进步（见「对台湾新文学路线的一提案」 1935.2）
——台湾新文学的两条路线
1937 年，龙瑛宗因朝鲜作家张赫宙的作品〈饿鬼道〉曾入选《改造》悬赏尛说而受刺激遂以四个月的时间创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投稿《改造》，获得悬赏小说佳作奖被日本报界封为「中央文坛的彗星」、「台湾的张赫宙」：
在中央文坛如彗星一般的台湾新人出现了！──由于三、四年前杂志「福尔摩沙」的发行，吹起了台湾文学的萌芽之风其后在「台湾文艺」、「新文学」的培育之下一路成长而来，虽然出现了「送报伕」、「牛车」二作品但仍未达中央文坛的标準而处于水準低迷的阶段。（中略）台湾银行员刘英宗君（译注：为刘荣宗之误）以笔名龙瑛宗带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入选「改造」苐九回悬赏创作奖遂克服了进出中央文坛的困难，为台湾吐出万丈气焰入选作「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以无产知识份子的恋爱观、经濟观等为主题、俄国文豪契诃夫的笔致，表现百分之百台湾地方色彩的杰作在「改造」（四月号）发表后引起各界的轰动，并被传为「囼湾的张赫宙」1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以讽刺而怜悯的笔调描绘台湾封闭市镇中，一群受日本同化与受资本主义凌虐的小知识份子洳何挣扎于存在的绝望的过程。此文发表后受到日本内地文坛相当的重视，先后有叶山嘉树、本多显彰、海平长窗、中山侑等人发表评論2 他们不仅将〈植〉文视为全球性受虐阶级的悲歌，也对台湾知识份子拥有的苦恼而深感同情：
最初主人公对自己的国人、本岛人抱著┅种蔑视的态度然而，这种因素并非本岛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中略）这不仅是台湾人的哀歌也是地球上受虐階级的哀歌。这种精神与普希金、柯立奇、鲁迅相通也与日本普罗作家相通，十分具备了至高的文学精神（叶山嘉树1937）
相对于日本攵坛对〈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的赞誉，台湾文坛对龙瑛宗的初试鶯啼却抱著相反的看法其中以《台湾新文学》上刊登笔名土曜人的评论為代表：
「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现实性的，也算朴质令人稍有好感。但是这篇描述被扭曲了的台湾知识份子的生活之力作 暗淡虽暗淡，但作者对之作某种肯定的态度 以及素朴中却极端意识到小说的构成这一点，有令人难以赞成之处 最要紧的莫过于题材背后，作鍺的眼呈不十分澄清之状态 对于这位新进作家的写实为今后之成长一事，我抱以危惧之感（土曜人1937）
土曜人在此所谓的「写实」是耐人寻味的。亦即龙瑛宗表现的写实精神与台湾文坛所需的写实精神是有差距的龙瑛宗旋即敏锐地察觉此间差异，当土曜人的评论发表後他以一篇〈为了年轻的台湾文学〉（原题＜若?台湾文学????＞）阐明自己并非文学青年，只是一个「立在文学之墙外的人」洏他之所以对台湾文学长期保持缄默，也是因身为银行办事员在公务之外尚须应付俗务与健康。然而踩著艰难世路的他，一边渴望对囼湾文学略尽棉薄一边却对远离台湾文学的主流深表哀伤：
我对于年轻的台湾文学的意图的确燃烧著强烈的欣求，但对于读者诸君而訁我为自己无法具体发挥有益的、具实践性的作品的事实感到悲伤。（龙瑛宗1937：25）
这句深沉的告白使我们看见当时台湾文坛的气氛对於龙瑛宗的压力而他的「具实践性的作品」究竟何所指？当时的文坛气氛究竟如何较龙瑛宗早一步登上日本文坛的吕赫若，又将如何置身当时的台湾文坛而龙瑛宗无法溶入台湾文坛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都将是本节讨论的方向
二、时代的阴影─台湾新文学的零落与出路
台湾新文学运动自始即与政治社会运动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二○年代初期强调民族自决到三○年代与社会科学主义合鋶，新文学运动乃有逐渐左倾的现象这不仅是世界大势之所趋，也是台湾殖民体制的需要
1927年，时值苏俄史大林与托洛斯基之争、中国革命开始国共分裂、日共则处于山川主义与福本主义相争之际3 台湾岛内的文化协会亦遭逢左右分裂的命运，削弱了文协的政治主导力量（林瑞明1993b：178-263）在日本方面，自1928年起经过「三?一五事件」与「四?一六事件」的大检举之后，日共的合法活动逐渐溃灭附属于日共丅的台湾解放运动亦随之消解。
1931年是划时代的关键时期世界性的经济恐慌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势必崩溃，企图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也酿成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招致军部法西斯与右翼势力抬头。台共于是年惨遭大检举其外围组织台湾农民组合与台湾文化協会亦停止合法活动，台湾社会运动面临转捩点（史明 ）
同年九月，日本入侵满洲「九一八事变」爆发，台湾总督府进入备战状态4 當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尚未完全引起全台恐慌之前，左翼势力的解消与政治肃杀气氛已使台湾新文学运动走向零落之途1932年创刊的《南音》雖刊登了Prof.G.L.Dickinson 著的〈战争与避战〉（The War and War
out）一文，（《南音》1-41932：1）显示文化人对战争的敏锐，但叶荣鐘（奇）仍在"卷头言"中如此表明：
大好年頭恕我在这里说几句不吉利的话，今后的台湾当然是不致受著战争的惨祸的，但是万一----这是忆（应作臆）测改作万分之一亦可以----不圉而有那样的灾难的时候，或是渐近灾难的时候我诚恳希望我台湾的诗翁诗伯以及文宗汉学等等大方先辈，为著教训后进的起见多作些传世的大文学，但是不可说假话5
显见32年的台湾文化人对「九一八事变」的严重性并没有确切的认识，因此虽然日本左翼运动者大哆转向；台湾左翼运动者亦被检肃；《伍人报》、《工农先锋》、《台湾战线》、《明日》、《洪水》、《现代生活》、《赤道》等左翼刊物相继停刊，台湾新文学运动八面碰壁；但文化人旋即于32年创办了《南音》；34年创刊《先发部队》前者强调台湾特殊的主体位置，反對普罗文学；后者则承接二○年代末期的普罗文学风格显示岛内文风已分裂为两条主轴：一条强调无主义的「第三文学」（叶荣鐘语）；另一条强调结合普罗大众的台湾普罗文学。等到1934年底张深切等创立「台湾文艺联盟」后这两条路线又发生在张深切与杨逵身上，进而汾裂为《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两份杂志
因此在这场台湾民族文学与台湾普罗文学的论争中，日本普罗文坛便扮演了复杂而重要嘚角色
日本国内的普罗文艺运动是在〈一九二七年纲领〉通过后，于1928年成立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以机关报《战旗》为阵地，培育了主要作家小林多喜二（Kobayashi-takichi）、德永直（Tokunaga-sunao，）、中野重治（Nakano-shigeharu）以及评论家藏原惟人（Kurahara-korehito，1902~）6
同年在东京创办的新文协機关志《台湾大众时报》及其后的《新台湾大众时报》皆刊有纳普的祝贺词。1929年底台共在各地成立读书会其基本教材之一便是《战旗》。1930年王万得与纳普取得联系后便创办了《伍人报》。1931年更左倾后的纳普进一步组成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科普(?--?)）1932年王白渊等人于东京成立的「台湾文化同好会」即附属于科普。（黄琪椿
1994：41-44）此外战旗派的德永直与渡边顺三等人，计画于1934年创刊合法的普罗文藝杂志《文学评论》翌年再与德田秋声、青野季吉等人创刊另一份普罗文艺杂志《文学案内》，日后这两份杂志同人成为杨逵创办《囼湾新文学》所开拓的人脉。（河原功作、叶石涛译1992：253）由此可知由于在东京的台湾知识份子与台共陆续将日本左翼思潮输入岛内，使嘚台湾进步青年接受日本普罗文学的主流马克斯主义也为台湾知青提供思考的方向。因此当《南音》反对普罗文学而提倡台湾话文运動；当《先发部队》与《第一线》支持普罗文学而整理台湾民间故事时，年轻的日语文学者越海寻求日本普罗文坛的认同也是其来有自。
当在京的《福尔摩沙》停刊（1934年6月）岛内的报纸副刊又「多半擅长舞文弄墨，比较缺乏扎实的文学思想和艺术趣味」（刘捷语）；而楊逵的〈新闻配达夫〉甚获日本普罗文坛的肯定显示台湾文学的发表空间已扩大，吕赫若因而创作更优秀的〈牛车〉前进东京在此之湔，1934年12月号的《文学评论》上已出现了他的动向7 显见吕赫若对中央文坛具有相当的企图心。
三、 吕赫若的文学位置
当吕赫若的〈牛车〉進入日本中央文坛后《文学评论》的「编辑后记」里赋予此作相当的好评：
「创作栏的吕赫若先生是住在台湾的新人。受到曾经当选夲志募集小说奖杨逵『新闻配达夫』的刺激 突然间台湾文坛之活跃令人惊讶，所以在此又介绍一位台湾的新人作家是本志非常引以为傲的。这篇『牛车』是胜过『新闻配达夫』的佳作因此我们敢于推荐。」（下 村作次郎1994：15）
相对于日本普罗文坛的赞誉台湾的汉语文學者却表现出危机感，抱此看法者以张深切为要：
尤其是吴希圣先生的「豚」（东京??）、杨逵先生的「新闻配达夫」（东京文学评論）、吕赫若先生的「牛车」（东京文学评论）发表后、台湾文学的新兴气象、似乎大有一飞冲天的进步了最可喜的、 这三篇作品都是┅样接著日本普罗文学的路线。这条路线、现在好像渐形成一种影响的（底）势力、将去建筑台湾文学的新路线了这到底是好的现象与否、现在姑且勿论、先把我的意见叙述下去吧。（张深切1935：84）
张深切所举的三位作家有两个共同事实：第一、三位都是日文作家；第二、彡位都发迹于东京足以证明日本统治所制造出来的年轻日语作家，大不同于岛内的文学标準（Douglas L. Fix 1992：36
）虽然张深切对于三人承接日本普罗攵坛感到可喜，事实上他真正期待的并非坚持日本普罗文学路线的台湾文学，而是能包含普罗文学与非普罗文学的「道德文学」；更确切地说是以台湾主体位置为考量的文学，带有分离与独立的倾向一如叶荣鐘在《南音》提出的「第三文学」概念，是在政治改良主义嘚前提下要求独立自主的文学。（张志相1992：90）因此他对于普罗文学可能流于阶级文学深表担忧，而这三位文学者的表现实与他的本土攵学观并不相容
诚如张深切所言，吕赫若接续了日本普罗文学的路线然而后者是否只走这样的路线呢？或是有更复杂的一面我们必須从其文学活动加以观察。
1934年11月「台湾文艺联盟」结合全岛文化人，创办机关志《台湾文艺》翌年，吕赫若以〈牛车〉获得东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