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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十字路口的中国
──转轨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作者手稿）
&&&&&&&&&&&&&&& 何清涟&& 著
敲门者的声音──为《十字路口的中国》而作&&&&&&&&&&&&&&&&&&&&&&&&&&&&&&&&&& 4
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代序言）&&&&&&&&&&&&&&&&&&&&&&&&&&&&&&&&&&&&&&&&&&&&&& 6
导论&&&&&&&&&&&&&&&&&&&&&&&&&&&&&&&&&&&&&&&&&&&&&&&&&&&&&&&&&&&&&&&&&&&&&& 11
上篇：中国的自发私有化进程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股份制改造&&&&&&&&&&&&&&&&&&&&&&&&&&&&&&&&&&&& 16
&&&&&&& &&&&& 奏折派经济学家的悲哀：淮桔成枳
&&&&&&& &&&&& 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股份制改造
&&&&&&& &&&&& “淮桔成枳”留下的思考
第二章& 九十年代的“圈地运动”&&&&&&&&&&&&&&& &&&&&&&&&&&&&&&&&&&&&&&&&&&&&24
&&&&&&&& &&&&&&&&& “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展开
&&&&&&&& &&&&&&&&& 权力渗透“圈地运动”
&&&&&&&& &&&&&&&&& 权势者的盛宴──瓜分国有土地收益
&&&&&&&& &&&&&&&&& “圈地运动”在当代中国原始积累史上的地位
&&&&&&&& &&&&&&&&& “圈地运动”中的寻租活动对经济改革的影响
第三章&& 经济改革的瓶颈口──国有企业改革&&&&&&&&&&&&&&&&&&&&&&&&&&&&&&&&& 33
&&&&&&&& &&&&&&&&& 国有企业改革的轨迹
&&&&& &&&&&&&&&&&& 无法回避的所有权问题
&&&&&&&& &&&&&&&&& 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的不相容性
&&&&&&&& &&&&&&&&& 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相关性问题
第三章附文：国有资产的流失&&&&&&&&&&&&&&&&&&&&&&&&&&&&&&&&&&&&&&&&&&&&&&&& 41
&&&&&&&& &&&&&&&&& 国有资产流失总量知多少
&&&&&&&& &&&&&&&&& 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
&&&&&&&& &&&&&&&&& 几个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事例
第四章&& 中国当代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分析&&&&&&&&&&&&&&&&&&&&&&&&&&&&&&&&&&& 46
&&&&&&& &&&&&&&&&& 寻租活动的社会根源
&&&&&&&& &&&&&&&&& 关系网──寻租活动的神经网络
&&&&&&&& &&&&&&&&& 历史上“贪渎文化”与今日寻租活动的文化继承关系
&&&&&&&& &&&&&&&&& 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
&&&&&&&& &&&&&&&&& 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第五章&& 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 53
&&&&&&&& &&&&&&&&& 谁是最大的获利者
& &&&&&&&&&&&&&&&& 原始积累过程的完成、特征及其必然性
&&&&&&&& &&&&&&&&& 原始积累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第六章&& 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兼论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 62
&&&&&&&& &&&&&&&&& 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的不同步变化
&&&&&&&& &&&&&&&&& 被破坏的市场道德秩序
&&&&&&&& &&&&&&&&& 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分配法则畸变
&&&&&&&& &&&&&&&&& 财富的追求──经济伦理畸变的实证考察
&&&&&&&& &&&&&&&&& 财富的困惑
下篇：危机与选择
第七章&& 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扩大&&&&&&&&&&&&&&&&&&&&&&&&&&&&&&&&&&&&&&&&&&&&&& 78
&&&&&&&& &&&&&&&&& 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
&&&&&&&& &&&&&&&&& 杯水车薪的扶贫救济
&&&&&&&& &&&&&&&&& 分配中的不平等问题
&&&&&&&& &&&&&&&&& 收入分配中的金字塔结构
&&&&&&&& &&&&&&&&& 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 &&&&&&&&& 收入集中化对社会的影响
&&&&&&&& &&&&&&&&& 贫困──世界性的困扰
第八章&&& 人口、就业与犯罪&&&&&&&&&&&&&&&&&&&&&&&&&&&&&&&&&&&&&&&&&&&&&&&&& 86
&&&&&&&&& &&&&&&& 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村城市化
&&&&&&&&& &&&&&&& 农村劳动力大转移──民工潮
&&&&&&&&& &&&&&&& 就业与犯罪
&&&&&&&&& &&&&&&& “杜润琼事件”在人口问题上敲响的警钟
&&&&&&&&& &&&&&&& 人口问题：古老的祭坛
第九章&&& 社会控制类型的多元化及地方恶势力的兴起&&&&&&&&&&&&&&&&&&&&&&&&&&& 98
&&&&&&&&& &&&&&&& 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
&&&&&&&&& &&&&&&& 当代中国农村宗法组织的复兴
&&&&&&&&& &&&&&&& 社会控制机制的畸变：地方恶势力的形成
&&&&&&&&& &&&&&&& 中国农村和中国的农民问题
第十章&&& 黑色经济活动与黑社会组织的勃兴&&&&&&&&&&&&&&&&&&&&&&&&&&&&&&&&&&& 111
&&&&&&&&& &&&&&&& “地下经济”之定义
&&&&&&&&& &&&&&&& 黑色经济活动分析
&&&&&&&&& &&&&&&& 黑色经济活动的载体：黑社会组织
&&&&&&&&& &&&&&&& 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
&&& &&&&&&&&&&&&& 黑色经济泛滥的严重后果
结语&&&& 公平和正义：评判社会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 121
&&&&&&&&& &&&&&&& “效率优先”经济增长战略的缺陷
&&&&&&&&& &&&&&&& 我们应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 &&&&&&& 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 &&&&&&& 向政治之癌：权力市场化宣战
&&&&&&&&& &&&&&&& 腐败消解旧体制付出的社会成本真是最小吗
&&&&&&&& &&&&&&&&& 腐败的路径指向：非法治的金权政治
&&&&&&&&& &&&&&&& 人的品质取决于人文教育的品质
&&&&&&&&& &&&&&&& 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后记&&&& 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 130
上篇：中国的自发私有化进程
&&& 近年来对中国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其实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因为中国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权力市场化形成的资源分配中。所谓“资源”有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两种类别，无形资源是一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质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等等；有形资源如土地、计划物质等等。在这十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掌握实权者。这部分人形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的分利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本书上篇的六章，主要就是论述我国政治经济这两大科层组织的掌权者，如何利用权力这种严重变形的手，“创造”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现代神话。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伦理追问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在政权软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经济信用严重失常，市场失效。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陷入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之中。
下篇：危机与选择
&&& 本书的上篇从纵向揭示了中国自发私有化过程，下篇则从社会的横断面剖析了权力市场化引起的种种不良社会反应，揭示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诸种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怨恨情绪普遍增强，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叠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兴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色经济的泛滥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
&&&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政治经济的作用，更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中国构成的社会压力既是近期的，更是远期的。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说明，金权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下篇说明，中国现在正徘徊在十字路口：一条是通向法治化的公民社会之路，另一条则是以“黑权结合”为特点的“意大利模式”（或是南韩的金权政治模式）。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将成为中国未来走向哪一条路的决定因素。
敲门者的声音
&&&&&&&&&&&&&&&&&&&&&&&&&& &&&&&&&&&&&& ──为《十字路口的中国》而作
&&&&&&&&&&&&&&&&&&&&&&&&&&&&&&&&&&& &&&&& 朱学勤
对于经历过80年代思想启蒙与文化讨论的这一辈人来说，何清涟的名字并不陌生。她在1988年所发表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曾引起社会普遍的注意。那时的思想启蒙集中于文化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由此形成无人不谈文化、无弊不归之于文化的时尚，至今流弊尚难成绝响。何清涟似乎很少受这种风气影响，她那本《人口：中国的悬剑》，直接刺入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限制──人口与资源之比，使人在当时过于宽泛的文化讨论中猛然惊醒，开始认真考虑在那些什么都能包括但什么都不能回答的文化“根源”之外，还有更为切实的问题需要正视。此后，作者南下深圳，有过8年学院外的经历与思考。在沉默了三四年以后，我们间或又能从一些思想界的前沿杂志上，看到她那些令人印象深刻且颇有说服力的国情研究文章。8年以后，她又回来敲门。这一次敲门，她为中国的思想界带回了什么呢？
&&& 首先应该感谢这本书所做的充分资料准备。在写这篇序言以前，我征求了能够接触到的经济学界朋友的意见，对她的思想持反对与赞成意见者各占一半。但有一点却很一致，那就是大家都对这本书的资料依据有公正的评价。其实那些资料并不神秘，在各种公开出版物中俯拾皆是，只是等待有心人去收集整理。何清涟凭她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经验性体验，躬身采集这些在一般学者眼中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遍地荆棘”，坚持数年，终于为她的批判理论铺垫了坚实的统计学依据。这种从公开出版物中采集资料，依次推理的研究方法，结果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这工作过去也有人做过，那就是与何清涟同在广东的何博传先生。何博传的书名是《山坳上的中国》，正好与何清涟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前后相呼应。
&&& 《十字路口的中国》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用大量资料数据和事实说明，中国各项旨在为民众谋求福利的改革措施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操纵之下，引起的种种事后不良反应及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强烈呼唤思想界人士在研究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时，必须将人文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相结合，尤其是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本书中提出恢复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政治经济学的古典含义，研究与国家资源有关的财富的分配问题，并呼唤在中国尽快建立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以便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合适的法律框架。
&&& 在中国，经济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它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中国大陆的改革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课题，谁也不会否认它的经济实效，但是谁也都知道它的公开秘密：这只是一场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纯经济改革呼唤出“纯经济理论”，即这些年来经济学界人士所建构的单一经济学。这种单一经济学理论只就经济谈经济，似乎中国的经济结构没有任何政治细胞，是从一种经济结构朝着另一种经济结构的演变。而经验常识却告诉我们，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结构的产物。套用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形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来到世间，每一个细胞都滴着政治”。中国的经济学怎么会在一个早上就变成了只研究单纯的经济结构，只需就经济谈经济？不能一概否定这十几年内中国经济学界所做的种种努力，但是也不必讳言，回避中国经济结构的政治内涵而奢谈改革，有时确实象在编织“皇帝的新衣”，一口气编了将近20年。
&&& 19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曾被马克思斥之为“庸俗经济学”，而他将自己创立的经济学派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创始者的勇气已经被他的后裔阉割殆尽，以致在谈论一种彻头彻尾来自政治设计的经济结构时，可以回避它发生学意义上的本来内涵，只围绕着它的经济外观打转。这种理论的庸俗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被马克思所抨击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却公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旗号。1996年春天我在哈佛做短暂停留时，曾与一位美国教授谈论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理论现状，那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不谈政治的经济学取了一个尖刻的名字，称其为“No heart economy”，即“没心没肺的经济学”。“No heart”不仅指明了这样一种经济学在理论形式上的空洞，而且还指出了理论持有者在价值立场上所持的虚无状态，实在是入木三分。仔细想想，经济制度及其经济运作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如中国这样具有其深刻的政治内涵？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国度研究经济问题，都可以置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亦即“社会的制度环境”）于不顾，那么马克思当年的努力真是全白费了。
&&& 与此相关的是对于改革代价的探讨。比如人人都切齿痛恨的腐败问题，很显然已经不是道德领域能够解释的问题，它是一种结构性腐败，是根源于特定体制、特定改革路径所产生的政治之癌。更可指责的是一部分学者不仅闭眼不看腐败对中国改革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还提出“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论，将腐败列为改革所必需的社会成本，而且是最小的成本；腐败是以体制外经济资源赎买体制内权势的方式，它既能使体制内的权势者和平接受一场经济资源的转移，又能使体制内的僵死资源援接到体制外再生，重新进入扩大再生产过程；腐败的结果是新事物消解了旧事物，新体制消蚀了旧体制。何清涟这些年来职业变换频繁，这有助于她从各方面了解转型期所发生的现实。她根据自己在企业工作过的实际经验与深入调查，认为这种“腐败有理”论，至少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论。我注意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 “根据笔者多年来与不少局内人交谈而产生的调查体验，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70％的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其结果是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型发展），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为国外的购买力，大量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地卷逃至国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腐败者贪污到手了3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绝对不是这3万，而是要以10万来计算。以此观之，腐败绝对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动社会转轨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
&&&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数据。我甚至希望透露这一调查数据的局内人有夸大的成分。但在本书的第五章“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大量的数据却非常明白地告诉读者，这是在中国每天正在发生着的现实！
&&& 每天流失1.3亿国有资产, 途中消耗将近一亿，最终抵达目的地的只有0.3亿。这0.3亿还并不投入扩大再生产领域，而是转移为黑箱操作的投机资金。如果说这是改革的“成本”，那么这样高昂的“成本”早已远远超过了产出，这种“入不敷出”的“成本”是任何一种理性社会行都难以承担也不堪承担的。改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 中运行，很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已经被它的高价“成本”吞噬殆尽。也许正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危机，何清涟才立意要将她的书名题为《十字路口的中国》。
&&& 对于这些年来被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炒得火热的“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等话题，何清涟同样鲜明的表达了她的不同意见：
&&& “这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想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因为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
&&& 我是同意这一观点的。20年前，顾准先生在其遗著中已经指出，改革有两种前景，没有法制体系（指的不是“人治的法制”，而是指“法治的法制”）保障的经济改革只会产生“意大利模式”，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部分学者在讨论“公民社会”与“中产阶级”这些概念时，满足于移植外来学理符号，却不正视每天在自己脚下发生的现实。问题不在于“公民社会”、“中产阶级”这些名词的抽象意义，而在于产生这些现象的历史条件。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公民社会”与“中产阶级”。在今天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各种畸型的社会模式，畸型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的认识价值，可以叫做“意大利模式”，也可以叫做“西班牙模式”，惟独不会有韦伯笔下的“中产阶级”或哈贝斯玛笔下的“公民社会”。如有之，那只能是知识界继80年代“文化热”之后炮制出来的又一学术泡沫。而学术泡沫层出不穷，与经济泡沫“交相辉映”，本身就是转轨期社会现实的一种映象。
&&& 何清涟在书中引用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的话，呼吁研究者反思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研究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视野尤须扩展到经济学之外。并重申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告诫经济学同行的话语：用自然科学的专业思维来考虑社会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其实也是在呼唤人文学界的朋友帮助她突破“No heart& economy”的围城，打赢这场论战。但是，人文学界能够支持她的资源实在有限。当浸淫于“No heart economy”的人士在编织“皇帝的新衣”时，我们的人文学界也在编织另一些“皇帝的新衣”，比如说至今不衰的“文化决定论”。她在呼吁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时候，而人文学界似乎正在朝相反方向上努力，竭力“脱贫致富”，解脱自己的人文特征，挤入“技术性的社会科学”行列。她在批评经济学的“无心化”，而素以社会良心为职守的人文学界也在经历一场“无心化”的“改革过程”。所以我说这是一场“围城之战”，她在突围，我们却在拼命挤进去，有一部分人已经挤入。在此情况下，何清涟对人文学界的期望会不会落空呢？
&&&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任何理论建构都是以大量事实分析为前提的。也正因为如此，这本奠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对经济学界是个挑战，对人文学界同样也是挑战。这一次她来敲门，门内有两群人，两群人都可能装聋作哑。因此，敲门者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可能要不断地敲，敲这扇禁闭的大门，敲这扇生锈的大门。
&&&&&&&& &&&&&&&&&&&&&&&&&&&&&&&&&&&&&&&&&&&&&&&&&&&&&&&&&&&&&&&&&&&&&&&&&&&& 日于沪上
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代序言）
&&&&&&&&&&&&&&&&&&&&&&&&&&&&&&&&&&&&& &&&&&&&&&&&&& 秦晖
&& &&&& 何君此书，我得享先睹之快，读后十分感奋。有感而发，遂成此篇。不敢称序，读书心得罢了。
&&&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鲜明地提出了当代中国原始积累问题。的确，“原始积累”恐怕是现在从学界到社会弄得最混乱的概念。我曾看到一份地方政府刊物夸耀说当地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一部电视系列片则把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原始积累过程”！在这里“原始积累”俨然成了褒义词。另一部电视系列片更有意思：在列举了深圳当时的一些“缺点”，如现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对打工妹的性奴役现象等等之后，话锋一转，大谈起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羊吃人的可怕，说是那时死了“成千上万”人云云。言下之意，与此相比，我们那点“代价”真算不了什么。
&& &&&& 人们很熟悉这种“原始积累”观的由来，如同熟悉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有趣的是这句话正被人从两个方面加以运用：过去人们为抨击“资本”而痛斥它的“血和肮脏”，而目前更流行的则是因向往“资本”而对“血和肮脏”见怪不怪了。正如马克思书中的原始积累被看成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一样，我们这里的原始积累也似乎成了“市场经济初期”理所宜然。
&& &&&& 但这也真是冤枉了马克思。实际上马克思从未把“原始积累”视为早期资本主义，他甚至没用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提法！《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积累”与“所谓原始积累”是分别为两章的，并且明言：“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即亚当.斯密所说的previous accumulation。”previous是“在 ……之前”，previous accumulation即“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积累”，斯密著作中译本多译为“预先积累”。它与“最初的资本主义积累”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以德文写《资本论》时把英文previous换成德文ursprungliche（最初的、原始的）也完全是沿用斯密的原意。但由于英文、德文中这两个词词义不尽对等，加上那句痛斥“血和肮脏”的充满激情的名言形成的联想，到俄国人那里便流行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术语。而从俄国人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驱们更把它译作“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于是在斯密与马克思那里本是“资本主义以前的”而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种种野蛮行径，便成了“资本主义中”的东西。延至于今，原为市场经济以前的即非市场经济性质的一系列恶行，也被理解为市场经济中（至少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 &&&& 其实，所谓资本主义积累就是在市场机制下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而所谓原始积累，按马克思的说法，则纯属一些在逻辑上与市场机制无关的抢劫行为，诸如强迫劳动、猎奴与海盗行为、凭权势强占公产、抢劫黄金等。显然这两种积累之别是性质上的而非数量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无论是其雏形（如一个店铺的锱铢之积）还是其发达形态（如跨国公司的巨额积累）都必须以市场机制中的形式公正（实质的不平等是另一回事）为原则。而“原始积累”无论从其雏型（如某个劫匪的小打小闹）还是其发达形态（如“掌勺者私占大饭锅”）都是一种践踏公正的兽行。而这种兽行正是以超经济强制和“权力捉弄财产”，即以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以前那种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固然要看到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原罪”（“形式平等”背后的实质不平等之类），但它与原始积累的“血和肮脏”完全是两回事。
&& &&&& 当然，资本主义与“原始积累”虽无逻辑联系，却可以有经验联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抢来本钱做买卖”，即用非资本主义的野蛮手段创造资本主义“史前”基础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肯定“做买卖”就必须肯定或容忍“抢钱”之举，或相反地为了禁止“抢钱”就必须禁止“做买卖”。其实就常识而言，认可“做买卖”就不能认可“抢钱”，否则在一个劫匪横行的世上这“买卖”怎么做？而对于历史上的“抢来本钱做买卖”，人们除了从道义上指出20世纪以前的文明人类已不能容忍前几个世纪的这类恶行之外，还应该知道：
&&& 第一，“做买卖”并非都以“抢来本钱”开始，而且“抢钱”者往往是做不好“买卖”的。过去把“原始积累”描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实际上是种误会。北欧诸国、瑞士乃至德国都未经过什么原始积累阶段，但它们的经济发展却后来居上，比搞过原始积累的诸国更出色。而西班牙、葡萄牙的原始积累搞得比英国更早更疯狂，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却是落伍者，难以望英国之项背。南、北美洲都是欧洲人殖民对象，而且17世纪南美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远优于北美，拉丁移民在南美的原始积累也远比北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更厉害，但是新大陆后来的发展却形成了北兴南衰的鲜明对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北美移民的主体是持守机会均等、勤俭创业新教伦理的清教徒农民，而南美移民的主体是持有拉丁君主特许状的一伙权贵痞子，是精于“抢钱”而拙于“做买卖”的。
&&& 第二，正如市场经济未必要从“原始积累”开始一样，“原始积累”也不一定导向“市场经济”。事实上，“抢来本钱”不仅可能用于搞统制经济，而且由于“抢钱”与统制经济都实行强权原则，这种可能甚至更为自然。早在20年代的苏联，包括布哈林、普列汉诺奥布拉任斯基与斯米尔诺夫在内的官方经济学家就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要有“所谓原始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要有“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余粮征集制、劳动军（即强制劳动）、强制不等价交换（所谓“贡税”制）乃至强制集体化（所谓“新式圈地运动”）都源自这种理念。如今人们已知道苏联人（当然决不仅只是苏联人）在这种原始积累中付出了远比“羊吃人”大得多的代价。难道不正是为了不再受这种原始积累之苦，人们才义无反顾地走上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吗？
&&& 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积累，旧体制才得以把社会财富集中到“国库”中，如今的某些国库看守人才得以在缺乏监督的条件下轻松地进行“第二次原始积累”，把财富从国库轻松地转移到自己的私囊。他们因此无需冒当年西方“原始积累骑士”所冒的风险──－后者需要夺取分散于众多传统小私有者手中的财富，因此会面临强烈的反抗。正是由于这一点，诚如本书所言，这一过程一方面成为世界史上最快速的原始积累过程，另一方面因其无需面临反抗而得以“和平”进行，使一些人得以据此将这一过程誉之为“最高尚的原始积累”！其实这种无风险的掠夺只是使他们比当年西方的“原始积累骑士”更具寄生性。当年那些骑士虽然不仁不义，但他们把农业社会分散的传统财富集中为工业社会所需要的要素资产，也算是完成一桩历史使命；然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中，这一使命已由“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完成，如今的“第二次原始积累”连这点意义也没有。
当然有些人会说，“第二次原始积累”虽已无改变传统财富为要素资产的意义，却改变了要素资产的配置方式，还是有“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意义。
&&& 这就涉及到一个学者的人文立场。近年来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即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今天，有人忙于论证“抢来本钱”是如何如何不可避免，是飞向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有人则忙于抨击“做买卖”是如何如何败坏人文精神，是社会痞子化的罪恶渊薮。却很少有人在为公民争取“做买卖”的权利的同时，向“抢来本钱”者做正义的抗争。因此本书那种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相结合的立场，在“人文精神”之争中格外引人注意。
&&& 当前，有些“人文精神”的弘扬者在揭橥理想主义的同时似乎有种排拒世俗权利的倾向。正如80年代中期那场“荆柯刺孔子”的文化批判运动于“激进”之余也有几分滑稽一样，如今那种不是针对权贵而是针对市井的“抵抗投降”也是滑稽多于悲壮。有论者批评这种带有红卫兵情结乃至教主情结的“人文精神”，指出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恰恰就是一种弘扬世俗权利，赞美世俗生活的精神。这种真正的人文精神正好是与教主情结、神文倾向对立的。此说确有道理。
&&&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今天不存在。本书第六章“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兼论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中的论述充分表明，道德沦丧、恶欲横流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精神活力。但造成这种危机的不是“做买卖”，而是“抢来本钱”。“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与其说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淡化了“终极关怀”，勿宁说是原始积累中的强权原则破坏了社会公正。
&&& 近年来，西方伦理学中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也传入了中国。然而有趣的是，在西方伦理学论争中处于中间地位的是罗尔斯，比他更“激进”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他的分配正义论没能坚持“结果的平等”，而比他更“保守”的诺齐克等人则认为他的分配正义论会损害公民个人自由。然而在我们这里，两面受敌而处于中间地位的却是类似诺齐克的观点：获得的正义，转让的正义以及对前两个领域中非正义进行纠正的“矫正的正义”，在我国似乎都是不受欢迎的原则。有人专门撰文反对“用过程的公正性证明结果的公正性”，认为针对那些“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人应当予以制裁，否则便是“在接受不平等方面走得与诺齐克等自由思想家一样远”。有人则认为那些“最初财产来路不清白”，且“后来财富积累”是通过权势而非通过自由交易实现的人辩护，认为起点平等无意义，“只要蛋糕能做大，怎么切都可以”，而官僚资本更是好处多多。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种貌似两个极端之论有时竟同出一人之口。一位数年前大讲“官僚资本是第一级火箭”的人如今却在大谈“市场规律的缺陷和国营经济的必要性”，似乎“官僚资本”会使市场的缺陷变得更少似的！
&&& 而本书列举的大量事实表明：原始积累时期最严重的问题恰恰是“过程的不公正”，包括起点的不公正（缺乏“获取的正义”）与规则的不公正（缺乏“转让的正义”）。事实上，如果真做到了“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我们现在的贫富悬殊又何至于如此严重！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那些并非“自由思想家”的论者“在接受不平等方面”又何止“走得与他们一样远”而已？在西方，诺齐克是因强调自由并对平等持低调态度而受到抨击的，然而在我们这里诺齐克却似乎成了过于激进的平等主义者：他不仅主张正义的“即时原则”，即对现时的持有必须坚持“获取与转让的双重正义”，而且还强调正义的历史原则，即对过去的非正义获取与非正义转让应当追溯，并予以正义的纠正；只要某一持有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不正义的，其后的所有环节就都不具有正义性，哪怕这后面的环节是通过正当途径转让的。换言之，只要当初的本钱是“抢来”的，哪怕其后他完全是公平地“做买卖”，那也不能逃避追溯性的正义审判。如果实行他的这种原则，那岂不意味着对本书所列举的大量事实都要来一次总清算？我不敢设想如此激进的后果，但正义的“即时原则”总是应该坚持的罢？
&&& 如今有种理论，说是改革与革命之别就在于前者承认既得利益而只考虑“以后应当如何”，后者则需追究“原来应当怎样”并否定既得利益。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总不能把主张追溯性正义的诺齐克说成是“革命者”吧？如果连他都是“革命者”，那么罗尔斯呢？社会民主派或其他真正的左翼人士呢？但即使相信这种理论，承认改革只能讲即时的正义，权贵私有化（即本书讲的“自发私有化”）也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种行为已决不仅仅是维护行为者改革前已有的“既得利益”，它的不正义并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对这种行为若不能制止，那就不必谈什么正义的即时原则了。如果回避“即时的正义”，“历史的正义”更无从谈起，那么人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批评据说是过于低调的诺齐克正义观？连诺齐克式的“低调正义”都要回避的话，又谈什么罗尔斯乃至比罗尔斯更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左派正义理念，谈什么人文精神，终极关怀或精神文明呢？
&&& 与引入我国后变了形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相比，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在我国更是淮桔成枳。在发达国家，与“效率”相对的“公平”是指结果平等而言。竞争出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有输赢之别，输赢无别的“平等”等于取消竞争，因而会影响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效率和公平”确实是个两难选择。然而从来没有人会认为竞争过程的公正与效率不相容，因为过程的公正恰恰是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此“效率与公平之争”从来就不是针对过程的公正而言的，正如“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从来不是针对基本权利优先（即“第一公正原则”）而言的一样。
&&& 然而在“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条件下，“竞争过程的公正”一方面受到反对竞争、敌视做买卖的传统平均主义或极左思潮的拒斥，另一方面受到“抢来本钱”并发动不公正“竞争”的官僚资本的抵制，两者各以“公平”和“效率”为招牌，从而把“公平与效率”之争变成了个淮桔为枳的伪问题。“公平优先”在发达国家本是个带有社会民主派色彩的口号，在我们这里却往往被旧体制的拥护者所盗用。而“效率优先”在发达国家本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口号（效率优先被理解为竞争自由优先），在我们这里却往往成了原始积累的旗帜（公平滞后被理解为过程公正滞后）。
&&& 实际上，“公平与效率之争”只有在过程公正性已不成其为问题，结果平等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的发达国家中才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正为“过程不公正”所苦的社会来说，渲染这一“矛盾”根本就莫名其妙。这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两难选择。公正至上，效率即在其中──这才是我们这类社会应有的呼声。这也正是何清涟在这本书中所发出的强烈呼喊。
&&&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否需要抑制两极分化的争论。主张“不抑兼并”者认为国家应当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而主张“抑兼并”者则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前者的自由放任使官僚权贵得以肆行聚敛，后者的国家干预则严厉束缚了民间经济发展。改革前尤其是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热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然而实际上民间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难有出头之日：“抑兼并”则朝廷禁网遍地，形成国富民穷之局面；而“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出现国家与人民都穷困，而官僚独富的格局。更糟糕的是这两种政策都有可能加剧由治而乱的王朝危机：“抑兼并”政策下朝廷财政汲取能力急剧扩张，“不抑兼并”政策下权贵势力恶性膨胀，两者都会导致官逼民反，社会崩溃。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在统制派与放任派几度易位中走向衰亡。
&&&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关键在于“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要势家的“私权力”都是既不讲规则公平更不讲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一个理性的调控机制。
&&& 今天当然与历代王朝大有不同，但“过程的公正”仍是问题的核心。如今学界有不少人喜欢谈论改革速度的“渐进”还是“激进”，谈论多一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一些国家干预，谈论改革的这个或那个“目标模式”，但就是很少谈“过程的公正”，包括规则的公正尤其是起点的公正。这样谈法与历史上关于“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争论又有多大实质区别？
&&& 改革的速度是快些还是慢些，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这固然是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 多些自由竞争还是多些国家干预固然值得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无论竞争还是干预都有个“起点”问题，起点平等的竞争与“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后的“竞争”之区别，决不是问一句“你是否拥护竞争”所能化解的。都说农村改革比国有企业改革好搞，因为农民比工人更能接受“竞争”。但倘若农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为起点，而是开场就宣布将全村土地改为队长或公社书记的私人庄园，你想农民会接受这样的“竞争”么？都说无限制竞争会加剧社会不公，因此需要国家调节。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公到底是“竞争过度”还是起点以及规则不公所造成？为了更多的公平，我们应当限制竞争（或鼓励垄断）呢，还是应当为竞争寻求更公正的起点？这些问题是所谓“竞争的限度”之类的问题能够取代的吗？！
&&& 其实在今日中国，“改革”与“保守”之别乃至“激进”与“渐进”之别并不是很重要。这好有一比：当一个宗法式大家庭难以为继时，最严重的问题往往不是要不要分家之争，而是如何分配家产，其实也就是“公正”的问题。倘若不管这一点，任由大家长独霸家产而把“子弟”一脚踢出家门，那将造成比不肯分家的“保守”政策更严重的事态。
&&& 要厘清上述问题，亟需思想界人士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相结合，并从这一立场出发来论述公正问题，而何清涟这本书就是这样集中论述转型时期的公正问题，中国太需要这样的书了！
&&&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率先提出建立中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有没有“中国的经济学”？这似乎是有争议的。有人曾说，在“文化学”者眼里我们与洋人毫无共同之处，而在经济学者眼里我们与洋人毫无区别。这表明一定的学科是有它一定的先验规定性的。经济学在西方人的分类中属于“社会科学”而不属于“人文学科”，它讲究逻辑与抽象，喜谈规律、机制、模型与数据。而这些规律等等作为“科学”范畴具有“给定条件下的普适性”，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经济学是无国界的，不可能有“中国的经济学”，如同没有“中国式的价值规律”或“中国式的市场机制”一样。
&&& 所谓“给定条件下的普适性”，意味着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给定了那些条件，命题就能成立。正如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公式一样：只要该落体是“自由”的，它就满足这一公式，而不管这落体产自哪国。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在自然科学中“给定条件”可以用受控实验方法来设置，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给定条件只能由历史来赋予，不能人为设置。人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背景（亦即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所说的制度环境）所给定的条件去研究问题，并以此推进这门“科学”的发展。因此不难理解：尽管“市场机制”这类东西作为一种经济过程的逻辑，并不与英国的“国民性”相关，但以市场经济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却是在近代英国发展起来的。
&&& 从“人们只能根据特定背景所给定的条件去研究问题”这一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学”是应当有的，其作用决非“别人的经济学”所能取代。而当前中国“给定条件”的实质在于：她的经济正处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这应当说是世界性现象）过渡类型，而且是从计划经济即“国库经济”出发开始这种过渡的（这也是所有转轨国家的共同现象），尤其是在对国库看守人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过渡的──而这正是“给定条件”下最重要的问题。回避这一问题而谈论经济学的中国化，甚至希望在谈论“别人的问题”的基础上使“中国的经济学”领先于世界，未免太不着边际。
&&& 这一“给定条件”使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不能不注意经济外的因素。然而在“给定条件”全然不同的发达国家，市场机制的高度成熟却造成了经济学解释的泛化。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因其所由产生的市民社会背景而把所谓“经济人”的逻辑预设泛化，把非契约关系作契约化解释，非经济关系（如统治－服从关系）作经济化解释的倾向由来已久。中国今天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也不顾“给定条件”对中国的许多现象进行了泛经济学解释。如将权力视为一种产生“公共产品”的稀缺资源，因其“稀缺”，对它的垄断可带来超常的利益。这在交换关系弥漫、人人皆为契约行为主体的西方或许是可以理解的拟喻，但实质上权力并不是什么经济资源。对权力的垄断和对土地等“稀缺资源”的垄断，性质也绝不相同：前者体现的是统治－服从关系，后者体现的是所有制关系。在依附性社会里权力之所以能够生“财”，并不是因其“稀缺”，而是因其具有属于人的超经济强制性。这与资本产生孳息，土地产生地租全然是两回事。把弄权聚敛者的行为方式与现代房地产业者的行为方式混为一谈，都称为“寻租”，显然是把一种野蛮行为过份“文明化”了。所以在考虑中国的经济问题时必须考虑我们的基本背景是政府权力没有从经济领域中退位，政企不分，原始积累的来源不仅是消费者的现时支付，更包括过去历史时期的全民积累，甚至包括以历史欠账形式储蓄于国库中的劳动者退休、住房等社会保障基金。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方式，与其说令人想到克鲁格笔下的“寻租”，勿宁说令人想到白居易笔下的“宫市”：“黄衣使者白裳儿，手把文凭口称敕……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这类行为与“公共产品”毫不相干。当一条本来畅通的全民积累修建的公路突然被许多有权者设卡“创收”时，它体现了什么“公共产品”呢？与其说这种情形是“寻租”，还不如说是“索贡”。因此处在“给定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学”者有责任对这种“索贡经济”作出自己的独创解释，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部杰作。
&&& 总之，不考虑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即历史赋予的“给定条件”，只生吞活剥地引用西方经济学来阐释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那么对我们而言正如何清涟在书中所言，那种解释方法多是“屠龙术”。而本书提出的任务──建立中国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这种研究当然要求高度的专业训练与技术能力，但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与社会正义感正更是不可缺少的。
&&&&&&&&&&&&&&&&&&&&&&&&&&&&&&&&&&&&& &&&&&&&&&&&&&&&&&&&&&&&&&&&&&&&&&&& 1996年12月中旬写于北京
导论：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 本书是从中国17年改革的经验性体验出发，在占有大量实证材料（包括作者本人搜集而得的许多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著作。它所分析的对象，不是整个改革的全部过程，而只是在权力市场化的作用下，对中国财富流向及资源分配起决定作用的“灰色分配”以及社会对“灰色分配”的不良反应，同时并剖析了一些对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起制约作用的经济社会问题。它预想的读者不只是学术界同人，而是一切关心中国改革的人士。本书在写作上没有采用一般读者难以读懂的纯学术语言，相信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这本书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问题。
&&&& 纵观世界历史，改革无非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法律或政府命令强制性地修改旧制度，实行制度创新；二是通过部分人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导致旧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在我国来说，这些年的改革是两种方式的结合。政府用第一种方式发动并推进了改革，与此同时少部分人利用权力开始了规模日益扩大的自发私有化进程。
&&& 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世所瞩目，但在十多年转轨过程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却说明了一个事实：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和苏联东欧相反，中国改革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体制外围到体制内部的路子。当时的设想是，走这样一条路子，可以避开矛盾并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大家才发现，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而由于当时一些特定的历史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会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时候却深深困扰着中国思想界人士。避开经济学这个大家族的心脏地带即政治经济学，去建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实际上使很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得不到正确梳理，经济学也因此被许多人文学者斥之为“没有良心”。
&&& 所谓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转轨期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和影响资源配置方式的全部因素，它要揭示的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和物之间关系变化的实质，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遗产很多，从资源的管理配置到财富的生产、分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对今天影响最大的遗产主要有下列几项：
&&& 第一项遗产即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在转轨期由于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进行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所谓分配不公，其实不是体现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资源分配和占有（即市场前权力分配）的不公。目前这种财富占有格局的形成，归根结底，不是由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而由于资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 第二大遗产即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中国在所有制问题上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避开国有资产这一辆旧车，另外造了一辆新车，即发展了私有、民营、中外合资这些新的经济成分，形成了现在的综合经济体制，而庞大的国有资产却处于不断流失当中。
&&& 前17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担，先吃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本，后借外债内债。可以说，在80年代及90年代最初一两年，全体中国人在吃计划经济老本时，或多或少都得到利益。但问题是转轨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有严重缺陷，这就使得掌握庞大社会资源的政府及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故此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却走上了一条“自发私有化”道路，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这条道路和东欧国家的“奉送私有化”的寻租方式有所不同，但结果却相差不大：财富最终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国有企业的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怎样进行？
&&& 第三大遗产是没有失业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这是现在国有企业改制与企业生产要素重组的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以往那种行政性的计划分配就业制度造成了国有单位严重的过度就业，国家现在每年用于2000余万企业富余人员的支出约需2000亿元人民币。由于其它所有制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员的问题现在已成为国有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碍，许多人都将社会保险体制的建立视作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但其实深究下来，就会发现这一希望之脆弱：“现炒现卖”的社会保险体制究竟能否在全国范围内为国有企业解除负担，实在让人不敢乐观。
&&& 第四项重要遗产，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则被破坏得相当彻底。由于严重变质的权力之手介入资源分配，在短短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已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处理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并不象当初一些人设想的那样：如果总体平均收入水平能相应有所提高，则收入档次拉开不会造成社会问题。这种设想过于简单，因为它忽视了一个问题：在权力市场化作用下由资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 上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因为一个人靠勤劳致富，另一个人靠投机、贪污受贿发财，就其金钱来源进行道德评判当然是两回事，但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这两者是一样的，金钱并不因为它的不同来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迹。这在经济学里有个专门的说法，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惩罚，人们便不会奉公守法，而是会仿效那些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者。我国今后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改变利益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改变既要依靠制度，也还要依靠人们的社会良知。
&&& 此外还有一些很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怎样才能释放国民经济中不利于就业的困素，有关就业与犯罪的关系问题等等，可以说政府今后若干年内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考虑就业含义，否则任何“严打”活动都难以奏效。在1996年7月举行的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总书记江泽民已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但无论是人口还是环境问题，都不是单纯的中央政府行为就可以取得成效。
&&& 改革之初，一项小小的放权让利都会获得成倍效益，而现在人们却面对着改革边际效益日益收缩的现实。更兼自发私有化造成的问题日益尖锐，而政府对这一事实采取的事后政治约束显得缺乏力度。这种情况让公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种程度上落空，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改革的基本态度。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倒还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台之前的政治约束，而是事后的不良反应。中国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种偶象的时候，又用另一种偶象来误导社会。我国的现状表明，就在我们抛弃“计划偶象”的时候，又引进了“市场偶象”，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样，“市场失灵”的现象相当严重。所以对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二是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建立中国转轨时期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点：中国目前处在由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而这种“过渡”恰恰是在对掌握国有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权者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脱离这一点来谈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使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屠龙术”。
寻找经济决策的政治基础
&&&&& 对于从事当前国情研究的分析家来说，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区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既有关系又有区别的两大“科学”之间那种微妙和难以把握的差别。其实要弄清这两大科学的差别，只要仔细读读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选择论》、《自由、市场和国家》就可明白二者的区别到底何在。
&&&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中，始终存在两种分歧极大的观点：一种观点深信政府可以纠正市场缺陷，这一观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已因国家债务失控，各种政府调节手段最终使经济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始终对政府纠正市场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怀疑。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几位开拓者，以他们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革新了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的工具。
&&&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奠定在一个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这些公职担任者在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为“预测科学的经济学和旨在设计合适的法律和宪法限制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无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财富者，市场的法律构架──法律和宪法才能设计出来”。 针对此，布坎南指出经济学的“经济人”与政治学的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一方面是利已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当人们──亦即“经济人”面临诱惑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
&&&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 第一种被称之为慈善的专制者。这种政府以社会利益为自己利益， 并且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同时它又可以保持一种绝对的权威，不受任何约束。布坎南认为，这种模式只存在于规范经济理论之中，由于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选择的作用，所以用来分析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行为，在理论上必然是荒谬的，现实中也一定以失败而告终。
&&&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 第三种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体社会成员都通过选票的形式参与政治决策，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则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约，于是政府决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选择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根据“经济人”这一出发点，布坎南认为，在这种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种“巨物”也比慈善的专制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正处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间。
&&& 由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由上述理论出发，得出如下推论：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这一学说挑战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理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就可以实现公众利益，而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简言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人类行为的上述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这一模式模拟人们今天的社会行为，从此将用经济学分析政府行为引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 布坎南关于政府模式的划分，为以后的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构造了一整套论述官僚主义的普遍理论，将政治学的经济分析引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奖仪式中客观地总结了这位杰出经济学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补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缺少一种独立的政治决策理论。”
&&& 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在他之前高高飘扬着哈耶克、缪尔达尔这两面在经济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伟大旗帜，那么在他身后，新一代经济学家在他的公共选择理论之上，开始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作出了意义远大的深层掘进。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布坎南的理论追随者中，有不少已成为日益显赫的“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更是用历史学的眼光穿透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阵痛的根源所在。我国近几年来由于在改革中遇到诸多难题，经济学界中的年青一代已开始将眼光投向崛起才二十多年的制度经济学，殷切期望将这一学派的理论精髓用之于中国的改革实践。
&&&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今后如何优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制度环境。因为正如布坎南指出，“制度环境是一种把市场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冲突、关系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环境”，中国如果要修正分配结果，就应该将焦点对准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考虑到在政府部门中担任公职者也是“经济人”这一前提，就必须对通过市场前分配权力来创造经济价值这一权力寻租行为加以强有力的限制。
&&& 研究转轨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为市场制度型构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构架。
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 克服社会转轨期的动荡，是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根据现代化理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居于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 .P .亨廷顿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英国，经历了从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从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时间。欧洲其它13个从拿破仑时代起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也经历了73年时间。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21个，历时却平均只有29年。一些社会学家曾进行统计，在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只有0.0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却高达1％。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革的期望提高，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重紊乱。如果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照，大家可能会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得出比较客观的看法。
&&& 对研究者来说，这些年来不管是从事经济学研究，还是从事社会学研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只从某单一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最后都有力不从心之感。以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不少经济学者避开转型期中那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采用经济学的技术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如研究劳动力的增加、效率的提高、比较生产率的差距、收入弹性上的差距、资产收入、雇佣者报酬、政府消费支出、民间消费支出、国民总资本形成、技术社会知识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看起来论证似乎都挺严密，但最后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无异于隔靴搔痒。那些用非常漂亮的学术语言与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学术论文，最后都落入了一种时人讥评的境地：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科学预测，更不是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客观总结。这种情况足以让研究者反思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研究视野尤须扩展到经济学之外。因为 “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冈纳 .缪尔达尔语）。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避开一些对改革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如权力这只严重变质的手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问题，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切中要害的认识。
&&& 这些年来，思想界人士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是采取一些边缘性探讨的方式，如批评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想到哪改到哪，哪儿容易先改哪儿的“撞击反射式”改革；二是比较委婉地指出从传统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变革相互推动的整体过程，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相互协调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类探讨廓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深入探讨改革做了前期性的理论准备。但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对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实际变化进行理论梳理。这种理论梳理不是拿着外国人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而是需要认认真真从经验性体验出发，告诉世人我们已经走过了哪些路，这条路将延伸到何方。尤其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别的什么路。
&&&& 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所蕴含的意义实在太过丰富，无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还来不及彻底了解这些变化对现实的意义，更谈不上确定这段时期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什么样的地位。对于正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理性思考，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唯有冷静地观察社会，纪录中国当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到学术研究中去，认真研究与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社会变动的各个侧面及其过程，才能为后世留下一点可信度高的研究成果。在观察社会变动时，作者发现，并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以“股份制改造”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土地供给模式改革这两项措施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巨大缺陷，使不少寻租者充分利用了它们的弹性──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有一定弹性，亦即要有一定“空子”给人钻，否则社会就丧失了活力；但如果弹性太大，则会导致这一制度本身的失败，让社会为之承担代价，这一关系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 经济发展是否要付出社会代价，尤其是公平与社会正义的代价？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早在1959年，为了铲除阻碍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联合国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这种意见代表了一种后来成为主流的发展概念。联合国基本确认经济发展应该优先，并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进国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的解体等等）的手段，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称之为社会发展。这一观念的提出，为以后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引入了“社会发展”这一概念。此后，曾在联合国长期任职的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Karl Myrdal），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以后，提出在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必须研究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和权力分配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认为不平等是这些国家获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想法是错误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不仅是普遍贫困和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的原因，而且同时也是其结果，更大的平等是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前提条件。
&&& 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就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多次严厉批评“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但是认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何使中国人“道德复苏”才是真正的难题。
&&&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将伸向何方，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它隐含了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内核，必须要超越经济学范围去进行伦理追问。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十多年改革进程中，几乎还没有人对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的伦理追问。
对资源分配中不平等问题的伦理追问
&&& 从名义上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一切社会资源都属于国有，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起点的不平等引起了极大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自从土地市场开放以来，却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名义上也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但在国有资产的使用这个环节上，却确实存在国有资产巨大流失的问题。于是这十多年改革中，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比较罕见的经济现象：在房地产热这一原始积累的神话中，物质进步导致地价上升，土地虽属于公有或集体所有，但地租、地价对社会劳动成果的瓜分即土地价值升值的大部分收入却归少数人纳入私囊，国家通过出让土地所获得收入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积累。国有资产流失的结果是企业弄得不死不活，不少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工人生活朝不保夕，而这些亏损企业的负责人却有不少竟能跻身为富裕阶层。推而广之，在目前的财富占有问题上都存在财富来源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必须对之进行伦理追问。这些追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两方面：
&&& 1、弄清由于资源占有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财富占有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是否符合正义公平等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
&&& 2、如果当前的绝大部分人的财富占有不具有合法性或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那就应该进行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虽然这种评价不能够改变财富的占有状态，但至少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一种人文道义精神；这种理论征伐虽不一定对政府政策有直接影响，但至少可以让社会公众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对于能够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那一部分人来说，通过这种追问至少可以使他们的价值观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廓清和纠正，因为政策选择是从价值观前提和对通过运用这些前提获得的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的结果。简言之，所谓价值观就是要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想到：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生着影响。从公平和正义的前提出发，对转型期资源分配不公产生的财富占有进行伦理追问，可以使公共政策朝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迈进，从根本上是防止对经济、社会和现实政治的研究在事实上变得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经济学如果对财富的占有不进行伦理的追问，将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而流于纯技术性操作。
&&& 这种伦理追问虽与现实政策之间距离遥远，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 在本书中，作者从社会制度与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关系出发，着重考察分析中国近十多年来自发私有化过程及社会的事后反应，并对所有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伦理追问。书中对社会问题所持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实际调查的感受，是作者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包括公务员、工商界人士、律师、新闻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等各界人士进行多种形式的非正式采访后形成的。
&&&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在上篇“自发私有化进程“中，以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作一纵轴，通过几次资本积累高潮来展示：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在其他国家需要历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以及中国国民是在一种怎样的经济伦理观念支配下展开追求财富的活动。在下篇“危机与选择”中，作者将具体分析社会对自发私有化进程的不良反应，以及一些对中国未来发展将起巨大影响的那些社会问题，如贫富之间巨大差距的形成，人口、就业与犯罪，社会控制力量的多元化与地方恶势力的兴起，黑色经济的肆虐，人文精神的沦丧等问题。阶层分化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因作者在各章中事实上已涉及这一问题，要作更深入的探讨并非本书主要目的，因此并不列入专章论述。又如环境问题，在下一世纪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这方面已有不少既具体又很到位的研究成果，作者不可能走得更远，故此只在第八章人口、就业与犯罪中点明其重要性，也不进行专章论述。
中国近现代历史所蕴涵的意义非常丰富，而1978年以后的历史，不管从其本身的剧变，还是从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来看，都超越了前面任何一个年代。无论是洋务运动、辛亥革命、还是后来所有的一切历史事件，都没有象这十几年一样，使人们价值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十七年，几乎凝聚了中国自1840年开始现代化进程以来的全部苦恼和追求、希望和挫折、失败与探索。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矛盾集结点。作者相信，由于这一时期蕴含的内容特别丰富，后来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将格外青睐。纵观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作者领悟了“改革”的意义：改革不是一段历史过程，也不是一种政治事件，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生存方式。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改革还是一个不断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只有开始，没有终结。如果我们将眼光穿透历史那久远的尘封，就会发现这十多年改革只不过是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在清理计划经济体制遗产方面，转轨期的阵痛注定不可避免，在如何认识中国这一段时期所出现的问题上，注定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本书只是作者个人对转轨期的一些问题的经验性体验。如果要说它有什么意义，就在于它的实证性和所研究问题的直接性。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股份制改造
&&& &※ 奏折派经济学家的悲哀：淮桔成枳
&&& 本节主要分析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们推动股份制改造的原初期望值和事实的差距：政府和经济学家们期望通过职工持有股票这一形式，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以消除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而企业则主要考虑股份制的融资功能，许多改造后的“股份制公司”其实只是“翻牌”公司，运行机制根本没有改变。
&&& &※ 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股份制改造
&&&& 本节通过大量实例，着重分析了“股份制改造”运动的本质：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努力下，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为目的的“股份制改造”，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以“内部人”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予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从而使 “股份制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免费午餐”。
&& &※ “淮桔成枳”留下的思考
&&& 本节分析“股份制”这张企业改制的“王牌”失灵的深层原因，主要是我国目前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从而使“股份制改造”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活动的猎物，股票市场成为过度投机活动滋生的土壤。这次改造留给我们的教训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必须将权力尽快分离出经济领域，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在制度安排上，要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绝缘。
&&& 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在这一利益重新配置的过程中，权力的市场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导使中国的改革呈现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当代资本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其时间之短暂，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数量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 从原始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几代富翁的身份以及致富方式来看，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被中国传统就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富家庭者、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等。这些人为生计所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年代中、前期 “下海”的科技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主要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竞争；第三代富翁则是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下海”者。这些人中不少是和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者，有的人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员。他们“下海”的时间虽晚于前两代富翁，但由于他们能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仅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故其资本原始积累能够加速度进行。
&&&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笔者曾亲耳听到第三代富翁中有人自得地将此现象总结为：第一代富翁是“半人半鬼”，第二代富翁是“凡夫俗子”，第三代富翁则是“半人半神”──所谓“神”，指的是“第三代”富翁有很大能量，弄钱不花力气且数量巨大，颇有瞧不起第一代、第二代之意──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起来的资本介入 “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在席卷中国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中，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也就是在这批以官商结合为致富诀窍的“政商”出来以后，中国社会才出现了这样一首重新划分富人等级的民谣：“万元户是贫困户，十万元才起步，几十万元马马虎虎，百万元户才算数，千万元户是真富。”
&&& 剖析“股份制改造”和“圈地运动”的特点，最能看出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
奏折派经济学家的悲哀：淮桔成枳
8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有企业再也无法掩饰亏损累累的破败相，而一度被视为解困良方的“承包责任制”，又使企业无法建立自我约束机制，产生了许多难以克服的短期化行为，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大渠道。一些苦苦寻求救世良策的"“奏折派”经济学家们终于发现股份制可以做为拯救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良方，于是先是论证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不存在“姓社姓资”的社会属性问题，以正朝野视听；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将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制公司的种种具体构想。比较有趣的是，就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经济学家们争论方酣之际，中国的沿海地区已开始实施这一构想，深圳、上海等地先后推出多家公司的股票上市，后来席卷中国达数年之久的“股份制改造”运动至此算是拉开了序幕。（1）
&&& 在这场长达数年的理论准备中，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视这一现实，即西方国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国当代股份制改造的原初动机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和理论界则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在他们眼里，股份制发源地作为主要因素加以考虑的融资功能，反而被视为较次要的一个方面──有意思的是，这一融资功能倒是被众多的企业经营者敏锐地注意到，并加以充分利用──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以达到这样的期望值：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整个企业的经营发展与财务分配均在广大股东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企业的效益主要通过市场来评价，因为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自然而然要加强对公司经营者的监管，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了企业活力，并根据市场需要调整投资方向。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 最初的试验小心翼翼地在几个大胆的企业里进行，社会的反应也比较冷淡，深圳市发展银行的股票是采取在政府工作人员中摊派的方式才勉强发行完。直到1990年深圳的股市狂潮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乃至千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整个社会很少有人去探究发展银行、金田、原野、万科等第一批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注意的只是市场上股票那巨大的增殖功能。各地一大批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运动，认为这样既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亦可以捞一大把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被“改造”后如何运作，当然都不是这批吃“阿公”（公有制）饭的官员和“企业家”们所要考虑的。在这种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从1991年下半年起，中国进入“股份制改造”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所谓“内部股票”或变相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各地的股份制企业都是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如江苏省在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拥有各类“股份制企业”200余家，（2）湖北在 1992年初还只有股份制企业23家，到1993年初就达133家。（3）新疆、山东、福建等数省因利用“股份制改造”名目违章向社会集资而受到处理。（4）在这场发行股票的狂潮中，广东、海南为各省之冠，据一份调查材料的不完全估计，广东省仅1992年通过发行“内部股”筹集到的资金就多达100多亿元。至于到底有多少企业已经“股份化”，连政府部门都难以确切掌握。（5）四川曾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等市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珠海曾以炒“内部股”闻名遐迩，并将深圳及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游资吸引过去。至1993年10月末，中国已有各类“股份制”企业3800多家，以后还在增加。这种官方指称为“非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运动，为今后埋下了许多隐患：
&&&&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牌公司”，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据有关部门披露，在“股份制改造”高潮时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总的状况是“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这些国营企业搞所谓 “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在于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解决困难或藉此捞一把。不少企业在清产核资时串通会计师事务所，在资产总额、资本利润率、资金利润率、经营业绩等项目上弄虚作假。（6）据一份材料说，由于政府领导的出面干预，广东一些股份制企业资产评估严重失真，佛山市就有一家企业评估资产总值超出实际所有的4倍多。（7）这类企业在“改造”后往往就是换一块牌子，人马依旧，机制未变，唯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在公司简介中有了一张模仿国外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构图。这些企业用国家的资金经营多年，其投资效益如此之差，又怎能保证它们在“股份制改造”之后，用股民的钱就能创造高效益？从近几年的实践看，不少企业经过“股份制改造”之后，经营状况并未好转，效益也没有提高，但是为了强化对股东的吸引力，不惜血本“保息分红”，每年倒贴14％－16％的股息给个人股东和法人股，（8）某某市首家不上市股票“华东”股即明显的例子。 几年前华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用“保息分红”的办法发行股票，因经营管理不善，到1991年称“按国际惯例办”，不再“保息分红”，股民分红仅为6.62％，低于银行存款利息。某市一家股份制企业经营亏损，根本就没有钱分红，该市的政府领导竟帮着企业去借钱来分红。（9 ）据作者调查，某一家在市场上颇有名望的股份制公司，其公司连年亏损。当总公司领导班子作出决定，规定凡连续亏损三年以上的公司经理在审计工作结束后就地免职，其属下的二级公司除两家和别人合营的公司之外，全资子公司的经理全部提出辞职。私下里有经理对其好友说：留下来也没有太大的油水，自己已有实力去干，没必要受免职之辱。有一些公司在“改造”成“内部股份公司”几年以后，因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股票迟迟不能上市，股东啧有烦言。公司因股票购买者多是得罪不起的“关系户”和本公司员工，便又将股票款悉数退回给股东。（10）珠海市当年狂炒“内部股”，不少人被套牢，且多年得不到任何分红，股民们多方上告，珠海市不得不在1995年12月发出通知，对发行内部股票和集资券的公司进行清理。（11）象这类低效益企业在“内部股份制”公司里绝非少数，凡有这类“内部股份公司”的地方，当地政府都要花费气力解决其遗留问题。
&&&& ──“企业的主人”即股东们既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 “主人”，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点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选举企业董事会成员方面，事实上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不少公司的股东大会还未召开，董事会已宣告成立。而且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组成， 董事长、总经理也由政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沿袭以往对原来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对股份制公司选举的董事、董事长随意指派、调离。（12）这就造成了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合二而一、经营者就是监督者的格局，所谓“监督作用”纯属子虚乌有。在“股份制改造”的发源地广东省，不少企业反映，由于董事长和总经理常由一人兼任，更兼监事会成员基本上都是本企业的职工，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到自己的顶头上司，实际上并不能参与、了解决策过程，形同虚设。在许多股份制企业中，企业制度并没有什么创新。除了上市公司有一份说明公司资产状况的“招股说明书”和一年一度的“财务报告”之类的材料之外，绝大多数“内部股份制”公司都没有“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报告”之类的东西提供给股东。这种情况在内地尤其突出。不少股东其实既不了解公司过去数年的经营业绩，又不了解公司事实上的主营收入。“企业效益”最多成为股东们在股市上的“炒做题材”，因为没有几个股东（包括兼具股东和职工双重身份的人）想长期持有股票，成为“主人”。（13）
&& “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和实践后果相差如此之大，中国的改革史上于是又多了一笔淮桔成枳的记载。就连一向主张通过股份制来改变企业经营机制、并享有“厉股份”之称的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对这种变相“改革”深表忧虑。一些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高官，也认为这种大规模的、“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不仅会使中国的企业改革失去转换经营机制的“最后一张王牌”，（14）而且还“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最终会导致整个股份制改革、证券市场乃至市场经济的发展走一段很大的弯路。（15）&&&&&&
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股份制改造
&&& 为什么“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与实践后果相差如此之大，还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热衷于这种“改革”呢？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因为各地政府和企业的掌权者把“股份制改造”变成了一次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
&&& 在股份制改造活动中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寻租活动，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在资源逐渐市场化的背景下，政府仍然保持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制，使权力能以市场化的形式全面参预分配。这些寻租活动由于没有任何刚性的制度进行约束，各种利益集团只要进行各种活动，就可以获得巨大利益。这类寻租活动存在于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等一切经济活动中，本章谈到的股份制改造只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 本来，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一种成功的组织形式，中国选择它作为产权改革的突破口也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游弋于权力经济中的大大小小的掌权者们，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次机会，在“改革”的旗帜下，戏剧性地将权力参予分配这一套“寻租”的老把戏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规模，使得“股份制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
&&& 参悟出用“股份制”这种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并非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股份制改造”运动。早在十余年前的大批中外合资公司建立之时，就已经有了一批“先知先觉者”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形式，开始为自己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在中外合资合作办企业的过程中，中方负责人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从而使中方资产所占比例下降，国有资产权益受损。这样做的好处是中方负责人可以暗中吃“干股”，由外商每年从名下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悄悄送给中方负责人。这种做法在沿海一带已是公开的“秘密”，后来也被内地效法。据统计，截至1992 年为止，在全国8550多家参与中外合资的企业当中， 有5000 多家企业未经评估就与外商合资，损失达460亿元。（16）
&&& 这类公司的国有资产如何流失，只要看看下面这两个绝妙的实例，就可略知大概。
&&& 一个是深圳市ＸＸ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86年12月，注册资本为60万元人民币，其股本构成如下：
&&& 国家股40％，由深圳市ＸＸ工程工业总公司（国营）持有，总经理兼法人代表为林某某。
&&& 港资股为30％，由港商陈某某持有，陈是林某某的内侄。
&&& 私人股占30％，由林某某家族成员持有，实际投入8万元，只占注册资金的13％多。
&&& 其中的国家股是如此折算：ＸＸ工程工业总公司以深圳市中心的南Ｘ大厦房产150平方米入股，折算价为几年前的预购价每平方米1800元，而当时该处房产的最低市价已达每平方米5000多元。与此同时，林某某又代表ＸＸ工程工业总公司将同一大厦的另外1539平方米的房产以每平方米3200元的价格卖给了ＸＸ公司。总注册资本仅60万元的ＸＸ公司仅在这一处房产中，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利117万8千余元。（17）这家公司经营一年多以后，因效益较差，国家股未获分红，私人股却分红11万5千余元，除投资全部回收外，还赚3万5千余元。（18）
&&& 林某某的手法是当代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常见手法，（19）但其涉及金额相对少，获利手段也太过拙劣，与1991年中国的爆炸性新闻“原野风波”相比，这种流失实在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 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认的 “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上市公司”，该公司于1990年3月上市后，曾名噪一时，被捧为“股王”。“以150万元起步，两年间净资产增长了60倍”的神话，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官商结合互相利用，在政策空隙中展开“事前寻租”活动的一个典型例子──所谓“事前寻租”是指各种利益集团付出努力和资源（包括权力和金钱）促使形成某种对自己有利的资源分配格局──从而使数千万国有资产成功地转移到私人手中的一个典型。这个公司从国有资产占控制地位到最后只占1.4 ％的不参予优先股的荒唐演变，不仅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