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好，心脏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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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好，心脏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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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心脏的语言
第四章 愤怒的回声
为什么A型血的人容易罹患心脏病？为什么有50%的冠心病不是由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吸烟、糖尿病等所致，而是由敌意的情绪引起？心脏疾病是愤怒、孤独等不良情绪的回声。因此，心肠好的人心脏才会好，而整日暴躁易怒的人容易患心脏病。
心脏不仅是位于身体中的一个器官，它还与文化背景、地点与时间相关联。我们都发现了许多诱发冠心病的与身体相关的传统病因，比如肥胖、高胆固醇、高血压、吸烟、糖尿病以及静止不动的生活方式等，但是，仍然有50%的冠心病患者无法用这些病因来解释。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其他一些非常微妙的心理因素，例如孤僻离群、抑郁症和敌意等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经历的这些情绪，同样可能导致心脏疾病。
最近有研究表明，敌意情绪比诸如吸烟及高胆固醇等传统因素更容易诱发冠心病。研究者们发现，相对于具有传统的致病因素的人，那些在心理性格测试中表现出易怒与敌意的人，往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狭心症或其他冠心病症状。
1959年，梅耶·弗里德曼博士和雷·罗斯曼博士发布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指出那些具有A型血性格的人——我也是同样的性情冲动、好胜——往往是罹患心脏的高危人群。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更显示出，并不是单纯的个性类型，而是一些诸如玩世不恭和恶意等性格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猝发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我们都清楚恶意与愤怒的危险程度。当一个怒不可遏的司机出现在我们的车窗外时，我们宁可让他超车，躲开他的怒火，越远越安全。
为什么敌意情绪对心脏有这么大的损害呢？
这是因为，健康人如果产生敌意情绪，往往伴之而来轻度的抑郁，会使体内的IL—6蛋白质值升高，这种蛋白质使得人的情绪激奋，最终会导致动脉血管壁增厚，成为心血管疾病的诱因。
容易产生敌意情绪的人群，一旦处在被激怒和挑衅的环境中，经常成为心脏病和高血压的高发群体。他们还会养成许多非常危险的习惯，比如吸烟，暴饮暴食，放弃锻炼，等等。
在人们感到生气愤怒和生活无望时，体内会分泌出诸如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从而诱发高胆固醇值和高血糖。
而且，许多证据也表明那些性情暴躁易怒的人很容易患上心房颤动，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律失常。
从人体的角度来看，敌意与愤怒的意念就像正在响动的警铃，警告身体预备好打一场硬仗。为了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心跳会加速；肌肉紧绷；压力荷尔蒙会释放出来；视力与听觉都会变得敏锐集中；整个身体都处于紧绷状态。只有当这些威胁消除以后，人体的这些反应才会逐渐消散。但是一个易怒的人常常终日都带有这些应激反应，那些怒火就像随时爆发的大锅炉一样。
而有时候我们很难意识到的抑郁情感，则像慢慢烤着的小火一样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它们最终也会反应在身体的表征上。如果你把那层盖住了怒火与敌意的面纱掀起来了，你就会发现这些痛苦感情的真相。
与心脏一样，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上。在我们当下的文化中，存在着技术至上、时间匮乏的观念。病人与医生之间那种情感互动的家庭式治疗模式已经被那种粗略的不带个人色彩的关系所取代，医生对待病人就像技术工人对付机器一样。我的一名病人去过别的大夫那里，检查与诊断都非常匆忙粗疏，他只得转到我这里来看病。另一名病人告诉我，一名大夫通知他父亲得了前列腺癌，没说两句他就扭过身去急着填写医疗保险单了。
“在您告诉他得了前列腺癌时，您能不能抽点时间，好好照顾我父亲的情绪呢？”她对那名大夫说。
尽管早就有调查指出医生同意病人陈述病情有助于更准确地诊断治疗，但病人们还是不停地抱怨着：“我的医生根本不理会我说了什么！”一份被经常引用的数据显示出，病人在陈述病情时，平均18秒就会被医生打断一次。
医生本身承受着病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巨大压力，医患关系已经转为纯技术层面的关系了，医生只看重病人的病状，病人不再有机会把他们病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向医生说明，而这种陈述往往带着非常重要和复杂的情感内容。
如果一名医生从病人开始就诊就按下秒表计时，在每位病人身上分配179分钟的话（这是一次常规就诊的平均时间），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她就根本无法详细地询问病人到底有什么不适，也无法更深入地发掘病人来就诊的真正原因——这原来是病人一进门就必须搞清楚的问题。这种机制让医生在倾听的过程中，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许多医学诊断常识：“动脉硬化！主动脉瘤！”于是，在这样主观草率的判断之下，她自动自发地让病人接受各种体检。
不仅仅是病人才感到这种治疗机制的缺陷。我的一名同行朋友在替病人做年度体检时花费的时间过短，遭到病人的投诉，她非常委屈地对我说：“如果我动作不够迅速，我早就被解雇了。”
其实，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会使医生获益良多。马克·利普金是美国医患关系学会的执行主席，他指出，随着医生在健康规划中的角色转变，“这种情形已经屡见不鲜”。医疗满意度最重要的取决因素之一在于病史的记录。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如果也能同样记录好病人的病史的话，他往往会得到病人的认可，而且也不容易发生医疗事故。
医生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与病人进行沟通，这就会带来更多隐患——比如无法取得病人更详尽的资料，安排没有必要的身体检查项目，甚至会耽误病人的有效治疗。
我很清楚那些精确无误的调查数据——病人平均18秒就会被医生打断一次的频率，常规就诊平均每次为179分钟，因此，每天我都会尽力使自己在工作中不要重蹈覆辙。
我的病人拉斯遇了同样的遭遇。他46岁了，有着严重的冠心病。在一个夏季的上午，他来我这里求诊。
拉斯是一名英俊的男子，有着杏色的皮肤，他步履蹒跚地走进斯克里普斯中心我的办公室里，垂头丧气，身边跟着他的妻子和十来岁的儿子，儿子异常淘气，像卫星一样活蹦乱跳地围着他跑。
他有一头斑白的头发，神色严肃，看起来像穿着丧服的伤心欲绝的王子。他的脸孔非常引人注目，表情庄严高贵而又无比绝望。从他的高颧骨中，我能看出他有着美国原住民的血统，但他在病历本上没有写明他的籍贯。
这一家子使办公室的氛围变得压抑阴沉起来。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我经常是病人走投无路之后的最后一站。病人没有一丝生机或者他们原来就诊的大夫束手无策时，他们往往会投靠到我这里。
我从不相信许多医生给病人下的死亡判决书。我见过许多病人在大夫宣告无可挽救之后仍然存活着，但也有许多病人由于莫名其妙的病因突然死去。
他们一家坐下来以后，拉斯说：“我得告诉你，其实我自己不想来，是我太太逼我来的。”
“好吧。”我满腹疑惑地回答说。这个开场白可真不妙！
但他第二句话比开场白还糟：“我快要死了，我的大夫叫我去预备后事了。”
拉斯简洁明了的话语和绷紧的面孔向我表明了他已经信心全无。他的求生意志已经崩溃了，现在几乎是等死了。
很清楚，在我面前的只是他的身体，只是在家人的强迫之下他才会勉强来到这里，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救了。行尸走肉，我心里勾画出这样一幅图像。
在体检报告上，拉斯的心脏症状并不容乐观。他仅有46岁，但已经患上严重的冠心病，而且，心脏移植已经宣告失败了。虽然他一年前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但那次手术并不成功。他体内的甘油三酸酯指标和胆固醇指标都非常高，所以，他一直患有高血压所带来的狭心症。
但是，体检报告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我们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心电图、胆固醇值等检测手段对心脏进行完整深入的洞悉。也许，拉斯的病情资料和体检报告会成叠地高高摞在我的办公桌上，但是，正如我多年行医所见所闻的一样，病情的真相也许铭刻于他们的心脏深处，正等着向别人倾诉。
随着我的病情询问，我发现拉斯好像正在作茧自缚。每次我让他多谈谈自己的病情时，他都会把那张僵硬的脸扭到一边，让他的妻子来说话。
他的妻子是个个子矮小、满面愁容的女人，她很愿意复述有关丈夫病情的一切。“自从他接受了搭桥手术以后，我们的家庭就快垮了，”她手里绞着一条舒洁纸巾，告诉我说，“他无法再工作，我们的收入也减少了，拉斯甚至不让我们再装空调了。”
我注意到拉斯的拳头正握紧放在膝盖上，他的妻子抱怨不休的时候，拳头握得更紧了。他的心肠坚硬如铁。
我知道要改变和感化拉斯，是一项挑战。但是，我还是用惯常的手法进行下去：我一五一十地把我成功医治的那些与他类似的病例告诉他；我问他更多更深入的问题；我还提及了他的家庭。但是，当我们继续谈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无法控制的，我得到了比摆放在我面前的病情报告更多更全面的个人讯息：他曾经是一名装得起热水器和空调的雇员，他在空手道比赛中获得过黑腰带；可如今，心脏病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养家糊口成了严重的问题。
他曾经身强力壮、灵活矫健。得了狭心症以后，他无法工作、行走或进行体育锻炼。狭心症使得心肌发生短暂性缺氧，让身体肌肉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
我一直在告诉我的病人，如果得了狭心症，这就意味着心脏在发出警讯：“小心！”
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可能得上狭心症。如果在爬山时，你也许会感觉到胸部发闷；在铺床时，后背也常常会发生疼痛；或者在慢跑时颚部发生的疼痛，这些都与狭心症有关系。
拉斯的狭心症其实已经是一种警告了。但是，要把心脏的所有密语讯号一一解读出来，其困难程度不啻于学会一门外语。拉斯的心脏正以一种尖锐的特别方式呼号着，但它到底在说什么呢？
作为一名心脏病专家，我发现最棘手的任务并不是割掉一个血管瘤，或者把一根支架放到堵塞了的动脉中去。事实上，这些过程易如反掌。但是，把生存的希望注入到垂死病人的心中，却难于上青天。
我仔细地端详着拉斯的表情，想找到一个切入点。我的问题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出来。他在回避着我的视线。对这样的病人，我应该怎么办呢？
在阅读了他的病情报告之后，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我决定再进行一次支架手术，让他的动脉畅通，使得血液能顺畅地流到心脏。
“我有很多像你一样得了狭心症的患者，他们在接受了支架手术以后，病情得到了缓解。”我拿出一张心电图表向拉斯展示，支架如何疏通了堵塞的动脉。“然后，我们可以看看你应该怎么改变生活方式，来真正扭转病情。”
拉斯谨慎地听着我的话，最后，他同意了接受支架手术。但我怀疑他接受的原因还是出于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恳求他再做一次手术，这比我的说服力要强得多。从他的表情我能看出，他对我的治疗计划半信半疑。
他对医生毫无信心，可是，谁能责怪他呢？他遇到的大夫把他的求生意志都给扼杀了，没有一丝希望。
在拉斯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我留意到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在等候室里等着，一杯杯地喝着咖啡。等候室是医院里最令人震慑的地点：焦心如焚的家人聚在一起，踱着步，无聊地翻阅着过期杂志，等候着在手术室里生死未卜的亲人。
我做过许多年的支架手术，已经驾轻就熟，所以，这也算是我的拿手好戏了。我的手术成功率是99%，因此，我对拉斯的手术结果充满信心。
“手术做完了，你感觉就会好多了。”当拉斯躺在手术车上时，我安慰他说。但是，他惟一的反应只是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手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桩极其罕见的意外发生了。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拉斯的一条血管破裂了，大股血流正涌向他的胸腔。这真是最糟糕的突发事件了，其发生率低于1%。
“哦，不！”我喃喃地说，手术室护士也焦急地看着我。
“我想莫根医生正在当班，马上传唤他过来。”几分钟后我命令护士说。
我发疯似的试着一切我能想到的办法来止血。这时，莫根医生也进入手术室，看着拉斯。
“情况很不妙，米米，”他低声嘀咕着，“你应该知道他不适合做搭桥手术的。为什么你还让他做手术呢？”
“我希望你能往好处多想想，别太悲观了。”
“对不起。”他说了一句，然后回到他的位置去了。拉斯的血管太细了，所以，他接受搭桥手术并生还的几率几乎为零。我们必须找出立竿见影的办法。我的手不断地操作着，脑子里飞快回忆着过去我在医学专著上看过的所有处理办法和听过的急救药。但是，这一刻都无济于事。
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还找不到北。我到底在忙些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满心里只挂虑着拉斯，无暇理会自己的疲劳。这一紧急情况使我的头脑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心脏激烈地砰砰跳着。我发现拉斯正在挪动着大腿，在手术过程中，这种动作太危险了。“我头晕得很，大夫，”他咕哝着说，“我胸口非常痛。”
几分钟之后，他的血压急剧下降；我似乎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我不能让他倒在手术台上，我必须做最后一线努力，把他的血止住。最后，我把麻醉师也叫过来了，加大了麻醉的剂量，使拉斯安静下来。
“只要你坚持一会儿，一切都会好起来了。我们会竭尽所能来挽救你。”我对拉斯喃喃地说。他打了麻药以后，又陷于昏睡中，我意识到刚才我对他说的话，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我想象着如果把我们回天乏力的坏消息告诉拉斯的妻儿时，将会看到怎么悲惨的情景。但是，我很快把这幅画面驱散了。毫无疑问，我必须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否则，拉斯就会没命了。
我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我根本没法把拉斯破裂的血管封闭起来。快过去五个小时了，我头昏眼花，力不从心，就在这时，我突然想到一种我以前根本没用过的药品：明胶海绵。这是一种凝血剂，通常用于凝结住血流不止的动脉。
当我把明胶海绵注射进拉斯的血管时，我万分欣慰地发现血终于止住了。
我用力眨着双眼，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
“你看到了吗？血止住了！”
护士和我一样欣喜若狂。拉斯的血压又恢复了正常，我们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手术。
不久之后，当我走近监护室里拉斯的床位时，我停下来观察他，他紧闭着双眼躺在那儿。
麻醉药已经失效了，他的面部表情也放松下来，在这终于波平浪静的一刻，我得以一瞥他的另一面——这是一个更为年轻而脆弱的拉斯。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到自己十多岁第一次住院的情形。那时，我多么害怕打麻药，恐惧被一个人留在医院里，母亲的早逝给我带来的创伤仍未平复，医院里的一切都让我畏惧万分。有个好心的护士照料我，她和蔼善良得像天使一样，帮我盖上暖和的毛毯。其实，她并没有给我什么特别的照顾，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透露着善意与关心，让我放松宽慰。
当拉斯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着我时，我希望也能把同样的讯息传达给他。
在那几个血淋淋的小时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在病历单上，我根本无法给予这种感情准确的衡量与解释。拉斯能活下来，这本身就是一项奇迹。
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再去巡房时，拉斯已经大为好转了。他能够站直身来了，他的眼睛明亮起来，他恢复了生气。
我像平常一样问了他一些问题。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完全不同了。”
“好些了？”
他有点腼腆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他脱去衬衫，我听了听他的心跳。虽然那条我们试图搭架的小血管被我封上了，他的狭心症已经控制住了，但他明显还很虚弱。
当我转过身填写他的病情报告时，他低声对我说：
“我是印第安人黑脚部落Blankfott
tribe，美国西部大平原印第安部落的一个支系。的后裔，”他说，“我的祖先是最早移居西部的一个部落。我们组成大约只有20个人的小部落进行迁徙，但我们会再汇集起来进行祭祀和贸易。我们还会捕猎野牛。”
我停下来不再写了。过去拉斯和我说话，总是万分紧张，我没有听过他这么洪亮而圆润的嗓音。事实上，我们见面以后，他根本没说过几句话。我放下笔来，转向他，很害怕打断他的话。
“我们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便是太阳舞蹈Sundance，美洲印第安人的一种宗教仪式，因在跳舞时有注视太阳的习惯而得名。，我们聚在一起，向上天祈求丰收和安定吉祥。”
“直到19世纪末，我们还能击退白人的入侵。但野牛几近灭绝，我们也跟着败落了下去。我们部落里的人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的印第安人管理机构，才能生存下去……”
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呢？我只是个医生而已，我非常疑惑地想着。这些事情与他的心脏有关系吗？我的眼睛又瞄了瞄钟；我在他身上已经耗费了不少时间了，但我忍住不去打断他的话。
当拉斯继续述说着他的故事时，我的护士从门外探进头了，给了我一个疑问的眼色。我得抓紧时间。可是，我还是向她点头示意，告诉她我还要多留在这里一会儿。然后，我做了我在医学院里从未做过的事。我摆脱了我作为科学从业者的特点——那种冲动、怀疑、力求一针见血地追求事物真相的思维方式。
我把我的仪器和病历本都放下来，让我的病人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我们的文化有着讲述故事的传统。我们特别渴望能向别人倾诉自己的生活，然后，反过来也喜欢聆听别人的故事。研究表明，随时随地都发生着的双向聆听与倾诉，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心理创伤的方式。
在医学上，这种交流也是很有效的。因为长久以来，这就是病人与医生交流的方式。病人描述自己的病情，医生加以判断，然后得出诊断结果。在血管造影术和心电图发明之前，大多数的医生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行医的。
在很多年前，我还待在布鲁克林区祖母的身边时，我就一直扮演着聆听者的角色。我们有个小小的仪式，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行——公寓里头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她正忙着算账，我坐在厨房的饭桌上做着家庭作业。
我是一名勤奋好学的好学生，我有奋发向上的机会，不像祖母那样，由于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无法继续求学。对于我祖母来说，我成了寄托她的理想的角色，她对我诉说着她曾经的梦想，以及她后来被现实磨灭掉的远大抱负。
我知道讲这些故事，对我们俩都有好处。她把嘉妮丽家族的优良传统传授给我，而且，在讲述过程中，她也得以发泄在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怒与不满。她让我明白了，我的身上寄托了她未能实现的梦想。
我对她的在意与关心，对她也是一种很好的安抚。这是我们的约定：她是倾诉者，我是聆听者。我曾经想学英语专业，那就是因为我知道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应该是怎么样：情节、高潮应该怎么安排，我很清楚我祖母的故事结局，这样的结局，也许会应验到我自己头上。
在医学教学和训练中，这种聆听的角色并不受鼓励。在我工作过的每家医院里，总是有一些孑然一身的病人，最后孤独而逝。这些病人通常都是些年迈的老妇人，她们非常渴求有一个能够谈话的对象。
有一位主管曾经这样跟我说过：“如果不是你的病人，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这是医院里通常的惯例。他们相信医生的精力有如存在银行里的金钱一样有限，如果你花费太多，很快就会耗尽了，这样的观念在医生群体中已经习以为常了。
如果医生力图无所不包、面面俱到，那么，他们最后也会疲于奔命的。
我们只能鼓励去接触病人最粗浅的表面。蜻蜓点水式的工作方式在医院里随处可见。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把更多的感情节省起来，放在你自己所爱的人身上。
正是因为不满于这样的观念，所以，从很早开始，我就决定把病人视同自己的家人。
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倾听病人的诱惑，于是，我开始尝试着听听病人在说什么，其实，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病人渴望医生能听听他们说什么。其实，病人的倾诉比那些心电图表或心脏手术更能反映真实病情。
看望了拉斯的那天晚上，我夜不成寐。
我从床上起来，打开电脑，搜索着一些关于印第安原住民的网页。在一篇文章里，我读到了有关“达郁卡塔”——这是一个印第安语词汇，意思是“和谐平衡”。
我读到了这样的语句：“孤独一人，与世隔绝，没有家人朋友，作茧自缚，这是许多种疾病与身体失调的症因。”
我想到了拉斯握紧的拳头，和他像石头一样冷硬的脸孔。
我理解了他的愤怒。
他一度是一个强壮骄傲的男人，可是，他失去了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是一名被剥夺者，一名被抛弃者，他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无处可去，心中的苦闷也无人可以倾诉。
在美国西部文化中，群体或社区往往会包含个体的价值。拉斯失去了他所属的集体，成了飘浮无定的个人，失去了他可以从中汲取智慧的东西。
他有如行尸走肉一般，安静地燃烧着怒火，最后，孤立无援地患上了心脏病。
这就是他故事的核心所在。
如果我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遇到拉斯的话，我们的故事也许很快就了结了，根本没有任何开始。他一定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办公室的病人流水线中的一员，我只是机械地切开他的动脉，根本不会在意他们的生活，更不会开启他们的心扉。
拉斯出院后，也许还会回到他的家里，继续保持他爱吃猪肉、马铃薯和喝可口可乐的饮食习惯。他继续把自己的沮丧和压抑埋藏在心里，最后，他的血管又会再一次堵塞。
我既然帮他治疗过心脏，我的职责就不能无视这样的可能性。
但我改变了——因为，我的病人把我改变了。他们向我显示了洞悉心脏真相的重要性。他们告诉我，心血管病是身体、精神与感情三重作用之下的疾病。也许，在传统西方医学与如今并存的各种辅助性疗法之间，应该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我在斯克里普斯中心参与了“心脏治疗计划”，这个计划专门帮助心脏病人从生活方式入手，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我要求拉斯也加入进来。
在我们下一次会诊时，我告诉他：“我已经尽我所能来帮助你了；现在该是你自己努把力的时候了。我需要你采取一切办法保持动脉的畅通。你以后必须改变饮食习惯、进行适度锻炼、减肥、降低血压。但是，我同样需要你试着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你要相信自己会恢复健康，而且，你自己也要愿意恢复健康。”
我把我们这个“心脏治疗计划”的说明册发给他，这个计划的进行地点在太平洋边上。通常而言，这应该是病人非常乐意看到的东西。可是，拉斯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他草草浏览了几页，我看到一层熟悉的阴影又笼罩在他脸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搞不太明白。”
“拉斯……”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层阴影烟消云散了。
“我付不起拉约拉的旅馆费用。”他告诉我。
我远眺着他身后那蔚蓝的海洋；作为一个远离故乡的纽约人，我有时仍然希望能看到高楼大厦。在我面前的太平洋尽管如此美丽，我却对它无动于衷。
我应该怎么帮助我面前的病人呢？我问我自己。他现在正处于转折点上，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从我进入医学院开始，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沟壑已经影响到了我。
我的职业训练告诉我，我是医生，拉斯是病人；他生着病，而我是健康的；我有答案，他有疑问。我被教育说，我们两个人的角色应该是界限分明的，我有解答问题的智慧，而拉斯的角色应该是被动地服从与接受。
但这样的安排根本行不通。我从病人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从医学期刊论文或教科书上学到的东西多。而且，如果我对病人保持超脱的态度，会使得我与病人分隔得更远。
“我家里有空余的房间，”我听见自己说，“你和你的家人可以住在里面。”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觉，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如芒刺背，反复思考着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我的同事会认为我的行为不够专业吗？如果我和拉斯以及他的家人交朋友的话，我自己会感觉不舒服吗？如果我的狗不喜欢他们，怎么办呢？
我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当拉斯和他的家人参与这个计划的第一个周末，我们便遇到了一项挑战。我提醒自己在厨房里闲逛或从浴室里出来时要穿着得当，脱下白大褂以后，我不再能保持我的尊严了。
我现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站在厨房里，穿着帆布鞋、喂着狗、做着沙拉。当我看到拉斯的儿子帮爸爸去他们的车子里偷偷拿出亮红色的可乐罐时，我管住了自己的舌头。这是他自己的事，不是我的。
拉斯从我们的“心脏治疗计划”中获益良多，从瑜伽到冥想，到素食烹饪班，都很有帮助。这其中的援助小组和咨询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的援助小组并不能够把拉斯的部落还原给他，但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精神替代品。我发现自己站在玻璃门外看到他时，心里犹豫不决。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正在说话。
当我看到他时，一句《圣经》里的名言涌现心头：
“每样事物在光线之下都会显露无遗，”圣·保罗说，“暴露在光线下的事物，也会变成光线本身。”
研究表明，倾诉有助于疾病的治疗。詹姆斯·W·潘纳贝克对隐藏情绪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发现，诉说自己的情绪与思想有助于健康。拉斯自己后来也说：“直到我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之后，我发现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了。”
群体协助正是迪恩·奥尼斯的心脏治疗小组最核心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这项计划所要效仿的模式。根据奥尼斯的研究，那些援助小组不仅让参与者打破禁锢，表达情感，学会聆听别人，而且，小组成员相互激励，采取措施，坚持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比如锻炼、改善饮食和戒烟等。
在加州，从春天到夏天的转变是非常微妙而又有特别意义的。在这段时间里，拉斯身上也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变化。
随着他继续参与这个计划，他的胆固醇指标和甘油三酸酯指标都得到了改善。好多年以来，他第一次外出散步没感到胸痛。
他的身体改善了，我看到拉斯原来那张僵直生硬的脸孔也开始柔和起来，最后，他压抑已久的愤怒也开始浮出水面了。在他伤痕累累的坚硬外壳之下，藏着一颗温柔的心，上面布满了沮丧的伤痕。
群体倾诉同样改变了他的家庭状况。原来，拉斯所到之处的气氛非常压抑，现在，他像发热体一样活力四射。他不再用他的心脏病来控制其他家庭成员了，因为心脏病已经不再能控制他自己。他的妻子和儿子都从原来那个固定呆板的被动角色，转变成拉斯的健康卫士。
现在，他的妻子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她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告诉别人之后，她可以放心外出了，不必再挂念拉斯会随时倒毙家中。他们的儿子甚至培养了更为良好的饮食习惯，因为他害怕自己像父亲一样也得心脏病。
但是，拉斯的最成功之处并不是降低了体内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酸酯水平，而是他恢复了工作能力。有一天下午我发现他在干活，忙着编织一张小网，还把许多红色的小珠子织到网的中心。
“这是什么？”我问他。
“这是捕梦器，有辟邪的作用，有了它你就不会做噩梦了。我们相信这些网结和线能够把噩梦捕捉住。你在睡觉时把它挂在床头。这一个是给你的。”
他把小玩艺递给我，我把这张小网举了起来。在我眼前的是一件非常精美复杂的工艺品。
拉斯的创造天分被他的疾病深深抑制住了；现在，他的作品高高挂在我的卧室里，提醒着被锁在内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还有一天，我走进一间办公室，发现拉斯在角落里和一名护工谈话。
“情况怎么样？”我问小组的领导者。
“拉斯正在给吉娜一个雨神的护身符。”
“那是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妇女怀孕的吉祥物——她花了好长时间也怀不了孩子。这个护身符很管用的。玛丽·约和丹都说这件东西让她们怀上了孩子。”
我走出了那间屋子。我并不需要让拉斯来提高我的受孕几率。
这并不是说，拉斯就不需要药物辅助治疗来维持身体机能，他仍然需要长期服药。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七年，每当我半夜醒来，突然为拉斯担起心来，我看到卧室里挂着他手工做的捕梦器，我意识到拉斯的行为远远超越了我的医术。他自己找对了路子，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人类学家大卫·梅伯利·列维斯指出，部落中的个体生长于一个限定的区域，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现代西方文明的体系下，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世界中，正因如此，我们更孤立无援，孑然一身。
我相信这就是拉斯的心脏试图透露给他的信息——没有自己所属的社区、群体，或没有与之相连的精神，他和他的心脏就会枯萎。
拉斯现在成为了一名医疗技术公司的发言人，帮助我们的斯克里普斯中心筹集经费。拉斯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成功案例，在他的医生宣告他将要死亡以后，他已经活了10年。
他站在人头攒动的听众面前，向他们讲述他曾经如何迷茫，不知何去何从，然后，又是如何找到了方向。这几乎是最古老的励志故事了。
听众给予了他最需要的回报——也同样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聆听。
第五章 抑郁的风景线
心情不好，心脏自然就会不好。有研究指出，抑郁和焦虑会提升血压，影响心律，改变血液凝固状况，最终导致体内胰岛素和胆固醇指标升高。所以，抑郁症和心脏病总是一前一后，结伴而行。也许，爱才是治疗心脏病最好的药！
公元2世纪时，著名的医生盖伦谈到了心脏与众不同的自然特性，他认为，心脏作为一种身体器官，“它异常新鲜，不容易受伤。在硬度、韧性、力量和抵抗力等方面，心脏远胜于其他器官”。莱昂纳多·达·芬奇在文艺复兴时期画过一幅心脏的素描，同样显示出“心脏具有极大的密度，连火焰都难以使它受到伤害”。
心脏处于我们感情的最深处，我们明白，心脏是如此敏感，它记录着各种苦痛、创伤、悸动，而且有着上千种复杂的感情——佛教中称人有“六情”，那就是怒、妒、畏、惧、耻，以及最常见的悲伤。
偶尔，当我会诊一名新病人时，我感觉自己像一名大学生阅读小说一样，似乎正在理解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而这个小说人物，从书本中栩栩如生地站在你面前。例如，我有一名性情忧郁的病人让娜，她好像是狄更斯小说《匹普》或《大卫·科波菲尔》中那些被遗弃的没有关爱的男孩，只不过，她是女性而已。我甚至可以说，她便是从莎士比亚戏剧中走出的悲剧角色。她总是垂头丧气，慵懒无力，一张悲戚哀伤的脸，因此，听到她的抱怨和哀叹时，我毫不为奇：“天哪，上帝……这个世界毫无意义，对我来说，万事万物都如此乏味，苍白平板，没有价值。”
让娜应该去当我们这个日益悲伤孤独世界的代言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接近1800万美国成年人，或者说美国18岁以上成年人中有95%的人患有抑郁障碍。25%的美国家庭中是由一名独居者组成的。50%以上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因此影响到好几百万名儿童。
除去人口增长的因素之后，今天的西方国家中，患有单相抑郁症，或者受到不明原因的抑郁情绪困扰的人口比50年以前整整多出10倍。
让娜来到我的办公室时，她展现出了抑郁症与心脏病兼有的综合病征。她75岁了，情绪低落，身体超重，对前途没有任何信心，好像整个世界的担子都压在她身上。透过她那副厚厚的眼镜，她的表情似乎悲伤到了极点。
她的血管过于纤细，严重缺乏锻炼，医生告诫她不仅不能接受搭桥手术，而且，一旦冠心病发作，她就会没命了。毫不奇怪，这一诊断结果让她的情绪降到了最低谷。
在美国，我们对特立独行的个性有一种奇异的偏好，我们推崇精神独立，赞赏个人主义，反对依赖他人。以前，让娜的生命重心在于她的工作、家庭或其他信念。可现在，根本没有支撑她活下去的东西。她独居家中，长时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生活单调枯燥。她整天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长时间保持联系的知心朋友。她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没有安全的人际网络，生活中出现困难时，她必须一个人应付所有的重压。
我花了很长时间与让娜交谈，但她似乎并不愿意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盘托出。她总是在回避我的视线，她说话的声音慢吞吞的，我每次都差点忍不住把她的话打断。
她没有什么问题问我，我只得自己发问。我问她是不是总是情绪沮丧低落时，她说：“是的。”
“这样的情形持续多久了？”
“一直都是这样。”她咕哝着，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你没采取什么措施吗？”
“没有。”
我从未遇到过这样让人不快的交谈者。但我仍然坚持了下去，希望她能把心门稍微打开一条缝，让我看到一点东西。
“你还有别的家人吗，让娜？”
“我在纽约还有个姐姐。她把我父亲的遗产都骗光了，我根本不想和她说话。”
“你还能告诉我更多的事情吗？”
她耸了耸肩说：“我是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家里没人在意我。读书时的成绩也不好。现在人们把我这种情形叫做‘学习障碍’。我之所以结婚，也是为了能搬出家里，但我丈夫在结婚头一年就开始变心了。”
“你没有兴趣和爱好吗？”
“有时候，我在电脑上玩单人纸牌。”她犹豫地说，脸上泛出一阵红晕。“我猜，你会说我肯定在家里整天看购物频道的电视。我的信用纪录很坏；我把所有的信用卡都透支了。我想我都快死了，谁会在乎我呢？”
“你在购物频道上都买些什么？”我忍不住问她。
“衣服，还有珠宝。”
我打量了一下她平淡无奇的穿着，一件人造纤维的毛背心，一条又肥又大的裤子，心里揣测着她的公寓里到底堆着多少东西。
“有时候，”她喃喃地说，“我也会打扮得体面光鲜，但是，穿得那么好，我也没地方可去啊。”
她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打开了窗子，透了一口气，好像要把她带来的绝望阴影一驱而散。让娜能把忧郁不快的气氛带到她所去的任何地方。
让娜正在慢慢枯萎，死去，很明显，她绝望、冷漠和孤绝的状态都与她的冠心病相关。她像我见过的许多病人一样消极低落。谁也不清楚抑郁症和心脏病究竟是哪一样先降临到病人身上，可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这两者如果同时降临，死亡也就迫近了。
让娜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SSRI），但是，她血液中的血清素却依然很低。
这些抗抑郁症药不能改变她孤独隔绝的状态。这个女人真的像她表面上那么孤单吗？我应该怎么办呢？继续帮她？我是一名心脏病医生，而不是媒人或社区工作人员。
我自己非常忙碌，不可能指导别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我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爱上一个人，获得基本的情感需求。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能与家人一起相处更多的时间。可是，每次当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我只能打开电视机，心不在焉地瞥几眼“鉴宝”节目，听到别人从她家中的小阁楼里发现一幅价值3000美元的小猫肖像之类的好消息。
事实上，由于工作强度非常大，我们医生本身也处于疲惫不堪、极度抑郁的状态。医生中的酗酒、滥用药物和自杀率都非常高。
我周围的许多医生都情绪低落，身心俱疲——他们缺乏幽默感，没有生活的热情和感情对象。午夜值班时，我身边的医生拖着脚步四处巡视，发红的眼睛布满血丝，脸色苍白，活像在医院里徘徊的僵尸。
我的一名病人是一流的癌症外科医生，他在给病人动手术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手术室里。幸好他具有高超的应急能力，很快找到一名值班医生来接替他。
后来，他坐在家里，情绪极为沮丧。
他万分失落，根本无法释怀；他没办法接受自己不再是一名外科大夫的事实。
“我是一名外科大夫，如果我不能再给病人动手术了，那我还有什么用呢？”
我放弃努力了。他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与抚慰。
其实，男人更易遭受这类打击。男人失去了事业，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他们不像女人，还能够借助结交朋友或培养兴趣爱好来转移情绪，打发时间。我很清楚抑郁症和心脏病一样，很容易扼住我们的喉咙，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需要与别人共处，才能满足基本的心理需求。我要求让娜参加一个心脏治疗项目，看看有没有她的所需。每周三次，她的名字会在治疗互助小组里反复出现，人们会期待她的参与，她将会成为小集体的一分子。
她去参加计划的第一天早晨，我发现她在我办公楼隔壁，连忙对她说：“能在这儿看到你，真是高兴！”她的脸上也兴奋地泛着红光。
只需一点点关爱与帮助，让娜就能活过来了。她加入了一个互助性网络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相互促进提高，提醒她培养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早上还叫她一起参加晨练。我大清早时碰到她慢吞吞又吃力地在踩着健身自行车，我去吃午餐时，她坐在援助小组里头开会。她似乎仍然与他人交流不多，但她的进步非常明显。参加项目一个月之后，她就脱下她的束腰带，让我看看她瘦下来多少了。
“太棒了，让娜。你减掉了多少体重？”
“12磅。”
“真厉害。那些小组会议怎么样？”
“挺好的。我没想到这么多人和我一样。其实，自尊心太强并不好。”
那就是说，她并没有完全改变。我知道马上发生奇迹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一步步来，一天改变一小点儿。
虽然长年以来，让娜的个性极为低调、消极，但这些结果也非常明显。
当项目结束以后，这些外在的积极因素没有了，让娜又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上，还是像以前一样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没有了外来的压力，她也就停止了锻炼和群体会议。
有一天，一名去拜访让娜的社区工作人员报告说，发现她绝望地坐在沙发上，眼神呆滞！
“她告诉我，她已经几个星期没和人说过话了。她也不想和我谈话。”
我让秘书给让娜打电话，通知她来复诊，但她拒绝了。我真不想几个月之后她再次住院时才看到她。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想着让娜，想着她抑郁的症结所在，以及对她的心脏和健康带来的影响。一些医学界同行的研究为我提供了有益的提示。
詹姆斯·林奇曾经指出，心脏病与孤独有关系。林奇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孤独寂寞是如何导致冠心病的。在他的专著《听不见的呼唤——孤独的医学真相探索》一书中，他写道：“在不同性别和种族里头，导致的美国人高死亡率的原因中，与离婚、独身、丧偶相关的因素越来越多。”
抑郁悲观与孤独无助深深地伤害着人类。正如林奇等研究者指出，孤独会由于家庭或社会生活因素更加严重。人们对电脑或其他电子通讯工具产生了更多的联系与依赖之后，这种孤独更会蔓延开来，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
根据林奇的研究结果，像让娜那样的学业不佳、缺乏关爱，而且在家里备受指责的人，会存在交流障碍，他们往往回避与他人交往，在整整一生中，这种生活模式一直延续下去。许多抑郁孤独的人把面对面的交流看成一种威胁，一旦要与他人进行交流，他们就会马上戒备起来。这时，体内分泌的压力荷尔蒙，使血压升高，让心脏加速跳动。经受过这种焦虑感的人往往更倾向于从人际交往中抽身出来，变得更为与世隔绝。反复循环下来，这将会导致抑郁症。
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指出哪怕在病人的动脉已经堵塞了70%以上的情况下，诸如抑郁、焦虑、自我效能感等因素对身体的损害仍比冠心病大得多。
哈佛大学针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持续了42年的跟踪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时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将是疾病的预兆，这些疾病甚至包括了中年时期的心脏病、癌症。
为什么抑郁会伤害心脏呢？抑郁和焦虑都提高血压，影响心律，改变血液凝结状况，最终提高了体内的胰岛素指标与胆固醇指标。这些因素伴随着肥胖，与其他迹象和症状一起，成为心脏病的预兆。抑郁症还会缓慢地增加体内的压力荷尔蒙水平，使人体分泌出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等压力荷尔蒙，这同样能使血压升高，增加体内的甘油三酸酯值，以及其他有害的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值。
当科学家还在努力揭示出抑郁症与心脏病之间的生物化学联系时，一项针对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已经揭示出，大脑中专司情感的部位如果受到严重的损害时，将会导致抑郁症。依据这项结果，就目前使用的抗忧郁药物而言，采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药（SADHART）和舍曲林治疗同时进行的疗法，可以明显改善有长期抑郁病史的冠心病患者。但是，如果病人是得了心脏病以后才患上抑郁症的话，抗抑郁药的作用几乎等同于安慰剂。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许多心脏病患者在住院期间同时患上了抑郁症；对于性格脆弱、易受伤害的人来说，心脏病发作更是促发抑郁症的诱因。但是，相对来说，一半以上的抑郁症病例研究是在病人住院以前便开始的，我们根本不能分清孰因孰果。正如纽约州立精神病研究协会的亚历山大·格拉斯博士所称：“你可以说是心脏病促发抑郁症，但是，反过来，抑郁症导致了心脏病，这样的说法也是成立的。”
不幸的是，许多家庭仍然抱有这样的观念：“正是因为奶奶得了抑郁症，所以她才会患有心脏病。为什么她会这样呢？”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谬误。抑郁症并不是心血管疾病不可避免的并发症。事实上，仅有20%的心脏病患者有抑郁症。然而，许多家庭——甚至医生——认为心脏病患者一定会情绪沮丧压抑，根本不清楚抑郁症其实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
三个月后让娜来医院复诊。她的体重又恢复原状，她比过去更加抑郁绝望了，而且，她的心理医生也让她大剂量地服抗抑郁药。她的体检结果显示她的心脏病更严重了。
让娜似乎一点儿也不关心自己的病情。她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冷漠超然，我和她谈论她的体检报告时，她的眼睛看着窗外，好像自己正处于另一个世界。
让娜正在我面前慢慢死去。这也许是我拯救她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怎么才能让她打开心门呢？我很怀疑服药与其他心理治疗对她能有什么效果。她已经和心理医生谈过无数次话了，因此，她能够对医生像背书一样侃侃而谈自己的问题。事实上，她以前参加的互助小组已经成了同情心泛滥的地点，她陈腔滥调地谈论着童年时遭遇的创伤。她一旦停止参加这种活动，她又会习惯性地恢复原样。我明白让娜已经70多岁了，想把她整个儿改造过来，变成一个乐观愉快的人，乐于倾诉与聆听，这几乎很难实现。
我坐下来，在处方笺上写了三个单词，然后递给她。让娜瞥了一眼，挪了挪眼镜。
“一只小的什么东西？”
“一只小狗。”
她朝那张纸上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朝着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见她做过的事——她居然微笑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看到更多的事情发生了。让娜是饲养宠物的个中好手。她收养了一条9磅重的混血梗犬，那条小狗就像她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伴侣、孩子或者是朋友一样，忠心耿耿地陪伴着她。
有一次她来看病，拿着一张处方笺准备量血压，这时，她背着的那个呢包里头，突然钻出来一只白色的小狗脑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莱茵石做的颈圈，我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爱丽斯，我的小宝贝！”让娜的眼睛闪着爱意的光。
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宠物往往能够带给主人毫无条件的爱。
她的狗逼着她外出散步，让她在意自己身外的许多事情，让她回到大自然中，让她在遛狗时和别人聊天。养狗丰富了她的生活，让她找到了生活目标，使她忘掉以前的抑郁不快。
詹姆斯·林奇所做的研究可以为让娜的情形佐证，他探讨宠物在社群帮助中的角色作用和心脏病患者的长期存活率之间的关系。
林奇对一群心脏病患者进行了持续几年的观测，他对离开医护中心后病人的长期存活率的取决因素非常感兴趣。最重要的取决因素当然是心脏的受损程度。然而，第二个因素却让人大吃一惊：有宠物的病人存活率比没养宠物的病人要高得多。事实上，没有养宠物的病人在头一年的死亡率比养宠物的病人高上四倍。其实，爱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而是一种真实的身体需要。只有人感觉到爱时，大脑中负责做梦以及情感的皮层才会发生作用。
一项以149名患有胸绞痛的男人与女人作样本的研究表明，当他们被问及在心脏病发作以前是否感觉到关爱与扶助，那些回答“是”的人往往很少发展成冠心病。
其实，我并不需要说明和罗列这么多数据。让娜就是个强有力的证据。我自己亲眼看到爱是如何改变了一颗心灵。我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转变。在让娜收养了爱丽斯一个月以后，她就减掉了体重，而且，她的抑郁状态也明显改善了。她和爱丽斯形影相随。她甚至获准带着爱丽斯来参加心脏治疗计划。在让娜锻炼时，爱丽斯呆在一个小筐里等着她。
几年以后，我们做了一次血管造影检查，我们发现让娜的病情大为好转，她现在已经具备接受搭桥手术的条件了。
在她动手术以前，我去看了她，发现她坐在床头，端详着一张照片。当我走近时，她把照片递给我，在照片上，爱丽斯坐在飞机的舷梯台阶上往下看，那样子好像她正朝着全世界微笑。
“他们说，为了让我在手术前保持平静，让我好好看看我最爱的人的照片。”让娜说道。
“就应该这样。”我告诉她。
“我希望一周之后我就能出院。帮我照看小狗的女人说，爱丽斯没有我照顾它，可怜极了。它根本不肯吃东西。”
“它得了相思病啦。”我开玩笑说。
让娜从她厚厚的眼镜片后严肃地看着我说：“是的，一定是相思病。我认为这是它和我在一起的原因。”
当护工进来把她抬上手术车时，让娜把手搁在床单上，紧紧攥着爱丽斯那张照片。
让娜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那些传统方法也许正是对付抑郁症和心脏病等疑难杂症的最有效手段。
药物与认知治疗并不仅仅是——也并非最好的治疗手段。事实上，许多随机实验已经揭示，在患有抑郁症的心脏病人中使用药物与认识行为治疗，并不能提高病人的生存率。并不是只有阻塞的动脉与心肌损伤才能妨碍抑郁的心脏病人坚强地活下去。一系列研究都表明了，病人的求生愿望以及信念能够影响到他们的生存能力。
在心脏病研究领域中，人们已经发现乐观心态会降低死亡几率。在一次实验中，那些把自己描述为乐观向上的病人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平均死亡率，均远远低于个性消极低落的病人。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研究指出，乐观积极会降低老年人的心脏病死亡率，而消极沮丧则反之。匹兹堡大学的研究者也报告说，乐观开朗的妇女的颈动脉血管壁不会变厚。
积极乐观的心态来之不易——它需要坚韧不懈地努力。人们可以通过实践感恩来培养这种心态。
积极心理学认为那些感恩惜福、知足常乐的人比那些贪得无厌、永无餍足的人更为快乐健康。毋宁说是他们因为幸福而感恩，不如说他们因为感恩而幸福。
感恩知足一直被视为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美德。研究显示，感恩知足的心态让人们更好地应对压力，让他们更为乐观，从而提高了身体免疫力。
“如果你需要提高你的幸福感，有许多办法都可以达到目的。但是，拥有一颗感恩之心，这才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手段。”加州大学戴维分校的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艾蒙斯这样说。他一直从事一项有关于感恩心态的研究。
有证据表明，在纸上列出你需要感恩知足的事物，以及你仍然感到不满的事情，有助于保持积极的心态。
你可以在纸上写下这样的句子“我要谢谢……”然后，你可以仔细地把你的愉悦与幸福事无巨细地记下来，这样的话，你会很容易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也有助于保持健康。
还有一件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品质，那就是：宽容。
许多哲学家与宗教领袖，比如耶稣和释迦牟尼，都倡导人们要宽容平和。然而，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了长时间的忍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重压。研究表明，那些遭受了不公与冤屈的人往往会患上与压力有关的病症，而且，他们的心血病死亡率远高于正常人。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召集了36名患有冠心病的男病人，他们都具有与家庭冲突、童年遭遇、工作经历、战争等因素有关的精神压力。后来，那些接受了宽容训练的人的心肌回血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宽容能够减少痛苦、愤怒、仇恨和恐惧，这些情绪长期困扰着许多人，使血压升高，改变荷尔蒙的分泌，并诱发心血管疾病，抑制人体的免疫力。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试验者回忆生活中发生过的琐事；同时测试他们的心率与出汗频率，他们发现，一旦心率与出汗频率提高时，肌肉紧张度也随之升高。另一项测试则分别针对20名人际关系良好的人和20名人际关系糟糕的人进行。当后者被问及他们的人际交往时，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指标就会增高，而体内皮质醇是一种能够损害免疫功能的压力荷尔蒙。
我的许多心脏病人长年受到抑郁悲观情绪的折磨。让娜仍然抱怨她的父母不够爱她，指责她的姐姐骗光了她的遗产。但是，玛丽安·威廉姆斯说过：“我们并不会为过去得不到爱而停止不前，相反，如今我们爱得还不够。”
我有一名叫乔伊的病人。我对他采取的惟一治疗手段便是让他的心脏恢复原状。乔伊来看病时已经70岁了，身材矮小圆胖，一双银蓝色的眼睛，表面上看起来快活开朗。
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大步流星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和我是认识已久的熟人。“很高兴能遇到你，大夫。”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水牛把幼仔放在学校里，它会说什么？”
“不知道。它说了什么？”
“它会说：‘野牛。’”
他爆发出一阵洪亮的笑声，我目瞪口呆。他瘦小的妻子脸上长着雀斑，对我忍耐地笑了笑，显然他们结婚很多年了。
乔伊像我一样，是来自外乡的纽约人。他是一名退休股票经纪人，兴趣广泛，交游颇广。他曾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高尔夫球爱好者、慢跑爱好者以及环球旅行家。但这些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在我们开始谈到他的病情后，乔伊的诙谐俏皮便消失无踪了。他的大夫告诉他，他已病入膏肓，全无指望了。他遭受过多次心脏病的袭击，心肌已经衰竭无力。他的动脉已经严重堵塞了，他虚弱的体质也无法承受搭桥手术。稍微一用力都会让他胸疼、气喘、全身乏力。
“他们让我减肥，可是，我想在房间里没有疼痛地走一走都不可能，怎么让我瘦下来呢？”他告诉我说，“我只能在椅子里坐以待毙了。”
作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我很清楚生命的质量与生命的长度具有同样的价值。你能在ICU重症监护室里看到许多垂死的病人，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痛苦的尽头。在我心中，生命质量更为攸关重要。如果你得忍受病痛的折磨，或者沮丧抑郁得不想离开椅子，活得再长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什么不能让病人像以前一样享受他的人生呢？
乔伊的心脏病迫使他放弃了许多曾经带给他无尽欢乐的活动。
我开始怀疑，在他开朗豁达的外表之下，是不是隐藏着深深的抑郁与忧伤。我们谈得更深入后，我发现他完全换了个样子。他蜷缩在椅子里，耷拉着脑袋，开始没完没了地抱怨他的无精打采和长期失眠。抑郁症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他往往会这样描述自己的病情“我骨头发疼，我精疲力竭”，而不是说“我情绪很差，非常沮丧”。研究显示出，在抑郁症患者中，年龄大的群体比年轻一些的群体更不可能向别人表白内心。
因此，有些患者并不像传统抑郁症患者那样有明显的情感性症状。他们更多像乔伊那样，抱怨自己全身无力，疼痛不堪，或者食欲减退。
心脏病发作后，抑郁症常常会随之而来，而且，在病情发作的十八个月内，很可能导致死亡。这种高死亡率的原因在于，抑郁症患者很少愿意遵循医嘱，去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各种诱因。乔伊就是这种自暴自弃的例子。过去十年中，他遭受了三次心脏病的袭击。他的妻子说，每次心脏病发作后，他都变得绝望消沉，而且，他拒绝吃医生推荐的健康沙拉和鱼类，甚至还拒绝服药。
“有什么用呢？”他告诉她说，“让我再吃一个汉堡得了。反正很快我什么也享受不到了。”
男人经常被塑造成坚强独立的硬汉。他们比女人更难以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我怎么会有抑郁症？”当我试图触及这一话题时，乔伊叫了起来：“我有那么好的太太，她像把保护伞似的照顾我。我小的时候，整天有上顿没下顿的，也不清楚我父亲什么时候失业。嗯，这一定是我得抑郁症的原因吧！”
在一个把男子气概等同于刚强自立的文化背景中，这类说法我以前听过很多次了。但是，我坚信乔伊一定是患上了抑郁症，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
我也很清楚，他已经时日无多了。任何一名医生（包括我自己）都不能告诉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倒下，也无法告诉他还能活多久。
我并不想粉饰太平，对他的抑郁症只字不提。有了让娜的先例，我反复叩问自己，我怎么样才能切实地帮到病人呢？
我再次阅读了他的体检结果，我注意到他几乎所有的主动脉都堵塞住了，只有一条小血管还畅通，我好像看到了一丝希望。
“乔伊，我还想问你一些事情。如果你现在身体健康，能够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你会做什么呢？”
乔伊的脸亮了起来。“太简单了，我要开车漫游全国，去东部看看我的朋友们。”
“好吧，我们来做一个计划。”
我把我的计划告诉给他，我决定给他仅余的一根动脉做支架手术，然后，让他参加我们的治疗计划，进行饮食调理和适当锻炼。听完之后，他的神色马上转变了。他坐直起来，头也抬高了，我看到一抹光芒在他的蓝眼睛里一闪而过。我们都清楚，这是从死神手里抢夺回来时间，可不管如何，这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了。这个计划能让他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乔伊的搭桥手术非常成功，缓解了他长年的胸痛。同样重要的是，他马上在心脏治疗小组里交上了一群朋友，他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困扰。他们一起开始一系列针对严重心脏病患者的锻炼计划。乔伊似乎最喜欢其中的水上活动。他参加活动的那些天里，游泳池里回荡着他爽朗的笑声。病人们把他围成一圈，听他讲各种趣闻轶事。看着他，我想起了以前一名同事告诉我的话：“孤独会带来疾病，团结则带来健康。”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站在斯克里普斯中心的草地上，看到有个人步履轻快地向我走来。当他走近时，我惊讶万分地发现那竟然是乔伊。
“真让人难以置信。看看，你能走这么久的路了！你现在不再疼了吧？”
“一点也不疼了。”他说着，抓着我的胳膊，拉我走过了草地。“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有一名律师拜访了一名被指控谋杀的罪犯，他对这名罪犯说：‘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
罪犯说：‘好吧，你先把坏消息告诉我。’律师说：‘坏消息就是，警察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你的血迹。’‘那好消息呢？’罪犯问道。‘你的胆固醇值是1/70’。”
乔伊停下来，哈哈大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很快要去实行我的东部旅行计划了，”他接着说，“我们星期四就出发，但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要去参加纽约的一个万圣节晚会，我想打扮成医生。你能不能给我找点道具？”
“当然没问题。”我说，“你明天来吧，我给你找找看。”
第二天，他来到我办公室，拿走了一件手术衣，一副手套和一顶帽子。我甚至给了他一副听诊器。
“你真的都给我了？”他把听诊器举起来问我。
“这是借给你的。”他拥抱了我一下之后，停在门道上。“真的很感谢你，大夫。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祝你玩得开心！”我看着他欢快地走出大厅，和一路碰到的大夫们开着玩笑，逗弄着护士。尽管他年老体衰，他比这儿任何一个人都更有活力。这就是为什么我得知他突然离世后如此吃惊的原因。我喃喃自语道：“再见了。”
三周之后，我接到从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打来的电话。是乔伊的妻子丽兹。
“嘉妮丽大夫，乔伊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已经过世了。”她停了好一会儿，我能听到她正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告诉你他去东海岸了。他参加了万圣节晚会，有机会见到了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他穿着你给他的衣服，自称是‘好感觉大夫’。他是那场晚会的核心人物。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胸痛……”
我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反复回想着他离开的最后一瞬。
“您不用太难过了。这也是乔伊让我告诉您的。他已经和所有的朋友道过别了。这是他要做的事。他其实并不伤心。他也不希望您伤心。”
“谢谢你告诉我。”
“另外，我发现他在治疗小组的会议上列出的感恩名单。我想，你听到他把您列在我之后的第二位，一定会很高兴的。”
让娜和乔伊一样，都是抑郁症患者，可两人却截然不同。让娜在得心脏病以前，就已经患有抑郁症了，而且，她的抑郁症还加重了心脏病。而乔伊正好相反，他是在心脏病后患上的条件性抑郁症，当他为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时，抑郁症便随之而来。
丽兹挂上电话以后，我望着眼前的数字发了一会儿呆。我在看什么呢？我不记得了。我把手头的文件推开了，把电脑关上，向自助餐厅走去。我向来都会避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办公室里吃午餐。
我拿着一块三明治，坐在两个劳累不堪的医生中间，他们在说着我已经听出茧子的笑话。
那天拉约拉的天气非常好，灿烂的阳光像一道金柱，反射到屋子里，一直照到桌子，晒到我的手臂上。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沐浴在阳光的温暖之中，观察着自己的双手能够自由地听从神经的指挥，把杯子端起来。
“你在做什么呢，米米？”过了一会儿一名大夫问我。我抬起头来看着他，直视他的眼睛，微笑起来。
“我没事。”我告诉他，我突然泪眼迷蒙。我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白感恩的道理。让我一个人体会这份感恩之心吧。
谢谢你，乔伊。
第六章 神圣的启示
人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着体内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等压力荷尔蒙的分泌，而这些荷尔蒙则导致高胆固醇和高血糖，从而诱发心脏病。所以，一位称职的医生不仅应该了解病人的心脏状况，而且更应该了解病人的心理。
17岁那年，我参加布鲁克林区的紧急救护社团的工作，第一次遇到了天使。
我们一起帮忙抢救一名叫做罗·埃斯波斯托的人，他在本森赫斯特的一次聚会中心脏病猝发。布鲁克林的夜晚温暖宜人，我们抬着担架冲出晚会朝救护车跑去时，不得不推开一些喝得醉醺醺的人。
这戏剧性的一幕令我刻骨铭心，千钧一发的紧张气氛，急救灯不断闪动着，你的动作必须敏捷高效，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满足你的英雄感呢？
当我们把救护车的警报器开响以后，我真不敢相信纽约平时那些霸道的司机们居然会纷纷让路，好让我们的车子尽快到达医院。这种尊严感让我满心欢喜，在面临灾难时人们携手相助的团结精神，使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关。
罗·埃斯波斯托是社区里相当有名的人物，他白天是个屠夫，晚上就变成了赌马者。我老是看到他在肉店的柜台后面，应付着那些挑剔的家庭主妇，按她们的要求切割着牛胸脯肉。今天晚上，他穿着平时下班后老穿着的行头——带着金链子，一副飞行员墨镜，穿着件针织衫——后来，我们不得不狼狈不堪地把这件衣服扯碎了护住他的胸部。据我所知，他并不是一个有着宗教观念与信仰的人，可是，当我们试着让他躺上心电监护仪时，他嘴里却喊着：“天哪，上帝啊，看看那边，那儿有个天使！”
虽然我仅有17岁，但这已经是对我持有的科学理念的考验了。我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眼他正在比划的方向，而是继续帮助我的同伴格恩先生工作。格恩先生是个遇事镇定冷静的中年人。
我出生于天主教家庭，是在天使的包围中成长的，他们在赞美诗里反复出现，在油画的背景里飞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真的相信有天使这么回事。
三年级时，我的朋友萨拉告诉我，她做扁桃体手术时，周围有一个守望天使保护着她。我让她证明给我看时，她却恼怒起来：“心诚则灵，米米。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后来，这样的反驳我听了无数遍。
但我是那种酷爱刨根问底的学生，喜欢实验室里的气氛和科学的实证。
那天晚上，罗·埃斯波斯托没完没了地叫喊着天使，格恩先生只得说：“好吧，埃斯波斯托，我们会让你的守望天使一路跟着上医院。”然后，他关上了救护车的门。
我们俩守护在他身旁，一路上头脑清醒得很，在那辆救护车里头根本没有天使能待的空间，更没有别的神仙。
后来，当我上了医学院以后，我那天表现出来的态度正好符合那里的要求。我知道许多医生很不喜欢精神疗法，他们把这些治疗手法归类为占星术这一类不可信的非科学理论。一俟病人进了医院的大门，他们就被视为一堆用来扫描、做切片检查、触诊和注射的器官而已。精神与意志一样，都是无影无形、看不见的东西。宗教领域的专家才是探讨这些事物的专家。如果你不能把一样东西放在培养皿中培植出来，或者用显微镜观察它，或者把它用图表明确地标示说明，那么，就会认为它不是真的。
我早年的一名老师是位体格魁伟的心脏学专家，也是个老烟枪，总是在走进检查室前吐出最后一口烟。在我们一名信奉天主教的病人弥留之际，请求他留下来陪牧师做临死祷告，他嗤之以鼻地走出了病房。
“所有装神弄鬼的宗教仪式对他都没有用处。”我们走到门厅时他说。显而易见，他认为他自己才是病房里的神祇，别的东西没有一席之地。
几年以后，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心脏病医生。有一次，我被一名大夫叫去一同为一名新病人进行会诊。
这位病人46岁了，苍白焦躁，他的右侧动脉严重堵塞，刚刚遭受了一次心脏病袭击。他留着及肩的棕色长发，脸部狭长，表情消极超然，好像他来自另一个年代一般。从血管造影片的结果看来，如果能进行冠状动脉成形术和心脏搭桥术之后，他就会马上好转许多。
我看着体检报告时，心里突然出现一个想法：这个男人家里可能出事了，他现在无家可归了。事实正是如此，就在他心脏病发作的当天，他和他的姐姐打了一架，被赶出家门。这场争吵之后，他发现自己胸痛难当，马上被送到了医院。除了他失业以外，我们不知道他其他的情况。我注意到他的姐姐或别的人也没来看他。
我走近他，介绍自己：“我是嘉妮丽医生，我将负责你的动脉手术。”我向他描述了手术的大致情况，但我发现他心不在焉。他的眼睛盯着我右肩身后的某一处地方，发着呆。
“大夫，”他的嗓音嘶哑刺耳，“整个早上，我都能看见有天使在周围。说实在的，这会儿我的床尾就坐着一名天使。”
这次我忍不住随着他的视线往身后看了看。当然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扇打开的门和医院明亮的走廊。
他的表情凝重庄严，好像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中的人物，充满了确信与肯定。电光石火之间，我想起了20多年以前我在救护车里抢救罗·埃斯波斯托的事。
在这两件事之间，一定有共通之处。我接受的医学教育使我很清楚，我的病人也许由于药物反应产生了幻觉，而我的职责是修复他的动脉，但这次我不再把书中的知识奉为天条了。在这以前，我见过许多张垂死的面孔，令我难以释怀。我当医生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明显地感到，病人有时并不把心脏监护仪或医生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转而自己寻求深层的精神慰藉，来支撑他们度过磨难。
很多平时冷酷无情、愤世嫉俗的人都会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信念，能够帮助他们支撑下去。实际上，根据美国国家健康调查协会统计的结果，心脏病医生承认97%的病人在动手术前一天晚上会做祷告。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经验适用于我，但是，我渐渐认识到，人们有了精神支柱之后，就会获得强大的动力，这一事实不容否认与忽视。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更加不明白我应该如何对待这位无家可归的病人。他现在合上了双眼，深深地吸着气。病房外头，我看到一名住院医生正指着她的手表，提示我那天下午还有两件事情要处理。我没有时间和他讨论那些虚无缥缈的事物。
“我需要您签一下手术同意书。”我告诉他。
他睁开眼睛，又看着我身后。然后，他拿出笔来，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然后躺回床上，疲惫不堪。
“还有位天使在那边呢。”他说，“就在你身后。他的翅膀上镀着一道金光。”过了一会儿，他凝神说道：“你相信我的话吗？”
我相信吗？因为病房里没有别人，我很容易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嗯，我看到了。”我说道。
这好像让他好过了些。“太好了。”
“你知道要是能够看到天使，这代表了什么意义吗？”
“这就是说我快要死了。”他说着，又合上了眼睛。
我搓着双手，想驱除脑海里的不祥之兆。这次手术与我以前动过的几百次手术毫无异样，他的恐惧也毫无理由。当然，只要是动手术，总是有发生并发症的可能，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忧心忡忡。不过，为一位不相信自己能够存活下来的病人动手术，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虽然他说了那些可怕的话，支架手术还是很顺利地完成了，没有发生并发症。我们切开了他的血管，插入支架，20分钟之后，血液强有力地流向他的心肌。就像以往一样，迅速有效的治疗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手术一切顺利。”我走进康复病房，恢复了以前那种直截了当的医生口吻。我拍了拍他的手，可是他好像对我的宽慰毫无反应。他对我古怪而漠不关心地点了点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去看他，他变得烦躁不安起来。当我去探他的脉搏时，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天使又回来了！我周围都是天使！有位小天使来回飘着。床尾那位大些的天使，一直守着在那儿。”
他像濒死之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拉着我，太阳穴的血管跳动着，脉搏搏动得非常激烈，脸色灰白。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回过头去对我的助理说：“马上让他做心电图检查。”
那位实习生看着我，脸上充满了那种科学的肯定。“为什么？他的状态很好啊。”
“你马上就去。”我毋庸置疑地说。
超声波仪器立即推进了病房，我们把仪器给病人套上，从一个小屏幕监测仪上，我们能看清他仍在跳动的心脏。检查大夫把探头放到他胸口时，我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心肌因心脏病复发而衰竭无力。就在那一刻，病人直直地坐起来，几乎快要跳下病床，朝着他盯了一整天的方向冲过去。
助理说：“上帝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回答他的话，但忍住了。
“马上送他进急救室。叫上里柯大夫。”我努力保持着威严，但是，我的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尽管我们迅速进行了急救手术，运用了最先进的高科技手段，当天晚上，病人还是去世了。
助理进来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试着表现出惊讶来，其实我并不奇怪。我知道已经太晚了，连病人自己都明白。我坐在那里反复查看他的病历，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手空着而已。我很想知道，他的姐姐在听到他的死讯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从那时起，我开始留意起天使等超物质的事物。
事实上，这件事情开始促使我去探索精神与宗教等观念是否有符合科学的地方。在这个神秘幽邃的领域里，人们探索和研究的都是无法证实的事物，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人们已经逐渐对祈祷等精神行为对健康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与考量。在西方文化中，祈祷一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中心位置。
从年，美国国家辅助性医学研究中心已经投入了大量经费，进行宗教、精神和冥想等方面的研究。对于身体与精神关系的研究中，超过1/4的经费主要用于研究宗教、精神和冥想是如何影响人们的。
杜克大学的一名心脏病学家米切尔·克鲁柯夫说：“当你第一次看到一个非正统的治疗者祛除了病人的胸痛，或让饱受折磨的病人得以安宁，或者在病床边不借助任何药物和仪器便避免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你可以说，‘这真是美妙的巧合’；第二次发生时，你又说，‘这现象挺有趣的’；可是，第三次再发生时，你就得说：‘我们必须好好研究这种现象了’。”
像我一样，拉里·杜赛博士是一名精神治疗的权威人士，他也曾对传统西方科学模式笃信不疑。他生长于得克萨斯州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之中，最后当了一名内科医生。在他进医学院时，他根本不屑于理会那些精神层面的观念与疗法。
但是，杜赛博士遇到了一群病人，他们进行一种所谓“奇迹疗法”的治疗手段，那些病入膏肓的患者居然通过祈祷好转了，西方医学无法解释其中的原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名晚期肺癌患者放弃了治疗，他的教友们聚集起来一起为他祷告，他居然活下来了。
起初，杜赛并没把这些案例放在心上，但是，直到他发现并证实了祷告与对健康的帮助时，他开始转变态度了。
“所有的医生都会遇到一系列用传统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杜赛博士说，“我确信，这一系列事实表明了传统医学并非完美无缺、全知全能，科学解释不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遑论精神方面的问题。”
伊丽莎白·塔格博士和她的同事们在1998年对艾滋病人进行祷告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们发现，在六个月之后，那些接受祷告的艾滋病人相对于没有接受祷告的病人，存活率更高，生病的几率更小，痊愈得更快。
另一件说服力非常强的案例，便是1988年兰多夫·波德在旧金山总医院针对胸绞痛及心脏病患者所作的一项调研。研究者们发现那些接受祷告的病人的预后能力比没有接受祷告的人要好得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并发症要少，需要更少的抗生素，而且，患上肺水肿的几率也较小。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米切尔·克鲁柯夫博士在杜克大学医学院进行的项目，他对接受了搭桥手术和其他心脏手术的心脏病人接受祷告之后的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克鲁柯夫博士和一名参与这项计划的护士苏珊克拉特参观了印度一家医院，医院的院长是一名斯里·沙迪亚·赛巴巴教派印度瑜伽教派中的宗教领袖Sir
Sathya Sai Baba
倡导的一种宗教流派。的人士，他受到追随者们狂热的崇拜和尊敬，对他奉若神明。研究者们发现，每天沙迪亚·赛巴巴巡察病房时那种乐观愉快的气氛，与西方医院里那种阴森严肃的氛围迥然不同。
“病人们都认为上帝每天都会降临他们身边，爱抚和关怀他们，”克鲁柯夫博士说，“那种祥和的气氛具有一种非同小可的心理影响力。”
他们两人返回美国后，决定在杜克大学组织一项包括150名病人的试探性研究。杜汉姆退伍军人事务研究中心也参与了该项测试。
来自各个宗教地区的接受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祷告，其中包括来自尼泊尔的佛教徒，来自巴尔的摩的加尔文教派的僧侣，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浸信会教友。当地的教友被邀请过来，依照他们的宗教惯例，为指定的病人进行祷告。研究者使用一定的监测技术来跟踪病人从接受搭桥手术前到预后的整个过程，此外，他们同样考虑到心脏病突发的影响范围和死亡率等因素。结果发现，那些进行祷告的病人的整体状况比另一组采取常规治疗的病人要好得多。
这项测试是双盲性质的，这意味着从医生到病人都对他们的目的毫不知情。因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很难否认这样的观测结果：祷告会影响到期望值，而且成为一种信仰的力量。
富莱克林·罗伊尔博士是一名长老教会员，同时也是科学家。他早年做过一项研究，对微生物和植物进行不同类别的祷告，并得出了切实的结果。
实验是通过植物种子发芽过程进行的。罗伊尔使用了三组不同类别的种子。一组用于样本观察；一组给予积极内容的祷告；一组给予消极内容的祷告。结果显示，积极的祷告能帮助种子发芽，生长得更茂盛；而消极祷告则阻碍了种子发芽，并抑制其生长。
这些研究结果非常有震撼力，因为人们素来认为植物与微生物是不具备思考与情感能力的，它们竟然也能被积极的思想、建议和安慰剂效应所影响。
人们进行祷告，祈求获得希望、力量、宽慰和指导，虽然他们并不公开谈论自己祷告的内容。
贝勒大学的罗德尼斯塔克教授说，祷告是“一种最常见但并不为人承认的行为”。
最近一次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指出，一半的美国人承认他们每天进行祷告和冥想，这数量比承认参加实际宗教事务的人要多。互联网为祷告组织提供了顺畅的平台，
BELIEFNET网站是一个综合性的宗教网络社区，每天超过1万名在线用户在上面进行祷告。
一些研究者推测，祷告能够通过产生平静的心理状态，从而改变心血管系统。研究人员曾经使用放射性监测仪和高科技成像技术，在西藏僧人和圣方济各修士在进行冥想时，测试他们大脑的不同区域。结果发现，当他们进行冥想和祷告时，他们的脑活动发生了变化，血液流动也伴随产生。“这就意味着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健康价值，比如能降低血压，降低心率，舒缓焦虑的情绪，带来一种幸福安宁之感。”
某些宗教信仰和联系也有助于医患双方的互动治疗。
《美国医学会月刊》上刊登了一系列数据，揭示出许多病人需要医生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在一项调查中，48%的病人要求他们的医生一起进行祷告。
在《肿瘤学月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纽约的一家癌症医院里，那些认为自己具有宗教信仰的医护人员比起那些认为自己情感匮乏或者“递减移情”的从业人员，更不易受到困扰与影响。
这篇文章的作者赫伯特·本森将进行冥想的状态称为“放松反应”，那些经常进行冥想的人会感觉到自己的灵性逐渐提升，也会体悟到上帝或其他神秘力量的存在。“放松反应”正好与消极戒备的对抗反应相反，对抗反应会引发心律紊乱，情绪抑郁焦虑和失眠。
在阅读这些资料时，我发现科学并不能解答我们对宗教抱持的所有疑问，它也不应该能答出来。直觉与信心，而非经验主义的实证，仍然是许多精神实践的奠基石。医学领域中仍然有许多超乎我们的理解力与知识范围的事物。我们不清楚β受体阻滞剂和抗抑郁药的药理何在——因此我们把它们当做万灵丹反复使用。
这些药物与人类历史上已经应用了几千年的祷告和其他精神活动有什么分别呢？
直到我遇到一位叫米莉的病人以后，我才真正认识精神在疾病治疗的作用。
圣诞节前三天，米莉来到我们的心脏中心进行常规就诊。她67岁了，担任一家教堂的管风琴演奏家，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并花费了许多精力照顾脑瘫患儿。她身材高大，我觉得她的轮廓有点像爱莉诺·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联合国外交家，人道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当时世界上最受人敬佩的妇女之一。她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曾在英格兰求学。1905年与其远房堂兄富兰克林结婚。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后，杜鲁门总统任命她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曾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她对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和通过起了重要作用。。她多年以来患有一种叫做心房颤动的心律失常，这种病很不好治。
心房颤动指一种心脏上心房内产生的不规则跳动，也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对许多病人来说，心房颤动的潜在病因是高血压或由于缺镁或钾所造成的体内电解质紊乱。也有一部分病人是由于甲亢或冠心病而导致心房颤动的。米莉就是由于心肌衰竭而引发心房颤动的。心房颤动能让病人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心跳。米莉对我描述说：“我觉得胸口好像有一群蝴蝶在扑扇着翅膀。”
心房颤动还有更难以处理的症状：比如呼吸困难，流汗，胸痛，眩晕，虚弱和极度疲惫，等等。这些症状米莉全都有了。她服药之后有所缓解，但并不能根除。
她来了几次之后，我非常担忧地看到她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她的心肌越来越衰弱无力，她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她的腿都肿胀起来了。
她也知道前景不妙，但是她并没有表现出来。她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后来，她总是像母亲似的对待我，邀请我去她家里吃饭，通过各种办法想让我参加她的教堂活动。
“肯定有很多病人欢迎你去为他们看病。”她最后一次就诊时对我说，“我们教区的茜茜利亚嬷嬷正在为移民们建一个小诊所。如果你能帮忙，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威尔士神父这周将会做一个‘心脏作为宗教象征’的演讲，这也正好是你的研究领域。”
像往常一样，我谢谢她，但我没有时间接受她的邀请。
那次就诊时，我非常惊奇地看到米莉的病情有所改善。她坐在轮椅里，穿着一双低压强力弹性袜，腿没那么肿了。
“你的腿不再肿胀了。”我告诉她，弯下腰去揉了揉她的腿。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改服什么药了吗？”
“不，亲爱的，我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我继续做着检查，用听诊器听她的心脏，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开司米之花”香皂的香味。
“米莉，”过了1分钟之后我说道，“你的心律很正常。”
“我知道，亲爱的。”她说。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里闪着一抹奇异的光芒。“好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检测出你的心律正常。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她耸了耸肩。“什么也没有。嗯，元旦你有什么安排吗？如果你来我家的话，我给你做烤羊腿，里头再加上新鲜的大蒜和香草。”
“我一直吃素，谢谢你了。”看到她有所好转的情形我有点怀疑，我实在说不出这是什么感觉。“我现在去安排心电图检查，回头再和你谈。”
毋庸置疑，心电图结果也显示出米莉的心律正常。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心电图仪器来确证我从听诊器里听到的结果，但这的确证实了是真的。
“好吧，你没有改变你的药方，也没有采取别的办法，所以我真是非常吃惊。”回到屋里时我对她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她话时，一道阳光从玻璃反射过来，照在她平时常戴的一条金色十字架项链上。她不愿意把它摘下来，所以我过去给她记录心率时经常见到这条链子。那时，她的心率非常激烈，有时能达到每分钟150次。
我下意识地问了她一句：“你有没有去过精神信仰愈合的服务机构？”
米莉平静地瞅了我一眼。
“你真的去过吗？你去找了信仰治疗师？”
“嗯，他并不仅仅是信仰治疗师。事实上，他是一名正式的牧师。我想你会笑话我的，所以，我什么也不说。”
“告诉我吧。”
“嗯，我的朋友去参加了一次教堂聚会，那名牧师去那儿做些特殊的服务。她把她得了癌症的女儿带过去了，所以我也决定跟过去看看。那名治疗师是个拿着手杖的白发老头，看不出有什么出众之处。他站在前面，宣布说：‘我要让你记住，今天晚上你在这里得到的治疗并不是来自我的力量，而是通过我传达给你的圣灵的力量。’”
“我看到一队人上前去，跪在祭坛上，分别和他单独待了一会儿。他并没有做什么戏剧性的举动，只是把他的手放在某个地方，搁上好一会儿。嗯，当我朋友和她的女儿坐下来之后，她悄悄地说：‘你也得上去。’我想也是，为什么不去呢？她们开始怂恿我上去。快轮到我们了，我开始变得很紧张。这并不像我，你知道，我也提醒自己。但我已经来不及回头了。队伍越来越短，还有几分钟他就过来了。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根本没有告诉他我哪里难受。他一看到我就说：‘你的心脏有问题。’然后，他把手放在我头顶，我感到一股电流传递到体内。真是难以置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周以前。”
听了米莉的讲述，我突然想起我们使用过一种叫做“心律转变法”的疗法，主要用于治疗心房颤动和心房扑动。运用这项技术时，一架特殊的仪器向病人的心肌部位传递电流，让它恢复正常的心律。那位牧师对米莉采取的举动是不是类似于这种疗法呢？
我真的不太敢相信这一事实，于是我又拿出听诊器听了一遍米莉的心脏。我到底要听到什么呢？难道是一些秘密，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来向我解释发生的一切吗？
看着米莉的十字架，我不禁回忆起许多年前我在布鲁克林的一个下午。我10岁的哥哥由于急性肾炎病倒了，我慈爱的祖母和她的一群教友们聚在他的小卧室里，为他守夜，向玫瑰圣母祷告。
我偷偷地窥视着她们，她们穿着印花的家居服围成一圈，我听到她们在喃喃念经，手里拨着念珠。屋子里热烘烘的，散发着蜡烛和汗水的刺鼻味道。我觉得看到的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仪式，没等他们把我拉进去，我自己就先撤了。
我的哥哥没经过透析就痊愈了，但是我并没有把他的病愈和持续了好几周的祷告联系起来。
我从来没留意过我的邻居们一直在用的祷告卡片，以及他们经常举行的九日连祷，虽然很多年以来，她们祷告时唱的赞美诗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保佑我吧，玫瑰圣母，引导我去往上帝的路。”
九日连祷是一种要持续进行九天的仪式，一般是为了向上帝祈求特别的恩典而举行的。我们那个社区的妇女最热衷于这种活动，一旦有了要紧的或者悲伤的大事，她们就举行九日连祷。
“小花九日连祷”据说能消灾解难。那条街上的女人总是在绝望地向上苍祈祷着什么——她们祈求消除病痛灾祸或丈夫早日归来。于我而言，这是无能的象征，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过时的举动，是和买彩票差不多的无知迷信。
我的罗斯阿姨为我的未来一直向神明祷告，吉娜阿姨则希望能去圣心教会担任神职人员，我自己却对此不以为然。吉娜阿姨梦寐以求能进修道院，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她当修女，她不得不在一家出售宗教用品的商店里工作。她一直以她的虔诚与乐观感染着我。
“米米，让圣心来指引你吧。”她告诉我说，“他才是最神圣的医治者。”
她站在我面前时，我不得不机械地念叨着“耶稣的圣心，引导我的生命”——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却很怀疑这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也许我得说，直到现在我才回忆起这些事情。
电光石火间，家里的女人无时无刻不在举行的祷告闪过我的脑海。我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看着我的白大褂和挂满了资格证书的墙壁，还有听诊器里响起的“滴答滴答”的心脏跳动声。
我想，我最后终于明白了米莉的心灵，它以美妙而有节奏的韵律，试图告诉我一个道理。
佛教和萨满教的灵修人员都持有相同的观念，认为人们应该开启心扉。但是，我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却失却灵性，闭塞心灵。
米莉开始让我认识到，精神信仰是一种强大的精神资源，哪怕这种宗教并没有体现出组织性，我们也能从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在我和米莉打交道以后，我开始不再把心脏手术和治疗视为每日进行的例行公事了，我把它当成一件神圣的事。尽管心脏搭桥手术已经相当安全，但是，把一根导管插进一颗仍在跳动的心脏，仍然非同小可。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让病人进行一些医学院从没教过的准备工作。
我们发给病人磁带和CD，病人可以在阳光煦暖的沙滩上，而非在病房里，按照里面的指示进行这些程序。在平静的背景音乐中，他们将进行冥想，想象自己到了一个宁静美丽的世外桃源，身边有所爱的人陪伴着。我们还鼓励病人转移他们在术前的恐惧与担忧，转而想象自己在手术室里没有承受什么痛苦，最终成功地进行了手术。
“这就像在做一种具体而微的白日梦。”克里夫兰医学会的黛安娜·塔塞克女士说道。塔塞克女士认为，这种干预行为并不仅仅平静了病人的心绪。在一次测试中，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其他参照组而言，采取了这种干预行为的病人所需要使用的止疼药少了几乎一半，而且，住院时间也大为缩短。
我们还提供了另一种特别形式，对于那些有需求的病人，我们会让一组之前参加过这一过程的男女病人来帮助他们。他们在病床前集合，围成一圈，手拉着手，低下头来。你在住院手册上找不到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医学会的治疗指南上也没有说明，他们正在做祷告。
“我决定并不仅仅把祷告用于针对病人的医疗用途或者手术过程。”
拉里·杜赛博士这样说道。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
你会惊奇地发现，之前属于强烈抵触情绪的医生群体中的一员的我，现在居然会躺在锻炼室的地板上进行祷告。
第七章 持续不断的悲伤
对心脏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悲伤。在悲伤的气氛中，身体从交感神经系统中分泌出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使得心跳加速，动脉缩紧，因而出现某些心脏病的症状，比如心痛、气促和休克等。现在，医学研究者已明确地将悲伤列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
我在医学院里学到的知识之一，便是人们可能会心碎而死。虽然我还在等着人们把悲伤列为死亡鉴定中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发生。
这并非流行歌曲或爱情小说中的夸大之词。我们都听说过很多感情甚笃的夫妻在配偶死后的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天内，也随之而逝；也曾听过亲朋好友在失去至爱之后，承受不了打击而憔悴萎靡。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对威斯康星的夫妇共同生活了72年之后，在1997年几乎同时去世；一名平时冠状动脉良好的年老妇女，骤然听到丈夫的死讯时，立即心脏病发作，并当场死去。
还有许多名人同样如此：尽管约翰尼·卡什的公开死因是糖尿病并发症，但很多歌迷都相信他死于过度悲伤——在他逝世的三个月以前，他的妻子吉恩·卡什在一次心脏病手术中死亡。
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毫不奇怪，因为我们都能够直觉出这一项现代科学已经证实的事实。在1996年的一项突破性研究中，哈佛大学的研究者把重要人物的死亡所引发的哀伤列入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之一。在一项持续了4年的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1774名突发性心肌梗塞的患者。他们会被问及很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在你过去几年内，你是否听到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的死讯？”
资料显示，至爱之人的死亡与心肌梗塞之间有一定联系。在听到至爱的人死去之后的头24小时里，心脏病发作的几率是平时的14倍；在第二天，变成8倍；第三天，则是6倍。
悲伤深深地损害着病人的神经。但是，病人常常把伤痕深埋在心里，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
一天下午，一个40多岁的男士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身材匀称而健壮，我还以为他走错地方了。
我正巴望着有个新病人上门，因为在那以前，我正在耗费好多时间分析厚厚的体检报告，所有结果都是一样的：两侧动脉严重堵塞。从那些数据里，我似乎能看到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但是，站在我办公室的那个男人肌肉发达，身强力壮，那模样比我还要健康。
“我叫肯恩·拉福。”他握着我的手说道。
这居然是我的新病人。
“你跑了多远来这儿的？”
“没有多远……大约15英里吧……”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那个样子应该去拍维他命广告才对。
刚开始时，我们扯了许多在鸡尾酒会上才会交流的话题：哪条路线徒步旅行比较好，哪里的沙滩最美，等等。尽管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但肯恩似乎仍力图向我展示他的强壮和超凡本领。在我们谈话的间歇，我就得把注意力拉回我手头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