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黄河文明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_网易新闻
复兴黄河文明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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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周阳敏博士，主要从事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制度资本理论）、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企业管理理论与实务的研究，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周阳敏博士认为，粮食主产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战略的实施是河南经济起飞的基础。同时，他提出了“复兴黄河文明，建设黄河经济带国际大通道”的构想，这是他近年有关河南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思考成果。他认为，这个战略是“中国梦”的重要内涵，同时，也使作为黄河文明主体之一的河南，在融入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尤其是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先导性作用。在“河南往哪儿去”系列观察的前六篇，我们相继分析了河南经济起飞的基础、地方主体发展意识、主政者与地方发展的关联、市场和人文底蕴的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新常态”下的省际竞争、惠农政策如何更好地支持农村和农业的发展等。今天我们推出第七篇，以对话的形式为系列观察作结，核心是中原崛起、北方复兴与中国梦的内在关联。黄河文明复兴，是千秋伟业，代际可传也。东方今报记者&汪先腾
【河南的起飞条件】“郑州航空港的建设，使河南拥有了融入全球增长、满足全球需求的平台。”东方今报：现在不少关心河南发展的人士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即随着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河南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以往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增长的动力最主要的是来自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但现在，这一条已经不容易做到了。那么新常态下，河南经济起飞的条件是什么？周阳敏：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必须从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逻辑转向一个新的发展逻辑。新的发展逻辑是什么呢？按照制度资本理论，就是广泛地融入与分享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根据我们的观察，很多发达国家的繁荣指数非常可观，比如美国，创造近几年来的最好增长水平，201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长有望达到4%。这是近30年来最难得的发展黄金期。在全球经济迅速提升的同时，郑州航空港的建设，使河南拥有了融入全球增长、满足全球需求的平台。这个平台解决了河南及周边地区产品的目的地问题。这是河南起飞的前提条件。东方今报：随着反腐的持续深入，国内需求恐怕会发生变化。周阳敏：是的，我们认为反腐不是打击内需，而是增加了内需，只不过需求的方向、种类、人群发生了变化，使以前的房地产、奢侈品、高档娱乐场所等消费转变为现在的普通商品消费，消费的人群也向大众转移，这种转变将使更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河南人口众多，消费需求的多样性也会随着进一步融入全球增长而爆发出强劲潜力。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们可以买到全球的全领域产品。我们也要看到，反腐的同时，国家在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尤其是一系列旨在降低融资成本的金融改革，将促进民间投资的提升。这些，都为河南的起飞创造了条件。东方今报：那怎么看待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自身的特点？周阳敏：我们说前30年，是我国第一轮大规模增长的历史时期，虽然河南通过劳务输出、外出创业等也享受到增长的好处，但总体来说，还是有限的，自身的潜力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在新一轮的增长中，我们认为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就是外出创业者的回归，我们称之为“回归式产业转移”。以固始为例，其三大产业（柳编、水暖器材、银针）全是回归式转移的结果。这些产业的构建者，是以前在外创业成功的固始人，他们的回归，不仅带来了投资、经验，更带来了新的生活理念和治理理念。他们融入当地的公共生活中，必将对政府的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竞争力与挑战】“要处理好国家对河南的定位与河南自身的发展定位。”东方今报：在新一轮增长中，河南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周阳敏：很多人认为是人口、劳动力成本，我认为不是。我们要明确核心竞争力，它有三个特征，第一是排他，独一无二的；第二是不可低成本地短期替代；第三是提升空间极大。就这几点而言，河南的核心竞争力表现在，第一是旅游资源，如少林寺、龙门石窟、殷墟，在全球文明中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二是文化资源，中原文化中衍生出一批文化产品和传统工艺，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第三是我们的交通和地理区位的优势，需要我们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一种优势。东方今报：我们的经济起飞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周阳敏：第一，我们要警惕腾飞的陷阱，即环境污染，先发展后治理的理念要坚决抛弃。“新常态”要求我们在产业选择上以人为本，慎重地进行产业布局，如果做不到这点，我们真的会遭遇重大的挫折或者说灾难。第二，要处理好国家对河南的定位与河南自身的发展定位，这需要主政者具备高超的政治技艺，智慧地处理好央地关系，既能服从大局，又能为地方发展创造好的条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一对矛盾）。与之相关的是河南发展战略的稳定性、持续性，毕竟千秋伟业不是一届、一代人就能轻易完成的。【三大战略】“从航空港的建设开始，河南地位的提升也就有了切实可行的路子可走。”东方今报：如何看待粮食主产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这三大国家战略在河南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周阳敏：三大战略的落地恰好体现了一种地方智慧。河南历来是中国的粮仓，粮食主产区战略的提出，证明河南有能力提出国家战略层面的战略，因此，它更像是个引子，为中原经济区战略的提出创造了先导条件。中原经济区战略是真正意义上的基于河南自身发展的战略，它表明国家认可河南在中原经济区这个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和拉动作用，但它多少有点是象征意义的，需要有落地的支撑。航空港更像是一个抓手，从航空港的建设开始，河南地位的提升也就有了切实可行的路子可走。因此，这三个战略是环环相扣的，而航空港就成了最重要的一环。东方今报：这三个战略总的来说都是基于河南自身发展的需要，如果让河南融入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先导性发展战略的话（比如以前的深圳特区、现在的上海自贸区，其示范性极强），我们是否还要做进一步思考？周阳敏：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做的一个研究。国家战略层面的战略，有三个维度，一是器物层面或者说政策层面的，就是国家给你一定的发展空间权、优惠政策，允许地方自主发展，比如很多地方的开发区；二是投资层面的，国家会进行大规模的投入，比如天津滨海新区，来自国家层面的投资非常多；三是制度层面的，它具有先导性。它在文化、观念、习俗习惯中形成一种新制度，以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如上海自贸区。对河南来说，提出制度层面的发展战略，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发展要求。就历史而言，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干，而河南在我们历史上多次成为中国文化和经济的双重核心区，中原崛起要求我们复兴中原文明、黄河文明。【复兴黄河文明】“复兴黄河文明正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东方今报：能否简单阐述一下复兴黄河文明的内涵？周阳敏：中国梦的本质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彰显其在全球文明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彰显。复兴黄河文明正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复兴黄河文明，是以黄河为纽带，在文化、交通、产业、旅游等几个领域里进行创新，建设黄河经济带的国际大通道，从而实现沿黄各省市的联动发展与崛起。历史上，我们有北方经济重心向南方经济重心转移这一说法，钱穆先生曾提到北方复兴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表明，与南方的繁荣相比，北方复兴正是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复兴黄河文明正是关键，而河南在这一伟大复兴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
(原标题：复兴黄河文明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
本文来源：东方今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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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从今天开始一边写一边连载吧。　　写作前言　　我在多年前写了《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分析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写完之后，我又感觉，单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它未来的走向，是远远不够的。有一些根本性、决定性的东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基础。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内发生的事，很多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甚至扭曲了。　　这会导致我们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诸多误解。不把之前的历史读懂读透，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现在和未来的中国。　　后来，我又发了一篇长文《澄清谣诼，还清白于毛泽东》（又名：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与真相）。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一些重大决策做了分析。但是最关键的几个：农业集体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还是没有能够深入细致的把它们讲清楚。　　原本计划为这篇长文写一个续篇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我对这三大历史问题的材料读得越多，越是觉得，要搞清楚这三个问题，就事论事是不够的。必须要跟两个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第一个，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土地兼并问题与统治集团的腐败问题；第二个，就是苏联的历史，包括新经济政策的探索、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和赫鲁晓夫的改革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是毛泽东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候的主要参考。不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对于改革开放前的那一段历史，就只能是一头雾水。　　我现在写的这个东西，就是用《这个国家会好吗》一书中的方法和思想对中国历史所做的一次整体回顾。从黄河文明的起源一直讲到最近的反腐败和一带一路。中间会附带的讲一些外国特别是苏联的历史。把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串起来看一看，相信可以把很多现实问题剖析得更清楚、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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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一、立国之战　　“1949年，你们的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入侵者、一两万个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你们首都杀人放火，你们就得割地赔款。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就站起来了？后来你们出兵
，把我吓一跳。你们把美国人从
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中国与过去相比不一样了，看来毛泽东讲的话有些道理。”　　这是一个日本教授对
战争的评论。日本在1949年已经被美国军事占领。但它还是看不起中国。它认为侵华战争失败是败给了美国、败给了苏联。如果没有苏联红军打垮了它的关东军、没有美国人丢了两颗原子弹，它不会输。　　就在日本投降前一个月，国民党军队还连着丢了18座县城。最后一座县城是日丢的。距离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只有三天。日军差不多每天都在攻克国军防守的县城，然后，就突然宣布失败了、投降了。这样输给中国，他们当然不服。　　实际上，不仅日本人这么看，其它国家的人也这么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苏联、英国这几个大国战胜了日本、德国。中国不过是被日本侵略了，被迫反抗。日本被美国和苏联打败了，中国才免于灭亡。就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中国站在了英国法国这一边，往欧洲派了一些劳工去做后勤。最后德国战败了，中国也就跟着被贴上了“战胜国”的标签，脸上多了一分荣耀。但不过是把被德国人霸占的地盘转给了日本，仍然摆脱不了被列强宰割的命运。这一次，又有什么区别呢？　　1949年，中共宣布新中国成立。在外人看来，这跟1912年袁世凯宣布南北共和，1928年国民党宣布北伐胜利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不过是个形式，内部还是一团糟，列强该怎么欺负你还怎么欺负。一百多年积贫积弱，你毛泽东一句话，说站起来就站起来了？　　但历史的重复到此为止。中共不仅迅速结束了内战，而且在1950年“悍然”出兵
，击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支军队以美军为主力，拥有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派军参加了，比当年的“八国联军”强大的多。它看起来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然而竟然被刚刚建国一年的中共打败了。美国人输掉的不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持续两年多的战争，大大小小数百次战役，换了三位主帅，各种战略战术都用上了，仍然无力回天，被中国军队从鸭绿江赶回了三八线 。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人，还有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才发现中国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说，
是新中国的立国战争，现在看起来，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崛起之战”。
　　二、千年变局　　
胜利六十年后，中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一带，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从陆地上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一个经济发展走廊，跟古代丝绸之路基本重合；一路，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沿着中国南海，绕过中南半岛，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穿过中东，最终到达欧洲的这么一条东西方海上交通路线。　　中国制定这样一个战略，就是要让我们的经济影响力，沿着这两条线向外拓展。　　一带，代表了陆权的扩张；一路，则代表了海权的扩张。　　所谓陆权，就是一个国家的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意识形态等）主要通过陆地交通来向外输送；所谓海权，就是国家力量通过海上交通来向外扩张。　　
战争，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陆权国家，在近代衰落以后，第一次主动出击，击败了海权强国，标志着传统中国的复兴；而“一带一路”，则是中国在巩固了陆权优势的同时，开始海陆并进，向外输出自己的影响力，意味着中国将从一个数千年的陆权大国，转变成一个陆权与海权相结合的大国。　　这个转型，中国是用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　　1874年，中国已经连续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遇惨败。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给朝廷的《筹议海防折》中写道：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李鸿章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西北方向的亚欧大陆腹地；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主要威胁开始来自东南沿海，帝国陆军难以抵抗，使得国家的安全形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破这个局，李鸿章启动了中国近代国防体系的战略转型。他主张大力建设近代化的海军，把海面上舰队、海防炮台和陆军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海陆协同的国防体系，保卫中国的东南海疆。但是，由于内政的落后和腐朽，海军只不过买了一些外国的军舰，其它方面的改革没有跟上。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二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这样的失败表明，中国这种传统的陆权帝国要应对海权时代的挑战，仅仅增添一些军舰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军事组织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这个变革一直到毛泽东手里才真正实现，标志就是1950年至1953年的
　　------------　　------　　注1：整个
战争是一场平局。战争开始于三八线，结束于三八线。但是中国军队进入
的时间是在战争爆发四个月以后，当时美军已经攻陷了
，最前锋已经攻打到了三八线附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把美军赶回了三八线。　　因此，虽然
战争是平局，但
战争则是一场无可争议的伟大胜利。　　此外，就伤亡人数而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多于美军，大概是三比一到四比一的比例；但是，志愿军入朝以后，给整个联合国军造成的伤亡人数则大大超过了志愿军自身的伤亡。也就是说，我军给敌军造成的伤亡远远大于我军自身的伤亡，从人员伤亡来看，
也是我方占优。　　现在有些人只对比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伤亡人数，就认为
并未获得胜利，这是有失偏颇的。
　　三、海权崛起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陆权大国，主要有中华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苏联、德国等；强大的海权国家，则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日本等；此外还有一些海权和陆权结合的的国家，如罗马帝国、法国等。　　在古代历史上，陆权国家占据明显优势，中华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和蒙古帝国，都是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帝国。　　从14世纪开始，在欧洲西部、面向大西洋的地方，有一些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在航海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开启了“大海航时代”：利用海上交通，到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开展贸易，然后进一步发展出近代化的海军力量和资本主义制度，掠夺资源、开拓殖民地。海权帝国跟资本主义制度一起，蓬勃的发展起来，并且逐步取得了相对于陆权帝国的优势。　　过去数百年来，陆权强国在与海权强国的较量中全都失败了。其中固然有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胜利，看起来是陆权击败了海权，但其实中国不过是在反侵略。真正强国之间的对抗，还鲜有陆权击败海权的先例。1939年苏联和日本的诺门坎战役可能算一个，但也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战役，并非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真正大的战争，如年的英法战争，纯海权强国英国击败了准陆权强国法国，夺去了它的大部分海外殖民地，建立起了“日不落帝国”的世界版图；1840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了世界上最后的一个古代陆权强国——中国；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了沙皇俄国。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为主力的同盟国过击败了德国为核心的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再度试图挑战英、法、美为代表国的海洋霸权，再一次失败……　　在
战争以前，海权能够始终保持对陆权的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有那么两条：　　首先，就是技术的进步，使得海上交通的运输成本迅速下降，海权国家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调动资源来组织生产和发动战争。　　在大海上航行，主要靠两种技术：第一是天文知识，第二是指南针。通过观察天上星星的位置，可以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然后利用指南针，可以知道自己在朝着哪个方向前进。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可能远洋航行，不然就会在海上迷路。在此之前，人类只能在靠近陆地的海域航行。欧洲文明也主要局限在地中海，而无法去探索大西洋、太平洋。　　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对天文的观察则古埃及人做的比较多。总的来说，包括中国、埃及、两河流域国家（今天的中东地区）、印度在内的几大古代文明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创造出了星盘、等高仪、象限仪、日晷仪、天球仪等等观测天文的仪器，以及各种天文和数学知识。最后，这些知识在阿拉伯人手中（阿拉伯帝国所在的中东地区正好位于中国、埃及、印度几大古代文明的交汇处）得到了集大成式的发展。阿拉伯人在测绘、算术、几何、天文等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至于我们今天用的从0到9的数字还被称为“阿拉伯数字” 。　　这些文明成就被传播到了欧洲。首先是在地中海地区、意大利附近，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催生了像威尼斯这样一大批经济繁荣的城邦国家。但是地中海毕竟很小，应用有限。最后，还是欧洲西部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国家，受益最大。它们利用这些技术开始了在大西洋上的航行，向西发现了美洲大陆，向东绕过非洲大陆，跟印度、中国直接建立起了商贸联系。　　当这些国家可以在全世界配置和调动资源以后，就很快变得非常强大了。它们先是征服了美洲和非洲，因为那里的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阶段，很容易就被消灭了；然后征服了中东和印度，因为那里正处在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比较容易各个击破；最后再集中力量攻击中国，这里正处于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中期，实力相当强大。英国人从南非调兵，从本土派出舰队，从印度获得补给，集合各种资源来打击中国，最终取得了胜利——这种在全世界调动资源的能力，弥补了他们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方面的各种不足，获得对抗陆权大国的优势。　　除了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外，海权国家强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制度上的优越性。　　在海上交通不那么发达的古代，传统的陆权强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已经逐步走向僵化，拒绝革新。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华帝国。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从传统强国势力范围之外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　　欧洲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很落后。他们主要是吸收了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知识之后，才开始变得文明起来。不过后来发达以后，觉得不好意思，就装点了一个“古希腊文明”出来，说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成就都是先从古希腊传过去的，然后又传回到欧洲来了。所以欧洲文明的祖宗还是在欧洲，发源于希腊罗马这一块儿，他们承认自己在中世纪（公元5世纪到14世纪）是落后的，但坚持认为中世纪之前有过辉煌的希腊罗马时期，文化水平领先其它地方上千年。死活不承认自己的文化渊源是先有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成就，然后经过阿拉伯人传给他们的。　　古希腊文明确实存在，但是被严重夸大了。像最有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文集，有上千万字，但是当时希腊还没有发明纸，根本没有可以记载这么多字的载体。如果用羊皮来记录，全希腊养的羊都不够用——更何况当时羊皮纸技术也还没有发明。唯一可用的是产于埃及的莎草纸，但是产量很低，埃及人自己都不够用，无论如何不够写上千万字的著作。何况当时还有无数的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需要用这些莎草纸（如果这些著作都不是后人伪托的话）。　　而且，现在也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原始文献保留下来，中国研究希腊哲学的最顶级专家、《亚里士多德全集》的主编苗力田在《全集总序》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原稿）藏于斯开普斯的地窖中，一直沉睡了百余年。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发掘出来……（经过整理以后）又失散了，甚至连一份目录也不曾保存下来”。他也评论说：“这样一个传奇故事，说来虽也凄婉动听，但总难免启人疑窦”。这些稿子据说是传到阿拉伯，过了一千年又从阿拉伯传回来的。但是阿拉伯文的版本也找不到。阿拉伯文献只能证明古代希腊有亚里士多德这么一个哲学家。现在能看到的著作全本都是十三世纪以后的版本。　　还有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据说存在了八百年之久，保持了几十万本图书，大部分是希腊学者所作，《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也曾经在这个图书馆工作过。但是它在公元前被烧毁了，不仅图书一本没保存下来，现在甚至连块地基石头都找不到。最早记载这个图书馆历史的文献出现在12世纪。而同时期被项羽烧毁的秦阿房宫在原址文化层找到大量的碎瓦，烧毁的咸阳宫至今还可找到炭化物。　　对这些问题比较靠谱的解释是：欧洲中世纪晚期，一些教会学者学习了阿拉伯文化，产生了一些科学理性的新思想，这跟当时统治欧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是冲突的，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也可能是因为基督教和阿拉伯人信仰的伊斯兰教是死对头，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思想是受到了阿拉伯人的启发，于是伪托古希腊先贤进行写作。这个学习东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也就被欧洲学者称之为 “文艺复兴”运动。　　总的来说，希腊城邦国家在历史上都是有的，但应该只是学习了一些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化成就，而不可能远远的超过了他们。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先贤也应该确有其人，但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著作很可能不是他们写的，是近代欧洲人根据阿拉伯文献里面的一些记载“帮”他们完成的。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城邦，可以创造出超越周边其它国家上千年的文明，然后突然消失，一千多年后又非常完整的出现。这已经接近于神话而非历史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真正的历史是，一直到在14世纪，欧洲都是很穷很落后的，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化，连宗教都是中东地区传过来的。他们甚至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国家。同一时期的中国，宗教无权过问政治，地主只有经济权利，而政治权力由政府统一行使，这是很先进的国家管理模式。但欧洲的封建领主在其势力范围内享有司法行政的权力，如同土皇帝一般，只不过向国王表示臣服，类似于中国商周时期那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同时，罗马教皇又享有某些超越国家的权力。总之，就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发育的很不完善，经济、政治、宗教的权力划分不清楚，处于蒙昧状态。　　由于卫生和医疗条件极为糟糕，每隔几十年上百年，欧洲就会流行瘟疫，死亡从数百万人到上千万人不等。一旦出现瘟疫，人们就认为是巫术作怪，采用极为残酷的刑罚来处死许多被怀疑是巫婆的女性。14世纪之前的欧洲历史记载也极不可靠，诸如罗马帝国、查理大帝之类的故事，传说成分居多，其历史资料的可靠程度不会超过《三国演义》。从各个方面来看，其发育形态也就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夏商时期。　　中国在13世纪的时候航海技术就已经很先进，南宋对外贸易最远的航线可以连接阿拉伯国家。1405开始的郑和下西洋行动，其舰队可以在印度洋上畅通无阻。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发达，统治阶级非常富裕，印度洋周边的热带丛林对中国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相反，欧洲那些国家穷的叮当响，连国王贵族也都很穷，东方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因此大力支持海外扩张，而且积极的利用这些财富来作为打击封建领主割据和对抗罗马教廷的资本。国家政权成为了支持海外扩张的强大后盾。　　所以，西欧诸国在通过海上贸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很容易的突破了封建制度的约束——他们和国王贵族联合起来，消除了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同时，推行宗教改革，打破罗马教廷对《圣经》的解释权，建立起了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他们大概用了一百到两百年的时间，政府组织形态从中国商周时期的水平进步到了中国秦朝时候的水平。　　从这个时候起，西方走上了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些受商业资本支持的国家政权，没有像中国古代一样采取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取向，而是就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满足商贸活动的需求，利用海权在从全世界获取资源。商业活动繁荣起来之后，才有了城市的繁荣和传统手工业的专业化，又用了大概一百年的时间，达到了中国明朝时候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赶上中国了。　　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步发展出来了近代工业。被工业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变得非常强大，最终连国王也推翻了，建立起来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治。这又用了大概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最后，总共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走完了中国三千年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实现“弯道超车”。建立了先进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单纯的海权并不可怕，但是海权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就非常可怕了。成功实现了经济制度转变的英国和法国，很快就战胜了传统的大航海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最终成为了海权时代的胜利者。　　在明朝的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就已经到达了中国澳门开始做贸易，但没有能力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到了明朝末期，建立了商业资本主义制度的荷兰占领了台湾，但最后又被郑成功赶走了；　　到了清朝，建立了工业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和法国最终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一次，古老的中华帝国再也无力抗拒。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真正的历史是，一直到在14世纪，欧洲都是很穷很落后的，几乎没有自己的文化，连宗教都是中东地区传过来的。他们甚至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国家。同一时期的中国，宗教无权过问政治，地主只有经济权利，而政治权力由政府统一行使，这是很先进的国家管理模式。但欧洲的封建领主在其势力范围内享有司法行政的权力，如同土皇帝一般，只不过向国王表示臣服，类似于中国商周时期那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同时，罗马教皇又享有某些超越国家的权力。总之，就是国家的组织形式发育的很不完善，经济、政治、宗教的权力划分不清楚，处于蒙昧状态。　　由于卫生和医疗条件极为糟糕，每隔几十年上百年，欧洲就会流行瘟疫，死亡从数百万人到上千万人不等。一旦出现瘟疫，人们就认为是巫术作怪，采用极为残酷的刑罚来处死许多被怀疑是巫婆的女性。14世纪之前的欧洲历史记载也极不可靠，诸如罗马帝国、查理大帝之类的故事，传说成分居多，其历史资料的可靠程度不会超过《三国演义》。从各个方面来看，其发育形态也就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夏商时期。　　中国在13世纪的时候航海技术就已经很先进，南宋对外贸易最远的航线可以连接阿拉伯国家。1405开始的郑和下西洋行动，其舰队可以在印度洋上畅通无阻。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发达，统治阶级非常富裕，印度洋周边的热带丛林对中国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相反，欧洲那些国家穷的叮当响，连国王贵族也都很穷，东方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因此大力支持海外扩张，而且积极的利用这些财富来作为打击封建领主割据和对抗罗马教廷的资本。国家政权成为了支持海外扩张的强大后盾。　　所以，西欧诸国在通过海上贸易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之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很容易的突破了封建制度的约束——他们和国王贵族联合起来，消除了封建领主的割据状态，同时，推行宗教改革，打破罗马教廷对《圣经》的解释权，建立起了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他们大概用了一百到两百年的时间，政府组织形态从中国商周时期的水平进步到了中国秦朝时候的水平。　　从这个时候起，西方走上了和中国不一样的发展道路。这些受商业资本支持的国家政权，没有像中国古代一样采取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取向，而是就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的政策，满足商贸活动的需求，利用海权在从全世界获取资源。商业活动繁荣起来之后，才有了城市的繁荣和传统手工业的专业化，又用了大概一百年的时间，达到了中国明朝时候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赶上中国了。　　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步发展出来了近代工业。被工业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变得非常强大，最终连国王也推翻了，建立起来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治。这又用了大概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最后，总共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西方国家走完了中国三千年的发展道路，并最终实现“弯道超车”。建立了先进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单纯的海权并不可怕，但是海权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就非常可怕了。成功实现了经济制度转变的英国和法国，很快就战胜了传统的大航海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最终成为了海权时代的胜利者。　　在明朝的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就已经到达了中国澳门开始做贸易，但没有能力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　　到了明朝末期，建立了商业资本主义制度的荷兰占领了台湾，但最后又被郑成功赶走了；　　到了清朝，建立了工业资本主义制度英国和法国最终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一次，古老的中华帝国再也无力抗拒。
　　你就是人类的遗憾
　　成吉思汗唤醒了欧洲，却被欧洲人当作“黄祸”诅咒。成吉思汗的孙子掐死了华夏第一次资本主义的萌芽，却被华夏子孙当作祖先之一来祭奠。
　　四、陆海对决　　在《的崩溃》这本书里面，茅海建先生详细分析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当然是清王朝在政治军事体制上的腐朽和落后。但这是个深层次的东西，在战场上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两条，跟前面的分析可以对应起来。　　第一条，是工业化带来的英军武器装备优势。　　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了庞大的钢铁和机械生产能力，用钢铁制造出巨大的轮船和先进的火炮。英军火炮的射程、威力和精度都是清军的好几倍。英军军舰可以在清军炮台的射程范围之外开炮，随意轰炸清军炮台，还能翻过山头炸到山背后的军事据点。所以这个仗是没法打的。　　第二条，就是海权国家的物资运输优势。　　在海权时代，海上物资运输和人员调动占有明显优势。英国从印度运输战争物资和军队，只要30天就能到达广州；而清王朝从四川调动军队前往广州，至少需要在路上走90天。1840年6月，英军从广州出发北上，先攻陷浙江定海，然后再北上炮轰天津，总共只用了35天。而第二年的1月，道光皇帝下旨增兵广州虎门，从全国各地调集兵力，用了四个月才集中完毕，开始在虎门向英军发动进攻。 　　中国陆军的集中效率已经是很高了，鸦片战争之前十五年，1826年，西北地区的张格尔叛乱。六月份叛乱，道光皇帝下旨调集兵力围剿，到了十月份就集中完成开始发动攻势，基本上也是四个月。这个效率用来对付传统的来自西北地区的威胁是足够的，但是面对新兴的海洋帝国就不行了。　　这个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现代航海技术从成本上奠定了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英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全世界范围内调集军舰、人员和物资来集中攻打广州，而在陆地上的中华帝国则必须花费三到五倍的时间来组织应对。　　所以说，什么是陆权和海权之争？从一个比较简单直观的层面来说，就是比拼你利用陆地和海洋运输物资的能力哪个强。战争主要拼三点：武器、人员、物资消耗。运输成本更低的一方，就会在人员和物资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如果利用陆地可以快速的、大量的运输物资和军队，那么你就是陆权强国；如果海洋的运输效率更高，那么就可以战胜陆权。　　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这种物资运输能力的决定作用更明显。双方交战的地点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要跨越半个欧亚大陆才能把军队和物资输送到战场。为了霸占中国的东北，它从1891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1904年即将通车。　　日本当时也想霸占东北，那就必须战胜俄罗斯。当时日俄双方武器装备基本在同一水平上，但俄罗斯人口有1.4亿人口，而日本总人口只有四千多万人，相当于俄罗斯的 一个零头，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也都是日本的很多倍。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远高于日本。如果等西伯利亚铁路修通，日本在远东地区就无法与俄罗斯争霸了。　　因此，日本决定冒险一搏。1904年2月，在西伯利亚铁路还有最后100多公里就能修通的时候，日军偷袭了俄罗斯的远东舰队，取得制海权，然后开始集中全国几乎所有能调动的军队进攻东北地区的俄军要塞。　　在这场战争中，决定成败的主要不是军事将领的指挥能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主要就是拼消耗。日本人在伤亡方面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双方军队人数差不多，整个战争日军伤亡27万，俄军伤亡加被俘的也是27万），但是它掌握了制海权，后勤补给线短、成本低，消耗得起。俄军缺乏物资的补充，不管场面上占不占优势，弹药打完了也只能走人。　　俄罗斯为了夺回制海权，阻断日本的海上物资通道，派遣它的波罗的海舰队先从北面绕过欧洲，再从西面绕过非洲大陆，然后向东穿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绕了半个地球，在海上走了220天来参战。结果可想而知：由于人员极为疲惫丧失警惕，在对马海峡被日本舰队偷袭，全军覆没。　　这样，俄罗斯也就丧失了一切取胜的希望，被迫把大部分在东北的权益都让给了日本。这就又是一个海权国家利用海路物资运输优势战胜陆权强国的经典案例。
　　五、中共的逆袭　　日俄战争结束后四十五年，
战争爆发。两场战争的地点非常接近，又是一场海权与陆权的对决。　　在决定是否参战的时候，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在
半岛，中国在后勤补给方面具有优势，可以拖住美军打持久战并最终取得胜利。　　1950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通车，从莫斯科到中国东北的时间只需要七天。而且在1929年前建成了复线，1930年开始进行电气化改造，运输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国要在
半岛跟美军较量，苏联的军事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极大的支持中国在
的战争消耗。　　此外，沙皇俄国东北期间，也在东北境内修了几条重要的铁路，把从哈尔滨到旅顺用铁路连接了起来。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还修了一条从沈阳到丹东的支线，把铁路直接连到了鸭绿江边，跟
的铁路系统连接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国往
运送战争物资，就有可能取得比美军的海上运输更高的效率。美军是以日本为基地，但是日本毕竟只是个刚刚结束战争的岛国，不管是装备还是粮食的生产供应能力都很有限，大量的物资需要从台湾、菲律宾甚至美国本土运过来。　　中国和美军在
战场上的较量，如果双方都不能很快的消灭对方，那么影响胜负的一大关键，就是看从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基地运送物资到
战场，跟美国和日本往
运送物资过来，谁的效率更高更可靠。前者就是对陆地运输能力的考验，而后者则是对海洋运输能力的考验。　　现代战争，对物资消耗的需求惊人。　　1950年底，战争刚一开打，毛泽东就发电报让斯大林援助步枪子弹5800万发，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斯大林全部照给。　　1951年第一季度，中国在
战场上所需弹药就高达14100多吨。　　到了1953年，志愿军平均每日需要消耗168吨弹药；在上甘岭战役中，每消灭一个敌军，就要耗费176公斤弹药。　　此外还有枪支、火炮、坦克、军车等装备以及几十万军队的粮食服装等等。这对物资运输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战争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1月），就是志愿军刚刚入朝。当时美军已经快要达到鸭绿江了，但是由于盲目乐观，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参战，推进的速度太快，部队走乱了。志愿军秘密入朝，通过穿插、切割、包围等方式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经过22年战争考验，战斗力很强而且战术运用非常独特。美军不了解这种打法，损失惨重，很快就败退到了三八线以南。人民志愿军趁机跨过三八线，占领了南
的首都。这是中国方面打的最顺的一个时期。　　第二个阶段（1951年2月—1951年7月），跨过三八线以后，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拉长了。美军也很快发现了志愿军在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一星期攻势”：由于志愿军装备落后，每次战役只能携带够用一个星期的物资，打完了就必须撤退。所以美军就在战役开始的阶段收缩死守，等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再发动反攻。这下就让志愿军方面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到三八线以北进行防御。　　第三个阶段（1951年8月—1953年7月），就是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对峙。志愿军放弃之前的运动战术，采取挖战壕、地道的方式建立工事。双方开始打阵地战，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　　从这个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战争真正面对面的对抗只持续了不到一年，剩下两年多的时间就主要是在各自的堡垒、坑道里面用炮火对轰。　　到了第三个阶段，实际上双方就是主要拼后勤了，拼了足足两年。美军发现，在这第三个阶段，志愿军有越打越强的趋势，装备越来越好、火力越来越猛，土八路打成了洋八路。　　这是因为，在这期间，苏联不仅援助我们物资，还援助了很多的工业项目，中国自己的武器弹药生产能力也跟上来了。然后就是国内平定土匪叛乱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粮食连续三年大丰收。国内经济状况好转以后，中国政府可以花更多的钱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苏联出动空军帮助我们在半岛北部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安全空域。我们自己培训的战斗机飞行员也“出师”了，驾驶苏联的米格战机多次击落美军飞机。这样，中国方面的人员和物资运输安全大大提高。中国开始让前期进入
的部队回国休整，实行部队轮换入朝作战的制度，军队的健康状况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毛泽东在战前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到了1953年，中国军队每天战场上的弹药消耗量，比1952年翻了一倍。原来需要用人去冲锋夺取的据点，现在也改为直接用炮火炸平算了——这一点听上去很残酷：只有经济能力提高以后，士兵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值钱。　　这些新的变化让美国人看到：中国毕竟是有四亿多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一旦战争潜力发挥出来，战争物资生产和后勤供给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再这样扛下去，扛个十年八年，他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美国人远在美洲，军用物资和人员都要跨越太平洋运送过来，时间长了也会多少有些吃不消。按照当时美国的国力，要想跟中国耗在
，当然是耗得起的。甚至还可以调动更多的军队前来参战。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但是，美国在
的伤亡已经超过了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的伤亡，已经把它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了进来。如果继续投入兵力，必然要以大幅度削减欧洲的防卫力量为代价。　　显然，
战场的重要性并不值得它这样做，国内的民意也不允许政府在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继续没玩没了的打下去。这样跟中国耗下去，苏联就会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越来越占优势。而这些地方对它来说，都比
半岛要重要得多。　　所以，美国人不得不妥协，跟中国达成了停战协定。美军司令克拉克也才因此而感叹：我是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书上签字的美军统帅。　　实际上，他也是过去五百年来第一个跟陆权大国签订失败了的停战协定的海权大国代表。　　在
战场上，美国不是输给了中国的游击战，而是输给了阵地战。这才是他们最无可奈何的地方。　　人类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国际局势，在这一刻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陆权将重新崛起，回到世界权力版图的中心位置。只不过还要再等五十年，等到中国的高速铁路和公路网络在大地上延伸的时候，人们才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第二章：农耕中国　　一、跛脚巨人　　实事求是的讲，
战争的胜利，并不全是中国的胜利，有很大一部分是苏联的胜利。　　中国方面以极为高效的军事组织和后勤补给能力保障了战争的胜利，但那些现代化的战争物资，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无法生产的。这些都来自于苏联的援助。没有这些武器弹药、飞机大炮，我们很难赢得这场战争。　　那么，如果有一天苏联不支持我们了，甚至有一天跟苏联打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由于
战争，中国已经世界被公认为一个大国。但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还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大国，不是一个经济上、军事上的大国。所以我们这个“大国”，还是一个跛脚大国，只有政治这条腿，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走起路来是很容易摔跤的。　　中国要从一个单纯政治上的大国，变成一个经济上、军事上的真正的大国，有一件事就必须要做，那就是工业化，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什么叫农业，什么叫工业？　　农业，就是主动利用植物或者动物的生长机理，从大自然获得食物和其它消费品，比如种植水稻、小麦，饲养牛羊来吃，羊皮拿来做衣服，养蚕来织成丝绸等等。如果只是被动的去采摘树上的果实，或者捕猎野生的动物来吃，那就不是农业。　　工业呢，就是直接从大自然取得物资来生产工具和消费品，不再通过培育植物或饲养动物的形式了，比如把地下的铁矿石冶炼成钢铁，然后用钢铁制造火车、飞机、轮船等等。　　我们平时说的工业，都是指近代工业，专指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如果是传统的、个人的、无组织的生产，一般叫做手工业。简单的手工业——比如家庭纺纱，可以视为农业的组成部分。　　工业相对于农业来说，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因为农业嘛，就是动物和植物——归根到底是植物，因为饲养动物也要用植物——利用阳光、空气、水、还有土壤里面的养分来组成蛋白质，成为人类生存必须要的食品。植物的根，一般也就几米深，也就是说人类借此可以利用的自然物资，就是土壤里面那么几米的深度的东西。而工业则可以将地下深埋数十万年、几千米深的煤炭、铁矿、石油……等等挖出来供人类利用，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很多倍。握有钢铁武器的国家，可以轻松的征服人口数倍乃至数十倍于自己的国家。人的生活品质，也可以因此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鸦片战争的结果表明，传统的农业国家——即使像中国这么强大的农业国，在工业国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甲午战争的惨败也表明，靠买来的舰船同样无法与工业国对抗。　　
战争是一次意外的奇迹，是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神来之笔：农业国击败了工业国，陆权国家击败了海权强国——这在过去五百年来的历史中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个胜利是在强大的外部支援下取得的——不仅有苏联的直接支援，还有苏联在欧洲对美国的威慑也很重要。　　我们不能总是指望奇迹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不能指望总是可以借用外部因素。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民族自立，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就一定要工业化。
　　二、农耕中国　　在谈工业化之前，我们必须先讲一讲农业化。　　农业化这个东西，听过的人不太多。因为它太遥远了。其实，农业化才是强国与非强国最第一次分野。凡是没有成功的从采摘或者狩猎为主业转型成为以农业为主业的民族，基本就从人类文明的舞台上告别了，比如印第安人或者非洲、南美那些丛林部落，　　农业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农耕化。也就是以种植业为主，而不是以游牧或者畜牧业为主。　　农耕化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获得大量稳定的食物来源，可以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而且让这些人口定居下来，而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这样就会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有“富余人员”闲暇下来，从事脑力劳动，搞国家行政管理、研究农业技术、军事技术等等，还可以养得起规模庞大的军队；第二个，“闲暇人员”可以聚集到固定的城市集镇当中，互相交流，形成分工，产生比较复杂的手工业体系，制造出先进的工具。这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战争能力。　　汉朝初年，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战乱，国家能够调用的马屁不超过6000匹。这个时候匈奴能够骑马打仗的控弦战士有近十万。在这种情况下，汉高祖刘邦北征匈奴失败。汉王朝因此励精图治，大搞修生养息，增加人口和繁殖马匹。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竟然拥有了军马60万匹，甲兵45万。而匈奴的骑兵数量基本保持没变。这样，汉王朝就取得了相对于匈奴的绝对优势。汉武帝因此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匈奴的远征，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总的来说，民族之间的战争主要就是拼后勤、拼实力。名将卫青、霍去病啊这些人物，当然很厉害，但并没有史书上看起来那么重要。如果匈奴也养得起40万甲兵，60万马匹，什么名将也没用，我们早晚要被匈奴灭掉。而且汉朝的远征，骑兵向北方深入大漠数百公里，后勤补给的要求极高，每一个士兵就需要三个甚至四个民夫来为他输送粮食。如果是40万大军远征，就需要总共200万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相比之下，匈奴十万骑兵，就不怎么够看了。我们靠什么能够支撑起如此庞大的物资供应线？就是依靠中原地区的农业耕作，可以养活数千万农民，劳动者除了家庭自身消耗以外，还有至少10%以上的产量富余。　　13世纪中期，蒙古消灭了金帝国，占领了中国北方。蒙古是游牧民族起家，对农耕生活不太熟悉。蒙古皇帝一开始觉得农耕这东西很不好，养一些懒人，打仗都打不赢我们游牧民族，所以想把汉人都给杀光或者赶走了，把农田变成牧场搞放牧。结果比较了解汉文化的大臣耶律楚材就跟皇帝说：这块地方如果搞农业，每年可以征收赋税最少50万两白银，8万匹布帛，40万石粮食，完全可以支持蒙古大军南下消灭宋王朝的军费。蒙古皇帝一算账，如果这地方搞畜牧业，肯定搞不到这么多战争经费和物资，所以就同意了耶律楚材的意见——能够养活更多的军队，这一点成了北方汉族得以保全的关键因素。　　有人说，为什么汉民族几千年来都没有亡国灭种，就算被外族入侵亡国了，也能够同化异族，而且还能复国成功？没别的，就是因为我们人多。　　不是因为我们能生，而是因为我们养得起。　　在工业化时代，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农业化时代，人多就是硬道理。　　一般情况下，别的民族人数少，打不赢我们；偶尔打赢了，也把我们杀不完。中国从汉朝时间开始就有五六千万人。北方的匈奴、蒙古民族，游牧为主，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就那么几十万人，再英明的君主，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人口供养的上限。这点数量的民族进入中原，就好像河流汇入大海，不管河水有多么浑浊，哪怕像黄河一样全是泥沙，进来也啥也看不见了。而且稳定的农耕生活肯定比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着舒服，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会农耕化。　　所以，中华民族的同化能力如果纯粹用文化来解释的话，是比较虚的，主要还是人多，人多的同化人少的就是容易。而人多的根本原因就是农耕化，
　　三、大河文明　　那农耕化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让华夏民族赶上了呢？为什么非洲南美洲这些地方没有能够成功的实现农耕化呢？　　农耕化这个东西，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进，其重要性可能比工业化还要重要。单纯从事采摘活动的人类，严格来说都不能叫人类，最多叫做类人猿。他们跟大猩猩什么的没有什么区别，动物也大都是靠采摘为生的，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文明出来。　　从事狩猎的稍微好一点，食物的取得多样化，而且形成了组织协同体系，原始部落因此形成。但是这种部落一般都极小，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也谈不上有多余的人口来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只有农耕化以后的人类，才能算是真的进入了文明时代。　　要想从采摘和狩猎进入农耕时代，条件是很苛刻的。整个地球上，也就只有四处地方能行。一个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个是中东地球的两河流域，一个是印度的恒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黄河流域。除此以外，就没有了。　　这些地方能够进入农耕时代，首先，要有一条大河。能够为农业耕作提供足够的水源。　　这条河必须足够大，养活足够多的人。因为农耕文明跟游牧不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必须分散居住，没办法永远处于战备状态，机动性很差，这就需要足够大的耕作面积来养活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从事国防。小河是不行的，小规模的农耕部落很快就会被周边原始部落或者游牧民族灭掉。　　光有大河还不行。还有一些很苛刻的条件：流域附近要气候干燥而且温度适宜，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尤其是不能太冷，冷了作物就生长不起来。　　更要命的是还不能太潮湿。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气候非常潮湿，大河的两边就会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在原始条件下的人类，是没办法在森林里开垦出大片的耕地出来的。只有气候比较干燥，河流周边没有大片浓密的森林。然后每年河流泛滥，泥沙会淹没周边的一些地区，才能形成开阔而肥沃的土地用来播种农作物。　　所以，像南美的亚马逊河和西非的刚果河这种世界流量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河流，它发展不出来农耕文明。因为降水量太大，河的两岸全是热带雨林，森林太茂密了，不可能实现农耕化。　　最完美符合以上全部条件的是埃及的尼罗河。它的上游来水量非常大，但是中下游地区，由于海洋季风都不往这个方向吹，一年到头基本上不下雨，非常干燥，旁边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河水基本就是从沙漠中间流过。　　每年夏季，上游就下暴雨，下游河水泛滥。从上游冲下来很多的泥沙就堆积在河流两岸，形成肥沃的适合耕种的土地。没有森林的阻挡，原始的人类就可以很容易的在上面播种。所以，埃及这个地方，就成了人类农耕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相反，在埃及的对面，隔着地中海的欧洲，那里也有两条大河，一条莱茵河、一条多瑙河。由于地中海的风向是往北吹的，所以埃及不下雨但是欧洲降雨量丰富。这两条河两岸森林茂密，它就很难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但是它的条件比亚马逊河要好一点，因为处在温带，而且毕竟地中海比较小，带来的降雨也没有太平洋大西洋那么丰沛。所以森林没有那么浓密，它受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影响，最后还是缓慢的发展起来了。但是比前面说的那四大古文明要落后数千年。　　仅次于埃及的农耕文明发源地是埃及西北边的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东这地方也是干旱，大片大片的沙漠。这个大家都知道。古巴比伦、波斯帝国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7至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3至20世纪），都是依托这两条河的农耕文明形成的陆权帝国。　　第三位适合发展农耕的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了。　　黄河水的主要来源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也会出现季节性的泛滥，在中下游地区形成冲积平原，而中下游地区位于中国的西北方和北方。从太平洋刮来的东南季风经过南方大陆以后就减弱了，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则直接被青藏高原挡住了。所以这个地区降水不足，但是它还是会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降水量要大一些，所以农耕文明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黄河下游地区降水更为丰沛，所以黄河文明首先是出现在更为干旱的中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西安一带的“关中平原”，由黄河的支流渭河冲击而成。这个地方由于南边有秦岭阻挡，比下游更加干旱，开垦耕地也就更容易一些。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面位于西北地区的昆仑山、太白山（秦岭主峰）之类占有重要地位。然后才是逐步开发黄河下游，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都生活在渭河平原一带。中国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西周开始的。周的发源地也在关中平原。　　中国的长江流域距离黄河流域很近，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它还不像黄河那么容易发洪水，水质清澈，物产丰富，非常适合航运。但是，长江流域长期发展不出来农耕文明，主要就是因为它经过的地区降水过于丰富。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长江流域才被逐渐开发出来。　　第四条适合发展农耕文明的，就是印度的恒河。恒河位于印度次大陆的北面，印度洋的季风在经过印度南部大陆以后减弱了，带来的降水量减少，恒河沿岸也比较干旱。　　但是，它不像黄河中上游那样还有秦岭山脉阻挡，降水量稍高。所以勉强发展出了农耕文明，但是相对于埃及的尼罗河、两河、黄河流域比起来，要落后很多。印度在历史上，从未成为过强国。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人类文明是怎么来的？就是大水冲来的。人类文明是怎么没的？就是大风刮跑的。　　大河才能孕育文明，风大了带来太多的降雨就会阻碍文明。美洲地区形不成农耕文明，就是因为它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间，两边的大风呼呼呼刮个没完，降水太厉害。有个别干旱的地方又没有大河，所以没办法形成农耕文明，近代欧洲殖民者到达的时候，这里才刚刚开始从原始的狩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度。　　但是，降水厉害的地方一般物种丰富、土地肥沃，农耕技术发达以后，这些地方反而会“后发制人”，取得比干旱地区更高的粮食产量，甚至发展出来更先进的文明。欧洲后来发展的比埃及和中东都要好，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产地，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经济中心，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不愧是博士，写得太好了，楼主加油。
　　大格局，大视野，大时代，楼主是中华崛起的文明先行官。对文明进步借鉴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成果，对工业革命的贡献也不是首先提出者，但是这种集成优势，作者的思想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大手笔。期待，继续。
　　四、 天佑中华　　在古代四大农耕文明中，华夏文明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有三个“最”：最封闭、最广阔、最艰苦。　　首先是最封闭，这是华夏文明最幸运之处。　　除了华夏文明之外的另外三大古文明都在地理上互相连通。　　中东两河流域位于四大文明的交通要道上，四周无险可守，所以这个地方战乱最频繁。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从古巴比伦，到古代波斯帝国，然后是马其顿地区的蛮族入侵，然后是罗马帝国入侵。罗马帝国衰落以后，阿拉伯帝国统一了这一地区，时间长达数百年，催生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后来又被蒙古帝国入侵，接着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最后就是西方殖民者的进入。可以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埃及靠近中东，通过西奈半岛跟中东地区连接，同样无险可守。一般称霸中东的帝国也会顺便把埃及灭一遍。现在大家干脆就把埃及也视为中东的一部分。　　印度东西两面都是大海，北边是青藏高原，看起来很封闭，但是在西北角的地方有一个开阔的高原地带，通往中东地区，可供大兵团出入。历次的外地入侵都是从这条通道打过来的。印度本土的古文明早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就被雅利安人征服了，形成了今天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是高种姓，而印度本土居民则是低种姓；后来波斯人、大月氏人、匈奴、突厥等中国西域地区的民族又排着队来侵略印度，16世纪初又被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入侵，建立了莫卧儿帝国。 这是它最后一个古代帝国，后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入侵了。　　——由于主体民族不断变化，三大古文明最终都没有传承下来。唯一主体民族没有发生变化，主体文化流传至今的，只有华夏文明。　　这种幸运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华夏文明被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跟另外三大文明隔开了。东南方向是大海。在古代，军队虽然可以翻越崇山峻岭，但是后勤物资跟不上。要想征服中国这种几千万人口的大国，大兵团行动没有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线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的北边的阴山-太行山脉不算太高，中间有一些山谷，蒙古高原上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在东北方向燕山山脉靠近渤海湾的地方有一条平坦的通道，也就是从锦州到山海关的这么一段地区，今天连接东北和北京的铁路公路也都是沿着这个走廊地带修筑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两次亡于少数民族入侵，第一次是蒙古，第二次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清。就是在地理上存在着这么两个缺口。　　不过，北方处于寒冷地带，人口非常稀少，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偶尔成功的入主中原，由于人口基数太少，无法取代中原文明。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不到一百年就覆灭了；满族则最终被汉化了，现在满人和汉人在外貌和生活习俗上已经无法区分。这两次入侵最终没有毁掉中华文明，汉民族仍然是主体民族，蒙古和满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是最广阔　　在这片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腹地最为广阔，比另外三大文明的发展空间都要大。我们的先辈从黄土高原开始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开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最后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既有适合农耕文明早期萌芽的干旱地区，又有适合农耕技术发达以后可以开发的长江、珠江流域。最后供养了好几亿人口。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大国。在农耕时代，人多就是硬道理。什么外敌入侵、自然灾害之类的，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都不过如沧海一粟，不足以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　　第三，就是最艰苦。　　在形成古文明的四条大河中，黄河是“脾气”最不好的一条河流。这个从它的形状上就能看出来。另外三条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隔得很近，而且在下游合流了，所以也可以算成一条河）都是比较直的从源头流入大海。唯独黄河从青藏高原至西向东奔腾而下，然后突然掉头向北，穿过黄土高原，经过蒙古高原，在拐一个大弯向南直奔关中盆地，然后又拐道向东，经由华北地区黄海，形成一个巨大的“几”字形。一看就是一条非常暴虐的河流。　　黄河上游穿过了黄土高原地区，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让它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巨河。大量的泥沙给中下游带来了肥沃的冲击平原，但是长期的泥沙堆积让它的河道上升，甚至超过了地面的高度。这就让它很容易“改道”：也就是原来的河道太高了，河水冲出老河道以后寻找新的更低的河道入海。中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黄河沿岸的原始部落不断跟水患战斗的反应。根据历史记载，商朝的时候至少六次迁都，主要原因就是黄河泛滥。　　photo-media　　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也就是基本上每隔一百年改一次道。几乎每一次改道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并带来农耕区域的变化。中国的古代王朝，中央政府大的行动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抗击外敌入侵或者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第二就是治理黄河。　　在长期跟水患战斗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很早就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因为治水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依靠单个部落的力量无法完成，需要很多的原始部落联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治水领袖开始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大禹治水的时候，召开部落会议，防风部落的首领迟到了，大禹就把他杀掉以树立权威和强调纪律。这样，原始部落联盟就逐渐的走向了国家形态。　　所以，中华文明虽然起步晚了一点，但是由于有了最艰苦的耕种环境，在国家组织和政治文明方面很快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对于我们成功抵抗周边蛮族的入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帝制时代　　自然条件的这三个“最”，最终促成了中国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来治理国家。这一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延续至今。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以极高的效率把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抗外敌入侵和治理黄河水患，其中主要是抵抗外敌入侵。　　中国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来源于战争，其身份定位主要是军事领袖兼任帝国元首。中国古代的国家大事，一般会被叫做“军国大事”——军务的重要性是排在政务之前的。政府关心的事情主要就两个：一以耕、一以战。也就是鼓励农业生产和组织战争。以耕养战、以战保耕。　　中国的国土幅员辽阔，古代的信息传输手段非常落后，唐代对邮驿的行程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　　从这个规定看，最紧急的军情传送也就每天500里。安史之乱的时候，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从范阳到长安今天走高速公路大概1100公里，2200里，当年的官道肯定要绕一些，距离大概就是3000里，消息过了六天才传到长安。这已经是最紧急的军情了，平均传送速度每天还不到500里。　　这是每三十里路换一次马，每一两百里路就换一次人，日夜不停的狂奔才能达到的速度。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这么快，把水路传递速度平均下来，估计每天信息传递速度也就150里路。按照这个速度，从北京或者南京地区跟长安的政务联系，大概一趟就要20天，来回一次就是一个半月。各地进京办事，官员们走的还要更慢。偏远一点的地方，去长安一趟，回来，就是小半年。　　如果不搞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啥事都要协商一下，来回讨价还价几回，蒙古人就打到家门口了。　　外部的军事威胁随时存在，不可能啥事情都搞民主协商。就需要君主完全的独断专行，掌握征收粮食物资和组织军队出征的绝对权力，　　就好像前面说的，征服匈奴的战争，需要动员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可能超过两百万，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分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内的几十万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征收粮草和征集士兵，然后组织远征。这种组织力量非常可怕，而且必然会遇到激烈的抵抗。比如江南地区的人民，感觉不到异族的威胁，他们肯定没兴趣交纳军粮和跑到北方的大漠去战斗。必须要有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才能集合这些战争资源，捍卫华夏文明，　　今天我们说独裁专制感觉好像很愚昧落后的样子，其实在当时可是非常先进的。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还是封建领主割据，一盘散沙。欧洲人听说中国的皇帝只需要坐在朝堂上点头和摇头就可以决定国家大事，就好像听见神话一样，羡慕的流口水。　　欧洲的封建社会跟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概念。“封建”，从汉语的字面上理解，就是“分封土地，建立政府”的意思。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真的是封建领主一家建一个城堡，管理着城堡周围的土地。领主的身份是世袭的，不由国家委派。这一片地方，就是领主们的小王国。他们在这里面享有向农民收取租税、行使司法行政等各项权力，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只对封建领主效忠，不对国王效忠。国王只有在自己的武装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指挥得动封建领主。这种“封建制度”，跟中国的“分封制”比较像。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商朝和周朝才是封建社会，齐楚燕赵这些个诸侯国就类似于欧洲的封建领主。　　而我们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所称的“封建社会”，是用马克思经典作家分析欧洲历史的结论来套同时期的中国。这个套用并不正确。　　自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就建立了郡县制。也就是取消了封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文官来管理各个地方，建立“中央-郡-县”的垂直管理机制。拥有土地的那些地主，只有从土地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力，在其土地范围内没有行政司法权，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　　秦朝把这个事儿做的比较绝，但只持续了两代就灭亡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还是应该有分封制，这样地方叛乱的话，封国的军队可以帮忙镇压。汉高祖刘邦接受了这个结论，有限度的恢复了分封制。但他还是担心封国作乱，所以是只分封自己的儿子，而且死前还搞了一个“白马盟”，杀了一匹白马跟诸位大臣立下盟誓：不姓刘的封王，全天下一起讨伐他。　　但是，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起来造反的正是这些姓刘的封王。其中带头的吴王刘濞就是跟皇帝血缘关系最亲的一个封王。说明造不造反、危害不危害国家稳定，跟是不是封刘姓 的王没啥关系。　　削平了七国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就逐渐的把所有封王的政治军事权力解除了。这些封王在分封的土地上，只有收益权。也就是这部分土地的地租或者税赋归你享用，但是其它权力归政府。这样分封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经济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说中国是封建社会，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因为我们只封不建嘛。应该是“郡县社会”，“官僚社会”或者说“帝制社会”。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到清王朝覆没的这段时间，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更为准确，它的特点就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字眼上较真呢？因为如果叫封建社会，就会掩盖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到了汉朝，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里面把这个问题讲的更明白了：享受国家俸禄的人，不应该再寻求其它经济收入。官员之家，就应该以俸禄为生，不能与民争利。这样他执法的时候，才能公平的分配利益，人民才能安居乐业[1]。　　从秦朝开始，政治权力内部又开始进一步的细化分工，形成一套更为复杂的权力组织体系。总的来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组织可以这样理解：　　皇帝为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下面军权、行政权和监察权“三权分立”。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出征的时候才临时授予军事将领统兵之权；宰相担任政府首脑，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另外设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监督政府行为，也有部分司法权，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皇帝本人还可能临时设立一些由宦官控制的监察机构，对整个文官和武将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比较典型的就是明朝时候的东厂和西厂。　　尽管每一个朝代的具体做法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个大的框架是基本维持的。我们研究农耕中国的崛起和衰落，有了这么一个大框架作为背景，思路就会清楚很多。　　一个王朝的兴盛，一般就是皇帝励精图治，各个权力机构各司其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业生产，并高效的调动国家资源来抵御外敌入侵，以及建设水利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　　反之，一个王朝的衰亡，则无非那么几个原因：皇帝昏庸或者暴虐、文官集团贪污腐败、军事力量失去控制。　　这就是俗话说的：“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王朝崛起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而覆灭的原因则不尽相同。　　---------------------------------------------------------------　　[1] 董仲舒原文：“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 ……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董仲舒最后总结了一句“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它跟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点接近，但并不完全一样。　　孔子说的是“君子”和“小人”的个人修养问题，而董仲舒把它变成了“庶人”和“大夫”的身份差异问题。也就是说，“义大于利”，不仅可以从道德层面来理解，还可以从政治层面来理解：想做官的人，就必须坚持义大于利；普通老百姓，才可以“求财利”。　　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古代著名的“义利之辨”，不仅是伦理话题，它还可以是政治话题，起到了推动权力和经济分野的作用：在商言利、在官言义。通俗点说，就是“做官不求财，求财不做官”。
　　写得不错　　
　　六、“走封派”　　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皇帝的暴政。　　秦始皇嬴政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目光放的很远，想为自己的王朝、为华夏文明开创千秋万岁的基业。一统中国之后，就很快制定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决定。他建立的郡县制沿用至今——省和县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两级地方政权。　　除此以外，他还在北面修建长城，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蒙古地区的军事物资通道“秦直道”，向南派大军征服了南越，开凿灵渠，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纳入帝国版图。把中华帝国的“骨架”搭建起来了。　　这些军事行动和公共工程如果一件一件的去做，就是非常伟大的政绩，但是他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集中起来一块干，这就超过了人民所能承受的极限。变成了暴政。　　单纯做这些，也许还不至于把帝国推向灭亡。但是他还在骊山修建规模浩大的陵墓和阿旁宫。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型工程的兴建、个人的穷奢极欲，这三个方面加起来，让人民不堪忍受。　　秦始皇死后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　　这就像是点了一把火，农民起义立刻风起云涌。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贵族后裔也趁机加入了进来。形成了全面开花的叛乱形势。　　此时，中央政府的主力兵团正在远离中原主战场的地方：有三十万军队在蒙古地区和匈奴交战，有五十万大军在南越。这个时候版图太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主力兵团来不及回来扑灭叛乱，叛军联盟很快抵达了战略要地函谷关。中央政府只能临时把在骊山修建宫殿的民夫武装起来，组成军队出战。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很快就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率领的楚兵团击败。　　随后，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带兵攻入首都咸阳，秦王朝灭亡。秦王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底层暴动推翻的中央政权。　　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以后，他和他的继承人，就吸取了秦朝灭亡的经验，开始搞“休生养息”：对外向匈奴屈服，用和亲政策代替战争，对内什么工程也不搞，皇家用度也十分节俭。基本上就是除了管管治安以外，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干。这就是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老政治”，也就是体现了传说中黄帝和老子的治国理念。这段时期主要是从汉文帝到汉景帝时期，因此又被称为“文景之治”。　　对于“文景之治”，后世说起来一般都会津津乐道。但它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汉王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这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和地方豪强势力发展壮大。　　我们现代人想象“黄老政治”、“文景之治”这些东西，很容易把问题想得很浪漫：政府什么都不管，大家就埋头种地搞生产，然后就国家富足了人民也生活好了，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一般。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一样，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不是童话世界的。现实世界的人性并不完美，是有贪婪之心的。很多事情政府不管，就会有人钻空子占便宜，而不是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埋头搞生产。地方上的一些地主大户，对上贿赂官员，对下雇佣家丁打手，兼并土地，称霸一方。《史记·货殖传》里面记载：“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基本上就是几十年的休生养息下来，每个郡县都有了独霸一方的地主豪强。　　当然，官员们自己也不会闲着，跟地主豪强结合，买房置地搞得不亦乐乎。最后的结果就是《汉书》里面说的，“文景之治”结束后的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几十年经济大繁荣的好处并没有落到底层老百姓身上。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到国内事务上来，开始严厉整治豪强。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杀，二是迁。所谓迁，就是把豪强地主强制迁往西北落后地区，发给他们一大片荒地自己去开垦，原籍的土地由政府没收，分配给当地农民。当时迁徙豪强的标准主要就是：家产三百万钱以上的，而且家里房子占地面积和高度超标的，一律迁走——按照财富数量来划线整人，很有点搞阶级斗争的味道。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苏联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采取了跟汉武帝几乎一样的政策：把雇佣超过3个人、拥有农业机械的富农全部迁往边疆落后地区，没收他们的土地归集体农庄所有。相比之下，汉武帝标准要宽松的多：汉朝的300万钱可以购买上千亩土地，远远不止需要雇佣三个人。
　　武帝的铁腕引起了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抗。他们对皇帝没有办法，就攻击政策的执行者。那些被汉武帝派往各地捕杀豪强的官员被称为“酷吏”，纷纷被各种贪污举报或政治诬告下狱。　　最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91年，汉武帝的“酷吏”江充跟太子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子刘据一向为人敦厚，但是长期处在深宫之中，对地方和底层的情况缺乏了解。豪强地主阶层既然搞不定皇帝，就把希望寄托在“接班人”身上，不停的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反映酷吏如何迫害老百姓，制造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剧。　　实际上，酷吏们迫害的并不是普通底层百姓，而是土豪黑社会分子。这里面冤案肯定很多，“酷吏”收黑钱搞栽赃整人的事情也不少，这是不可避免的。汉武帝一方面任用“酷吏”，一方面“酷吏”们只要被证据确凿的举报犯有贪污或者滥杀的罪行，也坚决惩处。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　　以刘据的社会阅历，不可能了解老百姓和豪强的区别，他认为他的父亲是在跟秦始皇一样搞“暴政”，国家可能会像秦朝一样灭亡——他可不想当秦二世。因此，刘据就处处与“酷吏”为敌。他不懂得，他的父亲其实是在努力修补帝国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　　当时汉武帝已经66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江充等人害怕武帝死后他们会被整肃——这几乎是一定的。他们利用汉武帝生病去城外的宫殿修养的机会，以搜查“巫蛊”为名，从太子府里面搜出来了一些针扎小人，上面有武帝的生辰八字之类的东西，想要以此为证据告发太子想咒死皇帝早日继位。　　刘据得知以后，慌乱之中竟然发兵将江充等人杀掉。江充的亲信逃脱，急报太子谋反。　　武帝起初并不相信，派人去了解情况。刘据起兵杀人之后头脑发昏，不是第一时间派人向武帝通报，而是占领宫城，大肆搜捕江充余党。武帝的使者被吓得不敢进入城内，根据外围的情况就认为太子已经谋反。武帝这才下令发兵。刘据也是横下一条心，竟然跟他父亲派来的军队硬拼。汉武帝的军队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刘据那点乌合之众不够看，最后兵败自杀。　　汉武帝死后，豪强势力反攻，一切恢复到汉朝初期的情况。一百年后，皇太后的侄子王莽——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儒家知识分子，生活简朴，以建立一个儒家理想国为人生目标——利用太后的信任和个人声望夺取皇位，又开始了新一轮抑制豪强的改革。王莽试图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平均分配。但是他的权力并不巩固。改革方案比汉武帝还要激进，却远远没有汉武帝的威信和政治才能。改革失败。王莽本人也被杀掉，汉朝后裔刘秀夺回皇帝位，继续依靠豪强势力执政。　　除了土地兼并以外，汉朝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始终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官员选拔制度。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主要是靠下面推荐和上级考察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察举制”，后来又叫做“举孝廉”：让有孝心的人进入官场，让清廉的官员被提拔。　　孝和廉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弄虚作假的。什么样的人能被“察举”，能当上“孝廉”，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标准。越是地方豪强子女，越容易打通关节，被地方官员“推举”。还有就官员之间互相推举：你提拔我的孩子，我提拔你的孩子。这是必然出现的结果，直到今天中国的官场也存在这种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荐豪强子弟的行为越来越赤裸裸，不是豪强出身的家庭弟子基本失去了做官的机会。最终形成了豪强问题的加强版：门阀政治。　　豪强主要是在地方上称王称霸，“门阀”则是一些超级大豪强，在中央也能称王称霸了。这些家族的子弟仅凭出身就能获得中央的高级职位。比如后来跟曹操争霸的袁绍，他们家就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着四代人都担任正国级的“三公[1]”领导职务。这样的门阀家族，一般被称为“士族”。　　到了这个份上，皇帝的权力就基本被架空了：地方上被豪强控制，中央政府官员由门阀世袭。豪强，是郡县这一级的武装地主；门阀，就是国家级的豪强。秦始皇建立的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郡县制度也随之失效，封建制度“复辟”。　　所谓“封建复辟”的意思，就是说：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封土建制”——分封大片土地的人同时被授予土地上的政治治理之权；尽管这个制度被郡县制代替了，但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大片的土地再次集中；并且，有大片土地的人利用政治腐败和察举制变成了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官员利用权势霸占大片的土地，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合二为一，最后形成豪强和门阀集团。　　这个集团的特点——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一体化——跟商周时期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特点是一致的。这个集团掌权，就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复辟，皇帝制度名存而实亡了。　　秦朝的皇帝和商周的国王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商周的国王通过诸侯来治理国家，诸侯的位置是世袭的，而且在诸侯的封地内部，政治军事经济都由诸侯说了算；而秦朝的皇帝，则直接选拔官员来管理国家，政令畅通无阻，官员只是职业，不能世袭。当皇帝失去了选拔官员的权力，只能根据世袭血统来分配权力的时候，皇帝制度就退化成了跟国王制度差不多的东西。　　我们套用今天大家比较熟悉的话语来分析这个事儿：按照帝国政治设计，官僚集团是应该和地主阶级脱钩的，也就是说做官的就不应该去当地主，当地主的不应该做官。只有这样，政治权力才能制衡经济权力，保障社会公平。如果官员们不能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通过被动的受贿，或者主动出击强取豪夺别人土地等形式，变成了大地主。慢慢的，他们的利益就跟地主一致了——希望掌握土地多的人同时也掌握政治权力，也就是恢复封建制度。　　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大，地主和官僚勾结的情况日益严重，汉武帝逐渐的发现：在他的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走封建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希望帝国回到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去，让大土地所有者在其拥有的土地范围内代替政府行使权力，这个是不利于帝国统治的，对皇帝不利，对老百姓也不利，只对豪强地主和腐败官员有利。为了打击这些“走封派”，武帝任用酷吏，杀贪官、徙豪强，大搞“阶级斗争”：把大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分配给农民。　　——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和毛泽东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于他们早年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武功，大家争议不大，都认为他们雄才大略，为国家做出来重要贡献；但是对于他们晚年在整治“走资（封）派”的问题上，争议却很大。汉武帝的太子坚决反对他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也和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发生了激烈冲突，最后把刘打倒。汉武帝任用“酷吏”江充、王温舒等人来把豪强集团杀的人仰马翻，毛泽东则任用康生、“四人帮”搞得天翻地覆。江充等人搜出来假人污蔑太子谋反，“四人帮”则整出来材料说刘少奇是叛徒。　　最后，汉武帝一去世，他手下的“酷吏集团”就被整肃；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立即被逮捕判刑。时间相隔了两千多年，很多基于人性的政治经济规律，其实还在发挥着作用。而关于汉武帝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争议，也将会继续下去。　　---------------------------------------------　　[1] “三公”指负责政府管理的宰相、负责军事指挥的太尉和负 责监察的御史大夫
　　七、魏晋风度　　东汉王朝建立一百六十年后，黄巾起义爆发。地方豪强武装很快就把这次农民起义扑灭了。但是豪强势力也因此坐大——以前他们只是和政治结合，现在则进一步掌握了军队。中央政权因此完全失去权威，国家进入了豪强武装主导的军事割据时期。　　各地军阀互相征战的结果，曹操集团占据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刘备集团占据了四川和汉中地区；孙策孙权集团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人都是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但他们都不是来自于最高贵的豪门望族。这也说明，豪门大族经过上百年的权力世袭，已经非常腐朽，不能培养出具有卓越才能的乱世英雄。　　三个军事集团的领袖都陆续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政策措施。由于国家没有统一，他们也不可能采取像汉武帝那样彻底的手段来整治豪强，否则有政权被内外势力勾结起来颠覆的危险。　　公元220年，大权独揽的汉朝丞相、北方军事集团的首领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和门阀家族达成政治交易：确定“九品中正制”，主要按照家庭出身的高贵程度来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也就是否认了他父亲抑制豪强、任人唯贤的政策，重新在制度层面认可了门阀大家族的政治特权。　　作为回报，这些大家族支持曹丕称帝，逼迫汉献帝禅让。汉朝灭亡。　　曹丕背叛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通过跟门阀政治结合的方式来篡夺皇位。同时也埋下了他的魏帝国灭亡的种子。　　曹家并不是门阀世家。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太监曹腾的养子[1]，虽然也做到了副国级的“九卿”高位，后来还花钱买了一个“三公”的头衔，也算是位极人臣了，但只有一代人的积累，不能算是“世家”或者“士族”。特别是曹腾属于宦官集团，更是被门阀世家看不起。　　士族、世家一定要世代做官，而且有大量的土地，有一个由无数大中小豪强地主组成的家族集团，依靠家族共同的政治经济实力来支撑权力。像司马家族，人家的祖先在项羽的时候就被封王，后来子孙世代居于河内，是当地最大的地主集团，在东汉中后期每一代人里面都有正部级以上官员。这才能成为门阀士族。宦官都是最穷人家的孩子才被迫阉割入宫，是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从本质上是跟门阀家族的权力来源冲突的。　　曹操的父亲虽然是“三公”，但曹操本人只做到了一个议郎的小官，类似于今天中央部委的正厅级巡视员，没什么实权。作为正国级领导的儿子，这个位置算是很低了。　　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曹操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国北方。军权在握，门阀大家族们不得不向他低头。他们仍然跟对付汉武帝一样，在“接班人”身上做文章。利用曹丕和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机会，跟两个接班人都结成了政治同盟。曹丕主要依靠司马家族、曹植主要依靠弘农杨氏、清河崔氏。最后不管谁上位，门阀政治一定复辟——原因不在于继承人的政治立场，而在于他们没有曹操的军事权威，要想平稳执政必须要有政治家族支持。　　曹操定下来曹丕继位以后，就杀掉了杨修和崔琰这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但这无济于事，家族势力不因为死掉某几个人就消亡。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门阀家族很快就联合起来对付皇帝。曹家毕竟不是豪强士族，大家觉得政权还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可靠。魏帝国建国46年后，大权在握的司马家族仿照曹丕的手法，逼迫皇帝曹央禅让，建立了晋帝国。　　晋帝国是一个纯粹由门阀家族建立和统治的政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些特权家族已经非常堕落，家族上层从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等着朝廷给官做，根本不知道民生疾苦为何物。皇帝司马衷听说农民因为没有粮食而饿死，却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就是这个背景下闹出来的笑话。所以晋帝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一个新朝代的那种革新气象，它能够统一中国，主要原因是南方的政权也被豪强家族控制，变得同样腐朽。地方豪强势力并无兴趣维护刘备和孙权后人的统治，反而很倾慕“九品中正制”，北方的大军一到，他们就投降了，　　刚刚完成国家统一，晋帝国内部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八个亲王为了争夺皇位，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