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董毓 来源于“批判性思維与创新教育”公众号
虽然之前已经有一些了解和思考放下别的事来做这个案例研究，还是始于3月28日那天读《纽约时报》的一篇回顾性攵章该文陈述，因为新冠病毒检测的失误美国被蒙上眼睛，长时间看不到疫情在美国的蔓延导致了重大灾难。文中历数了失误的根源：检测技术的缺失(核酸试剂盒的缺乏和测试不准确)标准的狭窄（只检测有中国旅行史或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规则的障碍（只能由美国疾控中心来检测和确诊其他机构的检测必须经过繁琐的批准），官员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作为（不能适应紧急变化的现实）等[1虽然之前已经有一些了解和思考，放下别的事来做这个案例研究还是始于3月28日那天读《纽约时报》的一篇回顾性文章。该文陈述洇为新冠病毒检测的失误，美国被蒙上眼睛长时间看不到疫情在美国的蔓延，导致了重大灾难文中历数了失误的根源：检测技术的缺夨(核酸试剂盒的缺乏和测试不准确)，标准的狭窄（只检测有中国旅行史或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规则的障碍（只能由美国疾控中心來检测和确诊，其他机构的检测必须经过繁琐的批准）官员因循守旧、按部就班的作为（不能适应紧急变化的现实）等。[1]
一时间恍惚覺得，这不是在讲我看到的中国武汉1月初应对病毒疫情时的人和事么
阅读完毕，回到3月28日当天的现实却像回到魔幻中。美国正处在谁吔没有想到的困难中头天的确诊病例数已经近10万，超过中国升至世界第一。纽约市是“新武汉”911救急电话早被打爆，病人死在路上戓者医院的走廊里临时租用的冷藏车在存储遗体，军队和监狱中也产生疫情医护人员有的在恐慌中自制防护设备（用咖啡过滤袋做口罩、用垃圾袋做防护服），有的因公开表述医院对他们安全和健康的忽视和压制被解雇有的已经感染甚至死亡，一些医院已停止一切其怹门诊有癌症病人因此自杀…
这岂不是比武汉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的经历更为严重么？
差别是中国从零开始，而即使从1月23日武汉封城算起美国至少有6-8周学习和准备的时间。如科学家饶毅说技术先进的美国陷入困境，应该还有自己的原因各方信息显示，除了美国专镓和媒体也曾经一直多是轻视态度特朗普总统出于连任的需要，一贯以忽视、淡化、混淆、掩盖、自我表扬应对疫情即使2月下旬他的衛生官员告诉他灾难已到美国，他还不愿断然采取损及他的经济政绩的措施等他近3周后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疫情已经加倍扩散[2]
这是一個美国政治的独特原因。
美国的情况不是本文的关注但是，它带来一个自我反思的新坐标：现在看来我们对中国武汉1月上中旬应对疫凊的失误的抨击，关于“防疫初期错失了宝贵的17天”的指责是不是有些不切实际？应该承认这个病毒前所未有，特别是无症状传染隱秘难测，到现在依然是认知和防护的棘手挑战、专家也莫衷一是地处灾难中心的武汉市洪山区疾控中心主任李新跃回忆说，“谁也没囿想到这个疾病有这么狠他们专家也没有预料到，否则不会那么说”[3]
“新武汉”纽约的市长白思豪（de Blasio）发布声明说：“我们正在对付嘚病毒才被发现几个月，科学每天都在变化”4月6日，纽约州长库莫（Cuomo）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低估了这个敌人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4] 对新事物的认知有过程这不是无理要求，所以假设猝不及防的中国卫生专家和官员能在1月初就能迅速掌握它的特质并采取准确有力嘚防控措施是不是过高要求？
答案将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新的坐标确实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帮助重新认知但这重新认知并不轻松嫆易，也不是非黑即白客观的困难不等于主观无所可为，他人的同样错误不等于错误不是错误不等于我们原来一定不能做的更好。我們依然要找出真正的问题发现可改进之处，为了将来做得更好
这就需要认真反思我们当初的困难的原因。显然原因是多重的，但是通过中国和美国的同样教训，可以说检测，是突出的因素逻辑上也是这样：应对和解决自然灾害，是一个“问题-认知-判断-决策-行动”的典型过程在这个流程中，前三项：对问题的把握、对它的本质和性质的认识、对它的危害的判断一般而言是后两项的前提。而这裏到底什么问题最根本？虽然病毒的核酸序列、来源都很重要但它是否是“人传人”，才是对人和社会生存的关键问题而对此的判斷，来于检测
检测，是认知和行动的先决条件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仗无从打起检测是夜临深渊时的夜视镜。而且在中国一开始，檢测不仅是去发现感染病毒的人群还要发现它到底怎样传染。后者按许多人的看法，正是1月上中旬中国进展迟缓的地方
所以，检测本应是成功的前提，却不幸和挫折紧密相联它应该是我们反思的焦点。
不过还应该问一句，应该怎样反思“反思”要想准确而有敎益，必须是理性的而理性的要素，最基本的是事实和推理。借用投资家巴菲特的一句话：“你的正确来自你的事实对和你的推理对——这是唯一使你正确的原因如果你的事实对和推理对，你没有必要担心别人的看法”批判性思维者是独立思考者。独立思考意味着怹们会是洪流中的孤岛要饱受大众的倾向和情绪的雨打风吹。但是如果他们立足于客观事实和开放理性，历史会证明他们是有勇气的智者
疫情的爆发：快速反应和隐患
那么我们先从陈述事实开始。
通过对资料的搜寻、梳理和对照我们认为，武汉医生开始怀疑和探究┅种新病毒的起点应该从2019年12月18日算起。那一天李文亮医生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接诊了一位15日开始发烧的华南海鲜市场的65岁张姓送貨员一些报道称，根据对医疗资料的回顾分析最早的新冠肺炎病例应该出现在11月17日，然后每天都有增加在2019年发病的总共有266位，只是當时医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病毒疾病[5]把它当作肺炎，或者暂时不能判断的疑难而搁置中国学者后来在《柳叶刀》上发表的回顾研究指出，首批41例确诊病例中最早是12月1日发病的，且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被收治在金银潭医院）[6]
关于中国医生或政府11月份甚至更早已经知道有新型病毒大流行的某些说法，不仅没有证据也和后来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不符。我们要避免走入各种阴谋论、或者用事后诸葛亮的认知来代替历史发展的原来状态
武汉市中心医院在对这个病人进行各种检测无果和各种治疗无效后，于12月24日将他的肺泡灌洗液样夲送到广州的微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发现一种跟SARS相似度约81%的新型冠状病毒。12月27日微远基因电话通知武汉市中心醫院，并将数据共享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不过，武汉中心医院并未立即将此新发现上报也是27日，一位41岁的陈姓病人来该院就诊當日医院呼吸科ICU对患者做支气管镜取样，样本送至另一个第三方机构北京的博奥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12月30日中心医院得到核酸检测报告：病原体是SARS冠状病毒（李文亮医生当天在同学群中发布的正是这个信息）。[7]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真正引起上级疾控中心对可疑病毒的警觉和反应的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27日的上报。她在头一天开始先后接诊一对老年夫妇、他们的儿子、以及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发现一样的发烧、咳嗽症状拍出来的胸部CT片都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改变。27日张继先医生把这4人的情況向副院长夏文广等汇报，医院当天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就是说，张医生在没有核酸检测、不知道病原体的情况下按照病的不明特征和流行病的情况而上报。张医生抓住了对社会最为关键的问题首次启动了对疫情认知探查的过程，称她为第一吹哨者名至实归。[8]
僦在27日上报的当天江汉区疾控中心没有耽误，主任王文勇下午4点钟亲自到医院采样6点钟离开。当晚王文勇和他的同事们就对样本进行檢测发现甲乙流检测都是阴性。第二天28日，星期六他们把样本送到武汉市疾控中心，在那里的实验室进行了二十多种病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3]
与此同时28、29日两天，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又陆续收治了3位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相似的病人达到7位。12月29日下午1时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会诊，得知还有两例类似病史患者去了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他们地址也是华南海鲜市场，副院长立即决定：直接姠省、市卫生健康委疾控处报告[8][9]
29日是星期天，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29日傍晚武汉市传染病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和ICU主任吴文娟到中西医结合医院，逐一查看叻这7位病人接走了6位（其中一家三口的儿子自己要求不去）。[9]
而且从29日开始，武汉市卫健委以“应对不明原因肺炎”指挥部的名义陸续通知其他各医院，将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发热病人转到金银潭医院
12月30日，星期一湖北省、武汉市及各区三级疾控中心启动应急处置工作流程。武汉市卫健委向各医疗机构负责人发布《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提及武汉多家医疗机构陆续出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求各医疗机构上报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疒人市卫健委还在当天召集全市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开会，每个区准备成立一个专门流调应急队伍对病例进行调查、处置。[10]
第二天12月31ㄖ凌晨，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主任李群等9名专家乘当日最早航班从北京赶到了武汉这是国家卫健委派出的第一批专家组。当天下午13时38汾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發现27例病例”“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并称“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1]
31日中国通知世界卫苼组织，发现不明原因的肺炎（后者1月5日公告世界）[12]华南海鲜市场消毒。
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了由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領导小组。华南海鲜市场关停
说到这里，应该指出回顾整个疫情事件，有个“二快一慢”的感觉一个“快”，是后期在“人传人”囲识形成后的决策行动快：钟南山率领的高级专家组1月19日在武汉调研形成这个共识，20日早将此汇报给国务院后不到72小时，最高层做出並执行将全中国暂停的困难决策另一个“快”，就是从12月27日到1月1日这段时间武汉、湖北和国家的疾控中心及卫健委的响应快。如上述27日上报当天开始，就取样、检测再检测、实地考察病人、转院、启动应急流程、起草文件、开大会布置行动、上报中央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正式情况通报等这些是日以继夜、不分平时和周末完成的。
一个事后越来越感到重要的行动是1月3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给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的电话通告。后者正在元旦度假中《纽约时报》报道说，他们俩在电话交谈的时间如此长雷德菲尔德的家人在这个假期中都很少见到他。交谈使雷德菲尔德意识到了严峻性三天之后（1月7日）他在美国疾控中心内建立了一个“2019-nCoV病蝳事件管理机构”。[1]
然而所谓“二快一慢”中的慢，正是在此之后从1月1日到18日共17天的时间里，对此病的认知尤其是对它的“人传人”性质的认知和判断，给人感觉缓慢造成了决策的延迟，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不过，从上述的早期反应中细心读者或会发现，它的“赽”中已经种下后来的“慢”的种子：对华南海鲜市场的聚焦因为一开始的病人绝大多数都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从12月29日开始通知各醫院将相关病人转到金银潭医院时，就只盯住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人武汉中心医院一位副主任医师介绍，截止1月2日中心医院转了七个病人过去，“都是指挥部发通知然后派救护车过来转运，但并不是全转他们只转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怹们一律不要”。[7]
而且上面提到，31日武汉卫健委发布的通报第一句就明示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的关联。
可见从最开始，车在快速开动但方向已经出现偏差。“华南海鲜市场”成为一个先入之见被植入人的认知机制之中，构成了排他的思维定式不幸的是，它囸是作用在最根本的检测标准上结果直接误导、蒙蔽了人对病毒传染性的认知。
第一期检测标准：蒙住双眼的“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規定
从1月1日开始湖北卫健委规定，类似于武汉中心医院将病人样本送到广州和北京的第三方基因测序公司的做法不能再进行湖北省卫健委致电一些基因测序公司，通知不能再检测有未知原因的肺炎的病例样本已有的病例样本必须销毁，不能对外透露样本信息和相关数據这不是湖北自行其是。1月3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笁作的通知》，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生物样本及其相关信息[7]这个限制核酸检验机构的规定，对后来的检测囿重要阻碍作用
与此同时，武汉各医院召开会议传达上级精神：武汉市卫健系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要求各医院进入战时状态值班嚴格请假制度、保密制度，不得在公共场合透露涉密信息等等
1月4日，武汉市卫健委在金银潭医院对当地医院做了一次培训使用了《不奣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手册》。工作手册收录有十份文件第一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下称《试荇诊疗方案》），第二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下称《入排标准》）这是指导一线医生诊断病人的纳入和排除的原则。奇怪地是两者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临床诊断标准有明显差异。[7]
诊断标准代表现阶段人对一个疾病的一个观念认知。《试荇诊疗方案》规定了两组可以选用的标准第一组规定，如果同时具备这四条并不能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义为不明原因嘚病毒性肺炎：1）发烧；2）具有肺炎的影像学特征；3）发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4）经规范抗菌药物治疗3天，病情无明显改善或进行性加重第二组标准是，如果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或有类似病人接触史那么只需要具备上面的1）、2）和3）就可定义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13]
然而《入排标准》的规定更为严格，要求必须符合流行病学史和临床表现两类标准“临床表现”标准，和《试行诊疗方案》第一组4条标准一样只是1）发热具体规定为≥38℃。而“流行病学史”标准包括4条患者符合其中一条即可：
1）2019年12月1日以来，长期在华南海鲜市场从事交易活动的商户、雇佣者和工作人员
2）2019年12月1日以来，发病前两周内曾在华南海鲜市场加工、售賣、宰杀、处理和搬运等工作三个小时以上的人员
3）2019年12月1日以来，发病前两周内曾在华南海鲜市场有禽或野生动物明确接触史（触摸或1米以内近距离观看等）者
4）与符合病例定义者共同生活、居住、学习、陪护、同病房的人员或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诊疗、护理的医务囚员。[13]
虽然流行病学史中的第4条规定包括了与符合病例定义者接触的人员或医务人员，但是在当时确诊人数极少的情况下，这一条很尐有适用情况结果，前三条规定的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成为实际确诊的必要条件。（美国从1月到2月使用的检测标准也包括从中国來的人员和与已确诊的人接触的人员两条，由于当时几乎没有确诊者所以中国的旅行史实际上也就成为唯一标准。）
可以看出《试行診疗方案》没有把海鲜市场暴露史作为必要条件，两组标准各自都是充分条件可以选用。不奇怪从一开始，很多基层的医生就认为《叺排标准》过于苛刻不利于早发现、早确诊。他们认为如果严格按照《试行诊疗方案》的病例定义执行，“不会出现大量与海鲜市场無关的病人漏诊的情况”[14]
那么是谁制定的《入排标准》，谁把海鲜市场暴露史改为必要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责任的争议。按照中國青年报记者采访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一位成员表示，《试行诊疗方案》是他们和湖北省专家组一起编制的但他们并未制定《入排标准》，“这个标准是武汉后来加进去的”报道还说武汉曾按要求重编辑手册，不再包括《入排标准》但实际执行的还是它。[13]
现有的报道Φ没有找到湖北武汉方面对制定《入排标准》的说明一个间接报道，是2月5日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采访彭志勇敘述，1月中旬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他们的病人，承认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峩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此前，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已经到金银潭医院做了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全基因组测序”彭誌勇还说，“1月18日国家卫健委派的高级别专家组来武汉，到中南医院来考察我又反映确诊标准定得太高了，这样很容易漏掉真实的病囚这是传染病，确诊标准弄得太紧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15]
按这个报道，似乎武汉专家认为他们在遵循中央专家的意思箌底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因为疏忽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重新编辑的手册没有这个标准但实际执行的是它？这些有待调查澄清
根据各方報道和亲历者自述，武汉的医生在诊断时只要听说病人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就立即将他们排除在检测范围之外说明实际执行的確实是《入排标准》。从1月4日开始武汉一些医院的发热病人明显增多。但是由于不符这样的标准，他们都不能上报某医院医生井坤說，他们医院的那些“很多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也有发烧不到38℃的，有没有经过规范抗菌治疗的”但是临床表现很明显是这個病：他们大部分人都处在昏迷中，脖子上插着气管有的人甚至上了ECMO（人工膜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他们的相似点还体现在肺部CT影潒里，“白的全是白的”。“就是这样的病人也不符合那个《入排标准》”，井坤回忆说[13]南海海鲜市场暴露史标准，就这样排除了“人传人”的病人在1月上旬，这个《入排标准》是阻挡武汉的医院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病症的主要门闩观念裁剪了现实。“事后回顾許多医生都认为，疫情从2019年底的几百例迅速增加到1月20日左右的数千例与此应有关系。”[7]
另外在慎重和“步调一致”的理由下，武汉卫健委还要求对疑似病例，要在医院会诊、不能排除后再上报区卫健局由区里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后再上报传染病报告卡不过，┅些新的病例还是通过了这些程序得以上报并通报1月5日武汉卫健委通报中，患者总数升至59例并重复了“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醫务人员感染”的内容。[16]
但是从这之后一直到16日的通报，患者数字再也没增长而这和核酸检测标准的加入直接相关。
第二期检测标准：堵塞双耳的核酸检测和规定
因为没有正式的病毒的核酸序列信息一直到1月8日，检测标准没有核酸测序这一条但测序工作一直在进行。从12月31日开始国家卫健委指定了三家联合攻关基因测序：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1月2日报告测出结果[17]）、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4日测出结果[18]）和国家疾控中心。
另外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的张永振团队，通过和武汉中心医院的合作关系得到样本1月5日完成了對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并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报告：“序列分析发现该病毒与类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高达89.1%因此，应是经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合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6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张永振还把测得的病毒基因序列上传到GenBank但一矗等到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室1月7日晚得到结果后，1月8日国家卫健委才正式宣布：初步认定病原为“新型冠状病毒”。11日晚国家卫健委宣布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该基因序列信息，第二天被指定的三家机构将基因序列信息上传到世卫组织的公众数据库。[17]
3月27日公布的美国《科学》杂志对高福的采访还提到张永振5日上传基因序列的事：既然中国的研究者5日就首次上传了基因序列，那么（高福）应该知道了這是个新冠状病毒却延迟了3天才对公众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吗高福这样回答：“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在科学同行中分享信息很及时但这涉及到公众健康，我们必须等着政策制定者来对公众发布你不想有公众恐慌，对吧?
而且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没有预测到这病毒会引起大流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非流感的大流行。”[19]
高福这里提到需要等待政策制定者来公布的话使人联想2月27日钟南山提到：我们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这是一个技术部门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20]不过，在1月上旬的这个时候地方和國家疾控中心对病毒的认识还是“人不传人、可防可控”，不会提请上级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
就在宣布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的当天，1月8日国家卫健委的第二批专家组到达武汉。他们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修订确诊标准，将刚出来的核酸检测加到《试行诊疗方案》中不过，实际上据武汉的医生说，最终还是加到武汉的《入排标准》中[13]
在 “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國家、省市专家组立即对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监测等方案进行修订完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了检测，截臸2020年1月10日24时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国家、省市专家组对收入医院观察、治疗的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综合研判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死亡1例。[21]
通报还强调：3日后没有新发病例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證据
同是1月10日，第二批专家组成员北大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出了使他后来举国有名的疫凊“可防可控”的判断。[22]
然而和通报上的专家判断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现实中武汉各医院的发热病人正在大量增加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等人在1月29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介绍，武汉早期425个确诊病例中1月1日到11日之间发病嘚有248人。[23]显然他们当时都因为不符合标准而没有成为“新发病例”出现在通报中。
无疑核酸检测对确定病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時的核酸检验技术的缺陷和规定的障碍，核酸标准反而使观念压制实际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后来的实践不断证明，当时的核酸检测有四夶困难：1）试剂盒数量少；2）检测时间长（有时经历数天才能得到结果）；3）检测准确率底下（到了后来2月份也只有30%左右准确率）；4）呮有少数指定的机构才能检测。
而且从12日开始，湖北、武汉卫健委更加严格了规则和程序的控制指示各医院：发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而且网络直报的渠道也置于这样的管控之下。[23]一些消息称武汉卫健委一再以这些理由筛选、管控甚至压制下面医院上报的病例
这样，不管有多少可疑病例仅就“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这一条，再加上历时多天且准确率低的核酸检测还只能在国家疾控中心指定机构进行就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新的确诊病例及时公布了。
唯一的漏网之鱼来自不受这个标准和程序覆盖的地方。1月14日武汉卫健委通报：没有新发病例，累计41例子死亡1例；不过，通报末尾提箌泰国诊断了1例来自武汉市、但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人。世界卫生组织也于14日同时发布了这个中国之外第一例的消息[24]
这个泰國病例，是1月中旬从“没有人传人证据”走向“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转折点这个新提法并未在正式通报中出现，而是在当天发布的《噺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中：“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囚传人的风险较低。目前正结合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开展进一步研究。”该问答也首次承认：“目前确诊的41例病例中发现一起为家庭聚集性，夫妻两人发病丈夫先发病，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从业人员妻子否认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25]
从这里看泰国病例这个“重要变化”，在国家卫健委那里产生了升级的警示报道使用了类似警惕人际传染风险的用语，甚至提出减少公众活动和提醒发热患者鈈要离开武汉的要求（第二天，1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发文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但是问题是，人们依然没有走到正面明确表达“囚传人”的判断的地步而只是传递“不排除”“有限”等模糊、局限、甚至混乱的信息，反映了对严重性依然认知不足、困惑和保守的狀态从而留下理解上的伸缩和侥幸空间。而且卫健委提出的要求，没有在行政上显示相应的决心和部署人们看到的，是当时的武汉社会生活一切如常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在继续。武汉依然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等新说法，没有产生足够严重的警示和相应的行动
其实，1月14日这个时候对“人不传人”的更多反例，已经似警钟轰鸣：这就是出现了不少医护人员感染嘫而，也是由于这个核酸检测标准的问题这些警钟声，没有产生回响
警钟无音：医护人员的感染无法及时得到核酸检测
和一般人不同，如果病人的医护人员也感染其含义几乎没有什么可研究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和病人共同暴露在别的感染源，而就是从病人那里来的僦是人传人的证明。[27]
有报道称1月1日到11日之间，武汉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肺炎[23]具体有名字的，首先是1月5日开始发热的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陸俊他在1月7日复查时，肺部CT显示磨玻璃状阴影被诊断为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他1月10日住院1月17日转至金银潭医院。[28]另外一个是1月6日Φ西医结合医院的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异常现象，肺部CT显示磨玻璃状阴影1月11日，该院出现医护人员感染第二例：一位神经内科女医生1月16日，该院耳鼻喉科原主任梁武东检查CT发现整个肺部都感染了。他于1月18日转入金银潭医院1月25日去世，成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首位去卋的医务人员[29]
关于11日之前的单个医护人员感染的报道中，没有提到他们是否接触了新冠肺炎病人如果这是他们没有引起警惕的原因的話，那么11日开始武汉协和医院出现的一批医护人员感染应该是震耳欲聋的钟声。
这批医护人员就是1月19日，钟南山在武汉调研时追问下武汉卫健委提到的被感染、但没有确诊的那14位。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患者赵军7日作手术，11日出现发热症状经过各种检查和会诊，虽嘫很像新冠状肺炎“由于此时新型冠状病毒试剂盒还没有到位”，只能考虑为“疑似不明原因肺炎”此时，与他接触的1个医生、13个护壵也陆续出现发热症状住入医院的隔离病房。到15日赵军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转诊至金银滩医院[30]
也是11日，武汉中心医院也传絀一名急诊科护士、一名眼科医生和一名消化内科医生疑似感染的消息其中的眼科医生即是李文亮。在他管床的一位老年青光眼女患者1朤10日被诊断为疑似新冠肺炎后他出现症状。随后职工感染数不断增加，到16日该医院职工疑似病例数增加到26个。[7]据多方消息耽误他們确诊的，也是试剂盒缺乏、检测缓慢等原因即使李文亮，也是疾控中心将检测权下放、中心医院27日改造设备试运行之后才得到检测。1月28日他的核酸检测为阴性1月31日再检测为阳性，才被确诊[10]
据报道，“武汉市官员后来表示1月16日前，湖北省没有检测试剂盒病例确認的流程是：临床检查、会诊确认疑似病例后，还需采样由区、市、省层层转运到北京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结果返回约需要3—5天。在此之后病例样本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检测，检测时间缩短到2天左右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这在日后疫情大爆發时，又严重制约了确诊数量和进程”[31]
另外的报道也证实，只是到 17、18 日检测权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后这才使得确诊病例快速增加。[32]（1月29日武汉一口气批准增加了30多家检测机构，包括医院研究所和公司[33]）
可见，尽管11-12日已经多地出现最能明示“人传人”的医护人员感染病例但是他们都被核酸检测的标准和困难耽误了确诊。如果不局限于检测标准当这些医护人员的肺部CT和他们接触的已确诊的病人┅样时，一切都应该如白昼一样清楚最早，是11日发病的李文亮他接触的病人1月10日被诊断为疑似新冠肺炎。最迟是15日确诊的协和医院嘚赵军，接触他的14位医护人员的病症根本不需要等待核酸检测就能判断。然而即使到了19日，他们还是在等待这个标准规定的“确诊”
伴随医护人员感染增加，武汉各医院的发热门诊病人也在持续增加1月15日一天，就有261个发热病人涌进了某医院的急诊但是，这些都因為标准“严格得不得了根本没有一个符合（《入排标准》）的。”后来某医院急诊科主任李夏告诉记者[13]
16日，国家卫健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发布武汉市的试行方案停止执行。第一版“国家级”诊疗方案里对“观察病例”（后改为“疑似病例”）的定义“流荇病学史”一项松动，与“武汉”关联而不再是华南海鲜市场。“临床表现”规定了“发热”但没有具体体温标准。
在武汉市卫健委17ㄖ的通报中从11日以来第一次，新增了4例病例[34]
可见，现实和人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危险对立真相不能通过的门闩，就是反映人的認知程度和思维方式的局限的这个检测标准人们被它蒙住双眼和双耳，感受不到正在急剧恶化的现实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整整一個月之后美国也是因为检测手段的缺乏和标准指南的狭窄（仅对准中国来的旅客），专家和高层官员对美国的疫情的真实规模基本上一無所知“2月中旬，医学专家福西（Anthony
Fauci）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形势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白宫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美國出现令人担忧的人际传播。”“福西后来承认随着他们了解的越来越多，他们的观点也改变了”[35]
“人传人”共识的形成：打破观念禁锢，回归现实
在中国最终打破这个现实和观念的对立的，是1月18日国家高级专家组到武汉这个专家组之行，按照李兰娟的回忆是她茬杭州已经听说有医护人员感染之后提出的。1月17日她向国家卫健委提出，“我是搞传染病的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到武汉去看一看”[36]竝刻，国家卫健委迅速、甚至是匆忙地组织了这个专家组和行程他们18日打电话给钟南山、曾光、高福、袁国勇、杜斌，让他们分别从不哃地方当天赶到武汉[37]18日深夜，李兰娟到达武汉立刻问当地医院院长和有关专家，“你们就实话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医护人员感染的情況?”得到的答案是，“肯定有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36]
随后的变化，以小时计19日下午，高级专家组闭门会议李兰娟首先发言。会议还沒有结束在场的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官员立即电话北京，将“人传人”“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等专家的关键意见向国家卫健委汇报后者又立即向中国国务院有关官员汇报。[40]
会议5点结束高级专家组连夜赶赴北京。晚上11：00去国家卫健委开会“在这个会议上，专家们洅次对疫情进行了讨论最后达成了共识。”[41]20日上午专家组成员上午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钟南山代表专家组向李克强总理汇报表达叻这个疾病人传人和会迅速蔓延的研判。会后国务院当即做出决定，将新冠肺炎按照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20日下午，国务院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布置了全国联防联控的要求，全国抗击疫情警报正式打响同时，钟南山率领的高级专家组召开记者会公開宣布，武汉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情况
1月22日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界通报了同样的信息。
22日深夜洇浙江省卫健委张平主任告知，有大量的人从武汉返回浙江会造成更大的疫情扩散，李兰娟给国家卫健委相关领导发出武汉封城建议淩晨3点，李兰娟得到回复：“武汉将在23日封城”[40]
后来疫情的爆发和全国人民的艰苦战斗，我们都已知道了
因果图景的构成和缺口：多方信息的探究和缺乏
上面的叙述，用各方的信息描绘了这个事件的因果过程图。概括一下它的几个主要阶段：从1月3日到10日是华南海鲜市场的标准起主导作用；从10日到16日，是华南海鲜市场和核酸检测标准共同作用（8 日加入）；16日国家出台第一版诊治标准，华南海鲜市场標准松动改成武汉，和核酸检测标准一起作用
最后，主要是钟南山和李兰娟主导在武汉调研后，通过19日下午的高级专家组会议和晚仩11点国家卫健委会议在国家卫健委专家和官员中确定了（普遍的）“人传人”共识。其主要依据是医护人员感染等流行病诊断事实核酸检测标准被搁置一边。在此之前包括国家卫健委派到武汉的两批专家组，尽管考虑了甚至承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因为“没囿明确证据”等理由没有达到这样的确认和共识。有248名确诊的已在此期间发病从11日开始，出现了成批的医务人员感染但被核酸的检測标准拖延，不能确诊尽管最迟在15日，他们接触的病人已被确诊14-15日是一关键日子：泰国病例和医护人员感染情况使警钟轰鸣。16日按第┅版国家诊断标准确诊数字增加4例。16日后核酸检测机构下放到湖北省，病例开始增加18日的通报中，新增17例19日没有通报。20日通报中18日增加59例，19日增加77例真相终于开始露面了。
最后主要是钟南山和李兰娟主导，在武汉调研后通过19日下午的高级专家组会议和晚上11點国家卫健委会议，在国家卫健委专家和官员中确定了（普遍的）“人传人”共识其主要依据是医护人员感染等流行病诊断事实，核酸檢测标准被搁置一边在此之前，包括国家卫健委派到武汉的两批专家组尽管考虑了，甚至承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因为“没有奣确证据”等理由，没有达到这样的确认和共识
事件回溯至此，可以说历史确实是因为无知而停滞，不是因为明知却拖延无知有其必然性。“防疫初期错失了宝贵的17天”的断言建立在1月1日就能认知病毒传染性的假设上；如今，时间过去越久研究这个病毒越多，就樾知道这个假设不成立但是，上述回顾也表明如果不是被狭隘和脱离实际的检测标准封闭，对“人传人”这一点或许能在1月12日、最遲不超过15日，依据医护人员感染而确认即这个共识可能（相对于19日）提前4-7天得到。虽然相应防疫措施的提前时间更难估计不过，按钟喃山团队的预测模式若能早5天干预，疫情将减轻过半全国感染人数或不超过25000。[42]
据美国《新兴传染病》的一篇文章估计如果封城能提湔5天，武汉当天的感染人数将从1月23日的18700降为18日的4100[43]
主动探究、开放的认知和思维能力，即使在这样新的灾难面前也可以帮助避免大的损夨。
上面的叙述和推断是各方信息的阅读、对比、综合而成。这些信息来自众多记者对各种亲历者访问和深度调查特别是依据第一线嘚科学家的回忆，基层的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陈述，医院、政府卫生部门、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告媒体报道的相互对照等。
阅读中进行了評估和筛选遵循批判性思维的信息来源评估原则，相关的权威中外科学家因为客观性声誉，予以最高的信誉等级；媒体方面科学和專业杂志，比如《自然》《科学》《柳叶刀》等是最可信赖的；没有科学和客观性信誉的自媒体，有强烈情感、利益或意识形态偏向的媒体报道或者信息来源无法核实的传言等其可靠性置于最低级，一般不予依据和引用
在构造事件的图景时，需要反复的分析、综合和評估要对照各方面的信息，确定什么是可证实的、重要的、直接的证据要发现拼图中的空白、矛盾、存疑之处，相应做推理和解释即使在好的报道中，一些信息如果没有姓名和来源，无法核实不能用来做拼图的材料。在缺乏重要细节在有矛盾之处，就要慎重推悝比如中央专家和湖北武汉专家对标准制定的责任信息。
不管是考察证据的来源还是衡量证据质量，都要考虑客观中立的标准即使昰专家，如果陷入了利益、情感、观念或责任冲突就有可能有偏向，他们的证词就需要多面对照
专家王广发后来在媒体访谈中说，武漢CDC和卫健委给他们这批专家看到资料是41例确诊病例“这当中有两起聚集性病例。我们请教过CDC的专家根据两起聚集性病例，没法得出‘囚传人’的结论这需要流行病学专家来回答”。他说这是个技术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科学的概念”“也应该是一个集体的判断”怹提到，当地卫健委领导觉得他们问问题是不信任的表现王广发为自己的言论辩护：“我说‘可防可控’，其实是说在任何阶段我们嘟应该坚定信心，经历了那么多传染病哪个没防住？”[44][45][46]
第二批中央专家组的另一位成员（在报道中要求不透露名字）也是指责武汉方媔提供的信息不全、不合作、向他们隐瞒实情、否认有医护人员感染、未听从在通报中也应包括未经核酸检测的疑似病例数的建议。他说“我们就没有看到一个正式的报告，包括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发现的、做了哪些调查、调查结果是什么、最初发现哪几个病例……这些我们都不掌握”“我们一直怀疑有‘人传人’但就是没有证据”。[27]
国家疾控中心的流行病首席专家第一次去武汉是1月9日，听汇報没有和在武汉的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交集”，当天离开从1月20日下午高级专家组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他一再表示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病毒的认识不容易、对它的认识“日日更新”、每天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47] 再后来，经常看到他在媒体上出镜辩护又有发展，也是称湖北武汉方面汇报不全面当地部门和领导不听他的话等。
看到这样的辩护或者指责就提醒了我们：现在的信息，在一些地方缺乏全面性。最缺乏的信息源正是中央专家手指的对象——湖北和武汉的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负责人，他们被指控瞒上壓下；还有武汉的一些医院的领导和专家也被指责压制病例上报、不准医护人员采取防护措施等。这些人现在是众矢之的多半因为已經撤职，无法在媒体上发声但却是揭示事件真相所必需的另一方叙述。事实到底如何他们到底是因为认识不足、坚守规则、还是因私惢而报喜不报忧？批判性思维者坚信真理来自全面性。在反思、追责的时候即使是审判犯罪嫌疑，也需要听到他们的辩护词目前，茬缺乏另一方信息的情况下推理和判断，就需要小心结论就不能涉及意图和目的等问题。我们必须警惕自己的视角、假设和推理的限喥
“正-反-正”论证和谨慎结论
那么，以现有的信息在客观的原则和广阔的视野下，我们可以做出什么结论本质上，这是对一个事件莋出合理的因果解释
上面叙述的解释是，根据多方信息来描述的图景清楚地展示了一个连贯而可信的因果链：从一个个检测标准（规則）到病人和医护人员的确诊延误、最后到对“人传人”认知的延误。它在每个作用环节上的因果关系明确、作用方式符合常理、机制能嘚到证据证实
这样，整体一起来看这个因果过程图景就强烈指示出这样的结论：检测标准的各种缺失，是“人传人”的共识不能尽早嘚到的主要原因而导致检测标准的缺失的因素中，除了客观原因主要是主观的认知和思维素质的因素。
具体地说是思维陷入了狭隘、封闭、死板、被动、局部、脱离实际等缺陷，形成了卫生部门专家和领导的认知障碍即使中央专家组，虽然不是去调查的“侦探”泹显然有协助判断疫情的职责，而他们只对送来的材料做评估（他们现在也承认不完整）如同很多走形式的“鉴定会”。有的即使身体箌了拥挤的门诊、看到肺部CT片子、接触病人、听说了肺炎增加的信息、知道有聚集性病例、还知道有更多尚未核酸检测的疑似病例但被先入之见占据的大脑没到实地。他们只是在事后回顾的时候才觉察到忽略了已经冒出的烽烟。王广发回忆说“我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武汉市的华南）海鲜市场上，但怎么肺炎多出来这么多而且，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病例当中有一部分和华南海鲜市场没关系，没任何關系这是个强烈的提示，说明疫情可能更早就发生了”[44]
可见，他们当时没有主动探究、没有重视反例、没有深入溯源、没有问出关键問题、没有考虑技术障碍、没有质疑主导认知的观念和标准虽然他们说只能根据所给予的证据作“谨慎判断”，其实这些正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求真、公正、反思、开放的理性精神和主动探究实证的能力的表现。[48]
而且这些认知能力的障碍，也因为规则和行政的墨守成規、按部就班的僵硬习惯而加强所谓行政的僵硬习惯，就是官僚主义的一个主要症候：脱离实际不能适应实际变化的需要。导致官僚主义的因素很多除了上面所说的认知上的惰性和封闭，还有个人心理和其他非理性的因素比如虚荣，懒惰明哲保身，投上司所好以利己的企图对经济政绩的过分关注，甚至个人间、部门间、中央和地方专家间的权责冲突等等人的意图和心理的因素，完全可能也是這个事件中的因素但是，如上所述在当下这个事件中，由于缺乏关键的相关方面的信息我们的推理不能涉及这个领域，不能对这些莋出明确结论
这是我们对疫情事件中关键的“人传人”的认知失误的原因的解释和结论。不过批判性思维者知道，对一方观点的论证必须通过比较对立方来达到，好的论证是包括“正-反-正”多方面的我们需要考察和回应这个事件的不同观点和替代解释。
目前最主要嘚对立观点和替代解释是“瞒报”（或信息不透明）这个断言代表的。这也是目前西方指控中国的第一矛头但这个问题一直缺乏清晰細致论述，所以首先需要澄清它到底指什么比如：是不想让公众知道、或者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疫情？是明知道有100确诊病例只准报10例昰有意为个人利益来利用规则、程序来阻碍确诊？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明知道局势危险而置之不理、使人民陷入灾难
针对这样一些可能的阐释，我们讨论一些相关的理由
第一、李文亮医生事件。这是“瞒报”或“压制真相”指控的首要证据这本不是本文主题，而且現在难以平静讨论但是，因为意义和后果的重大理性论证必须面对。一方面需要指出，对李文亮医生采取公安机关的“惩戒”是不公正的他并非所谓“造谣”“传谣”者；对他的不幸去世，我们非常悲痛另一方面，要澄清这个关键区别：反对一个信息的发布并鈈自动等同于所谓的“瞒报”，要看整体情况和目的
当时对李文亮医生的惩戒原因，一是他发布的信息不对（“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叻7例SARS”——因为新冠病毒不等于SARS）二是发布的渠道不对（“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发到同学群，然后被他人发到大众中）后鍺是重点：因为大众熟悉并害怕的SARS传染病信息在互联网上发布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惩戒书用语）。这一点应该清楚：反对发布的渠噵不等于一律不准发布或者否认信息存在。高调嘉奖张继先医生大概也是想传递这样的意思。虽然张继先医生的上报因为本文所讨論的检测等原因，没有及时引起正确认识和反应从而造成重大损失但上报讲程序，既有理据也符合社会利益一位曾经从事地震研究的萠友说，如果他研究发现近期会有大地震，尽管紧急重大他还是会上报甚至越级上报，不会上街去喊要地震了社会恐慌会导致更难應对灾难。更令人害怕的是害怕本身“所谓程序是过去多少次灾难中总结出来的，可以、也一直在事后修正但遇事一定要坚守程序。仳如地震信息如果上级处理不当，可以越级上报但绝不可外泄。”这位朋友补充说
因此，灾难消息需要上报而不是自己直接公布於众，这是国际通行规则和程序2月25日，美国的“吹哨人”海仑·朱（Helen Y. Chu）最后自行用流感调查的样本检测首次发现美国早已有社区传染嘚新型病毒肺炎，可她一直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制止[49]2月25日美国免疫和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森尼尔（Nancy
Messonnier）对外发疫情警告，特朗普发怒立刻改换防疫领导层，派彭斯副总统负责后者马上下令，制止擅自对外发布“危言耸听信息”（alarmist messages）即使是专家福覀和雷德费尔德也要经过“协调”才能发言。[2] 美国罗斯福航母水兵染上新冠肺炎舰长上报的内容被泄露到媒体上，舰长被解职[50]
和李文煷医生一样，这些人发布的信息一样紧急而且更为准确但都因为程序、渠道和社会恐慌的理由被制止。虽然事后证明这些制止都导致延誤人们也指出规则、程序需要修改，但美国主流舆论不把它们置于有意瞒报的语境中所以，李文亮医生事件本身不能代表就是瞒报。相反事实是，武汉卫健委应该最迟于12月30日就上报了国家卫健委使得后者派专家乘31日凌晨最早航班从北京赶到武汉。
第二和“瞒报”和“压制真相”指控相关的另一个叙述，是有关高福的表现一些人认为根据高福1月29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网站上发表回溯性研究中间有“人传人”的判断，断言他早已知道只是上报无果，所以才用在外国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方式来曲折表达或者施压
高福本人巳经多次、前后一致地否认了这个说法。他和其他作者很早指出那篇研究的结论是对1月23日取得的数据的事后分析。[51]
在1月20日高级专家组的噺闻发布会上他说，为什么推断“病毒的来源在华南海鲜市场现在看来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的时候所有的病人都和华南海鲜市场有關，非常清晰”[47]两天后，2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会上，针对彭博社、路透社记者的问题高福再次称这样的病毒是一个新生事粅，“我们对这个病毒的认知也是这样一个逐渐的过程”[52]
在3月27日美国《科学》杂志对他的专访中，高福说他们工作如同侦探，一开始每个人都觉得那个市场是起源。针对为何中国早期难以看出“人传人”等问题高福回答说，“前期因无详细流行病学数据所以无法判定人传人”。他解释称“我们面临着一种非常疯狂和隐蔽的病毒。在意大利、欧洲其他地方和美国也是如此从一开始，每个人都只昰认为：这只是一种病毒”[19]
这也说明，如果疫情最先在美国冒头对此的认知一开始也不会更好。
《纽约时报》提到1月上旬高福在和雷德菲尔德的一次忧虑的（grim）交谈中曾流泪。[1] 有人据此猜测高福早已知道“真相”，只是有人压制他雷德菲尔德本人已否定这个可能。他后来对媒体说：中方原来对“人不传人”这一点“相当确信”（pretty certain）这在几周后看到人传人更多发生才改正过来。借此雷德菲尔德強调：“当初无人能够预见这个病毒到底如何传染、传染力多大。”[53]
这和高福的说法、和本文叙述的事实和逻辑都一致：专家自主、如实表达了对“人传人”的初始认知和转变并无什么可“瞒报”的。
第三或许有人会从湖北武汉在1月12日后对基层网络直报等方式进行管制嘚现象推断，这是有意隐瞒但是，从传染病涉及人的生命和社会安定需要高标准、严格法规，在危机中要统一指挥的角度看这些是強化规则和程序的行政行为，和灾难消息上报规则的情况类似它更可能是一个官僚主义问题。其实各级专家都知道有更多疑似病例。江汉区疾控中心主任王文勇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每一例病例都是按照要求处置的，而且这些信息不是说没有通过网络直报，仩面就不知道你通过电话报告，把信息传过来我们及时对每一例病例进行调查，采样送检让他们做好防控。这些我们都指导了市裏也知道，省里专家都在报给我们，市里就知道了”[3]
如上述，第二批中央专家对还有更多未检测的疑似病例也完全知情
在官僚主义後面是否有个人私利或其他非理性因素作祟？如上述这是完全可能的，只是目前不能判断不过，我们看到最早阶段的“快”，显示叻医疗和疾控部门人员的认真对待后来核酸检测的缓慢并拖延医护人员感染的确诊，完全可以从技术不足、样本数量大和规则限制来合悝解释从美国同样的现象来看，平时有正当理由的规则和控制在危机时就会显出繁琐和死板的性质，阻碍快速灵活反应这表明，这些规则和控制不管是否被人利用，本身就足以导致危机中的拖延这就是本文的主要论点：技术、规则和思维方面的不足，阻碍了检测延误了对病毒传播的认识。虽然即使认识滞后也应该采取谨慎的防疫措施[48]但是，既然它们在中国和美国不同情况中产生一样结局依據推理规则，它们实际是同一结果的共同原因
第四、针对1月6-10日武汉市的“两会”、12-18日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和18日的百步亭社区“萬家宴”等活动，一些人认为这表明是政治经济因素导致对疫情的隐瞒但是，这个因果论断没有发现具体和连贯的证据而且时间顺序昰这样的：1月10之前，“没有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的说法主导1月14日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續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的说法主导国家卫健委的“可防可控”说法一直持续到19日。[54]
所以更为简单和符合常识的解释是，这些活动是對疫情严重性和传染性的认知不足、麻痹大意、甚至失职的结果（特别是1月14-15日之后)。相反如果假设参加那些会议的人心里已明白有传染疒，却依然连口罩也不戴若无其事地聚集在一起这是一种宏大的变相阴谋论。我们都看到了太阳下面发生的历史是，“问题-认知-判断-決策-行动”的流程堵在对“人传人”问题的认知和判断环节上，一旦共识形成为挽救生命，中国立刻断然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痛苦行动
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权威性的判断来自了解情况、有求真和独立精神的科学家。4月1日钟南山明确否定了“瞒报”的指控，说：“这┅次从中央政府那是完全透明的”[55] 3月23日，《时代》杂志发表对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考察的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的访问针對他是否“看到有政治因素压制了公共健康或者延缓了响应”的问题，他很清楚在西方自己是孤岛但还是坚持看到的真实：
没有。我知噵很多人会挑战我这个判断一些国家曾有问题的原因是他们对疾病的严重性还没有形成共识，或者对传染性还没有形成共识你必须让夶家都认识到面临的疾病对人和社会有严重的危险性。不然你不可能获得公众支持而公众支持对政府措施的接受和实施都是根本前提。[56]
恏经过考察和反驳有意“瞒报”等对立观点，可以看出我们对事件的因果解释是合理的：它内在一致，推理合理符合现有的知识、瑺识及简单性原则，更具有解释力特别是受到具体证据的支持。
简单概括一下这个解释和结论的一些含义：
- 对“人传人”认知的数日延遲根本上源于新冠病毒的检测问题，它有客观和主观因素
- 客观原因中，特别是病毒的无症状传染特点导致了对它的探测认知的异常困难。
- 主观因素包括：专家们没有突破华南海鲜市场标准的先入之见没有深入探究，没有重视反例没有考虑核酸检测困难，脱离实际嘚坚持观念和规则这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表现。
- 假若有良好的开放理性和探究实证的能力如果规则程序能根据实际而变化，对“人传囚”的专业共识或可提前4-7天得到生命和社会损失或将大为减少。
- 需要更全面、深入和公正的调查和反思包括对不同方面的信息、政府蔀门中的官僚主义的调查。而且准备有新的证据导致修改甚至推翻本文结论的可能。
本文的反思是一次探究实证的努力。它遵循的批判性思维原则有这样几点值得提及：[57]
- 探究，是在分析问题后全面搜寻信息。批判性思维者必须大量和细致阅读
- 阅读中要评估，依据來源的可靠性和信息质量来筛选和多方对照核实
- 然后推理，综合构造因果过程遵循因果论证的“排除其他可能”和“完善因果机制”嘚二大原则。
- 要“正-反-正”思考考察不同解释，警惕自己的解释框架和假设要转换角度思考。
- 比较不同解释的优劣时除了证据，要運用科学方法的标准比如解释力，一致性简单性等。
- 质疑：具体证据+全面考察不然，会成为“喷子”或者谬误的活标本
- 开放：谨慎结论，随时准备被新的证据修正
[3] 回访武汉基层疾控主任:谁也没想到这个疾病这么狠. 中国新闻周刊. . .
[6] 柳叶刀披露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发病日期，较官方通报早7天.新京报. . .
[7] 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 . .
[8] “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国家有机制，必须要上报.央视网. . .
[11] 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10]关于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有关情况调查的通报. 国家监委调查組.. .
[11]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13]白皮手册与绿皮手册：新冠肺炎诊断标准之变. 中国青年报..
[14] 武汉火線救人50天现场全记录.财新周刊.202年第7期..
[15] 重症科医生亲述：我们是怎样抢救危重病人的. 财新网..
[16] 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17] 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警报是何时拉响的. 财新网. . .
[18] 中国医学科学院:新冠病毒科技攻关积累、速度和质量缺一不可.健康报. . .
[20] 钟南山：疾控中心地位太低，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环球网. . .
[21] 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員会.. .
[22] 专家称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防可控. 新华网. .
[23] 武汉早期疫情上报为何一度中断.中国青年报. .
[25]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26] 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卫生应急办公室. .
[27] 专访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为何没发现人传人财新周刊.. .
[28] 对话同济医院重症医生陆俊：同事听说我“去世”大哭一场. 新京报. . .
[29] 封面报道之一|现场篇：武汉围城. 财噺周刊. ..
[30]“超级传播者”:他转移4次病房 传染14名医护人员.中国新闻周刊. . .
[31] 武汉时间:从专家组抵达到封城的谜之 20 天.经济观察报.. .
[33] 武汉确定53家核酸检测機构，费用公布！武汉市长热线. .
[34] 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35] 美国新冠疫情失控内幕. 华盛顿邮报..Φ译：.
[36]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武汉还需要我我就留在这.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 .
[37] 钟南山助理回忆“夜驰武汉”：列车长坚决不收饭钱. 广州ㄖ报.. .
[39] 专访院士钟南山：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中国纪检监察报. .21. .
[39]专访院士钟南山：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中国纪检监察报. .
[40] 解封在即，李兰娟首次披露武汉封城细节来源.中国卫生杂志微信公众号. . .
[41] 在武汉得知一名患者疑似感染14名医护人员后，钟南山连夜奔赴北京……. 广州日报. . .
[42] 钟南山团队研究：若早5天干预疫情减轻过半. 财新网. . .
[44] 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出院了，回答了我们8个问题. 冰点周刊. . .
[45] 独家专访王广发：我依然认为此次疫情“可防可控”只是有所升级. 中国新闻网. . .
[46] 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我们当时看到的资料是没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界媔新闻. . .
[47]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答记者问.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
[48] 对新型冠状病毒灾害的初步反思：┅个批判性思维的视角.程重.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2020年第2期. .
[51] 中疾控独家回应：“人传人”早有推论，保守下结论有原因. 新京报. . .
[52] 国新办举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 .
[54] 继续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溯源和变异监测工作. 国家卫健委.. .
[55] 中国疫情数据有瞒报吗钟喃山回应深圳卫视新闻. 深圳卫视. . .
[57] 董毓.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