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由什么转变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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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日08:11&&&&来源: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科学的政治论断。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在党的八大作出的我们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基础上,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应当认识到,虽然在之后的30多年里,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没有变,但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在向好转换,对社会主要矛盾内涵的解读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从党的八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极其落后,连人民最基本的日用消费品需要也远不能满足,需要凭票、限量供应。而近些年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有了根本性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我国经济规模已稳居世界第二位,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存在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正是以这一新的发展情况为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种内容的拓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既发展了先前对社会主要矛盾内容的表述,又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讲我们还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过程,还要完成初级阶段应完成的任务,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从初级阶段的总任务、总目标来讲的,还可从两个具体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初级阶段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这一特征没有变,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使经过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目前达到了八九千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也说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因此,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需要把握几点:其一,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化,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体发展状况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征年年月月都在发展变化。因此,要把从战略定力上讲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和具体实践中的“不断变”区别开来。其二,社会主要矛盾涉及供给和需求双方。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下,需求的内容拓宽了,不限于物质文化的需要,还涵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供给方的能力也达到了新水平,同时表现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其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渐积累的,经过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四,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应持两点论。它既反映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新特点,又反映我国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协调与不平衡的新特点;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又表明我国的生产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新的更高需求。正确看待、主动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要像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为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人民日报 》( 日 07 版)
(责编:曹淼、谢磊)
  新时代来啦!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你我身处其中的新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推出《新时代来啦!》动画视频,带领网友们一起领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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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sogou_ad_width=690;“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民心所向-四川在线-天府评论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民心所向
http://www.scol.com.cn()&&&&&&编辑:盛飞
作者: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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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如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这个美好生活需要,已经不只是要稳定解决温饱问题和物质文化需要,还包括要满足人们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要求。以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而此前很长时间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范表述。
  那么为什么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了呢?习近平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前提和基础。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生产力的大幅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给了我们憧憬更加美好生活的坚实台阶。此外,人民的需求随着国家的发展发生了变化,也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要原因。如今,我们生活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了小康,所以现在对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更多、更广。
  一个人的美好向往,是温饱问题解决了就会有更多的精神需求;一个国家的美好追求,是在物质问题解决之后,需要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完善与保障。如今,我们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但是它确实有不够平衡不够充分的问题,包括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
  针对这些问题,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全面发展。首先,要更加注重均衡发展。逐渐由不均衡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逐渐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其次,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精准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后,要更加注重发展全面性。进入新阶段的中国,面临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
  十九大报告是引领国家、擘画未来的报告。报告准确把握住了新时代的特点,以及社会发生的变革,明确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是理性和务实的时代判断,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相适应。可以预期,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迎接中国人民的将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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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转变
发布时间:
 来源:求是网
 作者:王鹏
 阅读:1648次
摘要:伟大的党一定是与时俱进的,在新时代不断解决新矛盾。党有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转化,既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告别低下生产力),更体现对全体人民负责、一个也不能少的态度。党在继续关注民生问题的同时,或将未来工作的焦点对准分配问题。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有一段论述引起海内外媒体、专家的广泛关注,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此,我们当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转变呢?
回溯建国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就不难理解这一最新表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
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六年后,1962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改革开放以来,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的历次大会都在该论断的基础上在表述略作修改。十三大(1987年)、十五大(1997年)、十六大(2002年)、十七大(2007年)以及十八大(2012年)都明确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然而,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到2017年十九大,三十六年已过。经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照搬原稿,继续提“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那么这就是既没有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能继续指引未来的发展方向。
伟大的党必定与时俱进,不断解决新时代的新矛盾
伟大的政党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政党,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新方案、提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对比前后两种提法,我们不难看出党在“中国社会核心矛盾”上的认识的跃迁。
首先,矛盾的主体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两种表述看似相同,其实有着微妙的差别。前者明确提出物质和文化两种需求,而后者则更显包容、综合与亲民。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需要高度发达的物质和文化发展水平,也需要青山绿水、空气清新,需要政治清明、法制健全,需要巩固国防、保障安全。可以说,这个主题的跃迁正是习近平主席“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且,相较于生硬的“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的表述在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亲和力,接地气,让老百姓读了眼前自然而然地产生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获得感,才更有信心信念撸起袖子加油干。
其次,我们看到矛盾的客体已经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它主要是从资源和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角度来讲,它体现在不同层面。正如习主席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缩小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内陆省份、城市相对于农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成为新时代的新课题。
从“专心把蛋糕做大”到“既要做大蛋糕还要切好、分好”
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习主席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边疆发展。
针对社会中不同人群在发展、资源、收入分配等方面“不平衡”的问题,习主席的法宝就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完善失业、工伤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一句话,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关键就是要落实习总书记有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总要求。
可以说,有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转变,体现了我们党在过去“砥砺奋进的五年”中,总揽全局、继往开来的奋斗精神和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治党理念。一方面,我们清楚认识到中国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早已告别过去“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但同时,新时代的新发展也会带来新问题。对此,党中央不仅有清醒的认知,而且不畏艰难、不怕碰硬钉子、不畏惧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秉持着对全体人民负责、“一个也不能少”的态度,在继续一如既往关注民生问题的同时,将未来工作的焦点对准了分配问题。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总书记的带领下,五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还是不同职业、人群之间在资源分配、收入分配等方面不平衡的问题能够得到极大的缓解。我们更有信心,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2020年,中国一定能够取得告别贫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作者:王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授权发布,原载于求是网,日
(图片来源于网络)
用户名:密码:匿名留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任务_国家治理_人民论坛网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新任务
&分两步走&的新目标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联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十九大报告还重新规划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对这两个新阶段远景的描绘,都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联系。正像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新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说到底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指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国家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的法律制度、组织制度、政党制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生态制度等;国家治理能力主要包括国家的治国理政能力、内政外交能力、治党治军能力、国防能力,政策规划能力、改革发展稳定能力、开拓创新能力、识才用贤能力等。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少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坚持人民福祉最大化,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四是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加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也要看到,这方面尚待解决的问题还比较多,正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
针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明确未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度。二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不断优化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这种体系的优化和能力的提升,最终可能有三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第一,看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否充分涌动,第二,看社会活力是否被充分释放,第三,看社会财富和改革成果是否被全民共享。只有按照上述目标和要求,全面推进改革,扩大开放,铲除腐败,排除各种阻力,才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重要,而且十分紧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毫无疑问是农业、工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核心的议题之一,也会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路径、方式等产生深刻影响。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主要发力点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按照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应主要从两个方面发力:一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二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
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看,主要围绕四大问题展开:一是要适度调整国家的分配战略,即由早先的国富优先逐步转向民富优先战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二是加大对欠发达区域的开发,国家要从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实施政策倾斜。三是在加快城镇化的同时,启动大规模新农村建设战略,把全国三百多万个农村按照新型城镇化的标准建设成为现代化农村。四是把绿色发展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看,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正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要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次,要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第三,要按照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目前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有失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以及腐败问题、乱作为问题,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要提升我国国家公共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老百姓对公共治理的满意度,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必须从改善公共政策的公平和正义入手。这样,我们的公共治理才能受到普通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本文作者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导】
[责任编辑:国家治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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