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华人高产作家举办讲座 回顾人生三个三岔口
（澳洲网）
　　中国侨网8月10日电 据澳洲网报道，86岁高龄，旅居墨尔本多年的中国作家协会老会员陆扬烈老先生，近日在墨尔本力士门图书馆举办了个人文学讲座和赠书仪式。
　　讲座主题是“陆扬烈的写作人生”，澳洲维州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周文洁在开场白的致辞中讲到：陆扬烈老师用其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无数优秀的作品。是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他的《写作人生》熠熠生辉，感动着无数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令人敬佩的老前辈。
　　讲座现场，耄耋之年的老作家陆扬烈精神矍铄，讲起自己的军旅生涯，写作人生，诙谐幽默，有声有色。近些年来，陆扬烈一直被同行的作家们誉为“澳华文坛高产作家”。
　　讲座一开始，陆老一直坚持站着给大家讲，文友们几次请他坐下来，他才谦逊地入座。一开口，陆老感慨万千地说：“每个人的人生，面对的就是三岔口，你跨出的的第一步就决定了你选择的方向，甚至会影响到你的一生”
　　陆扬烈的第一个人生三岔口是在他17岁的时候，发表第一篇小说《一个老太太的故事》。他说这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恩师，被誉为有“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的女诗人，《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作者、被誉为“译界楷模”的朱生豪遗孀宋清如诗人，成了陆扬烈的语文老师和人生指路者。宋老师见陆扬烈有写作天赋，便鼓励和指导他多练习写作，高二年级时，陆扬烈完成了生平第一篇约七千字的小说《一个老太太的故事》，并在平湖《建国日报》副刊上分两期发表。今日陆扬烈谈及宋清如作为他文学的启蒙教师，引领他走上了文学之路，日后成为一名作家时，内心仍然充满感恩之情。
　　陆扬烈人生遇到的第二个三岔路口是1949年5月。当时杭州刚刚解放，就在军民联欢会上，平生第一次他见到了令他难忘的女文工团员。第一次欣赏到解放军文艺工作者表演的歌舞剧《白毛女》，也是第一次听到歌舞团名字叫文工团。后来的真实的故事都被他写进了文学作品创作中。青涩的初恋，最终还是留作一生最美好的记忆。大学毕业后，陆扬烈如愿入伍，进入部队这个大熔炉历炼，15年的军旅生涯，他深入部队基层官兵最艰苦的环境中，设身处地的与当地老百姓的近距离接触，陆扬烈随即写出了有关渔民翻身的小说《边老大》入伍后正式第一次投稿，发表在人民文学1955年二月号上。这部小说荣获军区一等奖，南京军区二等奖，1956年译成英文合集出版。他的作品引起了军内的不同凡响，接着连续发表《战士的荣誉》，《海防线上》，《女奴金珠》等一系列令人感悟颇深的军旅题材的作品。1964年，他转业上海作协任《萌芽》编辑。
　　陆扬烈的人生第三个三岔口是在日，他选择了和儿女们团聚在澳洲生活。移民澳大利亚后，陆扬烈一直积极文学创作，作品不断刊出墨尔本各大华人媒体报刊。他曾仼大洋洲文眹第二届主席，维州作协会长。近几年，陆扬烈以关注夕阳移民群里的单亲老人为题材，创作出长中短篇合集组成一部小说《晚晴之恋三部曲》，全书二十八万五千字，集中了陆老移民澳洲后的所观察和记录的海外华人华侨老年人生活的面面观，他细致入微地观察和书写了移民澳洲的老年人为第三代子女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浪漫温馨的黄昏恋。“人生岁月虽已抵黄昏，澳洲的夕阳分外灿烂”
　　讲座现场，陆扬烈把2011年上海作协为其出版《陆扬烈文集》九卷，四百多万字的毕生精力所创的大作赠送给力士门图书馆，以表示一个海外移民老作家对祖国汉语言文化的支持与传承。
　　陆扬烈在《青鸟》一文中写道：“青鸟殷勤为看”，这一切都源于陆老对母校秀州中学的眷恋，他一直秉承秀州中学的校 训“我是秀中人，一生一世学做人”在他的作品里充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彰显了做一个正直的人的品格和情怀。
　　老作家陆扬烈最后引用一句他人生的座右铭，德国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名言送给在座的所有文友：“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编辑:王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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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频道精选：它本是一个穷苦小镇，皇帝朱棣给它改名后开始飞速发展它本是一个穷苦小镇，皇帝朱棣给它改名后开始飞速发展博雅历史社百家号在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很多城市的崛起都有着机缘巧合，很多时候都是统治者的重视才发展起来的。如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等，而有些城市，皇帝改了个名字，立刻就迎来了发展机遇。如下面这个超大城市，原来只是一个穷困的小镇，但是皇帝走这路过，给它改了个名字，立马爆发性增长，现在成为国家超大城市，与一线媲美。这个城市就是准一线城市天津，天津这个城市建立比较晚，在宋朝之前这里是荒芜一片，连人烟都没有，只是作为黄河的入海口。而第一个名字是金朝时期，当时金国政府在黄河入口的三岔口地带建立了沽寨，这是天津的第一个名字，级别仅仅是个寨而已，跟村庄差不多。地位低到没人知道，后来这里成了海盐的一个基地。于是到了元朝时期，为了管理海盐，在沽寨的基础上升格为海津镇，也就是说正式升级为镇了。如果就此发展下去，到现在这里顶多也就是发展为一个县城。但是转折点就在明朝一位皇帝的出现，这位皇帝就是朱棣，其在做燕王的时候，根据地就在北京。当是靖难之役，朱棣起兵造反，而其亲自率领军队准备从海津镇渡河，南下跟建文帝的军队决战，争夺天下。当其经过海津镇时，觉得这里交通位置不错，可以作为大本营的屏障，于是将海津镇改名天津卫，取义是天子经过的渡口，当时朱棣还没取得天下，却已经是志在必得了。于是天津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从此，天津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等朱棣拿下政权，迁都北京后，这个天津卫的作用更为强大。明朝政府在这里开始修建城郭，设立卫所，驻扎军队。后来清朝入主中原，继续定都北京，到了雍正时代，将天津卫所升格为州，后来直接上升为府，底下管理6县一个州，正式成为市一级别的城市，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地级市。而到了清末，天津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因为西方列强每次打北京，都从天津过来，而且当时海运发达，天津的地理位置凸显。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天津作为主要基地，不仅成了直隶总督的驻地，而且还成了较早开放的通商城市，城市进一步繁荣，直接上升为省会的地位。但是各国都在天津设立大使馆，领事馆，俨然成了小北京。到了民国时期，天津被上升为直辖市，身份再次提升。到了现在，天津更是成为北京的门户，成为四大直辖市之一，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现在的天津人口超过1500万，GDP接近18000亿，成为名副其实的准一线城市，中国著名的超大城市。短短30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左右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宜摈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在皇帝面前大声责斥那些诬陷朱熹的高官们“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纔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官兴学。朱熹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地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懮方大矣。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并把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入“伪学逆党籍”，多方拘捕。朱熹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实在不是味道。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例如１１９７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后也许难得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１１９８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直到１１９９年，他觉得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支橕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为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行状》）辛弃疾在挽文中写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廪犹生。　　果然不久之后朱熹和他的学说又备受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在我看来，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写出一部相当动人的悲剧作品来的。　　他们都不是死在岳麓书院，但他们以教师和学生的身份走向死亡的步伐是从岳麓书院迈出的。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点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栻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是的，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缅思的是一些执着的人和一项不无神圣的事业。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入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　　当然我在这个庭院里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进这个庭院的当时，死了那么多年的朱熹又在遭难了，连正式出版的书上都说他“把历代的革命造反行为诬蔑为「人欲」，疯狂地维护反动封建统治”，如果朱熹还活着，没准还会再一次要求把他“枭首朝市”；至于全国性的毁学狂潮，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盛。谁能说，历代教育家一辈子又一辈子浇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养出文明的花朵，则这些花朵又永不凋谢？诚然，过一段时期总有人站出来为教育和教师张目，琅琅书声又会响彻九州岛，但岳麓书院可以作证，这一切也恰似潮涨潮落。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两下，琅琅书声沈寂了，代之以官场爱喧、市井嘈杂、小人哄闹。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体素质特别在文化人格上，我们究竟比朱熹、张栻们所在的那个时候长进了多少？这一点，作为教育家的朱熹、张栻预料过吗？而我们，是否也能由此猜想今后？　　四　　是的，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凉。教育事业本想靠着自身特殊的温度带领人们设法摆脱这个怪圈，结果它本身也陷于这个怪圈之中。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自己受苦受难不算什么，他们在接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接受了苦难；最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也许是他们为之献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远不如人意。“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重新开始。也许在技艺传授上好一点，而在人性人格教育上则几乎总是这样。　　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当一代学生终于衰老死亡，他们的教师对他们的塑造也就随风飘散了。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明确期待和有效掌握的。更何况，总会有很多学生只学“术”而不学“道”，在人格意义上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与社会文明对抗，使善良的教师不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我自己，自从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傍晚闯入岳麓书院后也终于做了教师，一做二十余年，其间还在自己毕业的母校，一所高等艺术学院担任了几年院长，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教育事业的甘苦了。我到很晚纔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作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的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的人，而对这个目的达到的程度，又不能企望过高。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外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描绘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教室，这些学生。　　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　　不仅仅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不，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岳麓书院，又不完全是。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终局，我们都不要问。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博雅历史社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有时历史只是平凡的生活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拥有4个小站，订阅0个话题，关注16个小站
大约2013年夏天，军海兄郑重向我推荐一本书：C.S刘易斯的《返璞归真》（汪咏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我所服务的大学里，军海兄是少数几位房子、车子、工资、职称、项目之外还可以聊聊的朋友。...&
大约2013年夏天，军海兄郑重向我推荐一本书：C.S刘易斯的《返璞归真》（汪咏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我所服务的大学里，军海兄是少数几位房子、车子、工资、职称、项目之外还可以聊聊的朋友。少数几位朋友中，军海兄最认真，最不幽默，我是指作为聊天的作料的那种幽默。军海兄很少聊天，所以无需幽默。他开口，就是要和你讨论。他荐书，我不敢敷衍，因为几天之后等着我的，肯定是毫不幽默的追问和争论。
此前，我对刘易斯所知甚少：他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他有一段传奇的婚恋，电视台还播过以此为题的电影；他有一本名为《文艺评论的实验》小册子，写论文时匆匆翻过，不得要领；再有，他是虔敬的基督徒，是一位辩才无碍的护教大师。
《返璞归真》，便是一本护教之作。汪咏梅先生的译者序里，开篇就罗列了若干因读此书而皈依的佳话。在当时，这些颇具宣传意味的&八卦&，险些浇灭我的阅读热情。童年时代，我接受了中国式无神论教育。成年以后，我接受了中国式学院训练。对宗教，我能摆出的最&通达&的态度，只是把它视为&历史现象&。我的史学训练交给我一套熟练的技巧，让我把所有关乎信仰的言说解释为人面对世界的生存策略。带着这套思维惯性，我读了不少宗教经典，也研究过几位宗教人物，尽量保持&客观&的同时，嘴角从没放下那丝学者的窃笑。翻开《返璞归真》，我也准备了全副工具，好在掩卷之日向军海兄剖解一番，嘲讽一通。
已经忘了被刘易斯缴械是在哪章哪页。真正终篇，我才意识到，刚刚经历了一次此生少有的阅读体验。刘易斯有一种简单的力量，让我忘掉所谓的学术视角，让我再无余力去对旁人施与&理解之同情&，让我不甚情愿地面对&我的问题&。《返璞归真》没有使我皈依，却给我震撼。震撼的由来，我想在稍后略作分析。2013年那个夏天，我没有办法形容它，为了回应军海兄，我想出了个空洞又矫情的词充当读后感：一片澄明。
《返璞归真》之后，我又读了《纳尼亚传奇》、《魔鬼家书》（况志鸿、李安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四种爱》（王鹏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还和军海兄组织了关于《四种爱》的读书会。
这时，刘易斯于我，已经是一位重要作者。所谓&重要作者&，是令我长时间心存感激的那类人物。经过学院训练，又身处学院生态，对我而言，&感激&早已成了稀缺情感。学院里的硬通货，永远是&研究&。我无力研究，更不敢研究，只想带着眩晕在刘易斯的世界里多走走多停停。刘易斯的世界，上帝是当然的中心。使我眩晕的不是上帝，是上帝照临之下的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即便是在《魔鬼家书》这样异想天开的作品里，刘易斯写的也是普通人，或者说，我的邻人。正是这样的人，让我感到陌生和眩晕。不是因为他与我不同，而是因为他和我一样。刘易斯教我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我自己。他的世界之外，我是完整的，至少是稳定的。我熟练地走着我的路，努力取悦同路人，清风拂面，还会熏熏然赞叹一下自己这个好人。走进刘易斯的世界，还是原来的我，完整、稳定、熟练的一切瞬间凌乱。在那里，问题的核心，不是我在我的眼中如何、我在邻人眼中如何，而是我首先活在上帝眼中。
读刘易斯，是乐事，也危险。他指引的世界，我无力拒绝，却又不知等在世界深处的，是灭顶，还是重生。幸好，有太多事可以分心的。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当时的兴趣所在，则是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为了理解中国，当代中国，我贪婪地读政治学、近代史，当然，也看党报、刷微博，硬着头皮看，欲罢不能地刷。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启蒙和现代化，是最高级的词汇。无论在客厅还是讲台，提到它们，我总能燃起布道者的热情。我的世界里，它们才是问题的核心。
刘易斯，当然无从解答中国问题，《返璞归真》、《四种爱》更与政治无涉。所以，我只把这位重要作者的书当成重要的消遣。而那段时间，我还会偶尔从军海兄那里听到关于刘易斯的消息：他找到了台译刘易斯，他打印了刘易斯原著，他挖出了刘易斯的网站，&&直到有一天，他说，打算动手翻译刘易斯。
2013年年尾，军海兄动了翻译之念，紧接着，便与我分享了很多译文片段。这是一些让我震惊的片段。在我心目中，刘易斯是宗教题材的大师。这些片段显示，他还对现代政治、政治哲学、政治思潮极为敏感。更重要的是，刘易斯是以我绝对陌生的方式谈论现代和现代政治。作为政治学的热心读者，我不曾听到过与之相似的语调。
我知道，谈政治的刘易斯和谈信仰的刘易斯是一个人，却又无法在理清两者之间的关联。于是，我决定重读刘易斯。这次，读他的书，不是消遣，而是挑战。
重要转折，是《裸颜》（曾珍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空间三部曲》（马爱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特别是《裸颜》。这是刘易斯的两部幻想小说。我从中感受到的，是思想的冲击。我知道，刘易斯嘲笑过那些把小说当&生活评论&、&思想评论&的读者（《文艺评论的实验》）。可我还是想谈谈这次&刘易斯谬误&给我的启示。
《裸颜》和《空间三部曲》都是关于信仰的故事。前者讲福音降临之前，人的痛苦求索。后者讲信仰的现代危机，应该说，信仰者的现代危机。愿刘易斯原谅，我从里面读出了两部激荡人心的思想史。
《裸颜》里，大祭司似乎是独断论者的象征，他坚信，深山之中有一个活生生的神。女主角的希腊教师狐，则是怀疑论的代表，他用熟练地人文话语拆解大祭司的神。我所习惯的思想史叙述，是后者战胜前者的叙述，是把后者等同于文明之方向的叙述。《裸颜》当中，刘易斯让狐充当主人公的老师，却又意味深长地让冥府中的狐重新思考大祭司那双盲目背后的心灵。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实则同时是大祭司和狐的弟子，她们共同走出了关于信仰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大祭司和狐，都无从想象。
《空间三部曲》里，有好多奇幻想象。我带着愧疚草草略过，流连再三的，是福音与现代伪福音的殊死搏斗。小说里，现代伪福音有诸多变形：生命哲学、超人哲学、科学主义的狂热、社会规划师的僭越，以及现代学院里的陋儒。诸如此类的学说，我曾经虔敬地研读；诸如此类的人物，我曾经带着信任追随；诸如此类的群体，我曾经满怀热情的加入。刘易斯上天入地的星球大战，让我猛醒：原先以为真实不欺的现代世界（主要是思想世界），可能只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一隅。
我无意在这里提交《裸颜》和《空间三部曲》的阅读报告。我想说的是，这两部书，成了我进一步理解刘易斯的契机。当我谈《裸颜》时，用了&独断论&和&怀疑论&两个词。熟悉哲学史的朋友，自然会由它们联想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工作，正是要在独断论、怀疑论之后，重新清理人类关于知识的知识。而这一工作的终极宏愿，是使人们以正确的方式谈论自由、不死、上帝。
没错，当我再次研读刘易斯时，首先想到的，是康德。这样说，绝非暗示刘易斯是现代康德。此类标签，同时亵渎了两位先贤。用一个较为私人的表述：在我的精神史里，刘易斯发挥了和康德相近的影响。康德试图把人类心智从独断论和怀疑论中拯救出来。他的工具，是&纯粹理性批判&。这个术语，有三种用法：理性发起的批判，针对理性的批判，理性的自我批判。三种工作联合起来，目的是为人类的知识能力列一份详尽的清单，使人类明确：我可以知道什么，我绝对不可以知道什么。这样一来，既为人类理性规定了义务，也为理性划定了疆界。18世纪的康德，已经在忧心人类理性的僭越。
刘易斯面对上帝的方式，必然不同于康德。我不知道康德提到上帝的时候是否带有一丝情感。我肯定，刘易斯爱着他的上帝。刘易斯和康德相通之处，是忧心人类的僭越，尤其是理性的僭越。他们的解忧方式也相似，那就是尽可能地划定人类理性的疆界（对刘易斯，还有情感的疆界）。对他们而言，人类能够知道什么、绝对不能知道什么，是精神生活的头等大事。康德意识到人类强不知以为知的危险。刘易斯则见识了人类强不知以为知的灾难。刘易斯时时刻刻谈论上帝。但是当他谈论上帝时，无处不是在提醒人类：或许，你已经越过了自己的疆界。人类的越界，有时是借助上帝，有时，借助上帝的死。现代人类，后者居多。
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出发点。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谈一件事：讲述信仰的刘易斯和议论时政的刘易斯，是一个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对人类僭越的忧心。
上面的话，只是我独自阅读的一点悬想。最近的这个寒假，军海兄不断和我分享译稿，这让我觉得，悬想似乎不甚离谱。
两部较为完整的译稿，是《人之废》和《切今之事》。这两部小册子，都是与现代人对话。前者，是与现代思潮和现代哲学家的论辩；后者的听众，或许是更为日常的现代智识阶层&&那些读报的人。这两类人，都对自己的僭越习焉不察，甚至自以为是。现代哲学家，包括他们的前辈，共同把&现代&推上神坛，让这个平凡的时态成为举世膜拜的偶像。现代的报纸读者，正是膜拜现代的主力，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现代人的成就当成唯一真实的成就，把现代人的苦恼当成唯一重要的苦恼。正是这样的现代人，把偶然生活于此的角落当成整个世界，又把自己当成整个世界的主人，继而，彼此平等的主人们，又不得不为自己造出新的神。《人之废》和《切今之事》，刘易斯要做的，正是为&现代&这位新偶像划定疆界，为&现代人&这位新神划定疆界。
我没资格全面介绍这两部书的内容，这个任务应该留给军海兄。我只是想表达一下身为&早期读者&的喜乐。读完《人之废》和《切近之事》，刘易斯于我，已经不是&重要读者&，而是少数的几块&思想基石&之一。&思想基石&的意思是，它帮我走进新的世界，或者，帮我用全新的目光看待原来的世界。比如，重新审视那个为&启蒙&和&现代&布道的我。刘易斯说，这些堂皇的现代大词，是药，不是道。
我的阅读史里，堪称&思想基石&的作者不多。康德当然是。总结康德的历史地位时，不少哲学史家喜欢说他开启了&哥白尼式的转向&。就其重要而言，这个类比不为过。就其性质而言，则颇为不伦。因为，哥白尼帮人类跳出了地球中心，而康德则把全部工作建基于人类的理性，即便为理性立法，也是出于人类和理性的尊严和需要。而刘易斯，恰恰忧心人类把自己当成全部。作为&现代&作家，他尤其担心现代人把偶然得来的现代当成全部。《切今之事》里有一篇《生活于核弹时代》，正是对刘易斯式忧心的传神写照。读了这篇小品，我总觉得，《切今之事》应该翻译成《现代这件小事》才好。当然，只是突发奇想，不值得和军海兄讨论。
前文满纸&军海兄&，其实，平时朋友们习惯喊他老邓。在现代同事眼里，老邓是狂人，因为越是面对现代意义的尊者，老邓越是口无遮拦。忘了哪一天，这位狂人告诉我，打算侍奉刘易斯。他的系列译作，就是侍奉刘易斯的基础工作。
老邓侍奉刘易斯，我是最早最直接的受益者。希望更多的汉语读者收益于此。这篇文字，是我向刘老和老邓的私人性致敬。
大约2013年夏天，军海兄郑重向我推荐一本书：C.S刘易斯的《返璞归真》（汪咏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我所服务的大学里，军海兄是少数几位房子、车子、工资、职称、项目之外还可以聊聊的朋友。...&
大约2013年夏天，军海兄郑重向我推荐一本书：C.S刘易斯的《返璞归真》（汪咏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我所服务的大学里，军海兄是少数几位房子、车子、工资、职称、项目之外还可以聊聊的朋友。少数几位朋友中，军海兄最认真，最不幽默，我是指作为聊天的作料的那种幽默。军海兄很少聊天，所以无需幽默。他开口，就是要和你讨论。他荐书，我不敢敷衍，因为几天之后等着我的，肯定是毫不幽默的追问和争论。
此前，我对刘易斯所知甚少：他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他有一段传奇的婚恋，电视台还播过以此为题的电影；他有一本名为《文艺评论的实验》小册子，写论文时匆匆翻过，不得要领；再有，他是虔敬的基督徒，是一位辩才无碍的护教大师。
《返璞归真》，便是一本护教之作。汪咏梅先生的译者序里，开篇就罗列了若干因读此书而皈依的佳话。在当时，这些颇具宣传意味的&八卦&，险些浇灭我的阅读热情。童年时代，我接受了中国式无神论教育。成年以后，我接受了中国式学院训练。对宗教，我能摆出的最&通达&的态度，只是把它视为&历史现象&。我的史学训练交给我一套熟练的技巧，让我把所有关乎信仰的言说解释为人面对世界的生存策略。带着这套思维惯性，我读了不少宗教经典，也研究过几位宗教人物，尽量保持&客观&的同时，嘴角从没放下那丝学者的窃笑。翻开《返璞归真》，我也准备了全副工具，好在掩卷之日向军海兄剖解一番，嘲讽一通。
已经忘了被刘易斯缴械是在哪章哪页。真正终篇，我才意识到，刚刚经历了一次此生少有的阅读体验。刘易斯有一种简单的力量，让我忘掉所谓的学术视角，让我再无余力去对旁人施与&理解之同情&，让我不甚情愿地面对&我的问题&。《返璞归真》没有使我皈依，却给我震撼。震撼的由来，我想在稍后略作分析。2013年那个夏天，我没有办法形容它，为了回应军海兄，我想出了个空洞又矫情的词充当读后感：一片澄明。
《返璞归真》之后，我又读了《纳尼亚传奇》、《魔鬼家书》（况志鸿、李安琴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四种爱》（王鹏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还和军海兄组织了关于《四种爱》的读书会。
这时，刘易斯于我，已经是一位重要作者。所谓&重要作者&，是令我长时间心存感激的那类人物。经过学院训练，又身处学院生态，对我而言，&感激&早已成了稀缺情感。学院里的硬通货，永远是&研究&。我无力研究，更不敢研究，只想带着眩晕在刘易斯的世界里多走走多停停。刘易斯的世界，上帝是当然的中心。使我眩晕的不是上帝，是上帝照临之下的人、人的生活、人的情感。即便是在《魔鬼家书》这样异想天开的作品里，刘易斯写的也是普通人，或者说，我的邻人。正是这样的人，让我感到陌生和眩晕。不是因为他与我不同，而是因为他和我一样。刘易斯教我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我自己。他的世界之外，我是完整的，至少是稳定的。我熟练地走着我的路，努力取悦同路人，清风拂面，还会熏熏然赞叹一下自己这个好人。走进刘易斯的世界，还是原来的我，完整、稳定、熟练的一切瞬间凌乱。在那里，问题的核心，不是我在我的眼中如何、我在邻人眼中如何，而是我首先活在上帝眼中。
读刘易斯，是乐事，也危险。他指引的世界，我无力拒绝，却又不知等在世界深处的，是灭顶，还是重生。幸好，有太多事可以分心的。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当时的兴趣所在，则是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为了理解中国，当代中国，我贪婪地读政治学、近代史，当然，也看党报、刷微博，硬着头皮看，欲罢不能地刷。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启蒙和现代化，是最高级的词汇。无论在客厅还是讲台，提到它们，我总能燃起布道者的热情。我的世界里，它们才是问题的核心。
刘易斯，当然无从解答中国问题，《返璞归真》、《四种爱》更与政治无涉。所以，我只把这位重要作者的书当成重要的消遣。而那段时间，我还会偶尔从军海兄那里听到关于刘易斯的消息：他找到了台译刘易斯，他打印了刘易斯原著，他挖出了刘易斯的网站，&&直到有一天，他说，打算动手翻译刘易斯。
2013年年尾，军海兄动了翻译之念，紧接着，便与我分享了很多译文片段。这是一些让我震惊的片段。在我心目中，刘易斯是宗教题材的大师。这些片段显示，他还对现代政治、政治哲学、政治思潮极为敏感。更重要的是，刘易斯是以我绝对陌生的方式谈论现代和现代政治。作为政治学的热心读者，我不曾听到过与之相似的语调。
我知道，谈政治的刘易斯和谈信仰的刘易斯是一个人，却又无法在理清两者之间的关联。于是，我决定重读刘易斯。这次，读他的书，不是消遣，而是挑战。
重要转折，是《裸颜》（曾珍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和《空间三部曲》（马爱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特别是《裸颜》。这是刘易斯的两部幻想小说。我从中感受到的，是思想的冲击。我知道，刘易斯嘲笑过那些把小说当&生活评论&、&思想评论&的读者（《文艺评论的实验》）。可我还是想谈谈这次&刘易斯谬误&给我的启示。
《裸颜》和《空间三部曲》都是关于信仰的故事。前者讲福音降临之前，人的痛苦求索。后者讲信仰的现代危机，应该说，信仰者的现代危机。愿刘易斯原谅，我从里面读出了两部激荡人心的思想史。
《裸颜》里，大祭司似乎是独断论者的象征，他坚信，深山之中有一个活生生的神。女主角的希腊教师狐，则是怀疑论的代表，他用熟练地人文话语拆解大祭司的神。我所习惯的思想史叙述，是后者战胜前者的叙述，是把后者等同于文明之方向的叙述。《裸颜》当中，刘易斯让狐充当主人公的老师，却又意味深长地让冥府中的狐重新思考大祭司那双盲目背后的心灵。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实则同时是大祭司和狐的弟子，她们共同走出了关于信仰的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大祭司和狐，都无从想象。
《空间三部曲》里，有好多奇幻想象。我带着愧疚草草略过，流连再三的，是福音与现代伪福音的殊死搏斗。小说里，现代伪福音有诸多变形：生命哲学、超人哲学、科学主义的狂热、社会规划师的僭越，以及现代学院里的陋儒。诸如此类的学说，我曾经虔敬地研读；诸如此类的人物，我曾经带着信任追随；诸如此类的群体，我曾经满怀热情的加入。刘易斯上天入地的星球大战，让我猛醒：原先以为真实不欺的现代世界（主要是思想世界），可能只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庐山一隅。
我无意在这里提交《裸颜》和《空间三部曲》的阅读报告。我想说的是，这两部书，成了我进一步理解刘易斯的契机。当我谈《裸颜》时，用了&独断论&和&怀疑论&两个词。熟悉哲学史的朋友，自然会由它们联想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工作，正是要在独断论、怀疑论之后，重新清理人类关于知识的知识。而这一工作的终极宏愿，是使人们以正确的方式谈论自由、不死、上帝。
没错，当我再次研读刘易斯时，首先想到的，是康德。这样说，绝非暗示刘易斯是现代康德。此类标签，同时亵渎了两位先贤。用一个较为私人的表述：在我的精神史里，刘易斯发挥了和康德相近的影响。康德试图把人类心智从独断论和怀疑论中拯救出来。他的工具，是&纯粹理性批判&。这个术语，有三种用法：理性发起的批判，针对理性的批判，理性的自我批判。三种工作联合起来，目的是为人类的知识能力列一份详尽的清单，使人类明确：我可以知道什么，我绝对不可以知道什么。这样一来，既为人类理性规定了义务，也为理性划定了疆界。18世纪的康德，已经在忧心人类理性的僭越。
刘易斯面对上帝的方式，必然不同于康德。我不知道康德提到上帝的时候是否带有一丝情感。我肯定，刘易斯爱着他的上帝。刘易斯和康德相通之处，是忧心人类的僭越，尤其是理性的僭越。他们的解忧方式也相似，那就是尽可能地划定人类理性的疆界（对刘易斯，还有情感的疆界）。对他们而言，人类能够知道什么、绝对不能知道什么，是精神生活的头等大事。康德意识到人类强不知以为知的危险。刘易斯则见识了人类强不知以为知的灾难。刘易斯时时刻刻谈论上帝。但是当他谈论上帝时，无处不是在提醒人类：或许，你已经越过了自己的疆界。人类的越界，有时是借助上帝，有时，借助上帝的死。现代人类，后者居多。
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出发点。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谈一件事：讲述信仰的刘易斯和议论时政的刘易斯，是一个人。两者之间的纽带，是对人类僭越的忧心。
上面的话，只是我独自阅读的一点悬想。最近的这个寒假，军海兄不断和我分享译稿，这让我觉得，悬想似乎不甚离谱。
两部较为完整的译稿，是《人之废》和《切今之事》。这两部小册子，都是与现代人对话。前者，是与现代思潮和现代哲学家的论辩；后者的听众，或许是更为日常的现代智识阶层&&那些读报的人。这两类人，都对自己的僭越习焉不察，甚至自以为是。现代哲学家，包括他们的前辈，共同把&现代&推上神坛，让这个平凡的时态成为举世膜拜的偶像。现代的报纸读者，正是膜拜现代的主力，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现代人的成就当成唯一真实的成就，把现代人的苦恼当成唯一重要的苦恼。正是这样的现代人，把偶然生活于此的角落当成整个世界，又把自己当成整个世界的主人，继而，彼此平等的主人们，又不得不为自己造出新的神。《人之废》和《切今之事》，刘易斯要做的，正是为&现代&这位新偶像划定疆界，为&现代人&这位新神划定疆界。
我没资格全面介绍这两部书的内容，这个任务应该留给军海兄。我只是想表达一下身为&早期读者&的喜乐。读完《人之废》和《切近之事》，刘易斯于我，已经不是&重要读者&，而是少数的几块&思想基石&之一。&思想基石&的意思是，它帮我走进新的世界，或者，帮我用全新的目光看待原来的世界。比如，重新审视那个为&启蒙&和&现代&布道的我。刘易斯说，这些堂皇的现代大词，是药，不是道。
我的阅读史里，堪称&思想基石&的作者不多。康德当然是。总结康德的历史地位时，不少哲学史家喜欢说他开启了&哥白尼式的转向&。就其重要而言，这个类比不为过。就其性质而言，则颇为不伦。因为，哥白尼帮人类跳出了地球中心，而康德则把全部工作建基于人类的理性，即便为理性立法，也是出于人类和理性的尊严和需要。而刘易斯，恰恰忧心人类把自己当成全部。作为&现代&作家，他尤其担心现代人把偶然得来的现代当成全部。《切今之事》里有一篇《生活于核弹时代》，正是对刘易斯式忧心的传神写照。读了这篇小品，我总觉得，《切今之事》应该翻译成《现代这件小事》才好。当然，只是突发奇想，不值得和军海兄讨论。
前文满纸&军海兄&，其实，平时朋友们习惯喊他老邓。在现代同事眼里，老邓是狂人，因为越是面对现代意义的尊者，老邓越是口无遮拦。忘了哪一天，这位狂人告诉我，打算侍奉刘易斯。他的系列译作，就是侍奉刘易斯的基础工作。
老邓侍奉刘易斯，我是最早最直接的受益者。希望更多的汉语读者收益于此。这篇文字，是我向刘老和老邓的私人性致敬。
第一次和毛子路聊天，是在我家。他不是自愿来的，是被人拎来的。
那段时间，毛子路结识了军旅逻辑学家邓军海。军旅逻辑学的过人之处是，逻辑不管用时，可以瞬间启动军旅模式。毛子路和邓军海在二食堂一楼讨论中国文化的走向。小毛坚信，必须把中国传统砸碎，回炉另造。他没能砸碎传统，砸碎了老邓做为逻辑学家的耐心。于是，他就被很军旅地扔到了我的沙发上。
第一次和毛子路聊天，是在我家。他不是自愿来的，是被人拎来的。&
那段时间，毛子路结识了军旅逻辑学家邓军海。军旅逻辑学的过人之处是，逻辑不管用时，可以瞬间启动军旅模式。毛子路和邓军海在二食堂一楼讨论中国文化的走向。小毛坚信，必须把中国传统砸碎，回炉另造。他没能砸碎传统，砸碎了老邓做为逻辑学家的耐心。于是，他就被很军旅地扔到了我的沙发上。&
那天聊了很多，事后追忆，似乎什么都没聊。能记住的，只有毛子路的一句话：&我，我，我，我的愿望，我的愿望很小，就是，就是，把中国，把中国救起来。&&
后来才知道，这是毛子路的经典句式：主语重复三遍，主语连同谓语再重复两遍，主谓宾终于团聚。按照这种节奏，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肯定没说多少东西。可这一句也就够了。它让我意识到，眼前的小不点儿，竟是一位严肃而又着急的思考者。或者说，他太严肃太着急了，误以为自己在思考。每次想起那个初识毛子路的下午，我都严肃得笑出声来。&
那之后不久，老邓和我，张罗出一个校园非法组织，我们习惯于称之为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具备很多非法组织的特征。比如，不向领导备案，不接受上级的拨款，最最非法的是，我们竟然鼓励学生自由地说话。读书会办了两年，毛子路在里面混了两年。&
我们读了不少书。《猜想与反驳》、《天下篇》、《四种爱》、《论语》。&
我们说了不少话。说话最多的，除了老邓，就属小毛。我发现，这两个人的言语风格越来越像：都是又严肃有着急。哪怕别人的话题跑到千里万里，他们都能坦坦荡荡毫无技巧地打断，扯回自己严肃而着急着的那件事，然后，坦坦荡荡地千里万里。让我惊喜的是，小毛虽然还是那么严肃而着急，却不再是自以为是的思考了。他开始学会辨认，哪些时候，只是好像在思考。滔滔不绝之后，他也会停下来想想，到底是在谈书，还是谈自己。&
我们喝了不少酒。在教研室，在秋水湖，还有一次，我们搬了一箱啤酒冲到时间广场，成功惊动了保卫科。这也再次证明我们多么的非法组织。秋水湖边的那些晚上，最让人怀念。聊天，喝酒，继之以歌，继之以手舞足蹈。在腼腆成为文化基因的圈子里，聚众唱歌，总是小概率事件。好在老邓和小毛缺乏这种基因。几瓶下肚，嗓门拔高，眼渐迷离，黄金时段就开启了。感谢上帝，每次都让我喝得足够多，可以忘掉老邓星月之下吼出的秦腔。感谢上帝，让我记得小毛的Beyon，还有《爱拼才会赢》。他唱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着急，什么都不说，又说了很多。&
第一次知道毛子路写小说，是两年前。好像是夏天吧，读书会的不少成员，都收到一个小册子，都被叮嘱要仔细阅读。那是毛子路的处女作，《陌生的云》。&
不出所料，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成长的故事。经过多少次半途而废，我终于把它读完。至今不变的第一印象是：真的只有毛子路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当然，这个评语，最好从负面加以理解。为了便于负面理解，我又找到一种更为纠结的表述方式：这是一篇没有风格的东西，它的没有风格，正是毛子路的风格。&
比如，它的语言，虽不像说话时的毛子路那样重章复沓，却句句都能让我觉得这是他在说话。为此，我琢磨了很久，终得领悟：原来，说话的小毛，写字的小毛，都不情愿让主语、谓语、宾语爽快地相遇。读着《陌生的云》，我确定这是那个严肃又着急的小毛在说话，就是那个想要把中国救起来的小毛。&
无论说话还是写字，他都迫切地向人们讲述他，和他的世界。就像第一次抬头看天的小孩，没完没了地跟大人叨念，他发现了月亮。挺可爱，挺烦人。&
那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怂恿毛子路写小说，写真正的小说。我希望他当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满心都是自己。讲故事的人，得暂时放下自己。有故事的人，活着、折腾，就够了。讲故事的人，需要手艺，讲故事的手艺。这就好比，在我的沙发上喋喋不休的小毛，在秋水湖边唱歌的小毛，是一个人，也是两个人。两者的区别是，前一个太没耐心，对自己，对世界。&
此后，小说成了我和毛子路的共同话题。和救中国的话题一样，我们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去年初夏，我把毛子路灌醉了。那是在一个烧烤摊，我挥舞着手里的竹签，向小毛宣讲小说家的戒律。酒精占了大量内存，我还是把能想到的励志故事全都抖露了一遍。主题只有一个：希望他把小说当成手艺，把写小说当成生活。有旁观者为证，那晚，小毛哭了。一个真信徒，碰上一个伪传教士，这是合理的反应。&
第二天，我穷极无聊地醒酒，而毛子路，独自开启了向村上春树致敬的生活模式：写小说，跑步。我不知道他会跑到什么时候，写到什么时候。我见到了跑出来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这篇《崇安小镇》。&
我大概是这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十几个月，我严肃又着急地等着读。小毛仍然严肃，却不那么着急了。一切都从他读家乡的县志开始，故事慢慢长出来，长成现在的样子，小毛说，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我喜欢小说的主角。小毛称他为阿思阑，是生活在元末福建小镇的蒙古人。对于积习难改的文艺评论家而言，单是这个人物设定，就可以咀嚼出无数大道理。但我相信，小毛不会想到这些。他只是偶尔遇到这个人，然后认真地陪他走上一程。&
阿思阑和毛子路毫不相像，毫不相干。而且，小毛尽了最大努力，把小说里毛子路的影子筛掉。他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像个手艺人了。木匠，总是按照椅子该有的样子制作椅子。伟大的工匠，时刻思考&我该&，很少会说&我要&。&
我想，毛子路得感谢阿思阑，就像小木匠感谢他做出的第一把椅子。因为，他让他，它让他，知道了一门手艺里所包含的的技术、苦乐，还有德性。&
做出一把椅子的人，会和从前的自己不太一样。从前，他只会想象一把椅子。阿思阑当然不只是一把椅子。他是毛子路的师傅。他教会他如何做个谦卑的讲故事的人。故事讲完，讲故事的人，自己也更有故事了。&
从那场夏夜的烧烤开始，我就没资格再做毛子路的老师。因为当他尊奉小说家的戒律，跑步、写字的时候，我还只是把那些戒律当成偶尔卖弄一下的学问。伪传教士给了信徒一块面包。信徒自己找到了可以长出粮食的种子。&
所以，对《崇安小镇》，我提不出教师式的指导，只有做为读者的满意，以及不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很多，可我已经忍不住带着好多不满惦记那个叫阿思阑的人了。&
毛子路，本名毛维炜。读《论语》，毛维炜最喜欢子路，因为子路总是那么严肃又着急。于是，小毛决定把&子路&送给未来的小小毛做名字。几天之后，他等不及了，决定亲自成为毛子路。真是严肃又着急的家伙。
第一次和毛子路聊天，是在我家。他不是自愿来的，是被人拎来的。
那段时间，毛子路结识了军旅逻辑学家邓军海。军旅逻辑学的过人之处是，逻辑不管用时，可以瞬间启动军旅模式。毛子路和邓军海在二食堂一楼讨论中国文化的走向。小毛坚信，必须把中国传统砸碎，回炉另造。他没能砸碎传统，砸碎了老邓做为逻辑学家的耐心。于是，他就被很军旅地扔到了我的沙发上。
第一次和毛子路聊天，是在我家。他不是自愿来的，是被人拎来的。&
那段时间，毛子路结识了军旅逻辑学家邓军海。军旅逻辑学的过人之处是，逻辑不管用时，可以瞬间启动军旅模式。毛子路和邓军海在二食堂一楼讨论中国文化的走向。小毛坚信，必须把中国传统砸碎，回炉另造。他没能砸碎传统，砸碎了老邓做为逻辑学家的耐心。于是，他就被很军旅地扔到了我的沙发上。&
那天聊了很多，事后追忆，似乎什么都没聊。能记住的，只有毛子路的一句话：&我，我，我，我的愿望，我的愿望很小，就是，就是，把中国，把中国救起来。&&
后来才知道，这是毛子路的经典句式：主语重复三遍，主语连同谓语再重复两遍，主谓宾终于团聚。按照这种节奏，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肯定没说多少东西。可这一句也就够了。它让我意识到，眼前的小不点儿，竟是一位严肃而又着急的思考者。或者说，他太严肃太着急了，误以为自己在思考。每次想起那个初识毛子路的下午，我都严肃得笑出声来。&
那之后不久，老邓和我，张罗出一个校园非法组织，我们习惯于称之为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具备很多非法组织的特征。比如，不向领导备案，不接受上级的拨款，最最非法的是，我们竟然鼓励学生自由地说话。读书会办了两年，毛子路在里面混了两年。&
我们读了不少书。《猜想与反驳》、《天下篇》、《四种爱》、《论语》。&
我们说了不少话。说话最多的，除了老邓，就属小毛。我发现，这两个人的言语风格越来越像：都是又严肃有着急。哪怕别人的话题跑到千里万里，他们都能坦坦荡荡毫无技巧地打断，扯回自己严肃而着急着的那件事，然后，坦坦荡荡地千里万里。让我惊喜的是，小毛虽然还是那么严肃而着急，却不再是自以为是的思考了。他开始学会辨认，哪些时候，只是好像在思考。滔滔不绝之后，他也会停下来想想，到底是在谈书，还是谈自己。&
我们喝了不少酒。在教研室，在秋水湖，还有一次，我们搬了一箱啤酒冲到时间广场，成功惊动了保卫科。这也再次证明我们多么的非法组织。秋水湖边的那些晚上，最让人怀念。聊天，喝酒，继之以歌，继之以手舞足蹈。在腼腆成为文化基因的圈子里，聚众唱歌，总是小概率事件。好在老邓和小毛缺乏这种基因。几瓶下肚，嗓门拔高，眼渐迷离，黄金时段就开启了。感谢上帝，每次都让我喝得足够多，可以忘掉老邓星月之下吼出的秦腔。感谢上帝，让我记得小毛的Beyon，还有《爱拼才会赢》。他唱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着急，什么都不说，又说了很多。&
第一次知道毛子路写小说，是两年前。好像是夏天吧，读书会的不少成员，都收到一个小册子，都被叮嘱要仔细阅读。那是毛子路的处女作，《陌生的云》。&
不出所料，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成长的故事。经过多少次半途而废，我终于把它读完。至今不变的第一印象是：真的只有毛子路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当然，这个评语，最好从负面加以理解。为了便于负面理解，我又找到一种更为纠结的表述方式：这是一篇没有风格的东西，它的没有风格，正是毛子路的风格。&
比如，它的语言，虽不像说话时的毛子路那样重章复沓，却句句都能让我觉得这是他在说话。为此，我琢磨了很久，终得领悟：原来，说话的小毛，写字的小毛，都不情愿让主语、谓语、宾语爽快地相遇。读着《陌生的云》，我确定这是那个严肃又着急的小毛在说话，就是那个想要把中国救起来的小毛。&
无论说话还是写字，他都迫切地向人们讲述他，和他的世界。就像第一次抬头看天的小孩，没完没了地跟大人叨念，他发现了月亮。挺可爱，挺烦人。&
那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怂恿毛子路写小说，写真正的小说。我希望他当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是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满心都是自己。讲故事的人，得暂时放下自己。有故事的人，活着、折腾，就够了。讲故事的人，需要手艺，讲故事的手艺。这就好比，在我的沙发上喋喋不休的小毛，在秋水湖边唱歌的小毛，是一个人，也是两个人。两者的区别是，前一个太没耐心，对自己，对世界。&
此后，小说成了我和毛子路的共同话题。和救中国的话题一样，我们说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去年初夏，我把毛子路灌醉了。那是在一个烧烤摊，我挥舞着手里的竹签，向小毛宣讲小说家的戒律。酒精占了大量内存，我还是把能想到的励志故事全都抖露了一遍。主题只有一个：希望他把小说当成手艺，把写小说当成生活。有旁观者为证，那晚，小毛哭了。一个真信徒，碰上一个伪传教士，这是合理的反应。&
第二天，我穷极无聊地醒酒，而毛子路，独自开启了向村上春树致敬的生活模式：写小说，跑步。我不知道他会跑到什么时候，写到什么时候。我见到了跑出来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这篇《崇安小镇》。&
我大概是这篇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十几个月，我严肃又着急地等着读。小毛仍然严肃，却不那么着急了。一切都从他读家乡的县志开始，故事慢慢长出来，长成现在的样子，小毛说，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我喜欢小说的主角。小毛称他为阿思阑，是生活在元末福建小镇的蒙古人。对于积习难改的文艺评论家而言，单是这个人物设定，就可以咀嚼出无数大道理。但我相信，小毛不会想到这些。他只是偶尔遇到这个人，然后认真地陪他走上一程。&
阿思阑和毛子路毫不相像，毫不相干。而且，小毛尽了最大努力，把小说里毛子路的影子筛掉。他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像个手艺人了。木匠，总是按照椅子该有的样子制作椅子。伟大的工匠，时刻思考&我该&，很少会说&我要&。&
我想，毛子路得感谢阿思阑，就像小木匠感谢他做出的第一把椅子。因为，他让他，它让他，知道了一门手艺里所包含的的技术、苦乐，还有德性。&
做出一把椅子的人，会和从前的自己不太一样。从前，他只会想象一把椅子。阿思阑当然不只是一把椅子。他是毛子路的师傅。他教会他如何做个谦卑的讲故事的人。故事讲完，讲故事的人，自己也更有故事了。&
从那场夏夜的烧烤开始，我就没资格再做毛子路的老师。因为当他尊奉小说家的戒律，跑步、写字的时候，我还只是把那些戒律当成偶尔卖弄一下的学问。伪传教士给了信徒一块面包。信徒自己找到了可以长出粮食的种子。&
所以，对《崇安小镇》，我提不出教师式的指导，只有做为读者的满意，以及不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很多，可我已经忍不住带着好多不满惦记那个叫阿思阑的人了。&
毛子路，本名毛维炜。读《论语》，毛维炜最喜欢子路，因为子路总是那么严肃又着急。于是，小毛决定把&子路&送给未来的小小毛做名字。几天之后，他等不及了，决定亲自成为毛子路。真是严肃又着急的家伙。
有关自我教育
写这样一篇长文，主要是受《支点三岔口之从人教版教材改版看语文教育》讲座的启发，也是读《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书的感悟，还是对前一段时间思考结果的回顾。
怕听到&教育&一词，也怕讨论&教育&一词，即便在此前加上&自我&二字。
在我所处的话语体系中，教育不是义正言辞的&你这样做不对&，就是循循诱导式的&你应该这样想，不是...&
有关自我教育&
写这样一篇长文，主要是受《支点三岔口之从人教版教材改版看语文教育》讲座的启发，也是读《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书的感悟，还是对前一段时间思考结果的回顾。&&
怕听到&教育&一词，也怕讨论&教育&一词，即便在此前加上&自我&二字。
在我所处的话语体系中，教育不是义正言辞的&你这样做不对&，就是循循诱导式的&你应该这样想，不是吗？&
在我所处的语言环境中，教育无非是教育者的高高在上无限权威和受教育者的俯首听命顿首称是。
从学生时代走来，走上讲台，为人师表，我对&教育&二字的畏惧之情与日俱增。
从前畏惧，是因为自己作为学生在下面对上面的人仰视到脖子痛；现在畏惧，是因为很难让下面的学生不要仰视在上面的我到脖子痛。
教育在中国，似乎从一开始便与伟大、光荣、正确结盟。
&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够伟大吧；
&今天我以你为傲，明日你因我而自豪&，够光荣吧；
&还记得那块黑板，擦掉的是功利，写下的是真理&，够正确吧。
有人会问：既然教育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们还需要庸人自扰似的反思吗？既然教育在中国到现在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们还需要画蛇添足般的自我教育吗？
我会说：正是因为教育在中国从始到终的伟大、光荣、正确，才需要我们彻底反思，重新估量，认识自我，审视自我，教育自我，直至成为自我。&
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作者：尼采）一书的译者导言中，周国平如是说：&我们或许可以同意，本书的确切标题应该是《作为自我教育的哲学家的尼采》。说到底一切有效的教育也都是自我教育，唯有当你的灵魂足以成为你自己的导师之时，你才是真正走在你自己的路上了。&
自我教育的可贵之处在于可以真切地体察自我，可以反复，允许犯错，不限时空，不必上交，不虚伪不矫饰，尤其不必伟大和光荣。
自我教育的效果会体现在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上，而由此而生成的结果要自我承担，以此为基础，继续自我教育。生命不息，此种教育不止。
既然自我教育如此自由且伴人一生，那么如何进行此种教育呢？其实前人为我们提供过一种方式，也是常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自省。&
有被迫式的面壁思过，有自觉式的&吾日三省&。&
前者乃师长认为某弟子冥顽不化以至开不出药方时的无奈之举，希冀其通过自处而&良心发现&，继而&重新做人&。这样的方式常因面壁者孤独难耐，只好认错，表示悔过？而屡见奇效，但因其并非发自真心，故反弹率极高。这，并不能算作是好的自我教育。
后者乃自古以来为西方和东方哲学家所讨论的内省法是也，指的是人通过向内的检视，带来。这种方法是很好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孔子提倡的&内自省&，&内自讼&，孟子提倡的&自得&，皆属此例。
因此，自我教育的先决条件的自觉，著名的三大《忏悔录》就是自我教育的典型产物。
自我教育要求自我教育者培养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疑问且敢于直面，继而在既有的认识中做修正或补充。
然而自我教育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容易进行，真正能自我教育的人少之又少。
自我教育的难处在于疑问的提出与直面。
尼采指出&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却甘于平庸，不会质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行为。
人们贪图安逸，怕承担责任，所以懒惰；
人们惧怕舆论，维护习俗，所以怯懦；
人们在不愉快的回忆涌入脑海时，会借强烈的表情和声音将之逐出意识，所以有意回避。
人们懒惰、怯懦、有意回避，所以于无疑处不疑，于可疑处无疑，流于平庸且甘之如饴。
反过来说，若想实现自我教育，需要我们战胜懒惰、怯懦，并对闪现于脑海的疑问敢于挽留、正视、思考。
这一切，显然没那么简单。就连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尼采也坦言：&我常想，但愿命运会替我解除掉自我教育的可怕烦劳与责任，我会适时地找到一位哲学家做老师，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人们毫不犹豫地听从他，因为人们信任他将超过信任自己。&
尼采的确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位能取自我教育而代之的哲学家，此人便是叔本华。&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上大学二年级；
那一年，他已过世五载，留在人世间的名气不算太大。
虽已阴阳两隔，但二十一岁的他在一家旧书店偶然邂逅了已过世五年的他的那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从此灵魂震颤，引为知音。
若尼采满足于以叔本华的眼光看待人生与世界，亦步亦趋地沿着叔本华的理论走下去，他确实可以解除掉&身上自我教育的可怕的烦劳与责任&，但他没有。
他不想让自己的人生&犹如钟摆一样，摇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他渐渐开始质疑人生导师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他提出&超人哲学&，号召人类进行&一切价值重估&。
可能谁也难以想象，尼采这个，是以叔本华这个忧郁男为领路人进而走上属于自己的哲学之路的；
同时我们却很容易想象，正是不迷信忧郁男，敢于提出疑问，然后深入思考，然后给出自己的答案，然后有了更多属于他自己的然后。
尼采为我们很好地示范了从以他人为导师到让自己的灵魂做自己的导师的过程，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大师匮乏的年代，导师难寻，好为人导师者又大都不可信，靠得住的唯有自己思考后的判断。我们要有尼采这样的信念：人类的一切秩序终究都是为了不断地涣散人的思想，从而使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去。他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偏要活得明白呢，而这便意味着活得痛苦？因为他发现，人们企图在涉及他本人的事情上欺骗他，合谋要把他从他自己的洞穴中拖走。所以他挺直身子，竖起耳朵，下定决心：&我要守住我自己！&&
尼采说：&我们太衰弱了，难以承受那个深刻反省的时刻我们只是偶尔把头露出水面，看见了我们深溺在怎样的水流中。而且，连这稍纵即逝地上浮和觉醒，我们也并非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们必须被举起&&谁是那举起我们的力量呢？&
&是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
周国平说：&一切有效的阅读不只是接受，更有自我发现，是阅读者既有的内在经历的被唤醒和继续生长。&&
我说，阅读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并伴随独立思考，可使我们的自我教育有充分展开的可能。&
年的我的暑假，长达天。天的时间有着明确的分野。&
前天，内心激烈斗争；中间天，四处行走；后天，收拾心情，准备开学。&
后天，是与悠长假期作别的日子，是一个为人师者在思考如何继往开来的日子。若写出来，将是一部青年教师奋斗史的某一章节；&
中间天，是对祖国大好河山投怀送抱的日子，是一个酷爱旅行的人一直在路上的日子。若写出来，将是一部充满个人色彩的游记的某几页；&
前天，是与欲念作斗争的日子，是无数热心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人都会历经的焦灼日子，若写出来，将是一部看似平静实则翻江倒海的自我教育史的某一笔。而这是我想做的：&
人，作为欲念的奴隶&
与欲念斗争的日子里，是卢梭的《爱弥儿》陪我度过的。这本书中所有&欲&与&念&的组合在第一时间抢占了我的眼球，想要看穿&欲念&的欲念霸占了我的头脑。于是，我知道了欲念之不可铲除，欲念之源于自然，欲念之变异，明智运用欲念之要点。我，作为欲念的奴隶，开始正视套牢自己的绳索并企图不那么难受。&
欲念之不可铲除&
卢梭写道：&我们的欲念是我们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因此，要想消灭他们的话，实在是一件既徒劳又可笑的行为，这等于是要控制自然，要更改上帝的作品。&卢梭赋予欲念自然的合法性和上帝的神圣性，告知人们欲念之不可铲除。他甚至说：&我发现，所有那些想阻止欲念发生的人，和企图从根铲除欲念的人差不多是一样的愚蠢&。欲念在卢梭眼中，不仅不可铲除，甚至不可阻止。这段文字使我像一个自以为病入膏肓的人被医生告知说：你的病很常见，十个人中八个就有，而且看这样的病不能心急，需要静养。于是我开始坦然接受我已得病的现实，并打消今天看医生明天病就好的念头。于是我正视自己意识到的问题，这是自我教育的一个好的开始。&&
欲念之源于自然及其变异&&
上图为我们展示了欲望从自然向非自然的演变，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外因。这里的外因无非是指从外界突然而至的新元素，这种新元素打破了我们原有生活状态的稳定性，让人萌发&改变&的欲念，并且我们由于对此种新元素缺乏充分认识，便一厢情愿地认为此种改变是利己的，是好的，认为实现此种改变是自爱的体现，是自然的。
判断力在欲念的引诱下丧失了一大半，而想象力的加入无疑像催化剂一般直接加速欲念的异化，使其最终由自然走向非自然。卢梭指出：&他周围的一切是要使他的想象力燃烧起来的。偏见的激流将把他冲走，想要拉住他，就必须使他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必须用情感去约束想象力，用理智去战胜人的偏见。一切欲念都源于人的感性，而想象力则决定他们发展的倾向。&
欲念异化为邪恶，归因于判断力的失灵和想象的错误。&
明智运用欲念之要点&
卢梭将明智运用理念之要点归纳如下：（一）既要从人类也要从个体去认识人的真正关系；（二）要按照这些关系去节制心灵的一切感情。&
合二为一，即我们明智运用欲念的要义？在于按照人与人、人与人类的真正关系去节制心灵的一切感情。&
提取两个关键词：人与人（及人类）的关系、节制。&
第一关键词：人与人（及人类）的关系&
我们相信能正确认识此种关系的莫过于成人。而成人在卢梭看来分为两种：非自然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成人、自然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成人。&
前者在孩提时代受过一定的文化熏陶，只要有了能力就要把他所受的过早的教育付诸实践，他在他的血液还未成熟就开始沸腾，甚至，在他还未体验到它有哪些欲望以前，他早就知道他的欲望所要达到的目的了。这不是大自然在刺激他，而是他在强迫自然，因为它从来没有教过他采取这种方式去做成年人，他实际上还没有成为一个大人，他在思想上早已成为一个大人了。他们很早开始堕落，他们急躁、爱报复、易怒，他们不顾一切，不懂悲悯，只图达到他们想象的目的。&
后者的血液一点一点地开始沸腾，心思一点一点地趋于细致，性情一点一点地慢慢形成。在产生最初欲望之前，有一个漫长的焦虑不安的时期，长期的无知状态蒙蔽了他的欲望的心；他有所欲望，然而又不知道他要得到的是什么东西。血液激烈地沸腾起来，过剩的生命力要向外奔放。眼睛灼灼有光，频频地观看别人，他开始对我们周围的人发生兴趣，他开始觉得他生来不是要单独一个人生活的，这时候，他的心对人类的爱打开了大门，懂得什么叫爱了。由于自然的作用，他必然会养成敦厚和重感情的性情。&
以上两类成人有着鲜明的区别。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普通人的大多数是居于这二者之间的，既不会明显的对他人不利，为社会所不容；也不会完全的利他，慈悲为怀。这便使得普通人对欲念的处理更为棘手。&
首先，我们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参照点，认为自己的欲念合情合理。在此时，若他人的欲念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利益，我们也会承认其合理性；如若他人的欲念威胁到我们的利益，我们便出于自爱（有时是明显的自私），而否认其合理性。&
其次，卢梭明确指出：&我们彼此共有的欲念使我们走入了迷路，同我们的性取向冲突的欲念是我们发生反感；由于这些欲念在我们身上产生了矛盾，因此我们就责备别人做了某种事情，其实这种事情我们也是想照样去做的。当我们不得不容忍别人犯了我们处在他的地位也可能犯的罪恶时，我们不可避免地是一方面发生反感，另一方面又会产生妄念。&&
以上情况揭示了明智运用欲念的困难之一，即人与人（及人类）关系的复杂性，使得欲念往往与自私自利相挂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倚仗第二个关键词来明智运用欲念了。&
第二关键词：节制&
如果说你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中听到的是对自由的歌颂的话，那么卢梭的《爱弥儿》则处处充满对节制的礼赞：&
&到处有一些放荡的行为需要我们加以提防，欲念不加以节制就一定会造成我们无法避免的伤害。&&
&人之所以能够独立自由，不是由于他的臂力而是由于他的心灵的节制。&&
&最大的快乐就是对自己感到满足，正是因为应得到这种满足，所以我们才生在这个世界上，才赋有自由，才受到各种欲念的引诱和良心的约束。&&
&我们之所以有许多痛苦，正是由于我们毫无节制地追逐我们的欲念；当我们忘记了我们做人的环境，而臆造种种想象的环境，从想象的环境中回到现实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很不幸福。&&
&你应当按你的条件去限制你的欲望，应当先履行你的天职然后才去满足你的欲望。&&&
节制很美好，相反，不节制很可怕：&&
&你成了你自己的放纵的欲念的奴隶，这是多么可怜啊！你经常在感到空虚，经常在患得患失，经常在惊慌恐惧，甚至连让你享受的自由你也不能享受。你什么也舍不得牺牲，结果你是什么也得不到的。由于你一心追逐你的欲念，结果你是永远也不能够满足你的欲念的。你时时想心灵保持平静，然而你的心灵却一时一刻也得不到平静；你将成为一个可怜的人，你将成为一个坏人。&&
&产生不产生欲念，这不取决于我们，但是，能不能够控制欲念，那就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了。所有一切我们能够加以控制的情感都是合法的，而所有一切反过来控制我们的欲念就是犯罪的。&&
从以上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节制最大的好处在于让人远离痛苦，走向幸福，不受多余欲念的摆布。就如朱光潜所恪守的座右铭：此身，此时，此地。&
此身&&自己的事情自己独立完成，不产生依赖他人的欲念；&
此时&&立足当下，杜绝幻想，把此时的事情做好，不做白日梦；&
此地&&完成此地的职责，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因为那山之后还有山。&
若能对欲念加以节制，便能更好的体会他人的利益，也就能更好地处理人与人（及人类）的关系，从而实现明智运用欲念的目标。&
以上是我作为一个受欲念奴役之人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通过阅读，进行的自我教育。这样的自我教育不会终结，因为欲念将伴我一生。何况我还有一些困惑未得解决：&
如何提高判断力？&
卢梭说要按自身的条件控制欲念，可惜我对自身的条件缺乏了解，也就是说我还不能很好的认识自己。&
欲念萌生时，怎样的想象力才算是正确而合理？&
或许还有许多问题是我未曾发现的，但我不急，只留待此后每一天的自我教育中慢慢发觉。&
胡适如何读书
日，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医生认为病情复杂多变，在没有脱离危险期以前，绝对禁止谈话，报也不让看。胡适向查房的蔡锡琴医生抱怨：
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看报，我就想别的问题，想得浑身都出汗，我觉得这样更吃力。睡吧，会做梦；不睡吧，我要想问题。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看书是...&
胡适如何读书
1961年2月25日，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医生认为病情复杂多变，在没有脱离危险期以前，绝对禁止谈话，报也不让看。胡适向查房的蔡锡琴医生抱怨：
&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现在不看书，不看报，我就想别的问题，想得浑身都出汗，我觉得这样更吃力。睡吧，会做梦；不睡吧，我要想问题。我是有看书习惯的人，看书是不吃力的，像小说，诗词，我能背诵的诗词，用大字本，我看来毫不费力。请你跟高（天成）院长、宋（瑞楼）大夫商量商量，让我看些轻松的东西。
蔡医生无话可答，退出病房。一会儿，宋瑞楼医生进来，对胡适说：&我们并不是不给先生看书，先生是可以看书的。不过看书看报都要用手拿着，手一动，就会影响静养的身体。可否让护士小姐拿着给你看，或念给你听？每天暂以一份报纸为限。&胡适觉得让别人擎书给他看，于心不安，只得停看几天。
胡适一生与书为伴。读书，早已成为他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不可须臾离者也。用他的话说，自己是个&有看书习惯的人&。这样的人，不以读书为苦，无书可读，才是惩罚。胡适一生读过多少书？恐怕连他自己也难说清。他的整个阅读生涯中，大凡重要读物，都会在日记里留下痕迹。若有人对此加以统计，数量当甚为可观。不过，20世纪前期的重要学者当中，胡适并不以博览著称。他的真正引人注目之处，不在读书的数量，而在终其一生践履、宣讲的读书的方法。
读书之法，是胡适特别喜欢的演讲主题，对身边的青年朋友，他更反复申说。关于这个话题，本章选取4篇较有代表性的文本。
一、《读书》，原载1925年4月18日《京报副刊》，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本书依据《胡适文集》第4册，第123&&130页。
二、《为什么读书》，原载1930年12月至1931年2月《现代学生》第1卷第3、5期。本为1930年11月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讲，文稿经胡适校正。本书依据《胡适文集》第12册，第471&&476页。
三、《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原载1935年5月14日《大学新闻周报》。本书依据《胡适文集》第12册，第486&&487页。
四、《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梁启超书目），原载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又载1923年3月4日《读书杂志》第7期。本书依据《胡适文集》第3册，第87&&123页。
胡适平生，&要把金针度与人&。因此他谈方法，从来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些人人能行，人人当行的原则而已。加之其行文清明如水，上面几篇文本，实在不需要再做什么续貂式的疏解。所以我在下面将要做的工作包括：一、对胡适论读书的主要概念做些简单的介绍和串联；二、结合胡适日记、书信及相关记载，展示他本人如何实践上述方法。
一、为何读，如何读
关于读书，胡适有很多论述，涉及到的两个根本问题是：为何读，如何读。
1932年，上海青年会智育部干事沈嗣庄发起&读书运动大会&，邀请胡适演讲。讲题有三：一、为什么读书；二、怎样读书；三、读什么书。胡适说，他对后两个题目很感兴趣，至于为什么读书，&讲起来很难为情，也讲不好&。不过，他还是选择了那个恐怕讲不好的题目。
胡适谈了三点。
第一、读书有助于人类智识、文明的传承、扩充。胡适说：&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智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荣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智识。&
第二、读书是读书自身的需要。当读书成为一个给定条件时，人们必须为了把书读好而读更多的书。胡适说：&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糊涂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为近。读书也要戴眼镜。眼镜越好,读书的理解力也越大。&
第三、读书有助于解决问题。所谓问题，包括人生的实际问题，也包括智识、思想的问题。胡适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来自他的朋友。朋友点洋油灯，灯芯短了，碰不到灯油。朋友想起伊索寓言里乌鸦喝水的典故，于是加水于灯中，灯油浮起，乃碰到灯芯。第二个例子来自哥白尼。据罗素所言，哥白尼之所以想到日心说，是因为古希腊人已经讲过类似的话，因而得到启发。这两个例子共同说明，读书，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人们遇到困境，总要先确定问题所在，然后着手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之道，大多有先例可循。而先例，要么来自个体之经验，要么来自历史之经验。后者，通常称为&学问&，须由读书获得。
胡适所说的三点，并不高深，也没有什么新见，却有几点值得玩味。
首先，做为读书人，胡适并无知识上的傲慢。这种傲慢，往往使人对&为何读书&一类的问题嗤之以鼻，以为任何理由都是对读书的亵渎。胡适不是。他认认真真地为读书寻找理由。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读书视为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将之视为人类文明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胡适说读书是有用的，但他反感功利主义的读书观。功利主义读书观的典型表述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胡适关注的读书之用，不在个体功名利禄的受用，而在个体之于社会、文明的推进。这与胡适的人生哲学有关。胡适认为，相对于社会的&大我&而言，每个个体都是&小我&。&小我&对&大我&的无穷过去与无穷将来，皆负重大责任。&大我&不朽，而&小我&则通过向&大我&负责获得不朽。胡适说，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算是他的宗教。读书，正是接通&小我&与无穷过去的渠道之一，也是&小我&贡献于无穷将来的机缘之一。
最后，除了外在功能，胡适看重读书这一行为的内在逻辑。这尤其体现于他的第二点理由。不是所有读者都能遵循阅读的内在逻辑。而一旦他进入这一内在逻辑，读书便不再需要外部动机做支撑。关键问题是，如何开启这一内在逻辑？其实，这已不是为何读书的问题，而如何读书的问题了。
有人问为何读书？胡适的答案之一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同样，若有人问如何读书？胡适定会这样回答：通过读书学会读书。总之，读书的逻辑，就在读书的行动之中。
如何开始读书？胡适在1925年提出读书分&精&、&博&两端。精读，关注经典文本、核心智识领域。博览，则以扩充人格为目的，同时也可为学问的深造积学储宝。如何精读？胡适说，要有&四到&。
眼到。读一书，先要认得那上面的字。所谓认得，不是浮光掠影似曾相识，而是一笔一画都不放过。一笔一画认真看书，这就是&眼到&。胡适说，这样看书，能够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也就是朗读，甚至背诵。诵读与默念效果不同。一字一句地念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文句的构造，句与句之间意义的关联。胡适说，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最好能够多念几篇，多背几篇。就算在不怎么提倡背书的现代，&口到&的功夫也有益无害。
心到。也就是考究所读之书的意义。寻求理解，不能靠猜测和玄想。胡适所谓的&心到&，特别强调工具的重要性。工具，第一层是指各种工具书，第二层是指文法知识，第三层是指相关知识储备，第四层是指善于发现问题的思维能力。胡适非常看重工具书。教人买书，必以字典、辞典为先。他说：&我个人的意见是奉劝大家,当衣服,卖田地,至少要置备一点好的工具。比如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文法分析，是胡适终身使用的读书利器。他认为，古人读古书，常有强作解人隔靴搔痒之处，正因他们不通文法。文法，是语言当中规律性的东西。无视规律，读书再多，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此外，读书还需要相关知识储备。胡适常引王安石的名言：&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不仅经书，任何文本都处于复杂庞大的意义网络之中。要想理解意义网络中的某一节点，势必以相邻相关的其它节点为参照。所以，读一部书，如果目光仅仅局限在此书之上，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这本书的。读《诗经》，最好能借助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知识，比较参考，融会贯通。这些相关知识储备，胡适后来将之比喻为眼镜、钥匙。多戴几副眼镜，多配几把钥匙，才能以更真切的目光欣赏更多的风景。最后，上述所有工具，都须好疑善问之心方能驱使。读书最根本的工具，是读者自身的发问能力。胡适很欣赏宋儒张载的两段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另一句是:&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一个读者，面对书本，毫无提问的能力，再怎么齐备的工具都无从施展。
手到。胡适说，他小时候读书，差不多每个小孩都有一条书签，上面写十个字，最普遍的就是&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是他自己添加的一项，很重要的一项。&手到&，就是动手，就是要让整个读书的过程都有事可做。读书的时候可以做什么？胡适列了三项：标点分段、翻查字典及参考书、做读书札记。读书札记，又分为抄录备忘、提要节要、心得记录等等。动手的目的，是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最终能够为我所用。胡适说：&发表是吸收智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吸收进来的智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语言记述过，&&那种智识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这四点，似也无甚高明之处，分开来看，句句常谈而已。胡适说，所谓方法，本来就不该有何玄妙，&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所以，1935年他写了一篇《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文章的核心是：&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
读书的习惯，胡适归纳了三个字的口诀：勤、慎、谦。勤是勤苦耐劳。慎是遇事不肯轻易放过。谦是不存成见，凡事虚心考察再做取舍。这三点，是对知识所当有的态度。
至于买书，也应成为习惯。胡适鼓励青年买书。买书的乐趣，在于发现。胡适说：&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当你意外地发现一些有趣的知识，也就意外地发现了一部分自己。
胡适谈读书，就说这么多。下面，不妨看看胡适自己是如何读书的。他的读书实践，在日记里展现得非常清楚。我想着重谈两点：带着问题读书、动手读书。然后，我还想挑选几篇胡适的读书笔记做些具体分析。
二、带着问题读书
胡适论读书，特别强调心里装着问题。1923年7月20日的日记：
我屡次在公众演说内指出我们做学问的人，必须常常有一个&&或几个&&研究的问题，方能有长进。有了问题在脑中，我们自然要去搜集材料，材料也自然有个附丽的中心，学问自然一天天有进无退。没有研究的问题的人，便没有读书的真动机；即便他肯读书，因为材料无所附丽，至多也不过成一只两脚书橱！何况没有问题的人决不肯真读书呢！
不同的人，心里装着不同的问题，这取决于各人的知识储备、学术训练、性情气质。问题可大可小。有些，是终身萦怀的核心关切；有些，则随时遇到随时解决。问题可多可少。有人终其一生只为一两个终极问题焦虑，有人则喜欢破解各种难题，哪怕它们无关宏旨。
胡适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核心问题&。1914年，23岁的胡适在日记上开列了&近来所关心&的三大问题：
& 1. 泰西之考据学
& 2. 致用哲学
& 3. 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三个问题，对应三个领域：学术、政治、科学方法论。1914年的这天，他说自己于上述三个问题&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但是多年以后，胡适将成为国故整理的领导者，实验主义的倡导者，自由宪政的讲述者。三个问题，预示了胡适一生的志业走向。他发现杜威，考证小说、禅史、水经注，宣讲容忍与自由，都是这三个核心问题的自然展开。
有了核心问题，读书、阅世便有焦点，能深入，也便随时有衍生问题浮现。这样读书，常有发现之乐。1911年5月11日，这天晚上，胡适读《诗经&小雅》，读到《彤弓》里&受言藏之&、&受言橐之&等句，&忽大有所悟&。《诗经》里面的&言&字，汉儒通常解做&我&，胡适早觉不妥，&因摘&言&字句凡数十条以相考证，今日始大悟&。&大悟&的结果，就是著名的《诗三百篇言字解》。这篇文章，发表在1913年1月的《留美学生年报》上。胡适&以西儒归纳论理之法&破经学成说，得出&言&字三种义项。他对这篇文章甚为得意，很多年后仍然时常提起。
胡适的这次不大不小的学术发现，至少包含如下几个环节：
1、始终关注考据学。这是事先存于心的核心问题。
2、关注汉儒释经方法。这由核心问题引申而来。
3、从考据学的视角读《诗经》，发现&言&字释义问题，形成焦点意识。
4、聚合零散材料。焦点意识形成，材料因而得以附丽。
5、思考，领悟。
6、整理发表。
从读书到顿悟，第一推动力，是问题意识。胡适的很多重要学术工作，都是长期思索与偶然发现的结合。比如他对禅宗历史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胡适开始关注禅宗，有意撰写《中国禅宗史》。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南宗和尚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录。凭直觉，他断定神会是个重要人物，不了解神会，禅宗史上很多问题没办法说清。可传世文献里，神会的资料少得可怜。1926年，胡适到巴黎看伯希和收集的敦煌卷子。9月17日，他翻到编号为3047的一篇，立刻辨认出这是神会的史料。这天的日记，最后一行是这样的：&3047：神会的语录。（无疑了！）有《菏泽和尚与拓跋开府书》。此稿明天再来细看。&第二天开始，他对这份神会的资料展开详细考察。此后，又相继有新的发现。后来的论文里，胡适把神会描述为禅宗革命家、&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这个说法虽然没有成为定论，却极大地影响了禅宗研究的发展方向。
胡适对神会的发现，也是源于问题意识。中国思想史是胡适终身感兴趣的学术方向。禅宗历史又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关节。研究禅宗，有很多不同的切入方式。胡适的兴趣不在义理，而是其历史脉络。因为要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思想，所以胡适特别留心文献当中的历史线索。传世文献记述寥寥的神会和尚，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进入胡适视野的。当他留意到神会的时候，这位神秘的和尚，也成了问题意识的一部分。由此，就形成了一条问题链：思想史&&禅宗史&&神会。神会是焦点所在。法国的敦煌卷子，浩瀚散漫。而胡适能在第一时间锁定&3047&，靠的就是那条早已埋在心里的问题链。谁都可能遇到&3047&，恐怕唯有心里装着问题的胡适，才能如此敏锐地发现它的价值。
胡适是个有&问题癖&的人。除去那几个终身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还随时随地准备迎接任何有趣的题目。这里，举两个琐碎却颇具意味的例子。
1921年6月19日，胡适在日记里记了一个梦：
早晨天将明时，忽得一怪梦，梦中我得一个设论：孔子在《论语》里不常谈&天下&，似只有《问禘》一章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此外惟《季氏第十六》篇说&天下&最多，而此篇为伪作。我正在翻《论语》，想证实此说，忽然醒了。
这是一个有点儿学究气的梦，但也很有胡适的风格。他在梦里给自己提的问题是：孔子是否不常谈&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他自己都不明所以：&此梦甚怪，平日并不曾想到此说，况且我近来全不曾看《论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胡适自己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已经从思想方法化为思维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梦里。梦醒之后，胡适决定小心求证一番。他翻检《论语》，查到言&天下&者凡十七次，而且并不集中于《季氏》一篇。这就意味着，那个梦里的假设是无效的。当然，这不是重点，这个例子的重点在于：提问可以成为一个延续到梦中的习惯。
1924年1月27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丁文江送给胡适一部小说，名为《隔帘花影》，是《金瓶梅》的续作。小说并不高明，胡适读过就丢在一边。一天，胡夫人江冬秀看到第四十二回，里面记着一条兑换金子的事，便随口说了一句&那时金子这样贱&。这句话，激起了胡适的兴致，并由此做了一番考证：
我检视之，乃是九钱五分金子换了七两纹银，约7：3换。我因忆卷末还有兑金事，因检查之，乃是四十八两金子，兑得四百两银子，约4：8换。然此系熟人不计较，不是严格地论市价。第四十二回之兑换，明说&照数换米&，又说&不敢求多，只照换数准算罢&，又说&长老也不好论价，就算了七两纹银&，似稍近真。大概清初的金价约七八换。
起初，胡适只拿《隔帘花影》当小说读。江冬秀不经意的一个问题，使他转换阅读视角，从小说里寻找经济史资料。胡适并不治经济史，金价问题更非他的核心关切。这段兴味盎然的随手考证，同样出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对于知识，他的心态永远是开放的。
胡适最欣赏善于发问的读书人。
后来成为名史家的简又文，是胡适在康奈尔的同学。1923年，他们偶然在杭州相遇。简又文向胡适提起，自己有意研究太平天国，到处搜集史料，重要的参考书目，都随身携带。胡适既惊且喜：&旧同学中竟有此人还在做一种学问上的研究，使我心里欢喜。&（1923年7月20日）他由此想到，一个读书人，特别是留学生，&若没有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