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世界第一“天眼”中国造，引发霍金焦虑
浙江卫视思想跨年盛典WLJ张召忠：中国这项发明世界第一，连霍金都不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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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目前只有这一篇哦~中国人压力全球第一 30年消化别国300年焦虑
来源：环球时报-生命时报
　　被称为“史上最长黄金周”的中秋、国庆假期刚过，一家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就发布了它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这似乎在解释，为何“黄金周”变成了一年一次的“拥堵周”。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香港地区占55%，分列第一和第四，都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城市的前列。人口庞大、社会转型、欲望膨胀，这个不折不扣的“压力之国”，亟需有人为它开出合适的药方。
　　在购物、网络中逃离，通过愤怒发泄
　　中国的国庆“黄金周”在外国人眼中是这样的，“13亿人在同一时间进入假期，8600万人挤上高速公路。”据中国相关部门的统计，这8天内，还有760万人次乘飞机出游，6095万人次坐火车远行，4.25亿人次涌进全国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7700万人次迈出国门，1800亿元花在国内旅游市场，800亿美元豪掷到其他国家&&有调查显示，八成人将长途旅游作为减压的首选方式。对于“在路上”的中国人来说，旅游意味着“逃离”――逃离朝九晚五的工作，逃离家庭、单位两点一线的生活轨迹。
　　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王琳国庆长假中疯狂“血拼”了一把。已经28岁的她至今仍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房、没车、没有男朋友，耳边是父母早中晚三遍的唠叨，催着她快点结婚生子。看着周围的朋友成家立业、买大房子、开名车，她心里酸溜溜的。长假出境旅游，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直到假期结束，她所期待的异国邂逅也没有发生，信用卡却刷爆了3张――名牌服装、包、首饰足足花去了3万多元。但她并不为自己的非理性消费后悔，因为在蓝天美景下购物交款的一刹那，她觉得自己美丽、幸福、富有，忘却了原先所有的压力。
　　“老婆你好！我知错了，我不该沉迷网络游戏。可是说真的，我并没迷上网络这个东西，我只是难以承受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这是李先生写给妻子张女士的一封信，两年来他第一次向妻子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看着丈夫写给自己的信，张女士掉下了眼泪。她告诉记者：“丈夫找了几次工作都不顺利，就自暴自弃，在家里上网，沉迷网游，也不说话。”截至2011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达5.13亿，为全球第一，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高达3.56亿。网络是交流工具，更是排解压力的新渠道，除了网络游戏，在各大论坛里瞎逛、到网店淘宝、去博客和微博发泄情绪和不满，似乎都能让人暂时忘掉现实中的不快。
　　10月6日，四川航空公司一架航班上，一名男子取行李时与前排乘客发生口角，继而升级为斗殴。10月7日，广州地铁上一名六旬老人与一个28岁男子因排队和争座互殴，现场血迹斑斑。10月8日，北京地铁里，两名年轻女子先后和一名老人发生争吵推搡&&每个压力下的国人都像是一座弹药库，点火就着，一点小小的摩擦都能引发激烈的冲突。
　　压力背后无非是个“钱”
　　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雷格斯的调查显示，“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三者的背后无非就是个“钱”字。
　　经济发展下的欲壑难填。有学者指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500多年的历史积累，其中的原始积累长达300年，而我们的积累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我们要在30年内消化。膨胀的欲望带来的是急剧增加的压力。就像日本著名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所说，“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的社会现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如何最快、最多地获取物质资源，成为人们背负的最大压力。
　　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当社会应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保障不够完善时，个人身上的担子就显得尤其沉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认为，中国人目前处于“生，生不起；死，死不起”的状况，就连殡葬这样本应属于社会保障的项目，都变得唯利是图。
　　光宗耀祖的传统文化。夏学銮说，在西方人的教育里，孩子从小要学会尽一份社会责任；而在东方，尤其是儒家传统教育里，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好好学习，长大光宗耀祖，为家族增光。这导致很多人成年后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学校一定要考第一名，在单位一定要当上领导，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思进取，没有出息。在这样的环境中，压力总是如影随形。
　　缺少心灵的出口。压力就像洪水，蓄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释放。然而，多数中国人的选择是压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教授李新影指出，很多国人即使出现了失眠、厌食、胃痛等躯体反应，也没有意识去挖掘问题的根源。缺乏心理学常识，使得人们不愿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往往认为：一、只要找心理医生，就代表有病；二、心理科学不值得信任；三、花钱找人“聊天”，不值。西南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杨东也认为，多数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理性解决心理困扰，他们或隐忍在心底，或干脆通过发火来宣泄，很少求助专业人士。
　　过劳死、抑郁症、自杀、焦虑，全都来自于压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造成日本大量中青年人因过度疲劳而猝死。如今，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一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巨大的工作压力是导致过劳死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中国之声》报道，我国职场人仅三成能享受带薪休假，全世界最短。《生命时报》一项调查也显示，所有受访白领中，仅12.28%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健康，超过四成人觉得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患精神障碍疾病，其中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人数急剧上升。如今，抑郁症困扰着中国2600万人。《柳叶刀》预计，中国患抑郁障碍的人群，有可能达到6100万，且绝大多数从未就诊。虽然抑郁症的病因很复杂，但压力过大、持续得不到排解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中国的自杀人数目前排在世界首位。世界卫生组织一项统计显示，全球每天有3000人自杀，其中由于职场压力所导致的自杀，在近年内上升了两倍。据估计，中国每年有11万左右的自杀者，多处于15岁―34岁，其中近一半是精神健全者。
　　“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这已经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焦虑。当压力不断增加，相当一部分人所感觉到的焦虑，就从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变成了精神障碍疾病。在中国，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自杀未遂者中，近四成患有焦虑症。住房、工作、婚姻成为引发城市居民焦虑的主要诱因。
　　远离这个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杨东认为，寻找心灵寄托可以作为自己减少不满、排解压力的方式之一。不管是哪种信仰，其所贯彻的处世之道都会让你心态更平和、减少因欲望过强而产生不良情绪的机会。
　　专家提示，当你出现易忘事、做怪梦、下巴疼痛、牙龈疼痛出血、重度痛经等症状时，就要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压力过大了。玩节奏适中、画面轻松的休闲游戏，多吃牛奶、海带、鱼肉等富含钙和维生素B1的食物，都能帮人暂时远离压力，让身心得到放松。
(责任编辑：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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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走出“发展的焦虑”探寻路径
图片来源于网络发展，会产生焦虑。这其中，包含着“剪不断，理还乱”，但必须理清楚、想明白、坚持住的大道理。鲁迅先生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苟有阻碍生存、温饱者，当然要“踏倒他”，都不让人活了，只好“你死我活”。但苟有阻碍发展前途者，也要“全都踏倒他”？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近代西方世界按“踏倒他”逻辑崛起带来焦虑近代西方世界的发展，就是一度按照“踏倒他”的逻辑行事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到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靠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奴役他人、肆意掠夺。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仇恨。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这个体系中，无疑也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延续到今天，就是那些混乱不堪的国际秩序，就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极大的发展差距，就是贫困、饥荒、疾病、腐败、战争、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恐怖袭击、邪教肆虐、黄赌毒泛滥……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全球性生态危机相继出现，增长已经到了极限。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但美国从此就可以独霸天下吗？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背景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成为对抗西方世界和“现代性”的“文明冲突”。所以，人类在享受发展带来的巨大进步和成果时，大家分明都感受到、面临着共同的焦虑——“发展的焦虑”。中国走出“发展的焦虑”关乎三大问题 如果说这是旧的发展方式的苦果，往前走，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还会结出新的苦果、产生新的焦虑——“现代性焦虑”。比如，围绕转基因争论的焦虑：支持转基因一方，强调发展机遇、技术红利，科技至上;反对转基因一方，强调风险意识、社会责任、人文关怀。那么，转基因是“敌对势力”吗？双方各自的观点似乎都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和逻辑上的自洽性，但也都有质疑的空间和事实上的模糊性。凸显了围绕转基因技术的“现代性焦虑”。所以，如果按鲁迅先生所说，“苟有阻碍发展这前途者，全都踏倒他”，我们怎么踏，去踏谁？这是一个问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要快速发展、持续发展、健康发展、顺利发展，必须走出“发展的焦虑”。这个问题关乎：——如何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缩小对立面，甚至化敌为友？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把政治底线的圆心守住，把包容的半径拉长，画出更大的同心圆？——如何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姿态走向世界，彻底化解“中国威胁论”，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说到底，这是个关乎中华民族能否审时度势、顺势而上，真正抓住、维护、保持、用好甚至延长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问题。中国必须、也应该率先走出“发展的焦虑”。走出“发展的焦虑”，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谚语讲，“上帝把人分成男人和女人，是要他们相爱相亲，不是要他们争吵，否则不成为人类;上帝把世界分成东方和西方，是要他们和平相处，不是要他们战争，否则不成为东西”。中国文化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之即“人之所欲，施之可行”。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欲人之所欲，才有共同关切、共同语言，才能够感人肺腑、动人心弦。“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代人类之所想、所急、所欲的好题目、大文章，中国文化在此中，有好话可说，有好戏可唱。汤因比说，“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这种“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其核心是“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样“斯为美”的文化，这样推陈出新的文化，可以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释义，就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同一个地球，同一片天地，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危机，同样的挑战，同样的愿景。同样的经历和危机，使今天的人类必须求同存异，走到一起，命运与共，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昨天，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出，“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是为中国谋，其实也是为世界谋、为天下谋。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内和乃求外顺，内和必致外和”的逻辑延伸，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诉求”，也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民族发自内心的“千年一叹”。走出“发展的焦虑”，中国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这就是：“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为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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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致远
看完这篇文章心情如何
有人痴迷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道。他们不懂得，毛黄“延安窑洞对”中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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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微信焦虑社会：幻想掌控世界却不敢直面自己
打人后曾亮相的邱启明
　　前段时间，原中央台主持人邱启明和他的小伙伴们摊上大事了，与原国足高峰同学被判刑。究其原因，发现很愚蠢，竟然是因为打架。一个明星，一个国足，几个人加起来年龄可能几百岁了，还不让父母省心，竟然还打架、被判刑；更有趣的是，他们是在豪华酒店里与出租车司机打架，只是因为小口角。一群社会精英——最起码是许多人这样认为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事情？
　　另一个小伙子在火锅店工作，因为他认为受到了客户的刁难，非常气愤的用开水淋了一位孕妇。而小伙子平时一直是一个被同事评价为不错的人。
　　朋友老王近来几次电话我，说想和我喝茶聊聊天。老王，按照时下流行说法，是一个很牛逼的人，或者说是成功人士：财务自由，资源丰富，从事行业也非常有前景，金屋宝马，精英的典型代表。我猜想喝茶聊天是比较内敛的说法，也许约见的真正目的是因他有些困惑。事情缘起是公司的一个职员离职，这等人事变动照例不会对他这位老板有太大影响，但就因为这件事情，他莫名其妙地找来那位职员大骂一顿。他确实感觉自己的情绪近来有点燥，有次也差点和小区保安动手。
　　古人云：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灭顶之灾。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以斯文著称的邱启明沦为街头斗殴、有辱斯文之人？又是什么，让朋友老王——一个成功人士与离职下属如此认真计较，甚至差点使用暴力？浏览社会新闻，也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流血暴力事件，都只是因为小事情引发的。比如火锅店服务员浇女顾客开水，四川强悍女司机被打，不让座被打，明星打记者，股票亏损跳楼或者迁怒于家人。
　　要知道，愤怒是因为恼羞，是内心感觉到无力的表现。一个外人看来如此具备有权力的人，竟然会有无力感。为此，邱启明的所有身份地位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一架的代价不只是50万。更惨重的是，一个充满戾气攻击性的人被赤裸裸地放到了道德的肉案上，只有被人宰割的份，甚至连为自己辩护这一行为，都可能会被唾沫淹死。为何一点点小事情会引发代价如此大的冲突事件？
　　再看看身边的人，似乎焦虑者特别多，许多人都在说压力大。如果同马路上行色匆匆的任何一人聊天，甚至不需《艺术人生》朱军的那般煽情，便能感觉到许多人的感受之复杂、情感之丰富根本不会输给任何一位老艺术家。可是，在一个全民焦虑的社会中，一个会无意识被比较和攀比的主流价值观里，我们都会用几乎面无表情的方式去回应来自于陌生人的哪怕是善意。
　　老师和学生家长关系奇怪，看病医生戴钢盔，苹果手机发布时卖肾，为了一件奢侈品节衣缩食几个月；各种奇葩的交友相亲条件，海天盛筵中的肉欲和奢华齐飞，股票投资宝马成为自行车后上天台等等。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让我感觉到，这其中是有丝丝联系的：似乎总有着什么东西在影响现代人，使人人成为焦虑者。我们不禁要再问：这个社会怎么了？难道真的像许多人对心理医生的调侃那般：心理医生看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病？这个疑问里有着对心理医生的防备和不信任。似乎对于“心理问题”，许多人也非常敏感和防备。
　　邱启明和老王，以及大多数焦虑的人，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身份的焦虑。
　　契科夫《装在套子里的人》，很形象地诠释了一个敏感，胆小，恐惧改变的焦虑之人。而我们所谓的社会冷漠、世风日下，也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处焦虑的社会要保护焦虑的自己，保护自己是头等大事。
　　整个社会的人似乎都感觉到自己是弱势群体，压力非常大，又缺乏一个宣泄压力的口。可压力是从何而来呢？
　　一个缺少自尊的年代，我们都在他人的眼光里寻找着尊严。而儒家文化中，只有做得很好，被规范和他人评价为好，你才是真的好。
　　邱启明，他需要自我认同自己的强大，并且要让别人承认他的强大，才能抵消他人对他质疑而产生的尊严缺失感。似乎不对别人做点强势的事情，如果他人不受我的掌控，自己就会在无力的状态中迷失。而在认同精英文化的社会中，我们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们：如果不强大，那就是失败的，并且失败的人不值得同情（很惨）。这是不是也很符合我们中国的家庭教育方式：你不能错，如果错了，你是不值得同情的。
　　从我们出生开始，就被整个社会评价系统所湮没。最初的评价系统在我们的父母身上就已经启动：你乖就会被人喜欢，而如果你不按照父母意愿，那焦虑的父母就会告诉你：你不好，妈妈不要你了。或者，当我们不够“好”、没有按照父母意愿时，你一定可以看到父母眼中的失望和脸上的冰冷。然后，在儒家文化和孝顺文化中，你连提出异议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是“做错”事情的人，不配；父母大过天，你也只能顺从。要不然，你的父母有108种让你顺从的方式，并且全部都可以被解释为：我为你好，因为我爱你。我们被迫相信了，但又给我们的人生留下了一个最大的疑惑。
　　与其说我们带着这样疑惑成长了，还不如说我们是无奈地成长着：我们慢慢开始认同了，慢慢地开始用这样评价系统要求自己，并且将这样的评价系统泛化到周遭的一切。我好，才有价值。这就是精英文化的起始。出人头地，本身就是精英文化的最好诠释。
　　当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社会系统里的时候，焦虑就成为全民的了。同时，我们也是这样评价系统里的一员，在这样的评价系统里，不好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假如我们被他人评价为不好，那是万万不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如果有人质疑我的对错，不管是行为或者言语——当然也包括他人对我的态度——那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那会让我感到特别羞耻。同时我在那样的体系里已经受够了，这让我很愤怒。毕竟，当我体验愤怒情绪的时候，我还有自己，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弗洛伊德将人的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最真实的、人与生俱来的驱力欲望，而超我就是规则、评价、道德等系统，自我是本我和超我平衡的状态。但是在这样的体系里，许多人的自我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了。从此就在以个两面极端的世界里，非黑即白。这样的二元分裂世界非常简单，只要分辨对错、好坏就好。而二元分裂的世界是婴儿对于世界万物的认知模式，但若婴儿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慢慢地就会接受妈妈的不全能、不完美，会意识到妈妈也有自己的事情，也开始能承受因为妈妈不完美无法提供完美照料时自己产生的挫折感。可我们强大的二元分裂评价系统，却使我们许多人都固着在了偏执分裂期，一直没能得到成长，即便外在长成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与婀娜妩媚的女人，内里也一直是婴儿状态，一直保持着焦虑。
　　人们通常会有两种方式来应对焦虑：一种是去追求控制外在以缓解焦虑感；另一种是通过控制自己来缓解焦虑感。但我们都忽略了最重要的，就是焦虑的内核。搞清了焦虑的内核是什么，才有可能走出焦虑状态。而我们很难在焦虑的时候去面对这个问题。
　　也许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使用了第一种应对焦虑的方式，就是控制外在事物，也就是外在一切要受我支配，唯我独尊。认知心理学家埃利斯提出过这样三条核心非理性认知信念：
　　一、“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一定要达成重要任务且得到重要他人的认同，否则我就是一个不值得人爱的人！”
　　二、“无论处在何种情况下，别人绝对要公平地对待我，否则他们就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三、“我所处的任何情境绝对要依照我要的方式进行，立即满足我的欲望，且不会要求我过度努力改变或改善这些情境，否则就很可怕，我无法容忍这些事，我根本无法快乐起来。”
　　这三条非合理的核心信念，可以演变成为引起焦虑的任何认知。而这一切，来自于我们成长过程中身边的人带给我们的经历或惊吓，或者是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在一个崇尚精英的社会里，在推责和无法自我负责的社会流行文化下，这些焦虑体验似乎只有通过用暴力的方式去保护自己才能舒缓，似乎也只有通过暴力的方式才能维护着自我尊严的存在，也就是“我”的存在，以这样的方式去诠释在精英社会里的我人生的意义。因为人人都希望自己既要符合主流价值观，又要有独特的自我特征，并且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
　　总体来说，现代人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人际关系中，被看见和保持自我边界的焦虑；
　　二、在社会分级中，地位的焦虑；
　　三、在亲近关系里，渴望被爱的焦虑；
　　四、在社会活动中，被人评价和认同的焦虑；
　　五、独处的时候，虚空感和人生意义的焦虑；
　　六、群体中，归属感带来的焦虑。
　　在焦虑中，我们会退行，会像是三岁的孩子，期待来自他人对自己的满足，幻想自己可以掌控这个世界，同时无力照顾自己的情绪。当然，也就学会了推责，把一切自己感受到的苦难推给社会和他人。或者学会了孤芳自赏，闭门不出，比如宅男宅女，这一现象现象让人和人的亲密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关键点在于，我们并不认为这是病态，相反用自我麻醉和自我安慰的方式去合理化自己。再不济还有许多丰富的“心灵鸡汤”，让自己在成功学里打一次鸡血。许许多多种让自己相对舒服的方式。殊不知这样的舒适，其实就等同于林则徐所禁止的鸦片又换种方式在侵袭这我们的精神世界。
　　有很多人说，目前国人焦虑，戾气横行，是因为没有精神信仰。其实不然，宗教一直在那里。一个焦虑的退行的孩子，在信仰上也一定是很功利的，我们在渴望着能够一剂神药，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宗教可以是这样一剂神药。这也同时可以解释为何这个社会骗子此般横行，因为我们这个婴儿式的渴望给了骗子机会：你既然要不可能的东西，那我只能骗你。
　　没有一处外在可以安放我们那颗焦虑的心灵，但我们又如此执著这样做。邱启明把出租车司机当成了安放自己焦虑的舍利塔；老王把员工当成照顾他焦虑的极乐园。在这样外求意识的今天，精英和非精英们似乎还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就像朋友武志红说的，中国人的关系模式是在找妈。可惜，中国的妈妈也一直是焦虑的。所以，离开焦虑的核心就是回归自己。
　　成龙写了本书，书中有句话我比较认同：我没成熟就老了。
　　一个成熟的人，可以面对自己，可以独处，并具备现实检验能力，同时对自己有稳定的认识。
　　在焦虑的时代，真正的英雄或许是那些可以直面自己，并愿意承认自己脆弱，接受自己的无能为力，但又勇敢成长的自我负责的人。其实，这原本也只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而已。
　　（作者胡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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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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