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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叶维丽
贵刊登载了一篇美国哈里斯先生关于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老师之死的文章，文中点了我的名，我觉得应该有所回应。卞校长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多年过去了，文革中绝大多数暴力死亡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卞仲耘之死，却日益凸显出来。近年来不断有关于卞之死的电影和书籍、文章面世，最近又由校友们集资，在实验中学（原女附中）里为卞校长立了一座纪念铜像。为文革中死于非命的师长塑像，这应是开了先例。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文革成为遥远的历史，在众多文革受难者中，一个叫卞仲耘的名字大概会流传下来。她曾是北京一所最好女校的领导，在该校工作了17年。号，她遭受自己学生的毒打折磨，不治身亡。她是全北京和全中国第一个遇难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她之后，又倒下了一大批中学教职员工，使这个群体死于非命的人数在文革受难者中触目惊心，她的名字应该被历史记住。（右图：卞仲耘铜像。实验中学东楼一层会议室。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部分学生敬立。日）作为原女附中的学生，我感谢所有提醒我们不忘记卞校长之死的人，包括哈里斯先生。一个人不必学过“法律”，也不必是“检察官”，更不必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却关心中国事而解释。文革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一场大罪恶，但目前在中国却公然遭到抹煞和遗忘，天底下关注它的人越多越好。这是我对哈里斯先生文章的基本态度。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卞仲耘之死》的学术论文（白芳《卞仲耘之死》，见“二闲堂”网站：www.edubridge. 原文为英文，中译文不包括原文中大量注释）。在最近出版的中文书籍中，我也对我校“八五事件”进行了叙述（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第三章）。写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评头品足，我非常欢迎批评。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没有对我的具体观点进行评论，也没有对具体事实提出非议，却质疑我在卞仲耘之死的问题上基本的是非立场。我愿明确地对哈里斯先生说，对这样的批评，我不能接受。我的文章和书籍都不难找到，请大家不妨自己去作评判。《记忆》在推介哈里斯先生的文章时，将它称为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调查”。但严格地说，哈里斯先生做的不能算是调查。他在北京逗留期间用了25个小时与7人谈话，这7人中，大多数人与女附中无关。如此草率匆忙，他的文章中有若干处事实上的硬伤就毫不奇怪了。从哈里斯文中，不难看出他对八五事件叙述的基本脉络：那一天，女附中“红卫兵”肇事，残忍批斗校领导，导致卞仲耘死亡。当时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宋彬彬。13天后的八一八，宋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对宋说，“要武嘛”，由是表明毛批准“红色恐怖”。哈里斯先生认为，卞仲耘之死一案也因此而获得了“历史意义”。因为做关于卞校长之死的调查，我查阅了很多材料，对这个叙述脉络十分熟悉。哈里斯先生在文中几次提到的王友琴女士，就是照这个脉络讲述卞仲耘之死的。看起来，哈里斯先生受到王友琴女士很大影响。我和王女士都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上高一，我上初三，我们两人近年来都为卞校长之死写过文章。在关于八五事件的叙述上，我们在一些关键处有不同说法，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两个版本。哈里斯先生对我的批评，也与这两个版本的不同有关。我想，与其回应对女附中文革所知实在有限的哈里斯先生，不如借《记忆》的版面，直接与王友琴女士对话。这里所引用的，全部来自《文革受难者》中的卞仲耘篇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所以想公开地讨论问题，不仅因为卞仲耘之死是极具影响的文革案例，值得一丝不苟地对待；也因为从我和王友琴女士的分歧中，或许能反映出文革研究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在向王女士请教之前，我想先说，我对王女士多年来担当“历史义工”、为文革中惨死的“小人物”们伸张正义的作法十分敬佩，这个意思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表达。这里具体涉及的，仅与卞校长之死一案有关。如果没记错，我和王友琴是见过面的，但没有真正交流过。今天，我就借此机会向老校友请教吧。说实话，有些问题在我心里已经存了很久。这里会涉及到当年事件的一些重要细节，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地读下去。有个英谚说，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或许可以翻译成“真相在细节中”。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不相信历史能够被“还原”，但我相信，经过努力，包括对细节的认真挖掘，可以尽量接近历史真实。我向王友琴女士请教五个问题：一．8月5号时，女附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形势？是否存在一个名分明确、有职有权的“权力当局”？王女士的说法是，7月底工作组被撤销后，“控制学校的是红卫兵组织以及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又说，卞死后的当晚，“女附中的权力当局”接见了她的丈夫王晶垚。即是说，王认为工作组撤走后存在着一个立即接管学校的“权力当局”，这个权力当局由红卫兵组织和革命师生代表会共同组成。根据我的调查和当年的记忆，7月底突然撤销工作组后的一段时间里，女附中陷入混乱、失序和相当无政府的状态，并不存在王女士所说的那样一个权力当局。这个问题是我和王友琴的一个重要分歧。8月5号被打的五位校领导之一、副校长胡志涛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提到，8月4号下午她和卞仲耘在办公室已遭到一些学生毒打，为此她曾不顾自己“黑帮”身份，在4号晚上和5号上午分别去西城区委和北京市委向有关部门呼救，说明“生命不保”的危急形势，但无人理睬（胡志涛《八五祭》，收入胡志涛、丁丁著《生活教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4号晚上回家后，她丈夫看到她的伤痕，问道，怎么打得这么狠？胡回答说，工作组不在了，没人管了。“没人管了”是胡志涛眼中女附中在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的状况，而胡志涛在区委和市委的遭遇，说明当时区、市两级权威机构在领导文革的问题上的不作为、甚至瘫痪的状态。但说女附中完全“没人管了”，似乎也不尽然。这里需要提及由工作组建立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卞死前在医院的抢救、死后向上级报告及第二天向全校公布消息，都是由代表会负责人员做的，可见事情到了一定的地步，还是得由代表会出面张罗维持。但工作组撤离后代表会的身份变得尴尬，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否则就没有必要在8月8号，由代表会学生成员中的基本骨干发起，成立了一个叫“筹委会”的机构。改名换姓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正言顺 ”地管理学校事务。因此，我的看法是，8月5号时的师生代表会，由于它的权力来源“工作组”轰然倒台，使它“名分”不清，“余威”犹存，更像一个“维持会”或“留守处”。据我了解，此时有一些学生（“反工作组”的学生）已不承认它的权威；代表会的个别原负责人，也认为自己因追随工作组而“犯了错误”，不再任事。同时，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和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做法的严厉批评给代表会的主要成员带来极大困惑。8月5号当天她们在开会，议题是：工作组走了，文革怎么干？其实，在历史的这一刻，不要说中学生们，就连“老革命”们，从北京市负责人李雪峰、吴德到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都连呼不知怎么干了，从上到下一片混乱，胡志涛在西城区和北京市上访无门就是明证。不夸张地说，整个北京都乱了套。有人认为，此时的京城正在发生由毛泽东发动的“十级政治大地震”。在这种严重失序和复杂诡谲的形势下，说女附中仍然存在一个按部就班运作的“权力当局”，实在是无视风云突变的大局对一所中学可以产生的剧烈影响。何况这所学校集中了中共党政军高层干部子女，对时局的变化应该比一般学校更为敏感。我在写作关于卞之死的学术论文时遇到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向今天的读者解说当年那个非常的时刻。为此，我下了相当的功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我的文章。在这里，我只想简要地说，研究卞仲耘之死离不开对当时文革形势突变大局的把握。在我看来，这是理解该案的钥匙。1966年7月下旬8月中上旬，毛泽东自南方返京后，亲临第一线，再次发动文革（我对这一时间段文革史的理解，受到王年一先生《大动乱的年代》的启发，该书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轮发动的关键词是毛7月份给江青信上写的“天下大乱”。这时的女附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横空出世，处在一种亢奋、困惑、恐惧的混乱氛围中（往往由于“出身”不同而感受不同）。来自“上面”的信息是，学生们应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语录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的信条。可以说，8月初的女附中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乱”，而“乱”和暴力如影随形，这是中共历次运动所证明了的。暴力有通过威慑打开局面的重要功能。在这一轮发动中，毛似乎有意借助暴力。（我在论文中对暴力的功能有探讨，不赘述。）卞的死恰恰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无独有偶的是，8月5号当天，正在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撤销了此前刘少奇关于反对“乱斗”的指示。在女附中校园发生的正是失控下没有节制的乱斗。所以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是想说明，在对女附中当时是否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权力当局”上，我和王友琴有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背后，是对当时文革大背景的把握。我的主要观点是，毛泽东“大乱”的指导思路，直接导致女附中校园相当程度的失序和无政府，暴力在这个背景下发生。（关于工作组撤离后的师生代表会的地位和状况，以及代表会负责人在八五事件中的表现，我在署名“白芳”的论文中曾用了相当篇幅讨论，在本期的女附中五人座谈会中也有探讨，在此不赘述。）二．女附中当时是否已出现红卫兵组织? 该组织是否应对八五事件负责？对这两个问题，王友琴女士在多处做了肯定的回答。我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的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从未在学校掌过权。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这两个红卫兵是有明显区别的，作为当年女附中的学生，王女士不应将二者混淆。澄清是否存在“红卫兵”的问题，是为了在事实上力求准确，也是为了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当时的氛围：个别班级的一些学生有资格、也有能力在全校发起斗争校领导，这只能是在一个极度混乱、相当无政府的非常时期才可能发生。不仅如此，自发的行动正是毛泽东倡导的，学生们起事的资格来自最高领袖对“自己解放自己”的鼓励。因为是“正当时令”的“革命行动”，无人敢质疑其合法性，顶多是像师生代表会的一些负责人那样，在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做些无济于事的劝阻。需要指出的是，在血统论无比猖獗的8月份，“革命”是要有资格的。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学生应以“红五类”干部子女为主，红卫兵在女附中出现后，她们很有可能是红卫兵，但八五那天她们不是以红卫兵身份发起斗争校领导的。三．王女士是否知道8月5号那天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始作俑者，就是女士同班高一3班的某些学生？高一3班在那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当年女附中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在调查中，访问了班主任艾老师和若干位原高一3班学生，她（他）们都非常坦率地说到这个基本事实。老实说，对那天斗人时，谁格外活跃，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事过多年后，艾老师仍然不理解，一个文革前“不起眼”的班级怎么会在文革后突然疯狂。我的遗憾是，没能找到当年的“活跃分子”，直接和她们交谈，了解她们当时的心态和今天的想法。据说，多年来高一3班从未有过全班聚会，一些人的踪迹已难以找寻。在提及八五事件发起人时，王女士仅用“高一年级的红卫兵”做为主语。很难想象，作为高一3班的一员，王女士不知道她同班同学的关键作用。在当时和后来，王女士都有其他班级的人所没有的优势，来了解批斗校领导的活动到底是如何策划发起的，谁是主要的组织者，以及她们事先是否知会师生代表会。今天，所有这些重要信息都已模糊不清（据原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说，她们事先并不知道。其实，她们即使知道，也只能支持学生自发的“革命行动”）。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王女士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如果王女士明明清楚是本班同学发起的，但出于种种原因希望模糊淡化这一事实，我可以理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王女士总在突出和强调宋彬彬的作用？这是我下一个问题。四．为什么多年来王友琴女士一直将矛头指向既没有发起斗争校领导、也没有参与打人的宋彬彬？有关宋彬彬的问题，因为涉及到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文革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我会在后面做比较详细的讨论，这里仅仅提出问题。五．王友琴女士在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调查中，提到一份包括宋彬彬在内的七人名单。学“法律”的哈里斯先生将此名单认定为宋彬彬等红卫兵应对卞之死负责的“证据”。由王友琴女士做顾问的胡杰影片《我虽死去》也给人以这份名单的重要性非同小可的印象，可见这份名单在王女士叙事版本中举足轻重的分量。请问王女士是否对该名单做过认真调查？是否知道这个名单是谁的笔迹？当时做什么用途？（下图：七人名单）关于这份名单，王女士是这样说的：王晶垚先生在卞去世后赶到医院，因为不认识在场的人，王先生请求“女附中权力当局”写下他们的名字，事后他保留了这份有七人名字的纸片。王女士说，“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名单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的学生，红卫兵负责人”。据我了解，这份名单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竖着写了七个人的名字。阅读竖排字的通常顺序是从右到左（而非王女士的从左到右）。名单中第一名是李老师本人，也是七人中唯一的教师，最后一名是宋彬彬。六个学生中，三名高二学生，三名高三学生。当时的情况是，8月5号傍晚7点多钟卞校长终于被送到邮电医院，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李松文老师和其他几位教师、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和其他一些学生，都参与了送卞仲耘入院的过程。到了医院后，起初院方不愿救治，要求出示学校证明，因一时无法做到，而时间不等人，李松文老师签名作为担保，并征得学生同意，写下了在场他认识的六个人的姓名，共同承担责任，这样医院才进行了抢救。（多年后还有原女附中老师说，很佩服李松文当年的胆量。）当然，这时的抢救已经无效。关于这份名单，最近有原女附中学生做了详尽的调查。我希望这个调查能够和大家见面，这里仅作简要说明。这份名单后来到了王晶垚先生手中。看起来，王先生对它的记忆有误差。事隔多年，有误差不奇怪。作为研究者，王女士应调查核实，起码该找找健在的李松文老师。上述五个方面涉及了女附中八五事件的一些核心问题。我和王友琴女士对该事件叙述的基本不同，或曰我们两个“版本”的基本区别，在这五个方面有清晰的反映。现在，我想再回到第四个问题上，集中谈谈与宋彬彬有关的“事儿”。坦白地说，我在写作关于卞仲耘之死的学术论文时，并不愿意涉及宋彬彬，原因在于，我没有找到任何宋在8月5号参与组织游斗卞仲耘或其他校领导的证据。如果说，我以前不想纠缠宋彬彬的问题，是认为这与严肃的学术讨论无关，现在我愿意认真地对待它。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王友琴女士不断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宋彬彬，也因为关于宋彬彬/“宋要武”与八五事件有关的说法，不自王女士始，而是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工作者注意的有趣现象。仔细阅读王友琴女士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调查，不难看出她时时将注意力锁定在宋彬彬身上，但关于宋与八五事件的关系却又语焉不详。王女士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宋参与策划发起游斗校领导的行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宋具体参与了对包括卞仲耘在内的校领导的言语辱骂和人身伤害。但同时，宋彬彬又是王女士文中唯一被点名的人，她的名字反复出现在王女士的叙述中。她与八五事件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最关键的问题上，读者似乎得顺着王女士的叙述逻辑，得出自己的推论：八五事件是红卫兵的行动→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作为负责人，宋彬彬应该负责任。不仅在八五事件上王友琴女士突出了莫须有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的作用，就是6月初文革开始以来女附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第一张大字报”，师生代表会的成立，和向邓小平汇报，宋彬彬都是唯一有名有姓的学生，其他人都成了她后面的“等”。文革开始以来，宋彬彬确实是主要的学生积极分子之一。但如果一定要在文革初期的女附中找出一个学生“头儿”，这个头儿应该是刘进，不是宋彬彬。“第一张大字报”是刘进发起写的，宋彬彬与另一个学生参与签名；在师生代表会里，主席是刘进，宋是四个副主席之一（而并非像王女士所说的，“主任”是工作组长，“宋彬彬等”为“副主任”）。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在文革初期骨干学生群体里，宋彬彬比刘进更重要。不提刘进，只提宋彬彬，对于熟悉当年女附中情况的人来说，是有些奇怪的。但认真一想，又并不奇怪。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是“八一八”改写了“八五”，也改写了文革初期以来的女附中历史。自从八一八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成了红卫兵的“脸”，宋彬彬就不再属于她自己，甚至连叫什么名字都无法做主了。（这里加一句：在得到上天安门的通知后，是刘进决定由宋彬彬带领四十名女附中学生上天安门，刘本人和多数学生留在广场。）因为毛泽东一句“要武嘛”，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八一八后局势的迅猛发展，使北京成为“红色恐怖”的无底深渊，“红卫兵”成了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代名词。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恐怖？而这个“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校长的学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说明问题！“宋要武”顿时成了一个鲜明的符号，一个浓缩的象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的蛮横、暴虐，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和对法制的任意践踏。不要忽略宋彬彬是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女儿的家庭背景，这一背景也是王女士刻意提醒读者的：一个来自打死校长的学校的高官的女儿。不经意中，19岁的宋彬彬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和政治的十字架。“宋要武”迅速地成为了传说，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1966年10月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南方串联，看到一份到处张贴的传单，上面说宋要武打死了多少人，印象中有六七个人之多。记得我们看后一笑置之，觉得编得太离谱。但既然是“宋要武”，怎能与发生在她自己学校打死校长之事无染？她必得有染才是宋要武，她必得杀人如麻才是宋要武。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1966年秋天的传单。令人遗憾的是，事隔多年后，王友琴女士仍然没有脱离“宋要武传说”的窠臼，所以才在她的叙述中，出现了女附中在8月初即存在红卫兵、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负责人等一系列说法，也才有了宋彬彬在文革之初即为女附中造反学生第一人的指认。如此，才能圆“宋要武传说”，成全一个有头有尾、“顺理成章”的“故事”。也只有头尾连贯，才使得女附中八五事件在哈里斯先生眼里获得“历史意义”。宋彬彬成为赋予八五事件历史意义的关键人物，连接了8月5号的女附中校园和八一八的天安门大舞台，因此，就注定了她在八五那天不能因工作组的撤离而心感迷茫，不能在斗校领导事发后反应乏力、劝阻无效，不能最终出现在将卞仲耘送往医院的人群中，不能连夜和另外几个学生一起向上级汇报，而只能做打死校长的“红卫兵”的“负责人”。美国有一位叫柯文的中国史学者，在他的题为《历史三调》的书里，谈到历史书写时，有这么一句话：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Y: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p.62/《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这句话的意思是，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我在琢磨“宋要武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时，这句话给以我启迪。我们眼前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的例子。其实，柯文说的这一历史书写中的倾向，古今中外都不罕见；在中国文革史的书写中，这个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不说别的，就说对林彪的研究，一个“九一三事件”，就抹煞了历史上的林彪和他的战功，明明会打仗也成了不会打仗。在中国二十世纪其它时期的历史研究中，这种例子也不乏见，使历史丧失了公信力。在这个意义上，女附中的例子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历史三调》中，柯文讨论了“神话”（myth）现象，认为这是人们和“过去”发生联系的一个重要方式，而且往往比严肃的历史书写更容易深入人心。我马上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为人们熟知。一提起曹操，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大奸雄，而对历史人物曹操，既没有多少人了解，也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拿宋彬彬和曹操相比，极不恰当，但人们对“宋要武”的兴趣远远超过真实生活中的宋彬彬，却是实情。Myth（神话）所以能够流传久远，是因为它往往表达了人们心中受到压抑的诉求，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对现实批判的一种方式，因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时myth甚至可以成为一些人坚守的“信仰”，触犯它会激起“众怒”。 我的感觉，经过多年“发酵”，“宋要武传说”已具备这个特点，质疑它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我署名“白芳”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我对此已有领教。有意思的是，对“宋要武传说“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有人“追捧”，哈里斯先生就是个例子；不但普通百姓，严肃的学者也无法“免俗”。就在最近，一位在国内颇受尊重的学者仍在一份很有影响的杂志上重复此说。柯文说，myth虽然偏离历史真实，但对了解人们的心理、精神和情绪有重要价值，具有心灵史上的意义。学者也是人，胸中也有块垒，有时也要借题发挥，而对某一说法是否有事实根据未必总那么在意。应该承认，“宋要武传说”是个“好故事”，对今天的中国颇有寓意。但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事实上，好故事往往不是好历史。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别无选择，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里斯先生说我是“宋彬彬和刘进的朋友”，我最初的反应是不值一驳，但又一想，觉得这背后的思维方式很成问题。对不同意见，不是就事实和观点进行辩论，而是对我和宋刘二人的关系进行主观臆测，这不够高明。至于要解释“宋要武传说”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几十年来长盛不衰，值得认真写一篇论文，在这里无法展开。但说到底，与文革从未得到过彻底清算，与人们对中国现实的种种不满，应该有密切的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王友琴女士其实有“同情的理解”。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再次翻看了王女士的《文革受难者》，再次被女士挺身为文革中遇难的“小人物”代言而感动。我们虽然在关于女附中八五事件的叙述上有诸多分歧，但我们用自己的心血，提醒人们不忘人类历史上无比残暴血腥的一页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人均在海外，有很多国内没有的便利条件。目前，文革研究在国内几成禁区。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做文革研究的人，就更有责任力求在事实上准确严谨，切记道德评判不能代替事实考证，政治正确不能代替事实准确，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我欣赏胡适的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与王友琴女士共勉。最后，我想对哈里斯先生说，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谁之责？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和哈里斯先生不同的是，我不认为卞仲耘之死的惨剧是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别是应用于由最高领袖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谁是“凶手”？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但同时我也认为，即使在那样一个癫狂的时代，不管怎么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选择空间。我曾自问，如果当时我在场，会怎么做？我知道，我会吓坏了，我甚至会在心里谴责眼前的暴力，但我绝不会有胆量上前阻拦，我不具备那样的道德勇气，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样去做。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和我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是：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都在追问。
【访谈】也谈卞仲耘之死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
主持人 / 执笔：? 冯敬兰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三3班学生受访者：? 刘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任学生代表会主席 ? 宋彬彬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高三3班学生，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 ? 于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中五2班（五年制实验班）学生 ? 叶维丽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三3班学生主持人开场白两年前，我去拜访一位著名科学家。谈话间，老人提起一件事：“我听说有个附中，文革初期红卫兵打死了女校长，那个头头后来上了天安门，受到毛的接见，他父亲后来还升了官。听说这个事情后我非常气愤。”我问：“您说的是不是师大女附中？”老人连说对对，就是这个学校。我说我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据我了解，事情不是这么简单。随后，我讲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老人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大家都不说，文革的历史会更混乱。”或许正是这位老人的话，促成了我要做的这次访谈。师大女附中建校于1917年，曾为平津、华北地区的一所著名女中。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与解放区来的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合并，同年6月28日接管私立文华女中，9月27日正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六十年来，该校因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为社会上层家庭的女孩首选的中学之一。在历届学生中，党政军高级干部、高级统战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及社会名流的女儿占较大的比例。不过，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我出身不好，幼年丧父（在运动中自杀），由寡母艰难带大，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凭分数考进这所学校的。我们班45个学生，干部之女不及三分之一。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发起在海淀区的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高潮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四、六、八中这样的男校。为什么波澜不惊的师大女附中反而成为四十年间文革话题的一个中心呢？因为当年学校发生了两个事件，一个是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在学生批斗中死于非命，一个是8月18日高三学生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她又恰恰来自高干家庭（其父宋任穷，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这两个被认为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频频出现在文革研究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言说之中。卞校长遇难已经44年，当年亲历那个惨痛事件的在校生，年纪最小的也年近花甲，高年级学生已六十开外。我相信，经历过那一天的师生们，没有谁会忘记当时的狂热、混乱、恐怖、震惊和惨痛。卞校长的遗属王晶垚先生，多年来执著地坚守着控诉的权利，胡杰制作的电影《我虽死去》集中展示了王先生苦心收集的物证和资料，当我看到几个孩子跪在母亲遗体旁的照片时，禁不住泪流满面。近年来，师大女附中毕业生就“八五事件”写的文章中，最有份量的是两篇同名的《卞仲耘之死》。作者之一是1968届高中生，高一3班学生王友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她在《文革受难者》（2004年出版）一书中，将《卞仲耘之死》置于首篇。该文以很长的篇幅描写了卞校长遇难的前前后后，文章强烈的批判色彩、明确的指控对象给人印象至深。我注意到，目前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主要采信的是此文提供的资料和观点。另一篇同名文章的作者是1966届初中生、初三3班学生叶维丽（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她于2006年7月在美国发表了英文版的学术性文章《卞仲耘之死》，中文版未有机会在国内公开发表，仅在博客网站“二闲堂”上贴出。此文有100多个注释，中文没有译出。上述两个版本的《卞仲耘之死》，从各自披露的细节到最后结论，均有重大的不同和分歧。叶维丽从2002年开始调查。几年来，她每年两次回北京进行调研，以期寻找更多的目击者与亲历者，包括当年工作组进校后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多年来一直被有关舆论穷追猛打的宋彬彬。实际上，刘进也在2002年开始了她的调查，2007年退休后更是全力以赴。作为第一张大字报的发起人、工作组期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八五事件”后部分学生自发组织的文革“筹委会”的负责人，她独自或与宋彬彬（2003年回国）一道，走访了当年在校的老师、同学共110人，其中包括“八五事件”的暴力受害者、至今健在的校领导。她做了大量的笔录和笔记，并将一份详尽的回忆与调查，交给学校存档。于羚曾经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可以说是间接的知情者。我于1996年发表散文《记忆的疮疤》，反思与追问“八五事件”，从2007年秋天开始介入调查工作。我们五个人从日第一次会面至今，已就同一话题多次聚谈，不断地理清脉络、提出质疑、矫正记忆、交换观点。作为女附中的学生，卞校长之死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理清历史事件，让亲历者反思，让后人知晓，让历史铭记，是我们的责任。下面，围绕“八五事件”我对四位校友做的访谈中，将向社会披露我们多年来的调查结果，向学界坦陈我们对“八五事件”的初步思考。同时，宋彬彬、刘进也将首次公开讲述她们在文革中的经历。访谈要点1、第一张大字报2、工作组期间（运动的形式、学生反对工作组、批斗校领导、邓小平的指示、多数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3、后工作组时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血统论横行、学生斗学生）4、八五事件（卞校长遇难、向吴德汇报、成立文革筹委会）5、红卫兵和“八一八”6、关于宋彬彬1、第一张大字报主持人：女附中的文革是从日开始的，印象里是教室的小喇叭突然在课间响了，然后就是夏青在播送一个社论，我的感觉好像战争发生了，立即心跳加速头皮发紧。下课后，就在校园里看见了大字报。大字报前人头攒动，刘进，是你们写的大字报，打破了校园平静的空气。为什么你会成为第一个？刘进：也许和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吧。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刘仰峤，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在河南工作，那里是重灾区。正上初中的我，亲身感受了大饥荒，亲眼看见了什么是一穷二白，也开始懂得什么是责任。1964年春，我随父母调动（刘仰峤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转学到女附中，插班在高一年级。乍来到北京，又是上了一个女校，我觉得自己和学校的风气有点格格不入，别人觉得我像农村来的，很土气，而我觉得学校缺乏劳动教育，很多同学身在福中不知福，有明显的“骄娇二气”，尤其是一些干部之女，特殊化严重。高一时我曾写过评论干部子女“骄娇二气”的作文，高二、高三还在课堂上和老师辩论过，被老师批评为思想偏激。那时，我一方面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另一方面又有舍我其谁的自来红思想。我崇拜英雄，一心向往革命，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一颗党的螺丝钉，有一种渴望战斗的强烈要求，这些在我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主持人：听说你对自己有一种清教徒式的严酷要求，每天早起要做一套哑铃操，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冲冷水澡后，6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每年11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下乡劳动同学们挑50斤，你却挑100斤等等，这都是直接针对“骄娇二气”的吧？刘进：是这样，当时很多学生都以自觉锻炼、自找苦吃为荣，我也一直坚持这样做，并于1965年年底入党。我在党支部会上也给学校的教育提过意见。 1966年上半年，党报不断发表批判文章，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指示，更让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一种不让“江山变色、国家变修”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得到了强化。我们曾为没有赶上战争年代，不能像父辈那样投身革命、献身革命遗憾，后来又为学校不像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均为著名男校）那样开展“四清”运动而遗憾。当时，我们学生党支部多次在一起分析形势，觉得终于有机会革命了。1966年5月，宋硕（时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有个报告，我们认为是压制革命的，和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党支部的老师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早6点，我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现在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结果我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她是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我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她说愿意。我俩又跑到学校去找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她也支持我写大字报。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呢，我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我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过了这么多年，大字报的题目和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里是对学校不让我们参加革命有意见，对宋硕的报告有意见，说学校教育路线上有问题，但没有针对具体的对象。据一些同学回忆，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胡志涛校长（女）在《生活教育论》一书的《“八五”祭》里提到过我们的大字报，她说“矛头指向还很模糊，有指向北京市委的，有指向北大彭珮云的。” 本来以为把意见提出来想办法解决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像中的革命不一样。我们也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当天就把我们三人隔离到阶梯教室，告诫我们这么做很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他们苦口婆心地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我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我们对此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外始终围着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愤，既有指责也有同情。2、工作组进校期间主持人：我记得你们受到了“围攻”，我有深刻印象。接着就是工作组进校，动作很快，应该和邓榕有关吧，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她回家一说，立即会引起她父亲的关注。刘进：我想是这样。6月3日晚饭后，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带领团中央干部张世栋、马娴华来到学校，被一个同学直接带到阶梯教室。他们当场宣布说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表示了支持，让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6月4日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校长都讲了话，胡校长还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6月6日，工作组主持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二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五人，我、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前四人为高三学生，尹斐是高二学生。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四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所谓复课，就是学生每天在教室里读报纸、学社论，上下课铃照常响。老师不教课了，组织起来也是学社论。工作组的指导思想是让运动有序进行，先揭发，再慢慢梳理，找出问题的重点。由于时间久远，我也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对很多事情的具体时间和内容都记不清了。幸运的是，在近年的调查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同学的帮助。特别是高二2班一位同学把她当时的一本笔记借给了我，笔记从1965年一直记到1966年工作组撤走，记的基本是学校的事情，包括校领导和工作组在全校的讲话，非常珍贵。后面我要讲到的很多具体情况，依据的均是这本笔记。主持人：工作组进校后，建立了新秩序。各班的团支部、班委会被废除，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不知道核心小组怎样来的，同学们私下议论，我也说了“应该选举、不能自封”之类的话，成为后来我在班里被孤立被斗争的罪行之一。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刘进：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6月17日，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 “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面对学生“为什么还不召开揭批校领导大会”的质问，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老师在当天的广播中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仍要进行广泛的、普遍的揭发”，同时他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辩论，我班同学梁二同上台支持了13人，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学校运动搞得很冷清。工作组希望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辩论非但没有停止，又出现了学生斗学生。一是批判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二是斗争所谓出身不好、有问题的学生。譬如高二2班6月18日贴出一张大字报，点名12个同学，分别给带上各种“帽子”，羞辱、体罚她们。6月20日全校开会，我代表学生代表会讲话，讲了三点意见（抄自高二2班那位同学的笔记）：“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张世栋老师做了补充，向全校提出了“边学、边议、边揭、边批”的要求，说现在不适宜把重点集中在某一个校领导身上，还需要广泛的揭发、批判和集中材料。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提出“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并安排当日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6月21日下午两点半，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当时卞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6月22日揭批会继续开，两次大会都有针对校领导的暴力行为发生，卞校长挨打最多。叶维丽：在6月21日工作组主持召开的批斗会上，袁淑娥（女，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师大女附中英语教员丁某前妻）的表现引人注目。在这个会上卞校长被打得很厉害，这应该和袁淑娥的煽动有直接关系。卞仲耘后来给上级写信，详细地讲了当天挨打的情况。那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8月初就不再是这个情况了。卞写的信邓小平看到了，在7月初接见工作组的时候还提到这封信。文化革命以前，卞主管党的工作，日常教学工作由胡志涛副校长主持，普通学生对卞不是很了解。袁淑娥起的作用就是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卞身上，特别是集中到“生活作风”上，使大家在情绪上对她反感。刘进：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了会场。她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她拿这个当证据，说卞校长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在台上哭诉，学生立即群情激愤，喊起了口号，场面一度失控。会场安排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拿着练体操的木枪押着校领导。袁一哭诉，这些学生就你一枪、我一枪把卞校长捅倒了，卞校长当时就发生了呕吐。袁的发言大概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一直有对校领导的过激行为。还有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发言也很有震撼力，之前她曾在校园贴过一张小字报，揭发卞校长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一个说卞有生活作风问题，一个说卞是假党员，好像两颗重磅炸弹，在学生中激起的愤怒可想而知。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工作组进行了劝阻，指出“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高二2同学的笔记上，记着在会议快结束时，工作组宣布：“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卞仲耘）的职”。揭批会后，卞校长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过有关情况。7月3日，她又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八五”那天有人见到她也在场。主持人：袁淑娥为什么这样恨卞校长，她们的关系很复杂吗？于羚，你曾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过大量资料，也见过袁写的“万言书”，请给我们讲讲。于羚：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校长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的丈夫丁某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丁某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校长从中做过一些调解，袁、丁最终离了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文革开始后，袁淑娥的控告信转到工作组手上。工作组原本对卞校长的态度比较温和，认为批斗卞的材料还不够充分。后来，在6月21日、22日的批斗会上，工作组的态度有了转变，没有阻止袁上台哭诉、煽动学生的行为。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还质问过工作组。她曾表示，卞仲耘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作风上没有问题。1979年，袁淑娥被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主持人：当时，全社会都处于丧失理智的疯狂中，任何人想挟私报复他人，只要他有“资格”，譬如红五类出身或符合别的什么流行要素，他就能得逞。刘进：几年前我在胡杰的电影里看见了贴在卞家的大字报，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我找同学了解情况，证实是袁领着学生去卞家干的。两天斗争会后学校恢复常态，继续维持着原来的运动节奏，写大字报揭批。6月27日，以我班同学梁二同为首的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内容涉及虽多，却不再具有轰动效应。她们多数时间不到学校，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形势，或去海淀区的中学活动。梁的父亲在空军任职，支持她们的行动，因而她们更加坚定，不怕被孤立，觉得很光荣。18人全部是高中学生，有我班四、五个同学。7月初，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清华附中卜大华记得，在7月19日军训前，女附中“红旗”去过他们学校多次。6?27大字报贴出后，工作组分别找参与的同学谈心，如果是干部之女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6月底，两个高一学生上交了蒯大富给她们的信，信里分析了形势，反复说如果工作组是不革命的、拖后腿的，革命左派就可以夺他们的权，把他们赶走。主持人：海淀区以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为代表，反校领导的学生，后来又反工作组，一路造反下去，并有“理论建树”，一论再论三论什么的，思路很清晰，方向很明确。你们反了校领导却成为工作组的依靠对象，而工作组对校领导的态度起初是暧昧的，后来是犹豫不决的。你们回归“主流”，成为反工作组同学的对立面及多数派的代表，这种异常是否与邓小平的支持有关？请你们谈谈去邓家汇报的情况。刘进：7月5日上午，工作组胡启立、张世栋带我和宋彬彬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汇报学校的运动情况，是在邓小平家里，在场的只有邓和夫人卓琳，主要由张世栋汇报，胡启立补充。主持人：为什么要带你们两个学生而不是别人去邓家汇报？刘进：是邓点的名。由于工作关系，他和我们的父母很熟。那天邓一看见我，就对我说：“刘仰峤是个好同志。”6月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停职后，由我父亲主持工作，一周后的6月15日，父亲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因此，邓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激动，胡启立、张世栋他们怎样开始汇报的，我都没有听进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邓的两次插话，一次是张汇报6月21日揭批会袁淑娥冲会场的情况，邓小平问这是什么人，张说是外校的一个老师，没通知她，她自己来的，邓说这是个坏人。另一次是张汇报到17日、27日两次反工作组的情况时，邓说应该组织辩论。我和宋彬彬很不解，说同学们对这个已经不感兴趣了，反正那些同学也不常来学校，呆在学校的都是拥护工作组的学生。邓说辩论是有意义的，可以让大家懂得道理，受到教育，缺席辩论也可以。邓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条，第一条是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强调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他们（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第二条是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第三条讲的是女附中的教师情况，说老师是有真本事的，要尽快解放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还说到王明夏、张玉寿（均为该校特级数学教员）这些老师非常优秀。宋彬彬：邓小平还说了一条，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他说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由于张世栋他们汇报了卞仲耘、胡志涛等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就说一、两个为首的批一批就可以了，其他的就不要再批了。后来他又说到老师们都是好的，说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原来听说文化大革命半年就要结束，听了邓的讲话觉得他想尽快结束。叶维丽：实际上，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刘邓领导文革的方式可以说是四清加反右，整干部用给干部分类的四清的办法，卞仲耘就给定成“四类干部”；整“反动学生”用反右的办法，那些“反工作组”的学生就面临可能成为“右派学生”的下场。刘进：7月5日下午，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和部署大辩论，主题是“运动要不要工作组的领导”，7月6日准备，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可以“缺席辩论”。辩论对象主要是李黎黎、梁二同、王南芬等人。梁二同不到学校，没有参加辩论。主持人：记得当时上升到了“反夺权”的高度。我原本在班里很不起眼，也没有反工作组，可是7月15日那天突然被揪出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问题是，想夺权（说了核心小组是自封的）、仇视干部子弟（背后议论说过坏话）、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运动积极分子还可“火线入团”。看样子都是工作组执行邓小平指示的具体行动。刘进：连续三次辩论会后，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把大多数学生集中起来赴邢台军训，把全体老师集中起来在“马神庙小学”集训，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然后就准备复课了。胡校长在《“八五”祭》中写了集训的情况：“7月20日左右，工作组把校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弄到白堆子马神庙小学集中学习，不许回家。由学生代表主持会议，让每人准备‘洗澡、下楼’，实际是人人过关。”7月28日集训结束，7月29日集训人员返回学校。叶维丽：当时是“兵分三路”：少数骨干学生参与在马神庙对教师的集训，少数“有问题”的学生去郊区劳动，大部分学生去邢台军训。军训是突然结束的，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开的联欢会临时改成了欢送会。军训期间受的是“正面教育”，班长关心学生，没有人因为出身问题受歧视。突然结束军训，说走就走，同学们都很惊讶，有的人还哭了。刘进：带队军训的工作组副组长王润芝老师也很惊讶，她说是7月31日突然通知回北京的，连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学生代表会副主席尹斐也去军训了，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她想不出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惴惴不安。军训的大队伍8月1日回到北京，王润芝老师领着学生从火车站走回学校，一看校门口、校园里，到处乱七八糟贴着对联，王老师完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叶维丽：我们是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的，当年这么走路很平常。到了学校一看，我们离开还不到十天，整个校园面目皆非了。大字报主要是鼓吹对联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对联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和工作组有关的大字报似乎并不多。从火车站一回到学校，就有人向我们宣布工作组撤消的消息，我记忆中有工作组王老师满脸错愕的表情。对联加上撤工作组的消息真把人给震懵了。主持人：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后来看印红标的书，才知道最早出于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叶维丽：从毛泽东的部署来看，对联的出现大概给他搅了局，我想他的本意是想将火力集中在上层刘邓等人的路线上。但对联在学生群体中，特别是中学生中产生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不但动员了出身“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后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导致了一些人在后来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并且严重地分化了学生群体，让大多数非“红五类”的人噤口，而出身“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同学更是人人自危。这样一种状况对理解“八五”当天不同“身份”学生的表现至为重要。刘进：在军训同学回来之前，开了两个大会。7月29日在人大会堂召开撤工作组的大会，毛主席一出来，掌声雷动。刘邓说老革命遇见新问题就是那一次。究竟发生了什么？谁都弄不清楚。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7月30日下午，工作组召开校会，把7月29日的领导讲话录音放了一遍，随后就宣布工作组撤出师大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主持人：学校三级组织的最高一级——工作组因方向路线错误被撤消了，师生代表会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看来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这是最危险的时期。3、后工作组时期主持人：从工作组撤走到“八五”之前这个礼拜，对联出现，让血统论登峰造极，成为最瞩目的事。学生分成了“红五类”和“黑五类”，处于两者之间的，也没什么光彩。还有什么事发生？刘进： 7月31日，学校贴出来一张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字报，前身是“红旗”。因为她们坚决反对工作组，成为学生中的革命左派。当时校园里除了对联还有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撤走才两三天，就有学生跑到团中央去揪斗工作组的张世栋、马娴华，把他们押回学校关了十几天，要求他们揭发问题。据王润芝老师回忆，8月5日当天，还有学生对张世栋和马娴华说：“不老实交待，卞仲耘就是你们的下场！”也有现场目击的同学证实，揪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张世栋也被勒令旁观，说你不老实交待，也是这个下场。主持人：我班也有同学证实，在“八五”现场张世栋、马娴华受到威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宣言，我亲眼看到，红纸黑字，很显眼，贴在大食堂旁边的板报栏上，题目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不仅纲领明确，还有几条组织原则，强调坚持党的“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重在阶级表现”的路线，非红五类家庭出身只要表现好，也可以申请加入。在对联的气势压倒一切时，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心里有瞬间一热的感觉。当时校园里比较冷清，大批去军训的同学还没回来。刘进：工作组撤走后，多数学生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来学校，看大字报、写大字报、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和辩论对联。各班在辩论对联的过程中，出身不好的同学已经失去了话语权。也有不少同学想来就来，不来就到别的学校去串联。主持人：失去话语权的不仅仅是出身不好的同学，而是除了“红五类”以外的大多数。班里的核心小组——最基层的权力单位并没散伙，因为她们都是红五类，对联让她们增强了自信心和凝聚力。别的班不了解，我班还保持一定的秩序，8月4号核心小组通知，第二天必须全体到校开班会。我以为又要斗争我呢，5号就躲在家里没去学校。午后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到家里找我，问我为什么逃学？我假装头疼，后来跟着她们去了学校。那天上午我们班在“辩论”对联的班会上，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羞辱。叶维丽：冯敬兰关于核心小组的提醒很重要。她在这个问题上很敏感，因为作为“有问题”的学生，她直接感到它的权威。班核心小组不像校一级的师生代表会，不是工作组直接建立的。66年7月底工作组突然撤离后，班核心小组没有受影响，反倒因为“对联”而鼓了气；又因为校级师生代表会有些“吃瘪”，更在事实上加强了班核心小组的权威。当时许多班级以辩论对联为名斗出身不好的同学，恐怕都与核心小组有关。8月5号高一3班斗校领导的动议，不知核心小组起了什么作用？刘进：因为我们不在班里，不了解各班的具体情况。我和宋彬彬每天还在学校，总被一些同学围着问下一步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想不通为什么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却犯下方向、路线的错误，很迷惘。犯了错误跌倒了，可以爬起来再干，但是方向在哪里？具体干什么？无所适从。学生代表会的人，当时的态度已不一样。胡校长在《“八五”祭》里写到8月4日下午学生打老师的行为，当时我一点也没听说。她在文章中说，几个校领导正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骂骂咧咧，“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她爱人（在教育部工作）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明天你暂时不去学校。”“我是校长，不去学校怎么行？”但是，胡校长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开说出那七、八个学生的名字。卞校长回家后的情况也有一些文字记载。总之，她们都觉得生命已没有保障了。主持人：这几天学校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是“主义兵“成立，二是血统论造成学生中深刻的分裂，三是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迫近。4、八五事件刘进：《“八五”祭》里，胡校长写了8月5日上午，她先去北京市委找分管文教口的干部，说了学校头天打人的问题，强调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经没有保障。那位干部只是劝说她先回学校，并无任何对策。后来胡又找到西城区委，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5日下午1点半左右，她走进校门，觉得学校“异样地寂静”，预感不祥，就拿起扫帚装着打扫女厕所，以便观察动静。教导处副主任梅树民老师认为当天的斗争会是事前准备好的，据他回忆上午就有学生通知让他们下午两点钟集合。关于“八五”的文字，除了胡校长写过文章，初一的唐伏生、初三的冯敬兰、叶维丽、高一的王友琴、高三的刘沂伦等也都有文字记述。最近我听刘沂伦（1966届高中生/高三1班学生）说到一个新情况，她印象中校领导是从礼堂押出来，围着大操场游斗的。主持人：当时你在哪里，什么时候知道外面正在游斗校领导？刘进：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在东楼史地政教研室里，就是原来工作组的办公室。前面说过，我们每天都聚在一块儿议论，寻找方向，基本就是清谈。那天下午两点多，几个初中同学急急忙忙跑进来，说大操场上打人了。其中初三的一个同学近年回忆说，8月5日下午，她和几个同学在东楼原来总务处的办公室睡觉，石油附中一男生来找她，一进屋就说：“你们女校的学生怎么比男生还厉害，正在操场打人呢！”她听后赶快跑去找我们。听她一说，我和宋彬彬等人急忙下楼，跑到大操场上，看见校领导正在游街，都拿着簸箕，有的老师头上扣着纸篓，胡校长身上特别脏。现场以高一学生为主，也有其他年级的同学围观。我们让她们停止打人，她们说这是斗黑帮，我们说斗黑帮也不能打人啊，有大方向还有党的政策呢。她们理直气壮地说工作组在时不让斗，现在可以斗了。我们说你们该斗斗，该游游，但不能打人。那些同学没有再表示异议，我们让大家都散开，看到许多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我们也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低年级的同学跑来说，后操场正在打人。我们赶紧又跑到那里，现场已聚了不少学生，各年级都有。校领导正在抬土，有的同学手里拿着木棍子在旁边监督。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教导主任汪玉冰老师，她有些瘫软了，还哭了，只要同学冲她一嚷嚷，她就吓得不行。筐挺大，她们确实抬不动。我们说了一些“劳动可以，不要打人”的话，呆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人再打人才离开。直到黄昏，有个同学来说卞校长快不行了，人在后院呢，我和宋彬彬等同学急忙跑下楼去。在后操场，我看到卞校长躺在一个手推车上，脸色特别难看，嘴里吐着白沫，身上也有异味，一看就不行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感觉天塌了一样，第一反应就是赶快送医院抢救。当时那里没几个人，后来人多了，场面变得很乱。学校的后门平时上锁，我让身边的同学去找工友拿钥匙，工友王永海来开了后门。还叫人给卞校长家打电话（事后知道是党办赵桂英老师通知家属的）。高三1班刘沂伦证实说，是宋彬彬和高三2班朱姓同学等几人去医院找的大夫。朱同学事后告诉刘沂伦，医生一听说是黑帮就不愿来，宋彬彬和他当场吵了起来，说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俘虏还得优待呢。当时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大夫，一个年长的女护士，给卞校长打了强心针。不过，这些具体细节我和宋彬彬都不记得了，当时我们完全懵了。我推着车，好几个同学在旁边帮着推，把卞校长送到了邮电医院。记忆中不少同学、老师都跟着往医院跑。大夫不敢救，我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场的数学老师李松文，是工作组期间教师代表会两成员之一，也是临时党支部的负责人，他老实本分、不善言谈，这时也急了，让医院赶快救人。经过一番争论才开始抢救，大约9点左右，卞校长就去世了。随后，卞校长的丈夫王先生来了，他情绪激动，当时哭得很厉害。主持人：离开医院你们去了哪里？刘进：卞校长去世后，我们觉得情况严重，应该尽快向上级汇报。当时知道中央在北京饭店开会，到那儿一定能找到领导。我们几个从学校一路走到北京饭店时，已经半夜了。起初我们想见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李不见，只好找第二书记吴德。吴德秘书出来劝我们回去，说有事明天再来，现在首长已经休息了。我们说不行，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见到领导。看我们不走，他最后终于同意让我们见了。我记不清是几个人进去的，但我和宋彬彬肯定进去了。吴德听完我们的汇报，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才慢慢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等等。走回学校，我们一直坐到天亮，谁都没有合眼。校长死了，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认为应该让全校同学们知道。由谁来说？有同学说你当过学生代表会主席，还得由你来说。其实我也犹豫，觉得很难开口，但自己不说让谁说呀？是我们把卞校长送医院的，是我们向市委书记汇报的。我作为党员应该出面向同学们说。于是，8月6日早上，我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主持人：我读过现居海外的作家胡平写的一篇文章，全文抄录了那天早晨的广播稿，大约百十来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文本，觉得很新鲜，但不知来历。你们事先写过稿子吗？刘进：没有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事隔多年，我已不记得自己的原话了，但确实没有写过稿子。很多同学和老师都有不同的记忆，同一个班的学生因为处境不同，记忆也大不相同。2006年拜访梅树民老师，他回忆说，当时他们在校办工厂劳改，他和刘致平副校长在一起听广播，广播中说再不许打人了，他们心里才有了安全感。有人记得，我说卞仲耘昨天被斗死了，这是违犯党的政策的，以后不许再打人了。有人记得，我说过要注意保密，不要扩大影响。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我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乱下去了。8月8日，我和一些同学商量（多数是保工作组的，也有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说这样下去不行，咱们成立一个组织吧。因为上边没有领导，这个自发成立的组织就叫“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我当了主任，有十几个副主任，各班还有联络员。我认为这是8月5日事件直接导致的结果。主持人：可以这样认为吗？是高一3班部分学生发起、组织了游斗校领导，事先并没有人向你们透露消息。刘进：是的。除了受害人、目击者指认，我也找过高一3班的老师、同学核实。一个同学（为叙述方便，以下称A同学）对我讲了当时班里少数同学发起揪斗校领导的过程。A同学说带头的是几个住在西边大院（即三军总部大院）的同学。她们在班里说，现在“主义兵”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她们让人把校领导集中起来，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全班同学都坐在教室里，出身不好的，家里有问题的学生都集中坐在一边，领头的同学让大家必须都出去看。A同学说，她初中就在女附中，很关心胡校长，自己也想出去看看。全班学生跟出去以后，有不少同学都打人了，包括出身不好的一个同学，她打的是胡校长，就是想表现革命。胡校长一直很强硬，挨打挨得最多。A同学还特别说到该班某同学（很多目击者都提到她）也打了，不是打得最厉害的人，但她是名人，文革前的优秀学生，只要动了手肯定别人会记得很清楚。打人厉害的几个，初中都是在外校上的。初中就在女附中的同学对老师有感情，下手不如她们那么厉害，也不是没打，下手可能轻一些。A同学还说，打老师的行为，让人不能容忍，但我们只能看着。卞校长死后，谁都不说话了。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的少数学生。那天下午是连续的几个过程，最初是围着大操场集中对校领导游斗，接着在小操场强迫他们抬土劳动，最后是强迫他们分头打扫各处的厕所，继续羞辱、折磨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年级也有学生参与游斗和看押，但多数学生是围观，聚聚散散，人数时多时少，这些人成为暴力行为的目击者。主持人：你们劝阻了两次，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刘进：当时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对立面上制止她们游斗校领导，何况自己又是犯了错误的人，只能说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话，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说话完全没用。从近年的调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在游斗中，胡校长争辩说“我不是黑帮”，一个高个子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变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泼在胡校长身上。围观的一个中五年级（五年制实验班）同学立即上前阻止，说“斗黑帮也不能这么斗啊！”有个同学劝阻不要体罚打人，立即被回击说，好久没有斗黑帮了，今天斗黑帮有什么不对？工作组在校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可神气了，我们斗斗黑帮有什么不可以？高三4班反过工作组的王亚力、李乐群等同学也劝阻过两次，一次在厕所附近，一次在校园里，看到围观的低年级同学都散了，她们就走了。她们也没想到，老师们会被换个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师劝学生，说他们（校领导）年龄都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干这么重的活了。这么热的天，他们肯定受不了，会出事儿的。有的学生也这么劝。这些劝说立即遭到激烈反驳，说你是保工作组的吧？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班有同学看到，梅树民老师挨了一棍子，血立即从衬衫里面流了下来。梅老师自己也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钉子扎进肉里，拔出后都是血，染红了衬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在调查中我还了解到，有两个高二的同学8月6日一早去看胡校长，胡校长当时躺在床上，伤势很重，见到她们非常高兴。同年，她们和四中的几个同学一起调查了西城区36所中学的打人情况，还写了调查报告。调查时，胡校长给了很大的帮助。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我是从胡杰电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单是竖着写的，右上是师大女附中，靠下并排写着李松文
宋彬彬。后来，2008年在一个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说凶手就在里面。有同学看见那个名单后，告诉我说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字，他教过她们班几何，很熟悉他的字体。于是我去找李老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把那个复印的名单拿给他，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过了几天，李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详细讲了名单产生的前因后果。他说，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经快6点了，听说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有几个学生堵着不让他过去，当时他找赵桂英老师又找校医刘大夫等等，心里很急。到了医院，医生不管救治，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主持人：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算是年轻力壮的人，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不少同学记得，她的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她们殴打和羞辱校领导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刘进：8月5日的暴力行为使卞校长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我没有预想到会发生那样惨重的后果。出事后我真是后悔死了，没有果断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为，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胡校长等老师。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悔恨和负疚感丝毫没有减弱。这也是我和宋彬彬为什么要在60岁以后克服许多困难、坚持调查学校的动因。我曾在文革40周年时，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几次登门看望过梅老师。有一次他问我：“我们挨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当时这话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郑重地给梅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经多次沟通，他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谈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呆在那儿，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我说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亲我肯定不会走。他说你们都是学生党员，是我们最信任的学生，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觉得梅老师对我提出的质问，也是大多数老师的质问。我非常感谢梅老师对我的批评，感谢他能告诉我当天的情况和他的感受。叶维丽：你、我、宋彬彬和于羚咱们四个人一起去看过一次梅老师。我们进门时，我感到梅老师似乎不那么欢迎我们，老师一般看到学生来都很高兴，而他不是。当时我走在后面，宋彬彬说了一句话，“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声音不高，我听见了。还有一句印象深的话是梅老师说的，他问你（刘进）和宋彬彬，“你们当时在哪儿？”他反复地问，老围着这句话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你们曾是他精心培养的学生，在那天没有“搭救”他和其他领导让他心里受到很深的伤害。我很高兴刘进这些年能和梅老师多次沟通，反复交换意见，倾听梅老师的心声。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师，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愧疚，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我们也去劝说、阻止过，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叶维丽：在该怎么看刘进、宋彬彬她们这些师生代表会主要骨干在“八五”当天表现的问题上，我反复想过。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看，不应该不顾历史的制约去苛求，同时也不能大而化之，而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况在8月初极端混乱的状态下。我觉得刘进、宋彬彬她们那天参与将卞校长送进医院，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她们在卞仲耘去世后连夜向上级汇报，也是负责任的态度。在问题方面，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劝阻无力，反应迟缓。“劝阻无力”是指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她们曾几次出面干预，但在客观效果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她们是不可能质疑斗争校领导的“革命行动”的，只能说说“斗争是可以的，不要打人”之类的话。吴德在他的口述回忆中说，有一位市委大学部的干部遭到学生围攻殴打，去解围的人对学生说，要打死他先打死我，这样才把人救下来。这种用抗命的方式来阻止打人的做法，在绝大多数斗争会上是没有出现的，没在女附中发生毫不奇怪。遇到当天那种场面，不要说是中学生，就是成年人，没有相当的政治经验和担当精神，也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我说的“反应迟缓”，指的是对卞仲耘的抢救行动迟缓。当然，根据卞倒下时的情形，就算及时送医院也很可能是回天无力了，但这是另外的问题。我的估计是，卞大约在4点多钟倒下，大约7点左右把她送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医院，这中间有至少两个小时左右的耽搁。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耽搁？我在署名“白芳”的文章中也问了这个问题。工作组倒台后，师生代表会是个“妾身不明”的机构，在阻止打人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当时疯狂革命的氛围中，她们说话“理不直，气不壮”，劝阻无力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旦事发，在救人的问题上，恐怕只有她们能出面了，你不管没人管了。耽搁了两个小时左右才送医院，不能不说是“反应迟缓”。我倾向相信刘进说的，你们在听到人（卞）躺在垃圾车里奄奄一息的消息时，马上就行动了。但卞校长在后院躺了两个小时之久，为什么你们那么迟才接到消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长时间的耽搁至少反映了人们的恐惧、退缩和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了卞仲耘的惨状。八五事件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不仅因为校长被少数人折磨致死——我相信参与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也因为大多数人的表现也会受到今人的指摘和谴责。就算你没打人，你围观了，就是做了看客。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我是这代人的一员，说这些话绝不仅仅是站在外面或高处去指责别人，它还包含着深深的自责。看胡杰的电影时我感到无地自容。第一次见到王晶垚先生时，我给他写了一句话：“做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这是心里话。5、红卫兵的成立和8?18主持人：王友琴在书里写过：“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前面已说过，7月31日成立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是工作组在校期间的“红旗”。工作组撤走后，主义兵成为学校的革命左派，但她们与“八五”事件毫无关系。“主义兵”作为一个组织，存在了很长时间。我在日的日记里还有主义兵的记述，那时学校里有三大派，一是四四派“东方红公社”，二是四三派“红色造反团”，三是主义兵，人数不多，还是那些同学，成为“老兵”的代表。“红卫兵”什么时候出现，又什么时候消散，与我没有关系因而没有任何印象，也不记得校园里有过大批戴着红袖章的人出没。在我印象里，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女的别名。刘进，你和宋彬彬发起成立过红卫兵这个组织吗？如果发起，是在什么时候？刘进：我和宋彬彬没有发起、成立过叫“红卫兵”的组织。我俩7月5日亲耳听到邓小平关于制止红卫兵等非法学生组织成立的谈话，工作组撤走后，我们一直为自己的错误而苦闷、迷茫，不可能摇身一变，就去带头组织“红卫兵”。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一些老师的记忆也证明了这一点。2006年，张静芬老师（卞校长遇难后秘密给王先生写信的人）曾对我说，当时她看到围着校领导打人的是不足一个班的学生，在大操场和后院大约都是二三十人，没有戴红袖章，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主持人：我在前面说过，我班8月5日上午开班会辩论对联，我装病没来，8月6日下午给我“补课”。当时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坐在讲台前面排列成长方形的课桌上，其他同学坐在椅子上，她们居高临下的气势非常压人。我记得其中最激进的同学以及父亲在军界具有高职位的同学，并没有人戴袖章、穿军装，最显眼的装束是把裤腿挽到膝盖上，根本不穿鞋，当时校园里行为最张扬的学生几乎都这样。如果当时有了红卫兵这个组织，有些学生会特别炫耀，因而给人留下印象。刘进：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根据调查我可以这样判断，是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到8月18日之前的几天里，一哄而起的。在对联制造的氛围下谁可以当谁不可以当，每个人心里很清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毛主席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大家才觉得红卫兵不是非法组织了，毛主席都支持了，我们思想上才会接受红卫兵。宋彬彬：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你就是了。叶维丽：红卫兵的出现，在海淀、东城、西城是有时间差的。海淀区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红卫兵起来后是否有军方的背景，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在西城区譬如四中和女附中，干部子弟多为中央机关、国务院的背景，和刘、邓的关系近。如果毛不表态支持红卫兵，他们一般不会像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那样自己起来组织。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8月1日写的，传到清华附中是8月2、3日，卜大华他们有回忆。当时的情况，每天的信息传播是很快的，毛支持红卫兵的消息，我觉得如果8月5日还没有传开，8月7日、8日应该已经传开了。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成立的时候是有边际的，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青少年自发的组织，有成立的时间和人员组成。后来红卫兵得到了毛的支持，我在自己的书里（《动荡的青春》）说过，红卫兵在城区实际上是一哄而起，特点是没有准确的时间和组织边际。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具体时间，至今没人能具体说清，当然也没有开过成立大会，没有什么宣言。主持人：再说一说8?18那天的情况吧。是筹委会接到开会通知的吗？刘进：是，我记得筹委会是8月16日接到的通知，说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我们决定以班为单位组织参加，没有提具体条件。因对联的出现使血统论的思想盛行，各班掌握情况很不一样。当天即开始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制作袖章和标语牌。那时很少有人戴袖章，为了集会，大家以各种方式赶制。8月17日，筹委会组织了各年级的一批积极分子集中在学校大礼堂，把红色横幅、红绸布撕开，再裁成窄条。两位初中同学找来了毛体的“红卫兵”三个字，其中“卫”是繁体字，高二一个同学用三合板刻了模子，刷上墨汁印制，但洇得很厉害，出了不少废品，所以那天印到很晚才做成40多条。大多数红布条来不及印字，就分发给各班了。宋彬彬：因为时间紧，我们做的红卫兵袖章很粗糙，我给毛主席戴的袖章是毛边、黑字，并不是社会上后来流行的那种黄字袖章。做木版模子的那个高二同学，她父亲当时已经被停职了。做了一夜袖章后，第二天她问小艾（初二学生）：“我能不能算红卫兵？”小艾说：“你当然可以算了。”于是她觉得自己也是红卫兵。刘进：我们班的袖章是一个写字特别好的同学在红布上直接写的，她还画了一个葵花向阳的展板，表示“心向共产党，心向毛主席”，准备8?18那天举着去天安门广场，结果因为出身问题，班里不让她去，对她的打击很大。宋彬彬：这是2006年班里同学聚会时我们才知道的，听说这件事我很不好受。那个同学为大家忙了半天，自己却不能去，受了很深的伤害。刘进：8?18那天凌晨3点多，由筹委会组织集合，从学校出发去天安门广场。大部分同学（包括出身不好的）都去了，也不分什么派别。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大概是5点多钟，大约7点多，听到广播通知，让各校按名额去天安门前集合，女附中的名额是40个。作为学校的领队，我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过去吧。”挑人肯定要出身好的，其他还有什么标准记不清了。调查中有人讲是要穿军装的、戴袖章的、出身好的，有人讲是要个子高的。各班怎么挑选人，怎么上的天安门，宋彬彬怎么给毛戴的红袖章，让她自己说吧。宋彬彬：先说是怎么选人的。高三4班王亚力说，是我告诉她由她在班里挑人，选的都是个头儿比较高的。因为高中的学生都比较高嘛，最后上去的主要是高中生。应该选40个人，临出发时点名，多出来一个，第 41个就没让上去，当时她就哭了。对为什么让学生上天安门的说法很多，2006年《炎黄春秋》里有篇文章谈到过一种说法，说是警卫局领导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的脸色都很阴沉，气氛不大好，才临时决定让一帮中学生到城楼上去。从当时的照片上，能看出有的领导脸色阴沉。但学生什么也不知道，高兴得蹦啊跳的，气氛非常热烈。胆子大的学生就开始给那些领导人戴红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箍儿，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看到别人都上去献了袖章，我身后一个男生（空军大院子弟、师院附中初三学生）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过。我问谢富治，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小艾也说她要去献红领巾，谢问她是谁，我说了她父亲的名字，他就让我俩过去了。那时，能见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也觉得很荣幸。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当时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平常我也听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很会拿名字开玩笑，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刘进：我再讲一下事后的情况。“八一八”当天下午回到学校，梁二同就找我和宋彬彬谈话，说你们保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边说一边哭起来。当时我俩觉得又做错了，很惭愧，我说要不然把你们的袖章给我，去换一下。后来我把她们的袖章送到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那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我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错误一犯再犯，越想越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日那天，我写了大字报，列举了自己的错误，宣布退出“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字退出。至此，我俩就退出了学校初期的文革运动。从6月2日写第一张大字报到宣布退出运动，前后80天的时间，影响了一辈子。1985年整党时，我对贴大字报和最初参加文革运动写了这样的认识：“自己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灾难，是因为在思想上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文革前，对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很熟悉，并常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在当时反修防修的教育中，听到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赶快把这个坏蛋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