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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不是政府在控制，而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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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关门”凸显美国政治极化下的制度困境
作者：张业亮&&&&&&来源：《唯实》(南京)2014年1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
　　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是否推迟实施奥巴马医改法个人强制条款问题上互不让步，国会无法在日新财年开始前通过新的预算案，致使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当天起“关门”。这是时隔17年，美国联邦政府因两党预算争执陷入“政治瘫痪”而再度“关门”。直到10月16日晚美国债务上限即将到期的最后关头，在共和党放弃将开支法案与修改奥巴马医改法捆绑的要求之后，两党经过艰难谈判才达成妥协，结束了长达16天的“关门”危机，并将美国从债务违约的边缘拉了回来。政府停摆不仅使因在叙利亚化武危机处理不力和“棱镜门”事件而遭诟病的美国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使美国经济蒙受损失，而且凸显了美国两党政治极化下的制度困境。
　　权力分立和制衡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
　　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是美国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和政治运作的基本框架。美国制宪者根据英国政治学家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以及建国以后各州政府已实行三权分立的实践，在宪法中精心设计了保证实施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原则的一整套具体措施。制宪者认为，立法、行政、司法作为政府的三大最主要的功能，必须由三个彼此独立而又平等的部门分别行使，据此，美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法院。制宪者同时认为，仅有权力的分立是不够的，权力分立的目的是用野心反对野心，防止任何权威专权，然而如果三权分立是绝对的，不受到制约，仍然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三权分立的同时又相互制衡，才可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因此，美国宪法又在三权之间设立了一系列复杂的制衡机制。例如，立法权属于国会，但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立法，国会又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行政权属于总统，但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所需经费须由国会以法律批准，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同外国缔结的条约须参议院批准，国会还有权监督行政，检查法律执行情况、经费开支和官员行为等；司法权属于法院，但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人数和低级联邦法院的设立均由国会决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可以通过对国会立法和总统行为是否违宪而对其权力进行制约；国会有权弹劾总统、行政官员和联邦法官；国会设置两院而不是一院，也是为了两院相互制约，特别是由参议院制约众议院。
　　美国宪法的这一制度设计有助于保证美国政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也存在决策效率低下和联邦政府行动能力迟缓的内在缺陷，即当美国面临重大的急需解决的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三权中的一方采取果断行动时，另外两权可以拖延或阻挠，导致公共政策制定僵局和联邦政府行动的迟缓。这说明分权制衡机制存在民主和效率的内在困境。就立法而言，两院制的设置使得一项法律只有经过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并经总统批准，才能生效。在一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时，一项法案较易获得两院的通过；在参众两院分别为两党控制时，立法效率相对较低。
　　对于分权制衡机制产生的效率和自由这一内在矛盾，制宪者实际上也意识到，但他们认为，相对于效率而言，自由更为重要，分权制衡不是为了创立最有效率的政府形式，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滥用权力。正如曾经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所说：“1787年制宪会议采用分权主义不是要提高效率，而是为了防止专权。”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在制定宪法的时候，虽然存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派别之争，但还没有出现政党，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两党制还没有形成，制宪者没有考虑到政党的出现对政治体制运行的影响也可能是如此设置的一个原因。
　　美国宪政体制虽然存在上述内在缺陷，但从建国以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这一体制总体上运行良好。这主要是因为民主、共和两大政党“对于政策方向的设想是相同的，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多趋同方面”(弗兰西斯·福山语)。
　　两党政治极化使分权制衡机制的内在缺陷凸显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趋向使分权制衡机制的内在缺陷充分显现。
　　两党政治极化是近十多年来美国政治变化的一个最显著的趋势和最具概括性的特点，也是当前美国政治运作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环境。两党政治极化有多种表现，其中主要的是国会两党政治极化，即在国会的立法中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造成当今美国国会两党政治“极化”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的因素，也有选举政治、政党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原因，并且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其中，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增强，同时两党之间政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加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谓政党意识形态，指的是美国两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或所信奉的政治哲学。在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增税和扩大联邦政府开支，支持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福利计划，反对政府干预社会领域的道德和私人生活，在联邦和州的关系上主张扩大联邦权；保守主义则相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减税，反对扩大政府开支，但主张政府在规范道德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联邦与州的关系上维护州权。虽然自“新政”以来至20世纪60年代末，民主党倾向于自由主义，共和党倾向于保守主义，但这两种意识形态与两大党并没有完全对应的关系，两党内都存在保守派、中间派和自由派等不同的政治派别。换言之，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或分歧并不明显。在这一时期，民主党是一个由南部保守派和北部自由派组成的意识形态多样化的联盟；共和党则主要由北部自由派、北部中间派和南部保守派三大选民团体组成。受共同的政党意识形态或选区利益驱使，两党国会议员常常结成跨党联盟以通过或否决某项议案。例如，在民主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参众两院的第103届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内的保守派联合，挫败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医改法案。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两党选民结构和选举基地的变化、国会选区的重新划分和国会选举中“安全议席”的形成，两党国会议员中保守的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共和党人不断减少，两党意识形态重叠的现象几乎消失。据美专家统计，年，众议院共和党自由派和民主党保守派的数量为91名，到年，这两类议员人数下降到11名。1960年代初，参议院民主党保守派和共和党自由派人数高达22名，到年则下降为零。
　　两党内意识形态同质性增强，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增大，表明同一党议员的立法倾向越来越相似，不同党议员之间的立法倾向的差别则越来越大，在关键议题上以党派划线投票将更加突出，使跨党立法妥协变得更加困难，国会难以通过新的重要立法，从而导致更多的立法僵局。特别是在两党分别控制白宫和国会的“府会分治”或两党分别控制国会两院而产生的“分裂国会”时，发生政策制定僵持的几率更大。统计显示，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会主要法案成为法律的比率高达80%；但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初，这一比率下降为67%。可见，两党政治极化是导致政策制定僵局的主要原因，而政策制定的僵持发生在预算和开支问题上，则可能演变为政府“关门”。
　　“关门”是“极化”导致两党在开支领域政策僵持的后果
　　按照宪法三权分立的规定，国会掌握“钱袋的权力”，联邦政府机构只有国会拨款才有钱办公。每个新财年开始之前，总统都要向国会提出下一年度预算案，交国会参众两院审议，如果国会未能通过预算案，联邦政府就得“关门”。在两党的政策分歧中，预算开支和税收是一个主要的领域。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因国会未能在新财年之前通过预算案而引发的联邦政府“关门”危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发生过6次国会未能通过预算案的情况；自1976以来，先后有17次因国会未能通过预算案，政府无钱可用而酿成“关门”危机，但其中只有几次导致政府实际“关门”。在1982年9月《反超支法》(Anti-Deficiency Act)重新修订后，国会未能达成预算案才意味着政府实际“关门”。在20世纪80年代，多数的“关门”是短暂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由于克林顿政府提出的预算案遭到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强烈抵制，致使联邦政府“关门”21天，是迄今为止联邦政府“关门”时间最长的一次。
　　近十多年来，随着美国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的攀升，预算开支法案成为国会两党立法斗争的一个主要政策领域。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趋向进一步加剧，两党围绕开支和债务限额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以至于国会无法通过预算法案，只能靠通过临时开支法案来维持政府运转。自2009年以来，国会连续4年只能以临时开支法案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最近一次临时开支法案于日通过，于9月30日到期，由于国会参众两院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把持，尽管经过几轮谈判，两党仍未能在9月30日前达成妥协，从而导致联邦政府再次“关门”。
　　奥巴马医改法是两党在开支领域政策僵持的原因
　　本次联邦政府“关门”危机中，共和党坚持把奥巴马医改法与新财年预算挂钩是造成两党在开支法案上立法僵局的直接原因。
　　医改法(the 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是奥巴马第一任期最重要的政绩之一。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目前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高达5000万人。奥巴马政府进行医疗保健改革的目的是使这部分人中的多数能够拥有医保，实现医疗保险的全覆盖。在奥巴马执政的头两年，虽然遭到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由于民主党同时掌握白宫和国会，医改法得以于日通过，当日经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
　　奥巴马医改法的主要内容：一是扩大医疗补助的范围。该法要求所有参加的州从2014年1月起按照新的联邦标准扩大医疗补助的范围，即扩大到年收入在联邦贫困线以上133%的所有成人，以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这一要求预计目标是全国增加万享受医疗补助的人，联邦政府在头三年将承担新加入者100%的费用，然后在2020年后逐渐减少到承担90%的医疗补助费用。二是规定没有医疗保险的个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处以罚款。医改法的个人强制条款规定，没有医保的公民和合法居民从2014年起须购买联邦批准的医疗保险，否则将被处以年收入2.5%的罚款。根据美国智库恺撒家庭基金会的相关研究报告，2014年罚款金额为每个成人95美元，每个儿童47.5美元；到2016年，罚款金额增加到每个成人695美元，儿童347.5美元。企业也是一样，医改法规定，雇佣50个员工以上的企业如果不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将受到为每名员工支付美元的处罚。三是建立医保交易所(health insurance exchange)。医改法还规定，各州可建立医保交易所，作为居民和小企业购买医保的市场。不拟建立医保交易所的州须在日之前建立州伙伴关系交易所并提交计划。没有建立医保交易所的州，联邦将不再提供相关资金。
　　奥巴马医改法自法案提出之日起就遭到共和党保守派和茶党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从小政府的政治理念和维护州权的立场出发，认为强制个人购买医疗保险超出了国会拥有的管理州际商务的权力和税收权，也违反了个人自由选择医疗保险的权力；医改法扩大医疗补助范围增加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负担，将进一步扩大联邦赤字和州的财政支出；对未扩大医疗补助的州处以撤销联邦资金的惩罚是强制性的，违反了州的自治；私人医疗保险市场传统上属于州权的范围，医改法的强行规定，违反了宪法规定的联邦与州分权的原则。因此，国会共和党人和茶党人士把废除奥巴马医改法作为主要目标，先寄希望于奥巴马在2012年大选中败选，从而可以废除该法律。在奥巴马成功当选连任后，他们又利用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取得的对众议院的控制权，把废除个人强制条款、不为医改法实施提供资金以阻挠医改法实施作为主要目标。继而在2014年预算的立法中，把奥巴马医改法与新财年预算和提高联邦政府债务限额谈判挂钩作为一个重要的立法策略。此外，共和党人担任州长和控制州议会的27个州还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要求推翻奥巴马医改法中的个人强制购买医疗保险和强制州扩大医疗补助范围的条款。国会民主党议员则从扩大联邦福利和医疗保健开支的传统主张出发，坚决反对取消奥巴马医改法实施资金作为批准临时开支法案和提高债务限额的前提，民主党控制的州也支持扩大医疗补助。奥巴马医改法由此成为两党预算和开支之争的一个筹码，从而导致联邦政府“关门”。
　　政府“关门”的影响
　　此次联邦政府“关门”危机给美国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首先，在外交上，政府“关门”使美国因“棱镜门”事件遭到国际社会和欧洲盟国指责的国家形象进一步受损。奥巴马因与国会共和党人就政府“关门”和避免美国债务违约展开谈判而不得不缺席于10月7～8日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APEC峰会，从而“丧失”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良机”(奥巴马语)。经济上，政府“关门”使美国经济损失了240亿美元；因为数十万公务员停职在家，各种政府合同被迫推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两党提高债务上限谈判僵持不下而差一点酿成的债务违约则损害了美国的财政信誉。政治上，美国公众对本届国会的支持率下降到罕见低点，两大党在这场预算之争中都没有赢家，尤其是共和党受“关门”事件持续发酵的影响，在11月举行的部分州市长选举中，极端保守派相继败北。具有更深刻政治意义的是，“关门”危机凸显了美国引以为自豪的美国式民主的弊端。
　　这次“关门”危机虽已结束，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两党政治极化的立法环境下，植根于美国分权制衡机制的内在困境所导致的政府“关门”闹剧仍将会不断上演。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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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
在上海市档案馆举办的《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展览中，一段征集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长达30分钟的视频短片成为展览的一大亮点。人们驻足在小小的屏幕前，久久凝望不肯离去。视频中出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形象，反映当年延安风土人情和军民生活的珍贵画面更是牢牢地抓住了参观者的视线。
这段珍贵的视频是1944年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拍摄的。美军观察组又被称为“迪克西使团”，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还要早28年。首次在国内公布的这段视频，尽管画面有些模糊，但却真实而生动，一段不算久远但已渐渐被人淡忘的历史随之呈现在世人面前。
另眼看延安：“中共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对日战争的总体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日军更多的兵力。为此，美国从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壮大蒋介石政府的实力。但是美国扶蒋抗日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1944年日本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损兵56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美国认为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必然要给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带来更大压力，拖延日本法西斯灭亡的时间，这样的形势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援助中国的政策。
此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的广泛关注，对当时的美国来说，一切有利于尽早打败日本和结束战争的因素均符合国家利益，中共自然成了美国正在寻找的维持中国战场的新力量。美国希望在华北和华东对日作战的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能够配合美国空军对日本的轰炸行动，“故立即派遣美军观察团，前往陕北、山西及华北各省，仍至为必要。”
美国向延安派驻观察组除了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外，也与一批美国有识之士的极力促成有关。谈及此，不得不提到本次展览中的几位美国记者。一位是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苏区的美国记者。在陕北的实地考察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使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客观地记录了他在延安看到的一切，把一个与国民政府多年来歪曲宣传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呈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罗斯福总统在读了斯诺的文章后也成了他的忠实读者，年间曾三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问题。其中1944年5月的谈话使罗斯福总统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决心。另外，就在美军观察组去到延安的几个月之前，有美国记者斯坦因、福尔曼参加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了延安，记者们对八路军在敌后英勇战斗的报道，也给美国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参战后不久，其军队和驻华外交官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国民党的表现表示不满，建议美国政府采取富有弹性的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年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对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考察，他是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人。罗斯福总统在将卡尔逊派往中国之前，曾私下嘱咐他要不时地写信寄往白宫，告诉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考察途中，卡尔逊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直接报送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在看完这些信后说，这些信件使他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憧憬，描绘了一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英勇杀敌的画面。卡尔逊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对罗斯福总统下决心派军事观察组去延安也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驻华使馆的两位秘书戴维斯、谢伟思也开始怀疑单纯依靠蒋介石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在和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尤其是周恩来的交往中，逐步意识到中共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自1943年起，他们不断地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与设想。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报告中明确建议美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地区，设立总领事馆并派一个军事观察团进驻那里。”在之后递交的报告中，戴维斯写道：“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暗示欢迎我们派遣军事观察组去，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态度可能会改变，因此我们需要在还受欢迎的时候及时派遣一个军事政治观察组去那里了解敌情。”他还预测蒋介石不会答应美国与中共的直接接触，因此建议由总统直接出面与蒋介石商谈。戴维斯的报告有效地启动了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他被一些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军观察组之父”。
1944年2月起，罗斯福总统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派遣军事人员去中共控制区考察的要求。但是罗斯福的建议屡次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国民政府之所以刻意阻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害怕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访问，收集到对国民党不利的情报资料，发表对国民政府不利的言论，从而失去美援，动摇其统治基础。但是，蒋介石明白，国民政府无力改变美国的决定，只能拖延美军观察组派出的时间而已。5月， 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议题之一就是与蒋介石磋商派遣军事观察组考察事宜。最后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处于困境中的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派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华莱士的访华终于促成了美军观察组的建立。
关于“美军观察组”名称的确定，还有一段小插曲。美国方面参考当时正在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名称，建议美军派出的这些军事观察人员叫做“美军代表团”或者“中缅印战区美军观察团”。但是这遭到了国民党的激烈反对，蒋介石认为将其称为“团”规格太高，他提议将其改名为“视察组”。“视察组”名称反馈到延安后，毛泽东评价说，我们和美国同是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在政治上我们是平等的，而“视察”通常是上级对下级的莅临检查，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不能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后来，经过美国、重庆和延安三方面的磋商，代表团的名称最终确定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观察组”。美军观察组还有一个代号---- “迪克西使团”。“迪克西”这个词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反叛的各州。它来源于当时一首歌颂南方诸州的流行歌曲，歌曲中有这么一句歌词：“那是一个太阳永远升起的地方，人民所说的关于迪克西的事情是真的吗？”人们无法准确揣度美军观察组起这个代号的原意,他们或许是把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也比作造反者的家园……
热切的期盼：“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1944 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为组长，包括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梅文尔·卡斯伯格上校、雷·克罗姆少校、约翰·科林上尉、查尔斯·斯特尔上尉、保罗·多姆克上尉、亨利·惠特尔赛中尉、安东·雷米尼赫等9人组成的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贺龙等代表毛泽东到机场迎接观察组的到来。7月26日晚，毛泽东出席了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举行的欢迎晚宴。席间，毛泽东风趣地对美国客人说：“你看你们是多么重要。为了让你们到来，连美国副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做说服工作。” （约翰·高林:《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华艺出版社1992 年版, 第21页。）8月7日，美军观察组的第二批成员也抵达了延安。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受到了中共方面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为了营造一种欢迎美军观察组到来的友好氛围，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7月4日专门宴请了当时正在延安进行考察的中外记者团和美国侨民，并且举办了晚会庆祝美国建国168周年。当天《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委托胡乔木撰写的一篇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对美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美国在这次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担负者和太平洋战争的最大担负者，已建立了不朽的伟绩，在确保战后世界和平和民主化进程方面，美国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篇社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这篇社论，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战友们”三个字，并强调指出：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社论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
为了做好对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待工作，周恩来还专门为此草拟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44年8月18日下发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指示》要求大家“不应把它们的访问与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在日常生活方面，尽管延安的物质条件较差，中共还是竭尽全力为观察组提供干净舒适的工作、居住场所和丰富可口的饮食，并配备了专门的服务人员。美军观察组住的窑洞是中共专门建造的，据当时担任观察组翻译的凌青回忆，美军观察组住的“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然而，初到延安的美国人对此并不适应。美国历史学家卡萝尔·卡特在他的著作《历史揭密美军观察组行动——延安使命》中写道，“以美国人的标准，那里的生活很原始。他们称之为‘窑洞’的地方，实际上就是15英尺长的地道，它挖开山侧的土，砌以石块。每个窑洞都是一间房，窑洞前部是一扇门和一扇窗。窗户的框架是木制的，白纸糊在窗框上以代替玻璃。地上铺的是用沙子填缝的灰砖。每扇门前都挂有一条门帘，强烈的北风刮起来时就放下来挡风。”（卡萝尔·卡特，《历史解密美军观察组----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第79页）。尽管条件艰苦，但延安所散发的蓬勃向上的朝气让观察组成员们渐渐适应并融入其中。观察组成员约翰·罗德里克回忆说：“大家所住的窑洞很小，光线从纸糊的窗户而不是玻璃窗柔和地洒进来。虽然床垫像纸一样薄，用沙子填充的枕头硬得像石头，但我们在海拔2000英尺、天气燥热的延安睡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稳。”在饮食方面，中共也是千万百计改善观察组成员的伙食。曾经担任观察组后勤管理员的李耀宇回忆：“为了给美国人改善伙食, 我们把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延安无鸭，我们就用烤鸭和脆皮鸡的混合工艺，烤出皮脆肉嫩、纯香四溢的延安鸡。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美军官兵吃得一干二净。”（摘自2004年2月《南方周末》刊登《我所知道的延安美军观察组》，李耀宇口述，李东平纪录整理）朱德、叶剑英、杨尚昆还时常陪着观察组的人到延安周围的山上打猎, 打回来的野鸡也被用来改善生活。不仅如此，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家也成了观察组成员的招待处。对于中共方面无微不至的关照，美军观察组成员很是感激。包瑞德还曾提出把美军发给他们每人每天6元的伙食补贴交给中共，但周恩来婉言谢绝了，他说“共产党人把为使团提供食宿当成义务。”
中共方面对美军观察组的重视与热忱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借此突破国民党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封锁，使国内外了解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争取盟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积极与英、美等民主国家建立外交联系。早在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时，毛泽东就说：“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抗战爆发后，中共多次向美国有关方面表达了与其合作的愿望。1942年6-7月间，周恩来在重庆三次接见了戴维斯，向他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前去延安访问的愿望。中共希望观察组把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宣传到外面去，使中共从封锁和孤立状态中解放出来，使自己“从一个地区性的造反者的形象，抬高到一个国际公认的作为战争同盟国的一部分的政治机构”，从而争取得到美国等同盟国的同情和支持，增强自身的力量。
无间的合作：中共与美军观察组的友好相处
美军观察组出发前一天接到了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对他们下达的详细指令。美军延安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掌握如下情报：“敌军战斗序列；敌军空军战斗序列；汪伪军队的战斗序列；中共军队的人数、位置、作战部署、装备情况、训练情况、战斗力；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官员地全部名单；日军在中国北部的机场和防空力量；情报目标；敌军轰炸的损失情况；气候情况；经济情况；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日军作战行动；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价；共产党实际控制区的范围；援助中共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的最佳途径；海军情报；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中共武装力量战争潜力对日战争贡献的估价。” （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在抵达延安的当天，包瑞德就致信朱德，信中列出希望获得有关情报的部分项目，并写道“观察组完全要依靠你的帮助和合作以获得所需情报，美国政府的最高官员们将感谢给予观察组的一切帮助。”四天之后，朱德给包瑞德回信说，“关于观察组所需要的情报，就我个人来说，本总司令部参谋部和第十八集团军及敌后新四军参谋部均愿尽我们最大努力搜集和研究。”
搜集日本的军事情报是使团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共方面非常慷慨地把自己搜集到日军情报提供给观察组。据统计，到抗战结束，中共方面提供给观察组的情报书面报告多达120多份。包瑞德对此评价：“他们热情地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做一切事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各种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此外，观察组成员发现“延安的共产党人所捕获的日军战俘就尤其有价值了”。据观察组成员雷·克劳姆莱回忆，他曾审问过67名战俘，其中与两位著名的日本共产党员冈野进（Okano&Susumu）和泽田(Sawada)的谈话颇有收获，他了解了“把日本共产党员作为特工送到中国东北和日本的计划”以及“把特工(可能就是泽田本人)送到日本的可行性和与日本地下党建立直接通讯的可能性。”在观察组成员中，最擅长与日本战俘交流的是日语专家约翰·K·埃默森。他访问了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在这里250名日本战俘被改造为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他们以自身经历编演的反战文艺节目给美军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成员通过给日本士兵写信、前线喊话、制作反战宣传品、慰问袋等形式，使更多的日本士兵从侵略战争的野蛮和武士道思想的毒害中觉醒过来，埃默森发现：“利用战俘来完成新战俘的转变这一策略开始奏效”，并认为八路军改造日俘的经验对美军也是十分有用。
考察敌后抗日根据地是美军观察组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中共方面的有关负责人就观察组成员关心的问题作了详细介绍。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美军观察组全面介绍了共产党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多次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华北战场敌、友、我三方的情况；新四军军长陈毅向观察组作了新四军的情况介绍；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观察组作了该地区的军事斗争情况介绍；八路军120 师师长、联防军司令员贺龙介绍了晋绥边区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还分别向观察组介绍了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情况。中共方面还应观察组的要求安排了一系列考察活动。8月24日, 包瑞德一行到南泥湾观看八路军359旅的军事训练，内容有步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瞄准射击，以及投手榴弹的表演。9月14日, 科林、约翰、希契三人前往晋绥根据地，毛泽东亲自致电当地要求妥为安排。10月6日, 卢登、彼得金、惠特尔西等五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进行了为期四个月、行程两千多公里的考察，沿途由八路军与地方部队护送。他们参观了根据地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于1945年1月23日返回延安。10月9日,观察组医生卡斯伯格与三名美英记者前往晋北，考察当地部队和地方的医疗状况，亲睹了八路军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
最初派遣观察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美军在中缅印战区的空中行动增加，飞机坠落情况也相应增加，救助那些飞行员成为美军当务之急。在收到观察组营救遇险飞行员的请求之后，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向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下令，对跳伞的盟军飞行员必须全力营救。美军观察组的空地救援组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双方开展了有效的合作。包瑞德亲眼见到一位被日军打落的美机飞行员得到根据地军民的协力救助，安全来到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们承认：“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救助行动归功于他们高度的组织性和在其控制区内的力量。”他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每次救助行动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提出希望给共产党人提供医药作为回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 也都曾致函朱德和彭德怀, 对中共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　
美军观察组也为八路军的军事训练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如包瑞德、彼得金曾给八路军总部的干部讲授美军的训练方法, 科林上尉做了美国爆破器材使用方法的演示。观察组出于工作的需要, 还为八路军培训了一批气象、雷达、通讯方面的技术人才。
在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前几个月里, 中共方面与观察组建立了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的关系。杨尚昆在晚年回忆美军观察组时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两年多的时间, 应当说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双方的合作是比较顺利的。”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第226页）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其所写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当局给予了观察组最热心的合作，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便，在他们控制的任何地区与我们合作，对美国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谢伟思也曾感慨地写道: “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 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 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
零距离接触：谢伟思与周恩来、毛泽东的谈话
谢伟思是“迪克西使团”的重要核心人物，他被委任为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这位出生在四川的美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1943年8月, 谢伟思被美国陆军部派到史迪威司令部任政治顾问，他是美国与中共建立联系的创议者之一。谢伟思在延安住了近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
谢伟思与周恩来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41年的重庆。当时还是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的谢伟思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上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活力，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他的眼睛。在浓密的黑眉毛下边，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凝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你所说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感觉。”（谢伟思：《追忆周恩来往事》，摘自斯诺、谢伟思等著作，《想念周恩来》，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45页）
此次在延安，谢伟思有很多机会与周恩来会面。他发现，在周恩来谈话的美国人里有地位高的，也有地位低的；有文职人员，也有军人；有非常通晓中国问题的，也有对中国问题完全不了解的。周恩来会见这些美国客人的时候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无穷的耐心”，“他并没有因为有人无知而感到吃惊，也没有把任何问题看得过于繁琐或不相干而不予理睬。确实，不管情况多么使他感到为难，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表现出不耐烦、烦恼或疲倦。” 谢伟思与周恩来之间的谈话随意而自然，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时间表把谈话打断。谢伟思是这样评价周恩来的，“他温文尔雅、心情愉快，机警而不紧张不安，机智诙谐，而没有讥讽或恶意，他令人吃惊地很快领会了你的想法，但从来不在你结结巴巴努力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表现出不耐烦。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是去寻找共同点。”（谢伟思：《追忆周恩来往事》，摘自斯诺、谢伟思等著作，《想念周恩来》，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 47页）。谢伟思认为：“无论是在重庆和还是延安，同周进行的谈话一向是非常愉快的”。
谢伟思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7月26日八路军总部为观察组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当时谢伟思就坐毛泽东的身边。谢伟思觉得：“总的来说，同他欠佳的照片上所能想象的相比，毛显得更热情和更具有吸引力”。8月23日，也就是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整整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的第一次正式谈话。美国的史学家们认为，“毛泽东是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并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后，才召见谢伟思的，因为毛泽东明白，尽管谢伟思本人级别较低，但作为驻延安的美国最高外交官，他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这一次谈话长达八个小时，毛泽东一直主导着谈话，他对谢伟思详细分析了中共对当前国内和世界形势的看法。他说：“中国共产党希望知道，美国政府在战后是愿意支持一个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但毫无疑问，一个民主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才符合美国的利益。”当谈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你们美国人和我们共产党的任何一次接触都是愉快的，当然，我们高兴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因为它会帮助打败日本。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多年以后，谢伟思仍对这次谈话记忆犹新，“毛泽东是一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在人们第一次同他见面时，不像见到周恩来那样很快就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在中国人当中，毛泽东出身材是高大的，但不像他后来那样胖。他的举止稍显缓慢，具有一种庄重严肃的风度，不过并没有自高自大的样子。他彬彬有礼而又热诚亲切。”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
在延安期间，谢伟思与毛泽东每周见面2-3次，他们之间的谈话多达50余次，基本内容概括起来是：“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坚定的，现在为中国的抗日民主事业而奋斗，将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不管外国人对此赞成与否，中共都将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反对挑动内战，也希望美国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共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如果暂时不能，也应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召开党派会议来制定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第三，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不论美国在战时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论我们是否能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枪一弹，中共都将予以合作，如提供情报和气象报告，协助美国空军人员配合作战等。在战后，中共仍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与理解，因为中国必须实行工业化，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提高。但中共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
毛泽东与谢伟思之间的谈话不拘形式，有时是很正式的官方会谈，有时是无拘束的私人会谈、小组讨论、聚餐、观剧以及其他招待会，公开演讲会，甚至炎夏傍晚在果园的坚实土地上举行的周末舞会。毛泽东非同一般的谈吐给谢伟思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的谈话总是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他似乎不假思索就立即得出恰当而明确的结论，把谈话引入难以预料和变幻无穷的境界，他不感兴趣的问题是很少的，他博览群书，几乎无所不知。他并不垄断会谈，毫无强加于人之意，你不会感到受压服。事实上，在小组会上，他一般是聚精会神的，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有插话和表达自己见解的机会。毛会把会谈的意见加以总结。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总结是巧妙地做到公平合理、周到而又简洁。”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4页。）
谢伟思将他与毛泽东会谈的内容写成了报告，这些报告经美国大使馆发回华盛顿，为国务院的官员们争先传阅，对美国政府和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了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揭秘真相：真实的延安与共产党人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10日，中央机关前往延安，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美军观察组成员们都是第一次到延安。在前往延安之前，他们印象中的延安是充满矛盾的，一边是斯诺等进步美国记者报道中的“红色延安”，一边是国民党政府多年来宣传的“反动延安”。真实的延安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疑惑在步入延安后找到了答案。
刚下飞机，谢伟思和其他成员们发现，“重庆的湿热和浓雾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干燥的黄上原野和延安的晴朗蔚蓝的天空。”1944 年7月28日，谢伟思到延安后所写的第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来到陕北后，发现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在延安，他们发现了这里与重庆太多的不一样，他们把这种不同于以往的感受都记录在了他们提交的政治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延安和重庆明显不同的一个方面，是中共领导人的坦诚直率和平易近人。重庆是一座有着官僚政治统治一切标志的城市----腐朽和走下坡路----但仍然竖持它的一切特权。国民党对于等级和声望上享受特权是非常坚持的。如果你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你可以跟政府外交部美国司的处长谈话，而不能和部长谈话。延安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或朱德，常常会出其不意地顺便到美国人住处访问，而且一聊就是几小时。这种接触也不只是杜交活动。”在延安，最令他们感到新奇的是“一种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包瑞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共产党联络员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时，不要用住在远东的外国人常用的口气喊‘伙计’，而要用一种合适的音调叫‘招待员’。尽管来延安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伙计’一词有什么不好，但此时我觉得，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伙计’这个词是待人不平等的称呼。”
观察组的成员们与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近距离的接触，中共领导人对于打败日本的坚定信念和个人魅力给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描述中，谢伟思认为中共的特征是“青春，有活力，智慧充沛，训练精良，信仰坚定，自信、坚韧、实际、自我检讨、态度科学、有适应力、有制度、有条理、有诚笃与团结之精神，民主态度、廉洁”。卡萝尔·卡特认为：“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国民党的腐败堕落，行政效率低下不同，美军观察组成员发现在延安：“如果你想办什么事，你到参谋长那里，他同意了，于是事情就会办到，而且办得很快。你不能想像何应钦会用叶剑英的办法来办事。这一对比是可笑的。”中共的平等、民主、高效使观察组成员心生敬佩，据李耀宇回忆：“观察组的几个美国人，多次向我竖起大拇指，‘你们共产党是这个’，然后又翘出小拇指朝向地面，‘你们国民党是这个’。”
对于中共领导的军队，观察组成员通过考察也作了中肯的评价。包瑞德在其军事报告中写道：“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和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这支队伍本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包瑞德说，他在国统区亲眼看到捆成一串的老百姓被抓去当兵，但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他建议立即决定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还建议向中共各军区司令部提供无线电台，并派驻懂中文的美国军官，直到战争结束。戴维斯在其所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敌后至少能控制华北。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到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之所以能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
通过对中共各方面的考察，美军观察组认为，在对日战争后期，共产党人能比蒋介石对我们有用得多，可以成为美国有效的盟军。他们甚至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建议美国政府全面支持国共两党。
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政治报告客观地记述了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军民的真实面貌，打破了国民党多年来的新闻封锁和丑化共产党的宣传，使中共的真实面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此后，美国舆论界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美国许多个人和社会组织纷纷写信或者打电话给美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表示不满，并要求尽快撤回在华美军，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并要求美国政府“运用其影响去取得中国在民主联合政府基础上的联合”。
错失的历史机遇：美军观察组的终结 &
尽管美军观察组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中共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料，试图全力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灵活的姿态，而不是盲目地支持蒋介石。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观察组的建议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听取谢伟思等人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的报告和由此得出的重要结论，而且还以“亲共” 为名妄加他们罪名。
当时的美国政策是想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牺牲打败日本，并且要防止蒋介石倒向日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受到了内外压力，对蒋介石作出了妥协。1944年10月，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印、缅美军司令史迪威被召回国，赫尔利继高斯之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自赫尔利介入国共矛盾的调停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亦随之发生变化。11月7日，赫尔利应邀飞往延安与毛泽东会面，双方达成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的五条协议。但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赫尔利带回重庆的不利于维护其一党专制的五点协议草案。另外提出旨在迫使中共交出军队的三条反建议。此时的赫尔利一改原先的态度，背弃在延安与中共签订的协定，反过来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的三条反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也对赫尔利的出尔反尔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赫尔利在调解过程中把美国与蒋介石紧紧地绑在了一起。1945年1月，赫尔利将戴维斯撵出中国，并下令从此以后只有对国民党有利的报告才可送达美国。4月又迫使谢伟思离开中国。没有了谢伟思和戴维斯，没有了包瑞德，观察组顿时失去了原先的朝气和活力。后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承认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并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支持它而不支持共产党。这些做法都清楚地表明美国正在以扶蒋反共政策代替前一阶段实行的联共抗日政策。对此，中共方面采取了限制美军观察组在解放区活动的措施，中美关系开始僵化。
1946年4月20日，美军观察组组长耶顿和部分成员离开延安。其他成员转归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领导，并于6月24日命名为延安联络组。1947年3月11日，塞尔斯上校等最后几个联络组成员撤出延安飞往南京，他们的离去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直接接触结束了。” 历时九百六十三天的美军延安观察组画上了句号，美军观察组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美军观察组刚撤走，国民党空军当天下午就轰炸了延安城。毛泽东第一次跟谢伟思谈话时的预言不幸言中了“……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谢伟思对美国政府错失历史的机遇深感痛心：“赫尔利的愚蠢和顽固使我们和中国失去了时间和机会。失去的时间是，战争的最后也是最关键时期处于僵局的那十个月。失去的机会是，寻求更现实的方法防止或延缓内战，并保持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即使不能像我们曾希望的那样成为亲密朋友和盟友，至少也不成为死敌。”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 ) 《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116 页）有学者称如果美国政府采纳了谢伟思的建议，与周恩来握手的美国总统可能就是杜鲁门或是艾森豪威尔，中美之间就不会有长达20余年的敌对状态。
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美军观察组未能促成美国与中共的进一步合作，但是观察组成员对中美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所作的努力和杰出贡献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参考文献：
1、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3、卡萝尔·卡特：《历史解密美军观察组行动----延安使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4、约翰· 斯图尔特·谢伟思 ：《美国对华政策( ) 《美亚文件》和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5、埃德加·斯诺、约翰· 斯图尔特·谢伟思等著作：《想念周恩来》，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7版。
6、于化民：《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
作者手记：
1944年，一支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国军事观察组历经艰辛来到延安。“迪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反叛的各州。观察组成员或许以为陌生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与美国南方反叛的各州一样，是“造反者的家园”。但他们同时认为：“造反者的家园也是一个‘太阳永远照耀’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参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的，是否如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仅仅是造反者？就像美国之前流行的一段歌词里说的：“他们所说的关于迪克西的东西是真的吗?”。美军观察组成员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延安。
为了找寻答案，他们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中共领导人、普通士兵、延安的经济、文化以及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成了他们考察的对象。在考察中，他们不惧炮火的威胁，辗转于战火之中，以求得战场上的第一手资料，观察组成员惠特尔赛在山西考察时与敌遭遇，壮烈牺牲。他们不惧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压力，大声呼吁美国政府支持朝气蓬勃的共产党政权。谢伟思日后还为此受牵连, 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却从未减退。这些年轻的美国军官用他们的正义与执着谱写了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史上难忘的一页。
在延安，观察组成员们看到了一个军民团结、斗志昂扬、欣欣向荣、丰衣足食的新天地。他们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一份份政治报告发回华盛顿，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中共控制区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料, 试图全力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灵活的姿态, 而不是盲目地支持蒋介石。但是, 非常遗憾的是，“迪克西使团”的报告没有被重视。尽管如此，“迪克西使团”的到来还是打破了中共长期被封锁、被孤立的局面, 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情况和抗战方针、政策介绍给全世界。
2012年，上海市档案馆策划了《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展览，在为展览征集史料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无意间发现了这段珍贵视频。视频中出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质朴的形象，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等地的所见所闻也透过镜头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段视频和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记者的文字一样，将真实的延安和伟大的共产党人介绍给全世界。黑白与彩色交织的画面将参观者带回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国访问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是伟大的民族，美国也是伟大的民族，如果这两个民族成为敌人的话，这个世界的前景肯定就不那么美妙了。”关照历史、思考未来。美军观察组留给我们的经验是：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努力增进理解和对话是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应当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
作为档案工作者，拂去往日时光的浮尘，唤醒沉睡的档案，将这段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历史展示给公众，于我们而言是很荣幸的事情。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大记事
7月22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9人从重庆抵达延安。
7月28日，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向美国政府发回在延安的第一次政治报告。
8月3日，美军观察组成员先后听取叶剑英、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十八集团军指挥机构，抗日根据地的开创以及国共冲突等情况的介绍。
8月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成员抵达延安。
8月10日，美军观察组成员听取陈毅军长关于新四军情况的介绍。
8月12日，美军观察组成员听取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关于他所负责的军队和地区的情况介绍。
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
8月17日，美军观察组成员科林上尉在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介绍美国陆军常用爆破材料的使用方法，并作实物演示。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记者团和观察组的访问和观察予以高度评价，并对此后的外交工作作了具体指示。
8月24日-26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和观察组另外一些成员乘卡车去南泥湾观看三五九旅的训练，计有步枪、轻重机枪和追击炮的瞄准射击及投手榴弹表演。
9月6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重庆，开始调停国共关系。
9月14日，观察组成员科林上尉、约翰中尉、希契上尉一行3人，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考察，至11月5日返回延安。
9月26日，八路军在延安东阁大操场举行了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表演大会。在毛泽东的亲自陪同下，包瑞德等观看了中国士兵表演的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等项目。
10月5日下午，中缅印战场统帅部给包瑞德上校授勋仪式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朱德及各界代表千余人参加。
10月6日，美军观察组成员卢登和彼得金中校，多姆克上尉、惠特尔赛中尉及格雷斯一行5人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他们在该地活动4个半月，至1945年初回到延安。其中惠特尔赛在山西考察时与敌遭遇，壮烈牺牲。
10月9日，包瑞德上校在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作关于美国陆军训练方法的演讲。
10月11日，卢登等一行5人在赴晋察冀根据地考察途中在绥德停留，访问抗日军政大学总校。
10月17日，包瑞德上校等启程赴绥德访问。其间访问了抗日军政大学，应邀出席两次晚会，观看一次戏剧表演。
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飞抵延安，正式调停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与之会谈。
12月24日，美军观察组成员参加朱德为庆祝圣诞节而举行的宴会和舞会。
年初，伊凡·耶顿上校接替包瑞德美军观察组组长职务。此后，美军观察组追随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
3月8日，谢伟思飞抵延安，至4月4日离开。其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之会谈。
4月20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耶顿和部分成员离开延安。其他成员转归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领导，并于6月24日命名为延安联络组。
3月11日，塞尔斯上校等最后几个联络组成员撤出延安飞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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