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给领导微信红包合适吗发了个红包,领导没领也没回一句话

领导干部过年可以收微信红包
[摘要]广州市纪委交出反腐成绩单,查处的市管干部三成是一把手。市纪检监察机关去年立案过千查处的市管干部三成是一把手广州市纪委举行新年首场发布会,交出反腐成绩单广州市纪委在2016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于昨日如期举行,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蔡鹏浩现场通报,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072件,首度突破千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而年关将近,对于领导干部能否收红包、礼金的老问题,蔡鹏浩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同学、同事、老乡之间可以进行适度的礼尚往来,包括收、发微信红包,但不能“明显超出”礼尚往来,也要有来有往。新快报记者 黄琼通讯员 穗纪宣反腐力度大覆盖广蔡鹏浩表示,去年,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总共立案人,首超一千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值。而在基层延伸方面也是力度空前,重点查处农村基层和民生领域,典型的如此前通报过的咪表停车经营管理腐败案。除了“力度大”,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办案的另一特点是“覆盖广”。一是从重点盯“树木”、管“极少数”向看“森林”管“大多数”转变。2015年,给予轻处分和组织处理655人,占立案人数60.6%,移送司法机关130人,占立案人数12%。二是从重点“盯违法”向“盯违纪”转变,坚持抓早抓小,把纪律挺在前面。三是从重点“盯机关”向“盯基层”的延伸。以上措施效果不错。2015年,审查周期较2014年缩短了29天,全市共处置反映党员干部问题线索2826件、谈话函询372件、组织处理364件、调整岗位179件,及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窝案串案比较突出昨日,蔡鹏浩还对去年查办30件30人市管干部案件进行了数据分析,具体有四大特点:一是受贿比重大。30件案件里涉及到受贿行为的有20件,占了66.7%,主要集中在利用职权直接插手或是干预土地的批租、资金的划拨、工程建设等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方面。二是“一把手”贪腐问题突出。去年被立案查处的“一把手”,有从化区委原书记黄河鸿,番禺区原区长楼旭逵,广州广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升伟,广州风行发展集团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刘志明等多名“一把手”,这些案件占了总数的30%。三是国企腐败案占比较大。从涉案领域来看,30件案件里有15件涉及到国企领导干部。四是窝案、串案较突出。如广日集团、轻工工贸集团违纪违法系列案都是塌方式的腐败案。通报广州国际控股集团副总经理李正希 涉嫌严重违纪被查昨日,蔡鹏浩在现场通报,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正希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新快报记者了解到,李正希长期在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广州产权交易所(集团)任职,担任广州交易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答疑领导干部过年能不能收微信红包?可以,但不得明显超出礼尚往来蔡鹏浩介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没有对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区别不同的情况作出规定。规定有两个层面:一是党员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二是党员收受明显超出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将给予纪律处分。在日常生活中,收受同学、同事、老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行为,虽然跟公正、公平执行公务无关,但明显超出礼尚往来的也要给予处分。那么,什么叫做“明显超出”?蔡鹏浩解释,礼节上讲究有来有往,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不能只来不往;礼品、礼金的价值明显超出当地正常的经济水平、风俗习惯,或者个人经济能力,也被视为“明显超出”,应该根据各种因素综合考虑,酌情进行处理。至于时下比较流行的微信红包,蔡鹏浩表示,暂时还没有处理过此类情况,但这和上面提到的对礼金、消费卡等的要求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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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红包圈子变小、数额变少,红包逐渐回归初衷: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更浓烈。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东辉、叶前、孙飞 今年春节,广州某事业单位副处级干部的女儿就收到两个红包:一个来自孩子姥姥,一个是她自己给孩子发的。“朋友、同事之间都不再互相给孩子发红包了。”她说。发红包的圈子小了像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记者在广东、安徽等多个省份新春走基层时发现,政府机关人员、企业老板、白领多反映,春节红包更多的只限在家人、亲戚之间发。去年春节,孩子收到了2000多元钱红包的广州白领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老家,孩子的红包都是朋友、同事发的,自己也要给他们的孩子发。朋友之间帮过忙、办过事的,赶在春节给孩子发个红包很常见。陕西渭南的秦先生去年受朋友请托帮了个忙,今年春节他拒绝了这位朋友给孩子发的千元大红包,“我自己也不给朋友孩子发红包了。”秦先生说。过去发红包范围之广,安徽一位科级干部深有体会:“往年春节,一些酒桌饭桌上认识的‘兄弟’‘哥儿们’之间,也要互相发”。春节是中国人婚庆嫁娶的高峰节点。除了给孩子、老人的红包,这种随礼红包也在变化。“以往部分领导干部为子女举办婚礼,一些下属单位同事、管辖范围的企业负责人等知道消息后可能带着红包‘不请自来’,领导对此也不拒绝。”前述这位科级干部说,“但今年,我所知道的就有好几个处级、厅级干部不公开举办子女的婚宴,只是在亲戚范围内宴请几桌。”“内容”薄了变身意头今年春节“红包”的另一大变化就是“变薄”了。在广东,已婚人士在新年给孩子或未婚人士派发“利是”是传统习俗。与北方的红包最大的不同在于额度小,一块、五块、十块的,图的就是个吉利。从安徽到深圳工作了7年的80后小仰如今已“入乡随俗”,给亲戚孩子发春节红包也是按广东人的“利是”给,“刚开始,亲戚还觉得我小气,现在都知道这个习俗,也没人说了。其实不是真的在乎红包里有多少钱,是个祝福吉祥的意思”。有的地方则更纯粹,只求吉利。春节前,参加中学同学婚宴的陈先生,着实被佛山当地的“摸红包”习俗“惊”了一下。应邀参加婚宴的亲朋在门口接待处送上红包,新人甚至都不过手,由新人的父母代为摸一下红包便返还。佛山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当地顺德、南海几个地方民营经济发达,群众富裕,也很注重诚信和契约精神。一直以来,不管谁家举办婚庆嫁娶、升学宴,红包一律“全额返还”。有的村方式不一样,是将亲朋送的红包折一个角,代表来喝一杯喜酒,再返还。回归初衷亲情浓了伴随着红包圈子变小、数额变少,红包逐渐回归初衷:其代表、传递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更加浓烈。以前在广州,年前上班最后一天领导和老板给职工发一封“关门红包”、年后上班第一天发“开门红包”,已成惯例。而且职工已习惯将此作为“福利”互相攀比。在一家国有银行工作的小胡告诉记者,原来仅开门红包就达1688元之多,今年全部取消了。记者走访了解到,无论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开门、关门红包都不见了。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了孩子。之前小伙伴们互相攀比收到了多少红包,现在只有家人、亲戚之间发,也就没有了多少差距可比。这个春节,对于在深圳做生意十多年的江明来说格外“清闲”。他告诉记者,以前大年初一就忙着去有关部门、合作企业、客户家里串门,给他们的孩子、老人发红包、送点礼品,借此维系“感情”。今年老早大家就都讲明了——“互免”。从年三十到初三,他一直在家,看电影、喝茶、打牌。民俗专家叶春生说,红包虽是实物,但从感情、亲情角度来讲,却是“虚”的“配角”,问候、陪伴等感情交流,才应当是春节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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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地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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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地发红包?)
北京青年报“政知道”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是“520”,你发微信红包了吗?这些年来,微信红包,大家肯定都发过也收过。但大家有没有想过,红包发对了吗?你抢的红包合规合法吗?&政知道注意到,前些天,《中国纪检监察报》就刊发了一篇文章《快查快处微信红包拉票》,专门强调微信红包拉票贿选等违规违纪问题。&要说红包虽小,但党员干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哪怕是50块钱的红包,也有人因此违纪受了处分。50元红包换来200元罚款前面提到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报道的是发生在浙江省村(社区)组织换届工作中的事儿。3月2日,缙云县壶镇镇胡宅口村村民胡耀洪在初中同学微信群中发出了一条消息:“我妻子汪某某参加县人大代表选举,请同学们支持一下!”紧接着,他在群里发了一个50元的红包。&胡耀洪用手机微信为妻子拉票的行为被认定为违反换届纪律,破坏选举秩序,被公安机关处以200元罚款,缙云县选举委员会还依法取消了汪某某的县第十七届人大代表提名资格,对此,夫妻俩都非常懊恼。&再说一起发生在河南平顶山的。2016年1月,郏县一个私家车车主高某某因为汽车尾气检测不合格,无法取得车辆环保检测合格贴。他想到了自己认识负责发放车辆环保检测合格贴的环保局工作人员杨磊,于是便找到杨磊,请求帮忙。&杨磊一开始也是推辞,高某某就发给杨磊一个60元的微信红包,说是让杨磊买两盒烟,疏通一下关系。杨磊后来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仿照一张以前为他人办理的环保检测合格贴,为高某某提供了一张套打的环保贴。不过,后来“套牌”环保检测合格贴被发现了,日,经郏县环保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杨磊警告处分,收缴违纪所得。&有些人或许忽略了微信红包也涉及违纪,但也有人是特意选择这种方式,而且还想更隐蔽一点。义乌市江东街道平畴村吴某也想用红包来拉票,而他逃避追查的方式,就是将红包和拉票分两步进行。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吴某隔三差五在本村的微信群中“不经意”透露出自己竞选村委会主任一事,之后,他5次在群里发出总额160元到180元不等的红包。他自己的想法是:“微信红包这种形式比较隐蔽安全,况且我也只是单纯发红包,没提选举的事,应该不算什么。”&不过,吴某的行为还是暴露了。3月16日,经江东街道党工委调查认定,吴某发放微信红包属于贿选行为。2天后,义乌市公安局对吴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长期通过微信受贿累计6800元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行为还算是一次两次,没有形成习惯,那政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这事儿,就是利用这一手段多次收受贿赂了。&事情发生是在2016年6月。当时,粮贩子于某通过微信转给安徽省界首市靳寨粮站副站长张宾2000元,随后,张宾将两车粮收购入库。&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因为麦收期间当地阴雨连绵,导致小麦出现不完善粒超标、水分偏大,质量不达标,整车整车粮食被粮站打回,农民陷入“卖粮难”。但同样的小麦,被粮贩子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后,却能顺利销售,从中赚取差价。后来,界首市纪委对农民“卖粮难”问题开展专项行动,发现靳寨粮站管理混乱,存在熟人插队、收购标准尺度不一等问题。&于是,张宾利用微信红包受贿的违纪问题就随之被查出来。第一次的时候,粮贩子于某先将小麦拉到粮站,但因为水分大没有卖出去,后来,于某找到张宾帮忙,将一车小麦顺利卖掉,为了表示感谢,于某给张宾发了7个微信红包,每个200元,一共1400元。自此,张宾为粮贩子广开后门的做法就开始了。&在之后的时间里,张宾多次为于某卖粮提供便利,先后3次收受于某发送的14个微信红包,每个200元;2次接受微信转账,每次2000元,合计6800元。&除了微信红包,张宾还收受现金、购物卡、衣服鞋子等贿赂,当然他最终也被处以双开处分,并在全市通报。如何正确地收发微信红包?微信红包成为送礼工具,一方面是具有隐蔽性,毕竟送礼人和收礼人不用见面,通过手机、网络就能完成,有点“神不知鬼不觉”。另一方面,微信红包面额相对比较小,一天单个红包最多200元,全天累计红包上限8000元,这种小面额的红包容易打上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的名义,让人放松警惕。&不过,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虽然看起来很隐蔽,但是在技术层面并不难防范。有专家也说过:“只要有交易,手机号和TD(移动通信标准)都会留下轨迹。”&政知道注意到,虽然微信红包这种违纪方式是新出来的,但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是早就有了。2014年9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就透露过,中央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的查处范围。此后,各省也都将微信红包列入查处范围。逢年过节都会强调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都有此类规定,不得“利用工作之便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在公务活动或者工作中接受礼金、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收受任何变着花样的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等各种电子红包,不管数额大小,只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都会受到纪律的处分。&那该怎么收发微信红包呢?有专家总结说,党员干部能否抢红包取决于两点:一、是否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二、是否超出正常礼尚往来。&还有一事值得一提,今年4月,新华社微信公号曾发表一篇题为《注意!党员干部发微信也有红线!这八条千万不能碰》的文章,八条中有两条都是关于微信红包的,分别是第四条不能违规收受微信红包,以及第五条不能用微信红包进行拉票贿选。
(原标题: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地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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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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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红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人情形式
有了微信红包,不管是18.88还是88.88,都是一份心意的表示。而如果没有红包,这份钱显然不可能给得出手。
除夕12点的鞭炮是最密集的,而在这一刻,遍布中国大地的光纤、铜线、4G、wifi信号中,也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气氛,根据相关数据,在晚上12点这一刻,微信红包送祝福达到峰值,每秒收发76万个。可以说,从短信到微信,一个OTT过程已经完全完成了。OTT(Over The Top)这个词来源于篮球运动,是“过顶传球”的意思。在通信行业,OTT通常指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发展基于开放互联网的各种视频及数据服务业务,强调服务与物理网络的无关性。不管是机器取代人,还是微信取代短信,先进的东西取代落后的东西,在毁灭的同时,总会带来更大的好处。从过年祝福这件事来看,微信消灭了短信,但也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各种图片、祝福语,都需要流量。更重要的是,微信带来了红包。2017鸡年春节除夕至初五,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到了惊人的460亿个,较去年增长了43.3%。算下来,每个中国人发了33.5个,如果考虑到还有老人小孩不会发,实际平均数还会增加。在这段时间中,发红包最密集的是除夕这一天,达到了142亿个。浙江百岁老人给前来祝寿的亲友发红包微信红包早已在中国普及。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一个红包搞不定的,如果一个不行,那么就再发一个。”微信红包的流行,甚至导致了卖纸质红包的生意受到了影响。有卖红包的老板,今年的销售仅仅只有去年的五分之一。为什么红包的电子化、互联网化得到了中国人认可,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微信中发红包?首先,可以借用一个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来解释。交易成本,简单的说,就是除了价格之外的一切成本,具体到红包,指除了红包里面的钱之外的一切成本。首先是传送成本。以前的红包只能面对面给,而现在,那怕远隔重洋,只需轻轻点击,即可给亲朋好友发一个红包。其次,微信红包也降低了接受成本。所谓红包,就是红纸包上钱。为什么不能直接给现金,一定要用红色的纸包装起来,才叫做红包,才能名正言顺的给,大大方方的接?钱是“阿堵物”,直接谈钱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红包的形式是为了降低接受者的心理成本。而在微信中发红包,发者与接收者不用见面,接受者只需轻轻点击,心理成本进一步降低。对于至亲之人,钱并不是浪漫之物,男朋友送给女朋友200块,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但20个十块的红包,则是男女之间的调情游戏之举,带上了几分游戏浪漫色彩。最近网上流传着一组图片,女朋友生气,不愿意回复微信,男朋友就不断的发红包,在红包留言中“讲道理”,女孩点击接受红包,最终和好如初。人们把这种办法调侃为:“和女朋友讲道理的正确方式”。对于不那么熟悉的人,有了微信红包,不用再虚假的推辞与强塞,很多原本不方便接受的红包也变得可以接受。这就使得红包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支付、社交润滑等作用,也使得熟人间的小额报酬变得可行。亲友、朋友、同事之间,一些小事情的帮忙,如果不给报酬,往往用一些小礼品来回馈,现在有了微信红包,不管是18.88还是88.88,都是一份心意的表示。而如果没有红包,这份钱显然不可能给得出手,只能采取其他形式,但对于接受者而言,现金的效用是最大的。更何况,红包的出现,即便在给出一定小额报酬之后,仍然充满温情,没有金钱味道。有趣的是,微信红包扩展了金额的下限,也使得微信红包更加流行。在微信群中,发一个拼手气红包,往往平均下来,一个红包可能才一块多钱,甚至几毛、几分。但在群里面,其实重要的不是钱的多少,而是一个乐趣。本来无法出手的一分钱,也变为了“一分也是爱”,甚至还出现了专用的表情。微信红包为什么会带来乐趣?其原因肯定不在于钱,正如有人调侃,地上有一块硬币,很多人都不会弯下腰去捡起来,但在微信群里,为了抢几毛钱的红包却大呼小叫。微信红包的乐趣,有其生理原因。收过礼物的人都知道,在拆开礼物包装前,有一种未确定之前的期待、紧张,会让人愉悦。这也是礼物令人着迷之处。有科学研究,这个时刻,人的大脑内会产生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正是这种物质会让人产生愉悦感。同样的,两人之间的红包,一般不会告诉金额,会让人产生期待,至于微信群里的拼手气包,则更让人猜测、期待自己有个好运气。于是,拼手气红包这种规则,演变、衍生出各种规则的红包游戏,每逢节假日在微信群中都非常流行。电子化的红包对中国人来说,有了需求,有好处,但最终还得有土壤来培育。红包产生于社交,服务于社交,微信上有着最庞大的人际社交网络。作为两者的结合,微信红包的发展、壮大,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是,红包能直接替代面对面时候的红包吗?同样用交易成本的逻辑来看,这个可能很难。某种程度上,春节期间,微信推出的“面对面红包”,就是一种取代真正的纸质红包的尝试。这种新的玩法,同样是可以选择拼手气红包或普通红包,包好之后,就会生成一个二维码,身边的人可以扫码领取红包,也可以在朋友圈发送二维码截图,让不是面对面的朋友也可以领取。红包的作用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方便人们接受,话说得更直白一点,方便人们拒绝的时候,给红包的人好“硬塞”进去。两个人,面对面,拿着手机,一人去扫另一人手机上的二维码,得到一个五毛或者五十的红包,多少会显得有些尴尬。也许,红包扩展到朋友圈,会是非常有用的功能,它可以把红包的对象从群扩展到自己的整个朋友圈。不管二维码红包是否会流行,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微信红包,这种电子化的红包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人情传统形式。(本文原标题:《微信红包为什么流行?》)
【责任编辑:陈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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