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要拖欠的工资，找了个法律援助律师。援助律师对委托人是免费的，援助律师靠谱吗？他的收入从哪里来？打一次官司他能挣多少钱？看着律师忙来忙去，是否要给他一些补偿？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设计多少钱？
援助律师费用财政承担
分享到： ()18被浏览11,784分享邀请回答19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写回答&　　北京&&重庆&&&&辽宁&吉林&&浙江&苏南&江西&&&&&&广西&&&&
&　　&云南&西藏&&&青海&&&&兵团&深圳&厦门&安徽
律师什么钱不可以挣
　　近日一个外地农民找我，他弟弟已经被两审判死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中。据他说是在一个新华书店想买法律方面的书，有人向他推荐我的书，他找到我。
　　案件属于因猜疑而引起邻里纠纷、非出于一时激愤、也非蓄意的杀人案，但没有法定从轻条件，且死者亲属执意不同意调解；事实上，开始时还是有调解的可能性，只是死者亲属为泄愤将其父母打伤，故他坚决不同意调解。而两审判决之后，已无其它办法，只能寄希望于最高法院不核准死刑。
　　在临来我办公室之前，他先声明自己有能力负担律师费就几万块钱。我说，先不说钱，我先要看到材料。他拿来一大堆材料，我把重要的一些看过之后告诉他，这个案子解决的重点不在事实和法律上，而是最高法院能不能做死者亲属的协调工作，只要死者亲属给与谅解，死刑复核才有改变的可能。如果核准死刑，不属于错杀，应属于&少杀慎杀&的范围；少杀慎杀也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但他依然坚持要请我做死刑复核的律师，我又给他介绍了现行死刑复核的程序规定。我特别跟他强调，这个案件不是事实和法律上存在需要律师辩护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死刑复核的法官基于&刑事司法和解&的现行政策愿意不愿意做民事赔偿调解的工作。
　　我考虑，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性问题不是这件事情的关键，关键在于律师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请法官做死者亲属的工作，当事人亲属比律师更适合。由于死刑复核接触死者亲属做民事赔偿的调解不是法官的法定义务，只是法官一种负责任的积极作为，律师即使代理也不可能要求法官必须做这项工作。所以律师代理的必要性就不大。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反复向他说明不需要花费请律师代理，还是把有限的钱用在争取与死者亲属和解方面更现实。在与他交流过程中，我也了解到，当初他们因为没有积极去追求和解，加之对房产变卖的处理也不是很积极，只是到了二审维持之后，才想通过最后的努力改变结果。我解释说，死刑复核法官要改变判决，且不说难度多大，就死者亲属的要求也不可能不考虑。如果在现有条件不改变的情况下不复核死刑，死者亲属也不可能答应。说得通俗一些，核准死刑是最简单的最少风险的结果，而不核准，最高法院也必须面临很大的压力。况且这是根本不必要的。
　　不过从这个案子也可以看出，如果给当事人亲属开辟一个直接与死刑复核法官对话的通道，或许比是否接受律师代理来得争议最小。虽然现行死刑复核将检察院、律师都排除在外的，但并不应该堵死一个可能&少杀慎杀&的方法，即一审、二审未能解决的和解在最终得以落实。这不是哪个审级职责的不同，应属于现行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实。
　　但愿他能够通过努力让死刑复核法官了解到他的愿望，通过死者亲属的谅解，让这桩案件不致影响到邻里两家更深地结怨。恐怕那才是冤冤相报无法达到的效果。若不能成就此目的，至少留下的几万元对于一个贫困乡村的农民家庭可以保证相当一段时间的生活吧。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比这些钱进了我的口袋的意义和价值更大！
　　补注（日）：
　　真是无独有偶。今天下午一个外地的律师同行带来一个死刑复核案件当事人的亲属，是因恋爱分手而引发的杀人案，同样没有赔偿一分钱（二审时受害人亲属甚至当庭放弃赔偿要求，要求一命抵一命）。我在对当事人亲属介绍了死刑复核程序问题的同时，给他与这个案件相同的处理建议，且拒绝了死刑复核代理的工作。
　责任编辑: 鲁宝英
您尚未登录：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民主与法制》社社长助理、民主与法制网副总编辑、《民主与法制》社记者站管理部主任明兵　邮箱：
版权所有 Copyrights
www.mzyfz.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民主与法制网
　京公网安备　本网律师顾问：　建议使用IE6以上分辨率浏览拉案子、愁创收、学新知……离职法官：“下海”后才发现，律师的钱并不好赚
记者 | 任重远 &编辑 | 段文 司法改革就像一条鲶鱼，搅动起了法院系统的一潭春水。 随着中共十九大的日渐临近，中国内地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也进入了验收期。 4月7日，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一次会议中强调，要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十九大的召开。他介绍，目前地方各级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基本完成，已遴选产生12万名员额法官。 改革之前，全国法官的数字是20万，一经任命即获得资格，就算后来被调去办公室、宣传科（处）等综合部门，或者升任领导后不怎么办案，名义上也还是法官。 数字的减少让审判权和法官的身份集中到了一线办案人员的头上，待遇也将相应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一些原来的法官也在这两年陆续离开了法院。有的是没能入额，觉得出来更有前途；有的是入了额的，觉得压力和责任太大；也有的纯粹因为个人原因，和司改无关。 司法改革就像一条鲶鱼，搅动起了法院系统的一潭春水。
△2017年2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批员额法官身披法袍，庄严宣誓。 “我是因为相信司改才出来的” 这轮司改开始后离开法院的法官中，曾经任职贵州省高级法院的李量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还差一个月就满两年了。 目前，他在北京一家大型律所干得不错，在贵阳又投资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律所。以后打算北京贵阳两地跑，新律所去年11月开始筹备，上个月刚批下来，目标一两年内发展到一二十人，专做民商事诉讼。 谈到离开法院的原因，李量说是因为相信司法改革，“这轮司改的目的是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以后法官独立审判，当事人找律师会更注重律师的专业而不是关系，做律师主要是靠专业吃饭，我就是看好这个法律服务市场的前景才出来的。” 有了信心之后，就想早点儿出来适应市场，“跑马圈地”。 “法官离职后两年内不能自己代理案件，认识的辞职法官检察官大多都会挑公司制的，想的是不用自己找案源，处理律所交办的案子就行了，等到禁业期满了，自己差不多也上路了。去了以后才发现，双方的期待并不完全一致，人家愿意收留前法官，除了考虑品牌效应，也是指望你能带来案子。可以说双方的目的都不单纯。” 半年后，李量离开北京一家公司制的精品律所。 第二家律所就选择了合伙制的，规模大，但管理松散。同所的律师和律师之间主要是合作关系，无论哪个领域，自己拉来的案子主要自己办，律所扣的不多。哪个案子需要找别的律师一起，彼此协商分成就可以了。 李量告诉《凤凰周刊》，案源的增加主要是靠思维方式的转变。10年的法官经历，加上一直在做法律公众号，他早就小有名气，一开始找上门的人就不少，只是当时主要还是法官思维，有案子也谈不下来。 “法官处在纠纷的最终端，都是被动地审查材料，根据双方的证据来判断谁是谁非，立场也比较中立，但律师为当事人服务，需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尽量去寻找对他有利的证据和法律。”李量说。 具体表现就是，开始的时候，他总会告诉自己的当事人，你这个案子赢不了，没有实施和法律依据，然后对方基本就都走了。后来他做了一些回访，发现有的案子他拒绝后，别的律师却打赢了，是因为诉讼过程中发现了新的证据。 反思后李量意识到，律师的工作必须更加主动，当事人反映的客观事实虽然没有证据支撑，但是律师可以通过专业手段辅助当事人主动收集有关证据，将当事人叙述的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庭认可的法律事实，自己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尽可能的去实现胜诉，最后才能有所判断。 思维模式调整过来后，他的工作很快上了轨道，法官经历的优势也慢慢显现出来了——他很清楚，对于法官们来说，什么样的证据呈现和文书写作方式更有说服力，然后去教导团队的律师应该怎么准备诉讼材料。 “一眼都能望到头”
△日，刘国峰在他的微博上贴了两张电影《肖申克救赎》中成功越狱的场景截图，几天后，正式宣布已从法院辞职。 和李量不同，法官界的“网红”、前法官刘国峰离职主要是个人原因。 “2013年的时候就想辞职，当时闹得风风雨雨的，几个熟悉的体制内朋友还建了一个微信群劝解我。我当时自嘲说这个群的名字应该叫‘拯救失足中年’。结果去年10月我辞职的时候，数了数是群里的第5个。”他说。 在法官的圈子里，他更被人熟知的是网名“倾城”。任职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期间，他是全国第一个在微博上实名认证的法官。 从进法院到辞职，倾城一共干了20年，最后的职务是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属于中层干部。他说辞职和司改没有关系，纯粹是想换个活法。 “这样的日子，可以说一眼都能望到头，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想，既然将来想自己做点事，为什么要像别人一样等着满了30年工龄办提前退休呢？索性趁现在还有说离开的勇气，什么都不要了，现在就出来。我的性格本来就比较江湖，没多少舍不得的东西和放不下来的架子，同时经济上也能给家里更好的照顾。”倾城说。 在家休息了一个月后，他就一个人去了武汉，任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法务部负责人，下属子公司100多家，其中3家已经上市。房子也租在公司附近，周末没事再回恩施。 他告诉《凤凰周刊》，自己适应新角色大概用了一个月时间，后来就基本上路了。但是每天晚上，如果没有朋友聚会，还是要拿出两小时自学。毕竟很多东西都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新涉及到的法律类型和知识领域也比较多，心底压力自然不少。 他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多年从业的经验，其实体制内外在很多方面逻辑是相通的，关键在于适应能力。和以前相比，虽然工作量明显增加了，他觉得反而更放松和自由了。民营企业的氛围相对单纯，更关心经营发展，说话做事都很直接，需要顾虑的因素远没有机关大院复杂。 到企业几个月后，倾城有了一个很大的思想变化。过去他写司改评论，总觉得司法权威不够，法院的权力太小了。出来后进入市场主体，有时候觉得其实法院的权力已经很大了。 “一个企业这么多人，从小到大这么多年发展太不容易了。但是基层法院一个普通法官的判决，就有可能改变它的命运，你说这权力大不大？”他反问。 创收至关重要，甚至是首位的 和李量类似，40岁的陈正离开法院时的岗位也是一家直辖市中级法院的办公室，在法院工作了十几年后，怀着对老东家的感恩，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 一家全国名列前茅的大型律所给了他合伙人的待遇，当然，在2年禁业期结束之前，他的头衔只能是顾问，不能称作律师。他实际上负责着一个团队的管理，做的还是民商事争议解决。 他开始时最大的不适应在于，律所很重视创收，能不能实现创收目标至关重要，甚至是首位的。 之前在法院，陈正对创收这个字眼是陌生的，对砍价也不敏感。当时法院有些综合类工作项目要走招标程序，他也是力求选择性价比最优的，而不是以牺牲质量为前提一味砍价。 到律所后他慢慢悟到，在商言商，创收对律所而言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开会交流时，如果业绩不好，陈正感到自己说话都没什么底气，为此着实焦虑了一段时间。 “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很激烈，律所本身又是个商业机构。别的合伙人都在努力创收，你要差距太大，心里也会有负担。”陈正说。 随着案源慢慢增多，如何进一步拓展业务机会，维护好跟客户的互信关系，增进交流成了新的课题。之前在工作具有鲜明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的法院时，不需太多考虑这些，陈正还在进一步适应。 李量的情况正相反，觉得主动更符合自己的性格，转型之后发现律师确实更适合自己。虽然也意识到，律师的钱并没有之前当法官时所想象的那么好赚，也很辛苦，虽然每年办案量比法官要少得多。 最近几年法官离职的特别多，李量发现大概有三个时期比较集中。首先是司改刚启动时，像他这样出来“跑马圈地”的；其次是员额制改革正式落实，一些原来也算法官，现在入不了额的，这部分人中转型不顺利的要多一些；最后一批，是改革运行一段时间后又想出来的，有些其实是一种效仿。 前几天，李量的一个前同事还约他聊，说也想出来。在他看来，司改之后法官的地位和待遇都提高了，反而很多人离开，是因为这些人最适合的角色本来就不是法官。只是毕业时社会阅历不多，随大流考了公检法。进去后也不知道辞职后会如何，就一直待着了。 谈起司改前后不少优秀法官和年轻法官辞职下海，李量知道改革会有一段过渡期，难以尽如人意，但他还是看好司改的结果，想着20年后有机会再回法院做法官——法官岗位向律师、法律学者开放，也是这次改革的措施之一，只是现在开放的岗位还比较少。 “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法官一定比现在更有吸引力。我们这些人出来，其实也有好处，能够加深法律共同体之间的理解。”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正为化名） | 往期精彩文章 & 点击图片阅读 |
- END - & 「爲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THE WORLD & 版權歸香港《鳳凰周刊》所有，轉載請聯系 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