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完了,要人为什么上班赚钱了,要赚钱了,有多少人又要离开家乡

穷,有多可怕?当你的家人数落你没有出息的时候,没有人会可怜你!当你的小孩生病没有钱医治的时候,没有人会可怜你!当你心爱的另一半抛弃你的时候,没有人会可怜你!当你30岁40岁还没有什么成就的时候,没有人会可怜你!穷,很容易让人目光短浅!人,要么走向成长,要么走向灭亡!等待,就是浪费青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有一天,上班成为一件让你每天早上醒来都感到无比痛苦的事情时,你就该考虑换份工作了。”不知从何时起,在60-70年代出身的人眼中让人无比向往的朝九晚五式的工作,已越来越被80-90年代出身的年轻人感到厌倦。不期待机会所送礼物的人,就是征服了命运。从容不迫地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每个月总有那么30几天不想上班。”“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会出卖自己的时间换取金钱。”“上班就是在浪费时间与青春。”2018年对于AI行业而言,最大变化是泡沫破裂后,AI从技术走向商业,在生活生产诸多场景中落地。8月腾讯研究院和创投数据平台IT 桔子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到6月份中美倒闭企业总数已超过50家,创新工场李开复、科大讯飞刘庆峰、阿里云总裁胡晓明等大佬直呼AI创业泡沫即将破裂。人工智能通过洗牌后会留下有应用场景、有市场、有变现能力的AI公司,"三个科学家"组成的AI创业团队将会引入CMO等角色。2018年人工智能公司不论大小,PK的将不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应用到不同场景的能力,大公司要推动AI落地到各行各业,小公司则要找到刚需让AI有市场,有人买单。AI创业公司融资时最重要的不再是介绍团队有多少牛人、技术有多少成果,而是商业化成果和潜力。“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上班了?”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的背后一定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作为一个已经上了3年多班的90后,我对这个问题充满了好奇。所以前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关于“不上班”的文章,也和身边那些已经不上班的朋友们聊了聊,收获颇丰。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上班?”,以及“不上班的话,可以做些什么?”“上班和工作 完全是两回事”首先需要明确一个观点:“上班”和“工作”完全是两回事。大部分人说自己“不想上班”,其实并非“不想工作”。“上班”是一种个人与公司之间的“商业交易行为”,公司付费购买你的劳动时间,你就必须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规定时间到规定地点去做规定的事情。不管你知道多少金玉良言,不管你具备多好的条件,在机会降临时,你若不具体的运用,就不会有进步。自己有好的构想,而不贡献出来,人生就不会改善。马化腾讲: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仅要给大家免费的聊天工具,也要给大家免费的娱乐游戏,同时也会给穷人赚钱机会,教他们赚钱,让他们有钱。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利用互联网一部手机住家创业简单轻松月入几万,手把手教你,有梦想渴望成功微我了解详情四一三四六二九零六宁可明明白白的放弃也不要稀里糊涂的错过所以千万不要混淆了“上班”和“工作”的概念。那些整天嚷嚷着不想上班的人,可能只是不想上班,而非不想工作。工作有很强的驱动力,陈丹青说,他也不喜欢上班,却可以像虫子一样醒来就工作,一直到深夜。那么界定清楚了“上班”的真正含义,我们就来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上班。“互联网的发达 让我们看清了彼此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并非生来就讨厌上班。否则为什么职业倦怠症一般都出现在那些已经工作了几年的人身上,而不是在应届毕业生身上。相反,刚刚离开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反而对上班的积极性最高,因为新鲜好奇、没有经验。在对上班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和体会之前,我们往往会把“上班”和“工作”混淆一体,想从上班中获取工作才能带来的快感。但结果往往是工作越久越发现:上班的本质其实还是为了赚钱谋生。幸运的话,它也许还能给你带来金钱以外的成就感;不幸的话,你就单纯是在做一笔拿时间换金钱的交易,所以才会有人抱怨“上班就是在浪费青春”。但是生活在一个物质社会,一个人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牺牲点什么去换取金钱。而牺牲时间,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天然拥有,且成本最低的买卖。所以上班赚钱,成了这个社会约定俗成的一件事情,它背后所折射的含义是:你要生存,就得上班。上班所带来的倦怠,相信每一代人都感同身受。但为什么我们的父辈母辈那一代,就从来没听说过谁谁谁不想上班,就干脆辞职了呢?《圆桌派》里的观点很有意思:这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有关。在通讯和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相对贫乏简单,那时他们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在自己所在的圈子里,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机会是靠自己创造的,而不是靠上天恩赐的。当机会来到时,我们要把握住机会,不让机会从我们身边溜走。些机会的错过虽然表面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时间一长,我们就会缺少许多锻炼的机会,会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十分不利。导致我们在今后的漫漫人生路中失去更多,对我们更重要的机会。使我们不断的后悔,失望。有人总是抱怨自己遇不到机会。但事实上,机会总是在不知不觉与我们擦肩而过。但互联网时代,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大到世界,小到身边,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谁谁谁出国读书了,谁谁谁创业了,谁谁谁一边环游世界一边赚钱了...再加上各类媒体、广告、互联网产品每天都在变着花样供应各种生活方式:精英就该喝某品牌的咖啡,戴某品牌的表;中产标配就是一房一车,一年两次国外旅游;月薪两万的女孩每天一颗牛油果;不油腻的中年男人周末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一方面,不同阶层的人毫无保留地看到了彼此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社会也越来越鼓吹同一种价值观和成功标准。渐渐地,所有人都被挤到了同一个地方,向着同一个方向奋斗。然而可悲的却是,东方是一个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攀比心又极其重。于是那些无法突破现状的人,只能一边羡慕着别人的生活,想要努力改善自己,一边又缺乏奋斗的斗志与能力,于是挫败不断,最后只能沦为社会的边缘人,一日日重复上着没有希望的班,不认命地活着。“看似选择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别无选择”虽说现在年轻人不工作可以做的事情比过去更多了,但如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也比过去大多了。特别对于那些家境一般又不顾父母反对,义无反顾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工作的青年来说,衣食住行的生存压力与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都让他们在许多个“不想上班”的时刻犹豫不决。既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也没有承担风险的经济实力,看似选择更多的年轻人实则根本没有选择。于是只好一边抱怨着“不想上班”,一边继续埋头干活。所以“不想上班”对当代青年来说,其实是一句十分沮丧而又无能为力的话,它背后隐含的是除了上班别无选择的无奈。如果以上描述的人群是“不想上班”群体中的大多数,那么真正做出辞职决定,不再上班的年轻人,可以说是这群人中“真的勇士”了。不上班 可以做什么?TEL: (二维码自动识别)消极选择:混吃等死家里蹲在不上班的人群中,有这么两类对比鲜明的状态:混吃等死、得过且过的消极状态;和破釜沉舟、放手一搏的积极状态。消极状态的常见表现有:回家啃老、家里蹲、变卖已有资产坐吃山空(这种现象多见于家庭条件富足者)等。“蹲族”,顾名思义,即不上班、整天蹲在家里无所事事的无业青年,多存在于北上广深等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蹲族”这一时代的产物,充分验证了那句“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真的好舒服”。我有时就想,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过于鼓吹“努力”了,以至于每个人都像上紧了发条般,好像不努力的人生就不值得一过一样。明明有些人就是天性懒散、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却被这个社会的价值观逼得不得不上进,拼命去寻找值得自己奋斗一生的目标。陈丹青说:有些人天生就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却无法选择地被生了下来。他们看了看这个世界,发现没什么可活的,于是选择了离开。一想到在这个摩肩接踵的世界上有一群人正这样格格不入地活着,就觉得悲哀。转过头来看现实社会,无数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哪种生活的年轻人,和奋斗的大多数一起涌向了北上广,却发现那个竞争激烈的世界好像也不是自己的家乡。可是来路已不能退,于是只好在北上广做一个“蹲族”,但蹲久了也有坐吃山空、蹲不下去的一天,最后还是得出去重新找工作、重蹈覆辙。“但是长期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个生钱的源头吧。”朋友说。这种坐吃山空的不上班,其实也算比较消极的状态了。积极选择:自己给自己打工,目前最赚钱的行业,有很多,说起赚钱也不困难,勤劳双手,聪明大脑,正直人品,再加上目前最赚钱的行业,这些基本构成了赚钱的必要条件。俗话说的好,一步一个脚印,目前最赚钱的行业,也是需要由几万到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不是会一样就如同有了摇钱树。积极的不上班的状态就比较复杂了,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从“为别人打工”,转变成了“为自己打工”。我梳理了一下认识的人中所有不上班人群的选择,基本可以分为这么几类:1.创业这类人中男生居多,他们大多目标性强,不喜欢被条条框框约束,不一定性格外向、有领导力,但大多不受约束、渴望财务自由。创业比较适合那些有一定人脉资源和独立想法,并且抗压能力较强、接受充实忙碌状态的人。至少我身边创业的人中,没有过得轻松的。2.开店做生意我身边开店做生意的朋友中女生居多,她们开的店也多在餐饮行业,并且她们都有一个同样做实业的男友或老公,两人一起打理店铺或扩大生意门类。我了解下来,开店对于不上班的人群来说却确实风险较大,起步资金至少20-30万,这是在一家二线城市开一家小型咖啡厅的投入。至于店铺能否赚钱就和诸多因素有关:前期投入、店铺定位、经营管理、品牌营销等等。身边朋友开的店铺中,有开了几个月就开始盈利的,有人气火爆算好了1年内回本的,也有每个季度亏损100万的。基本规律是:前期投入越高,回本越慢。所以开店对一个人的资金积累要求较高,如果完全拿自己的钱去开店的话,风险还是挺高的。3.自由职业我身边做自由职业的就五花八门了:有自媒体人、自由撰稿人、旅游达人、自由贸易者、沙画师、饰品手艺人、摄影师、糕点师等等。自由职业也是一种职业,它更多依赖于一个人的某项特殊技能,基本上那些能靠自由职业生活的人,在自己的专属领域都有一定人脉资源且极其自律。但混得好不好,就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了。4.斜杠青年“斜杠青年”也是新时代的产物。斜杠青年,即同时做着好几件事的年轻人。时代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互联网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变得更加便捷,远程办公和线上工作的便利性使一个人拥有了同时做好几件事的可能性。身边那个白天看上去默默无闻的同事,也许下班以后会在家继续捣鼓一些别的酷炫事情。快节奏的生活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越来越不安于一次只做一件事情。“这个时代让人心碎之处在于,它让个体为实现自我奋斗,但奋斗却不必然实现自我。”很多年轻人,在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开始创业加盟当老板了,年轻人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免不了会摔跟头,我们应该怎么做好老板,但我以为,在时代风潮变化之前,多学种姿势自我防御,总归是不会错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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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完了,又要上班了!
我有更好的答案
是啊,希望新的一年有所收获
恭喜发财工作顺利
又可以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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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跳槽成常态 有人2年换5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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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求职更像是“尝试”。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跳与不跳都值得忧虑。知乎上,一位两年换了5份工作的年轻人担心地问,自身是不是存在问题。右侧的关联问题里,一位28岁的青年怀疑:“我毕业6年还没换工作,是不是不求上进?”专家预见,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社会将持续感受类似冲击带来的活力与阵痛。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对手下的年轻人说:“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外面的阿里人比公司里的多。”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则称,盛大离职员工推荐的项目和人才,公司应该优先考虑。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学毕业两年的经历,收获了年轻人羡慕的眼光。可她的母亲投来了大大的白眼,“这没什么好的。这么大时,我都怀上你了。”“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从广州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赵旭拒绝去小城市,而是留在当地一家老企业。在公司,担任数据分析员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淘宝、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语“要不要学点啥”,一秒后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计学不会。”还有人适时补刀,“学啥啊,我来了5年,不还是干这些事?”她怀疑这份安稳的工作,“留在广州就是要拼。要是提前养老,我为什么不回家?”不久,她选择了裸辞。重新求职时,面试官提出分享上份职位的收获,她乏善可陈。对方问她数据行业最新的动态,她张口结舌,憋不出话。有考官忍不住提醒:“社会招聘有着更高的要求,你不能像个应届生。”“侥幸”挤进互联网公司后,她发现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午饭时嚼着外卖探讨业务问题。报到第一天,主管告诉她:“晚上7点开会。”赵旭终于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机”。她一个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专业知识全记了起来。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她感觉充实,“把第一年虚度的时间全补回来!”和赵旭一样,向更大的城市流动,是不少年轻人毕业后的选择。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相当于中国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依旧是最吸引年轻人的都市,74.7%的流动人口集中汇入东部。这其中,90后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无论是前往大城市打拼,还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轻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倾诉着各自的烦恼。有人为了北京的户口,毅然进了机关,现在觉得朝九晚五的工作“无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妈用“买车买房”诱惑回了家乡,如今哀叹“梦想去哪了”。还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两年,开始哭诉“还没买房就先累死喽”。智联招聘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毕业后,感觉期望值和现实落差太大,还有近两成的人发现,自己对职场根本不够了解。距广州106公里远的深圳,另一个女孩将自己的这些困惑告诉父母时,母亲在电话里批评她:“你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应该先把问题考虑好,这么快就换怎么行?”她觉得委屈,不亲身体验,很难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收到律师事务所聘书时,她欢呼雀跃,觉得自己从小的律师梦终于实现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无休的工作。接下来的三个月,“两个月都在出差”,时常凌晨一点才赶回深圳。领导总是周末来电,突然通知开会。和朋友约好周五晚上看电影,临下班前,客户一个电话打来就要加班,她只能给朋友发一个表示歉意的红包,说自己去不了。工作了大约100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天晚上,她陪着客户开会到凌晨3点。谈判桌上,客户和对手大吵大嚷,负责记录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红。她看到自己的领导拼命按着太阳穴,还时不时对客户挤出职业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她辞职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师李家华认为,工作并没有变得更难,年轻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质很丰富。他们的父辈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工作,而这代年轻人更看重感觉和兴趣。他们没有太多顾虑,有条件勇敢地辞职。”“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好好干,争取稳定下来。”电话里,她内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顶尖大学,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为了居留权,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做和5年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徐曦总是出错,收错了钱不敢承认,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主管委婉地说:“你学东西有些慢。”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徐曦因为昼夜颠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营销。”《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长为4.4年。毕业四五年后,多数年轻人将走向安家落户,或是选择离开的十字路口。徐曦开始衡量,自己的选择是否值得。当年的大学好友基本回了大陆,香港本地朋友总隔层纱,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馆吃碗面,有时因为工资低,只能点最便宜的。父亲在电话里和她叹气:“不管在香港还是回上海,我们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来吧。”专家李家华发现,和20年前不同,现在人们不再把频繁更换工作,甚至跨越行业、城市当成丢人的事儿。“年轻人离职率高是全世界的趋势。美国人一生平均换7.5次工作。”李家华说,从经济角度上讲,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发达国家,工作灵活多变,跳槽机会多是发展的标志。从个人发展角度去理解,“人们每个阶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终的工作能涵盖的了。”一位和徐曦、赵旭同年毕业的女孩觉得,换工作是个无所谓的事儿,因为“工作机会到处是,不难找”。第一份工作离职时,恰巧是春节,她独自一人去拉萨过了年。在旅店洒满阳光的屋顶上,她拿手机发了几个微信,投了几份简历,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谈”的回复。赵旭又动了换工作的念头。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她开始在周末加班时,羡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阳光和大海”。领导确实充满活力,却也“全是套路”。“每次说一堆体己话,灌鸡汤,但最后一定有句‘虽然累,这个还是要完成’等着你。”加班似乎没有尽头,她开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态化通宵,替领导草拟周一的周报,她时常边哭边整理文档,在大学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顺手写个辞职报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辞职报告删了,抹把脸去上班,多擦点粉底,“开始新的循环。”赵旭暂时没辞职,她每天浏览手机里的求职软件,打算看准机会就离开。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闲,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适中。”这是个挺难实现的目标——在中国,80后和90后占据了加班总人数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深圳和广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点30分左右。“想找一份充实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难。那就一直换,换到满意为止。毕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赵旭说。有句话,赵旭从没和领导坦白:“工作是没变,可我对生活的认识又变了啊。”“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从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从事美食品牌营销的创业公司,他的主管是个20多岁的女孩。主管让他为一场线下活动准备物料。王锐不接受,“我的任务是线上运营。”主管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斥责他,讥讽他“眼高手低”“没担当”。王锐很恼火,“她就比我大两岁,凭什么?”“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换了工作去天津,王锐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动器材生产厂家。工资只有六七千元,还没上份高,可头衔是“营销总监”,一个人负责品牌营销,直接对老板负责,这让他很受用。刚入职时,老板和王锐吃饭、聊天,谈“宏大的商业蓝图”,王锐觉得,感觉对了。可工作出了问题,老板拍桌子、摔手机,清晨5点打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检讨。王锐觉得云里雾里,“你头一天还拿我当哥们,第二天就骂我?”历经了一次两小时的训斥后,王锐提出了这个疑问。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不挨着,要不就滚。”王锐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辞呈。知道了王锐的近况,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这就辞职了?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签劳务合同好一通折腾:党委负责人告诉他找劳务派遣公司,后者把他踢给台里的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又说“这事儿该由你们制片人解决”,制片人刚开始说即刻处理,过了几天又说这事儿归频道总监管。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归来,制片人突然笑着通知他工作调动,从时政要闻调岗去民生新闻,理由是“年轻人去每个部门都历练一下”,林沐也觉得在理。直到有一天,关系不错的同事告诉他,林沐抱怨时政要闻无聊,每天盯着拍领导的话传到了制片人耳朵里,惹得制片人发了很大的火,还敲打其他记者,“不想干就别干。”李家华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初入职场,适应不了人际关系有着必然原因。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讲究“稳定”,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强调的是“服从”。老一辈人习惯了条条框框,可市场经济养大的这批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的经历也少,“有个性,不在乎规矩。”他做过一项调研,发现75%的年轻人换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处理不来人际关系”。这其中,有的可以归咎于职场环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轻人确实不成熟,“需要学校和单位做情感引导、职业教育。”不少雇主同样头疼。相熟的企业家和李家华抱怨,批评了新员工几句,人家当场摔门走了,“再也没出现过。”李家华试着从年轻人的角度解释:“过去都用科层制做企业,管得越严越好。现在互联网化,你得学会平等。”企业家颇为不屑:“我花钱养的员工,都不能说两句?”离开天津那天,老板来给王锐送行,多塞给他一个月工资,请他吃了饭,两人聊得很开心。老板说:“就这么走了,不觉得可惜?”王锐觉得,曾经失去的尊重感又回来了,真好。“工作要让人收获很多东西。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调到民生栏目后,林沐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事儿“和理想中的新闻差得远”。他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和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聊天,报道内容是“供暖不够热”“存款打到别人卡里”这类“鸡毛蒜皮”的事。今年春节前,领导给他派了任务:去超市称量瓶装饮料有没有缺斤少两。他忙活了一周,得出了结论:全部足斤足两。看到自己做的节目播出时,林沐自嘲地笑了,“我做的这是啥?这不是神经病么?”体制内的工作像个围城,里面有人想出来,外面有人想进去。在成都一所二本院校读传媒的湖南女孩晴子一直被这种观念困扰。招聘季来临,妈妈千叮咛万嘱托:“最好能进四川电视台,或者《华西都市报》,最不济也要去地级市的日报吧。”“人家才不要我们这种二本的学生。”“那就回来考公务员!”两年过去,晴子母女仍在纠缠。毕业之际,她因为喜欢极限运动,去了一家运动类的自媒体平台,平时玩蹦极、滑板,周末去城市周边的深山里野营,尝试没什么人走过的徒步路线。玩够了,又去一家刚开业的青年旅舍当店长。如今,她没有全职工作,一份兼职是咖啡师,同时参加公益支教。两份工作的月收入,合起来不过3000多元。可晴子列举了一长串工作的好处:咖啡店的老板是位和蔼的美国人,总和她练口语;店里每天只来三四十人,下午能安安静静看本书;咖啡师可以随意喝咖啡,新进的印度尼西亚咖啡豆好喝得不行。至于大凉山区里那群接受支教的孩子们,“你今天掐了一朵花,他们会漫山遍野地找,明天给你扎一束。”还有的孩子翻山越岭三小时,从家里背了颗青菜回来,让她尝尝鲜。“工作要让人收获很多东西。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晴子总结说。她唯一一份做过半年的全职工作,是在青旅当店长。当时的老板除了还没装修完的房子,什么都没有。晴子穿着工作服,踩着梯子给屋子涂鸦,和老板租辆面包车,手拉肩扛,跑遍全成都淘老家具。她看到别人家一把镇宅用的桃木剑,喜欢得爱不释手,最后花20块钱买了回来,供在旅社的大堂里。她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把青旅上线到订房网站,旅社开始盈利。老板高兴地说:“我们可以享清福啦!”不仅要给她加薪,还愿意给她一个月的假期。在老板的设想中,以后再没大事要做。可晴子认为,当工作失去建设性时,还要继续下去么?去年,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另外有五成人认为“工作是用来实现梦想的”。相比之下,觉得工作是用来赚钱的人数比例,低至前所未有的62.6%。晴子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旅舍还可以变得更好。公共区域应该放映电影,天井铺上草坪,摆上看书的桌椅,大堂里还要添一台乒乓球桌。可老板不想再“折腾”了。半个月后,尽管老板再三挽留,晴子还是选择了离开。她想做“有意义”的工作,最近的想法是去支教组织当全职教师。阻力则来自于父母。他们总发信息,问“国考开始报名了,要不要帮你报”。或者告诉晴子,邻居家孩子也回湖南了,现在生活特别好。她通常不会回复这些信息。一天深夜,手机突然响了,母亲给她发来一篇文章,题目是《父母老了,孩子却距离你越来越远》。“先在北京待着吧,别急着回来了”2000公里外的北京,王笙做出了和晴子一样的选择:绝不做不喜欢的工作。刚来北京时,她在一家大公司做院线电影的渠道实习生,很快拿到offer。可临近毕业,她却去了从小就觉得“很酷”的媒体。可很快发现记者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有趣,她又找到一份电影宣发的工作。这一次,她又觉得自己成了“文创流水线上的新式民工”。每天打卡上班后,她的任务只有一件:把一部影片的所有爆点压缩成七八十字,编出几条换汤不换药的微博,再合成几张海报,发给大V,请他们转发。“有些工作压根没意思,就是拿时间换钱。”王笙反思说,“如果一份工作总是只出不进,学不到新东西,那是对人的消耗。时间久了,人就废了。”这句话在她再次离职时得到了印证——她在这家公司待了9个月,道别时,领导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不过,远在山东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这些经历。王笙决心留在北京发展时,她的父母一连追问了好几个“扎心”的问题:“买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对象么?”“打算啥时候回来啊?”在王笙和父母的对话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发生:见到了某个公众人物,单位发了奖金,看了几场只有一线城市才有的演出。没钱的时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挂面,放上几颗菜叶,再不济就问朋友借点钱,绝不向父母张嘴。妈妈来北京时,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净,带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证明自己活得很好。”母亲临走前,留下2000元钱,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着说:“妈,你放心,我能照顾自己。”后来,王笙谈了个男朋友。她开始和父母开玩笑,说“过两年就回老家结婚”。出人意料的是,母亲改了口风,一本正经地说:“你这行业,还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着吧,别急着回来了。”“父母对大城市的生活一无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们该给他们信心。”王笙说。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被带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她从未试图说服父母,却一直被父母说服。她喜欢外语,在教辅机构当英语老师,父母说“五险一金都没有,要为你担心死”,逼着她辞了职。她一度买了去杭州的车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试试,母亲含着眼泪说:“女孩子不要闯,总要回来结婚生孩子。再说,万一碰到传销诈骗人贩子怎么办?”临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从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稳定的档案员工作,可父母依旧不满意,“还差点意思。”事实上,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在父母的设想里,这个规划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余工作不过是复习考试时的调剂。备战期间,小慧又在当地一家上市国企找到翻译的工作。“都和奔驰、宝马这些大企业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别棒。”小慧对父母说,她不想考公务员了。家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父亲拉下了脸,母亲找茬和她吵架。他们焦虑地告诉小慧,企业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儿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这是我们30年的教训”。考上公务员,那才是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有一天,小慧突然从朋友圈里发现,曾经一起做翻译的同事开始出国考察了。她们在德国吃烤肠喝啤酒,在荷兰拍郁金香,晒出境的护照和机票。她和她们聊天,自己都说不清当初辞职的理由。她说,父母好像压根不了解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们总和别人介绍,女儿“性格内向又犹豫”。可在学校里,小慧最喜欢讲段子,是公认的开心果。小慧把新工作的情况反馈给爸妈,他们干笑着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务员’的工作。”最近,他们又开始催她结婚了。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专家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不止一位年轻人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女孩,毕业两年半,跳槽4次,现在收入几乎是刚毕业时的3倍。她早把跳槽当作家常便饭,“身边的人都一两年一跳。”在人力资源领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次跳槽应该至少要求20%~30%的涨薪。刚刚过去的11月,智联招聘进行了白领跳槽意愿调查。其中,13.7%的白领正在办理离职,51.0%的白领已经更新或投递简历,正在求职。 31.7% 的白领有跳槽意向,只是暂时没有行动。明确不想跳槽的,仅占总量的3.6%。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这次,她的职务是影业公司的“策划兼编剧”,单纯从产业链上看,这是上游,做的是“从0到1”的事儿。“跳着跳着就进步了,工作内容也不一样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岛为主题的网络电影。她先和主任编剧构思剧本,再把公司拍摄整部电影优势、卖点做成PPT,放到市场上找融资。下个月,这部电影即将在印尼开拍,她要代表公司驻岛,担任导演助理。面试这份工作时,老板漫不经心地问她,“你对行业了解有多少?”“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过渠道。”老板抬起了头,“表达能力怎么样?”“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发的。”“会写东西么?”“我大学写过不少。而且,毕业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记者。”“带着已经掌握的东西,再去学新技术,才不会被时代抛弃。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顺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资讯类视频网站后,林沐发现,在电视台锻炼出来的拍摄剪辑技术足够过硬,成了换工作的敲门砖。这让他不再嫌弃老东家了。他终于做上了“理想中的新闻”。在广州,他去偷拍贩卖野生动物的摊贩时被发现,给人追着跑了很远。在深圳高楼大厦夹缝中的人力市场,他和农民工、网瘾少年、赌徒、避世者们住了好几天,吃3元钱一碗的面,喝2元钱5斤的“纯净水”,睡50人一间房的通铺。再过6个月,2018级的810万名应届生就要初入社会。林沐也将迎来毕业的两周年。最近,大学里一位即将工作的学妹焦虑地问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该怎么选。“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答案。但无论你选哪一个,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学妹觉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个微信红包,提醒林沐认真回答。“选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辈子了啊!不都说一步错,步步错么。”“我曾经和她一模一样。”林沐回忆起当年身在东北,每天觉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个时代有独特的焦虑,却也给了我们更多转身的余地。”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张萌萌_H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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