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曾就职于国内顶级律师事务所，现就职于国内某知名私募基金。
让贫困区的孩子也有机会上哈佛，我支持教育部减负
我支持减负，但减负必须与其他教育/社会改革配套施行。
撰文/吴迪、胡不黑上个月，针对各种培训、竞赛、超前学习、考试入学，越演越烈，教育部下达了《十项禁令》，包括：严禁学校自行组织选拔生源考试；严禁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学校设立重点班、快慢班。此外，教育部再次重申小学生下课时间为3点半，余下的时间家长可以灵活选择校方托管或是自己负责。教育部的禁令意在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面对日益繁重的奥数班、英语班、小五班，为孩子们减负。 然而，很多家长对此并不领情。前阵子，一篇《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刷爆网络。作者列举了减负的诸多副作用，包括：（1）宽松教育限制了精英的发挥，令天才泯然众人。近三年中国在国际数学奥赛上成绩倒退就是证明。（2）国家退出会造成私立教育机构膨胀，家长们的教育开销势必猛增。（3）有条件的家庭全力以赴推娃，普通之家疲于奔命孩子没人管，如此以来会拉大两极分化。（4）减负喊了30年都以失败告终，说明减负不适合中国国情。作为一名本该对“减负”政策最为抵触的中产妈妈，我对以上四条并不认可。如何在应试教育的前提下给孩子减轻负担，一直以来是中国的难题。教育部在稍后的回复中也谈到“学校教育如何遏制片面追求升学的冲动，如何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时下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仅仅因为这些现状就认为减负这个大方向是不可行的，是注定失败的，无异于因噎废食。我支持减负，但减负必须与其他教育/社会改革配套施行。基础教育资源应该均衡供应在《十项禁令》中，教育部特地提出应“确保各学区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大致均衡”，以及“统筹城乡师资配置，着力解决乡村教师结构性缺员和城镇师资不足问题”。义务教育意味着基础知识全民覆盖。中国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达到教育支出占GDP的4%（世界排名100开外），与之对应的是3亿名嗷嗷待哺的学龄儿童少年。所谓的基础教育，不是让更多的孩子上名校，而是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不是确保孩子进入上层阶级，而是确保孩子不会沉沦社会底层。对众多寒门家庭而言，比争取珍稀教育资源更重要的教育资源的均衡供应。在知乎“用身边的故事讲讲阶级固化现象”问题下，一位国博工作人员讲了这样一件事：上级部门要求北京市中小学生参观国博的同时学习课外历史。相比于东郊某中学初二年级的混乱无章，基础知识和表达能力薄弱，城里某重点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则可以清晰指出，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建立过一个叫做“伪楚”的政权。读到这条问答，令我感叹的不止精英家庭和普通家庭的落差，更有：为何城里某重点小学可以每周组织学生在国博授课，郊区的中学也能每学期来上一次，而同样在北京，范雨素住在皮村女儿只能跟着电视字幕学识字？为何北京有的学校能够组建超过100支社团，开展滑雪、击剑、马术，各种高大上的课程，一个操场耗资几百万，而仅仅200公里以外的保定曲阳县多所乡村小学连供暖问题尚未解决，孩子们只能靠跑步热身？为何同样是国家出资的公立学校，有的孩子享受到的是远超大纲的贵族教育，有的孩子则连最基本的资源都得不到保障？连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小同学都明白：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在网上，对抵制“减负”喊声最响亮的是城市中产，而真正的底层家庭是发不出声音的。此次教育部发文要求调和师资、均衡生源、打破垄断；不许学校收取任何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2020年前取消特长生招生；教育资源向乡镇倾斜，缩小城乡差距；旨在让每一名儿童都得到等质等量，成本均衡的基础教育，说是送给寒门家庭一个红包并不为过。反对声称减负会“拉大两极分化”，这个结论是偏激、无理的。真正造成分化的不在于“3点半放学”，而在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成本投入的不平衡，在于被边缘化的打工子弟学校、乡村中小学校，甚至学生们连受教育的资格都可能被早早剥夺。减负不是阶层固化的凶手，倒是那些高呼“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家长从心理上还没有“竞争是自己的事”的觉悟，这种心态才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衡水中学美国的学生为什么要“减负”“减负”不应该等同于降低学业挑战，而是因材施教，以战略上的纵深战胜战术上的短视。以我居住过的美国为例，美国教育部规定一年级的孩子做10分钟作业，二年级的孩子做20分钟作业，依此类推。然而，就我观察，放养的美国小学生在阅读理解、公民教育、批判思维等方面都优于我国学生。不仅如此，美国的国际奥数团队还屡屡战胜中国，赢得金牌。同样是公立小学，美国学校与学校之间倾向不同，各具特色。有需要测智商入学的“实验小学”，有穿校服、留作业的“传统教育小学”，有“天主教小学”，有“科学特色小学”，有“艺术特色小学”，更有“中英”、“英法”、“英西”等双语小学，林林总总的项目足以满足孩子的差异性需求，家长们才不会在择校上格外焦虑，削尖头往三五所学校中挤。不仅如此，美国自小学三年级后施行混班制，给予孩子提前修读擅长科目的自由。到了中学阶段，在就近入学的前提下，有余力学习大学内容的学生可以参加不受区域限制的IB课程。我认识的不少孩子都在高中时就学完了大一的微积分。真正做到了在资源均衡的前提下各取所取，上不封顶，多样发展。在我看来，美国的小学是典型的把劲使在刀刃上。学校每周发放3―4次读本让孩子带回家阅读，因为“阅读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学校不鼓励低龄孩子背诵乘法口诀，而使用画交叉线数节点的土法，因为“有助树立起对微积分的认知”。学校更要求孩子8点钟上床睡觉，因为“毒性压力会造成大脑神经元突触不可逆转的断裂损伤”。昨天，我问了问同学家5年级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些什么，他给我讲了三个课题。第一个是挑三样食品，看哪个先发霉。孩子选的是草莓、蛋糕、苹果派。其中，含有大量糖分的苹果派似乎永远不会霉变。第二个是挑一支自己喜爱的音乐种类，学习它的历史并谱写简单的乐谱，小朋友选的节奏布鲁斯。第三个是了解美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做简报给全班讲解。相比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补习和竞赛，这些教育手段无疑对孩子的一生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说到底，中国大学扩招这么多年，985录取率平均也才百分之一点多，211录取率百分之五，虽然我和老公是清华校友，但自问就算拼尽全力，孩子也未必能在应试中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既然如此，我更希望他能拥有完整的人格，乐观的态度，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德威（John Dewey）说，教育不是为了生活做准备，教育即生活。然而现实中，不少家长更多关注知识的范围与深度，却甚少思考教育的目的和本质。所谓减负，减掉的是低龄儿童不必要的负担，比如已经学会的字还要翻来覆去的写到晚上10点；比如让孩子动辄做什么复杂的小报、手工、PPT；比如老师应该精简满堂灌式的授课，提高课堂效率；比如家长除了空谈孩子考上哪所学校，从事何种工作之外，能够把重点放在如何发现孩子的兴趣与连接、用什么样的态度过一生。同时，社会也应该积极进行配套改革，为孩子们提供更多元的环境，机动的选择，让他们不虚度这求知欲旺盛的12年时光。让贫困孩子也有途径上哈佛2001年，教育部宣布放宽高校招生报名条件，年龄不限、婚否不限，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也可参加普通高考。这意味着中国的高校招生从早期的精英选拔开始进入到推向大众。然而，根据罗斯高先生37年来在中国的科研调查，城乡教育差距沟壑巨大。当城市孩子高中就读率达到超越美国的93%时，在农村，这个比例骤降到了37%。财新网发布的研究同样显示，北京打工子弟初中后的教育和就业前景堪忧。一项长达五年的跟踪研究发现，1493名学生仅88人上了大学，大学入学率不到6%。就业的学生中有六成从事低端行业，延续父辈打工命运。罗斯高先生说，4个中国劳动力里面只有1个上过高中（包括职高）。这个比例甚至不如南非和越南，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最低的。这些孩子的问题不只是没读过高中，而是在升入高中之前就已经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由于缺乏多样性的教育手段，这些孩子的人生如同断掉的单行道，难以修补。在电影《风雨哈佛路》中，超龄且没正经读过书的贫民区孩子们，只要回心转意就能报名专为类似少年开设的补习学校，完成高中课程。美国专收贫困学生的KIPP学校，拥有两万余名学生，将底层学生的升学率从8%提高到80%。TED演讲中，记者张彤禾说，那些在珠三角打工的中国女孩，大部分家庭穷困，双亲文盲，早早辍学。她们渴望学习，哪怕是三五句英语，哪怕是在word里打字，学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以帮助她们适应社会流动性，得到自我的提升。由此可见，基础教育急需补贴的是底层群体。其目的不是选拔精英，而是拉动底线，少花钱多办事。课后辅导、学术竞赛、超前学习，原本就不是基础教育应该背负的，家长自己出力理所应当，如同教育部长陈宝生所说的：“各走各的路，各出各的招。”打着“兴趣班太贵”、“双职工走不开”、“孩子没人管会打游戏”这些借口，要求教育部“别给我的孩子减负”、“延长课时到5点”，真心说不过去。无论在哪个国家，中产阶级都不是救助的对象。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5974元。你的房贷比全国人均可支配年收入都高了，国家凭什么补贴你呢？关于中小学生减负问题，我想说，减负的大方向没有错，但如何实施下去，如何均衡资源，如何为孩子们提供多元化的上升通道，仍然需要持续的讨论、调整和改革。作为一位同样在幼升小中挣扎，在奥数班上旁听，没有什么特别资源的中产母亲，我还是愿意支持教育部的减负决定。毕竟，减负的意义从来不在于补贴中产子女在精英竞争中的成本，基础之外的资源和机会，本来就该是家长们靠拼自己去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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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减负要避免“挤出效应”
　来源：　
来源：作者：责任编辑：李澍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助理研究员　李爱铭
　　“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
　　当下正值中小学升学季，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撰写的《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一文中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分析，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学校升学竞争的激烈、校外培训的火爆、千家万户的纠结、教育公平与多元服务的提供等问题复杂交织。今年上海两会期间，中小学生减负成为众多代表、委员关切的重要议题。
　　正如陆一所提及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和学业负担过重现象，在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由来已久且广泛存在。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成因复杂，民办教育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难辞其咎：部分民办中小学以学生高负担的应试操练为代价换取高升学率；部分民办培训机构超前、超难培训为孩子择校加码。政府在公办学校大力推行减负，但家长担心减负影响孩子升学转而与民办教育机构“共谋”，学校减负+课外加码＝作业“守恒”。最终的结果变成公办学校降低了竞争力、民办教育机构壮大了市场、政府减负措施落空。
　　教育减负产生“公瘦民肥”的结果，其背后是“挤出效应”机制在发挥作用。在世界各国，基础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主体多由政府主办的公办学校来承担；民办教育机构则作为政府办学的补充，则提供更多元化、选择性的教育服务。公办学校侧重于提供公平均衡的教育服务，而民办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往往寄托了家长对于优质的、个性化的、有竞争力的差别服务的需求。但现实往往并非完全朝着理论设计的方向发展，比如日本的减负政策却造成“此消彼长”的局面：公办学校减负后，学生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填补？如果公办学校和公办的校外教育机构缺乏相应的配套安排，则学生被“挤出”推向民办教育机构。同时，家长担心学生竞争力下降，也会选择为孩子购买市场化的教育服务，从而催热民办教育培训需求与市场发展。
　　政府可以主导甚至干预公办学校的办学行为，但民办教育机构拥有办学自主权，其发展则更多受市场力量制约。随着社会发展，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投入的增加，对优质教育、多元化教育服务的市场需求日益普遍。而由于资源相对稀缺，优质教育服务供不应求。民办教育机构在资本逐利的追求下，制造“过度教育服务”，与教育的公共服务、公益属性之间产生矛盾；同时，为增加进入名校的竞争力、争取择校的机会，民办教育机构不断强化应试训练、加重学生负担，与其提供教育分层分类多元服务的价值初衷渐行渐远。
　　因此，面对日本的前车之鉴，避免减负的“挤出效应”，需要强化公办教育配置来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完善公办、民办学校监管与服务双管齐下，并引导招考改革走出单一分数标准的模式。如浙江、上海等地先行先试，探索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绿色指标评价等，全方位关注学生的健康发展与成长，以招生指挥棒撬动，从源头上为学生减负。
　　同时，政府应加大投入做大做强公办教育，提高公办学校的竞争力，通过教育教学改革让学生轻负担高质量地学习。完善公办学校晚托班服务与公办校外机构的志愿服务基地、创新教育实践平台建设等后续保障服务，避免减负之后的“挤出效应”。科学地规范民办教育机构的发展、营造健康的教育生态，也成为政府在减负过程中的新课题。如上海排摸和整治教育培训市场、规范民办学校招生、强化中小学内部管理三方并举相辅相成形成减负长效机制。对于民办教育机构，从工作人员资质、场所安全、培训内容、广告宣传、违规跨区设点等角度进行规范，利用《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规范民办教育市场的培训内容等，有一定的借鉴与推广意义。[责任编辑:李澍]
　　从“追赶时代”迈入“引领时代”，文化自信成为了一种国家信念。中华文化的风骨与魂魄，理应插上歌声的翅膀，飞得更高更远，闪耀于世界。　　虽然个别歌舞和语言类节目与普通观众稍有距离，但春晚整体上与民同乐的氛围愈发切实饱满，和亿万观众的集体心理产生契合和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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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版权所有作者：倪思洁 来源： 发布时间： 9: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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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长和社会减负”关乎国家未来
■本报记者 倪思洁
今年两会上，青少年教育问题备受关注。作为本报4位上会记者之一，我是唯一没有孩子的记者，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对青少年教育的关心。
几天前，教育部部长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了要从5个方面推进减负工作。其中不仅包括要给学生减负，还强调了要给家长和社会减负。
此话一出，新闻传播热度骤升，这恐怕不光是因为教育关系着家家户户，更是因为这样的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因为家长正承受着来自经济和教育系统的双重压力。
在我的朋友圈里，与我年龄相仿的朋友大多都有了下一代，其中一些人的孩子已经到了上幼儿园或是幼升小的阶段。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感慨。感慨早教班里&别人家的孩子&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圆锥体；感慨幼儿园里谁谁谁家给娃报了几百块钱一个小时的英语班、舞蹈班、绘画班或钢琴班；感慨小学老师让孩子给家里的宠物讲故事，他们如何从朋友家里借来一只猫当&道具&&&这里，我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迷茫与困惑&&怎样做，才能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如今，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在那些已经快成高龄产妇却依然犹豫&生不生&的女性中，很大一部分对当前的教育环境信心不足。每当那些幼儿园虐童事件、升学择校难、课外天价补习班等被曝光时，包括我在内的广大适龄女性对于生育的焦虑就会增加一分。
为家长和社会减负，影响的将不只是教育。我们期待教育部部长的&五大减负&真正得以细化落实，也盼望有一天，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毫不心虚地告诉孩子：&我们曾经努力过。&
《中国科学报》 (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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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创]教育时评：减负是需要齐发力的社会问题
发表时间： 11:34:22&&&&来源：中国未成年人网
　　对于万千中国家庭来说，学生减负确实是个“老大难”问题，甚至被视作“教育天空上屡驱不散的雾霾”，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伊始，减负即成为会内会外关注的焦点。“其实，学生负担过重表面是教育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开放教育学院院长、基础教育集团主任戴立益委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负担也来自于家长的额外要求，考试竞争引发家长们的过度焦虑，很多家长让学生参加各种辅导班、购买大量教辅资料等，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3月6日《光明日报》）
　　“几十年喊减负，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这句话是今年全国两会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的概括，可以说非常准确。减负何以如此“老大难”？笔者同意戴立益委员的意见，减负表面是教育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既然是社会问题，单靠教育部门发力，就难以摆脱“打怪升级”的困境，这也是减负难以取得实效的原因。
　　要改变社会的人才评价观。学历不等于水平，这已经成为共识。然而，囿于多方面的因素，学历仍是一个人进入社会最“厚实”的敲门砖。有学历并不一定行，但没有学历，却显然会处处被掣肘。无论公考，还是招聘，抑或人才的引进，学历显然仍是硬通货，这就难免家长、学生要拼尽全力去迎合社会的需求了。因此，要减负，就必须树立这样的理念：学历教育只是一种经历，要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机制。各种技能、资格的鉴定，不能把学历作为必要条件，应主要依据其水平、能力进行鉴定。无论是公考，还是人才招聘，要通过更具体的考试选择人才，不把学历当作门槛。如此，学校教育才会因材施教，切实注重培养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而不是培养“应试达人”。
　　要改变家长培育孩子的观念。家长的成才观和就业观等，是学生负担过重的重要推手之一。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社会认可的学历，进而找到好工作，获得较高收入和体面的社会地位，是几乎所有家长的期待。在这样的路径设计之下，环环相扣的各种问题和观念，便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激起了层层的培训热潮。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孩子能够健康、快乐成长，才是父母对孩子最终的期盼、最大的关爱，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学生时代这样悲催呢？
　　学校、教育部门要摈弃错误的政绩观。学生减负是社会问题，但学校、教育部门在其中却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甚至地方政府，对当地学校以及地方教育成就的评价，仍然是考取了几个清华、北大等，考上了多少重点大学。有这样的错误政绩观，又怎能把减负落到实处？学校、教育部门要摈弃错误的政绩观，这是从大的教育理念方面来说的。从具体操作来说，要改变学习科目繁多、教学内容交叉重复的现状；要切实破除学校间的恶性竞争，斩断他们与补课机构之间的利益链条；要切实重视师范教育，让真正能够胜任教师岗位的人担当重任。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让学生真正健康成长，让每个学生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发展自己的天赋。学校教育是成就人，而不是筛选人；是丰富人生的体验，而不是提升人生的筹码。惟有如此，减负才会成为可能。（中国未成年人网呼啦圈评论 关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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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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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中小学生减负”需要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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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了严厉整顿校外培训机构的通知，这一行动引发了舆论对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的集中关注。随着两会的到来，有关“减负”的舆情又有升温，各种观点纷呈，其中有一种声音断言，“减负其实就是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把教育的责任从学校推给家庭”，这种“刷屏”的说法，容易产生误导，干扰“减负”工作深入推进。
把“减负”等同于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等同于把教育的责任从学校推给家庭，这种判断作为个人发泄情绪，对教育吐吐槽、发牢骚，大可不必辩驳；但若将之作为一个事实判断，并据此对中国教育尤其是公办教育的现状进行总体评价，恐怕连持这一观点的人自己也未必那么自信。很明显，这样的看法既无视大多数人对“减负”的呼声，也不符合中国教育的现实。
对于时下舆论非常关注的校外培训机构不断做大，甚至“绑架”学校教育的现象，作者把原因归结为公立学校为学生“减负”。学校“减负”对社会上各种培训机构的壮大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把这个影响夸大成主要原因，并反过来让公立学校来承担这个责任，则在认识上过于简单，结论更是过于武断，且有较大的危害。校外培训机构的膨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正在不断释放，市场竞争和社会竞争的压力，不断向教育领域传导，再加上我们自身文化传统中对教育功能的某些偏颇理解，诸多复杂的原因最终都汇聚到升学竞争上来，这种压力机制不但为校外培训注入巨大能量，也对公立学校的教育产生巨大影响。
如果真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减负其实就是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那么中国的教育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其实，只要稍加观察和思考，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公办学校对教育规律的坚守，没有公办学校对教育公平的支撑，没有公办学校的规范办学，没有公办教育的不断改进和质量提升，中国教育的基本生态会朝着何种方向演进，作者所担心的“底层上升”问题又会严重到何种程度，都是不难想象的事情。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在公办学校为主的中国教育大格局下，我们的教育才能把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贯彻始终，制约着少数人对教育的错误认知，不至于扭曲教育的基本价值，制约着教育资本对市场利益的追求，不至于把教育异化成某些人眼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教育把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重大任务。
批评者把“减负”等同于“把教育的责任从学校推给家庭”，更罔顾事实，是缺乏对教育的基本尊重。事实上，“减负”只是教育的一个侧面，并不是教育的全部。就批评者关注的学校教育而论，在“减负”的同时，更在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致力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根本不存在学校向社会和家庭推卸责任的可能。
客观地说，中国教育正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清醒地看到，面对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盼，学校教育如何遏制片面追求升学的冲动，如何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时下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教育有问题当然可以批评，这是公民的权利。但是，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出发来批评甚至否定“减负”，批评者也应负起应有的言论责任，否则可能诱导人们对教育产生错误认知，并可能由此作出不当的教育选择。
就当下而言，由于科学的教育观还未在全社会真正树立，实际工作中背离教育规律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因此对教育工作的批评与建议，在舆论场上一直是热度比较高的议题。面对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敢于正视问题，直言在实际工作中，一些要求还停留在口号和导向上，工作还没有抓到症结上，基础性制度还不健全，决心把高质量发展实实在在地作为确定思路、制定政策、分配资源的根本要求。其实，今天我们面对的很多教育难题都是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将是中国教育长期要面对的工作主题。正因为如此，批评教育的时候，也要多一点平和心态，以更加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来面对。
（原题为：《“减负”需要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观》）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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