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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系统分类:|关键词:教育,中国,力学|
中国力学教育史纲（三） &5． “文化大革命”对力学教育事业的破坏1966年始到1976年结束的“文经大革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是一场浩劫，而且对力学教学、育事业也是一场灾难。“1966年5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左’倾错误论点，泡制了一个教育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17年的教育工作。此后于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直接操纵下编造的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对17年的教育工作做出了荒谬的‘两个估计’。”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教育领域在十年动乱中，成为重灾区。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均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教育事业也受到严重破坏，这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质量急剧下降。”[11]“高等学校由1956年的434所减为1971年的328所。……在十年动乱中，高等学校有四年停止招生（1966年～1969年），1970年和1971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是招收的学生大多数只有相当初中甚至不到初中文化水平。学制由“文革”前的4～6年缩短为2～3年。学生在校期间主要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开门办学，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以也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名为大学毕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大学本科、专科的水平。”[11]“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估计为国家少培养了10万名研究生，100多万名合格的大学生、专科毕业生和200多万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因而，造成了人才青黄不接、知识匮乏的严重问题。”[11]以上是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词条中的一段文字，它客观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被破坏的部分情况。作为它的“子教育”的力学教育自然也难逃劫数：那一时期，力学专业停止招生，力学家和力学教师全被送往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一批造诣深的力学家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遭到批判或当作外国特务隔离审查、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北京大学董铁宝、北京矿业学院郝桐生等教授、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程世祜、林鸿荪等均被整而含冤死去。曾参加1962年教学大纲复审的山东工学院的王一民副教授甚至被酷刑打死。1967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以陈伯达为首的一帮“革命者”又煸起一股批判相对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愚昧而狂妄的自大风，高喊理科无用以图否定所有的理论，制造中国是世界的中心的神话，周培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横遭讨伐和围攻。所有这些一直延续到1976年。6．力学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时期（）6．1 拨乱反正与恢复阶段（）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战线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进行拨乱反正。次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主持教育工作时期，对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提出了“两个估计”不符实际，要批判《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979年3月，此纪要已根据教育部报告予以撤销）。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教育方计和对教育工作的要求。在拨乱反正中，各级学校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平反了历次运动中制造的冤、假、错案。为了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计，1980年1月教育部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教育工作经验开并研究了教育调整工作。1981年以后又建立了培养高级人材的学位制度。经过拨乱反正及一系列工作，基本达到了清除十年“文革”造成的阻碍教育发展的各种思想障碍，重建教学秩序，恢复包括必要的重建教学体制、教师队伍和教材等在内的教学条件。1976年底清河会议初步确定了基础课恢复规划。次年11 月镇江工科力学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新教材编写原则、大纲以及评审程序。为解燃眉之急，还确定重印部分旧教材。另外，会议也讨论了供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用的专题丛书（如分析力学、陀螺力学、变质量力学、运动稳定性等）的编写、并首次介绍了美、英等国力学教材及其翻译、影印等事宜。这些付诸实施以后，自1977年以来，以理论力学为例，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新版工科教材就有16种，教学参考书（包括专题丛书、翻译书）8种。其中多学时的九种为：供机械类用的有南京工学院等九院校编《理论力学》、西北工学院等三院校编《理论力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编《理论力学》（第四版）和清华大学罗远祥等编《理论力学》（第三版）等；供土建类用的有华东水利学院编《理论力学》、同济大学编《理论力学》、西安交通大学黄安基主编《理论力学》以及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编《建筑力学》与华南工学院编《建筑力学》中的理论力学部分。中学时的两种为郝桐生编《理论力学》及西安交通大学编《理论力学》。少学时的五种为浙江大学编《理论力学》（第二版）、上海化工学院与无锡轻工业学院编《工程力学》、上海纺织工业学院等八院校编《工程力学》、北京钢铁学院与东北工学院编《工程力学》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与湖南大学编《理论力学》（建筑力学第一分册）。教学参考书有西北工业大学肖尚彬、董秋泉的《陀螺学》、西北工业大学扈英超的《线性振动》、北京航空学院程勉的《变质量力学基础》和高为炳的《运动稳定性》、以及浙江大学汪家訸的《分析力学》等。翻译书有劳伦斯·E·马尔维恩著的《工程力学》第一、二卷、R·C·希伯勒著的《工程力学》、R·罗森伯著的《离散系统分析动力学》和J·H·金斯伯格著的《静力学》等。关于理科用的理论力学教材如周衍伯的《理论力学教程》和肖士珣的《理论力学简明教程》亦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经过二、三年的努力，算是基本解决了教材的有无问题，也保证了77、78两届学生的质量。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1979年教育部重建基础课教材编审委员会、并着手重新制定教学大纲。1980年5月，工科力学编委扩大会议在华东水利学院召开，会议以1962年大纲为篮本制定了新的高等工业学校力学大纲（表一）。表一 &高等工业学校力学大纲课程名称学时适用专业大纲初稿提出学校审定者理论力学120四年制机械、土建、水利、航空类西北工业大学、南京工学院、同济大学、清华大学理论力学编审小组理论力学90四年制电机、动力、采矿类重庆大学、华中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理论力学编审小组材料力学120四年制机械、土建、水利、航空类南京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大连工学院、浙江大学材料力学编审小组材料力学①90四年制电机、动力、采矿类重庆大学、华中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材料力学编审小组建筑力学180四年制建筑学、给水排水、建筑材料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华南工学院、湖南大学 结构力学110-130四年制土建、水利、道桥类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大连工学院清华大学结构力学编审小组弹性力学50-60四年制土建和水利类同济大学、华东水利学院结构力学编审小组水力学140四年制水利类天津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成都科技大学、华东水利学院水力学编审小组①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三部分。又1980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高等理科数学、力学、天文学教材编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由中山大学草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参与讨论修改的、最后由编审委员会审定的68-72学时的四年制综合大学数学专业用的《理论力学教学大纲》也颁发有关学校。80年新大纲的制定，标志着力学教育已恢复至正常教育轨道上。6．2 力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阶段（）在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为了交流并总结教学经验，全国工科力学课程交流会议相继召开。如1981年3 月在广州召开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经验交流会、1982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理论力学与物理课的协作会议、1983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教材研讨会等。这些会议或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或研究力学与前修、后继课间的协调及关系、或介绍、评价国外教材的内容、体系及发展趋势等。它们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地、多视角地反映了全国工科力学教学的情况。随着国外教材和教学思想的引进并渐被国内教学所吸收、以及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确立的影响，突出培养能力这个反映时代和教育理念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此外，减少课时以便腾出时间开设机械振动和工程流体力学、增加学生上机时间也被某些学校所采用（如将理论力学由120多学时减为64学时，原60的少学时减为40学时）；提高起点、加大坡度、精选内容等也呼声渐高。这些变化在恢复、发展过程中标志着力学课程的性质正朝着关乎其地位稳定性方面演变。当然这也暗示着1980年的力学大纲已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有关精神，在课程建设方面，国家教委不再组织编写和审定高等学校工科本科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而委托课程指导委员会制定有关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目的在于，一方面使各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各自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有利于搞好搞活教学，办出特色；另一方面，有利于保证基础课程的基本教学质量，便于进行教学质量检查。”[12]从1985年下半年始，工科基础课各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按照国家教委的部署和要求，着手制定教学基本要求。力学教学基本要求计有50-60学时、70-80学时和100-110学时的三种理论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50-60学时、80-90学时和100-110学时的三种材料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50-60学时和110学时左右的两种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50学时左右的弹性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60-80学时和120学时左右的水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及40-60学时、80学时左右和80-100学时的工程流体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等六类14种。以上各种教学基本要求除详列“对课程内容的的基本要求”外，还对该课程的性质、任务、能力培养作了明确说明。力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从1987年秋季起试行。至于专门培养力学人材的力学专业，据1983年的统计，全国已达40个。在生产发展、科学发展内在规律及工程技术和力学间相互作用的推动下、开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现代力学更趋蓬勃发展，大批新兴力学分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现代力学多学科交缘性而引发了国内举办新的与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交叉的力学专业的积极性。如华中工学院此后创办的生物专业等。6．3 力学教育的淡出社会阶段（）建国以来，我国通对各种途径培养的力学人材数以万计，他们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力学专业兼具理工特点，在任一工程领域中都有它的身影、且与高、新技术又结合紧密而广受社会的青睐，因而我国的力学教育一度呈现过兴旺发达之势。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以后，力学教育却逐渐淡出社会视野，这特别反映在优秀学生不报考力学专业、不少力学专业纷纷改换门庭和招牌，以及力学专业毕业生分配困难等方面，甚至某些力学家也对单独办力学专业持否定意见：这些从侧面也反映着整个理科教育的淡出社会和衰落，从而伏下社会不重视基础理论而带来的不少行业缺乏后劲的隐忧！反映在力学教育上则是，不少大学都办力学系，但数理基础质量下滑，造成学生基础较前薄弱；至于以力学作为基础的工程系的学生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某些院校理论力学只安排20 学时、而材料力学也不足50学时，以致某些学生在学结构力学、钢结构等课时竟不知所云而完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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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数学都是用什么符号表示的?
中国用什么表示呢?既然中国数学那么发达,平方用2表是...西方数学的用字母表示?又是不要中国的传统,为什么要学人家的符号人家的方式?又是为了和他们联系 示好?又是为了利益..
我有更好的答案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157/50和。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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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次(相切)。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驭，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图案，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的繁荣，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传统数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此外，数学家们的科学思想与数学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宣传唯心主义哲学，施行八股考试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除珠算外，数学发展逐渐衰落。 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 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几何原本》是明清两代数学家必读的数学书，对他们的研究工作颇有影响。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 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濒于枯萎的明代数学出现了生机。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视西方科学，他除了亲自学习天文数学外，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和翻译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综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洋务运动”，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一些研究，写出一些著作，较重要的有李善兰的《《尖锥变法解》《考数根法》；夏弯翔的《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图解》等等，都是会通中西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 由于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加上清末统治者十分腐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数学研究。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数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近现代数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段时间，常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 中国近3年留日的冯祖荀，1908年留美的郑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复和赵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鲁，1913年留日的陈建功和留比利时的熊庆来(1915年转留法)，1919年留日的苏步青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胡明复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随着留学人员的回国，各地大学的数学教育有了起色。最初只有北京大学1912年成立时建立的数学系，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1921年和1926年熊庆来分别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数学系，不久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陆续设立了数学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三十年代出国学习数学的还有江泽涵(1927)、陈省身(1934)、华罗庚(1936)、许宝騄(1936)等人，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外国数学家也有来华讲学的，例如英国的罗素(1920)，美国的伯克霍夫(1934)、奥斯古德(1934)、维纳(1935)，法国的阿达马(1936)等人。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有33名代表出席。1936年《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相继问世，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解放以前的数学研究集中在纯数学领域，在国内外共发表论着600余种。在分析学方面，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熊庆来的亚纯函数与整函数论研究是代表作，另外还有泛函分析、变分法、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的成果；在数论与代数方面，华罗庚等人的解析数论、几何数论和代数数论以及近世代数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几何与拓扑学方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江泽涵的代数拓扑学，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和示性类理论等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许宝騄在一元和多元分析方面得到许多基本定理及严密证明。此外，李俨和钱宝琮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们在古算史料的注释整理和考证分析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使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重放光彩。 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3月《中国数学学报》复刊(1952年改为《数学学报》)，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1953年改为《数学通报》)。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 建国后的数学研究取现代数学开始于清末民初的留学活动。较早出国学习数学的有：190得长足进步。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华罗庚的《堆栈素数论》(1953)、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1954)、陈建功的《直角函数级数的和》(1954)和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辑，)等专着，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除了在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史等学科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论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优秀数学家。 60年代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瘫痪、人员丧失、对外交流中断，后经多方努力状况略有改变。1970年《数学学报》恢复出版，并创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中国数学家在函数论、马尔可夫过程、概率应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创见。 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复苏。1978年恢复全国数学竞赛，198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1981年陈景润等数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励。1983年国家首批授于18名中青年学者以博士学位，其中数学工作者占2/3。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加入国际数学联合会，吴文俊应邀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45分钟演讲。近十几年来数学研究硕果累累，发表论文专著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不断上升。1985年庆祝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上，已确定中国数学发展的长远目标。代表们立志要不懈地努力，争取使中国在世界上早日成为新的数学大国。 参考 ，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刘徽创造割圆术，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封建统治者继承隋制，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直，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乐，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在周代，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学生30人：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书、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它诘辩求胜，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今有术。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他们要受礼。例如圆，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 隋炀帝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算术，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平、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157/50和，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秦，规不可以为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圆锥、圆台的体积时，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方。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1，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水平都是很高的，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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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图案，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在周代
这个是国际化
先进的方便的当然适合拿来用 西方发明的全球都在用 并不代表只有中国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太偏激 很多人都像你这么偏激 狭隘
我怎么知道，你问问北京人，山顶洞人，河姆渡人……还有华罗庚，陈景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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