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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ianp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站发布的所有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详见 。　　北京时间7月23日，据ESPN记者布莱恩-温霍斯特进一步报道，骑士队的核心控卫欧文离开蓄意已久，早在去年他和詹姆斯共夺得了队史第一个总冠军后，欧文就已经萌生了去意。　　温霍斯特是最早曝出欧文寻求交易的猛料的，在美国时间周五下午，他率先披露：凯里-欧文之前在与骑士队管理层会面时，主动提出交易申请，因为他不想再在勒布朗-詹姆斯身边打球。随后这一消息得到了多方的证实。　　温霍斯特在文章中写道：“当欧文与骑士续约时，他期望自己是球队的未来。但是两周后，球队从迈阿密得到了詹姆斯。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欧文摇摆不定，在过去三年里欧文对在詹姆斯旁边打球成为二当家一直很犹豫，拥有自己球队的计划也被打乱了。”　　上赛季NBA总决赛期间，欧文曾经这么说过：“当你将自己视为一个终将有所成就的伟大球员之一时，而你的球队又迎来了一位像他（詹姆斯）那样已经非常伟大的球员加盟，那么你就不得不后退一步并观察。最艰难的莫过于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我对自己也拥有充分的自信。自私地说一句，我一直想要向世界上每个人都展现我真正的实力，每一刻都如此。”　　这名记者还透露：由于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欧文在骑士夺冠后就考虑过要求被交易，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可见，欧文想摆脱詹姆斯的阴影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期的想法。　　欧文在公布寻求交易的决定后，还给骑士队列出了一些他倾向加盟的球队，包括马刺、尼克斯、森林狼和热火。目前有消息称，骑士队、尼克斯队和太阳队正在商讨一笔三方交易。　　三方交易的大体方案是--骑士队得到卡梅隆-安东尼和埃里克-布莱索，尼克斯队得到欧文和泰森-钱德勒，太阳队得到乐福和今年8号新秀弗朗克-尼利基纳。除此之外，还会包括多个选秀权。对太阳队来说，他们在交易方案中，不可能包括德文-布克。　　欧文在2014年夏天与骑士队续签了一份总额高达9000万美元的合同，他的现有合同还剩3年6000万美元，不过可以在2019年夏天跳出合同成为完全自由球员。一旦欧文被交易离队，他也就失去了在2019年休赛期与骑士队签下超级顶薪的机会。　　现年25岁的欧文已在联盟征战6年，上赛季他为骑士队打了72场常规赛，场均出场35.1分钟，交出25.2分5.8助攻3.2篮板1.2抢断的数据。
发布：董轲 &&点击：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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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链接是否正确？用户、话题或问题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导论
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多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及其内在统一性，凸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历史发展和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门科学。科学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阐释和把握。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门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历史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紧密结合当代世界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科学规律及当代趋势。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一门历史科学。历史总是现实的。对这门历史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要求我们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真正分清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以更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时代的创新；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以更切实地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真正分清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以更利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布下的某种“福音”，也不是什么千古不变的“教义”，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世界文明世代演进的结果，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人类思想史上伟大革命的结晶。
1.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14世纪和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已经稀疏地出现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16世纪，西欧一些国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16世纪60―70年代，荷兰发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直到年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才第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大国推翻封建制度，初步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之后，英国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阶级又经过近百年的反复较量，才逐渐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18世纪中叶，稳固地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羁绊，有能力把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力作为重要的任务提出来，踌躇满志地去发掘蕴藏在自然、科学、工业、农业中的巨大生产力，适时抓住第一次产业革命，即人类首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大好机遇，以其“非常革命的作用”，迅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系统。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以“自由”为旗号，不断地巩固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在英国，在资产阶级已干涉国家事务的地方，自由的问题首先是经济的自由：贸易自由、生产自由，尽可能以最低价格购买劳动力的自由，以及保护本统治阶级来对付工人结盟与造反的自由。”&历经80余年，到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基本完成。
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革命先后在美国和法国取得胜利；19世纪中叶，德国、俄国和日本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也相继完成了各自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体的工厂制度取代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最先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率先成为以机器大工业占优势的先进的工业国。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产业革命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和巨大的技术进步。在19世纪40年代末，他们在回顾英国产业革命的历史成就时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然而，产业革命在使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生产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革命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以社会化形式使用的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1825年行将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这种经济危机大约每隔10年周期性地爆发一次。尽管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它的上升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已开始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转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产业革命也引起了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产业革命在创造出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产业革命在不断地刺激资本财富的积累、强化资本的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工人贫困的积累、聚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产业革命把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推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爆发的一系列工人运动，揭开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序幕。
2.资本主义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时代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时代的急剧变化，迫使人们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作出反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主义时代扑朔迷离的变化背后潜藏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什么？推而广之，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资本主义究竟向何处去？面对历史和时代发展提出的这些难题，当时欧洲社会的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并没有回避。但是，无论是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本人，还是他们的最忠实的后继者，都没有能够对这些难题作出成功的回答。
当时，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乔?威?费?黑格尔，在他那宏大而深邃的哲学体系中，第一次试图把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述为一个处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状态的整体过程，并企图揭示这一整体过程的内在联系。肯定事物是普遍运动和发展的，把事物的矛盾看做是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辩证法思想成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在对社会问题的探索方面，黑格尔哲学以极度抽象的方式分析、解释现实，以深刻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的苦难处境给予了关注和抽象分析。黑格尔哲学中认识世界和描述历史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对后人正确考察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具有启迪作用。但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在对历史和时代重大问题的解答上却毫无建树。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证发展的源泉被归结为“绝对精神”，历史发展的动力则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作用。同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他在肯定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的同时，却断言他的哲学体系是“绝对精神”的最后体现，普鲁士专制制度是“和谐的”，是德国历史发展的“顶峰”。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辩证法，被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所扼杀。
这一时期，当欧洲思想界囿于黑格尔哲学体系而止步不前时，德国另一位哲学家路?费尔巴哈独树一帜，大胆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打碎了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的基础，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费尔巴哈强调了现实的、有形体的人的概念在社会思想理论体系中的主体意义，这有助于启发人们紧紧围绕现实的人来探讨社会问题，进而有可能直接以无产阶级本身的现实性为对象，来探讨无产阶级的处境和解放的问题。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半截的，在对历史和时代问题的回答上，他又退缩到唯心主义立场上。他认定，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仅仅是宗教变迁的结果；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宗教和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所推动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留有的唯心主义的印记表明，在有关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资产阶级哲学大师们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建树。在时代急剧变化的时刻，试图对历史和时代发展难题作出解答的，还有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19世纪初，英国的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对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发展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作了最后的结论。李嘉图的全部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是以反对和消除一切阻碍资本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宗旨的。为此，他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的源泉，认为利润、地租等“收入”都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斥责土地所有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赘疣”，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关系。但是，一旦涉及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问题，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公正性”就荡然一尽。一方面，他把资本看做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以至于原始人手中的石器、棍棒都具有资本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掩饰产业革命过程中已初露端倪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冲突，断然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在历史和时代发展问题上所持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所运用的非社会的和非历史的方法，得出的只能是这些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相悖的理论观点。李嘉图去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所采取的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完全堵塞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科学发展的通道。
作为对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最后的补充，法国的让?沙?列?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作出了独特的思考。他严厉斥责资本主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确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造成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他已经模糊地猜测到，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但是，西斯蒙第并不理解，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并不是这一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本身，而是这一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形式不再能适应它的物质内容。西斯蒙第往往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看做是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结果。因此，他极力赞颂小生产，鼓吹恢复宗法制和行会的原则，力图以小生产的原则和规范来填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显然，在历史发展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问题上，西斯蒙第同样茫然无知。
在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面对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难题困惑不解、一筹莫展时，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揭竿而起”。这些从资产阶级营垒内冲杀出来的、反映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伟大的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对未来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作了许多天才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法国的昂利?圣西门、沙利?傅立叶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
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在圣西门那里，虽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概念，但他通过对法国1789年革命后社会现实的考察，认识到这场革命并没有能够解决法国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特别是根本没有改变“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在他看来，法国社会呈现的仍然是一幅“颠倒世界的图景”，“专横、无能和阴谋”成为这一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主要弊端。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也没有形成“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概念，但他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总是表现为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而法国当时的“文明制度”也是从先前的“野蛮制度”发展而来的。法国社会中生产的分散性和不协调的劳动的性质、以自由竞争的名义装扮起来的商业欺诈等弊端，使“文明制度”成为一个“社会地狱”，成为“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颠倒世界”。在他看来，消除这些社会弊端、走出“社会地狱”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力求消灭它，而不是纠正它”。“文明制度”的衰落，将引致更高级的“保证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等等的产生。
1848年初，时年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彪炳千古的《共产党宣言》，就是他们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就是他们对资本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难题回答的经典之作，就是他们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伟大革命的重要标志。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视角，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以及向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过渡的必然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无情地摧毁了封建生产方式，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世代生产力总和的巨大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同样无情地产生了摧毁自己的力量。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爆发，使得“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逻辑就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彻底破解了资本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的难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科学原理，并不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局部规定性问题，而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定性问题；回答的也不只是资本主义发展某一阶段的问题，而是揭示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保持其旺盛的理论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一时代发展的所有阶段都不可能过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广阔空间。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打算为未来社会设计一套周详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的制度安排。正如恩格斯晚年一再强调的，我们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描述成为“千年王国”。在他们看来，未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要由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作出创造性的回答。
《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近50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作出多方面的深刻探索，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了多方面的展开论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历程
1.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
19世纪40―6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还只是当时存在的众多的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之一。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以及同工人运动中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经历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洗礼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为国际工人运动所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这一发展是曲折的。特别是在历史与时代的转折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面临着种种挑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自它创立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此时恰逢资本主义时代急剧变化的转折时期。19世纪70―90年代，资本主义处在其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这几十年间，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再次发生重大变革，以电的发现及其在工业上的广泛运用为特征的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主义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由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向以垄断为特征的发展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
面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产生了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的假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消失”，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理论，如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理论，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假说”。
其次，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存在的“合法斗争”，易于淡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模糊对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的认识，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似乎也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教条”。相反，主张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道路”、运用“渐进”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的理论，却成了一种时尚，甚至被有些社会主义者视为唯一正确的“新思潮”、“新策略”。与此同时，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资产阶级也调整了统治策略，它们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和理论家蜕变成工人贵族，成为一味追求“改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这些机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逐渐组成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新变化”，宣布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科学性及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意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伯恩施坦是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作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主要的理论家，在年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文章，已隐晦地提出了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接着，他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了全面&“修正”，提出了最为系统的修正主义的理论纲领与策略。一时间，宣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的论调、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颠覆”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修正主义思潮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迅速滋蔓，严重地侵蚀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基础，扼制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怎样科学地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怎样在资本主义历史和时代新发展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事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事关马克思主义主义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对伯恩施坦理论作了严肃的批判，为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应该看到，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伯恩施坦理论的批判中，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例如，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能从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的高度，认清修正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政治作用；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真正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获得新的活力；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则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修正主义思潮的危害性，以及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其决裂的必要性。这导致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第一个世纪之交，伯恩施坦理论一度占了上风，竟然成为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主流”思潮，马克思主义遇到了极其严重的挑战！
2.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列宁勇敢地迎接了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已经内在地决定，它总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的；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始终在与历史和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的结合中、在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的结合中，对时代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的结论。列宁主义就是新时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在俄国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由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条件决定的。19世纪末，俄国开始步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直接以沙皇专制制度为支柱，保留了许多封建残余。在国内，沙皇政权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国内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国外，沙皇政权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坚持对外侵略与扩张，激起了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强烈反抗。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所有矛盾的交汇点，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随着俄国帝国主义种种矛盾的发展，俄国工人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一方面由于沙皇政权的残酷镇压而步履维艰，另一方面也由于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干扰而错综复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实践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践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现实
1.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多的风雨历程，其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过高潮，也出现过低潮。但是，在总体上，马克思主义不仅从最初的只是无数的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中的一种，发展成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而且还发展成为对世界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科学理论。正如西方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思考和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思想体系。
在这一个半世纪多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在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强盛的理论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具有的这种不断“复活”的生命力，使得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是某些马克思主义的顽固的反对者，也不得不用“伟大”一词来谈论马克思的学说。他们承认：“大多数智力或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代，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分而复活，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瘢痕而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我们的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结在一起，是没有弊病的。按这个意义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
总结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特点，对于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及其时代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充分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内在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中。19世纪40年代以前，流行于欧洲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尽管也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和有价值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历史和时代发展问题的理解上，纷纷陷于极其混乱和武断之中。这是因为，这些思想的阐述者都无法摆脱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他们所具有的某些真理的萌芽，不可避免地被他们所持的阶级偏见所扼杀。与此相反，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取了19世纪上半期乃至人类思想发展全部历史中创立的最优秀的思想成果，从而使这一新的世界观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科学性；而且这种理论上的科学性，完全建立在那一时代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是这一时代的最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它创立之初就公开声明，它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器。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也内在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克服了旧哲学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由此而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把伟大的认识工具交给了人类，特别是交给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地吸收英国和法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合理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时期的真正的地位和作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大理论创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仅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部分，深刻地体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而且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内在的统一性，也是建立在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还内在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上。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为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青年马克思就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公开声明，它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础。一个半世纪多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并在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表现出的批判性和战斗性。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和发展的历程中，每前进一步都经过艰苦的思想理论战斗。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任何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和学说，同时它也从来不放弃同一切反科学、伪科学进行不调和的思想交锋。
第四，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的优秀文化的密切结合，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大国，其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欧洲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一种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解决“中国化”的问题。既要保存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又要在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上使之民族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掌握。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在内容上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还必须吸取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营养，在形式上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立党为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形式，生动地表达了科学理论的精髓和实质，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富有说服力的、有新鲜见解的充实和发展，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所践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中，必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愈加宽广，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愈加璀璨，必将谱写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愈加恢宏的时代乐章。
第一章& 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过程，是同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深入进行科学研究分不开的，是同他们不断破除旧思想的束缚，不断追求理论创新分不开的。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的历程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受他们家庭影响和接受社会教育的结果，是他们个人勇于社会实践和勤于理论探索的结果。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历过一个哲学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政治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深刻的转变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坐落于摩塞尔河谷的特利尔城的一个开明的犹太人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有名望的律师，担任过特利尔律师公会会长，深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母亲罕丽达?马克思是一位朴实的家庭主妇。亨利希?马克思的好友威斯特华伦男爵对少年马克思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浪漫主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燕妮，后来成为马克思的妻子。
马克思是一个“有毅力、有坚定意志和坚强信念”的人，性格刚烈、粗犷，行事果断，说话铿锵有力并伴随着手势。对于志同道合者，他总是能够很好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对于论敌，他善于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辛辣的讽刺。他忠诚老实透明，厌恶虚伪，心胸坦荡，表里如一。他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怀疑一切”确定为自己的座右铭，把“目标始终如一”看做自己一生的主要特点。正是这种勇于斗争、坚韧不拔的个性，造就了马克思一生的伟大成就。
年，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学习，成绩虽不出众，但语言和写作能力过人，显露出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坚持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的统一作为选择职业的主要指针。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学专业学习，一年后转到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当时黑格尔思想的中心。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的还是法学，但他更爱好哲学和历史学。这一期间，马克思逐步摆脱最初信奉的康德（Immanuel&Kant）与谢林（Schelling）的浪漫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完全在黑格尔思想的笼罩下。德国学者海姆在描述这一“黑格尔时代”的情形时写道：“那时全部学术都从黑格尔的智慧的丰盛餐桌上得到滋养；那时一切学科都为哲学学科服役，目的不外是想从绝对者领域的最高监督以及著名的辩证法的无所不通的威力那里给自己弄到一些东西；那时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是黑格尔的信徒，他就必定是一个野蛮人，一个愚人，一个落后的和可鄙的经验主义者；那时人们都认为，国家本身所以在不小的程度上感到安全和巩固，正是由于黑格尔老人已经论证了它的必然与合理；而且那时由于同样的原因，不信奉黑格尔的学说，这在普鲁士的文化和教育机构的人看来，几乎就是一种罪过。”　1937年4―5月，马克思在柏林郊区施特拉劳修养期间，阅读了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和他的学生的一些著作，被黑格尔思想的宏大和辩证法的精妙所吸引。他参加了由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博士俱乐部”，专门讨论黑格尔哲学，并很快享有很高的威望，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推崇。布鲁诺?鲍威尔称他和马克思在博士俱乐部的学术生活“充满精神上的乐趣”。科本则称马克思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耳”，是自己和鲍威尔的思想源泉。赫斯更是把马克思推崇为“当今活着的唯一的哲学家”，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的结合体。
显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起点是黑格尔哲学，不过不是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哲学，而是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然而，在若干重要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又超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水平。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完成于1941年3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
与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思想转变不同，恩格斯的思想转变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现的。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和第一篇文献，马克思称其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
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地研究“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在此之前，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从未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把私有制看做是无需证明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前提，看做是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竞争则被看做是人类自由的表现，是达到人类普遍幸福的正确方式。恩格斯针锋相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合理和非人道性，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各种现象如竞争、自由贸易、价值、地租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结果。竞争必然导致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导致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恩格斯还批判地考察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认为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古典经济学，都是私有制关系的理论表现，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因而都是不科学的和伪善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标志着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不足在于，恩格斯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价值，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对私有制的批判主要侧重揭示其反人道性。
二、唯物史观的发现过程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新世界观的首次理论探索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不能通过法哲学的批判解决，而必须从对宗教、国家和法的批判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从哲学深入到经济学。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于1844年4―6月的未完成的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研究的最初成果。
《手稿》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剖的出发点是“当前的经济事实”，而这种“经济事实”就是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的分析研究，概括出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是《手稿》的中心思想，异化劳动概念是《手稿》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无论是对哲学、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对共产主义的论证，都建立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
“异化”一词的原意是权利的转让、关系的疏远和精神的错乱。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是在人的权利的转让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的，表示人们自愿订立契约，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的一部分转让给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家。黑格尔第一次从哲学上规定了异化概念的含义，这就是主体活动的结果成了主体的异己的力量，并反过来危害和支配主体。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异化的具体含义是指：作为主体的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后又在发展中扬弃了异化，回归“绝对观念”自身。可见，黑格尔讲的异化是绝对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以人和自然为对象。他讲的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并崇拜上帝，受上帝支配。只有消灭宗教，让异化为上帝的人的本质返回人自身，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不是精神的异化，也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是指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产品反对、奴役、控制劳动者的劳动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发生了异化，因而人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有四个基本规定、基本表现和基本内容：第一，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劳动者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这里，马克思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这两个概念。生产者通过劳动创造出物质产品，这是劳动的对象化。一切物质生产过程都是劳动对象化过程。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既是对象化过程，又是劳动异化过程。黑格尔没有区分异化和对象化概念。
第二，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产品之所以同劳动者相异化，是因为劳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为外在于人的强制性的活动，劳动者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
第三，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前两个异化的必然结果。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这种类本质通过对象化，即通过实践改造对象世界，改造自然界创造物质产品而得到确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自己的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了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自己类本质的人，于是造成了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第四，人与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同这个劳动的关系。”&这表明，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看到了阶级的对立，并把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
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可见，马克思并不满足用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说明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而是进一步用因果关系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是，对于作为私有财产原因的异化劳动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最初的劳动为什么会发生异化的问题，马克思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未能解决问题。
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变异化劳动为自由自觉的人的劳动的必然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既是私有财产的结果，又是私有财产的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变异化劳动为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这样，马克思就把异化劳动理论同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归根到底是为了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于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学说持否定和反对态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虽然坚持从经济事实出发，但由于人本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使得共产主义的论证具有哲学人本学的色彩。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从经济事实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证共产主义的特征及其必然性。
首先，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不过，在世界历史时代，由于各个国家相互影响，某一国的历史冲突不一定要等到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才发生。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的影响足以在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引起历史冲突的矛盾。
其次，共产主义不是地域的历史现象，而是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逐步消灭了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引起了各个工业国家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无产阶级成为世界性的存在。在这种时代，“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因此，“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这些思想后来在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再次，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异化消灭了的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是旧的社会分工和阶级消灭的社会。这一切，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没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最后，共产主义是改造现存社会的实践。“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总的概括就是：“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
三、科学世界观的公开问世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1932年才正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出版）中第一次得到公开阐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出版）中第一次得到初步的系统阐述，这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1.《哲学的贫困》：科学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阐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为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认为“平等是我们的唯一准绳，也是我们的理想”。他认为，历史就是永恒理性消除不平等而达到平等的历史。他不满意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对大资产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矛盾百出的，这种经济体系是造成贫困的根源。所以他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看做是一种制造贫困的哲学。蒲鲁东把自己写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宣传自己经济理论的著作命名为《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给我们提供了一套可笑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内容是极其贫乏的，只不过表明它是一种哲学的贫困。这样，马克思把原来蒲鲁东的讽刺的说法倒过来用于讽刺蒲鲁东本人，命名为《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哲学的贫困》主要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它在批判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马克思后来认为：当时“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　。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基础的过程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要原理。
首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阐述。蒲鲁东把平等看做是人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认为经济学范畴是永恒的平等观念的体现，而现实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学范畴的体现，人类历史就是人们头脑中的经济范畴演进的历史，是永恒理性不断克服不平等而逐步实现平等观念的过程。蒲鲁东在经济学研究中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蒲鲁东根本颠倒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关系，因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其次，对生产力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的阐述。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对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马克思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就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说明，社会的经济关系及作为其抽象反映的经济范畴，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理性的特性，而是历史的和暂时的。马克思说：“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规定了它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蒲鲁东把平等或公正不仅看做是人的理性的永恒原则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看做评价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例如他从公平原则出发，抨击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奉为自然前提的财产所有权违反公平原则，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口号。他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的罪恶，提倡建立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没有货币的公平的劳动产品交换，就是因为前者违反了公平原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权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蒲鲁东以公平、正义、平等为衡量历史的尺度，同以抽象的理性或善恶观念为尺度一样，都属于抽象人性论的历史观（人道主义历史观）。这是一种主观的尺度和标准。它要求历史应该符合自己的道德观念和法权观念。它探讨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它应该是什么。而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平等和善恶观念虽然是衡量历史进步的重要价值尺度，但衡量历史进步的根本尺度应该是历史规律，核心是看能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3.《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
《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第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同国际工人运动第一次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这种理论飞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基础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前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后者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二者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主要理论根据。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以各种人本主义为表现形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其共同特征是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不变的人的理性或自然本性基础上，用是否符合人的理性作为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赞扬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要尺度。
二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看法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把未来共产主义看做是一种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现实的运动，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仅仅是原则性的，并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处于经常的变化和改革之中；而空想社会主义则从头脑中想象出一种符合人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并详细地加以规定和描述，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
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道路不同。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实现一方面是生产力本身的发展的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把无产阶级看做值得同情的受苦受难的阶级，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或者诉诸局部的共产主义实验，或者诉诸道德的呼吁，总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工人运动从自发向自觉的新阶段转变的标志。在这以前，工人运动只是零星的、自发的，多数是经济斗争。斗争中的无产阶级只是自在的阶级。《共产党宣言》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理论武器交给了工人阶级，加速了其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由自发的经济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
第三，《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以前，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独立运动，前者局限于知识分子，后者局限于工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促进了这两大运动的合流。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运动中找到了物质载体，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武器。从此，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其每一步发展都打上了社会主义的烙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转型。
第四，《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标志。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的纲领《共产党宣言》。
四、社会革命道路与策略的理论
年，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付印，适逢1848年欧洲革命前夜。《共产党宣言》一问世就经受了这场席卷全欧、规模巨大、内容丰富多彩的欧洲革命运动的检验。
1.对革命形势、任务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对革命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是唤起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决心，进而建立适应革命形势的组织、采取革命行动的依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革命进程中和革命失败后，总是把向群众深刻揭明革命形势当作自己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
1849年底，欧洲许多国家爆发的革命斗争已陆续被反革命力量镇压，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引起欧洲革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阶级斗争决不会停止，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这是因为，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劳动群众贫困的加深，不可避免地将加剧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对抗；1847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依然存在；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东方殖民地的斗争所引起的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列强彼此之间的冲突导致的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如印度人民起义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都会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1―2月的第一篇《国际述评》中，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临近的征兆和新的革命迅速胜利的保证。他们分析了法国当时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认为跟二月革命前相比，反动势力虽在加强，但革命力量也在日益壮大。工人的觉悟比以前高得多了，特别是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由于税收负担沉重，遭到破产，消除了对路易?波拿巴的幻想，被卷入运动，投入了革命队伍，宣布信奉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在商业和政治方面深受大资本的压迫，也表示赞成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判断1848年的革命已经结束，革命运动已处于低潮，新的革命高潮不会迅速到来，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夺取政权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内的冒险主义分子关于马上夺取政权的主张，强调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要利用暂时的休战时期，钻研革命理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设，为无产阶级未来的战斗作好准备。1895年，恩格斯在回顾他们当时预测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前景问题时曾深刻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2.对无产阶级革命根本途径的进一步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要争取解放必须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1848年革命验证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一根本思想，证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充分肯定革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高度地评价“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他们从1848年革命“到处都是工人阶级干的”这一事实中进一步看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认为今后的历史发展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
3.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基本条件的科学论证
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中就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在年欧洲革命中，他们又在前述一系列著作中，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工农联盟的思想第一次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
第一，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必要性。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和德国革命，充分证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总是想方设法离间工农关系，争夺农民，使无产阶级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无产阶级是否同农民结成联盟，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法国二月革命和巴黎工人六月大起义、德国民主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基本阶级力量，是进行有成效的革命的前提条件。“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185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分析德国革命问题时，再次强调了农民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第二，工农联盟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农民虽然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但是在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的背叛和出卖，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再也不可能成为农民的同盟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同农民的小块土地的利益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后者只能日益成为大资本榨取和吞食的对象，使农民遭受的奴役和贫困日益加深，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会越来越不可调和；农民由于生产方式的落后性和分散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农民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关系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农民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境遇、地位和利益的共同性是工农联盟得以建立的可靠基础。不仅如此，随着无产阶级的崛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展开，农民会日益认识到无产阶级才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样“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
4.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策略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作过专门论述。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在1848年革命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等论著中，围绕保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独立性，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不断革命的根本策略原则，进一步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作了系统的论证。
第二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趋势的探索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也着力于政治经济学研究。1843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初，恩格斯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自此之后，一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正式出版，马克思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上的科学革命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奥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作了科学分析。
一、马克思经济学科学探索的历程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初成果
从1843年10月开始，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他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其中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也包括当时正活跃在欧洲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研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845年1月离开巴黎时，马克思已写了7本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笔记。
1845年2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后，进一步钻研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的文献资料。这一时期，马克思在他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主要如《神圣家族》（与恩格斯合著）、《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和《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中，都涉及或专门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
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已经改变了原先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异议，对劳动价值论处于由否定到肯定的过渡之中。这一著作对商品价值及其决定问题的分析，已经涉及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区别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关系。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发生了重大转变，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就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并以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根据，反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初步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认为，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产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又使大批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
2.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重新研究
从1850年8月开始，马克思利用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几乎是全欧洲最丰富、最完备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资料，再次研究了可能发现的所有的重要的经济学文献。这时，马克思研究的范围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史，而且还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应用经济学，以及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专门学科。到1853年底，马克思写了包括24个笔记本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统称为《伦敦笔记》。从《巴黎笔记》到《伦敦笔记》，生动地说明马克思是在与当时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的“对话”中，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理论研究的新起点的。
从总体上看，《伦敦笔记》对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重点探讨：第一，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的研究。针对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经济学界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争论，马克思研读了大量关于货币和危机问题的理论资料和实际资料，对货币、信用和危机问题作了初步的但却是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明确指出：“即使在实行纯金属流通的情况下，金融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进或流出……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等职能作了探讨，还对80多位作者关于货币流通问题的论著的有关论述作了摘录，写了《完整的货币体系》手稿。马克思对货币、信用和危机之间关系作了研究，写了短文《反思》。第二，对导致李嘉图学派解体的原因作了研究。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研究，不仅对创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了许多新的见解，而且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基本矛盾也有了新的认识。第三，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及工人阶级的状况、农业问题作了研究。马克思研究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工资基金理论，强调工会斗争对缓解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的重要意义；研究了大量的农业经济著作，对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理论失误作了深入的分析，提出农业化学的应用能极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将给人类带来美好生活的思想。第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经济形态作了研究。马克思不仅研究了古罗马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种社会结构，而且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不仅研究了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研究了技术史、工艺史、法制史、风俗史、文化史，而且研究了经济史、社会史；不仅研究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且研究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3.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
1856年上半年，英国面临着一场以金融货币危机为特征的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新的危机必将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我不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会迟于1857年冬天”；在这场“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的危机中，“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他相信，投入革命的洪流，“‘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为了迎接危机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开始通宵达旦地总结经济学研究成果，决心为无产阶级锻造一把理论之剑。从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间，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手稿。这些内容丰富的经济学手稿，现在被统称为《年经济学手稿》。这是马克思从1843年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结晶。《年经济学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问题作了科学论述。这些论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年经济学手稿》还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因而也是探索马克思理论整体结构的内在联系的重要文献。
在《年经济学手稿》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对“五篇结构计划”作了调整，提出了“六册结构计划”。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宣布了他的“六册结构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1页。。马克思强调：“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之前，马克思把第一册《资本》分作四篇，即“资本一般”篇、“竞争”篇、“信用”篇和“股份资本”篇。“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涉及的内容只是商品和货币部分。
4.通向《资本论》的道路
从1861年8月开始，马克思打算将第三章“资本一般”的内容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马克思编写的《资本章》写作提纲中，明确地把《资本章》分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和利润”三个部分，以及以理论史为主要内容的第四部分。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地接触和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以至于认为“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这样，到1863年7月，马克思实际完成的并不是论“资本”的小册子，而是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近1400页的卷帙浩繁的手稿，其内容大大超出了原先计划写作的内容。这部手稿现在被称为《年经济学手稿》。
5.《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问世
1865年底，马克思完成《资本论》三卷手稿后，立即投入对第一卷的“最后加工”。1866年初，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论》第一卷的定稿工作于1867年3月28日最后完成。4月10日，马克思亲自把手稿送往汉堡。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终于问世！
《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长期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掌握大量的实际资料和思想材料、批判地吸收和发展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英、法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客观必然性。《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不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得到了深入的发展。《资本论》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这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
二、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革命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探讨的基础，也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实现的科学革命的最辉煌的成果之一。
1.对劳动价值论的初步研究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由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面对的就是1823年李嘉图去世之后西方经济学界理论纷争的局面。1873年，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时，对这一理论纷争时期的特点作过如下概述：“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事实上，李嘉图学派及其理论追随者们已不再可能发展劳动价值论，而只可能曲解、庸俗化劳动价值论。
1844年底，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中，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开始转变，处在由劳动价值论异议者向拥护者的过渡之中。马克思在论及价值问题时，既反对效用价值论也不完全认可劳动价值论，在总体上还没有真正站到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来。马克思提到:“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显然，马克思在否定效用决定价值的同时也否定了劳动决定价值，把价值的“费用”确定和价值的“效用”确定，都看成是“偶然”的。但是，在对价值问题的深入探讨中，马克思也开始承认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关于商品价值及其决定问题，马克思就提到：“生产某个物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即它能卖多少钱（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这一提法说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对价值决定的考察是可以撇开竞争的影响的，这已经比《巴黎笔记》中的观点前进了一大步。马克思还明确提出：“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开始理解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的区别，在方法论上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关系。
2.唯物史观创立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的意义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了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承认劳动价值论，肯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科学阐述，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必然的结果。
在《哲学的贫困》中，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方法论基础，初步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具有过渡性的、历史上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及其内部联系，研究的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形式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第一次公开表述了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他批判地吸收和利用了李嘉图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肯定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赋予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新的内涵，在许多理论观点上实现了对李嘉图的超越。唯物史观的运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的确立，使马克思找到了与蒲鲁东的价值理论进行全面论战的科学方法，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大突破。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价值理论的重新探索，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在《伦敦笔记》评述李嘉图著作的札记中，马克思肯定了李嘉图对物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马克思在举例论证商品的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例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商品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问题，以及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李嘉图对价值与财富的混同，认为“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实际上“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4卷，109、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价值与产品产量的运动反映了二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因此，“随着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的一半从前具有的价值”同上书，109~110页。。这时，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也没有能够提出使用价值的范畴，但他的这一分析已经包含着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思想萌芽。
显然，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的这些探索，不仅是在研究了有关价值理论的重要文献的基础上作出的，而且也是在与当时经济理论界关于价格、货币理论的论战中形成的。当时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关于价格和货币理论及政策的争论，是马克思深入研究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切入点。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在同主流经济学发展最新趋向的“对话”中、是在对政治经济学最高成就的吸纳中、是在对经济学发展面临新挑战的思考和回应中形成自己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
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要义
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以后，马克思从写作《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年经济学手稿》，一直到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在这长达10年的科学研究中，对劳动价值论研究实现了新的理论突破，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体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循着这一思想轨迹，以商品为研究的出发点，逐次展开对交换价值、价值、价值量等问题的分析。直到马克思晚年，他在说明自己的价值理论的特色时还认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
最后，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这样，“劳动创造价值”已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社会商品再生产过程中，进一步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旧价值这样的两重性。马克思十分珍重自己的这一理论创见，他认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而且还是他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最好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331页。。由于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创立，使“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古老命题从此有了崭新的含义。长期以来困扰劳动价值论发展的理论障碍已被排除，劳动二重性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了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
马克思在对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的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式发展序列的分析中，科学地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价值形式发展的事实，进一步使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和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序列中得到了证实，从而使劳动价值论内在结构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价值形式理论也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运用的辉煌成果。马克思对价值形式所作的抽象的，有时甚至好像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为依据的。马克思所阐述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两极的矛盾运动，正是对价值形式自身在历史上辩证运动的逻辑再现。价值形式理论确实证明，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
三、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发现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科学研究中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这一理论的创立“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成为马克思《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奥秘的最基本的原理。
1.剩余价值一般的发现
在《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一般的概念。马克思以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作为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出发点。他首先区分资本和交换的性质上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两个过程：一是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同资本家的一定的货币额相交换；二是资本家把交换来的“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一种生产劳动加以使用，使资本价值得到保存和增殖。马克思认为，第二个过程是资本占有劳动的特殊过程，是同本来意义上的交换相对立的、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范畴，其实质在于：“由于劳动被占有、被并入资本……资本开始发酵并且成为过程，成为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259页。。这一过程在现实经济运动中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和它的物质对象之间的自然联系，也就是表现为“简单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占有劳动而实现价值增殖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前一方面是“形成的资本内容”关系，后一方面是“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并且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彼此的关系。”
在《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一般作了更广泛意义的探讨。他把剩余价值一般和剩余价值特殊的转化关系，看做是资本一般形式到资本特殊转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首先必须在“资本一般”基础上揭示“一般形式的剩余价值”，然后才有可能在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形式上揭示剩余价值“分支”――利润、利息等等的本质。同时，马克思也把剩余价值一般向剩余价值特殊的转化过程，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剩余价值一般不只是一种逻辑运动中的存在，同时也是资本现实运动中的一种存在。
2.剩余价值源泉的探索
马克思在《年经济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对资本运动两个过程的第一个过程的分析中，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区分。这就是：“工人出卖的只是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而“劳动能力”本身“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劳动能力”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受到资本的推动，它就会变成工人的一定的生产活动”&，即成为创造价值并使价值得到增殖的过程。因此，劳动实质上只是劳动能力使用价值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马克思进一步区分了“劳动能力”价值和“劳动能力”使用价值，认为“劳动能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耗费的那个劳动量决定的。最后，马克思的结论就是：“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并把剩余劳动归结为“劳动能力”使用价值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能力”自身价值的余额。劳动力商品理论成为揭示剩余价值源泉的重要理论基点。在《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劳动力商品理论。这时，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