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公司2017年“两会”精神心得体会：牢牢把握住“三个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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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公司2017年“两会”精神心得体会：牢牢把握住“三个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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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公司2017年“两会”精神心得体会：牢牢把握住“三个必须”
文 章来源莲山 课件 w ww.5 Y k J.Co m莲山 学习公司2017年“两会”精神：牢牢把握住“三个必须”
&&& 2017年，是国家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攻坚年，调结构去产能进入关键期。按集团（股份）公司战略部署，我们进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关键一年。
&&&&&&& 综合宏观政策、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等外部环境来看，只要我们创新市场开发模式，大力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发展前景可期；从企业自身来看，经过这几年我们推进扭亏脱困工作，通过资产处置，成功止住了亏损，为企业赢得了生机，为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近年来，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企业体制机制得到进一步理顺，干部职工思想观念不断转变，企业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为加快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把握发展机遇，坚定稳增长信心，全面谋划推进2017年的各项工作，必须要牢牢把握住“三个必须”。
&&&&&&& 一是必须坚定发展的信心。木之不拔，以其有本。信心并非源自盲目乐观，而是源于自身所拥有的巨大潜力、韧劲和回旋余地。曾几何时，高速公路转让等困难和挫折犹如“王屋”、“太行”大山横亘在我们面前，目标的艰难和任务的艰巨并没有让我们畏惧不前。巨大的压力下，我们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滴水穿石的毅力、愚公移山的意志成功“移山”。从中，我们看到了公司班子的真抓实干、励精图治，全体职工的众志成城、奋发有为，这正是我们的信心之源。根植历史与现实，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坚定发展的信心，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要坚定发展信心，要有挑战不可能的勇气。无论“千磨万击”，还是“东西南北风”，都要立场坚定、矢志不渝，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用执着的心打好“十三五”时期公司的每一场“攻坚战”。
&&&&&&& 二是必须要有坚定的目标。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目标就是方向，目标就是希望，有了切实可行的目标，就必须咬定目标不放松。“十三五”规划中，公司的核心目标是“成为结构合理、管理科学、效益稳健、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运维检修及工程服务承包服务商”。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必须做集团（股份）公司战略部署的执行者，坚定不移推进集团公司发展方式转变，坚定不移走深化改革之路。目标已经明确，道路依然坎坷。而大目标又是由每个年度的“小目标”组成的。我们要紧盯年度目标不动摇，要发扬“群狼”精神，务期必成，千方百计寻找不同的途径和办法去实现每一个“小目标”。
&&&&&&& 三是必须坚持改革促发展。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改革从来没有坦途，好走的路早就走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也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把握的主题。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改革，我们就会陷入僵化的精神状态；没有改革，我们就会耽于满足现状，企业就会丧失活力。三项制度改革、水电厂一体化改革、深化业务调整、“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企业求新求变的号角已经吹响，各项改革创新的措施即将陆续出台，对我们既是挑战，更是机遇。面对改革发展的新要求，我们要站在企业兴衰成败的高度看待改革，站在企业与职工利益共同体的角度认识改革，主动理解改革、主动适应改革、主动宣传改革、主动投身改革。我们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创新工作理念，提高工作效率。要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破除畏难情绪，才能知难而进，真刀真枪推进改革；进一步增强改革的针对性、操作性，才能有的放矢、务求实效；进一步破解利益固化问题，破除体制障碍，才能避免按兵不动、相持不下，不断推动改革全局向纵深推进。
&&&&&&& 与势同行者兴，上下同欲者胜。站在新的起点，迎接新的挑战，让我们牢固树立坚定发展的信心，以目标驱动管理，以改革促进发展，用智慧和汗水，谱写广西水电集团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篇章！&文 章来源莲山 课件 w ww.5 Y k J.Co m莲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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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简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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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史家治史的一条基本原则的根本目的。　　②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设计发展社会的理想蓝图。　　③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研究历史的目的更重要是在于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预见未来，为人类设计发展社会的理想方案。　　④增强参与意识，参加社会决策。　　⑤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及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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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学历史，怎样学历史
——对武汉大学2008级历史学院新生的演讲
（日晚7：00，教一楼302室）
各位同学：
大家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个人对学习历史的一些感受和体会。我要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在以前上课的时候，或者我自己带班的时候，已经跟我的老学生们全都语重心长地讲过了。今天你们不一样，是刚入校的新生，黄老师让我给你们讲一讲，我真的花了一点功夫，把我近年来的想法系统地整理了一番，来与大家分享。
首先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有多少同学第一志愿选的是历史？不多，是吧？起码有20个以上，这已经是相当好的了。我要告诉大家，这恐怕是我们专业比较好的纪录了，以往可能更低。据说哲学系录取的第一志愿学生也不多。我本身的学习历程也是如此。我考大学的时候首先报考了新闻系，第二志愿选了中文系。后来从事这个专业，当然也和你们一样是被调剂过来的，选择了“服从分配”这一栏。然后慢慢地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然后再踏入专业研究的这个行当里面，来靠这个吃饭。我现在站在这里跟大家谈我自己这个例子，我的一个体会是，学这个专业很好。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愿意学习那些跟现实联系很紧密的专业，我读硕士的时候还对历史没有太多的信念，没有坚信我未来一定要做历史研究。硕士毕业的时候，我想，等我做完这东西以后我一定要去考比较文学的博士，做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或者说现代文学的研究。可是阴差阳错，一下就读了历史学的博士。做完关于先秦礼乐制度的博士论文后，我想，博士毕业后我的人生告一段落了，我再也不干这事情了——这行当太辛苦了！我要干一点与现实社会有关的事。可后来呢，没有勇气、没有机会，或者说还是有点儿舍不得改行，于是我就被分配到这所大学来教书，到现在已经有十五年了。三十岁之前，我一直想改行，但三十岁以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再换行当了。即使是我以前想读的新闻、中文，对我来说已经没太大的吸引力了，或者说没有多大挑战性了。因为我们每个人活着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快乐来自你的好奇心，来自你对知识和社会的一种好奇。另外一种快乐，是来自你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我能够做到，快要做到这件事，但又没有完全做到，在你快没信心的时候，你还在努力一定要做到——这种挑战然后实现的过程是相当快乐的，是不是？等我做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做别的专业已经没多大兴趣了，真正能挑战自己的还是历史学，因为我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东西很有意思，而我还没搞清楚，更重要的是，我可能就快要搞清楚了，这个当口正是快乐的时候，不是吗？这是一些题外话，好吧，下面正式谈。
我首先要谈的就是，从狭义的科学概念来说，历史不是一门科学。什么是科学？根据从西方引进的对实验科学的理解，科学是可以重复试验的，它的结论在相同的条件下别人可以重复地再做一遍，就像做物理、化学、生物的试验一样。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学根本就不是一门科学——我们完全不能重复古代的事情，时间、地点、人物都不能再现，除非你穿越时空。所以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可是呢，人类的思维体系除了那些可以做实验的自然科学之外，还有一些东西是属于人的修养和道德方面的学问，叫作人文科学，是吧？文科里面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类，就像自然科学里有工科、理科之类。文、史、哲、艺术、语言，这些属于人文科学；经济、管理、法律这些属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为提升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这一方面服务的，比如宗教、哲学、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历史应该说是最科学的了，它是非常审慎、非常讲究精确数据和精确材料的，这是历史学比哲学和文学都强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比其他几门人文学科更科学。在这里我要给你念一句话，这是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的，也是很多学者经常引用的一句话，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只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历史学。”那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科学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历史学是从古到今无所不包的学问。这是从历史学的涵盖面和深度来讲的，它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上古往今来的一切现象，并可以用这些结论、观点和规律来考察今天的一切现象，这就是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通过这十多年的专业研究，就我个人理解，马克思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下面我就来单纯地谈谈我自己的想法。第一，我要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第二，我想谈谈历史学对我们个人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个体，学历史有什么好处；第三，谈谈应当怎样学习历史。我在这里谈这些，丝毫没有贬低其它学科的意思，只是想谈谈我对历史学的认识。
一．为什么学历史
为什么学历史呢？首先，我想从中国传统在当下的语境来谈历史对我们的重要性。
我们学过的中国近现代史，是最近一百年，或者准确地讲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的屈辱史，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灾难史。我们学近代史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悲愤。在这段历史中，中国由一个强大的帝国衰落成为被瓜分豆剖的弱国。中国人为了摆脱这个命运，发愤图强，变法求强。那么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过程呢？最开始我们经历了洋务运动，从物质层面追求变化。后来洋务运动失败了，可以说物质层面的变革失败了——因为在甲午战争中，我们有那么好的武器，海军战舰的吨位不低于日本，可是我们打败了。于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觉得，恐怕不是我们的武器出了问题，不是器物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于是就有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搞变法——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了，于是更多的人就想，恐怕不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所谓文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整个民族的生活态度、思维和心理等等。他们认为这些都有问题，于是就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主潮认为，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有问题。这就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自信心。于是他们就觉得我们民族的文化，不少被传承下来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人文传统，都有问题。孔子，孟子，这些账都算在了他们头上——“打倒孔家店”。在“五四”时代，当时的一些激进知识分子觉得我们祖先传下来的一切东西都有问题，我们的语言有问题，所以中国当时要废除汉字，要走向拼音文字；我们说话、吃饭、穿衣的方式都有问题，甚至人种都有问题——当时有人主张强国强种，要锻炼身体，要与外国人通婚，引进外国人来改造我们的种族。整个民族文化都出了问题。像有些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主张，中国的古书统统都要扔到茅厕里面，等到若干年以后我们再来读这个东西；我们以后都不要用汉字写作，全改用罗马拼音字，一直到五十年代，甚至到今天，汉字拼音化仍然是一条直线的发展方向。直到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才渐渐承认，汉字其实是有优势的，不需要把我们的文字全部改造成西方拼音文字。越南文字就是这种改造的例子；韩国文字和日本文字都借用我们汉字的笔画，但那也已经不是汉字了，而是按照拼音的方式来念的。从这些东西可看出，我们完全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力，对历史，对传统首先采取了一种自卑乃至自污的态度。这种情节几乎延续了整个二十世纪——就是觉得我们的传统中什么都不行。
这里面内容太多了，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八年前在国外读到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讲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我们都知道鲁迅讲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例如阿Q精神这些东西——现在有学者已经考证出来了，这些说法是怎么讲出来的呢？是从西方传教士的话语中讲出来的。什么意思？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来传教，传授所谓“基督的福音”，我们现在看来有些就是“文化侵略”。然后他们向国内发回报道，写新闻、杂文、散文谈论中国，在谈论中当然更多的是贬低中国——一个高势位的文化到一个低势位的文化中，就贬低这个民族如何脏、乱、差、懒惰、麻木、虚伪之类。最后是一个叫阿瑟&史密斯的人——他的汉语名字叫明恩溥，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发回美国，当然有些就是在中国用英文发表的，其中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素质》。这本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的20条特点，这20条大多是歧视和侮辱中国的话语，第一篇是要面子，第二篇是吝啬，第五篇是漠视时间，第六篇是漠视精确，第七篇是天性误解，第十一篇是麻木不仁，等等，其中还包括拐弯抹角、因循守旧、缺乏公共精神、缺乏同情、互相猜忌……，就这样列了几十条。后来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们已经考证出来，鲁迅当年就是看了这本书，就是接过了这批传教士的话语在说，说我们的民族是如何的脏、穷、懒……，既不勤劳，又不勇敢。鲁迅就完全按照这个话语在说，说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在鲁迅之后有一大批人，包括林语堂等很多人都是沿着这种话语在说，整个20世纪都是沿着这种话语在批判自己，骂自己的祖宗。甚至直到今天，在网上仍可以看到骂自己祖宗的，当然，慢慢的这种情况已经转过来了。
在鲁迅之后，在很多“五四”青年的心目中和话语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缺乏尊重。于是当时的“五四”青年就把这些东西放大，推向到全国——“五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走向基层嘛。后来经过四五十年代，这些“五四”青年成了国家的领袖，成为了掌握民族命运的人。毛主席当年就是“五四”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过工，据说一个月8块大洋。周恩来、刘少奇这些人都是“五四”青年，后来这些人把他们在“五四”时期理解的对中国传统的负面认识加以放大，放大到全国、放大到治理国家的方略上，进而有了“文化大革命”。所谓文化革命，革什么呢？还是攻击祖宗，攻击传统文化，“破四旧，立四新”。我这个年代的人，很多人就叫做“四新”，我本人也是如此，家长为什么给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因为他们是真心响应“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的。破哪些“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有多少文物古迹、历史遗产被当作“四旧”而彻底地粉碎了！祖先遗留下的这些东西，逃过了数千年的战火和自然灾害，但是在“文化革命”中被当作垃圾毁于一旦！现在研究农村、研究基层社会，在江汉平原、华北平原，你还能看见多少传统的痕迹？看不大到了。真正我们要研究的东西到哪里可以找到？在山沟里面，到贫穷的地方去找，因为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政治影响要稍微少一点，所以传统的东西还保留一点。七十年代，一个叫作艾恺的西方学者到中国来访问梁漱溟先生，大家知道梁漱溟吗？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也是一个大学问家，解放前就是儒家的主要宣道者，“批林批孔”时他曾经坚决反对。艾先生问梁先生说：“你看中国的大地上，现在还有多少传统的影子？”梁先生很悲伤地说：“现在的中国恐怕已经很难看到传统的中国了。”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文献上记载的传统的中国了，强劲的政治风暴已经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毁坏殆尽了。这是第二次大破坏。
更大的破坏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经济高速腾飞以后，我们仍然在毁坏传统，今天也没有停止。这种对传统的毁坏有很多细节，我现在很难把它们完全归纳出来。《读书》杂志的前主编黄平先生有一个观点，就是高速推进的现代化在中国的一个后果，不仅仅是把物质层面的传统文化破坏了，比如说，传统的民居变成了洋房，今天到处盖一些不中不西的玻璃房、水泥盒子。绝不仅仅是这些物质层面的破坏，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在中国基层社会维系了几千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一些道德标准，被毁坏掉了。明白吗？这些东西被破坏之后，是你无论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不了的，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重建。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农村长大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乡村形成了一种邻里之间的和谐关系，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比如说不能偷、不能抢，即使人家不在你也不能在他家菜园里摘东西，即使水井没人管也不能向里面扔脏东西，写了字的纸不能扔掉，要“敬惜字纸”，心怀敬畏的保存起来，用来洗菜的水井与洗衣服的、洗鞋的水井都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呢，在最近二三十年的高速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全部都被击溃了，彻底被粉碎了。我们很多来自农村的同学，相信你们有这种体会。一个村子里，有个别人或者几个人通过非法不义的手段获取了财富，然后在家里盖起了豪宅大厦，大家都觉得他最有本事，根本不考虑他钱财的来源，是偷来的还是为娼赚来的，“笑贫不笑娼”，大家只是嫉妒他有钱，能像他那样起高楼就是英雄。这样，就把整个社会原来的价值取向搞乱了，那些我们祖宗几千年、几百年流传下来的东西，那些传统的好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显得都不合理了。这就是“五四”、“文革”之后，八九十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时代的状况。就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更需要认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知道传统的意义在哪里。
接着说，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经济的最前沿，经济的最高峰，最近华尔街的动荡也越发显得我们中国经济的强盛。我们现在是一个经济大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政治大国，在二三十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在二三十年前，我们都想不到我们现在会用这种东西（多媒体）上课，就是八年前我在美国也没想到武汉大学的每个教室会装上多媒体，现在几乎都装上了。那时美国大学教室里还在用幻灯投影，我们现在都用电脑上课，这叫作后现代。现代化的道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再到后现代社会。我们把工业化这一个环节几乎省略了，直接跳到现代、后现代社会，到最先进、最上层去了。现在大家使用的手机等数码设备几乎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因为我们几乎跳过了工业社会这个中间过程。而这个环节在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反而成了负担。为什么呢？应为他觉得丢掉这个环节的物质产品是一种浪费，更新成最现代的东西他们要觉得很不合算。八年前我看到美国报社的印刷车间还像我们七、八十年代一样——剪、贴、制版，可是我们早就用电脑排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通过这件小事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是一个高度的经济强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再用以前的这种心态考虑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就有点问题了。这就好比你是一个人在贫穷讨饭的时候，是很羞于说自己是一个穷人的。这时候你毫无自信心，一个民族也一样，没有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可当你发达后，穿起了名牌衣服之后，你面对那些富人，面对那些西装革履的家伙，这时候你就很有勇气说：“我以前是个要饭的，我要过五年的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成为了这么个牛人。”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绝对的自信心，不会回避自己屈辱的过去。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当民族崛起之后，如果你再去糟蹋自己的祖宗，说我们的民族不行，说自己的文化不行，就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再一个问题。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我们成为了一个经济强国，向世界输出了很多“made in
China”的东西。我们从制作服装开始，到后来我制作电器甚至是汽车，这是日本早就走过的道路——从输出纺织品、工业品，到输出电子产品，再到最后输出文化产品。所以美国人现在不怎么卖汽车、电器等笨重的东西，这玩意赚钱太累，太辛苦，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把国家资源消耗太大。他卖什么？卖脑袋，卖idea，卖迪斯尼，卖好莱坞，卖微软，这东西赚钱快。那些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劳动力的活交给第三世界去干。日本也是这样，卖漫画。美国更聪明，他们卖概念性的股票、概念性的银行股——这些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就这样把钱赚光了。在这种情况下，据说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她有个说法，她说：“现在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made
China’，但我们还没看到中国输出系统。还没有看到中国人向我们输出观念，输出意识形态，我们并不担心。”如果我们向他们输出这些东西的话，他们就真的恐慌了，是不是？现在我们接触的东西全是美国人的、西方人的，全球化简直就是西方化，西方化简直就是美国化。我们被这些东西所覆盖，在这个覆盖的过程中，我们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这是因为你没有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就是要变革这个系统，在这个世界上争取有话语权，有真正能够覆盖人家的理念，idea。现在我请问：从哪里产生这种东西？现在中国大部分人没有这种意识，思考问题的方向大部分没有跳出西方文化输入给我们的模式。包括我们的教育，我们从小接受的这种教育，包括小学课本、中学课本，一直到现在，全都是西化程度很深的东西。要知道我们古人根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学习，根本不像你这样的读通史、读第几章第几节什么的，要知道教科书这样的通史在中国也才不到一百年，我们自古以来有自己的一套教育办法，根本不搞教科书的。我们古人读经、读诸子，读史书也是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没有这个章节体。你可能从小就被西方文化“洗脑”了，你还有多少idea可以创造？在这种意义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不只是我个人这样想，只有回归传统，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资源、寻找灵感，你才可能创造出新的idea，倒过来覆盖洋人；你才能创造一个新的system,引导他们而不是被他们引导，在这个世界上有立足之地。
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另一个趋势——文化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在经济的全球化、文化“大一统”的形势下，你的文化必须有自主性和独立性，你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浪潮中具有生存的空间。那么，怎样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主性和独立性呢？在传统中去寻找，到祖宗那去寻找。你找洋人的不管用，根本找不到。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说刚刚结束的奥运会。本届奥运会为什么这么吸引世界的眼球？为什么这么成功？也有人采访过我。首先，在开奥运会之前，也就是两年前公布奥运会火炬、标志图案的时候，我自己就深深感到欣慰：中国人是一流的人，做出了一流的东西。你看这火炬，祥云的图案和中国的红色，都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元素；用毛笔写的“北京2008”那几个字，也是地道的中国元素；还有那个图章，“北京”的那个“京”字。这些东西，都依托中国传统作为底色，然后再用全球人都能看得懂的方式加以包装，事实证明非常成功。只有这种级别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才能让洋人佩服你，你才能覆盖其他文化而不是被其他文化所覆盖。当时奥运会的这个“京”字logo公布后，我兴奋了很久，我觉得中国文化就应该像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朝这个方面努力，用现代的方式把传统的底蕴发扬光大。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要灭亡一个国家，首先要废除他们的历史。就说陈水扁搞的什么“去中国化”，就是从改教材开始的。日本人占领中国时，搞奴化教育，也是改教材，现在日本右翼不是也在做这样的事吗？就是这样，二十年时间，一代孩子受到影响，就可能把民族的根本淡忘，因为整个思维方式被改变了。以中国现在这种军事和经济实力，哪个国家要灭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谈何容易。可是，在目前这种状态，他不从军事上亡你，不从经济上亡你，而可能从文化上亡你，使你失去创造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必须到传统中去寻找精神资源，才能奠定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强力，抵制文化帝国主义。“抵制”并不是一句口号，是很实在的东西。我以前曾经用过一个名词，叫做“食物帝国主义”。在美国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根本不会做饭的人也学会了炒菜，为什么要学呢？因为美国的食品太难吃了。可是在中国，在第三世界，汉堡包这些东西都成为时髦食品。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词——“食物帝国主义”，它使一代青年的口味发生了改变，使你觉得祖宗传下来的菜不好吃了。他先改变你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结构，引导你消费，然后等你习惯以后，你不得不跟着他消费，是不是？我们现在并不担心军事亡国，我们肯定亡不了——我们有核武器、有导弹，卫星上天了。但我们时时刻刻警觉的是，我们还有多少文化自信力和自强力。这就是我要谈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为什么尤其强调要尊重传统，要学习历史。所以，我经常讲，学历史是有责任感的，是有使命感的。这完全不是口号，我自己坚信一点。我们对古史的研究，也许很难超过古人，但我们仍然要锲而不舍地工作，一定要让古代的这些东西有人传下去，不要因为我们身处这个浮躁的、消费的时代，而导致古代文明的精华在我们手中亡掉，把祖宗的老字号断掉，要让下一代青年人还能读得懂古人的话语，而不至于跟西方文化走下去。这是第一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变化和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要求我们担当传承中华文明的责任。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钻故纸堆的学科，也是一门非常现实的学问。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论的。很多老先生，包括我自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做学问就要做一个纯粹的学问，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求知欲，或是为了解决学术中真正的问题而去做学问，这是纯学问，或者我们把它叫作经院学问、经院学术。经院派的我们与民间科学家是不一样的，人人都可以谈一点“水浒”、谈一点“三国”，而我们身居象牙塔中，就是要研究纯粹的学问，我从前也一直这么认为。但是，近年来我想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历史也是一门非常现实的学问，而不单单是一堆纯粹的知识。这话怎么讲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目前的中国，可以是说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大的一个试验场，或者叫做实验场。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包括英国的圈地运动、工业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等等，以往被认为这些是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后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以及在中国周边的“亚洲四小龙”崛起（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使西方人觉得，他们自己的现代化过程恐怕不是唯一的模式，现代化恐怕还有另外的道路或模式。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只有基督教新教具有勤俭、节约、刻苦的精神，才有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才会走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东亚，孔子的儒家伦理强调义利之辨，重义不重利，比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你们那里发展不出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的理解。可是我们知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高速腾飞粉碎了这个模式。更让世界大跌眼镜的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某种意义上说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我们也创造了高速的经济发展，我们也快速地迈向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这是让世界是上所有学者都感到不理解的。现在全球的目光都在关注中国，在学术理论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学研究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学研究今天中国的政治民主方式，社会学更是这样，他们关注今天中国的社会群体、人际关系、社会组织怎么变化，等等。这些都成为目前各个领域最前沿的学术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我经常为你们感到庆幸，当然也为我自己感到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千百年不遇的！中国的这种巨变，我们已经走过了二三十年，未来可能还有二三十年，这真是千百年不遇，在历史上你很难赶上这样的时代。今天你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记得在二十来年前，也就是八十年代的中期，一个来自日本的同学说，他一年不回日本简直不知道他的同学在说什么话，他们谈论的内容让他觉得自己落后了，不能跟朋友对话了。你现在想想，中国今天不正是这样吗？你现在去国外住一年回来，你还能跟你的同学对话吗？每天都有新的东西，每天都有迅速的变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罕见的。对此你应该感到非常幸运，你有限的人生最多不过九十年（当然有人有幸能活一百岁），如果你活到九十岁，再来回忆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思想剧变、社会剧变的人生历程，你该感到多么幸运！这种剧变到一定的时间，就会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或许是零增长、零变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是这样。我们目前还处于高速增长、剧烈变化的阶段，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所以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实验场。
在这样一个实验场中，所有的自然科学（理工科）研究，都能找到最前沿的课题。举一个例子，你看我们的三峡大坝，除了三峡之外，中国到处在修水利电站，这导致了什么？导致现在全世界研究水利、水电、水文的学者，都要跑到中国来，因为如果不到中国来，他就落伍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各地已经不怎么修水坝了。全世界哪里还有水坝可修呢？像非洲的尼罗河、美洲的科罗拉多河等大江大河上，该修的水坝已经修光了，只有中国还在高密度地修坝——长江上游到处都在修坝。所以，那些研究水利、水电、水文的学者们，那些西方世界的一流教授，乃至这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不得不到中国来“朝圣”，如果不来，他们的研究就落伍了，就不知道相关领域的工程实践在怎样变化。
这是自然科学对中国的关注，很容易理解。甚至社会科学研究对当今中国的高度关注，也好理解，比如我上面说到的法律制度、社会组织、政治民主之类，今天正在发生巨变，当然值得全球学者关注。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科学研究，也深深地打上了现实的烙印。比如说我们历史学，有人说我们历史学是一门离现实很远的学问。恐不尽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后期中国历史（如明清时代，西方史学界称之为“晚期帝国”阶段）的研究中，近年来有一个大热门问题，那就是乡村基层社会史研究。具体说来，就是研究最近几百年中国乡村基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尤其是宗族社会问题，包括家族、祠堂、族谱、义学之类。你们知道吗？这现在成为一个热门的大学问，叫乡村社会史研究。我们学院就有这方面的研究方向和研究专家，当然是最近十年来才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这个问题目前也成为全球汉学界的一个大热点，不仅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学者都在关注。为什么大家去研究这样一个东西呢？我们传统的历史学，主要关注上层社会的政治史、关注大的社会结构、关注国家、关注民族一类的问题，今天怎么会去研究这个东西呢？我后来看到，美国非常有名的汉学家黄宗智先生，在《乡村研究》这个杂志的发刊词中讲得非常清楚，乡村研究目前在西方的学术界，不仅是汉学界，而是整个西方的历史学界、人类学界都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地位。为什么呢？他说，在西方成熟的现代化国家中已经失去了乡村，他们（像美国、日本）已经没有农村了。他们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只有很少的人，还住在农村。当然，富人另当别论，他们在城市工作，再坐私人飞机去农村生活。发达国家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了，只有中国还有。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目前在中国也正在消失，不是吗？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这么快。七八十年代开始提倡走“小城镇化”道路，就是把中国农村加以改造，朝城镇化发展。当然，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对此全世界有很多争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全世界的汉学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学者们，开始格外关注古代乡村社会史研究，研究最近几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所以，你能说研究明清时期的乡村基层社会，与当今中国农村的巨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这难道是一个“纯粹的学问”吗？我不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学问”。不久前，我们武汉市宣布要建设成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这正是在对环境“不友好”之后才提出的口号。有官员到武大来调研，我就想到，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最近几百年来武汉河湖地区的生活状态和环保智慧。现在我们的河流、湖泊、水塘都被污染了，可是我们古人在此生活了几千年，为什么没有污染？这是有很多智慧在里面的。古人的很多智慧在消亡，所以不妨从故纸堆里面去挖掘，从最原生态的乡村生活中去寻找智慧，看看前人是怎么做的。当然也要把这些智慧转换成现代社会的信条和法律，才能服务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不是一门纯学问，不是一门脱离现实的学问，而是一门跟现实联系很紧密的学问。
我再举一个例子。清朝的乾嘉学派，我们都知道是考据学术，是一门纯学术。他们中的一些人专门研究上古的礼制问题，这是特别专门也跟现实距离特别遥远的学问。为什么去研究这些东西呢？从梁启超先生开始，都认为是由于乾嘉时期的学者们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压制，受到“文字狱”的残酷迫害，他们不得不到故纸堆里中去讨生活。我相信你们的教科书正是这样解释的。可是，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不能这么理解，他们认为乾嘉学派研究这些东西是对明末清初现实社会的一种“反动”，他们对上古礼制进行重新考证和重新诠释，目的是要进行“礼秩重建”，他们研究工作的实际指归，不仅是挑战宋明以来深受天理观念影响的礼学思想，更主要的是要重建现实中的朝廷礼制和民间礼俗。大家可以去读台湾学者张寿安先生的著作《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我想，这对明朝中晚期整个社会的糜烂腐败风气和“清淡误国”，也应当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批判。再结合清初反清复明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潮流，你不难发现，这些学者研究如此枯燥、偏僻、遥远的学问，是有某种寄托在里面的。由之，你能说乾嘉朴学是一个纯学术吗？不是，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所以，目前研究国学也好，研究历史也好，在今天这样全球化的一个大热潮中，也不完全是一个纯学问。“国学热”，你不要认为是一批学者的事情，是他们想陶醉于故纸堆，我认为不是。就我认识的一些研究国学的一流学者而言，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这里面也寄托了大家对当今中国文化现状的感受。通过国学，通过国学这一切入点来促进中国文化的复兴，以期在全球化浪潮下建立中国的文化话语，研究国学就是要寄托这样一个东西，它不是空谈。我的体会是，只有把你本人的研究与国家民族的现实境遇结合起来，把你的人生寄托在这个东西上，你才会得到最大的快乐。八十多年前，王国维等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王国维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殷周制度论》，讲商朝和周朝之间的巨大变化，他说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其实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变化并没有那么大。那么，王国维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据说，他写这个东西正是要反映他本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巨变，王国维是一个前清遗老，他所寄托的传统文明在“五四”之后被新文化冲垮了，有一种说法称他为“文化托命之人”，他为他所衷爱和寄托的旧文化殉情，于1925年跳湖自杀了。所以说，历史研究的学问是跟现实社会紧密结合的。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明清以来，有不少中国文人从事所谓西北史地之学（例如《孽海花》中赛金花的丈夫洪钧便长于此），就是为抗击西北少数民族侵略即所谓“塞防”服务的。陈寅恪等人研究西北史地，也有类似的寄托，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隋唐制度渊源论稿》等几部书，阐述西北地区在东汉以后对华夏文明的保存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也与抗战的大背景有关。更直接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后，中国学术界兴起一股研究东北史地的浪潮，傅斯年撰写了《东北史纲》，萧一山撰写了《清代通史》，金毓黻和郑天挺都撰写了关于东北的系列论文（如《满洲入关前后礼俗变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北京史学界发行杂志《禹贡》半月刊，南京史学界出版《史地学报》，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当时研究历史学、地理学的知识分子，通过学问这种“古董”的方式，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展现了他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直接反抗。
总之，历史这种看似枯燥的学问是非常现实的，研究历史学的大学者们可能在研究中寄托了自己的精神关怀。如果不是这样，学问仅仅停留在“为稻粱谋”，那有什么意思？那样，你不妨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律。
至于历史研究的现实性问题，我还可以再举一点眼下的例子。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有一句话，叫“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什么叫软实力？它是和硬实力相对的，除了硬件建设、GDP的数字增长、国家基础设施这些东西以外，软实力就是你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就是我上面讲的“system”。你有没有覆盖全球、引导其他国家的思维，有没有独立的文化话语，有没有这种东西？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就是帮助你建立这种软实力的。你不要以为这是空谈，它非常实在，与硬实力一样重要。我们学历史的人有一个大优点，就是不空谈，所有讲话都要有证据支撑。我举个例子，现在中国都意识到了申报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韩国人比我们更热衷于此，他们热衷于把汉字、端午节、活字印刷术这些文明内容，都说成是韩国人的，为什么？网上有一个笑话，说“菲尔普斯是韩国人”,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存在于人们心里的，并不是说你申请到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联合国发给你什么东西，不是这样。这些东西可以强化、放大你在全世界的image,也就是形象、意象。这个词很难翻译，不同的image很容易被误解，我很愿意把它翻成“意迷脊”，就是“意象迷失的山脊”的意思。一个民族只有在全球人心目中不断放大你的文化image，你才有机会获得文化尊重，进而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你要首先给人家造一个image，然后大家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会马上想到你，然后所有资源都向你这里汇聚，到你这里旅游，认同你的文化创意，经济资源流向你这里，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发现一个问题，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的经济膨胀，他们所做的是些什么呢？他在全球的话语中抢占对东亚文明的image。明白吗？就是让人们想到“东亚”时就想到日本的和服，想到日本的歌舞伎，想到日本的浮世绘，等等这样一些意象。你去问一般的美国人，他们对“东亚”的印象恐怕大都与此相关，而很少想到中国。因为日本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做了很多工作，来推广、扩张他们的文化image，经济发展以后必然要搞这些东西。通过抢占、推广、扩张文化日本的image，来获取经济利益乃至政治利益。现在韩国人正在重复日本此前走过的道路，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到处抢注的原因。韩剧进行覆盖性播放，举国“韩流”，给中国本土文化带来的损失，现在已经慢慢显现出来了，这一点你们很清楚。
而我们中国呢？在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在美国你问“上海在哪儿”，不一定人人都知道。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问：“上海现在是国民党统治还是共产党统治？”她对上海的印象还停留在蒋介石时代。由此看来，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只有把我们民族文化的image不断放大、不断推广，才能把世界对东亚文明的认同重新吸引过来，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实力。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都等待着我们去做，特别需要我们这些对传统有所了解、有所研究的人去做，这正是你们学习历史的意义所在。我们的政府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当然这从上一届政府就已经开始了，从“以德治国”到“八荣八耻”，这其中所包含的道德观、荣辱观，都与传统文化有关。更大的进步是，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传统是一种有利的资源，而不是像“五四”时期那样认为传统是一个包袱。我们现在把端午、中秋也列为法定节假日，这就是一个实际的变化，要知道，假日的时间哪怕改变一天、一个小时，都会造成全国经济的大变动，你相信吗？不止是影响全国，甚至影响到全世界，到中国来旅游的时间变化、进出中国的时间变化，直接影响旅游公司、航空公司、物流公司、海运公司的节奏安排，这些东西你看起来是软的，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你一定要理解，作为一个学习传统、研究传统的青年人，你们未来要干的活是影响中国，甚至影响全世界的。你们知道孔子学院吗？孔子学院的创立是一件很高明的举动。我举一个简单的数据来介绍孔子学院。我们在全世界都设有汉语教学点，它不只是简单的教教汉语，而是推广中国文明，是向世界推广我们的文化image的绝好窗口。这种事其实外国人早就做了，法国人在海外建有类似学院，美国人也这样做，他们把很大的精力和金钱花在搞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就与这个东西有关。你看这是政治的东西，其实背后有文化的支撑。文化支撑是什么？西方人要“把上帝的福音推广到东亚去”，他们是打这种旗号的。在科索沃，在乌克兰、格鲁吉亚最近发生的事件，背后都有文化的支撑，具体来说是披着文化的外衣。因此我们说，孔子学院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请看，截至2008年7月，中国已在全球设立262所孔子学院，分布在75个国家，亚洲72所，非洲21所，欧洲93所，美洲63所，大洋洲8所。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学，有40所建立了孔子学院。2007年底开设的孔子学院具有汉语课程，学习者60000人。我们学校也在向老师们登记，谁愿意做孔子学院的专家，我很高兴，我愿意去。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和使命要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的文化image。孔子学院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我们要干的就是这种工作。你学习历史（当然学习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学是一样），未来要做的就是这种工作。
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文化影响力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在二十年前，就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季羡林先生写过文章，提出“西方不亮东方亮”观点，称下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时我的一位老师说：“季老先生老糊涂了，二十一世纪怎么可能是中国的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仅仅二十年，这个预见正在变成现实。接下来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在世界的领导能力将会更加强大。中国经济现在跺一跺脚，华尔街也要跟着震颤，尤其是在最近华尔街出现金融海啸的情况下。只要中国按照既定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将比现在大得多。那时候，各位都有工作要干，你们肩负着这一使命——去推广中国文明，向洋人传播中国文化的image。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学历史是有出路的，是有工作要干的。
现在海外孔子学院大量缺教师，当然我不是说大家都去孔子学院当老师，但是有一点可以预见，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未来会多得很，你相不相信？你要放开思维考虑问题。我举个例子，在纽约坐地铁的时候，五个人坐一起，在这五个人中很难找到两个相同肤色的面孔，他们一定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现在你在中国到街上去看，你能看到几个老外啊？在十年前我们看到一个老外会围观，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老外已经不稀奇了。可是，现在中国街上看到的老外还是少数。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你一定会看到中国的街上和纽约一样——老外多的是。你要放开自己的想象力！这只是走进来的，还有走出去的。八十年代，全球旅游的最高峰是日本和韩国。大巴士一开来，一大车日本人或者韩国人，人人拿个照相机，“卡哇伊伊嘞！”然后照照照。到最近一二十年，全球都有了中国人的足迹。我在富士山上面看过一块牌子：“此处消费人民币。”一个空的易拉罐，里面什么都没有，侧面写着“富士山的空气，1000日元”。一个空的易拉罐，你买不买？全世界都有中国人在旅游，但这个还不够，你要更有想象力！可能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全球的大公司很多都会被中国人买下来。就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在经济最高峰的时候，他们把全世界最贵的、最高档的毕加索一类的画家的画都买光了。那时候他们最牛，后来泡沫经济崩溃了。未来，我们中国的大公司一样要覆盖到全球。在座诸位都有活干——你对中国传统了解越深，你在未来找到工作的机会越多，生存的空间越大。我一个亲戚的孩子，去年高考完了，只考个二本，她妈妈问我选择什么专业为好，我看了那些选项，毫不犹豫地说:“你学中医。你不要学别的，你现在要学点与中国传统有关的东西，在未来都有生存的空间。你现在学武术、学中医、学国乐、学书法、学中国烹饪，学这些东西将来都有饭吃。”有学生问我，他说是不是他如果考了一个教汉语的资格证，汉语水平达到了什么什么水平，就可以应聘到孔子学院。不是。我说，在孔子学院教书并不是纯粹地教汉语，你负有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你会二胡或者琵琶吗？你可以为洋人表演书法、国画吗？你懂点中医吗？你会武术吗？如果只会说普通话就可以话，那北京人全都去国外教汉语了。你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基，要有自己内在的东西，要下功夫练内功。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
在这里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近年来中国大学生的传统文化修养正在“退化”。怎么退化？在我念书的那个时代，每个班总有那么几个同学在练书法、学篆刻、下围棋，搞这些玩意。但现在你们班上还有几个人还有耐心下围棋？练书法？说到“退化”,我们一些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古典的修养也在退化。比如一些青年教师，每个人只关注自己研究的某一领域或者某个问题，对超出其范围的东西知之甚少，研究清代的对唐代知之甚少，研究中国的对外国的知之甚少。因为大家都知道，研究“窄而深”的问题不容易出错误，别人要研究相同的问题非过他这一关不可，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可是我要批评的是，我们这些人的知识面越来越狭窄了，我们不如我们上一代，你们更不如我们这一代。现在的学生阅读量太小，我等会还会专门谈这个问题。
简而言之，学历史不是没有出路，学传统的东西不是没有出路，你们要坚信，对传统文化了解越多、研究越深，在未来越容易找到生存的空间。
既然谈到这里，我还要谈一点，我们历史学教育最近有个口号，叫“宽口径”，这是说我们已经注意到学生知识面过于狭窄的问题。我们在设计教学方案的时候，为你们开设选修课的时候，有意让你们有很多的内容选择，只要你有什么兴趣，都可以广泛地学习。刚才我问到各位报考历史为第一志愿的比例，另外我要说我们本科生的就业率。黄老师也在这里，他可能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们，我们本科生的就业率并不高，事实上确是这样。可是你们也要看到，这并不是我们学校最低的。有人认为法律、经济、金融、管理这些专业好就业，恐怕也不是，为什么？大家全都去学习那玩意去了，要认识走独木桥和走阳关道的辩证关系。大家认为独木桥还是阳关道更有生存空间呢？在最近的华尔街震荡中，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巨头倒闭了三家，只剩两家还存在。最近，经济学家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在考虑这一百年来，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所建立的模式是不是出了问题。就是说，这种虚拟经济，比如投资银行、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看不见的东西，是不是有问题。这些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生产，没有实实在在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给人类带来幸福。我想，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试验场，西方的模式出了问题，在中国会不会有新的模式出现？能不能建立一种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模式，适合我们经济发展环境的金融模式。这些探索，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从哪里来呢？你以为完全靠学金融、学管理的人可以承担这种创新吗？他们本身就是在别人话语里，在西方金融模式中培养出来的人，恐怕很难有大的突破，这需要由我们这些“外行”去改造，当然我们不能太狂妄，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经济的知识。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新的idea,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idea。
有一个实例，前几年面对经济过热的形势，有人请那些经济学家们提供方案，经济学家们说，这很简单，经济过热，用银行利率加以调控就行了。但是，银行利率改变后，市场纹丝不动。这说明他们从书本上学到的西方式的经济规律，可能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需要经济学家们有新的思维，需要我们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开得出药方。我退一万步讲，你学了历史，也并不是找不到工作，也可以找到进公司的工作。学经济、法律、管理，无非就是要到公司上班嘛，你学历史一样到公司。我有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她毕业后在银行里找到一份工作，教师节回来看我，我问她：“你工作的内容与你学的东西距离太远了吧？”她说：“不是。杨老师你不知道，你去应聘的时候，小公司反而看重你的专业，而像五百强这样的大公司往往不看专业，而是看能力。只要你有能力就会用你。”国外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找工作不是完全靠专业，你学了历史一样可以做好与经济、管理、法律相关的工作，除非你将来进一个没有水准的小作坊，那才看重专业呢。只要你有本事，有才能，一样可以进一流的公司。就就业这条道路来讲，通过长距离的赛跑，你越到后来越会展现出，通过历史学到的修养和素质，对你的事业会有好处。你要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这是第三个，学历史的出路。
第四个问题，接着上面的话题讲，历史学是一门很生动的学问，绝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枯燥，这是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体会。刚开始我也和你们一样，感觉教科书是一种非常枯燥无味的东西。可是当你越做细致，看到了很多具体细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历史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紧密，而且很生动、很有趣，远比教科书更有意思。我念一段北京大学2008届历史系毕业生为新生做的《新生入学手册》中的一段话给大家听。念这段话之前，我要说我很佩服北大学生的创意。在这些给新生的留言中，他们说到怎样入校、怎样报名、怎样办卡、到哪里买便宜书、哪些名师的课一定要听，等等，写得很详细。其中有个女生就写到：“说句不好听的话，高中历史书里的东西尽是些垃圾话。编书的就像一个站在美女堆中的太监，一点审美感都没有，简直是暴殄天物。”这就是北大学生！中学的教科书确实编得很死，把活生生的历史都变得枯燥无味了。它的目标只有一个，让你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记得我们高考前，翻到六册教科书，你说一句话，我都知道是在哪一页，是在左边第四行或是右边第五行我都知道。我们就是这样背过来的。可是如果你要真正进入这个学科的研究你就会发现，那些东西大都是垃圾，包括我们的高考题。历史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生动的、具体的，而教科书上的知识都是在研究这些生动、具体的信息之后，由一些像我们一样的学者把它们写成条条框框的。这是教科书方便的一面，它直接给出结论，便于你记忆。可是也要怪我们这些编写者，要怪我这样的老师，把生动的内容变枯燥了。但是，你现在进大学了，你就应该扒开这些结论，剥掉这些东西，恢复本来的东西，去看那些生动的细节，这是你应该做到的。历史是千姿百态、生动有趣的，我举一个例子。你看《史记》的每一篇记载，尤其是“本纪”和“列传”，讲得多么生动！关于刘邦，你看韩信和刘邦打天下，韩信在东方把齐国打下来了，他就派人来叫刘邦封他做假齐王，刘邦很恼火，“天下还没打下来，你就要做王。”当即张良暗地里踩了一下他的脚，刘邦这人也真聪明，赶快改口说：“要封就封真齐王，干吗做假王啊。”因为在那时，韩信稍有变动，就足以把刘邦颠覆掉。这是多么生动的细节！当然也有人怀疑，包括国外的汉学家也问：司马迁的书是文学还是历史？司马迁真的见过刘邦这样吗？可是，无论怎么说，这些都是非常生动的。历史就是由很多这种生动的细节堆砌的。比如说，有一位叫孔飞力的汉学家，他写了一本名为《叫魂》的著作。讲的是乾隆时期1768年中国社会对于妖术的恐慌。乾嘉盛世，全国各地都流行起妖术来，大概由像非典一类的疾病引起的吧，之后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恐慌。而这次大恐慌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各个省是如何应对这东西的，如何控制妖术的，反映出集权政府的控制能力，其中包含很多细节。这个简直就是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嘛，或者就是一篇深入的新闻报道。它是通过很多地方的地方志、家谱、族志，再加正史、档案材料（因为清朝的档案还可以看得到），借助这些东西来完成的全方位的复原，搞出的一个深度报道。这是西方汉学家目前最一流的作品，也是最近汉学界的一个潮流，叫作“描述史学”。当然这种东西我们也有人不以为然，因为你还得解释这段历史，你不能仅仅靠描述。可是，你要做到“描述”谈何容易，需要极好的想像能力、组织能力和搜集史料的能力，这是很挑战人的思维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经说过：“历史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万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不过，你要把这个描述出来也是非常有趣的，能做到这一步你也可以引导西方汉学潮流了。
以上是我谈的“为什么学历史”。
二．历史学对于我们个人人生的意义
接下来我谈学习历史对我们个人的有什么帮助。历史学是教人做智者的学问，我从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点，学习历史能培养你一种观察社会的眼光。我刚才也说过了，我并不指望在座的各位将来都成为历史学家，但作一个普通人，历史学的训练仍能给你莫大的智慧。我进大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作家李准（他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说叫《黄河东流去》）曾经说过：“懂得历史的人眼光是不一样的。”你要充分体会这句话，学历史的人看问题的眼光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经常说，学习不同专业的人他思维的方法不一样。比如，学地理的人，看问题时他脑中是有个地图作背景的，无论你说到什么地名，在他脑子里就反映到地图上去了。我刚进校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的家乡，二十年后他碰到我，他仍然记得我的老家，说明当时他就把我的家乡归到他脑子里的地图框架中去了。学经济的人对价格很敏感，学金融的人对数钱很敏感。我们学历史的怎样呢？我们也有一种职业的敏感。无论谈什么事情，我们都会把它放到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时间框架中去理解。明白吗？比如，你现在谈到林彪，我们马上会想到他的生平、他的战功、他在庐山会议中的表现、他的出逃，他那时身边有些什么人，那时候中国的国内形势是什么，那时候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怎样，等等，与他相关的整个时代的框架都会呈现在我们的头脑中。你现在谈一件宋代的事情，我们马上也会反应出宋代的全国形势如何、时代风尚怎样、是谁在当政、有哪些大臣，等等。就是说，我们在脑中永远有这样一个框架，一个时间的程序表。你通过四年的训练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思维习惯。这个对你有极大的好处——你看问题的时候非常宏观，你丝毫不受一些小东西的左右。你会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对今天发生的事情，会从整个大框架里来审视。比如说，出现了某个现象、某种事物，我们就会反思，二十年前不是这样的，这东西是如何演变成今天这样的，你会对这非常敏感。这样做很有好处，这导致你看问题不小气，做人也不小气，常常能看到大局，所以说学历史的人眼光的开阔度要超过别人，思维深度要超过别人，在这方面很有优势。
说到用时间框架来思考问题的习惯，我们历史学者眼光中的时间坐标，不是以一天一月或一年来计算的，而是以十年、百年、千年来来计算的，我们看得很长远。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相对要达观一些，不会根据眼前的小得小失来判断事物的成败。这也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你受了历史学的熏陶之会，不会因一时一地的微小得失而烦恼。我没有做过统计，估计懂得历史的人恐怕自杀的机率要小得多。
另外一个，就是你通过读古人的书，通过了解古人的事，很快就会知道，原来今天的事情，很多并没有超过古人，我们今天玩的某些社会游戏古人早就玩过了，而古人是如何应对这个东西的，我们也应该如何应对。这教会你看问题、看世界的眼光，也就是以古度今，同时又以今度古。这对一个人的人生是很好的，你们慢慢就会明白，你们现在大概还不能理解。
第二点，学历史还教会你什么呢？教会你提升自己的人格品味，教会你做君子而不做小人，因为你了解了千百年的历史以后，你就知道如何做人了。简单地讲，也就是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才是合算的。说到这一点，有人会说：“我凭什么要做君子？小人会捡很多便宜，享尽荣华富贵。”不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做小人也有倒霉的时候，而且倒起霉来更糟糕。所以大家才愿意做君子，做君子有更好的回报，这是一种很实际的东西。历史常识会告诉你怎样做君子，哪些东西是“君子不为”的，哪些事情我不能干，也就是说，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突破这些道德底线便会变成什么样的下场，这些例子在历史记载中到处都是。就拿今天来说，那些贪官一贪几千万，甚至上亿，据说四川有个什么局长，八九百万放在家里，他又不会用钱，又不敢用钱，他贪这么多钱有什么意义呢？学习历史以后，你就会非常达观地看这个东西，这其实是毫无价值的。这其实就是没有道德底线。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你又不缺房、不缺车，你一个人吃喝玩乐又能消费多少？可是为什么他有无限的贪欲？因为没有道德底线。学习历史的人就容易明白这一点：如何做君子。
第三点，历史学还可以训练我们做事情严密、谨慎的习惯，这是我们专业的一个大好处。我们平时思维，写文章，写句子，每一句话都强调“笔笔有来历”，每一句话都带有注释的，这不是炫耀我们的学问，而是为了告诉你这句话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是由证据支持的。你不这样做，你写出来的文章就会被人质疑。历史学习最有成效的，就是训练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于是，你平时说每句话、做每件事的时候，你都想好了你的根据，绝不空谈，绝不会凌蹈虚，这样，你的思维是相当严密的。有这这种素质，你到单位上去，你的老板必定会看重你。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云山雾罩的人太多了，天花乱坠的人太多了。学我们这个专业的人都非常老实，非常本分，我们不干非份的事情，不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说自己做不到的话。这是我们专业的另一个大优势。
第四点，历史会教会你处事的智慧，怎么样在社会上生存，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无所不包，当然主角是历朝历代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处理问题（当然包括人际关系）的方法我们都看了个大概，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什么是最聪明的办法，什么是最笨的办法。有人说，历史学是一门做官的学问，你要从政的话有很大的优势。你看在中央政治局，在我们省政府，都有学历史出身的。当然也要反过来讲：学历史难道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吗？当然不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重建的时候，学院宣称“我们清华曾经人文学院培养了多少部长、多少高官”，著名学者资中筠先生在成立大会当场就问：“我们学人文科学就为了升官发财吗？”资先生她问得有道理。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一流的人来管理，需要一流的人来领导，那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么说吧，解放后的第一代领导干部，大都具有战争经历，他们把战争时期的经验加以放大，来治理国家。接下来的第二代领导干部，大都是技术专家，他们把机械、水电、地质这些领域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加以推广，来治理国家。这当然是非常好的，在现代化建设的初期尤其需要。但是，你要知道，在未来更需要具有人文头脑的智者来领导国家、引领社会。西方也一样，像学法律、学政治的人，都容易成为领袖。因为人文教育、人文训练会给你们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让你用一颗螺丝钉的思维来思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应该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思维，让自己在未来成为领袖。你可能会说，国家领导人只有一个。不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单位都需要领袖，学历史的人应该建立这种信念，明确自己的责任感。培根在《论读书》中说的一句话，常被大家引用：“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你学习的内容，会影响你的处世性格，学历史自然会帮助你塑造自己的性格。
学历史的第五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可以帮助你训练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是针对未来准备做学问的人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历史学就是一门学问，通过历史学的训练，你毫无疑问可以做研究历史的学问。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研究历史，你去做管理学、经济学，去研究文学、哲学，无论你想做什么学问，当你学了历史以后都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得更好。为什么呢？我们历史学的系统性训练比其它专业更严格，或者说是比人家更实在，我们没有任何虚的东西。你学会了这一套方法，再去做别的学问，会手到擒来。你学了历史再转到其他专业去读研究生，你一点都不会比别人逊色，事实证明，其它专业都很乐意接受历史系的毕业生去报考。你去中文系考硕士，别人很欢迎，因为你学得很扎实，你的方法很扎实。管理学的老师更欢迎。
三．怎样学历史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多说了，我只谈谈怎样读历史。这是在座各位最关注的，也是今天要谈的第三个大问题。
以往有很多新生来问我要怎样读历史，这其实很难说。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希望在座的各位成为一个视野狭窄的匠人，我希望你们至少在本科阶段成为一个知识相当宽泛的人，就是说，你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你要把自己的知识面弄得非常的宽，什么书籍、什么杂志都要读。现在的同学都是通过网络按照索引查书借书，这固然很方便，但没有我们当年“自由”。我个人经历是，读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走到图书馆里去，我甚至不知道我要去读什么书，我进去后就一排排书架逛过来，遇到有兴趣的我就读，没兴趣的我就逛过去。你现在是想要读什么书，才去查它和借它，而我们那时是不知道想要读什么书，不知道图书馆有什么书，我就一排排书架逛过来，什么有趣就看什么书，完全凭自己兴趣，所以这导致我们读了很多杂书。你一定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一定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广泛地阅读。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在历史系的本科阶段，我把复旦大学图书馆里的小说几乎翻了个大概，很多没看完，我翻一翻故事情节，没意思的我就放下，再翻另一本。郁达夫的小说，包括日记，我都看过。对一个人感兴趣，我就看他的全集。郁达夫在日本的时候，读了一千多本英文小说。难怪郁达夫小说写得那么好，高度的技巧，没有长期阅读你怎么能行啊？到现在为止，你们有谁读过十本长篇小说？真正从头到尾读了十本长篇小说？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武汉大学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位著名教授，有一次他聊天时说:“我现在招收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生，进校以后我问他们读过几本小说？没有一个人读过十本西方小说。”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求，进校第一个学期你就给我读十本西方小说。”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呢？时世使然，因为应试教育把你们逼得根本没时间读书，在中学阶段你们太紧张了。我们那时候非常轻松，读大学、读研究生我根本不需要去应付考试，天天去杂看。
你一定要满足你自己的好奇心，你一定要让你的阅读量增大。这样有用吗？这对你以后做任何学问、做任何事都有用。我举个例子，你毕业的时候要去应聘，那么好应聘吗？在座的你们，现在马上出去找工作，我肯定百分之八十的人找不到。为什么？我老是跟学生讲：“你去面试的前几分钟，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找到这份工作。”为什么呢？“腹有诗书气自华”，你读了多少书，都写在你的脸上，你看人的眼光、说话的口气会不一样的。你相信吗？就在那交谈的前几分钟，人家就决定要不要你了，这个很重要。你现在投一份简历，或是通过E-mail给人写信，哪怕只有一百个字，就决定了你找不找得到工作。有时候外地学生写信给我，说想考我的博士，只要一百个字我就看得出这个学生不行，就算你用大白话也可以反映出你的水平。你以为找工作那么容易？都和你平时的积累有关。
如果你将来想要做学问的话，你更必须广泛地阅读。“博、约、通”，这是过去经常讲的一句话。“博”就是青年的时候杂看、杂读，打下宽厚的基础。而到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到你中年的时候，你把自己兴趣都收束起来，做专门的研究，你去挖一口专门的井，你把这口井打得很深，这叫作“约”。到你五十多岁的时候你再跳出来，再广泛地研究人类的所有问题，于是你就会发现，对于人类所有的问题你都有了一个自己的看法，都有一个自己的解答了，都可以发表议论了，这样就“通”了。就像孔子讲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耳顺”是什意思呢？就是听什么话我都能够做出达观的解读，我不会因为某个东西而恼火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什么是“不踰距”？就是到老年的时候，我的人生经验已经达到某个境界，哪怕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犯规了，我砸一个东西都有它的道理，哪怕我乱来都是有道理的。人生经验积累到这一步，就像水找到自己的渠道流了，水到渠成。这个就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人生经验的积累。
人生经验的积累需要怎么做呢？两种手段：一个是经历事情,小说家都是这样干的，所以小说家到处去体验生活，在社会上到处闯荡，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接触，通过亲历亲为的人生经验来增加自己的智慧，然后把它展现出来——写小说；我们采用的是另一种手段，是通过广泛的阅读来吸取古人的人生经验，借助别人的人生经验帮我们走了一条路，我们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压缩饼干，把别人的经验吸收到我们身上来，让我们获取人生智慧。你可以坐拥书城，广泛地吸取，你可以把张之洞的智慧吸取了，把李鸿章的吸取了，把曾国藩的也吸取了，把孔子、孟子的都吸取了，你通过阅读来吸取千百年的人生经验。所以，这也就是“野狐禅”的爱好者与我们这些受过经院训练的人之间的差别。经常有一些痴迷的民间科学家，他们对历史感兴趣，他们会花很大功夫，甚至不顾家人，倾家荡产，要发现他们理解的所谓真理。但是不大可能，为什么？因为走弯路了，全是走弯路，他没有任何系统的训练。他可以感兴趣，但他只是通过道听途说得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就不一样，因为你接受的是非常系统的训练，你的见解会大不一样。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系统性。像武汉大学这样的百年老校，历史学科也有近百年的传统了，它知道怎么训练学生。我们历史学院有长期的积淀，有一流的师资，我们把课程都设计好了，什么样的课程该一年级上，什么样的课程该二年级上，这都给你安排好了，我们有一套制度，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这对训练青年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怎样训练学生呢？我简单讲一点，就是以前老先生们经常给我们讲的所谓“四把钥匙，两根拐杖”。“四把钥匙”是什么呢？就是目录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和职官制度，只有懂得这四种专门知识，你才能读懂古书。比如古书中经常说“开府仪同三司”，这“三司”是什么意思？你只有懂这些典章制度性的常识，才能读懂古书。这里面内容太多，今天没法展开讲，以后的训练中你们会逐渐掌握。另外“两根拐杖”是什么呢？古文和外语。我们经常给学生写推荐信，比如说今年还有一个历史学院的学生要读北师大中文系的硕士，让我给他写推荐信，我的推荐信里有这样几句话：“该同学具有非常好的古文训练，对古文献具有较好的阅读理解能力。”这几句话份量就很重，有这个之后你读任何专业都有优势，你学中文、学哲学人家都欢迎，因为现在能读懂古书的人越来越少了。你出去找工作，招聘的人就会认为，你是历史系毕业的，肯定精通古文，肯定满腹经纶。你要训练自己的古文。
另外就是外语。你们未来会分班，分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学世界史的，毫无疑问你要加强外语。有人说，学中国史和考古就不需要外语了吧？外语就不那么重要了吧？不只是我们武大，现在全国都有这种思想倾向，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说汉语，我们凭什么说那鸟语？”狭隘！当然我们要肯定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但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只有关门不出的人，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才不用学外语。在今天这个社会，你如果不懂外语，你连上飞机都不会，到国外旅游都不会，更不说我刚讲的，未来中国会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现在我们和美国是自由往来了，美国、日本都欢迎中国人去，地球村越来越密集了，你怎么能不学外语呢？你到外国去说中文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如果想提升自己的境界，你想做公司的高层，你想做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就更要学好外语。你看奥运开幕式上，胡锦涛总书也也在上面说“welcome”,“thank
you”,他也来这个。这说明什么？我们领导人对世界潮流非常清楚，这是与世界交流的工具。凡是主张不学外语的人，你只要问他让不让自己的孩子学外语，他就没办法回答你了。他一边骂，一边告诉孩子：“你要把外语学好。”就是这样，每个家长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你以后要应付各种考试，你以后要办各种证件，都跟外语有关，这是没法改变的。在全世界的非英语国家，学习英语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于反对学外语的观点，有一点我是赞同的，那就是我们青年人花费在外语上的时间太多了。这是我非常同情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中，教外语的方法很糟糕，不得当。前年去世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他是解放前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有一次我帮他带一本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文字典去上海，送给上海的一位学者（因为他收集这东西），石先生就问我：“现在的学生花这么多时间学英文，怎么没一点效果啊？我们当年学英文没这么累啊。”敝人与他老先生深有同感，我们怎么花这么多时间，英文却不见提高呢？我个人的认识，学外语要有一段强化训练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你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一两年就行了。那些美国的汉学家中文好极了，为什么？他在中国住了一两年。有位奥地利的汉学家，他跟我讲汉语，中文好极了。我一听,就问：“老兄你是不是在山东待过？”“对，我在山东待了八年。”他说的是山东口音的普通话！人家花了固定的一段时间是外语上了一个台阶。你上了这个台阶你就不会忘了，就不会退下来了，就好比学会骑自行车，就不会忘记了。而我们现在每天都上不了台阶，都在原地巩固，每天都在搞单词、语法，再语法、单词。你读了本科、研究生，你学的还是高中那些语法，是不是？你有没有时间把单词量一下子提到6000个？有了6000个单词打底，你的台阶就不会退下来了。所以你们学不好外语在于方法不当。当然这个我也无法改变，这是教育制度的问题，我们现在只有等它什么时候改变。好，这是学习的系统性和学习的安排。
另外一个，我觉得学习历史的学生还应当培养自己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能形成的，因为你在高中阶段，所学的教科书从来没让你感到过怀疑，它也不需要你怀疑，如果你怀疑的话就得不到高分。可是，现在你进入大学了，你已经是一个半专业工作者了，你们就应该怀疑一切。怎么怀疑呢？你通过阅读原文来批判目前所有的结论，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目前书上的那些说法。这些结论恐怕都有问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不同的人研究历史可能有不同的结论，因为历史学就是历史事实和历史学家之间的一种互动。什么意思？一个历史事件摆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研究这个事件时，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方法。通过我们的解读，我们会发现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我们以前也许理解错了。司马迁在《史记》上可能也搞错了，司马迁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或者《史记》与另外一个历史记录之间也互相矛盾，那么，我们通过比较、通过解读，发现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就是“历史事实”也是可以质疑的，包括年代、地点等等，都是可以怀疑的，都是可以商榷的。只有你树立这样一种信念之后，你跟着老师们听课，你每天听课的时间就是在批评老师们的理解，到后来你可能会觉得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不正确，与你理解的不一样。但你还是得听课，当然不是为了考试而听课，而是你要听这个老师解读问题的方法，他是从什么角度解读这个问题的，然后下次你用同样的方法和眼光去解读别的问题。你要学的，就是这玩意儿，也就是方法。而不是去背哪一年在哪里发生什么事，这还需要老师告诉你吗？这些资料自己去找就行了，教科书上都写好了。你要学的，是老师分析这个问题的眼光，这才是最重要的。当你学会这种眼光、方法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老师说的可能不正确。所以当你大学毕业时，你可能猛烈地批评我们、怀疑我们，觉得我们全是“胡说八道”。那样，我们的训练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就把你培养成功了，因为你可以独立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了。这是我们历史学训练的另一个好处。
时间有限，我最后只讲一句话。我以前很喜欢贾岛的《剑客》这首诗，你们一定会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我非常喜欢这首诗，这首诗里面有很多信息。第一个，“十年磨一剑”，你要下苦功夫，你要有坚韧的精神，你要刻苦。“十年磨一剑”，做历史研究的有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跟它很相似。这两句话讲的都是，干任何事情，都有一段时间是要花死功夫的。无论你干什么，你读新闻专业、读管理专业也是一样的，哪怕你学技术活、学炒菜也是一样的，必定有一段时间是要下死功夫的。人的一生如果没有一段时间下苦功夫，你就会一事无成。这不包括你们的高中阶段，你不要以为你们高中把死功夫都下完了，可以休息了，不对，你高中阶段还没有进入一个行当，你要进入一个行当就一定要下苦功夫。而我还要说的是，不论你的行当是什么，只要你下苦功夫，你一定可以成为专家。有位先生跟我讲，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你下三到五年的死功夫，你就可以成为专家，即使像天文学这么难的东西，你只要苦干五年，其他什么事都不做，你也可以成为专家。我觉得有道理。“十年板凳”，这个功夫你是要有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谁有不平事”，这表示什么？正义感和责任感。这些是做人的一些基本底线，使命感、正义感和责任感，你要做一个君子。因为你磨好了这把剑，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没有“谁有不平事”的这种抱负、这种正义感，你的功夫越好，可能对社会的危害越大，对社会的负面作用越大。所以你要有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底线——正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个是必需的。第三个才是豪侠之气,“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你有前面两项做基础，你才有牛气，否则你牛不起来。作为你们的老师，我的想法跟你们的家长完全一样，那就是，希望诸位经过四年的艰苦训练之后，能够满怀报国济民的理想和责任感，怀揣着一身的高强武艺，自信而豪迈地走下珞珈山去，去闯荡天下，走向你们灿烂的人生！
最后，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经过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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