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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益柏 ：1953年4月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曾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专家、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科技发展规划委员会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研究员级高工。相继担任8×8轮式步兵战车系列总设计师,VT4主战坦克总设计师。从事坦克装甲车辆专业领域工作30余年。兼任中国兵工学会坦克装甲车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兵器专家的铁甲情怀
——内蒙古一机集团原坦克设计专家冯益柏访谈录
人 &&&物： 冯益柏
时 &&&间： 日
记 &&&者： 李 &&玥&&刘英瑛 &王燕斌
包头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制造业、工业中心及最大城市，是中国重要的基础工业基地和全球轻稀土产业中心，被誉称“草原钢城”、“鹿城”、“稀土之都”，也是我国典型的移民城市，从古至今经历了数次大规模人口迁徙。然而就是这种漫长的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迁徙，在促进各民族交融以及加快包头市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吸引并造就了一批批献身国防的精英才子，他们为祖国的军工事业呕心沥血，是中国国防工业振兴与崛起的坚实脊梁和中流砥柱。在这些创造军工奇迹的重量级人物中，有武器装备型号研制的总师、有行业内的领军者、有技能精湛的
冯益柏给记者讲述那些年的故事
国家工匠、也有在平凡岗位中作出不平凡事迹的全国劳模与先进工作者，与他们创造的一个个传奇故事一起构成了一幅生动感人、气势磅礴、见证共和国国防工业成长的历史画卷。在内蒙古成立70周年之际，包头日报社成立了包头口述历史传记中心，通过对一机集团、北重集团、202厂等国内著名、历史悠久军工企业灵魂人物的采访，整理编著一套《包头军工城访谈录》丛书，将有关军工企业中的优秀人物、难忘经历、感人故事以访谈的方式，分享给我们热爱军工的广大读者，在回忆祖国国防工业建立、成长艰辛历程的同时，大力弘扬爱国、奉献、担当、自强的军工精神，传承好军工历史文化，激励当代兵工人在广袤富裕的草原钢城上继续抒写新的铁马传奇，不愧于包头军工城的光荣称号。
在多次阅兵式上，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生产的坦克展示了国威军威，体现了兵器工业系统的科研成就，也成为包头人、一机人的骄傲。冯益柏就是这个研发设计团队的总设计师。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走近这位老专家,听他讲述与重装兵器结下的深情厚谊。
冯总，您好！今年，我们包头日报社成立了包头口述历史传记中心，为自治区成立70周年编写一套名为《包头军工城访谈录》的丛书。一机集团又名617厂，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大型军工企业集团，您作为首席专家,是企业技术领域的灵魂人物，是新一代外贸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是我国8×8轮式步兵战车系列装备之父。我们想和您聊一聊几十年来装备研制中令人难忘而又感人的故事，从这个侧面更好地了解军工事业、认识一机集团。
喜欢军事的朋友们都知道，主战坦克是世界各国陆军装甲师和机步师的主要突击力量，是名副其实的陆战之王。在96、99式坦克的研制生产中，您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些坦克研制过程中的艰辛故事以及您最难忘的事情吗？
毋庸置疑，主战坦克在地面装甲突击车辆中处于核心地位，可以说目前现代坦克在陆军中的作用仍然没有任何一种武器能够取代，因此，陆军中主战坦克仍起着主导作用。说起主战坦克，一机集团应该是我国主战坦克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也是实践者，是我国主战坦克研制生产基地。一机厂从1958年生产出第一辆59式坦克，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主战坦克的历史。 59年来，已经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辛探索和不断创新之路，包含了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所以说，一机集团的坦克发展史也就是共和国的坦克发展史。
记 &&&者：
一般来说根据当时的水平研发一款新型坦克需要多长时间？
与研发一般的工业产品不同，军事装备的研发周期由于装备的特殊需求和战场实战化的高技术指标要求，使得武器装备的研制周期一般都需要6-8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其中，一些新机型、新技术的问世，理论上的研制时间应该更长一些，至少应该在8-10年的时间。
记 &&&者：
这个研发过程压力大吗？
压力非常大。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样车进行表演试验，以便更好地调整、改进，争取圆满实现各项设计要求就要承受住压力，变压力为动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加快研发以及出车的进度。
技术含量高、研制难度大的坦克，在很短的时间里研发和批量生产，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其困难的，但在广大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下，攻克了难关，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二代外贸坦克，实属不易。
给记者讲重型战车时，冯益柏如数家珍，满脸幸福。
记 &&&者：
听说，在装备研发过程中，一个落后的传动装置始终是您忘不掉的一个心病呢？
当时固定轴式传动装置在业内是比较落后的，也是我们在技术创新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 一个机型的装备在一次表演试验中只进行了200公里就因变速箱故障而告吹，给参加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留下了抹不去的心痛。
记 &&&者：
那后来的进展如何呢？
研发技术的瓶颈，也更加激起了我们技术团队的斗志，为了攻坚克难，冲出重围，我们下决心非要把这个卡脖子难题攻克了不可，于是，又是多少个日日夜夜，没日没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5+2”“白+黑”，反复的试验，一次次艰苦卓绝的与设备、技术和团队智力、体能的战斗，最终通过技术攻关和多项改进成功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我们的技术团队也在这样的挑战和机遇中检验着一机人团结向上的团队精神，勇气、技术和作风都得到了历练。
记 &&&者：
您说研发99式坦克用了15年时间，可以说是15年磨一剑，您觉得在铸剑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谁？
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是兵器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祝榆生老先生，由他主导研制的，三代坦克的部分成果已经移植到其他主战坦克上，他为三代坦克的研制以及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的进步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记 &&&者：
那在研制这些坦克和它们的升级版期间有什么最令你难忘的事情？
太多了，每一件事都令人难忘，至今还历历在目。我的助手是当时的项目总体组长、现任一机集团副总经理的曹福辉，在试验场带领22名核心骨干人员，昼夜奋战，吃住在现场、工作在现场，坦克原地发动喷出的浓烈白烟，技术与装配人员盘地而坐讨论问题，总装厂房深夜灯火通明，项目团队熬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时间赛跑、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利用7天时间，共同见证了坦克样车的诞生，当样车带着低沉的轰鸣声缓缓驶出厂房时，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这是经历了太多次试验攻关失败而获得成功后的一种喜悦，是我们的厂、我们的国家强大的喜悦和自豪。
冯益柏给记者讲老照片的故事
记 &&&者：
军工人的家国情怀着实令人感动、令人震撼。真是敬佩你们这种军工敬业精神以及您带领的这支优秀团队的凝聚力。
当然，也有士气低落的时候。比如遇到质量和可靠性等问题，天天修车，团队的每一名成员的热情降到了低点。那时我就给大家打气：装备科研是不可能不出问题的，出问题是好事，符合科研规律，科研试验就是要试出问题，出了问题只要我们记录下来，拿回去改进，再来验证我们的改进情况，这就是搞科研的过程，俗话说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结果科研团队从试验回来后，认真梳理问题、分析问题、制定改进措施，再次进行试验，零故障顺利通过考核。
记 &&&者：
你们真了不起！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付出，收获了丰富的成果，对这些亲手设计研制出的装备您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吧？
既然热爱、并选择了军工装备这一行，总要搞出点名堂来，总要给国家国防工业实实在在做点事。说心里话，我干了一辈子军工行业，一看到从我们手里研发出的主战坦克、轮式战车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就像自己抚养的孩子一样，感情很深、热爱程度也很深，特别是8×8轮式战车，在研制当初几乎没有任何借鉴的，似乎完全是依靠自己一点一点悟出来、摸索出来的，在这方面付出的太多了，现在想起来心情依然澎湃，久久不能释怀，对它的情感太深了，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记 &&&者：
您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军工这一行业啊？
也不是，我年轻时没有那个意向，是后来慢慢喜欢上的。我们家是军工世家，我父亲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搞军工了。我父亲是美国留学回来的，那个时期，有一腔报国的热血，当时参加负责筹建五机部六零研究所，最初所址在北京通州，后来几个人一商量，包头坦克厂少，应当在工厂附近搞研究，结果就迁到包头了。那时候一直觉得我父亲很崇高。
记 &&&者：
那您是自己学的还是在学校学的？
在军工行业中，应该说是自学的占很大部分，很多都是我通过实际承担项目的一个角色后不断压担子，锻炼成长起来的。
记 &&&者：
您干了一辈子坦克事业，有啥感触呢？
我在坦克事业上一干就是36年，几乎经历了二代、三代主战坦克的研发全过程，为8×8轮式步兵战车系列的研发投入了全部精力，但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贡献还是太少，还想继续再干一番事业，但岁数不饶人、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现在看着我培养的年轻人都逐步成长起来，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去年我患上了重症肌无力，目前还没有完全康复，疾病虽然改变了我目前的生活，但热爱坦克事业的初心不变，心中始终关注着由我呕心沥血研制的新一代机型的发展走向，如果再让我完成一个心愿的话，我还将带领科研团队再搞一个世界一流的主战坦克。
记 &&&者：
您对这些战车一定很有成就感。
这个肯定是会有的，从内心来说就像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看到它们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感到既自豪又欣慰，我觉得只要它们在，一切都可以放下。
记 &&&者：
所以说每一个军事装备的背后都凝聚了军工人很多的心血和付出。我觉得您在这个岗位上是很有成就的。那您的孩子也是从事这个领域的吗？
过奖了，我儿子他是做军贸工作的，在北京的北方工业公司从事军贸技术管理。
记 &&&者：
那您家可以说是三代军工人了。做了这么长时间记者，您的事迹真的让我感动了，我看到了你们这一代老军工人的敬业奉献精神：每当您说到您设计的车或者零件，就能看出来您对它们的热爱，您那种溢于言表的感觉真的感动了我们；如果时间再慢点，您还能给军工事业做更多贡献。
我觉得做得还不够，本来还有一些科研项目我要继续发挥余热，但目前我的身体状况不好，话都说不清楚了，只能搁置了；一想到坦克、轮式战车，总觉得还有许多未了的想法，现在想来还有不少遗憾；但时间过得太快，一转眼都是60多岁的老人了……
记 &&&者：
冯总，同龄人很少有您这样辉煌的成就。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最重要的经历都奉献给了铁甲，一家三代为我们国家的军工事业无私奉献，太感人了。当今天的采访变成铅字，包头会因为有你们这些默默无闻的军工英雄而骄傲。我们的采访也马上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和我们分享您及家人、同事们的感人故事，祝愿您早日康复！
采访手记：
对冯益柏的采访应该是本书所有采访中最难的，也就最令人感动的。2015年，冯老身患重症肌无力导致说话困难。接受本次采访前一天，他刚刚从北京出院，回到包头还一直在输液。然而在接受采访时，每每谈到那些与同志们攻克技术难关，诞生出一辆辆铁骑，谈到兵器工业的过去和未来，他都会露出喜悦、幸福、欣慰的笑容。采访结束时，这位身患重症的老专家对孜孜以求几十年的事业表达着执着和热爱。他的遗憾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他说：“时间过得太快了，没能为国家，为一机集团，为坦克研发做更多的事。”
因为采访内容非常专业，冯老在记者写完稿件后又带病亲自修改、校正。他的敬业和认真令记者再次感动。
尤凤元：日出生于上海。1955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汽车制造专业。1955年10月-1995年12月在中国兵器内蒙古一机集团公司工作，现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尤凤云历任坦克总装分厂工艺员、工艺室主任；一机集团工艺处主任工艺员、工艺科副科长、科长、工艺处总工艺师、技术处副处长、一机集团副总工程师。
激情燃烧岁月里的友谊
——内蒙古一机集团原副总工程师尤凤元访谈录
人 &&&物： 尤凤元
时 &&&间： 日
记 &&&者： 王 &丽 &&魏 &哲 &&王 &芳
伴随着《草原晨曲》激昂的旋律，时间拨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国家根据发展工业的需要，于日，由时任中国政府副总理的李富春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代表双方国家在莫斯科正式签署援建和改建工业企业的协定。苏联帮助我国建设141个重点工业项目，后增加到156个。其中，24个国防工程项目中包括援建一个坦克制造厂，至此，中国兵器内蒙古一机集团公司——中国唯一的坦克制造基地横空出世。
年轻时的尤凤元夫妇
“承天时、秉地利、聚人和”，尤凤元作为新中国蓄势待发的坦克制造厂的参与者、见证者，与苏联专家共同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画面即使历经一甲子的磨砺仍能如数家珍、感人至深，而苏联专家们饱含一机情怀尽心尽责、不畏艰辛，与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兄弟们并肩作战结下的深厚友谊成为了那段激情燃烧岁月里永不磨灭的记忆。
记 &&&者：
尤总，1955年您年仅21岁，风华正茂。作为上海交大汽车制造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想到过要来塞外荒原制造坦克吗？
那是个火红的年代。我们虽然是当时国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但在学校受的教育就是服从组织分配，投身新中国建设，这样的强烈愿望激励着我分外努力。毕业之际，我们听说要被分到内蒙古，但具体地方在哪，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年轻的我们于是找来地理课本，猜测最有可能的几个地方——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或者张家口市（当时隶属察哈尔），大家热切地期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1955年
苏联专家在现场指导年轻技术人员进行科研攻关
10月，当我和11个同学背着简单的行囊，手握档案、户口关系、粮食关系、介绍信和一张奔赴包头市的火车票时，我就成了许许多多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会聚到一机的数万名建设者之一。我们在这个曾经的荒原戈壁上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全身心投入祖国的兵工事业，与一机结下了一甲子的浓浓兵工情缘，坚定了我一生“把一切献给党” 的奋斗志向。
记 &&&者：
尤总，您是从一机五分厂总装配分厂的工艺员这个岗位开始了一生的兵工征途，这个岗位是您快速成长的起点，在这里您有机会与苏联专家共同工作、学习和生活，您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在这期间得到了突飞猛进，能谈谈您眼中的苏联专家是什么样的？
从日开始，以苏联专家组组长、总设计师鲍·伊·斯柯别列夫为首，与建筑师马斯列尼柯夫，总平面、运输专家卡瓦列夫斯基三人，先期赴包头来帮选厂址算起，到1960年8月中旬苏联专家全部离厂回国为止，先后有四批共48人来厂与我们共同战斗达六年之久。他们大多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欧姆斯克和乌克兰地区的哈尔科夫坦克制造厂的高级工程师和高级技师。第一批工作一个多月的有3名。第二批工作二年半以上的有8名。第三批工作一年半以上的有17名。第四批工作一年以内的有20名。他们主要任务有四方面，一是帮助选厂址、指导审核总设计图和总规划；二是设备安装调试；三是工艺技术准备；四是培训我方人员。为了让苏联专家工作好、生活好，工厂成立了专家办公室。办公室有俄语口语翻译40人，笔译150人，服务员3人，行政接待1人，专家建议员1人，主任1人，共196人，是较大的一个科室。
建厂初期，中央选调党的干部、老军工、优秀知识分子、复转军人和青年工人、青年学生满怀豪情从四面八方涌到包头。
给我印象最深、与我接触最多的是，在同一间办公室面对面办公的总装配生产工艺专家——契尔尼亚克，他是1957年10月第二批来厂的苏联欧姆斯克厂的乌克兰人，40多岁，身材高大魁梧、爱穿西装，光头、语言风趣、做事严谨、行动快速，是一位爱喝烈酒的热心人。我们一起共事一年半左右，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和消化当时苏联最新的T-54A坦克工艺技术资料，为成功研制新中国首台59式坦克做了大量前期的工艺技术和工具工装准备。
当时，坦克总装工序的俄文工艺技术资料大约有600多份，每一份都要经过翻译成中文、校对、结合我们的条件作技术修改、编成中国化的工艺，审查批准后再翻译成俄文返回苏联专家手上再次校对核准，确定准确的工艺参数之后被第二次翻译成中文、校对、技术修改、编成工艺、审查、批准、实施……这样的工作流程枯燥、繁琐且要求极严苛，工作量巨大，但工人出身的契尔尼亚克始终认真严谨又热情不减，不厌其烦地指导年轻的技术人员。工作中，他不仅要解决总装工艺难点，而且还要帮助笔译组的翻译解决他们在翻译工艺规程时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有时，甚至对俄文词句的理解，他也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还经常亲自帮助笔译。
苏联专家组来包头帮助工厂考察选址
总装工艺技术资料中国化的同时，契尔尼亚克还要帮助我们实现总装工具工装准备中国化。一般来说，坦克上的一个零部件平均需要通过四套工具工装（冷加工的平均数）来完成加工，59式坦克上的6000多个零部件至少要进行2.4万套工具工装的图纸设计工作量来支撑，时间紧、人手少，艰巨的任务可想而知，但人们废寝忘食，设计、修改、审核、实施，反复迭代的技术论证后终于在1958年中期圆满完成了59式坦克的工艺准备工作，到1958年底就马不停蹄的开始了试制工作……
那真是一个难忘的时期，到处洋溢着豪情万丈的青春力量，他与我们年轻人一道
苏联专家现场传授技艺
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悉心指导，有时看大家困了还经常讲一些幽默的小笑话，所以他的人缘很好。在工厂全体职工与苏联专家密切合作和卓有成效的共同努力下，工厂建设速度加快，比原计划提前一年投产，胜利完成了59式坦克的试制任务，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坦克的历史，工厂生产的第一批坦克参加了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阅兵。
记 &&&者：
尤总，听说苏联专家不仅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对生活也充满热爱和浪漫情调，对我们的同志也很热心，他们不仅是您工作中的老师，还是您生活中的“红娘”？
是的，契尔尼亚克就是我和爱人胥如兰姻缘的牵线人。1958年，我当时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名气，不仅是因为技术上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而且我精通英语、俄语、德语，在总装工艺资料校对过程中苏联专家如有疑问，经常是不用通过翻译我就能与他直接进行技术对接，工作推进到总装工具工装准备现场实施阶段后，他总是把我带在身边工作。思想上的灵感碰撞，语言上的自如沟通，工作上的朝夕相处，拉近了我与这位面对面办公的老大哥契尔尼亚克的感情，也才有了后来他给我当“红娘”的事……
我爱人胥如兰是武汉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在1954年来厂后分配到专家办公室从事笔译工作的。由于不是技术人员出身，如遇到属于总装方面的专业技术问题，她总是会请教契尔尼亚克。1958年初夏的一天，胥如兰带着一个关于技术名词如何准确定义的问题来找契尔尼亚克，契尔尼亚克先是抬头看了我，后又扭头看了看胥如兰，之后回头突然用俄语问我：“尤，你看她怎么样？”时间瞬间凝固，心照不宣后我和胥如兰一下子尴尬起来，胥如兰红着脸抱着译本跑开了，契尔尼亚克则爽朗地哈哈大笑。
1958年底，我们结婚了，从此相伴相扶、牵手一生。
时间既有形又无形。1949年，我们从连铁钉、火柴、煤油都是“洋玩意儿”的窘迫困境下开始发展，到1959年就结束了中国人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在像契
记者采访尤凤元
尔尼亚克这样的苏联专家帮助下，他们不仅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还积极培养我方人员和提合理化建议，先后为工厂培训了268名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他们在苏联专家撤走后成为工厂的科研技术和企业管理的中流砥柱。
时间既有限又无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精神坐标。今天的我们，也许很难理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宏大抱负，却不能不敬重“激情燃烧岁月”的真挚相助。他们，千里万里赴草原，一路跋涉、脚窝深深；他们，默默援助路，情系一机缘；六十载流年似水，磨不去一机人对他们的挚爱和感情。
春风又绿，伏尔加河畔的浪花还会送去内蒙古大草原的问候吗？
马成荫：一位白发覆顶、清瘦干练、儒雅中透着些许锐气的老科技工作者，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他搞起科研就像骁勇的斗土，天天和科研难题角逐，直至最终战胜它们。今年72岁的他，仍然奋战在一机集团科技前沿，这不仅仅因为他是科研专家、科技带头人，更基于他对科研事业的执着和热爱，他把自己毕生的经历，都献给了无声的“战场”。
把毕生献给无声的“战场”
——内蒙古一机集团原坦克设计专家马成荫访谈录
人 &&&物： 马成荫
时 &&&间： 日
记 &&&者： 王艳萍
马老出生在物质匮乏而精神昂扬的时代，壮年的他在时代的滔滔大潮中，在国家发展和企业需要的紧要关头意气风发，是艰苦而无私奉献的一代。此次有幸采访到马老，希望能从老人家对过去那些光辉岁月的回忆中还原他们那个时代的气息与温度，让我们后辈加深对青春，对人生的感悟。
记 &&&者：
马老，您是老牌大学生，当时上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普通人家庭。在党的培养下顺利读完中学，于1963年来到北京上大学，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原北京工业学院）特种车辆设计专业。1968年12月至今一直在内蒙古一机厂从事军品科研设计工作。
记 &&&者：
马老，您是一机集团资深的主战坦克设计师之一，能谈一下在研制我国自主设计和制造的主战坦克时，您主要承担了哪些任务？据说日的国庆50周年大阅兵“三代坦克”也参加了？而此后您又参加了对三代坦克的技术改进。
我是在1977年至1983年参加我国自主研制的三代坦克的，是内蒙一机厂负责三代坦克液力机械综合传动装置的主研人员之一，任三代坦克行星变速机构项目负责人，参加大功率液力变速器项目研制，是主研人员之一，该项目在三代坦克整体核心技术中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水平，获得中国兵器集团一等奖……
1999年 10月 1日，由工厂研制生产的12辆三代坦克在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与96式主战坦克列成整齐的方队，凝聚着一机人的汗水和辛劳，带着全厂职工的自豪和骄傲，威风凛凛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项产品，成为一机集团奉献给祖国母亲50岁生日的最珍贵的礼物，并被国防科工委授予金奖。
当时，为了使这项产品性能更高更精，更适合装备部队需要，更方便批量生产，阅兵后，一机科研所的技术员们对这项产品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大家心里想的就是用最好的产品装备部队。
我记得那年深秋，所里接到当年改进的样车进京参加国家陆军装备十年成就展的通知，大家非常激动，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场硬仗，说是硬仗，首先表现在时间的紧迫上。我记得特别清楚，九月底我们还在和上级单位商量改进方案的事，没过几天就接到了样车参展通知。可以说时间非常紧，任务非常急。面对艰巨的参展样车的研制生产任务，科研所干部职工迎难而上，大家知道这项产品是陆军装备的“杀手锏”，它代表着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和部队的先进装备，代表着国家和领导的关注，同时也代表着一机集团的形象，代表着我厂第二年的订货和军品市场，关系着全厂干部职工的生存。
我们承担的是参展样车研制生产的头道工序任务，接到任务后，全所总动员，一切工作给参展样车让路，为参展样车按时顺利完成创造了有利条件。承担主要任务的领导与技术人员昼夜奋战，抓紧出图，第二天就将外协件图纸全部到位，第三天就把厂内的图纸下到各生产分公司，两天时间出图130多张。工作中，采取了特事特办，超常程序，设计、工艺、加工一条龙的办法。为生产单位零部件生产装配抢出了时间。当时的生产单位仓储配送中心、六分公司、三分公司、五分公司等单位组成专业小分队昼夜突击奋战，按要求保质保量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记 &&&者：
马老，您在军工厂工作了50多年来，在这漫长而忙碌的岁月里，让您最难忘是哪件事？
最难忘的是2002年某装备产品项目在科研试验室进行动力舱的试验，那个车的
2003年，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军贸工作会议上，马成荫荣获“军贸工作先进个人” 奖。前排获奖者左一为马成荫。
动力舱由于有少量技术尚未完全突破，所以试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副总设计师，必须每天都要盯在试验现场，与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处理出现的问题，尽快找出原因，尽快提出解决方案。而当时恰好后山试车队也在安装这个装备车的底盘部分，同样也需要我到现场配合。于是就只能每天前山、后山两边跑，根本顾不上吃饭，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家。
经过二十多天时间没日没夜的苦干，又赶上炎热的夏天，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但大家根本顾不了这些，坚持与工人们爬上爬下，有时一天要在试车队与试验室之间跑四五个来回，直至最终解决了技术问题。
还有一件事是，2004年，为了完成某装备外贸产品项目的对外宾表演任务，科研所于年初在后山试车队进行表演前的火炮摸底试验。试验场白雪覆盖，天气奇寒。我当时也是近60岁的人了，不但要与大家一起在冰天雪地里进行试验，并且还要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现在想想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
就这样，我们每天与试车工人吃在一起，很晚才能下山，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同事们见我年老体弱都劝我休息半天，可任务那么急，我怎么能休息呢，就是回去也睡不着啊，还不如在现场心里踏实呢。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所要承担的责任远比个人的名利重要得多啊。
2008年8月，在巴基斯坦帕努亚齐试验结束时中巴参加试验的人员留影。前排左五为马成荫同志。
记 &&&者：
听说您当年曾经负责过工厂外贸坦克的技改工作？
多年来，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根据国外不同国家用户需求和技术要求，在保证产品技术状态的前提下，对外贸坦克进行适应性改进。为了使这项产品尽快投放并不断扩大外贸市场，那时候，我们经常深入部队，一住就是几个月，顾不上家里的老小，征求并吸取部队在使用过程中的意见，仅2002年所改项目就达到20多项。
2009年至2013年的四年间，我们厂完成了我国对摩洛哥、缅甸、孟加拉等多个国家的军贸供给任务，占领了多国坦克贸易市场。
为此，上级部门和工厂领导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04年，我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被聘任为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科技带头人。
记 &&&者：
马老，您退休这么多年了仍然还战斗在科研一线上，您的感想是什么？
我作为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第一批科技带头人，在65岁退休后仍然主动提出坚持在科研一线发挥余热，我认为，我们作为老一辈科研人员，积累了一辈子研究坦克的经验，越到这时候，越不能忘记培育新人。例如在某装备传动转向项目近一年的科研试验中，几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在我的细心栽培指导下，理论和设计水平均有了长足的提高，后来都成为某装备传动核心技术的骨干。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像一台播种机，毫无保留不断地将科技的苗种撒在一机集团这片土地上并不停劳作，因为我自信，科技之树终会成荫啊……
2001年5月，马成荫（右一）与同伴在工厂生产的90-Ⅱ外贸坦克前留影。
采访尾声：
在采访中我了解到，多年来，马老作为产品研发的管理者和技术带头人，带领科研人员先后承担了十多种车型部件、系统和整车的研制，并圆满完成了多项高难任务。从马老得意的神态中，我能充分感受到一位兢兢业业的科研专家的自豪感。马老艺高不忘与时俱进。他更新观念、更新知识，带头学习新理论、新业务。不断加强对主动防护、激光干扰等知识的学习。他明白，只有这样，才能跟得上世界军品发展日新月异的快速变化。
采访即将结束时，马老又接到有关领导电话，根据巴基斯坦的需求，让他第二天赴巴基斯坦进行某产品改进项目的谈判，这对72岁的他来说既是信任又是挑战，他笑着说：我会克服各种困难满足巴方要求，尽全力完成任务，绝不辜负领导的重托。
这就是让人尊敬的马老，把毕生献给无声“战场”的马老。
张维钧：1949年1月加入第四野战军，学习修理坦克。1950年在长辛店坦克大修中心工作。1955年4月调内蒙古一机厂，负责坦克总装，工艺试制生产，担任五分厂厂长，1984年离休，帮助筹建一机厂福利厂，2006年退休。
那些激情澎湃造坦克的日子
——内蒙古一机集团建厂筹备参与者张维钧访谈录
人 &&&物： 张维钧
时 &&&间： 日
记 &&&者： 张 &茜 &&吴 &莎
记 &&&者：
张老，我们是包头日报社“口述历史传记中心”记者。为采写《包头军工城访谈录》系列丛书一机集团的内容来采访您。您是在早期为了军工事业来到包头的。您见证了这个城市军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所以今天请您给我们谈谈。您是哪年来包头的？在一个什么背景下来包头的？
我是日来包头的，来包头之前我在第四野战军战车团工作，我是技师，工作内容是修坦克，有一天厂领导找到我，说国家要在包头建一个坦克制造厂，那时候我们都说代号，我当时在北京的工厂叫618，包头这个代号是617，那时候人们都是听从组织安排。
我当时在包头东河火车站下的火车，虽然当时已经是4月份，北京麦苗已经青了，包头还很冷。当时办公就在东河火车站一个三层小楼里，就住在火车站旁边半山坡上农民的小平房里。
记 &&&者：
以前您在北京是修理坦克的，现在要制造坦克，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是呀，很激动，很兴奋，要亲自制造坦克了嘛。
记 &&&者：
当时的人员来源是个什么情况呢？
当时的技术骨干都是从全国其他老厂过来的，像我是从北京618过来的，还有一些是从哈尔滨过来的，那里有一些原来日本人留下的一些老军工的底子，当然，这些都是技术骨干，基本都是领导了。要说呀，当时可是聚集了一批国内优秀的军工人才，毕竟国家对咱们这个厂是非常重视的，是咱们国家唯一的一个坦克制造厂。还有一些是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
现在你看见一机厂是很漂亮的，但是我刚来包头那时候，那是一片荒滩、戈壁沙漠，一刮风漫天飞风沙，条件非常艰苦。但是那时候，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从北京来的还是从上海来的，不管以前是多大的领导，还是多大领导的子女，来了这里后都没有一点怨言，大家就是一股劲干。
旅途中的张维钧
记 &&&者：
张老，您当时过来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呢？
当时我是作为技术骨干来包头的，就是为生产做准备，大约我来两三个月后，成立了生产技术筹备处，我当时是一个工艺员。
记 &&&者：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当时617是国家150多个重点项目之一，会聚了全国优秀的军工人才，大家根本不考虑条件艰苦，都干劲十足，都想着要为国家军工事业做贡献。1956年，从苏联来了大量的专家以及技术资料、图纸，但我们中很多人不懂俄语呀，于是大家又开始学习俄语，就是说除了要研制坦克还要学习外国语言。
1958年，我们研制成功了第一台中苏友谊坦克车，就是中国零部件和苏联零部件共同完成的中苏混合车。这是我们生产的第一台坦克，生产出来后，我们那个激动呀，现在想想都还激动呢。
记 &&&者：
当时生产坦克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当时我是五分厂的生产副厂长，主要负责生产，负责全部工艺，就是总装厂，当时要求我们要最快把坦克试制出来，因为你也知道，坦克对国防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武器。第一台坦克研制成功。当时就是我开着坦克试车的，在一机厂后面的荒地里，现在叫110国道，那个时候就是一片荒滩，试车就是车研制出来后，开着车在路上跑两个50公里，试验性能，发现问题。要从坦克的双向性能，垂直方向，水平方向等方面做综合测试。我记得当时是最先发现变速箱有问题，我就停下来反复来回试验，当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958年底，我们生产的坦克车完全通过检验。
记 &&&者：
1959年是新中国建国10周年，当时一机厂坦克方阵参加国庆10周年大阅兵，接受国家领导人检阅，这是每一个军工人的骄傲，听说当时您也去了北京，您给我们谈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张维钧（前排左）在坦桑尼亚
参加国庆10周年阅兵是我们当时的最大任务， 1959年上半年我们要全部完工，而且必须确保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这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时间上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当时从领导到工人，大家都吃住在厂里，恨不得一天24小时工作，饿了，就现场吃点东西；累了，就休息一会儿，马上接着干，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技术，那时候主要靠手工，比如擦炮，现在有擦炮机，那时候我们就是人工用手擦，还有那个方向盘调整，现在一个按钮就行了，但那时候不行呀，都要靠人工，还有装履带板，后来有车带链接机，但那时候，都是靠我们自己手工装。那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真的，很让人感动，我现在和你讲这个事情呀，我还是很感动。
1959年6月底，我们按时完成了坦克生产任务。部队过来拉走了32辆坦克，这就是我们生产的参加国庆10周年阅兵的坦克。
开始，我并没去北京，是我们一个主任带人去的，阅兵后，主任的爱人生孩子大出血，很危险，主任连夜赶回来，由我带班组骨干30多人连夜赶到北京。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从北京回到包头是11月12号。这对我来说记忆非常深刻，多少年我都不会忘，是非常难忘的。
记 &&&者：
一机厂与国外合作生产过坦克，您参与了吗？那是什么时候？怎么合作的？
我在厂里一直负责生产，经过建厂、创业、研发等等艰苦历程，整个工厂越来越顺，厂子规模也越来越大，生产能力也越来越强，我们就是这时起和国外合作的。
1989年，我去坦桑尼亚待了三个月，就是帮他们考察建厂。
记 &&&者：
张老，您这是一生心血都贡献给了军工事业。
这个话是可以这样说的，今年我93岁了，我是1925年生人，1941年参加工作，1954年来包头时还不到30岁，直到1983年我离休，我从没离开过军工。离休后，我又到一机厂福利厂，直到2006年才退休，等于离休后又工作了20年——前几年身体好的时候，我没事就要去厂里看看，看看那些坦克，看着它们，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我对它们，是有着深厚感情的，也可以说是有着一种情怀吧。
虽然现在是和平时期，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坦克是国防建设非常重要的武器。我为自己是一名军工人而骄傲自豪。
现在再回想我们当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包头建设一机厂那阵，我们那时候啊，我们那种对国家的热爱，那种永不服输，勇往直前的军工人的那种精神，放到今天都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都是值得我们整个国家弘扬的。
官笃超：四川省威远县人，1956年来到包头，跟随苏联专家学习装甲钢冶炼技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中断了镍、钼等战略物资对中国的输入，官笃超等冶金、材料科技人员和工人，在工厂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指导协助下，经过多年艰苦努力，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无镍601装甲钢”和第二代“少镍钼抗低温623装甲钢”。
如今，82岁的官笃超，回忆在包头的60年葱茏岁月：炼钢炉前的火焰、专家舞会的场景、校对不能直译的俄语、专家临别前的依情以及研制两代钢种的艰辛……每一段记忆，都充盈着那一代人的青春和苦涩，值得如今的我们细细咀嚼与回味。
601装甲钢是这样炼成的
——内蒙古一机集团兵器专家官笃超访谈录
人 &&&物： 官笃超
时 &&&间： 日
记 &&&者： 洪 &&&彬
记 &&&者：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包头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毕业于重庆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来到包头。
1951年8月，我考入重庆“西南兵工专科学校”（1952年后改“西南第一工业学校”-“重庆工业学院”-现名“重庆理工大学”）学制五年。在重庆学习4年专业，1955年8月，派我们去沈阳学习俄文，1956年8月毕业后，国家分配来内蒙古一机厂工作。当时，人事科问我：想当翻译，还是搞技术？我说搞技术，故分到冶金科当技术员。
50年代初，中苏关系很好、是社会主义同盟，给我们的援建项目和技术当时很先进，苏联来华的专家也很敬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丰富的经验。
1954年，中苏签约时，给一机厂的主产品是T-34（“二战”时苏联的主战坦克，在19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时，苏德双方投入近万辆坦克参与会战，当时是苏联的T-34对德国的豹式）。
1955年时，苏联改为更先进的T-54；1956年苏联给我们的是T-54A，采用了双向稳定器(原来的坦克是停在固定位置开炮射击，现在可在行进间开炮，争取
欢迎技术考察团
首发命中)。这在上世纪50年代是相当先进的。这说明了苏联的自尊和诚意！
苏联共派来华专家40多名，虽然他们有些技术是保密的，但在面对中国技术人员的问题时，他们都会尽力回答，如果回答不上来，面子上过不去。
记 &&&者：
你们是怎么学习炼钢的？
1957年1月，领导派我到天津钢厂实习，天津钢厂是日本侵华时期建造的钢铁厂，当时在国内管理和技术都很成熟。我去天津钢是“实习技术员”，钢厂共有2台50吨碱性平炉（扩装到70吨），一机厂是35吨碱性平炉（年曾扩装到50吨）。
钢厂把我分到2号平炉实习，指导我的师傅是2名经验丰富的8级炼钢工：炉长李桐来，工长李金海。因为平炉炼钢的组织结构很严密，我从炉长第三助手学起、时间2个月，然后二助手、二副手3个月，一助手3个月，炉长6个月，工长6个月。
我到天津钢厂实习计划是20个月。但因苏联炼钢专家来到包头，1968年6月我奉命回厂，协助专家工作和向他学习。
专家全名叫叶夫根尼·米海依洛维奇·普里巴夫肯，30多岁，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在苏联工厂任职工程师、工长。
由于中苏关系的重要，中方对苏联专家非常重视：他们的文件、图纸就好比圣旨，绝对不允许变动，不论合理不合理。
比如，苏联人的平均身高在1.8米左右，可是来一机厂平炉炼钢的老师傅，都是1958年从重庆钢铁公司调来的，个子普遍不高。每座平炉有三个炉门，每个炉门中央有一个100毫米圆形“窥视孔”，用来观察炉膛内的火焰、钢液、熔渣等反应……由于图纸是按照苏联人的身高设计的，我厂工人观察炉内情况很不方便，我想把窥视孔的高度降下150毫米，但专家不同意。（专家回国，我请示领导后才把图纸改了）。
1959年前，一机厂共有3个平炉炼钢技术员，其中2个是1955年毕业（铸造专业改炼钢），到苏联实习回厂的：陆义芳，在工地配合平炉基建；李华忠，在上钢三厂试制炮塔。
只剩我一人陪同普里巴夫肯专家工作和向他学习。当时，平炉开工前所有冶炼、浇铸等工艺文件，要全部翻译校对后由专家审定，平炉开工后随专家参与现场试炼装甲钢……直到1960年10月专家回国。
专家对冶炼工艺很熟悉，但对平炉验收、炉底烧结、浇铸工装等不熟悉。请示领导后，我多次去昆区请包钢护炉技师（丁桐富、肖光海、孙宝仁等）来厂指导。
记 &&&者：
听说您本来要去苏联学习，但后来没有去？
因中苏关系恶化，停止了出国培训。领导才派我去天津钢厂实习。我一点不后悔，天津钢厂18个月使我各方面收获很大，不仅让我开阔了视野、熟悉了工艺、学会了技能（扔锹、打锤、炼炉、护炉……）还体验了炼钢师傅们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我以后的人生和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终生感念“天津钢厂”和“二李师傅”对我的启蒙教导！
苏联专家到厂需要翻译、复制的文件、规程、图纸约240000多份。
当时，工厂专设有“翻译科”，有几十名俄文翻译。另设有“专家办公室”，从海拉尔招来一批小姑娘（她们会说俄语）做专家办公室服务员。
1956年8月至12月，我在冶金科从事冶铸译文的技术校对，因为有的翻译懂俄文但不懂技术，他们翻译的东西有时是“直译”。以炮塔验收射击试验为例，验收中有一条“试验合格不合格，打得要像‘戈比’一样”。这种直译的文字，让人很难理解。
其实，苏联的纸币叫“卢布”，硬币叫“戈比”（1卢布=100戈比）。所谓打得像“戈比”一样，就是用硬币来形容打击后炮塔损伤情况。换作技术叫法，就是高速炮弹射击后，炮塔虽然击穿，但四周没有裂纹。
这种语言翻译，就如同中文翻译成英文一样，不能完全直译。有如中国菜‘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如果是直译的话，就成了用夫妻的肺切片做成的菜、长了麻脸女人做的豆腐？文字直译没错啊，但真实意思就大相径庭了。
当时，一机厂一共来了40多名苏联专家，工厂除了要配合他们工作外，还要照顾专家及夫人们的生活。当时没有什么娱乐项目，一部分专家喜欢打猎，若天气好，礼拜天工厂会派车带着专家去大青山郊游、打黄羊。打完黄羊在食堂吃，三毛钱就能买一大碗黄羊肉。
还有一部分专家及夫人喜欢跳“交谊舞”，到礼拜六晚上七点钟，工厂常用大轿车在厂灯光球场集合，拉20-30个男女职工去东河宾馆陪专家及夫人们跳舞助兴。去宾馆跳舞一般女的要漂亮，男的要会俄语。我去过2次，舞厅不大，厅旁会摆有各种水果、点心……1959年-1960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一般场面很难见到水果、点心，但除非专家或夫人们力劝，中国人谁都不会去取东西吃，因为心里都明白：这不是爱面子，而是要尊严！
1960年，包头交际处（现在的包头宾馆）落成后，专家们迁住昆区，舞会也随之迁往。
约1960年10月，普里巴夫肯专家和夫人、孩子奉命回国，我和翻译同去宾馆送别。与专家共事2年，受益良多，虽无私交，也心怀感念！
记 &&&者：
请简单介绍一下研制601装甲钢的情况。
苏联的装甲钢，均是以镍铬钼（Ni、Cr、Mo）为基础的合金钢，其中镍和钼都是国际上传统战略物资。当时国内没有、西方国家封锁进不来，这些战略物资都是由苏联供应我们，但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终止供应镍！为此部、局领导多次来函来电要求工厂试炼无镍装甲钢。
镍元素在钢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硬度越大韧性越差，韧性越好强度硬度越差，装甲钢要求有很高的强度、硬度和韧性。而镍元素，恰恰能在保障钢铁强度硬度的同时，而不降低钢的韧性、尤其是低温韧性。
日，一机厂平炉投产，一炉钢要用300多公斤镍。曾经有一个管合金烘烤的工人偷了8公斤镍锭，卖给红房子一家废品收购站，被判刑八年。可想而知，镍在钢中的重要性。
虽然关键元素镍没了，但装甲钢的冶炼不能停。当时第五机械工业部要求，必须找到镍的替代品，所以我们开始试炼无镍“601装甲钢”。
1958年，苏联彻底终断了对我国镍的供应，那时候一机厂还有一些镍的库存，所以炼钢的量已经变得非常小了。寻找镍的代替品时，苏联专家还在厂，他们还不知道镍材料的终断，也不知道苏联高层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们当时试炼601钢，均安排在礼拜天或者晚上。
从1960年4月开始，经过近3年的艰苦努力，我们用一些其他材料替代镍，并调整冶炼、热处理工艺，终于试制成功！工艺和性能稳定，达到军方技术条件要求，于1963年3月国家批准定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我得奖金60元，正好等于我当时的月工资）。
通过10年的生产、考核，发现无镍601装甲钢有三个缺陷：一是淬透性不足；二是低温性能差；三是材料供应困难。
为此，1970年至1975年，工厂进行了第二代装甲钢“623钢”的研究试制，又历经4年苦战、“623钢”研制成功，各项指标完全达到设计和军方要求，于1975年5月国家批准定型，一直生产至今。
我认为两代钢种研制成功的意义有四点：
一是在资源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工厂数十年军工生产的正常运行；
二是改善提高了坦克车辆的防护能力；
三是锻炼、培养了工厂冶炼、材料科研技术队伍；
四是证实了一机人“忠诚敬业、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
记 &&&者：
当年物资很匮乏，生活很艰苦吧？
当时国家穷，职工更穷。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里。
我家里没有一把锁，因为没啥值钱的可以锁，仅房门有个插销。我爱人在厂医院工作常倒夜班，家里必备和值钱的东西是：一个马蹄表、一支手电筒、一辆自行车（30元买的旧车）。厂里不分干部、技术员和工人，每天都是一样地要求“苦干、实干”。炼钢人三班倒，八小时值守在炉前劳动，一炉钢约炼7个小时，炉前温度高（出钢温度为摄氏度）粉尘大、重体力……国家体谅工作艰辛，困难时期给炼钢人每人每月粮食定量52斤、夜班粮8斤，每月发3斤保健肉和8元保健费。（当时，普通职工和市民，每人每月供应29斤粮、半斤肉）。记得1960年冬天，我和爱人一顿饭吃了6斤带骨羊肉（2个月的保健肉）！
当时那代人“以苦为荣”，认为参加工作是参加革命，而不是为挣钱……
邢晓红：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科研所的一名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军工产品，也就是轮式装甲装备的研发工作，同时也是兵器工业的科技带头人，在一机集团工作已经有27年了，参与过许多国家级型号项目的研制工作。
用行动诠释兵工人的责任与精神
——内蒙古一机集团科研所高级工程师邢晓红访谈录
人 &&&物： 邢晓红
时 &&&间： 日
记 &&&者： 吴艾霞
记 &&&者：
听说您是生在咱们一机，长在咱们一机，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咱们一机厂工作。可以说您见证了咱们整个一机厂的变迁，请您说说这些历史吧！
是的，正如你所说的，我是一机厂的子弟，父母是来包头支援建设的大学生。我出生在一机厂这个环境，1990年从内蒙古工学院毕业后又进入一机厂工作，对一机厂有着特殊的感情，从小生活环境的耳濡目染使我很快就能融入工作当中，感觉就像回家一样。我们一机是“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一机厂的建设是前苏联规划的，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工厂的变化非常大，逐年引进了自动化的设备、新的生产线，各种生产能力也得到了扩大。包括现在在生产现场也实现了精密化设计、5S管理，工厂的生产变化也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 &&&者：
那么您刚进厂的时候，咱们厂那会儿的生产条件是不是很艰苦？那时候，咱们干工作怎么干？您给回忆一下。
我1990年进厂以后在运输处实习，实习的时候跟着师傅做内燃机车的修理，用的工具就是扳子、钳子、改锥这种比较手动的工具，现在我们的工人都用到电动的、气动的工具，包括一些数字化、数控的车床。实习完一年以后，我又进入科研所工作，是在199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搞设计就是爬图板，拿铅笔一笔一划地画，不像现在都是用电脑画图。实际上我们60后这帮人90年代初参加工作，经历了两次设计手段的革命。从爬图板一笔一划画图到20世纪初电脑绘图的普及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二维绘图转为三维绘图，从原来的自下而上的设计模式转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方法，现在可以说是设计方法全面转型铺开的关键时候，未来将会全部替代过去的二维绘图方法。生产制造方面也从照着图纸生产变成三维数模这样的一个模式。
记 &&&者：
听说您现在是项目总设计师，而过去是一名主任设计师。从一名主任设计师成长为一名项目总设计师，这个中间您经历了什么？
每个人的进步都是工厂和企业给你一定的机会，在工作当中不断的历练你才能有这样的成长和进步。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一名普通的设计员，跟着师傅认真干并且认真总结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吧。随着工作时间的加长,我逐渐成为一名主任设计师，负责某一个系统的设计这样的工作。这几年因为我工作还算出色吧，成长为项目总设计师。
我在2002年之前主要从事履带车辆动力辅助系统的产品设计工作。从2002年开始转型，转为轮式战车的总体设计。大家都知道一机厂是我国主战坦克定点生产企业。上世纪90年代末，工厂分析世界陆军装备发展趋势，自筹资金开展了轮式战车的研制，我就转到轮式战车的总体设计上来。
2004年，我厂凭着一个新的型号通过全国竞标的方式争取成为了轮式8×8装备的总设计师单位。得到军方的项目立项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项目的研制当中。10几年的时间，8×8系列战车的设计生涯，产品不断地从单型号到多型号的发展给了我很多的锻炼机会，使我成长为一名项目总设计师。
邢晓红赴黑龙江参加试车留念
记 &&&者：
听说您一直以来特别自豪的是您自己研制的装备参与过国庆阅兵，是这样的吗？
是的，作为一个兵工人，大家最自豪的就是看到自己研制的装备能够有机会参加国庆阅兵。在和平时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追求。我设计的装备有两次参加国庆阅兵：一次是在2009年，我作为总体系统主任设计师参与设计的8×8轮式步兵战车参加了国庆阅兵。当时，我们都既紧张又兴奋，从电视上看到自己设计的战车零误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高兴得热泪盈眶；第二次是九三阅兵，我作为总设计师的一款8×8抢修车又参加了国庆阅兵。那个时候的感觉跟第一次看到自己设计的装备通过天安门时候的感觉又有所不同，感觉更加的自豪。
邢晓红在天安门广场留念
记 &&&者：
和咱们一机厂的许多人打交道，发现大家都会提到一个共同的名词——兵工精神。您作为一个老兵工人，您所理解的兵工精神是什么？
我是这样认为的，兵工精神就是一种奉献、拼搏，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们兵器产品的研制过程中，大家都会遇到很多的难题，每每此时我们都会带着这种精神去集体攻克难题。在我的工作生涯中也遇到好多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一辆8×8步兵战车在寒区试验的时候就遇到了特别多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是总体设计师，要跟车试验，进行故障记录、核验并协调各专业之间进行技术改进。那时大家几乎每个白天都会遇到各种故障，然后晚上加班分析原因、制定修理方法，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干到凌晨。寒区试验环境非常恶劣，夜里有零下40多度，厂房里没有暖气，我们的工人穿着皮袄进不了车里，只能脱掉大衣后再进去，很快都会冻得手脚僵硬。设计人员穿着皮袄在外面等，随时准备解决工人遇到的问题并给予指导。
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次这个寒区试验肯定过不去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每个人都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在2006年元旦的时候，项目总设计师陈总到寒区慰问我和同事们，看到大家士气低落，非常心疼，但依然鼓励大家放下包袱，带头唱“爱拼才会赢”给大家打气。
那年在寒区一直工作了40多天，到年底都腊月二十四了，我们还都在北京开故障分析会，把所有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都摆在专家面前，向他们一条一条地进行说明和解释。等到完成任务要回包头的时候，发现春运的车票已经买不到了，好不容易同事7人买了4张硬座挤着回到了包头。回来以后，春节也没有休息，继续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实际就是这种不懈的努力，使我们8×8装备的性能得到提升，2007年顺利地通过了第二次寒区试验。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正常的工作当中困难很多，每个人出差的频率都非常高，到各地实验，很多人过着反候鸟式的生活。这样解释吧，就是最热的时候我们要去湿热地区，最冷的时候我们又要去严寒地区，这样才能使装备得到在极端条件下的验证，保证将来装备的使用性能。这样繁忙的工作，令我周围的许多同事会有家属不理解产生矛盾，但是大部分的兵工人通过这样一种兵工精神和自己的努力，去取得家属的理解和帮助。我们工厂也经常举办一些活动，请家属到现场来参观使他们理解我们。当然，我在这方面就比较幸运些，因为我爱人也在一机厂科研所工作，夫妻俩干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干工作彼此是一个有力的坚强后盾。
军工行业就是这样，有一种责任和一种精神支撑着大家，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爱岗敬业。
记 &&&者：
其实咱们一机厂也是咱们青山区特别引以自豪的一家企业。您这么多年在一机厂生活、工作，从另一个角度也见证了咱们青山区的发展和变化。请您谈一谈。
当年上班，最壮观的就是一机厂上下班的时候，整条的路上都是自行车车流，可是颜色却相对单调。虽然我刚上班的时候也是年轻的姑娘，但是没有几条花裙子，全是素色的衣服。现在再去一机厂的门口，你会发现骑自行车的当然还有，但是那是为了健身、为了更好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开车的同志越来越多，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很多。包括人们的着装打扮变化很大，五颜六色的，每个人的服装也更个性化、色彩也更分明一些；工人的工作制服也有专门的设计，裁剪的样式也很好。
现在，青山人非常自豪的就是在咱们包头市有一种说法叫“住在青山”。青山的人居环境变化得非常大、绿地、公园都非常多，几乎每个人从家里出来步行不到10分钟都有公园和绿地可以去锻炼、休闲。我作为一名青山人非常的骄傲，同时我又是青山区的人大代表，每次在青山区的人大会议上也代表青山区的百姓提一些建议和文案，为青山区的发展建言献策。
王锦明：1967年出生，1989年7月从西安公路学院（现在长安大学）汽车运用工程专业毕业，来到一机集团。历任一机集团第五分公司技术员，技术室副主任、主任，技术副经理，是一机集团民品研发领域的技术带头人之一，曾参与了一机集团多项军民融合产品的研发过程。
让坦克装甲技术走进民用范畴
——内蒙古一机集团第五分公司副经理王锦明访谈录
人 &&&物：王锦明
时 &&&间： 日
记 &&&者： 张富博
记 &&&者：
一机集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民品研发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一机集团五分公司便开始在军民融合和民品研发上有所尝试。1991年到1992年，我们研发并生产了机场托运行李的行李传送车。之后，又与宁夏石嘴山合作，研发并生产了柔性抽油杆作业车，并且销售了5台。尽管这些产品现在基本都已经退出了市场，但是这些尝试还是为集团公司下一步转型发展，系统性的进行民品的研制与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我看来，一机集团真正规模性的发展军民融合产业，促进军工技术向社会转化是从1999年开始的。
集团公司领导在军民融合产品“火场战神”前合影
记 &&&者：
当时有什么具有标志性的民用产品吗？
有，就是“火魔克星”。那时，在我国一些地方的石化企业和其他危化物品存放地发生了数起爆炸事故和火灾，这些火灾对消防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普通的消防救援装备，无法有效阻挡爆炸和火灾对消防人员带来的伤害，这样的现实需要为之后“火魔克星”的诞生打下了伏笔。1999年，考虑到危化品火灾及爆炸带来的巨大伤害，集团同自治区消防总队以及包头市消防支队在交流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创意，利用坦克的底盘来改造消防车。因为坦克具有较强的防护性能，此外它的防冲击、抗砸能力也是一般消防车不能相比的。这个创意很快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
记 &&&者：
“火魔克星”的研发过程中，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角色。能回忆一下当时的过程吗?
大约是1999年底，我们团队开始对“火魔克星”进行论证和研发。当时，一机集团五分厂成立了8名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我是技术负责人。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型的车型可以借鉴、参考，全部都是原创，把创意变成产品的过程非常艰难。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我们技术团队多次与消防部队进行对接，详细研究分析现有消防车的技术特征，苦思冥想如何让装甲技术与之完美地融合到一起。这段时间里，大家几乎都是抛家舍业的状态，每天加班加点，就连春节也只休息了一天，就回到了工作岗位。最终，经过两个多月“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设计方案终于获得通过，之后我们又进行了4个月的试制，然后是不断的改进，最终经过一年的努力，在2000年底，第一辆城市消防坦克——“火魔克星”诞生，并在包头消防支队开始试用，这也标志着坦克技术首次进入民用范畴。
记 &&&者：
“火魔克星”的销售情况如何？用户的反映怎样？
从2000年到2005年，“火魔克星”被销往新疆、山东、山西、广东、浙江、甘肃、四川和东北等多个省、市、自治区，许多有危化工业以及其他重大危险源的地区都配备了这款新型城市消防坦克。与此同时，“火魔克星”也在火灾等事故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火魔克星”的使用过程中，用户们也提出了一些反馈意见和新的需要。“火魔克星”最初采用的是59式坦克底盘，这个底盘偏重，在一些城市道路上行驶时，车重和速度等都受到了限制，特别是一些小的桥梁无法经过，这影响了消防车作用的发挥。基于上述原因，2005年，我们的技术团队又开始研制一款轻型的消防坦克。这批新型的消防坦克选用的是89式步兵战车的底盘。它保留了第一代“火魔克星”中一些成熟的技术，同时还增加了火场照明、破拆工具、火场指挥和侦查等新的功能，不仅使消防坦克的自重明显下降，装备也更加完善，我们把这款车叫做“消防利箭”。2011年，我们又在原有消防坦克上,研究了一款新型涡喷消防车，利用飞机发动机的高气流进行灭火，消防车的实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也就是我们说的“火场战神”诞生了。这三款车研制成功后，一机集团形成了重型、轻型消防坦克以及重大灾害涡喷灭火的系列产品，这些产品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机集团在民品的研发领域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新路。
记 &&&者：
在“火魔克星”之后，有什么其他新的车型呢？
随着“火魔克星”系列城市消防坦克研发与生产，我们一机集团开始更多在军民转化方面进行尝试。2013年，集团与黑龙江伊春林业局合作开发了林业消防系列产品。对于林区和林业部门来说，防火是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林区道路环境复杂，民用车辆的机动性和越野性能有限，有时很难满足林业灭火工作的要求。而更为关键的是，一但林区发生火灾，如何安全地运输灭火人员和消防器材，做好后勤保障，这样的任务普通民用车辆根本无法完成。于是，集团专门研发了“战火神龙”系列森林灭火车。“战火神龙”包括三款车型，第一是林业作业车，它既可以在发生火灾时冲到前线灭火，也可以运输消防员以及消防器材。第二类是指挥车，该车能够对着火点进行定位，并把火场的现场情况，实时传输给指挥中心，为指挥者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第三类是餐车，该餐车可以同时保障200人野外用餐的需要。一旦森林火灾发生，灭火的时间可能就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因此良好的后勤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战火神龙”系列中餐车的研发和使用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大约是2013年，集团和伊春林业局签订了50台的“战火神龙”森林灭火车的销售合同，并陆续生产和发往用户。
科研人员与刚刚下线的“火场战神”合影
记 &&&者：
除了在灭火这一领域，我们在其他车型领域的研发情况怎样，请您介绍一下。
2015年，集团围绕武警部队进行反恐巡逻任务以及在地质灾害施救等方面的需求，研发了更多新产品。2015年底，一机集团与新疆特战大队对接之后，提出用装甲车的底盘为巡逻的武警官兵制造一个移动岗亭。这样的移动岗亭，防弹、防爆性能出众，同时还可以在野外扎营使用，该品得到了新疆特战大队的高度评价。此外，我们的技术团队还利用59坦克的底盘和挖掘机的一些技术，研制了一款新的道路抢通车。我们与武警交通总部交流过，发生地震、泥石流以及重大的塌方事故时，抢修道路、为救援赢得时间是最重要的，但在道路抢通的过程中，普通民用的工程机械车辆行驶速度慢、越野性能差，无法及时到达灾害发生地点，从而贻误了最佳的救援时机。而我们一机集团研制的集军事技术和民用性能为一体的道路抢通车，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灾害发生现场以及一些危险地段，为其他的机械进入打通生命通道。2016年9月，这辆新的道路抢通车参加了国家交通部和四川省政府、武警部队联合在四川绵阳市举办的演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记 &&&者：
您怎样看待一机集团民品研发的前景？
现在军民融合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过去我们一机集团已经在民品研发领域有了很好的尝试，研发了不少产品，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未来，我们会继续把民品研发，把军事技术在民品领域的应用作为一项重要的科研攻关内容，努力研制出更多一机制造的高端民用产品，为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卢仁峰：中共党员，内蒙古一机集团大成装备公司一名普通的电焊工。他37年如一日，执着地坚守在平凡的焊接岗位上，追求着焊接技能水平的极致，他拥有“金属材料与焊接材料的寻用匹配法”等多项成果以及“HT火花塞异种钢焊接技术”等国家专利，赢得“独手焊侠”的美誉。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卢仁峰作为全国技术能手、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一劳动奖章”和“草原英才”获得者，近日，笔者采访了这位勤奋执着、守望相助的大国工匠。
大国工匠之“独手焊侠”
——全国技术能手“大国工匠”卢仁峰访谈录
人 &&&物： 卢仁峰
时 &&&间： 日
记 &&&者： 张丽虹
记 &&&者：
卢大师，您凭着永不服输，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路艰辛与拼搏，练就了卓然不凡的绝技，攻克了一个个焊接技术上的难题，实现了一名普通工人成长、成才、奉献的工匠人生，请您谈谈您是怎样步入焊接世界的？
1979年，16岁的我作为知青返乡回城，来到内蒙古一机集团从事焊接工作。当看到我的前辈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时，让我羡慕不已，我就喜欢上了焊接这个工作。于是，从我真正拿起焊钳的那时起，我就树立了目标：“当工人就当最优秀的工人，干电焊就要干成最有水平的专家。”
工作中，我发现，由于文化程度低，也只能打打下手。既看不懂图纸，又不熟悉工艺，也弄不懂原理，虽然我很努力，但见效不明显，当时我感到一片茫然。我的师傅特别关心我，也为我着急。有一次他热心地给我讲他学习焊接的亲身感受，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学不会一门技术，一辈子将一事无成”，师傅们的话深深刺激了我。
从此，我拼命地学习。师傅干活时，我紧紧盯着，在旁边默默地记下操作要领，琢磨着电流调整的规律、焊接电弧的力度、熔池的结晶状态……师傅休息时，我
技能大师卢仁峰为职工展示“顶压焊”绝活
就抓住机会主动上手操作，在练习试板上反复实践。师傅下班了，我仍就拿着焊钳一遍遍地练习，回想着师傅操作的每一个细节和要领。
随着对焊接的痴迷，我开始用知识充实自己，工厂阅览室里的《金属学》《机械制图》《电工基础》《焊接材料》《焊工手册》……一本本与焊接有关的书籍我都要看，并消化吸收。我还把师傅们的学习心得和自己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体会写成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这成为我焊接技术的营养。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随身装着笔记本，凡是在焊接中遇到的难点，我都详细记录在本子上。就这样，我步入了复杂的焊接世界。
记 &&&者：
正当您准备在焊接岗位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场突发事故造成了您左手功能丧失，一年中经历了8次手术，这对于一个手艺人来说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啊。您是如何凭着一股倔劲儿，掌握了单手进行焊条电弧焊、氩弧焊等十几种焊接方法，成为一名焊接专家的？
确实，伤痛没有让我放弃，只会让我更加坚强。 那是1986年秋，新婚在即的我由于一次意外险些彻底失去了左手，大拇指、食指、中指被勉强缝合后，左手基本上不能再工作。面对无情的打击，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中，这样的我还能从事自己所心爱的焊接工作吗？
病床上，我努力的做着老父亲、妻子的工作，在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我冷静告诉自己：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要战胜自己！从此，病房成了我的书房。只要工友们来看我，我就急着与人家交流学习心得，一年中在经过手掌八次修正手术和骨髓炎的侵扰下，我也没有放弃过，我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重返焊接岗位。
回到工厂后，我给自己定下了每天要练习50根焊条的底线，这一蹲，常常就是几个小时，起来后厂房里早已空无一人。由于左手不再能起到灵活的辅助作用，焊上去的零件很难保持垂直、精准，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割下来、焊上去。别人一次能完成的活儿，我却要两次、三次甚至数次才能干完。也正是凭着这股较真劲，我逐渐掌握了单手进行焊条电弧焊、氩弧焊等十几种焊接方法。
1994年，我参加了兵器集团举办的首届技能大赛。在比赛中，我用一只巨大的手套，将自己残疾的左手完全掩饰起来，同正常人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取得了焊工比赛第2名的好成绩，被誉为“独手焊侠”。
就像您说的，正是凭着这股倔劲儿，除了肯下功夫，我还好琢磨，我觉得，每当遇到看似平凡却潜在着一些深层的技术问题，别人不宜觉察不动脑筋的地方时，我认为自己应该动。这样，我不断突破了一道又一道的技术难题，熔化极氩弧焊、富氩混合气体保护焊、微束等离子弧焊、单面焊双面成型……成为了一名焊接技术的专家。
特别是《金属材料与焊接材料的选用匹配法》《短段逆向带压操作法》《特种车辆焊接变形控制》等多项成果，“HT火花塞异种钢焊接技术”等国家专利，代表了我在焊接技术上的成就。我的绝活儿绝技走进了中央电视台“当代工人”和“2007年劳动榜样”栏目。
记 &&&者：
现在，您出名了，成为了行业内有名的专家，可您没有把它作为炫耀的资本，而是当成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同时，您还把很大的心血花费在了带徒弟和团队建设上，十几年间，您带出了那么多名徒弟，个个都成了技术上的骨干。您是如何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嬗变？
卢仁峰向青年焊工毫无保留地传授他的焊接技巧
真的，自己这些年成绩的取得，虽然有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企业培养了我，没有企业的土壤、领导和工友的鼓励，我也克服不了那么多的困难。我只有加倍努力，回报我的企业。
2009年，作为国庆阅兵装备的某型号轮式战车首次批量生产。由于新型装甲材料具有碳含量高、刚性极大和蜗壳壁薄等特点，在焊接过程中焊接变形和焊缝成型难以控制，致使平面度超差，严重影响整车的装配质量和进度。
为此，我再次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斗中。从焊丝的型号到电流大小的选择，从工艺方案的确定到每个操作步骤，在车体狭小的空间里，我认真研究，查找问题，利用焊接变形的特性，采用正面焊接完再进行反面焊接的“正反面焊接，以变制变”的操作方法，使该产品生产合格率一下子由60%提高到96%。
2015年，我承担了某阅兵装备的科研生产任务。在控制整车的焊接变形和焊缝成型工艺上，我经过100多次的反复试验，自制了一种可360度旋转的活动螺栓弓形夹具，借用上下两个力的作用和焊接热循环，大大提高了整车尺寸的一致性。此项目获得了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创新成果一等奖，为该装备方队顺利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奠定了基础。
当然，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由一名普通焊工成长为焊接高级技师后，我把很大的心血花费在了带徒弟和团队建设上。十几年间，我带出的50多名徒弟，个个都成了技术上的骨干。有 “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文山，有内蒙古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卢仁昌、王志勇，有内蒙古自治区技术能手付阿什楞等……
这些年，我归纳提炼出《理论提高6000字读本》，要求徒弟们强记硬背，然后在实践中理解消化。为了提高徒弟们焊接手法的精确性，我总结出“强化基础训练法”，要求徒弟一年内每天必须进行5块板、30根焊条的“定位点焊”，每点误差不得大于0.5mm。
为了能将自己所掌握的焊接技巧传授给徒弟们和更多的青工，我还把自己的焊接技巧总结、编辑成一本小册子，成为全公司焊工学习的“宝典”。如今，我把自己总结提炼出的“三顶焊法”、“短段逆向操作法”“带水带压焊法”等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成为了所有青年焊工的良师益友。
记者评语：
就是靠着这种执着追求焊接技艺的拼劲儿和韧劲儿，卢仁峰成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首席技师，获得中国技能工人的最高奖项“中华技能大奖”，是2016年全国首批8名“大国工匠”之一。他用无悔的焊工情，演绎出从普通工人到大国工匠的“焊接”人生，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兵工人把“一切献给党”的高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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