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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葡萄牙足球——我们永远的爱！
02年被棒子黑过战斗的都061014冠军咯...就差兄弟你葡萄牙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
我有种预感，感觉葡萄牙世界杯夺冠，这种预感特别的强烈
从欧洲杯之后，葡萄牙就和平局联系在一起了，不管球队踢的好不好，总有可能取得一场平局，所以这种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我们邀您一起观赛 2018俄罗斯世界杯葡萄牙球迷观赛专场 比赛日期：
怎么葡萄牙冠军变成15了，不是20几么，想买个100、200百块
如果7与17是两个五彩缤纷的梦，那么7就像一只已经生出利爪，搏击长空的雄鹰，而17更像是一只即将腾空
葡萄牙国家队大头照
足球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讲！ 三线都有成熟人才情况下 未必有好成绩！ 守门员：1-里卡多(皇家贝蒂斯)、12-
西班牙的后防怎么才能攻破呢？
秀一下刚拿到的葡萄牙世界杯T恤~！
寻组织，四位葡迷，找组织。
可是总裁发挥会比前三届好，前三届每一届才1球，这届估计会有6个球，葡萄牙大概也是8强左右
有没有吧友和我一样觉得葡萄牙被轻视的过分了。刚才逛世界杯吧，看到一个预测贴，里面伊朗顶掉了葡
打西班牙这场很关键，最低接受范围是输一球，合格是平局。2014年世界杯小组没出线，主要是因为首场输
如果是这样。就有意思了。想必到时候各位大佬下注会很疯狂
《世界体育报》援引蒙特卡洛地方电台讯，巴伦西亚已经与巴黎圣日耳曼完成了格德斯的转会，转会费为50
世界杯球衣到了！印的总裁的号码，棒棒哒！
世界杯百大进球为什么没有葡萄牙的进球
应该是格德斯搭档了，比起a席，格德斯更全面
有没有资深球迷评论下蒂亚戈，桑切斯，内维斯的共同点和特点 还有后者这两位的实力上限
拿FIFA online4 模拟了下
我小的时候，爸爸从舅舅家给我带回来了一颗足球，第一次知道这世界还有一种球叫足球的我，被它深深
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届世界杯感觉真的悬了
希望我罗世界杯能爆发一次，作为这个时代的王者，参加的世界杯都表现平平，这可说不过去
葡萄牙夺冠啦！！！
我相信我们的队长会再次给我们荣誉
还记得上界世界杯吗？和冠军德国拼个你死我活，红牌Pepe加，c罗伤势本身没有好，所以加重。 田纪赛马
狼队无敌了 六个葡萄...加油吧
球队款 有 葡萄牙 阿根廷 巴西 俄罗斯 日本 德国 英格兰 法国 西班牙 ，个人款就 C罗 和另一个 你们懂的
老哥们，求这款球衣的号码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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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签名档&某人的血清与A型血的红细胞不凝集，而他的红细胞与A型血的血清会凝集，那么他的血型是？？？？？？_百度知道
某人的血清与A型血的红细胞不凝集，而他的红细胞与A型血的血清会凝集，那么他的血型是？？？？？？
（要详细的解答过程！！！！！！！）
他的红细胞与A型血的血清会凝集，由于A型血的血清中有抗B抗体无抗A抗体，说明他的红细胞带有B抗原。所以，可以是AB或B；血清与A型血的红细胞不凝集，说明血清中无抗A抗体，所以不能是B型（因为B型血清中必有抗A抗体），只能是AB型。
采纳率：30%
AB型AB型的血液，其红细胞上具有A抗原和B抗原，其血清中不含任何抗体；A型血的血液，其红细胞上具有A抗原，其血清中含有抗B抗体。B型血的血液，其红细胞上具有B抗原，血清中含有抗A抗体。题目所说，血清与A型血红细胞不凝，那么血清中不含有A抗体，就可以排除B型血和O型血其红细胞与A型血血清凝集，即其红细胞含有B抗原，那么含有B抗原的只有AB型和B型。综上所述，只有AB型符合题意
某人的血清与A型血的红细胞不凝集，说明这人血型是AB型或A形。又因为他的红细胞与A型血的血清会凝集，说明他的红细胞只能是AB型。
血清与A型血的红细胞不凝集说明他里面没抗A凝集原，所以他可能是A或AB。而他的红细胞与A型血的血清会凝集说明他表面有B凝集原，所以是AB
A型 A型凝集原 抗B凝集原B型 B型凝集原 抗A凝集原AB型 A型凝集原 B型凝集原 （抗无）O型 （ 凝集原无）抗A凝集原 抗B凝集原
血清与A型血的红细胞不凝集说明血清中没有没有抗A凝集素其血型是A型血或AB型血红细胞与A型血的血清会凝集说明其血清中有抗B凝集素
可知其血型是B型血或AB型血所以他是AB型血de
遵循输血原则可以知道这个人是O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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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有知道今天伊朗遇上葡萄牙大家更看好哪个？？_百度知道
有知道今天伊朗遇上葡萄牙大家更看好哪个？？
我有更好的答案
覆去翻来,形容一次又一次。也形容来回翻动身体。
采纳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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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世界的演变 第10章 革命
<link rel="stylesheet" type="text/css" href="http://www.wetalking.info/js/notificationstyles/css/ns-style-other.css" /
第10章 革命
第10章 革命
-世界的演变
第10章 革命
——从费城经南京到圣彼得堡
一 革命——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还是从哪里来？
“革命”的哲学及结构性概念
与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相比，19世纪的政治更具革命性：它不再维护“旧权利”，而是着眼于未来，将局部利益，如特殊“阶层”或阶层联盟的利益，上升为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利益。在欧洲，“革命”成为政治思想的一种核心理念，成为首次区分“左翼”与“右翼”的标准。整个漫长的19世纪是一个革命的时代。看一眼政治地图即可一目了然。从1783年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国在北美诞生，至一战结束后几乎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一些世界上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家组织从历史版图上消失了，它们是：英国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至少是加拿大以南地区），法国波旁王朝的旧制度，中国、伊朗、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及德国的君主政体。在1865年后的美国南部各州，1868年后的日本，以及在殖民宗主国完全剥夺了本土统治集团的权力、实行直接殖民统治的地方，均相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上述所有事件，都不是在仍存续的制度外壳之下发生了人员更迭，而是产生了具有新的合法性基础的新制度。回到新制度建立前的旧世界的道路已被阻断。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成功地重建前朝，恢复革命前的状态。
美国诞生的1783年是一个新型国家奠基的年份。导致这一结果的革命风潮早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涌动；根本而言，一个革命时代也就此拉开序幕。那么这是个一次革命贯穿始终的时代，还是发生了若干次革命的时代？两种说法都有充分的理由。历史哲学观倾向于单数的“革命”概念，而结构观则青睐复数的“革命”概念。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始作俑者，及两次革命的亲历者，首先看到的是新革命的独一无二性。于他们而言，1776年和1789年在费城和巴黎发生的事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在北美，13个殖民地宣告脱离英国王室独立；在法国，人民自发成立国民制宪议会；由此，历史仿佛被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联动状态之中。如果说过往的暴力变革是新瓶装旧酒，总是复归从前，那么，美国和法国革命者则冲破了时代界限，开辟了线性进步之路，首次将形式平等原则确定为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使统治者负有一种受规则制约、脱离了传统及克里斯玛的面对公民共同体的说明义务。伴随着这两场诉求如此不同的革命，政治的现代性开始了。围绕着它们，一切都向前看，一切都摆脱了“近代早期特征”。它们重新制定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自启蒙时代两次革命起，保守当权派的维护者才被刻上了过时的、反革命的、反动的标记，或者，他们须重新说明为何固守“保守”立场。
革命沿着新出现的裂痕两极分化（法国革命尤甚于北美革命）：裂痕不再发生在不同的精英群体或宗教团体之间，而是出现在持不同世界观的阵营之间。他们都同时从永远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出发，提出了人类和解的要求。“对于革命的现代性而言，”汉娜·阿伦特写道，“最典型的特征大概莫过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要求代表人类的事业……”她引述的这句话出自一位亲历并影响了这两次革命的人士之口。早在1776年，英国人托马斯·潘恩就提出了这一新论调，将欧洲启蒙运动最热衷的话题——“人类”的进步，与一些英国臣民的局部反抗联系在一起。美国的追求即全人类的追求：“美国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人类的事业。”倘若拿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纲领句句当真，那么自此起，“追求全新开端的激情”（阿伦特语）及超越抗议者的一己之私、代表更多人利益的要求，就成了每一次革命的纲领。照此理解，一次革命是有着普遍有效性要求的地方性事件；而且，由于1776年和1789年革命的偶然发生才诞生了革命理念，那么，此后的每一场革命都是靠了这些理念的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皆是模仿性的。
不过，这样一种对“革命”的哲学界定很狭隘；若还要求，革命的发生必须是在“自由”的口号下，应当始终服务于“进步”，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会更狭窄。另外，这样一个定义也把西方发明的革命普适性要求普遍化了，而其他地方并不存在类似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若不去追问革命的目的及其哲学依据，亦不去探寻大革命从历史哲学角度看所起的特殊作用，而是探究可观察到的具体事件及其结构性结果，那么，我们会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看到数量更多的革命。一场革命就是一个具有特殊影响的集体抗议事件：一次影响深远、由不属于前当权者圈子的人们参与的政治制度更迭。若用重视概念准确度的社会科学家的谨慎言词，可以这样定义革命：一场革命是“新精英成功推翻旧精英……他们在夺取政权（大多伴随着大规模暴力和大众动员）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由此也改变了统治结构）”。
该定义没有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界定革命，现代性激情悄然遁形。几乎在所有地方，每个时期都有如此意义上的革命。在整个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上，极端事件的确不断发生，也包括那些人们感觉平常的一切被颠覆或被摧毁的事件。若有关于这类革命的统计数据，我们大概会看到，在影响尤为深远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中，军事占领导致的事件多于由革命引发的事件。占领者战胜的不只是一支军队。他们占领战败的国家，消灭该国至少一部分旧精英，剥夺他们的权力，取代他们的位置，引入异国法律，有时甚至引进异国宗教。在19世纪，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仍很普遍。因此，从其影响和后果来看，无须对殖民征服的词义加以引申，其本义常常就意味着“革命性”。若不想让被征服者感到这是给他们带来极大痛苦的入侵行为，征服者得采取柔性的、循序渐进的征服手段。即使在旧精英肉身未被消灭的地方，他们也处于较低的身份阶层，因为有一个新的统治阶层高居其上。军事入侵后异国殖民者掌权，极少是谈判协商的结果，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对非洲人、亚洲人或南太平洋诸岛岛民而言，这种情形完全具有革命性质。还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发挥：长远来看，殖民主义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殖民者完成征服后为本土新兴社会群体的崛起创造了空间，并由此为下一波革命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在有些国家，真正的社会及政治革命是在去殖民化期间或之后才发生的。革命的中断是在殖民时期开始及结束之时。
外敌发动战争进行占领也可能是“革命”。对欧洲人而言，这种看法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比现在要普遍。比如，直到19世纪早期，在欧洲形形色色的大众传媒的描述中，始于1644年明朝垮台、持续几十年的满人“入关”行动，就是一次特别极端的“革命”事件。欧洲古老的政治语言把革命概念与帝国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若干因素以某种方式相互作用，在年间——即革命伊始的时代！——爱德华·吉本在其描写罗马帝国衰亡的著作中，着眼于地中海地区古典时代晚期和欧亚大陆的中世纪，对若干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做了高度概括：内乱、精英阶层更替、外部军事威胁、帝国外围地区脱离、颠覆性思想及价值观的传播。“鞍型期”革命发生的政治原因也不外乎上述因素。就是说，古老欧洲的政治理解为大规模变革提供了全方位的解释。据此，人们可以找到一条路径去理解18世纪后三四十年出现的新型事件。若把新的“线性”历史理解与古老的“周期性”历史理解相对立，则太过简单：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若不意味着法国霸权周期的结束又作何解？谁若刻意寻找纯粹的“前现代”模式，一定会找到。与法国革命事件同期，在现今尼日利亚境内曾发生的一幕，恰似吉本所讲故事的翻版：奥约帝国（Oyo empire，）因帝国中心地区精英反抗和地方各省起义而崩溃。
年历上介于年之间的19世纪，在通常的革命历史叙述中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一世纪，北美和法国均显现出革命的后果，但在该世纪似乎并未发生“大”革命。1800年左右，革命已然定型。看起来，此后的所有革命，都是对这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史诗般开端的模仿和无力的重复：是悲剧后的闹剧，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革命都是普通的小规模骚乱。从这一角度来看，直到1917年，俄国才又上演了历史上的空前一幕。在欧洲，与其说19世纪是个革命的时代，毋宁说它是个反抗的世纪；在这个世纪反抗普遍发生，但很少是在民族政治舞台上的联合反抗。尤其在年，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欧洲几乎没有发生革命——1871年昙花一现后即告失败的巴黎公社除外。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印象。根据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统计，年欧洲共出现了49次“革命情形”，年是98次。这其中大多数情况是，潜在的革命情形并未持续发酵，最后演变成有效的革命行动。
革命变体与难以界定的情况
尽管如此，若我们在革命的结构性概念意义上把目光放远，不局限于北美和法国的两次奠基式革命，就不会被它们无可比拟的神话过度迷惑，就会有更多革命事件进入视野，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制度崩塌及群体暴力行动。然后，我们就会首先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是否只有成功的革命才应被称作革命？抑或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轰动但未达目标的夺权行动也可被称作革命？在关于革命理论的最出色的社会学概述中，有一个这样定义革命：“革命是下层群体力图改变政权社会基础的尝试。”如此说来，革命倒确实包括那些有着极端意图的大规模的未遂尝试。难道任何情况下“成功”和“失败”都清晰可辨，非成即败？不是也有反败为胜、扭转乾坤的例子吗？不是同样也有革命胜利后暴力失控，导致自毁根基的情况吗？关于成功和失败的问题往往提得太过学术。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是动态地看待这些问题的。他们根据自身感受来理解革命，他们关注革命动向，或推动革命，或拥护革命，或惧怕革命。历史学家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在研究中引入现实中发生的运动作为标准。那些立足民族政治舞台旨在消灭现存制度的运动——运动历来也必是人民运动——若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立起一个与现存制度抗衡的对抗势力，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拥有这个对抗势力，那么就应称之为革命。在此举两个发生在19世纪的最著名的例子：因在保罗教堂举行国民议会确有其事，巴登、萨克森、布达佩斯、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甚至均有拥有自己军队的叛军政府在短期内执掌政权，因此，年在欧洲发生的事件就是一场革命；年在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革命，而不只是叛乱——如西方通常所称的那样，因为叛乱者毕竟维持了一个与现政府抗衡的五脏俱全的国家长达若干年，它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与现存秩序相对的秩序变种。
第二，严重动摇或成功消灭现有统治关系是否一定是“自下而上”发生？也就是说，是不是必须由那些因自身利益被忽视而采取集体暴力的社会成员发动，因为鉴于国家和精英阶层的权力安排他们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抑或是，应该考虑“上层革命”的可能性，即由现存制度中的部分精英亲自发起、不只止步于整容式改革的制度变革？若不想随随便便把“上层革命”仅当作“一种表达方式”（fa?on de parler），那么这个措辞有多种含义。革命本身可能会随着其无法避免的“常态化”而失去群众的推动，发展成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借助国家政权这个工具达到某些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最早的革命者要么被晾在一边，要么被打倒，甚至被清除。拿破仑和斯大林便属于此类“上层革命者”。另外一种略有不同的做法是以进为退的保守的逃避革命法：通过实行现代化，增强国家实力来预防革命发生。反雅各宾派的国家元首，如担任普鲁士首相时的俾斯麦和意大利首相加富尔，就都是这样的“白色革命者”。他们看到，只有不逆时代潮流才能占据主动：这是英国统治阶级的一个由来已久的认识。但是，这样的“白色”革命不会导致真正的精英更替，而只会徒增新的精英群体（如具有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他们对现存体制的拯救，是通过普及现存体制，而非通过创造新体制。俾斯麦在德国保留了普鲁士体制，加富尔把皮埃蒙特模式推广到意大利的很多地方。因此“白色”革命这一替代说法很含糊，影响有限。
不过在19世纪的确有一种情况难以界定：在某个国家，占亚优势地位的精英们重塑了自己国家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秩序，并从而重塑了自身；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最激进的革命实验，但它同时拒绝革命这个名称，称其合法性源于把一切恢复到神武创业之初的施政理想：这便是1878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在大多数欧洲政治评论家的视野之外，相关知识对欧洲人关于革命和改革的理解毫无影响。在日本这个国家，在精英们看来，被迫向西方打开门户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后果，要比“红色”社会革命的恐怖前景更具威胁。因此，现实中彻底打破了现存制度的一系列措施，被乔装为“维新”、“复古”，以及披着天皇统治合法外衣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京都的皇室毫无实权，寂寂无闻，统治权实际掌握在该国的最高将领——江户（东京）的幕府将军手中。1868年，由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维新的中坚力量并非占据统治地位的古老的精英阶层成员，即领主，而是领主随从中享有特权的小集团，即武士，一个领取禄米、佩刀的低等贵族阶层。到19世纪早期时，武士的职能几乎只剩下打理庄园了。
这样一种旨在迅速提升效率，既不为抵制革命，也不宣扬普世原则的特殊革新方式，在本国造成了深远影响，恰如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其各自的发源地的影响。但其历史背景并非反抗不公和意见表达权的缺乏，而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要“厉兵秣马”参与全球竞争；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认可全球竞争的新型规则，并力图使其为己所用。此外，明治维新就其社会革新内容的彻底性而言，俾斯麦时代普鲁士德国的民族构建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幕府军和天皇军短暂的军事冲突之后，少数几个寡头掌握了中央政权，实行了内部改革政策；尽管该政策并未彻底推翻现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但明显违背了武士阶层的利益，而明治寡头几乎无一例外都出身于这个阶层。对于日本这种情况，使用欧洲的革命范畴极不确切，用“上层”革命这个概念也很含糊，看来必须换个角度对明治维新进行历史归类：它是19世纪最彻底和最成功的富国强兵行动，可与同期类似的国家战略进行对照。就此而言，称它为日本版的“资产阶级革命”，从形式上来看，恰如其分，因为它终结了该国旧的封建制度。而对于欧洲的“上层革命”则无法做出如此断言。明治维新中，人民的权利很少得到尊重，过了20年之久，日本的中下层民众才拥有了一些在政治体制中表达意见的途径。为实施明治维新战略，有服从守纪的劳动人民足矣，无须再进行大众动员。具有革命性的不是明治维新的动机和做法，而无疑是其结果：它是一次在意识形态伪装下的打破旧世界的行动，新的未来前景骤然开启，同时把先前处于边缘的精英阶层推到了权力中央。
若从危机波及面之广这个角度，还应提及另外四例不明显归于“革命”的情况——难以界定的现象和过渡现象。通过对这类情形的描述，真革命的特殊性会凸显出来。
历史背风面的革命：越南的西山起义。越南中部西山邑的三兄弟，于1773年春发动了一场抗议运动，后来发展成为20世纪以前越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他们宣扬均贫富，焚烧税单，把富人的财产（但不包括土地）分给穷人，率领一支10万人的农民大军穿越越南北部（东京），推翻了统治达300余年的黎朝，击退了支持黎朝的中国和暹罗干涉军，进攻邻国老挝和高棉。法国、葡萄牙和中国士兵以及“海盗”为双方作战。成千上万人或战死或饿死。在统治了整个越南之后，西山起义领袖实行暴虐统治，尤其对少数族裔华裔进行残酷镇压。他们失去了大众的支持。另一个军阀团体终结了其统治，并于1802年在顺化城建立阮朝。
小规模内战。在史学概述中，较小规模的内战常被忽略，在欧洲及邻近地区都不乏这样的内战：在有着专制主义思想的西班牙最后一位统治者费迪南七世（Ferdinands Ⅶ）去世后，发生于年间的一场内战，即第一次卡洛斯战争，把西班牙部分地区变成了战场。在这里，议会制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反革命形式针锋相对。最重要据点在巴斯克地区（Baskenland）的卡洛斯派，欲拿下统一的西班牙天主教地区，消灭所有自由的、“现代的”思想倾向，拥立赞成专制制度、思想尚停留在16世纪的觊觎王位者“查理五世”（Karl Ⅴ）为王，让其取代费迪南七世的侄女——女王伊莎贝拉二世（年在位）。年，双方军队相互对峙，进而开战。这场战争的血腥使人不由想起拿破仑占领时期。卡洛斯派在1840年失败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游击战的形式继续战斗，准备搞军事政变。直到1876年，在又一次战役中，卡洛斯派的“国中国”（在巴斯克、纳瓦拉和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终于被彻底消灭，自此后，这个立宪君主国才站稳了脚跟。战斗规模略小、双方对战的残暴程度不相上下的有年的葡萄牙内战，此起彼伏的小范围叛乱一直持续到1847年。在奥斯曼帝国的黎巴嫩，社会冲突迭起，宗教矛盾频生，再加上1840年后异国势力虎视眈眈图谋干涉，于是造成了“地区间”的相互敌视；年，这种敌视升级为一场内战，数千人惨遭屠杀，几十万人流离失所。这场战争的结果不是旧制度被摧毁，或是后革命时期反革命的抵抗，而是通过国际谈判达成了宪法妥协；据此，在承认法国拥有对黎巴嫩的保护权和干涉权的前提下，黎巴嫩才于1861年开始了具有独立国家合法地位的历史。
农民起义。年，从哈布斯堡君主国东部地区向南直到西西里，以及德国南部和中部地区，都再次发生了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往往完全有着现实的、与时代相符的诉求和行动方式，也就是说，它们不必然一定是反动的、疯狂盲目的暴力大爆发——就如城市人和史学家们乐于做出的判断那样。从此后，欧洲就未再发生农民起义（巴尔干地区除外）。仅在欧洲少数几个国家，农民的利益能通过议会代表得到表达，在这些国家之外的地方，农民诉诸暴力或采取引人注目的象征性行动的事件时有发生。原则上，每个农业社会都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抗议形式。在年间的墨西哥，农民起义的规模逐渐扩大，至年达到顶峰。在日本，即在更稳定的政治关系中，农民起义的频繁发生主要集中于经济形势严峻、生态环境恶化的30年代；后来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在80年代，当时形势与前一次完全不同，农民起义的爆发主要与城市政策有关。年，在中近东若干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农民暴动，大多数暴动都是为了反抗“现代化”势力，尤其是反抗比过往更系统地征收苛捐杂税的政府和企图提取更多农业利润的外居地主（absence landlord）——其实在农业领域并未实行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产量并没有提高，因此这样的做法更具剥削性。
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可能会呈现出革命的形式，并产生革命性影响。美国和拉美各共和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诞生的。从希腊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年大规模的爪哇战争，同时期爆发的哈萨克人民反抗俄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年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起义（该起义从根本上导致了有关“黑人”和“白人”种族刻板印象的形成，以及双方沿种族界限各自休戚与共的现象），到1863年波兰民族起义、1865年牙买加起义和年克里特岛起义等，以及年在爱尔兰、印度、埃及、中国、朝鲜和亚洲内陆地区新出现的大量反抗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暴动，抵抗异族统治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不过，只有当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新秩序，如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时，它才具有革命性。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以外的地区较罕见。年埃及的奥拉比运动属于为数不多的此种类型的革命。
革命作为“发展进程加速”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变种，在时间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在历史风云变幻、危机四伏之时，它们常常集中发生，故人们倾向于把革命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志，这种做法并非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早在18世纪中叶前，如约年，即可观察到，世界若干地区大约在同一时期出现了深刻的政治体制危机，有些国家甚至崩溃了，最突出的几个例子是：日本、奥斯曼帝国、英国、中国和暹罗。这些事件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促动。1649年英国斯图亚特王朝被（短暂）推翻和1644年中国明朝的（最终）覆亡，从根源上看彼此不相干。不过人们一般认为，这样一种偶然的同时性其原因在于隐蔽的、同时代人难以辨识的背景因素。其中，相似的人口发展状况可能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我们这个时代，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会表现得更明显。在约年，在若干地区革命性事件明显集中发生，故我们可以将该时期称为密集革命时代。其中大规模事件的余波蔓延至所有大陆。这些彼此相互影响的暴动事件的策源地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因此使用“革命的大西洋地区”这个概念最为恰当。暴动和革命的第二次集中发生是在年，其中包括年欧洲革命，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印度兵变［Mutiny］），以及美国内战（）这一特例。相对于大西洋沿岸发生的革命，这些事件相互间的影响较小，也不那么直接。因此，该时期并不是第二次密集革命时代，而只不过是由微弱的“跨国”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孤立的危机事件同时期发生罢了。第三次革命浪潮席卷欧亚大陆是在世纪之交后：1905年在俄国，1905年在伊朗，1908年在土耳其，1911年在中国。1917年2月在世界大战的特殊形势下孕育的第二次俄国革命，从某些角度来看，也同样属于这个范围。此外，始于1910年、持续了整整十年的墨西哥革命也应属于此类情形。这个时期，较之于世纪中叶，个别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要大一些；它们是共同的时代背景的表现形式。
二 革命的大西洋地区
民族革命及大西洋地区革命的相互关联性
革命的发生总是有着地方性根源。它们源于个别人及小群体的感觉，对不公、其他可能的选择和行动机会的感觉。由这样的选择性感觉发展成为集体性的近似于运动的不顺从行动，这种运动发展壮大，诱敌出现，形成自身驱动力。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设想的那种标准情形，即整个阶级成为历史行动者，很少出现。因为在近代，革命常被视为建构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行动，因此革命史本质上是国家史。在革命的共同努力下，国家“创造”了自身。至于革命有赖于革命自身之外的因素，甚至可能是局外人助推了革命的诞生，此类说法不符合这种自恋式革命概念。与亦涵盖了战争和征服行动的古老的欧洲革命概念相比，近现代的欧洲革命概念更狭隘。它排除了革命的外部维度和国际维度，忽略了其他根源，只突出地方性根源，强调冲突在某一社会内部的产生和爆发，即革命发生的内因。在极端情况下，由于只关注革命的内因，以至于革命史学根本无从解释革命的主要发展脉络。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当时存在的战争威胁从根本上引发了恐怖，且被当作为恐怖统治辩护的理由；倘若忽略这一点，那么如何能够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做出公允的评价，就如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所尝试的那样？令人诧异的是，时隔很久之后，法国大革命才被置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即欧洲背景之下来看待：先是普鲁士人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在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一书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法国，直到1885年以后，历史学家阿尔贝尔·索雷尔（Albert Sorel）才从这个视角入手研究这段历史。不过这一观点从未占据主流；它被周期性地遗忘，又被重新记起。在美国革命史编纂学中，也有过很长一段“民族历史自我耽溺”期，在美国常被称作：例外论。该论调的基本论点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新英格兰人离弃了腐化堕落的旧世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完美国家。因在革命先驱及追随他们的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史学家眼中，革命大部分具有独一无二性，因此，革命比较——这种比较经常会弱化革命，令革命独一无二的神话失去魔力——长期以来也已影响甚微，直到历史哲学家和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学家开始重视革命比较，才有所改观。
将“鞍型期”的欧美大革命分割开来看是不够的，这一观点有两个缘由。其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主要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历史学家，建议把新大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一泛美洲观点认为，纵然有着不同的移民史和殖民史，但也应去发掘民族差异背后隐藏的历史经验的共性。其二，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一种共同的“大西洋文明”的想象；在冷战高峰期，这种想象被一些学者赋予了强烈的反共、反欧亚大陆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扩张跨越了海洋。不过，即使我们并不赞同这种意识形态化观念，也要理解这一跨大西洋视角的基本依据。在同一时期，法国人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及美国人罗伯特·R.帕尔默（Robert R.Palmer）提出了一个只有细微差别的共同的大西洋革命时代的概念，覆盖了北美和法国发生的两次大革命。汉娜·阿伦特也曾从哲学角度研究过这一课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才开始（重新）发现，在“白色”大西洋之外，存在着“黑色”大西洋；人们发现了具有英国特色的北方和具有西班牙及葡萄牙特质的南方。不要把鞍型期“革命时代”作为充其量只关乎整个欧洲的革命事件背景来理解，这一想法的产生，也是受到了莱比锡的研究者的启发。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左翼”的瓦尔特·马尔科夫（Walter Markov）和他后来的弟子及接班人曼弗雷德·考索克（Manfred Kossok）在莱比锡设立了一个比较革命史重点研究项目，把马克思和见解独到的莱比锡历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的思想传统综合起来进行研究。考索克创造了大区域“革命周期”概念；借助这一概念，既能表现不同国家和地区革命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又能通过有始有终的周期这样一种想象，较方便地进行世界历史的分期。
北美，英国，爱尔兰
它们具体指哪些革命？各自都有怎样的时间结构，在时间顺序上彼此是什么关系？若把一场革命从酝酿到余波的整个过程都纳入革命进程，而不是仅把潜在革命情形算作革命的过程，则并非每一场革命的开始和结束时间都可以明确断言。而且并非所有革命都有一个一目了然的结果。日奋起反抗的英属北美殖民地（纽约除外），通过了著名的《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北美革命就此达到高潮。由此，北美大多数前英国臣民永远拒绝了英国王室的主权要求。《独立宣言》当然不是凭空从天而降。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联合行动，从1765年3月抗议《印花税法》（Stamp Act）就已开始，最终以通过《独立宣言》达到顶峰。伦敦政府未与殖民地协商擅自决定对所有种类的报纸和文件征收新税，这更激化了殖民地与母国间已然十分紧张的关系，引发了对殖民政府代表的暴力侵犯事件。围绕印花税危机，北美人民纷纷行动起来；以往的任何政治事件都未能激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在这个非贵族化的社会中，人们早就对共和主张产生了共鸣。这场危机使各殖民地精英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休戚与共的感觉，即使部分殖民地在统治形式和社会结构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场英美危机升级为经济战争，最终于1775年演变为大英帝国与总司令乔治·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之间的公开军事冲突；举行大陆会议时，战争尚在进行；在该会议上签署了主要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因此，公开表达独立的理由首先是一种象征性行动。
实际转折发生在1781年，当时发生了两起事件：首先，殖民地就《联邦条例》达成一致，该条例是一部宪法，根据该宪法成立了新的国家联盟（尚非联邦国家）；其次，英军于10月18日在弗吉尼亚约克镇投降。1783年，在《巴黎和约》中，英国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由此，美国成为具有行动能力的国际法主体，即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综合多方面因素，可将该事件视作这一革命过程的终点。关于新联盟内部秩序的激烈讨论又持续了若干年。直到1788年6月，新的联邦宪法才生效；1789年春，联邦最重要的国家机构成立，其中包括总统职位，乔治·华盛顿为首任总统。北美革命从1765年持续到1783年。这场革命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的诞生，从这个国家建立完毕到巴黎巴士底狱被攻陷，中间仅隔了数月。
这出大西洋沿岸革命戏剧的下一幕没有在法国上演，而是在英国。年，在爱尔兰、约克郡和伦敦都发生了暴动，这些暴动的激烈残暴堪称空前，严重挑战着英伦岛的统治秩序。因此，拿英国的和平安定与法国的骚动不宁进行对照，并不合适。谁若亲历过1780年6月伦敦发生的所谓戈登暴乱——这场暴乱因放宽对天主教徒的政策而引起——一定会得出结论，一场大革命正风雨欲来，不过不是在欧洲大陆，而是在此地。戈登暴乱给伦敦市内城造成了巨大损失。军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恢复了秩序，最终59名暴乱分子被判处死刑，其中26名被施以绞刑。爱尔兰暴乱则受到了大西洋彼岸革命进程的直接推动。暴乱的平息过程也十分艰难，出动了甚至也征召天主教徒的民兵组织才平定了这场暴乱。爱尔兰一直是民族革命暴动频发之地，1789年后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更是暴动不断，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798年。一位爱尔兰知名历史学家称，受到革命法国支持的1798年起义是“爱尔兰历史上暴力事件最集中的一次起义”。在这次起义中，估计约有3万人（包括各方人员）丧生。对暴乱分子的严厉惩处一直到1801年才结束，仅年就宣判了愈590例死刑。
在此先插入以下话题：如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一样，在英国，也有早期法国革命的同情者跳出来，要求实行激进式，甚至共和式政治体制改革，即根据理性原则重塑政治秩序。大多数时候，此类激进主义只是革命的赞成方和反对方以论战宣传小册子形式进行的公开的笔墨战，并未导致1780年那样的暴乱。然而，这样的论战逐渐使得与法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升级，并最终导致战争于1793年2月爆发。对体制的批评可能会——与法国如出一辙——被视作谋反罪。在经济艰难的战争岁月，除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的激进行动外，乡村地区也是暴乱不断。通过实行特别法和强力镇压（但与法国的恐怖统治绝不可同日而语），英国政府稳定了局势。约1801年前后，一场对现存秩序提出了挑战的准革命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在反法爱国主义影响下，产生了一种新的民族共识。尽管英国未发生大规模政治革命，但也被深深卷入革命过程当中。从当时已故的大学者，如约翰·洛克，到极为活跃的时评家及政治活动家托马斯·潘恩——他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1776）在恰当的时刻有力推动了北美革命，不少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思想贡献者都来自英国。而政治精英们则属于另一个阵营，不计成败地与美国及法国革命者开战。在动荡不安的这几十年中，英国寡头政治阶层十分精于维护其统治地位之道。
在英国，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了准革命，紧接着是长达30年的保守的体制捍卫时期，之后，“上层”启动了谨慎的改良运动。以1832年的议会选举制度改革作为开端，改良运动对该世纪后期各阶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大陆有些国家——也仅仅是少数国家——保持了如英国这般平稳，甚至比它更平稳的局势。尤其是俄国，其发展偏离时代的革命趋势。这个时期，俄国一直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下，直至她1790年去世；她对西方发生的革命事件颇不以为然。在沙皇俄国的东南边陲，发生了叶米里扬·普加乔夫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1774年，起义遭到镇压。这次起义后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沙皇中央政权没有再遭遇革命性事件的挑战。这次起义夺去了几百名贵族的性命，担心这类起义卷土重来的恐惧无疑是影响俄国政策的一个决定性的背景因素。俄国抵抗住了1812年拿破仑大军的入侵，没有受西方自由主义观念的丝毫影响。1825年，一些反叛贵族试图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发动政变，摆脱独裁统治，但行动仅持续数日就失败了。失败的“十二月党人”大部分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流放地。
欧洲大陆复杂纷乱的革命局面绝非始于日，即巴黎巴士底狱被攻占的那日。1782年春，在实行共和制的城邦日内瓦，分裂的市民党派间发生骚乱，欧洲大陆革命就始于此次骚乱。18世纪时，日内瓦就曾风波迭起。1782年起义比此前任何一次都要血腥，在法国、撒丁王国和伯尔尼的联合干预下才得以平息。不过，更有分量、对革命的跨国联系具有更深远影响的，是在荷兰发生的事件。在荷兰，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革命与战争也是形影相随；而这次，英国又是战争发起国。在两国相安无事一个世纪后，1780年末，联合王国向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发起进攻；此时作为曾经的政治强权，荷兰早已名不符实，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也与革命有关：荷兰舰船经过加勒比海向英国的交战方——反叛的北美殖民地，提供物资，英国对此感到愤怒。这场持续时间不长的战争当然以荷兰的军事惨败而告终。它引发了所谓“爱国者”运动：关心政治、受美国革命和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市民，抱持一种基于民族自信的民族主义，他们意图终结执政（stadhouder）威廉五世及其小集团的统治。这场爱国者运动的反英拥法，更多出于外交政策原因而非内政因素；这一立场因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造成了巨大影响。当爱国者自由军团逮捕了总督夫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妹妹后，在伦敦的掩护下，普鲁士于1787年派出一支2.5万人的军队进行干涉。总督夫人被解救，无能的总督官复原位。爱国者们或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由于法国公众习惯了法国与英国和普鲁士的对抗，因此，在他们看来，路易十六政府因财政困难而无力向荷兰爱国者提供援助，使法兰西君主国丢尽了颜面。
法国大革命的肇因并非外患。正如侧重点各有不同的革命史学的所有流派所强调的那样，法国大革命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内忧”。不过，社会矛盾的加剧，激进思想传播的能量，或是一个处于寻找自我过程中的“民族”的民族意愿，单单这些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法兰西王国的合法性恰恰自18世纪80年代起急剧减弱。对（潜在的）革命情形向实际革命进程的转化做解释时，必须同等考虑反叛力量的优势和其攻击目标的弱势。革命历史编纂学的论证即从此处切入；除了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极端化，也考虑到一个国家为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所做的种种尝试。七年战争期间，法国与英国上演了最后一次全球争霸战。1763年，法国在这场霸权冲突中落败。尽管在巴黎和平谈判中英国颇为慷慨，但法国认识到，自己已确定被挤出了北美，在印度的地位也被严重削弱。北美独立战争给法国外交政策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向老对手复仇的机会。1778年，法国国王与北美反英皇室派，以相当有利于美国人的条件，签订了纯粹出于强国战略考量的抗英同盟条约；该同盟同时意味着反叛者首次得到一个欧洲强国的公开承认。次年，西班牙加入该同盟。欧洲大陆的支持在关键时刻帮美国人渡过了难关。最重要的是，1781年，法国舰队在短时间内控制了北大西洋海域，由此导致英国派至北美的部队孤悬海外。
<p data-pindex="28"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83年在巴黎签署的和平条约，是英国1763年取胜仅20年后的一大挫折，但它增强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过，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因为，为与美国成功结盟，为了在与世界头号海上强权进行的海战中的寥寥几场胜利，确切地说是象征性胜利，法国付出了政府濒临破产的代价。其他任何一场危机也同样会把这一令人绝望的状况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就如1787年因在荷兰问题上无所作为令法国蒙羞一样。如果说国库空虚的灾难性局面肯定不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最深层原因，那么，历数重要历史事件，几乎没有哪个事件比这一事件更能推动已然开始的挑战君主政体的系列行动。由于税制没有为快速提高收入提供空间，王室宫廷又衰弱无能，做不到立即宣布债务无效，无计可施，只好与名流显要进行商议。他们未着眼于当下现实，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而是要求进行形式化的协商，即召集三级会议；这一代表机构上次召开会议还是在1614年。于是民意汹涌，开始向王室施压和发难。很快又出现了可能会引发冲突的其他动向：宫廷内斗，外省农民及首都“人民”的骚乱，上层社会中贵族与非贵族的矛盾。自从政府自忖势衰而释放出愿意进行改革的信号的那一刻起，在最初并非反对统治制度本身而是反对路易十六拙劣统治手段的反对派内部，产生了新的鸿沟。变化即将到来，各类社会群体和个人都竭尽所能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场事关各方利益与社会地位的竞争中，政府没有能力进行改革的问题很快就全面暴露出来。至于从1789年革命爆发到1792年4月，法国与欧洲各强国的军事冲突开始的这段时间，外交政策问题和殖民政策问题各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待史学家们继续研究。不过有一点确凿无疑：年，法国的外交地位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性意义上均被削弱，而这成为旧制度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此之后，对新兴政治力量而言，其重要的目标之一想必就是修正这一状况，尤其从其民族主义论调骤然高亢起来即可见一斑。因此，后来拿破仑统治下法国的军事扩张，完全基于与英国在全世界竞争的逻辑。
法国大革命何时开始，又于何时结束？它缺少一个骚动不安的革命酝酿阶段，就像北美从1765年印花税危机到1776年通过《独立宣言》这一革命壮举之间的这段时间。若将终结了旧制度的那场危机的爆发作为革命开端，那么可确定1776年为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年份。当时，外交部部长维尔热纳（Vergennes）不顾5月份离职的财政部部长杜尔哥的警告，坚持实行干预美国的政策，最终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不过也可以把1783年作为起点，当时这一政策的后果已开始显现。1789年之前，法国没有发生可与1765年在美国发生的事件相比拟的革命暴力。日，当第三等级代表成立国民议会时，革命局面已发展到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此时此刻，国王及其王朝丧失了他们手中仅剩的权力。对于同时代人而言，重大事件在短时间内接踵而至——尤以凡尔赛和巴黎发生的事件最引人注目——赋予了法国大革命一种全新的特质。在和平时期，类似的时空压缩现象很少见，在北美，1765年后也未再出现这样的状况。
接下来法国国内的革命历程在此无须详述；它经历了若干阶段，每个阶段都失去了一些机会（比如1792年夏实行议会君主立宪制的机会），也开启了新的空间。关于大革命何时结束这一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难有定论。革命暴力不断升级的“白热化”阶段从1792年8月开始，持续了近两年，直到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被推翻。不过，1795年11月，依据同年8月份制定的宪法（共和三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Ⅲ］）成立了督政府；自此开始，政治局势才逐步趋于稳定。革命究竟何时结束？是结束于波拿巴将军日（雾月十八日）攫取政权？还是结束于1802年3月英法签订《亚眠合约》暂时休战？抑或，直到1814年4月拿破仑统治结束才算落下帷幕？从世界史的视角来看，大多数人赞同最后一个选项。法国大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是缓慢发生的，最先播撒革命火种的是拿破仑大军，随着他们的征途，革命从埃及传播到波兰，再到西班牙，以至全世界。
<p data-pindex="31"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04年，波拿巴自己将皇冠戴到了头上，加冕称帝；同年，让-雅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先于波拿巴，在法国最富庶的殖民地宣布自立为皇帝，称雅克一世。一场与法国革命联系最紧密且几乎同时期发生的革命，由此结束。圣多明戈殖民地位于安的列斯群岛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占据着岛屿的西半部分，在18世纪时其疆界就与今天的海地几乎一致，此地发生的这场革命被阐释为法国革命的直接结果。英裔爱尔兰人，政治家与时评家埃德蒙·伯克1790年以《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预见并亲自推动了革命者与其敌人间的世界公民意识形态战争。在这场意识形态之战爆发前，巴黎发生的事件就已点燃了遥远的加勒比海地区的革命之火；这场年间发生的革命，就暴力程度而言，北美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均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因这一革命事件远不及北美革命和法国革命那么家喻户晓，故在此有必要略作介绍。
在这个拥有制糖业的殖民地，起初的社会状况当然与北美和法国截然不同。18世纪80年代，圣多明戈尚属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它分为三个阶层：大部分人口是黑奴，其中有很多出生在非洲，1789年这一阶层约有46.5万人；然后是由种植园主、监工和殖民地官员构成的白人统治精英阶层，有3.1万人；介于这两个阶层之间的是约有2.8万人的gens de couleur——拥有自由人身份的有色人种，他们中一些人创造了不菲的财富，有的甚至拥有自己使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同时出现了三种革命：①保守的种植园主与反奴隶制的巴黎新政权的对抗；②在美国和巴西以外的地区，绝大部分奴隶确实揭竿而起；③有色人种试图在渗透着种族歧视的社会中打破白人的支配地位。在革命的大西洋沿岸诸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圣多明戈那样聚集了如此多的爆炸性社会能量。在那里，革命不关乎宪法问题，不关乎贯彻权利原则，只关乎在一个极端残暴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大规模革命中，海地革命属于可以最明确称之为社会革命的那一类，不仅从其发生的根源来看如此，从其结果来看亦然。北美革命没有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类型，没有完全消灭殖民秩序中的等级。有充分理由断言，发生在约年间的所谓市场革命（market revolution）造成的社会变化，比1765年之后革命时期社会结构的改变要深刻。相比较而言，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影响更为显著。最重要的影响是，取消了贵族特权，将农民从封建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剥夺了教会作为社会重要因素的权利（比如作为大地主），以及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创造了法律和行政框架条件——最后一点主要是拿破仑时代的成就。这两次“大”革命都对政治秩序造成了破坏，但都未摧毁整个社会制度。整个社会制度被推翻的情况出现在海地。在经历了一连串大屠杀和内战后，奴隶们最终取得了胜利，殖民地的等级制度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自由的美洲黑人小农构成的平等社会。
这一戏剧性事件是在各种国际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展演变的。在法国，赞成普遍人权的思想开明的人们强烈要求解放殖民地黑奴。同时，法国革命一开始就提出了如下问题：以何种方式让殖民地的法国人和——这一点尤具争议——有色人种参与到法国政策的民主化过程中来。在圣多明戈，1790年2月，白人选举产生殖民地代表大会，参与过程由此开始。早些时候，有色人种代表团已于1789年10月出席了巴黎国民议会。法国发生的事件和安的列斯群岛上发生的事件，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然而由于通信障碍，它们相互间无法直接配合和协调。1791年11月，三名专员作为国民议会代表抵达圣多明戈，他们此行是为了切实落实巴黎政策，那些新制定的，诚然一定还矛盾多多的政策；当时他们还丝毫不知，8月份在殖民地已经爆发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压下去的大规模奴隶起义。
<p data-pindex="34"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92年4月，巴黎国民议会宣布了白人、有色人种和自由黑人均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原则；此刻，历史到达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虽然还不能由此使所有奴隶获得解放，但所有人，不分肤色，均享有公民权利的原则就此诞生。不过，巴黎的各类革命团体决不打算让他们最宝贵的殖民地独立出去。在前奴隶、因效忠法国革命政府而升职的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Fran?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的领导下，殖民地人民一边进行革命斗争，一边暗中谋求独立，局面扑朔迷离。若海地能保证独立后在法国跨大西洋贸易体系中继续发挥作用的话，法国其实可以容忍它独立。1797年，杜桑·卢维杜尔被任命为圣多明戈总督，攀上了权力巅峰，看来他认识到，完全中断与法国的经济联系并不明智。杜桑亦机智地游走在法国和两个反革命的干预国——西班牙（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东半部属于西班牙）和英国之间。1798年，英国曾企图征服该岛，损失惨重，遂放弃。拿破仑终结了杜桑的试验。根据巴黎国民议会决议，在所有殖民地，奴隶制已于1794年被废除，然而此时它又死灰复燃。1802年4月首席执政在与英国缔结和平条约后，派遣一支军事远征军赴加勒比海地区，以图结束杜桑的自治。总督被捕，不久死于法国监狱。然而，重新实行奴隶制的做法难以推行下去。黑人纷纷起来反抗，并于1803年在一次颠覆性的游击战中让法国军队遭遇了毁灭性败绩。日，海地正式宣告成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直到1825年，法国才承认海地，并由此放弃武力夺回海地的企图。通过海地大多数民众的斗争，他们冲破了该时期实力最雄厚的英法两大军事强国（在此地他们例外地保持一致）的阻挠，摧毁了该岛实行了三百余年的古老的奴隶制。但与此同时，革命和干预战争也使海地满目疮痍，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的新社会困难重重。
在海地发生的事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革命连锁反应。在19世纪，其他任何一个奴隶制社会，都未再出现奴隶自我解放的革命壮举。在法国，海地燃起的烽火被视作警示，对在奴隶制问题上政策过于软弱的警示。这个1794年就宣告解放全部奴隶的国家，直到1848年才解放了剩下的奴隶，也就是说，是在反革命的英国解放全部黑奴15年以后。自此之后，在所有奴隶制社会中——美国南部诸州尤甚——只要对奴隶实行哪怕些微宽容政策，人们就做惊弓之鸟状，就想象“奴隶起义”即将爆发的恐怖景象。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即在海地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南部各州的鼓动家们还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是法国废奴主义者（Amis des Noirs）打开了奴隶暴动的潘多拉魔盒。而美国废奴主义者则指出，只有废除奴隶制才能彻底铲除这一弊端。
与北美和法国大革命不同，海地革命发生于一个没有发达的书写和印刷文化的社会中。虽然有一些革命者的自述，但数量不多，确切阐述的纲领性声明更少。即使杜桑·卢维杜尔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计划和意图有时也只能从其行动来推断。对这些支离破碎的原始资料，史学家们近期做了创造性地分析和利用，为革命时代增添了新的维度。这一话语贫乏现象导致海地长期以来不被革命史重视。源于这场革命的，似乎除了向所有国家的奴隶们发出的自由呐喊外，并无普世性的政治思想。这个说法没有错。但我们必须看到，从一开始法属加勒比海地区就使用了自由话语，就如整个大西洋革命以此话语为依据一样。人们势必要摆脱奴役的枷锁，而英属北美和法国在对专制制度的批判过程中，过度使用了奴役的枷锁这个惯用语。最响亮的自由呼声偏偏来自蓄奴者，对此，英国启蒙思想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表示诧异。有些美国奠基者就曾经是，并且一直是蓄奴者（不过乔治·华盛顿释放了他的全部奴隶），1787年的美国宪法，以及后来的宪法修正案都对奴隶制问题只字不提。最初是消除种族歧视纲领，之后是奴隶解放纲领，首先在海地——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对后来积极参与革命的人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一个顽固的剥削制度的受害者，黑人和有色人种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观念、理想和象征，并在一个公民身份“不分肤色”的新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如同1794年所宣告的那样。也正因为这些原因，重新实行奴隶制才于年引发了对法国殖民者而言毁灭性的解放战争。除海地以外，殖民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仍继续存在，它在法律平等原则和其遭遇的现实困境的矛盾中，作为历史现象又存在了一个半世纪才最终消亡。
拉美与北美的比较
<p data-pindex="37"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76年和1789年原则对世界产生的思想影响超越了时空界限。此后所有时期，几乎全世界（或许日本除外）都以自由、平等、自决、人权和公民权为原则。但是，从英国同时代人埃德蒙·伯克，到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ois Furet），西方思想界另一种对立的思潮则做出了迥然相反的评价；他们倾向于认为雅各宾激进共和主义是“极权主义民主”（雅各布·L.托曼［Jacob L.Talmon］语，他认为卢梭是发明极权主义的一大罪人）和所有形式的政治狂热及原教旨主义的源头，对世界产生的直接的、有实际互动的显著影响有限。如我们之所见，它还没传播到俄国就已止步。在中国，1919年以前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没有产生明显的反响，即使1919年以后，人们也有充分理由对北美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更感兴趣。革命领袖孙中山（）很乐于被看作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在印度，一些英国的反对者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相反，英国人巧妙利用了印度对法国侵略的恐惧心理，以此为借口抢先出手，占领了理查德·韦尔斯利（Richard Wellesley）任总督的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理查德·韦尔斯利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屡建功勋、1814年被授予威灵顿公爵的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的兄长。在互相影响的大西洋沿岸革命区域之外或边缘地带，法国革命连同拿破仑的扩张在近东和中东的影响最为深刻。当然，在埃及、奥斯曼帝国，甚至在遥远的伊朗，拿破仑军事扩张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法国革命本身的影响。1798年法国入侵埃及，让人陡然觉察到了这种影响。法国占领军摧毁了统治数百年的马木留克（Mamluk）王朝，为法国1802年撤军后夺取政权的个人及群体创造了发展空间。作为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安全要素，奥斯曼帝国是英国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此时其重要性更是不同以往。在划时代的革命年份（1789）意外登上王位的苏丹塞利姆三世（Selim Ⅲ，），试图扫除阻挠所有革新措施的保守的耶尼塞里军团（Janitscharen）的影响，但未成功；直到1826年，其第二代继承者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才成功推行了近卫军改革。不管如何，苏丹塞利姆通过采取有力的外交和军事措施，开始实行军事现代化政策；此后不久，伊朗也开始推行类似政策。不过，在伊斯兰世界所有国家，在整个亚洲和非洲，法国大革命都未引发“下层”的独立革命运动。
拉丁美洲在这幅图景中的位置又是怎样的呢？在大西洋沿岸的几大区域中，它是第四个被卷入鞍型期革命进程中的。在所有地方，汇入整个革命洪流的情况有地区差异。在北美，后来建立了加拿大的那些殖民地，一如既往地效忠英国王室。相对于圣多明戈，加勒比海地区其他的奴隶制殖民地还算平静，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其他岛国，情况发展也与圣多明戈不同。相比之下，除古巴以外的整个西班牙殖民帝国全线崩溃，则成了西属美洲（巴西在葡萄牙王室统治下另辟蹊径）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特征。仅仅数年时间，一个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变身为无数独立的小共和国。从某种角度来看，就连西班牙民族国家本身也是其帝国瓦解的产物。人们更愿称之为“独立革命”（要用复数形式）的这一系列事件，从时间上来看，在该世纪最后一次强力推动了大西洋沿岸地区的转型。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时间被确定为年，对此基本没有争议。在这里，三次大革命均可作为参照。在奴隶制还起着重要作用的所有地方，尤其在自由的有色人种——在西属美洲被称为“帕尔多”（pardo，即混血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企图的地方，海地让人心生恐惧。也就是说，海地是不祥之兆，而非榜样，不过它也是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反叛者的庇护之所。法国大革命仅在某些条件下具有典范意义。西属美洲独立革命的领袖大部分是克里奥尔人，即在新大陆出生的西班牙裔白人。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都属于富有的上层社会，是地主或城市新贵。这样一些人，纵使对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自由主义目标抱有好感，也肯定会觉得雅各宾激进主义是威胁。而且，对于人民大众有时不免自行武装起来，他们也疑心满腹，充满戒备。
<p data-pindex="39" data-bookid="83936" data-chapterid="80～1782年，在西属美洲，自称为印加王图帕克·阿鲁马二世（Inka Túpac Amaru Ⅱ）的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José Gabriél Condorcanqui）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起义，此次起义证明，西属美洲也蕴藏着发生大规模人民反抗的力量。这是俄国爆发普加乔夫起义仅数年后，在世界另一端发生的从某些方面而言与之类似的一次起义。两次起义都是以各方力量的广泛而松散的联合为基础，并受到民族文化意识的驱动。同样是反抗西班牙统治（并遭到残酷镇压），此次起义的动机却与克里奥尔人寡头集团谋求自治的诉求不完全一致。此次反叛规模惊人，从牺牲人数亦可见一斑：据说，有约10万印第安人和1万西班牙人丧生。因此，对于拉美的“解放者”而言，雅各宾激进主义和全民动员（levée en masse）并无多少吸引力。而且他们也不能指望来自法国的革命支持，因为在独立斗争胜败攸关的那些年，拿破仑帝国终结后的法国重新被复辟的前王朝统治。
从本质上来说，法国转型与拉美转型间的联系更多地体现在强权政治层面，而非革命层面。谈及此，必须回溯到18世纪60年代。无论北美独立革命还是拉美独立革命的发生，都是这十年种下的因。出于类似但又各自不同的理由，英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在同一时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通过强化在殖民地的权威、改革殖民统治机构，收紧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发挥殖民地经济潜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宗主国。在新国王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新措施仅实行了短短几年就惨淡收场。卡洛斯三世（Karl Ⅲ，）统治下的西班牙最初小有成果，至少是未遭遇殖民地民众的强烈反抗。这有多种原因。一直以来，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体系更均质化和集中化，因此较易让有能力的行政官员落实统治意图。另外，南美的克里奥尔人未深陷批判权威的启蒙话语中，且不太习惯在代表机构中表达自己的意愿。出于这一原因及若干其他原因，西班牙殖民体系未像英国殖民体系那样，在18世纪下半叶的前半期就轰然崩塌。非但如此，它还维持了现状，直到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西班牙本土波旁王朝的统治被推翻。
如果说北美起义意在反抗一个在人们心中越来越不公、越来越专制的帝国政府，那么在西属美洲，危机积聚则是在这样一个帝国已然消亡之时。在如此的帝国权力真空下，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方面是形形色色的克里奥尔爱国主义，它们是在西班牙帝国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的，与北美各殖民地相比具有更鲜明的特色；另一方面，存在着在新的、自由的宪政框架内，仍与西班牙保持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关系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此前北美形势的发展毫无二致。在冲突之初，北美13个反叛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恕冒昧如此称呼他们）大多数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他们中很多人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摆脱了对英国根深蒂固的国家认同，产生了一种暂时尚摇摆不定的美国国家认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愈加决绝地进行反抗；事实上，他们并非反抗英王——无论是英王本人还是其背后的象征——而是反抗伦敦议会的全面主权要求；伦敦议会擅自赋予自己向美国人随意征税的权力，给予他们的则只有“实质性代表权”（virtual representation）这句虚妄之言。至于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国家，他们各自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走得更远。
另外，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人对西班牙非占领区成立的、不忠于王室（反动国王费迪南七世［Ferdinand Ⅶ］，正被拿破仑囚禁）的对立政府寄予很大希望。该政府的核心是1810年9月在加的斯召开的议会（cortes），此为西班牙史上第一个现代国民议会；从该议会的制度设计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是代表整个西班牙世界的代表机构，也就是说，它也代表殖民地。在议会中美洲地区代表自然只占很少席位；这个议会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在贸易问题上，证明自己与数十年前的英国国会一样顽固不化。在西班牙专制政体之外建立一个帝国联邦，这一想象中完全可能的理想没有成为现实。另外，议会亦贻误了废除奴隶贸易和/或奴隶制，以及在美洲社会多种族问题上表明立场的时机。尽管如此，西班牙早些时候在建立宪政国家方面的试验，对于当时欧洲的情况而言，已具有相当可观的规模；这恰使克里奥尔人也习惯了成文宪法（西班牙1812年宪法在宪法形式上成为19世纪拉美地区蓬勃的立宪风潮的典范）和参与面广的政治实践，比如男性选民的选举权不受财产资格限制。
相比英属美洲，西属美洲的解放历程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这个地区地域更辽阔，后勤保障更困难，城乡对立更严重，忠君思想更浓厚，这导致克里奥尔精英阶层内部常纷争不断，几近内战爆发的边缘。从空间上来看，此地若干军队和民兵组织并存，他们进行着五花八门的独立战争，这些战争相互之间只有很松散的联系。从时间上来看，前后经历了两个战争阶段：1814年5月，随着奉行新专制主义的国王费迪南七世的回归，无论在大西洋此岸还是彼岸，崭新的开端都被毁于一旦。西班牙开始试图重新夺回已脱离其控制的殖民地，并旗开得胜，直到反抗西班牙恢复统治的军事抵抗爆发，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和贝纳多·奥希金斯（Bernardo O’Higgins）等人领导的自由斗争才达到其辉煌的顶点。从1816年前后的情形来看，似乎西班牙已然控制住了反抗迭起的局面，不过也有例外，主要是阿根廷。在美洲大陆的很多地方，反叛者处于退守状态；反动势力开始对反叛者实施报复。经过了这一革命事业的低谷，解放战争的第二个阶段才逐渐拉开帷幕；在这一阶段，考迪罗已开始扮演可疑的角色：这些军阀的权力基础是确保其武装团伙及平民追随者能够分享战争果实，他们并不关心国家制度。与北美相比，拉美革命总体上更复杂，有更多社会阶层卷入。在北美，精英革命中找不到农民反抗行动，尤其是农民起义，比如墨西哥乡村地区常发生的那类革命；在墨西哥，人们揭竿而起往往与西班牙殖民统治没有关系，而是为了捍卫被危及的生活方式。新西班牙/墨西哥以南诸国取得的最后一系列军事胜利，也与西班牙自身的疏漏有关，因为军队对夺回美洲热情不高，而若没有军队的支持，自由派便不可能成功迫使国王费迪南七世在1820年恢复宪法。西班牙再次出现的混乱状况使新组建的美洲远征军推迟了出发时间。在企图重新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西班牙人使用了他们不久前亲身体验的法国反游击战战术；这再次表明，革命的大西洋地区在革命者相互学习方面存在着关联性。
最后是国际背景：不同于1778年后的北美反叛者，西属美洲的自由斗士们未得到外部的直接军事援助，亦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外部强国直接干预革命过程，如在海地那样。英国皇家海军虽垄断整个大西洋海域，但有别于其他革命的是，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复辟王朝代表之间发生的重要军事战争都没有第三方插手。不过不应忽视，最初，即1810年前后，对法国也可能会霸占西班牙殖民地的担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西班牙君主国不复存在，在拉美没有人还热衷于成为拿破仑的臣民。在后期革命阶段，“个体”支持也并非无足轻重。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士兵和志愿者在各种战场战斗（年，共有5300名这样的革命者抵达南美），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因素。美国海盗在其政府容忍下袭击西班牙舰船，英国商人提供财政支持：长远来看，这是开拓新市场的一项很好的投资。
在整个美洲，独立革命至少在趋势上产生了两个根本性影响：臣民变成了公民，旧有等级社会结构被动摇。由于属于不同的殖民宗主国，北美和西属美洲出现了不一样的政治图景：在西属美洲，由于民族国家的独立，政治景观比北美更丰富多样；在北美，则形成了一个联邦国家，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向西和向南进行领土扩张，不惜让墨西哥以及受西班牙影响的文明付出代价（1898年美西战争就发生在这条分界线上）。此外，在北美和南美，分别有一个未经历革命的大国：这边是巴西王国（自1889年起成为共和国），那边是大英帝国加拿大自治领。在北美和南美，政治革命都未能立竿见影，迅速使局面稳定下来。不过，在北美，形势更为有利，因为独立战争没有同时也变成一场内战，还因为北美没有类似于“帕尔多人”的群体，即庞大的自由有色人种阶层——有时共和派和忠君派都向他们示好，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北美，白人与印第安人及黑人之间界限分明：国家政治始终是白人政治。在南美，殖民政府依据肤色深浅来确定法律地位，冲突线更纷乱。在北美，城乡之间明显保持了较平衡的状态，而在南美，战争导致了南方的“权力乡村化”。此后的几十年，北美开疆拓土，促进了土地占有的民主化。而在南美，情况则恰恰相反，占有土地的寡头阶层垄断了权力，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政治中更深地刻下自己的烙印；在美国，即使南北战争前南方各州影响达到巅峰时，乡村势力亦不曾壮大到如此程度。
年轻的美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是避免了军事化和军国主义，南美未能复制美国的成功。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武装民族”（nation in arms）没有发展成军事独裁。类似考迪罗那样的独立军事力量未获得大的影响力。与南美和欧洲部分地区不同的是，北美没有成为军事政变频发的大陆。直到19世纪60年代，甚至70年代，西属美洲的若干国家才实现了内部安定的局面，这也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结果。若要为该世纪的中南美洲划定一个政治稳定的兴盛期，那么应该是从1880年到1910年墨西哥革命开始的这30年。当拉美独立斗争刚刚开始，美国却已结束革命，局势已经相当稳定。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当选第三任总统，合众国进入了巩固期。巩固期的一些做法带有欺骗性或暂时性。主要有两个问题未澄清：首先，奴隶制和北方的以自由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类型，如何在同一个国家共存；其次，应以何种方式让新联邦州融入进来，而又不破坏现有的宪法平衡。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并非完全出人意料。事后来看，它的发生似乎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有“必然性”。南北战争开始之时，革命时期遗留的问题尚未解决。正是因为开国之父们忽略了解释清楚奴隶制问题，才留下了隐患，导致19世纪60年代末奴隶主们郑重要求重新开放1807年已被禁止的非洲奴隶贸易，以及亚伯拉罕·林肯这样一位审慎智慧的政治家确信南方企图把奴隶制强加给北方自由州。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南北战争是革命的余声。倘若不怕冒过度使用革命概念的风险，可以试着想象，北美存在着一个百年革命暴动周期，即从1765年印花税危机到1865年邦联的失败。
西属美洲独立革命结束的时间，与年欧洲革命发生的时间很接近，这是一次具有双面性，既回望过去又眺望未来的承前启后的革命。若说它们构成并终结了革命时代，也算实至名归。1830年7月底巴黎发生了手工业者骚乱，由此次骚乱触发，巴黎、荷兰南部（该事件最后导致了独立国家比利时的诞生）、意大利、波兰和德意志邦联的一些邦国（主要是库尔黑森、萨克森和汉诺威）也都相继进入革命状态。其实这场革命的结果乏善可陈。1815年后在欧洲大陆占了上风的复辟势力，在各处零星地遭到削弱，但只有在法国被清除——即使在法国，为自己争取了更多政治空间的主要还是那些团体，不管你愿称他们为“名人显要”，还是“自由资产阶级”，总之是七月革命前构成了法国后革命时代精英核心的那些人物。1830年发生的是一场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不过，当它们唤起人们对宪政国家最初革命思想的记忆，反复提及雅各宾时期前法国大革命的修辞术与象征意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承继了年革命。不过，关于城市街垒战的英雄意象，不应遮蔽仍存在着乡村反抗形式这一事实；它们与城市中发生的事件常常只有松散的联系，当它们被贴上“前现代”的标签，就很少再被谈及。
跨大西洋融合
大西洋沿岸革命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基本经验，即广大民众持续的政治化；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是，任何革命发生之后，都不可能再回到前革命状态。在所有地方，政治都不再只是精英政治，几乎总会遗留下一些什么，尽管革命阶段后的过渡，即革命热潮的降温，是循了完全不同的路径。在美国，民众政治化得到了最有效的疏导，被罩上了代议制的制度外壳，但非白种人却被排除在外。在这样的准民主重建尝试失败的地方，如在五人执政内阁时期（）的法国，以及拉美的一些国家，新的独裁体制也不能缺少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必须得到“人民”确认，至少是采用鼓掌通过的方式。“波拿巴主义”并不意味着恢复旧制度，即使1814年后的波旁复辟王朝，也接受了自1789年以降的一些时代遗产，比如宪法思想（以宪章［charte constitutionelle］的形式）及拿破仑创立的由其将军和宠臣构成的新贵族。不过，复辟王朝关闭了因革命而出现的最可怕的工具：拿破仑那吞噬生命的战争机器。除了西班牙、库尔黑森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其他地方的“反动势力”都不打算完全抹除革命的痕迹。单靠领袖魅力无法支撑起后革命时代的秩序，拿破仑这个伟大的制度缔造者，对此一清二楚。玻利瓦尔也明白这一点，尽管在他胜利的岁月里有不少实行独裁统治的诱惑，但他还是为建设法治和以超个人的方式约束个人权力，不懈斗争。不过，他没能防止他的祖国委内瑞拉和该大陆其他类似国家又陷入长达10年的考迪罗统治。在这种状况下，民众政治化就发生了萎缩，只剩下哄自己的追随者小圈子开心。
大西洋革命脱胎于从哥伦布时代发展而来的覆盖大洋两岸的紧密交织的关系网。融合是在若干层面上重叠发生的：
（1）在西班牙、英国/大不列颠和法国这几个大帝国，以及葡萄牙和荷兰这两个小帝国疆域内发生的行政融合；
（2）通过人口向新大陆迁移发生的人口融合，尤其是从东岸向西岸，但也包括反方向的人口回迁，主要是殖民地管理人员；
（3）通过贸易发生的融合，从北方的毛皮贸易到南方从安哥拉向巴西贩卖黑奴的奴隶贸易，贸易的进行是按照虽成果渐微但尚能贯彻的国家重商主义竞争规则，最初（自约1730年开始海盗骚扰事件又有抬头）遭到地方海盗骚扰；此类贸易创造了共同的大西洋消费文化（即今天西方消费主义的起源［consumerism］），通过有政治动机的抵制措施来切断消费，这时初次成为国际交往的武器；
（4）通过形形色色的文化传输发生的融合，从西非生活方式的传播，到表演实践在整个地区的流行，乃至大西洋彼岸对欧式建筑风格的各色模仿；
（5）通过因越来越多书籍、小册子及杂志的流行而传播的相同或相近的“大西洋文明”基础规范而产生的融合；英国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威廉·黑兹利特（Willam Hazilitt）1828年就曾称法国大革命是发明印刷术的继发后果。
对于理解大西洋革命而言，第五点不可谓不重要，尽管不是基于利益的纯粹的观念，不足以解释政治行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所有大西洋革命都孕育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源于欧洲，其在大西洋彼岸的影响首先必须被描述成一个理解和接受的特别过程。自18世纪60年代起，对欧洲学者（如自然科学家布冯［Buffon］及后来的哲学家黑格尔）傲慢地评论新大陆的自然与文化，美洲本土开始有人发声——这些声音在欧洲也得到倾听，有些人愤怒地予以回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几位作者、墨西哥神学家弗拉伊·塞尔万多·特雷萨·德·米埃尔（Fray Servando Teresa de Mier）等。与博学多识、常年旅居伦敦的学者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同为该时期拉美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的西蒙·玻利瓦尔亦坚持认为，不能将欧洲启蒙运动纲领生搬硬套地运用于美洲。关于这一点，他引证了孟德斯鸠的理论，孟德斯鸠说，为某国制定的法律必须适合该国的具体情况。在整个大西洋地区启蒙运动内部形成了中心和外围地区。从智识角度来看，除了法国和苏格兰，卡洛斯三世统治下实行反教会改革政策时期的西班牙也是启蒙运动发生的一个场所。不过，超越欧洲内部文化界限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尽管他们的宗教常常沿着不同轨迹发展，但英国人和北美垦殖者拥有共同的法律传统，在涉及个体及个体保障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常被谈及。通过在美国内部观念之战中满天飞的小册子，尤其是《独立宣言》，可以看出，约翰·洛克及其关于统治契约的观点，阿尔杰农·西德尼的反抗理论，早期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如弗朗西斯·哈奇森和亚当·弗格森的理论，在北美已家喻户晓。1774年11月才来到新大陆的托马斯·潘恩，一位胸衣匠人和自学成才的哲学家，在这里华丽变身，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时评作者之一；他把英国政治激进思想写进了出版于1776年的极富感染力的著作《常识》中，该书是大西洋世界主义的产物，其后来的著作《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对此有着更淋漓尽致的表达。
与欧洲取得的“开明专制”的具体成果相比，新的合众国则体现了启蒙思想得到践行的进步。如果说鞍型期曾有过哲学家国王的话，那么，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盖世无双的拿破仑相比，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三位继任——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更配得上这个称呼。法国学者在美洲的英语地区也受到重视，其中主要是孟德斯鸠、卢梭和殖民主义的激烈批判者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以此名发表的文章部分为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所写）。这些哲学家也同样迅速为拉美人所熟悉。像西蒙·玻利瓦尔这样一位出身于加拉加斯富足之家的年轻人，既读他们的著作，也读霍布斯、休谟、爱尔维修（Helvétius）和霍尔巴赫（Holbach）；这方面他可能并非例外。在18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上至总督，下至百姓，举国上下都悉心学习具有批判精神的欧洲思想巨擘们的金玉之言——虽然不能立即付诸实践。宽泛而言，信仰进步这一时代精神不仅在大西洋两岸照耀着狭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且也启迪了商业世界的一些领域。对于许多美洲人来说，来到“政治上”保守的现代“经济”中心伦敦，和亲密接触革命风起云涌的巴黎一样令人激动。
年轻的毛泽东想必很清楚这一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曾在1927年这样写道。此言亦适用于大西洋革命。在这些革命中，像年从易北河到戈壁荒漠之间发生的那样的和平革命一次也没有。罗列具体统计数字在这里简直多余。在年“恐怖统治”（terreur）时期，法国全国死难者人数估计达5万人（另外，年旺代［Vendée］内战中还有15万～20万人丧生）。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年的欧洲战争（包括西班牙1808年后各方制造的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中丧生的人数超过了法国；在拉美，从1780年图帕克-阿马鲁起义到演变为暴力失控的全面战争的解放战争和内战结束，数十万人失去生命；在该时期的革命风暴中心圣多明戈/海地，丧生者不计其数，其中包括法国和英国远征军的数万名普通士兵——他们大部分死于热带疾病。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革命相比，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领导的革命更仁慈，这个说法很公允；在美国没有发生像法国那样的对所谓叛徒的大屠杀。尽管如此，不应当忘记，就英国方面而言，它需要针对年美国独立战争进行战争动员，动员规模在英国前所未有，并从某种程度上使这场战争成为第一场现代战争；也不应当忘记，仅反叛方就有约2.5万人丧生。与整个法国大革命相比，这场战争制造了更多难民和移民。但与1789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不同——这场战争中单占领奥恰克夫（Ocakov，也即?zi）港口堡垒一役，仅一个下午就有数千名土耳其人遭到杀害——美国独立战争中没有发生对平民的屠杀。相比之下，19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世纪，在世界历史上是个较太平的时期，直到年在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大屠杀。
英国在辽阔的大西洋革命战场上的地位极其特殊。最晚自1763年起，它已是大西洋地区实力最雄厚的军事强国。试图压服固执的殖民地英国人的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若如此简单地、线性地看待的话）；从时间上来看，一场场革命此起彼伏。在所有这些革命中，都有英国的参与。它发起战争，镇压该时期除拉美革命以外的所有革命。然而，即使在拉美地区，英国早些时候的一次军事行动，即1806年6月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民众因此而动员起来。尽管英国四处插手，到处出击，其政治体制仍保持了完好无损，未因乡村地区和新兴工业城市中的社会反抗和颠覆行动而被动摇，并于年成功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规模最大的军事和经济动员，且经受住了选择政府领导人的考验，使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d.J.）这样一位才华超群的政治家，拿破仑所有对手中最危险的一位，执掌了政权。综上所述，能说英国这个同时正在经历极为快速的社会及经济变化的国家，是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最保守的国家吗？
联合王国也参与了1830年的欧洲革命运动。1830年夏，国王乔治四世去世不久，从法国传来7月革命的消息；1832年7月，在极端紧张对立中，议会的一揽子改革法案终获通过，在此期间，英国经历了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内政危机。最危险的革命易感期并不是18世纪90年代和1848年，而是持续20余年的战争结束15年后的那段时间。战争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早期工业化又产生了一些后果，使民众对现行体制的不满雪崩般爆发。年，英格兰南部、东部及威尔士都发生了骚乱，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Bristol）遭到严重破坏，诺丁汉城堡被付之一炬，工人和中产阶级结成护卫队、民兵组织和同盟。倘若在1832年春，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威灵顿公爵，像两年前法国的波利尼亚克王子那样，仰仗反动国王的支持，试图直接对抗公众意愿的话，那么汉诺威王朝恐怕就重蹈法国波旁王朝的覆辙了。但公爵没有那样做，而是支持有改革意愿的首相、辉格党人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为改革法案赢得了多数支持。法案小心翼翼地扩大了男性选民范围，增加了崛起中的工业城市的议席数。但比法案内容更为重要的则是法案被通过这一事实。上层改革先于下层革命而发生。由此，英国找到了保障稳定的新的成功良方，同时皮特所代表的保守派寡头政权被持新立场的政权取代，新政权超越党派，比以前更关注乡村地区的民意，也越来越重视尚无选举权的民众的意见。这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对改革的局限性的失望导致了人民宪章运动的发生。该运动也产生了丰硕的思想成果，但于1848年遭遇政治上的失败；因为它既没有升级为暴力革命，也没能在中产阶层的改革派势力中找到足够多的同盟者。
早在1807年，另一种形式的英国革命——废奴运动，就已首战告捷。它是以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形式组织起来的；在废奴运动的推动下，英国议会下令禁止奴隶贸易。1834年，奴隶制在大英帝国被废止。这场运动不亚于一场道德和正义的革命，它彻底摒弃了一种数百年来在整个欧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益于各自“国家”利益的制度。在这场特殊的英国革命开始之初——具体时间可确定为1787年——只有少数宗教活跃分子参与，他们大多数是贵格会教徒和激进的人道主义者。这场运动最坚定和最成功的组织者是一位圣公会牧师——托马斯·克拉克森；具有绅士风范的福音派政治家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成为该运动在国会最知名的代言人。在影响达到巅峰时，废奴运动成为一场遍及整个英国的群众运动；它运用了多种多样的非暴力宣传鼓动技巧，它也是欧洲历史上首次主要由商人（陶器制作企业主约书亚·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领导的抗议运动，而且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法国大革命不同，贵族阶层的叛徒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没有起到作用。尽管废奴运动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的政治体制，但摧毁了一种作为近代早期大西洋地区之根基的强制性制度，以及支撑这一制度的法律秩序和意识形态。
革命的相互影响并非仅仅通过书籍和抽象的讨论，后来的革命者们“亲临”革命阵地学习。本杰明·富兰克林——因其所做自然科学实验而成为在欧洲最负盛名的美国人——曾于年担任新美国驻巴黎的外交使节。莫提耶·德·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fayette），这位“两个世界的英雄”，曾与若干其他欧洲志愿者一道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他深受美国宪法原则的影响，与乔治·华盛顿成为莫逆之交，又幸得托马斯·杰斐逊本人的引领，因此，在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他属于政治立场温和的领袖人物。想必不久他就听闻，法国大革命不会“盲目”地照搬美国模式。于是，他从法国出逃，后作为所谓危险激进分子遭到普鲁士和奥地利监狱的监禁。最终，在许多人眼里，拉法耶特成为纯粹革命理想的化身——一如年轻的海因里希·海涅；海涅与拉法耶特在巴黎相识，当时拉法耶特年事已高，但热烈奔放不减当年。当然，每场革命都走了自己的独特道路。比如在法国，人们不太看重政府机关间的“相互制衡”，而是更重视让·雅克·卢梭意义上的不可分割的公意的表达。就学习孟德斯鸠理论的能力而言，与其法国同胞相比，北美人学得更到家。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人才逐步走向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不管怎样，1795年五人执政内阁时期颁布的宪法，比以往历次革命的宪法更接近美国构想，波拿巴将军因此备受颂扬，被认为是又一位乔治·华盛顿横空出世。两场革命继续相互交织和彼此影响，直到19世纪，在美洲和欧洲之间才渐渐出现了巨大的思想鸿沟。
在后来的复辟时期，也有很多人的人生经历与革命密不可分。从网球厅宣誓到滑铁卢战役，法国大革命持续了整整26年。有些人此时正逢中年，积极参与了革命，比如塔列朗（Talleyrand），他在该时期的每届法国政府中都身居高位。另有一些人，如歌德、黑格尔、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以及同时代人中活得更长久的那些人，则目睹了革命从始至终的整个过程。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亚历山大·冯·洪堡就在伦敦聆听过埃德蒙·伯克的演讲，与托马斯·杰斐逊进行过学术讨论，曾被引见给拿破仑，也曾在欧洲奔走呼号，争取人们对拉美独立革命的同情，并于1848年3月以80岁高龄参加了柏林的革命集会。
自从经济史确定工业化的时间延伸到19世纪后，革命时代呈现为一个巨大的悖论，尤其是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首散布的貌似可信的“双重革命”理论——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站不住脚了。随着革命时代那些伟大篇章的出炉，尤其是《独立宣言》（1776）、《美国宪法》（1787）、《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789）、法国关于废除殖民地奴隶制的法令（1794）及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