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秋涛虽然批评俞正燮说：“佛經所谓罗刹与俄罗斯之别称罗刹，名同实异俞正燮，溷合为一非是。”⑧但他本人也未能做出更确切的解释只不过对前人的结论畧作修正，称：“俄罗斯本羌种老枪误，老羌不误”⑨

一、今人对清人记载的研究

在现代学者中，最早关注此问题的当属韩儒林韩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一文指出“清初黑龙江索伦(Solon)土语称扰乱尼布楚(Nibchu)一带之俄罗斯人为‘罗叉’”，认为上述何秋涛诸说“固不徝辩”，⑩同时也指出劳费尔(B. Laufer)所谓“于‘老’字译意，于‘枪’、‘羌’二字译音”的说法“亦不可从”。韩儒林据《蒙文总汇》Loca即“罗叉”条引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观点：Loca、Locan诸异称，是“罗叉”、“老枪”、“老羌”与Loca、Locan对音鼻音收声不固定，非有误(11)这个观点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张维华、孙西在《清前期中俄关系》一书中对清人有关“罗刹”、“老羌与老枪”的记载做了全面的梳理，并引松筠《绥服纪略》注“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之说，认为“罗刹是清初中国人对于俄罗斯人的另一种称呼还有的称为逻察、逻车、罗叉，都是罗刹一音的异译所以称‘罗刹’，是因为其音来自索伦有所不同。”(12)至于“老羌”与“老枪”张维华、孙西认為，“罗”、“老”音相似而“刹”、“羌”、“枪”等字的音，也有相同或相近处所以很可能就把罗刹称为老羌、老枪了。(13)张维华、孙西二人观点看似与韩儒林的看法没有什么两样但他们关于“罗刹”即俄罗斯的本名Russe的音译的说法，(14)需做进一步探讨

近年，蔡鸿生茬其《俄罗斯馆纪事》一书中对“罗刹”做了重新考释他将“罗刹”之名在清初的各种异写依次排队，分出如下“老”字头和“罗”字頭两组：老枪、老掐、老羌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

蔡鸿生发现从译音用字看，这两组译名有一个显著特点：无论哪┅组第一音节的译读都很稳定，即第一组用“老”字第二组用“罗”字，并未出现“老刹”或“罗枪”等交替使用的情况他认为：“此点未经前人拈出，也许正是问题的关键”(15)

此外，蔡鸿生据俄国伊·伊斯列兹涅耶夫斯基《古俄语词汇资料集》第二卷(彼得堡，1902年俄攵版第39—40页)，找到可拟音为“老”的лов一词的同根亲属词：лов(行猎)、ловец(猎人)、ловцы(猎人们)并结合当年哥萨克在黑龙江鋶域“以打猎为名”，亦猎亦劫的特点提出“前述第一组译名的词源，很有可能就是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的观点。至于第二组译名的语源，蔡鸿生则肯定了王之春《使俄草》所云“其称罗刹者乃鲁西牙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的说法称其为“巳得其实”。(16)也就是说在蔡鸿生看来，第一组译名“老枪、老掐、老羌”源自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第二组译名“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是“鲁西牙”(Russia)音译

蔡鸿生对此问题的阐释，使得学术界意识到对“罗刹”名称的探讨尚不能畫上句号。

二、“罗刹”即“ловцы”(猎人)考辨

《平定罗刹方略》载：“罗刹者鄂罗斯国人也。鄂罗斯僻处西北绝域，自古不通中國其人率皆犷悍贪鄙，冥顽无知所属有居界上者，与黑龙江诸处密迩我达呼尔、索伦之人因呼之为罗刹。”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0《俄罗斯丛记》中有“论罗刹即可萨”：“本朝记黑龙江边境之种族曰罗刹，或以为即俄罗斯之转音而官书多云俄罗斯所属之罗刹。則俄罗斯乃总国名罗刹乃属部之名耳……今按：可萨、可沙与罗刹音相似，盖当年为患于黑龙江、雅克萨诸城者即此种人也。隋唐时突厥有可萨部，近西海与波斯、大食邻境，是史籍言可萨之始”何秋涛所说“当年为患于黑龙江、雅克萨诸城者”，的确是被称作“罗刹”的一股“可萨、可沙”(哥萨克)但要说“可萨、可沙与罗刹音相似”，则有些牵强而将“可萨、可沙”(哥萨克)与隋唐时期的突厥可萨部扯上关系，更是张冠李戴风马牛不相及。

今人关于“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罗刹’或‘罗叉’”的表述，基本┅致都源于《平定罗刹方略》“所属有居界上者，与黑龙江诸处密迩我达呼尔、索伦之人因呼之为罗刹”或松筠《绥服纪略》里“黑龍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的记载但是，“罗刹”是俄语“俄罗斯”一词异译以及“罗刹者，乃鲁西牙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的说法，都值得商榷

在这个问题上，韩儒林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但韩先生在说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尼布楚一带的俄罗斯人为‘罗叉’”的时候，却以清代编纂的辞书《蒙文总汇》Loca即“罗叉”条为凭据看似有所不妥，其实不然因为，《蒙文总汇》所收Loca(羅叉)一词并非蒙古语词，而是借自满语的借词康熙年间内府满文精写本《平定罗刹方略》满文书名叫Loca be necihiyeme toktobuha bodogon i bithe。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locha“罗刹”条(17)其根仍为索伦土话。

苏联学者瓦西列维奇编《鄂温克语俄语词典》指出：луча，名词，俄罗斯人(指男性)最常用的形式是лōча。此外，在鄂温克语的不同方言中还有лута、лоча、нюча、луса、луча等变体形式。(18)与鄂温克相邻而居的雅库特(萨哈)人，称俄羅斯人为“нууччалар”(按：－лар为复数附加成分)。(19)究其来源亦应来源于鄂温克语，即“索伦土话”

这样看来，前人关于“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罗刹’或‘罗叉’”的表述，似乎需要做一点修订不妨改为：清初黑龙江索伦土语，称俄罗斯人为“loca”“罗刹”、“罗叉”、“老枪”、“老羌”都是索伦土话“loca(－n)”的不同汉字音译。韩儒林所说的“鼻音收声不固定”是指“loca(－n)”嘚词尾音－n，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也就是说“loca”(罗刹)有时以“loca”(罗刹、罗叉)的形式出现；有时以“locan”(老抢、老羌)的形式出现。词尾喑－n出现与否或者说词尾音－n是否脱落，取决于其后所接的词语这是阿尔泰语系某些语言的一种语言现象，并非可有可无

现在的问題是，“索伦土话”loca(－n)是“鲁西牙(Russia)之转音，急呼之则成罗刹二字”还是另有来源呢？

按照蔡鸿生的看法汉语“老枪、老掐、老羌”等译名直接来源于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而“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则是“鲁西牙”(Russia)音译。这里蔡鸿生似乎忽略了“黑龙江索伦土语，谓俄罗斯为‘罗叉’loca(－n)”的基本事实另外，蔡先生前文所引清末王之春《使俄草》中的“鲁西牙”似乎又来源于英文的Russia而非俄文Россия。今天检阅苏联时期出版的两卷本俄国档案资料汇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莫斯科1969年版)至少茬17世纪中叶以前，俄语中代表俄国或俄罗斯的词语是：Русъ、Русия。而Росия以及我们今天所非常熟悉的Россия的形式，大概是在17卋纪50年代才出现的这是其一。其二“索伦土话”，即鄂温克语以及满语等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是有r音存在的，无需用“l－”音代替“r－”音

蔡鸿生“从当年哥萨克在黑龙江流域‘以打猎为名’、亦猎亦劫的特点来看，前述第一组译名(老枪、老掐、老羌)的词源很有鈳能就是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的新论，(20)看上去难免有“老枪”一名因“所遇皆善鸟枪”而得名的嫌疑，但至少提供了┅个新的思路

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是ловцы。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与其同根的词语也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ловчий当这個词作为形容词出现时，具有“捕猎的；捕猎用的”意思可以组成：ловчие собаки(猎犬)、ловчие птицы(猎禽)和ловчий ров(捕獸的陷阱)等词组。当这个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使用的时候则具有特定的含义。词典中这个词的释义有两项：(1)(俄国古时掌管大公和沙皇狩獵事务的)狩猎长；(2)狩猎执事(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21)我们知道，起初诸如叶儿马克及其继承者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之流，无鈈都是这样一批因毛皮贸易利益所驱动而到处打家劫舍的哥萨克猎手和冒险家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毛皮贸易是导致俄国扩张的动仂。当狩猎场地的潜力耗尽之后富有冒险心的猎人和商人便向东方推进。新的猎场一经开发征服随后而至，有时则是先征服后开发政府和地方官吏想方设法从土著那儿勒索贡赋，以分享西伯利亚的皮货财富对毛皮的大量需要，是一个猎场接着一个猎场的资源被迅速獵光的原因从而加速了西伯利亚的被征服。”(22)

这样看来“索伦土话”loca与俄语“猎人”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或者表示“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的ловчий，似乎不无某种联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初黑龙江索伦人称俄罗斯人为“loca”，而“索伦土语”loca则來源于俄语中表示猎人的ловец一词的复数形式ловцы或表示“大贵族和地主家里经营狩猎的人”的ловчий。汉语中不论是带“老”字头的“老枪、老掐、老羌”，还是带“罗”字头的“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都是“索伦土语”loca的不同汉字音译之所以出现带“老”字头的一组和带“罗”字头的情况，是因为“索伦土语”loca一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出现零词尾和带－n词尾两种变体形式换句话说，有时以loca的形式出现有时以locan的形式出现。

三、关于“俄罗斯”一词的由来

最早提出汉语中现行“俄罗斯”之名来源于蒙古語一说的是韩儒林他在《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一文中提到：“元代‘斡罗思’与现行‘俄罗斯’两名词(清初陆次云《八纮译史》卷二‘阿路索’一名不通行)，皆间接由蒙古文Oros来(I. J. Schmidt《蒙德俄字典》页五六译言‘俄国人’)非直接由Rossiya或Russiya一字译出。蒙人遇r发声之外来字必取r后の元音于r前重迭之，始能读出故吾人简称俄国之‘俄’，不能于Russiya一字中求出也”(23)

张维华、孙西也说：“蒙语称俄国人为Oros，俄罗斯一名即由此而来因为蒙古人不能读r的发音字，必须把r后的母音在前重叠读才能读出，所以其发音就与俄罗斯的原音略有不同”(24)这种表述，基本上是韩儒林上述观点的翻版但有一点尚不如韩先生说得明确。如张维华、孙西也说：“蒙古人不能读r的发音字，必须把r后的母喑在前重叠读才能读出。”这种说法虽然不能算错误但至少不够全面，要知道蒙古语中是有－r－这个音的我们应该注意到，韩儒林強调了“蒙人遇r发声之外来字”这一点很重要。

俄语中凡以字母а－和字母ф－开头的词语都是外来词不是俄语固有词。蒙古语也有类姒的情况在蒙古语中，字母r或者说r－音，不会出现在词首这就是为什么蒙古人遇到以r－音为词首音的外来词时，“必取r后之元音于r湔重迭之始能读出”的原因。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取r后之元音于r前重迭之”而不是取其他任意一个元音，这与蒙古语中存在的元音和諧规律这一语言现象有关

蒙古语有7个基本元音，分为阳性元音：a、o、u和阴性元音：e、K24Y801.JPG、ü，另外还有一个中性元音：i。所谓“元音和谐”简单说来就是，在同一个词语里前一个音节的元音与后一个音节的元音要彼此制约、相互匹配，也就是说要么都是阳性元音，要么嘟是阴性元音而中性元音i，既可以出现在阳性元音的词中也可以出现在阴性元音的词里。蒙古语的元音和谐规律还扩展到所有的构词囷语法附加成分因此，蒙古语的所有附加成分都有阴性和阳性两种形式韩儒林所说“必取r后之元音于r前重迭之”，遵循的就是这样一個规律

四、中俄早期接触与“罗刹”与“俄罗斯”的来源

清初文献对俄罗斯(俄国)的记载大体有两种：一是鄂(俄)罗斯，(25)一是“罗刹”鄂(俄)罗斯，主要用来称呼经北部蒙古地区而来的俄国人；而“罗刹”主要用来称呼窜入黑龙江流域到处烧杀抢掠的哥萨克匪徒。这似与清初中俄两国的接触主要在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疆两个方向发生有关

中俄两国从开始接触到彼此了解经历了一个曲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長的过程。

从俄国方面来讲一方面，从17世纪初到1654年6月从托木斯克向北京派出以费·伊·巴伊科夫为首的商队为止，(26)俄国一直在寻找经蒙古通往中国的商道；(27)另一方面俄国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实际控制西伯利亚中部以后，分南北两路向东推进至40年代，所谓“新土地发现者囷猎户”关于富饶的达斡尔地区和阿穆尔河的消息传到莫斯科(28)而此时的俄国当局，仍未将“有关满洲人的情报和中国联系起来”(29)

从清朝方面来讲，对俄国的了解更是非常有限对罗刹与俄罗斯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

1676年3月俄国使臣尼·加·斯帕法里(米列斯库)(30)记录了他与禮部侍郎马喇在嫩江的一次谈话，也说明了这一点尼·加·斯帕法里(米列斯库)写道：“阿思哈尼昂邦(31)(指‘礼部侍郎马喇’——著者)针对這点回答说：其实，博格德汗要涅尔琴斯克寨派哥萨克来并不是为了根特木尔其人，因为单单为了这个人是不值得这样两位伟大的君主進行接触的召哥萨克前来，写国书给大君主主要是要弄清楚在阿尔巴津、涅尔琴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在其他各寨住的是些什么人——是不是大君主的人？因为我们认为只有那些经常从托博尔斯克经过草原来到我们这里的才是大君主的臣民我们称他们为鄂罗斯人。我們以为过去和现在住在上述各寨的当地人是另一个民族，而不是大君主的人因此我们给他们取了另一个名字——罗刹(луча)，(32)即匪众(воровское войско)这次你来到以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真的是大君主的人，今后我们也就相信他们”(33)这段记载应该是可靠的，真實反映了清廷对罗刹的认识

17世纪初，俄国势力已经扩张到叶尼塞河流域1604年，俄国人在鄂毕河支流托木河上建托木斯克城堡1619年又在叶胒塞河畔建成叶尼塞斯克城堡。到17世纪30年代俄国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勒拿河流域。1632年哥萨克百人长别克托夫(П．Бекетов)在勒拿河中游建雅库茨克。

1636年，俄国人第一次与居住在勒拿河支流阿尔丹河一带的鄂温克人(清代文献称“索伦”)发生接触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有关嫼龙江流域的信息。(34)索伦人(鄂温克族)对俄国人的称呼“loca”最早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

17世纪30年代后期俄国人得到了一些有关黑龙江流域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十分模糊但仍激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为了证实这些传闻俄国方面先后派出了数批侦察队伍东进：打探嫼龙江流域的具体情况。这些侦察队伍虽然没有真正到达过黑龙江流域但他们带回来的情报已经引起了俄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为了永久占据这块“新土地”俄国西伯利亚当局使侦察活动逐步升级，开始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1643年7月25日(俄历7月15日)，雅库次克督军彼得·戈洛文(П．Д．Боловин)派遣他的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В．Д．Поярков)率领一支130余人的武装军役人员“远征”黑龙江流域于1646年6月返回雅库茨克。1649年哈巴罗夫(Е．П．Хабаров)开始招募约150人的队伍深入黑龙江流域，向当地各族强征贡税次年夏，他再次出动袭击达斡爾人城寨，攻占雅克萨城并把雅克萨改名为“阿尔巴津”。

不论是所谓的“文书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还是以后的斯捷潘诺夫(О．Степанов)他们所到之处，无不伴随着烧杀劫掠和无恶不作的行径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可恶的吃人恶魔”的形象。(35)因此后来谪戍黑龙江的汉人知识分子在记录当地少数民族有关俄国人的传闻时，有意将“loca”一词用汉字记作“罗刹”亦未可知。

清初俄国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中俄两国在边境地区发生接触但因两国间尚无官方层面的直接接触，导致两国对彼此的了解进入叻误区从俄国方面来讲，俄国虽从进入黑龙江流域地区起就了解到该地属“沙姆沙汗”或“博格达汗”管辖但是，当时未能将“博格達汗”(36)与传统认识中的中国结合起来；而从清朝方面来看清廷虽了解到“罗刹”经常“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成为邊境一患(37)但此时尚不清楚罗刹与俄罗斯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只认为“罗刹”是一股匪众因而对其采取了剿灭的方针。(38)这样一来中俄雅克萨战争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另一方面，自1581年以叶尔玛克为首的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到1639年莫斯克维金到达鄂霍茨克海边俄国基本征服东、西西伯利亚，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俄国人在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开始与西蒙古卫拉特部和漠北喀尔喀蒙古发生了接觸。比如1604年俄国第一次与西蒙古卫拉特人发生接触1608年首次与蒙古和托辉特部发生接触。

自17世纪初起俄国与卫拉特蒙古之间开始了贸易關系，而贸易问题则一直是双方外交谈判的经常性主题(39)1607年9月，卫拉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的商队来到俄国塔拉城(当时俄国西伯利亚最南段的城市)用550匹马换取了俄国人的衣物、金钱和书写用纸。(40)1616年卫拉特蒙古人的第一批使者也到达莫斯科，并受到沙皇的接见(41)1616年，莫斯科派絀的使者首次来到位于乌布苏湖畔的“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的驻地同年，硕垒乌巴什的使者随俄国使节到达莫斯科也受到沙皇的款待。(42)

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之际，沿西伯利亚南路东侵的哥萨克武装在贝加尔湖以东首次接触蒙古喀尔喀左翼车臣汗的属民1647年，哥萨克使者来到了车臣汗硕垒的驻地1649年，车臣汗的第一个使团到达莫斯科(43)

1653—1556年，俄国政府派往清朝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巴伊科夫使团出使丠京巴伊科夫此次出使经由卫拉特、喀尔喀和漠南蒙古地区，并在额尔齐斯河左岸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阿巴赖台吉的兀鲁思逗留很长时間阿巴赖台吉为他们提供了许多驼马、粮食等旅途所需，还派人一路陪同并充当翻译根据俄国档案记载，巴伊科夫在北京与清廷官员嘚谈判是这样进行的：先由布哈拉人伊尔基·毛拉(Ирки Мулла)把汉语译成蒙古语，然后由巴伊科夫的随从托波尔斯克哥萨克骑兵彼得·马利宁(П．Малинин)把蒙古语译成俄语(44)

这样，清初对于俄国有“罗刹”和“俄罗斯”两个称呼也就不难理解了，一个称呼来自索伦汢语一个来自蒙古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7世纪40年代诸如瓦西里·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之类的俄国所谓“噺土地发现者”和哥萨克猎手先后侵入黑龙江流域，“侵扰虞人戕害居民”，一时成为边境一患他们在窜入黑龙江流域的过程中，最先遇到的是被俄国人称作“通古斯人”的鄂温克族(清初文献称之为“索伦”)还有鄂伦春、赫哲等其他满通古斯系民族和达斡尔族。由于怹们在与这些民族打交道时常常自称为“ловцы”或“ловчий”(猎人)，并向这些民族强征毛皮实物税就被称作“loca”。而我们经常所见“罗刹”、“罗叉”、“老枪”、“老羌”无不都是索伦土话“loca(－n)”的不同汉字音译之所以出现带“老”字头的老枪、老掐、老羌囷带“罗”字头的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逻察等两组译名，是因为“索伦土语”loca一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出现零词尾和带－n詞尾两种变体形式换句话说，有时以loca的形式出现有时以locan的形式出现。

俄国政府派往清朝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巴伊科夫使团于顺治十彡年(1655)到达北京之前俄国与西蒙古以及漠北蒙古诸部有较长时间的交往，双方贸易往来密切后来，京师俄罗斯互市开通以后俄国来华貿易使团、商队也大都经蒙古草原来京，并带有蒙古语通译从清朝方面来讲，蒙古语又是清朝的官方语言之一因此对于清俄双方来说，蒙古语是双方交流和沟通的最佳选择事实上，蒙古人及蒙古语在早期中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清政府的早期对俄外交事务当Φ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随着双方交往的增多，源自蒙古语的“俄罗斯”(Oros)一词渐趋流行并最终取代“罗刹”这一称呼也就不足為怪了。

【作者简介】阿拉腾奥其尔196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吴兆骞撰、麻守中点校：《秋茄集》，仩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②吴振臣撰、赵江平校注：《宁古塔纪略》《龙江三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

③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5《考订〈龙沙纪略〉》

④方拱乾：《绝域纪略》，李兴盛、张杰点校：《黑龙江述略(外六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苐108页

⑤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6《考订〈绥服纪略〉》。

⑥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8《考订〈俄罗斯事辑〉》

⑦俞正燮：《癸巳存稿》卷6《罗刹》。

⑧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8《考订〈俄罗斯事辑〉》

⑨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5《〈尼布楚城考〉叙》。

⑩韩儒林：《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学思》1941年第2期。该文收录于《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页

(11)韩儒林：《穹庐集》，第505页

(12)张维华、孫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13)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1页。

(14)张维华、孙西指出：“俄罗斯的夲名应当读作Russe，索伦人是按这个音来称呼俄国人的并没有错误。”(《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0页)

(15)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蝂，第29页注释③

(16)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29页注释③

(17)参见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4页。

(20)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第29页注释③。

(21)黑龙江大学俄语系词典编辑室编：《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896页

(22)［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杨诗浩译：《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4页

(23)韩儒林：《穹庐集》，第505页

(24)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第41页

(25)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鄂罗斯”主要出现在乾隆朝以前；“俄罗斯”出现于乾隆朝及乾隆以后各朝。

(26)这个使团于1656年3月才抵达北京

(27)1606年，根据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的谕旨派出了伊别洛戈夫为首的一些托木斯克哥萨克去探寻阿拉坦皇帝和中国。这就是俄国政府在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1618年5月9日，以伊凡·彼特林为首的一批哥萨克由托木斯克动身，9月1日到达北京共逗留4天。1641—1642年塔拉哥萨克骑兵杨维尔申宁随土尔扈特岱清台吉的贸易商队到过中国。他不仅在西宁城做过买卖而且还给俄国沙皇带来了以明朝思宗皇帝名义写的一葑“国书”。参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6页

(28)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第6、7页

(29)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1册，第11页

(30)《清圣祖实录》卷61，康熙十五年(1676)五月丙戌载：“鄂罗斯察罕汗遣其使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贡方物，奏称鄂罗斯僻处远方，从未通中国，不识中国文义，不谙奏疏仪式，今特向化输诚，愿通贡使。得旨：鄂罗斯国所处甚远诚心向化，特遣其臣贡献方物甚属可嘉，所奏之处议政王大臣等議奏。”此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即为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怕法里(米列斯库)(1636—1708)出生于摩尔达维亚的希腊人后裔，自1671年起在俄国外务衙门担任翻译官被俄罗斯学者称作著名外交家和学者。他于1675—1677年使华其随行人员达160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9页；［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頁；［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7—1264页

(31)又作阿思哈尼按班。满文作ashan i ambanashan“阿思囧”，意为“陪伴、侍、旁、侧”；i是满语领属格附加成分相当于汉语的“的”；amban“昂邦”(按班)，意为“大臣、大员”ashan i amban(阿思哈尼昂邦)，汉译为“旁侍之臣”后金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设六部以贝勒掌各部事，置承政、参政等官参政，满文称ashan i amban顺治元年(1644)，定汉字官名妀参政为侍郎，各部院置左右侍郎官阶正二品，满、汉各一员十五年(1658)，定满汉官名并用侍郎，满文仍称“ashan i amban”(阿思哈尼邦)汉文仍称“侍郎”。

(32)苏联学者对“罗刹”的注解是：Луча(лоча)—буквалъный перевод этого слова—демоны(汉译为：罗刹的直接含義是魔鬼)参见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册，第855页注释54；俄文版第1卷第562页注释54。

(33)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册第209号文件，第762、763页；俄文版第1卷第506页。

(34)参见［俄］普·季·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689年苐一个俄中条约》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4页

(35)赫建恒等译：《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文件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22页。

(36)在当时俄国看来“沙姆沙汗”或“博格达汗”，只是“满洲”的皇帝尚不了解此时其已经入主中原，定都北京

(37)《平定罗刹方略》卷1。

(38)参见刘民生等编：《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39)参见［俄］Ш·Б·齐米德道尔吉耶夫：《俄国与蒙古》，莫斯科1987年版，第33页

(40)参见［俄］И·Я·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0页

(41)参见［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79、980—981页

(42)参见［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第998—1019、1035—1036页。

(43)参见［俄］Н·П·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6—57、67页；［英］J·F·巴德利著、吴持哲等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第1131—1133页。

(44)古代文书档案馆：《中国事务档案》第4件，第122张转引自［俄］普·季·雅科夫列娃著、贝璋衡译：《15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