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无绝症（不吹牛，道理是这样的）！中医无绝症（不吹牛，道理是这样的）！天府食谱百家号中医大家倪海厦曾说过，如果能用中药治好感冒，那么治好癌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有过其他的中医大家说过，有时候治好一个癌症并不比治好其它的一些常见病麻烦多少。那么这样的说法与当今的主流医学西医对于“绝症”的概念是大相径庭的。“中医无绝症”的说法，当真有此事？就此我们找到了汉代经方中医研究者刘希彦老师求证。-问：请问希彦老师，“中医无绝症”这个说法，确实如此吗？-答：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确实是这样。比方说肝硬化腹水，这是比较重的病，药如果用对了，快的十来天腹水就能消下去，有时候我们治一个普通的胃病失眠之类，可能所需的时间更长。-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原理是什么？答：这就要从中医的哲学基础说起。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人类根本没有可以治病的药。打个比方，我们创造了一台电脑，造了一台洗衣机，我们今天就可以修电脑，今天就可以修洗衣机。而我们人呢？人是天地孕育的最精密的仪器，本就是天地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永远也无法修自己，除非我们有和天地同等的智慧，就好像一台洗衣机永远也不可能修它自己一样。既然我们做不到修自己，那医学又是什么？先从西医说起。西医领域一直在致力于研究治病的药，那西医领域到底有没有治病的药呢？先说感冒，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抗生素不是感冒的特效药。在国外门诊，大夫是没有权利随便开抗生素的，若开了，他可能会面临吊销执照的处罚。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抗生素不是感冒的特效药，那感冒的特效药又在哪里呢？西医界的答案是没有。如果感冒都没有特效药，那别的病呢？自然更没有特效药了。比方说糖尿病、高血压，我们都知道需要终身服药。这些药是在控制血糖，控制血压，但不能治愈。不但治不好，还伤肝肾，因为服用这些药物引起肝肾衰竭的病人现在有很多。如果病严重了呢，就是手术，把坏掉的器官切割或者置换。然后就是排异反应，因为不是你的器官人体不接受。这种治疗追求的是五年存活期，如果能存活五年就算治愈。-问：那中医领域有没有能治病的药呢？-答：一样没有，能够对抗疾病的只有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基因链足够对付已知的一切疾病。比方说艾滋病，人体免疫力一般的，能抵抗艾滋病病毒十几二十年不发病。个别免疫力极强的，终生不发病。癌症、非典之类的自愈的就更多了。-问：我知道当年非典疫情肆虐，西医素手无策，抗生素无治，只能使用大剂量的强效的激素，幸存者多得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痛苦非常。后来是中医出来治好了很多，治愈者亦无后遗症。可照您说的既然中药不治病，那么中医又是靠什么把人治好的呢？-答：真正的传统中医是反对用药去治病的，而是着眼于恢复人体的秩序，打开让免疫力受到抑制的这把锁，然后让免疫力自己去治病。真正能“覆杯而愈”的只能是人体自己，而不是药物。只有明确这个观念，用这个理念去治病，中医才真正是中医，中医才能摆脱现在治病慢不治病的怪圈，成为真正的治病快治大病的中医。后世的中医之所以衰落，也是因为越来越偏向于以药治“病”。我说的这个病就是病症的病，这是局部思维，背离中医精神的。对于人体免疫力而言没有大病小病。西医所谓的大病很多情况指的是患病的位置，比方一个炎症，在皮肤你可以不去管它，在肾上呢，肾炎那就是大病了。但对于人体免疫力而言，它是一样的。又比如黄斑病，号称眼部癌症，这在西医中是最难治疗的病之一。我治过一例黄斑病，只用了一个月便彻底根治了，也没有再复发，而我当时辩证的时候，只是用了一个祛湿的方子。那为什么一个祛湿的方子便就根治了黄斑病，而西医却束手无策呢。很简单，因为，黄斑区的病变可以理解为有一块积液在眼球后部，湿气去除，自然也就好了，之所以西医称之为绝症，是因为积液在眼球的后部，对于西医而言那个区域的病变很棘手，做手术非常的困难，所以称之为绝症。而对于中医而言，身体哪里都是一样的区域。免疫力正常了，人体秩序恢复了，大病亦能速去，反之一个感冒也有可能迁延一两个月不好。与希彦老师的一番交谈，确实让我们重新认识人体，重新理解疾病的规律。希彦老师说其实这是我们几千年前就有的认识和方法，并不是所谓超前的东西，新的东西，只不过被当下的人忽略和遗忘了。[找经络、查穴位在我们公众号 hbqiai 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艾灸学堂”的工具，你点进去就可以了，更可以学到很多不一样的穴位知识。经络不通百病生，补什么都没用。不一定要吃药打针，因为每个穴位都是一味中药，每天学点经络穴位小知识吧！]小编推荐这个地方艾灸10分钟，等于做一次全身中医保健！艾灸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极佳！乳腺疾病，这两个穴位最有效，人人都能学会手冰凉怎么调 理 教你艾灸五个穴位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天府食谱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来看天府食谱，做出圈住心上人的味道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一个患者眼中的好大夫，和一个中医爱好者眼中的好大夫，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好大夫的期望，和执业医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呢？
我们来看看范英志老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他眼里，什么才是一个好的中医大夫。
「一个好的中医大夫，首先看他有没有『中道』思想，然后看他是否可以通过『五行生克』的方法论，以及通过『舌脉症』的诊断方式，去把『中道』思想落地。」
范英志在英国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方证相应」。 他看了大量的日本经方家的著作，稻叶克、汤本求真、大塚敬节、矢数道明这些名家的书他都看了很多遍， 连这些医家书中引用的参考书籍，他都一本本地死磕过。
范英志想了下，拿出他的IPAD，迅速地点了一遍，我看到了一个「日本方证相应」的文件夹，里面全都是PDF版方证相应的书。范英志冲我摇摇头，看了这么多方证相应的书，他觉得没看到框架，全是碎片化的知识。 在这个思路下，有无穷无尽的症，需要背诵下来，才能临床使用，少背一个症，或许就治错一个病。
范英志觉得这样还是不对，不成体系。
什么是体系？
范英志想了想说，体系是临床的思路模式，既包括形而上的「中道」体系，也包括接地气的「舌脉症」诊断方式。
一个好的中医大夫，首先看他有没有「中道」思想，然后看他是否可以通过「五行生克」的方法论，以及通过「舌脉症」的诊断方式，去把「中道」思想落地。
这才是好的中医思维模式，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中医的终极问题是什么？
我让他给我细讲讲什么是「中道」，范英志反问我——你说中医的终极问题是什么？
我只能等着他自问自答。
范英志说，中医哲学，是从万物抽象出来规律，去寻找和表达「中道」。「中道」这个词太过抽象，儒释道三家几千年来都在不断试图表述什么是「中道」。
但其实《黄帝内经》里讲过，从一到九这九个数字，被称作「至数」（至数指终极的意思），高度概括了「天地人」的三者关系，也蕴藏了对「中道」的终极解释。本质上，这九个数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
在九个数字里，「六」代表的是「律」。「五」代表的就是「中道」。
再具体点讲。 中医讲的阴阳，是表达一种客观状态，阴是「不及」，阳是「太过」, 阴阳其实就是「六律」。「六律」是客观规律，比如在人体，有生理的规律，有病理的规律；在自然界，有太过的规律，有不及的规律。但是这些客观规律是怎么流动起来，形成这个世界变化，形成我们人体的健康与否的状态呢？
是通过「五行生克」的方法论，去实现这个流动，去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
这个阴阳平衡的状态，就是「中道」。
范英志在学习日本经方家的理论过程中， 慢慢地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日本的经方家不用「五行生克」的方法论去指导临床，仅仅是从「方证相应」里不断总结症状，以及通过腹诊佐证（腹部按压诊断），医生的思路，很容易走偏。
比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方子， 既包括治寒，也包括治热。如果医生脑子里不能抽象出来一个中道，就没有办法做出判断。厚朴麻黄汤、泽漆汤、栀子豉汤、白虎汤、百合地黄汤、小柴胡汤，等等，其实都可以治疗温病。怎么去使用这些方子，大夫的思路应该是看生病的人，而不是病的症状。
范英志觉得，中医本质上要关注的， 是病人怎么才能回到阴阳平衡的「中道」状态，而不是怎么消除症状。人活着要「合道」，去追求阴阳平衡的状态。《黄帝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存内的意思就是，正气在「中道」里。
这就是「中道」思想对临床思路的指导作用。
怎么理解五行生克的方法论？
那么，怎么理解五行生克的方法论呢？我接着追问。
这是一个好问题，范英志笑着说，「中道」要从「五行生克」的方法论中求解到。
想运用「五行生克」，首先要了解每个人的个人体质。《黄帝内经》里有阴阳二十五型人，这其实是对人们不同体质的表述。面对不同体质，中医怎么去运用「五行生克」治疗呢？
比如针灸里「五腧穴」的配伍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对生克关系的判断，从而求得平衡状态。
五腧穴，指人体的穴位，是可以按照「木火土金水」来归类的。比如说，「木生火」「这个五行关系 ，如果火不足，中医针灸大夫会选用木穴来补火」，所谓的「虚则补其母」。如果火太过，中医针灸大夫会选用土穴去泻火，所谓的「实则泻其子」。
具体放到人体体质来说，比如肝木太过的体质， 遇到陌生而黑暗的环境，这个人可能心中比较容易恐惧和疑惑，易做恶梦。这样的体质，要用五行中属「火」的穴位来平衡，比如选择脚上的「行间穴」。火一进来，对太过的肝木，就可以有个疏泄的出口，与此同时，被肝木克的脾土，就能「虚则补其母」，得到补益。
经典的《金匮要略》和《辅行决》，也都生动地运用了五行生克的思想。《金匮要略》里说 「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 知肝传脾, 当先实脾」。这就是木克土。「见肺之病，知肺传肝」，这是指金气之邪克传肝木。
《金匮要略》「咳嗽篇」部分，张仲景用了那么多次麻黄，怎么去看待他选取这味药呢？麻黄是青龙汤的主药，是肝木的象，张仲景一定考虑到肝阳内郁化火是咳嗽的一个致病因素。
同样的，《金匮要略
水饮篇》中，可以看到很多见心之病，知心传肺的运用。这是对火邪克传肺金原理的运用。
这个火克金的原理，在《金匮要略 胸痹篇》中，能看到张仲景就用了很多清肺化痰浊的药，因为胸痹同时包括了心和肺，包括了这个生克关系。
再举例来说，《金匮要略 妇人病篇》里，你会发现张仲景的思路上，用了很多疏肝的药去处理妇人月经的问题。妇人排卵期是春生的木之象，而妇人的月经期相当于秋收的金之象。
见金之病，知肺传肝，所以首当疏肝。所以治月经病，首要考虑疏肝。
这就是用五行生克的思路去分析和判断。
范英志喝了口茶，来，咱们接着说「舌脉症」。
「在中医诊断里，舌、脉是提供情报的间谍。如果只看症，医生的判断就容易走偏。」
这些年来，范英志一边总结「中道」体系，一边在临床中，越来越重视舌脉症三者关系。
在英国时候，他觉得自己辨证还是不够细致，依然没有脱离开方症相应的思路。
他举了个例子。
比如都是手脚冰凉的症状，中医大夫可以判断是阳气内郁造成，也可能判断是虚寒造成。如果是虚寒，就使用温阳的药；如果是少阳的阳气内郁，仲景的经方四逆散（柴胡、枳实、炙甘草、白芍），四味药没有一味是温阳的药，却也能使郁结的气打开，解决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
大夫怎么才能找到正确的病机？
范英志说，中医有句话叫「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侯」（指病机的本质为「虚」, 但表现出某些「实」的临床假象）。如果只是根据症状做判断，药可能就会开错。
伤寒论里不是没有方证相应，比如小柴胡汤证中，往来寒热本来就是虚实夹杂的表现，这个症状本身可以说明病因的问题，所以「但见一证」，就可以运用小柴胡的方子。
但绝大多数情况，一定要「舌脉症」三者并用。
没有舌，无法看病的寒热，以至于无法判断津液情况，也无法明确问题出在卫气营血的哪一层。而脉的搏动变化是气机的变化，没有脉，无法断病的深浅。
范英志又拿《孙子兵法》给我做比喻。
当年廉颇和秦将白起打仗的时候，廉颇守城三年双方还是胶着状态， 赵王精神上扛不住了。这时候秦兵的间谍开始散布谣言，说廉颇这么烂， 秦兵就怕赵王把廉颇换成赵括。谣言传到赵王耳朵里，正合了赵王的心思，果然把廉颇换成赵括。赵括这个人天性骄傲，犯了轻敌的错误 ，一上阵40万赵兵被屠，赵国亡国。
范英志说，你看，战场上日费千金，难定胜负。这个时候，如果有间谍，给出真实的情报，攻守胜负就更容易看得清楚。在中医里，舌、脉就是提供情报的间谍。这就是舌、脉、症三者合参的重要意义。
基本上，我的诊断思路就是这样，中道，五行生克，舌脉症，一个都不能少。范英志笑着说。
（未完待续）
小编对帅帅的刘希彦大夫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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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倡经方
第一，经方是中医学的精华。中医学的发展是靠无数人的自身试验，靠经验的积累才能缓慢地发展的。前人的经验是后人实践的基础。历史是检验和加工医学经验最好的工具。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许多经方之所以必须掌握，就因为它们经过的历史最长，服用过的人最多，有关这些经方应用的规律说得最明白，对它们的毒副反应了解得也最清楚，其疗效也最可靠。也就是说，经方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被证实了的经验方。比如桂枝汤，据说是商朝的伊尹创制的，现在我们的医生还在使用，我用桂枝汤治疗心脏瓣膜病，效果就很好。再如小柴胡汤，是《伤寒论》上的处方，但是不仅古人是常用方，今天依然是常用方，许多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肝胆病、发热性疾病都在使用小柴胡汤。而且，不仅我们中国人用，日本人也用，韩国人也用。对于这些千古相传的名方不用，岂不可惜？时方中不乏好方，如玉屏风散，如补中益气汤，如藿香正气散等。虽然有不少处方的适应症不够明确，剂量及煎服法与疗效的关系也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毕竟已经成方，只要在临床认真探索，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这些时方也将成为新的经方。问题是现在为数不少的临床医生，全然不顾中医处方的原则，随意处方，往往一张处方中药物达十五、六味，甚至几十味，完全没有处方的结构，也不了解药物配伍以后相互之间的反应如何，对患者服药以后的效果心中也没有一点数，这种临床态度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时方”，我们不仅不提倡，还应坚决反对。所以说，提倡经方是中医学术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第二，经方是配方的基础。方是药物的配伍结构。古人认识疾病，是从一个一个症状开始的，如发热啦，头痛啦，腹泻啦，呕吐啦，等等；用药，也是一味一味药开始用的。后来发现疾病常常是多种症状出现，或先或后，或同时并见，于是有了病名的概念，如伤寒啦，痞啦，痢啦、臌啦，等等。然后，用药也有了变化，不单是一种药物，几种药物相加使用，经过不知多少人的实践，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代，慢慢这种配伍的结构趋于稳定，于是有了方名，如桂枝汤、麻黄汤、小青龙汤、大柴胡汤、温经汤等。这些经方，就像棋手必须熟读棋谱，画家必须熟识画谱一样，经方成为医生处方用药的基础和原则。就是当今常用的时方，也无不是在经方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例如大家熟悉的温胆汤，就是从小半夏加茯苓汤加味而来的；清代名医王清任的著名验方血府逐瘀汤则是四逆散的加味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椒梅汤、连梅汤等，就有乌梅丸的影子；藿香正气散则是半夏厚朴汤的变方。所以，后世许多名医，都十分强调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道理就在这里。
第三，经方还有许多特点。一是用药精炼。《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处方，药物较少，大多在２—７味之间，对于理解经方的结构，对于临床疗效的观察以及现代药理研究和新药的开发，都带来极大的便利。特别是许多2-4味的小方，更是后世组方的基础，可称为方根。二是价格低廉。经方使用的药物大多为常用药，其中植物药居多，再加上处方药味少，所以价格比较低廉。我常用大柴胡汤原方治疗胰腺炎，柴胡、黄芩、半夏、大黄、枳实、芍药，加上生姜、大枣，每天只要3元多钱！桂枝汤则更便宜，每天1元就够了。三是方证比较明确。经方治病的基本原则是方证相应。《伤寒论》所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也就是说，应用经方治病，必须严格遵循其适应症，这些适应症，比较客观具体，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来确定。方证就是经方的适应症或主治，是指示医生应用经方的目标。目标不明确，方药再好，也不易取效。所以，中医非常强调对症下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对适应症的描述，虽然言词古朴，叙述简略，但是比较客观，经过后世许多医家的充实和完善，许多经方的方证已经基本明确。如大柴胡汤证的“心下按之满痛”，炙甘草汤证的“心动悸、脉结代”等。
古方能治今病吗
这是一个老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经方是古人当年临床经验的结晶，经方所治疗的疾病，也是当年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由于疾病谱的变化，今天，古代的许多疾病消失了，古人没有见过的新的疾病出现了。但是，也不能说今天我们人类所患的疾病完全与古代不同，如现在依然可见的疟疾、痢疾，就是非常古老的疾病。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古方不能治今病。第二，经方的许多主治，大多是针对人体在疾病中的反应状态，如恶寒与否，出汗与否，口渴与否，大便的通或结，小便的利与不利等等，这些着眼点，与人的生理病理的基本状态有关。出现人类到现在已经有数十万年的历史了，而张仲景离今天仅仅180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中我们人类的体质变化并不明显，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于外界的各种刺激的反应在总体上没有多少区别。就如我们与古人一起去洗桑拿浴，大家都会大汗淋漓；如果大家吃大黄，恐怕都会大便次数增加。由于经方重视机体的反应状态，所以，古方未必不能用于今人的疾病，就是现代的艾滋病，只要有症状和体征，就有使用经方的机会。据报道，日本的医学家已经证明使用小柴胡汤治疗艾滋病有效。这就是因为虽然中医不认识艾滋病，但艾滋病所出现的消瘦、低热、食欲不振、淋巴结肿大等症状，与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相似。经方治疗的目标不是病原体，而是患病的“人”。这就是古方可以治疗今病的理论基础。
经方有毒副反应吗
凡药三分毒。经方所使用的药物，都是一些经典的药物、常用的药物，所以，有毒性是必然的。但是，要回答经方有无毒副反应？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副作用的产生的因素，不能仅仅孤立地考虑药物本身，需要结合患者的体质及所患的疾病，还需要考虑经方中药物的配伍、剂量、煎服法、护理措施等。在使用经方中，如果将各种因素都考虑到了，而且找到了比较合适的位置，可以减轻或不出现毒副反应。比如使用大青龙汤，由于该方中的麻黄剂量相当大，达6两，所以发汗作用强烈，有出现过汗、心悸、肌肉跳动、四肢冰冷、烦躁、不得眠等副作用。如何避免呢？张仲景指出，一是要认清主治，即“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二要认清禁忌症，即“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三是掌握服药剂量，“一服汗者，停后服”；四是注意服药后反应，并采取抢救措施，如“汗出多者，温粉粉之”。大青龙汤是发汗的峻剂，所以张仲景对其注意点说得很清楚。有些经方，张仲景并没有明确其注意点，这也并不表明是无毒安全的，特别是现代临床大多是长时间服用中药，与古代中病即止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出现毒副反应的机率在增加，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古代文献中对经方的主治证与禁忌症还说得不很清楚，需要我们谨慎地开展临床研究。
如何判定经方的疗效
经方的疗效，由以下三方面组成，一是客观指征的变化。比如出汗、浮肿消退、大便畅通、气喘平、脉搏由沉伏转为平缓有力、舌苔由厚变薄等。如桂枝汤服用以后的“遍身
微似有汗”，大陷胸汤服用后的“得快利”，通脉四逆汤服用后的“脉即出”等。除这些传统的疗效标准外，现代临床理化指标也应重视，如大柴胡汤与血脂水平，泻心汤与血小板数的增减，半夏泻心汤与幽门螺旋杆菌等。二是自我感受的好转，如食欲增加，胸闷消失、咽喉异物感消失、情绪好转等。这是经方有效与否的重要传统标准，因为许多经方的方证大多以自我感受为依据，如半夏厚朴汤证的“咽中如有炙脔”，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等。三是生存质量的提高以及寿命的延长等。前两者是目前常用的，后者很重要，但指征不是很明确，需要研究和探讨。
对经方的疗效指标，需要与医患双方共同商定，医生要认真倾听患者的主诉，了解患者就医的动机和目的，了解患者目前最痛苦的症状，最迫切的愿望，最需要医生给以解决的问题，然后根据对疾病及体质的判断，根据经方应用的临床经验和报道，遵循临床应用经方的证据，对经方的预期效果作出预测，即服用经方有无效果？有何种效果？疗程多长？有无副反应？然后与患者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以后，就能做到互相配合，在复诊时可以对经方的疗效作出有效、显效、无效的判断。
经方不流行的原因
目前经方还不很流行，使用经方的医生也不很多，千古良方不被广泛应用，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曰不敢用。经方是双刃剑，对证则效如桴鼓，误用非但无效，还能伤人。与其担风险，不如不用。
二曰不想用。经方味少药贱，对医者而言，不仅回扣少，往往病人也因药贱而怀疑轻视，因此，不如开大方，既取悦于病家，又增加经济效益，何乐不为！
三曰不会用。用经方须熟悉药证方证，最好应有专门传授，并加上细心体会，其经验性及实践性极强，若仅懂一些所谓功效方义，往往貌和神离，难以有确切疗效。
我认为，第一二种人不是很多，更多的是第三种人。让大家了解经方，运用经方，是振兴中医的当务之急！
学习经方的三大关键
第一 ，抓药证。
药证，是中医用药的指征和证据。如用麻黄的指征和证据，为麻黄证；用桂枝的指征和证据，为桂枝证。用柴胡的指征和证据，为柴胡证。这是古已有之的命名方法，《伤寒论》中就有“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味中药一味证。严格的来讲，都有其特异性的指征和证据。而不是象有些人理解的补气药，人参、黄芪一把抓，用活血药，当归、川芎、牡丹皮、桃仁一起上。
药证是必效证。即按照药证用药，必定有效，是指服药后必定能解除因疾病导致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是肉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灵上的痛苦。换句话说，有效，是给人以舒服。这是中医追求的有效的最高境界。如黄连、山栀除烦，甘草、桂枝定悸。他并不局限在客观指标的变化上。因为，药证是以“病的人”为前提和背景的。
药证是那里来的？药证的认定不是来自理论的推测，也不是来自动物实验的数据，而是中国人几千年中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经中国人用自己的身体亲自尝试得出的结论。你可知道巴豆大毒的代价？小青龙汤治愈了多少咳喘？小建中汤治愈了多少中虚腹痛？
药证是应用天然药物的指征和证据。天然药物成分极其复杂，下咽后究竟起到何种效应？要真正解明其中奥秘，相当困难。所以，使用这些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的老药，也必须尊重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久经实践证明的事实。如果使用新的制剂，那这些药的可靠性就大打折扣了。也就是说，你用饮片汤剂，必须弄清药证。
药证是来源于实践的经验总结，每个具体的药证所涵盖的面是不一致的，有的药证是单个症状；有的药证则是综合征；有的就是病，有的则是一种体质或体质状态。换句话说，中医治病，并不是单纯的辨寒热虚实阴阳表里，辨气虚血虚，辨脾虚肾虚。举例来说，甘草治咽痛，桃花汤（赤石脂干姜粳米）治虚寒滑脱血痢，就是取赤石脂的吸附和对肠膜的局部保护作用，（赤石脂含有硅酸铝及铁、锰、钙的氟化物），是对证疗法；竹叶石膏汤用人参、麦冬、甘草、半夏以养阴，更有粳米以支持营养，主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是支持疗法；黄连治痢，白头翁治阿米巴痢，属对抗疗法；小建中汤用饴糖，大建中汤用白蜜，属食物疗法；甘草泻心汤就是治疗白塞病的专方，桂苓五味甘草汤就是治疗肺气肿的专方，半夏泻心汤是治疗热痞（多见于浅表性胃炎伴幽门螺旋菌感染者）的专方。甘草就是治疗心律失常的专药，属专治疗法；桂枝汤只要脉弱自汗就能用，四逆散只要胸胁苦满、四肢冷、腹中痛者就能用，故使用面非常广，属通治疗法。还有体质疗法，更是有独到之处。如黄芪就是一种体质性用药，柴胡也是一种体质性用药。经方的思路朴实无华，也是符合临床实际的。所以，回到药证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中医的世界原来很精彩！
第二、抓配伍。
配伍是经方中最富有魅力的部位。古人用药，本是单味，后来逐步发展了，知道复方可以提高疗效，可以减轻副反应，可以矫味，于是有那麽多的处方发明。一加一等于几？高明的中医能做出大于二，甚至大于三。这些配伍的结构，是学习经方的关键。比如小青龙汤，关键是细辛、干姜、五味子；小柴胡汤，关键是柴胡甘草，从原文的加减法就可以看出这个结构。麻黄要配伍甘草，石膏要配伍甘草，这个通过统计可以看出。附子干姜甘草治虚寒证，本是四逆汤，是经典配伍，可以矫味，可以增食欲，可以护胃气，来源于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旋复代赭汤、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等。黄芪桂枝芍药，治身体不仁疼痛、自汗、浮肿、小便不利；桂枝甘草，治动悸；桂枝甘草茯苓，治眩悸；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治脐下悸、胸中悸、失精的惊悸；桂枝甘草人参麦冬阿胶，治虚悸；半夏茯苓生姜，治眩呕而悸；黄连黄芩，治烦热而心下痞；枳实芍药，治腹痛便秘；大黄桃仁桂枝，治少腹痛、便秘；半夏厚朴，治腹满呕吐等等。《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那些小方，是经方的精华，应当多研究。如四逆汤、桂枝汤、承气汤、芍药甘草汤、四逆散、枳实芍药散等，均是千锤百炼的经典配伍。后世许多方剂无不在此基础上衍化而来，是我们开发新药，创制新方的最佳选择。
前人说，中医有两种病，一是有方无药，即知道用成方而不知变化，是谓有方无药；一是有药无方，即缺乏配伍的规则，组合零乱，叠床架屋，当然效果不好。这种问题的产生，第一是基础不扎实，所谓“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没有学好经方，药证不明，配伍无法，临床所据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主观想象。第二是临床思维僵化，所谓“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如处方的用药大概均是14味，每病如此。每人如此，每日必如此。而不知医学是科学，不是艺术，不可凭个人喜恶。以经典汤方而论，有少至一味者，如甘草汤，多则如温经汤，12味者，变化很大，完全依据病情需要而配伍。所以学习经典配伍，可以使处方精练，组方严谨，犹如作古文，加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处方到如此境界，也可算好方了。
第三，抓药量。
量效关系，是研究经方的又一关键。仲景用药，极为重视用量。麻黄附子细辛汤用于温经散寒，附子用一枚，大黄附子汤治胁下偏痛，附子则用三枚，是附子量越大止痛越明显。再如半夏，大剂量（2升）治呕吐不止，方如大半夏汤，而小剂量（半升），仅治 恶心呕吐或喜吐、咳喘、胸满、噫气、心悸和声哑，方如旋复代赭汤、小陷胸汤、竹叶石膏汤、半夏泻心汤等；黄连大量除烦，方如黄连阿胶汤，量至四两，而小量除痞，量仅一两；大黄大量（4-6两），治腹痛便秘、其人如狂，配枳实、厚朴、芒硝、甘遂，方如大承气汤；小量（1-2两），治身热、发黄、心下痞，吐血衄血，配黄连、黄芩、山栀、黄柏，方如泻心汤，茵陈蒿汤；中量（3-4两）治少腹急结、经水不利，配桃仁、丹皮、水蛭、地鳖虫，方如桃核承气汤、抵当汤。再如厚朴，大量（8两）治腹胀满，方如厚朴半夏生姜甘草人参汤、厚朴三物汤；小量（2-4两），治咳喘、咽喉不利，方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半夏厚朴汤。白芍大量（6两）治挛急，方如芍药甘草汤，小量（3两）和营卫，方如桂枝汤。柴胡大量（半斤）治寒热往来，小量治胸胁苦满。
经方的绝对剂量目前说法不一，大陆中医院校教材通行折算为一两=3克，而柯雪帆认为一两=15.6克,日本药局方则以一两=2克算。我比较强调相对剂量,即方剂中各味药物用量的比例。药物的绝对量总结了仲景的用药经验，反映出汉代以前用药的趋势，而药物的相对剂量则体现出组方的法度和配伍规律。方剂功效的大小，无疑受到药物绝对量的影响，但方剂整体功效的发挥，必然受到药物间剂量比例的影响。例如，桂枝汤中桂枝芍药之比为1：1，为调和营卫剂，而桂枝芍药的比例调整为1：2，则变为缓急止痛的桂枝加芍药汤了。麻黄汤、葛根汤中麻桂比例为3：2，则发汗作用并不强，仅治身痛、无汗而喘等，而麻黄桂枝比例为3：1的大青龙汤，则具有强烈的发汗作用，仲景不仅说明“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而且在方下又强调“一服汗，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可见剂量的变化，对方剂的功效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使用经方，必须重视剂量。量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本不以用药习惯而定。如果均是10克则有违经方规则了。至于影响药量的因素，则除了疾病以外，还有体质、配伍、药物质量、炮制、煎服法等因素，临床变化因素极多，尚难以说明，各家自有经验。
学经方还应注意的问题
要学好经方，还应澄清一些模糊认识。
一是认为中医先理法后方药，看病必先理论。实际上，中医临床思路试药—方—法—理。没有药，那有方，没有方，那有理法？
二是遇见病人先考虑那里虚？不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虚处受邪，其病则实！
三是中医本不求每证必有脉舌相应。黄芪证就不看脉，附子就可以不看舌，但必看脉；细辛关键是恶寒不渴，口不渴舌滑是鉴别要点；
四是不可被那些所谓的“理论”障目，见便血，便认为是脾不统血；见小便不利，就认为是中气不足；见胃下垂，就认为是中气下陷；见久病，便谓虚；见高血压，便谓肝阳亢；见冠心病，便谓瘀。临床实际，岂有此理？
五是不可先议药，后议病。即见大黄黄连，即畏其苦寒伤中；用地黄阿胶，就畏其滋腻碍胃，见桃仁红花，又畏其破血动血，见柴胡葛根，又畏其劫肝阴，伤胃汁。见人参黄芪，又畏固表碍邪。见麻黄桂枝，畏其辛温动血。有如此毛病的人，那能开什麽方？无非是竹茹丝瓜络百合代代花白扁豆罢了。
六是古方不能治新病。此说貌似革新，但其中有一隙未明。疾病谱是不断变化的，但人在疾病中的反应方式是不变的，各种症状是不变的，经方中有许多根据“病的人”的效方，可以说是几千年不变的。用曹颖甫先生的话来说，是“仲师之法，今古咸宜”。
七是经方难学。使用经方并不难，清代医学家柯韵伯说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伤寒来苏集》）。《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论述简洁实在，无空泛之谈，只要认真研读，反复对比，多向老中医学习讨教，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临床上反复运用，自然可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地步。曹颖甫先生是自学的，他对经方的推崇，就来自临床的大胆实践。他用大承气汤治疗邻居老妪便秘腹胀而拒按而脉实者，用大剂附子理中汤治疗先母洞泻，用大黄牡丹汤治疗潘氏肠痈，他还亲自尝试了白虎桂枝汤治愈寒热的疗效。他在临床上反复验证，使他运用经方十分娴熟，屡起沉疴。在上海期间，“用经方取效者，十之八九”（《经方实验录·自序》），从而在名医云集的上海独树一帜。
八是经方有副作用，害怕。使用经方也不必害怕。“药不瞑眩，厥疾勿瘳”，凡是药物就有一定的副作用，只要方证相应，剂量适当，调剂科学，是不会有副作用或很少有副作用的。长期以来，中医界流行先议药后议病的风气，脱离具体的病人和病情来谈药物的优劣，这是需要批判的。
总之，提倡经方，不仅仅是单纯的临床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科学思想、医疗道德、人才培养、科研方法等关系中医发展的诸多方面。只有这样认识经方，才能充分认识经方派的历史功绩，充分认识提倡经方的现实意义。
中医外科最经典的理论就是消托补三法。
分别对应用于痈疽初起、将溃、溃久不收口三种情况。
其实对于无法肉眼视而知之的内科病，借助现代检查手段，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发生发展，同样可以运用传统中医外科的方法进行诊察和治疗。
黄煌老师经方医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体质，比如桂枝体质，麻黄体质。
这次广州大会，一位常年频发荨麻疹的青年女性被黄师推荐来找我，我看了看小腿和眉毛，符合典型的麻黄腿和麻黄眉，遂毫不犹豫的开出了麻黄类方。
西医学的药理研究虽然先进，但是也不能盲目照搬。
比如对于肾功不全患者，药理研究证明大黄有效，当然如果体质壮实的那倒是对证，若是遇到体质虚弱的患者，这类苦寒攻下的药物久用必然败胃，反而削弱了肾病患者的免疫，使得病情更加难以控制，或许会变得得不偿失。
所以，对人用方是很重要的，凡是中医必须牢记这点！
人们谈到陆老，说他是中医界的哲学家，惊叹他对医学理论思考的深入。陆老去世快一年了，一直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但我对哲学知之甚少，于医学更是门外汉，生怕亵渎了“医哲”二字。我想还是从与陆老相识写起吧。
与陆老的交往
普通人与医生相识大体离不开病，我认识陆老也由此。1974年我与老同学鸿远一起在琉璃厂旧书店购书，说起常为高血压所苦，鸿远说：“找陆师兄给你看看吧！当年跟我父亲抄方的”。鸿远的父亲是一代名医章次公(有位中医界的朋友说：近世名医多矣，能称大师者只有章次公)，我想他的及门弟子一定不同凡响。鸿远补充说：“陆师兄不是一般的中医，他是正经上过医学院、拿了毕业证书的。”不久鸿远陪我来到陆工作的人民医院。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医院已经没有什么病人了，斜阳的余光投射进空旷的大厅里，一排排诊室像号房一样矗立在飞舞的嚣尘纤埃之中。鸿远不知道陆老在哪个房间里，扯开嗓子高喊“陆师兄！”一会儿一间诊室的门开了，从中走出一个单薄瘦小、似乎有点萎靡不振的中年人，穿一件洗成灰色的“白大褂儿”，如果走在街上准会被人认作粮店的售货员，那时粮店的职工也是一人一件“白大褂儿”。鸿远急忙上前拉住他，“刚从乡下回来，刚从乡下回来……”陆医生像是喃喃自语，又像回应鸿远。听了鸿远的介绍，他把我们拉进那狭小的、但空无一人的诊室。陆稳稳当当坐在医生的位子上，我赶紧把手放在脉枕上，此时陆医生神态安然，呼吸舒缓，双目微合，仿佛换了一个人，我预感到这是一位主见、定力都很足的大夫。把完脉后又看了舌苔、面色，略一沉吟，说：“没什么大病。体内有湿热，大约与暑日郁积有关。高血压的事，别看得太重。血压是动态的，与心态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有意识地做些调整，就会日趋正常。我再给开两种药。”他又讲了有关高血压病的知识，并说这方面中西医有不同的认识。说着他从抽屉找出处方单，写下两种成药，一是杞菊地黄丸，另一个忘了。不过在那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时代，所谓“调整心态和生活方式”谈何容易。不久，治病的事儿忘了，可是经历“文革”的陆医生落拓的神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转眼到了新世纪，我孩子到英国留学，初到异域，不服水土，上吐下泻，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懂的事情。英国医生不懂，以为是肠胃疾病，做胃镜、肠镜探查和扫描，查其病源，当没有找到细菌或病毒就不敢针对症状开药，弄得血色素急剧下降，不得已我只得把孩子带回北京治疗。此时恰好有位医生向我介绍说中医科学院有位陆大夫能用三种成药治疗500多种病。突然，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偶遇的陆医生，转问鸿远，他说：“就是陆师兄！”并让他兄弟带我到陆家求医。
我想三十多年前那位满面烟尘的陆医生该是老态龙钟、须发斑白了吧！当推开陆老的家门再度见到他的时候，我大吃一惊，陆老满面春风，脸上洋溢着七八十岁老人难得一见的光泽与自信。当然，毕竟是名医，药到病除。孩子急着回英国上课，陆老给开了一箱子草药，让她上学时注意调理。
2007年夏天，我患肺炎住院，夜间咳嗽不停，十多天不吃东西，身体极度衰弱。天天打点滴，也不见效。老伴很着急，打电话请教陆老，“夜间吃生脉饮两支”。老伴跑到临近的同仁堂去买，售货员很负责，问：“什么病啊，夜里吃生脉饮？”“肺炎。”售货员大吃一惊：“大热天的，治肺炎，怎么用生脉饮？是不是听错了处方？”老伴马上又给陆老打电话询问，陆老说：“没错，就是生脉饮！”后来我喝了三天果然症状大为减轻。住院期间，大夫怀疑肺结核，做C T扫描，核磁共振，过度检查，不仅花钱多，而且十分痛苦，加重病情，几次延宕出院时间。后来陆老说，你赶紧出院，我给你治吧！出院后，我到陆老应诊的中医科学院门诊部，果然没几次就基本痊愈了。他告诉我，老年人如果不是抢救或做手术最好别住院，那里不仅交叉感染，而且氛围不好，不利老年病人康复。
我的心脏也不太好，治肺炎时，查出有心包积液，再加上冠心病，经常到陆老那里请他诊治，先是用草药，基本稳定后用成药，两三年后，心包积液基本上康复。冠心病很粘人，他告诉我，要学会与疾病共存。
陆老很好学，常看报纸杂志，也关注我的文章，他一见我往往第一句话就是：“别太累了，省着点用！”我也把我出版的书籍赠送给他，请他指教。他也很高兴，遇见相熟的人还向他们介绍我。有一年“凤凰卫视”给我寄了两本《世纪大讲堂·国学》其中有我的一篇讲座稿，也有陆老一篇———《中医的传统和出路》，我打电话问陆老，他说没拿到，我给他送去一本。他很高兴就与我聊起中医问题，这使我认识到陆老是位哲学家。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问题，生命的问题。陆老不是从医学去思考人和生命，而是从人和生命思考医学，人是陆老思考的出发点。
作为医学理论家的陆老
陆老不仅是位医术高明的大夫，更重要的是他对医学、中医有全面和深入思考的医学理论家，或说医学哲学家。他指出现在面临着世界性的医疗危机，突出的有两大问题：一是医疗费用不断上涨；二是医疗社会服务不公。从而出现“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多”的困境，而且细菌病毒的进化速度也不断加快，进而影响了药物淘汰速度，新药研发成本一直关乎社会医疗卫生体系的药价问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恶性循环。
陆老说搞了几千年医学，现在反而弄不清自己原本目的了。他认为现代医学走错了方向，他用八个字概括这个方向就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
他说自“19世纪以来，疾病医学用‘人体构造’知识建立其病理学及其解剖定位，用‘菌毒传染’知识建构其病原学和毒理学，用‘药性分析’的化学知识建立其药理学和愈病之理。由此不断发展疾病分类学诊疗思想体系，发展能针对靶点进行直接对抗和补充的替代性物质手段，企求通过消除病因，纠正病理，清除病灶来实现征服疾病和消灭疾病的医学目的。”这一套理论与实践构成了现代“疾病医学模型”，“它成为一种文化上的至上命令”，成为评价医学发展的硬性指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发明了大量的检查仪器和五花八门的检查手段，目的就是“找病”(许多病找出来了，又治不了)；发明了许多化学药物，目的就是彻底消灭敌人。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发明大多禁不住时间考验。
他举例说“从上世纪30年代发现磺胺以来，人类不断发现并生产了大量的抗生素。这些抗生素以其显著的对抗传染病病因的效果，在医学舞台上辉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细菌、病毒就对这些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大量抗生素被淘汰。医学界又不断研究出新的抗生素以对付这些耐药的细菌、病毒。”许多新药都是各领风骚五六年，就面临“菌、毒”的抗药性问题。治疗疟疾特别有效的奎宁与青蒿素也走了这样一个过程。这种思路不仅在发明新药、制造新药时投入了大量资本，抬高了药价，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激生了新的病原体，使得原来以为可治的病变得难治、甚至不可治。
这种“医学模式”已经面临挑战，然而医学界，包括我们这些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人还都相信它，因为这种“模式”对于人得病、发病、治病、痊愈做了最合逻辑的、也是最简便的解释。
有没有一条新路？陆老从中医理论为出发点、根据中医药的特质提出了新思维。归纳成为一句话就是摆脱与病对抗的理念，从着眼于病变为着眼于人。我多次听他说：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我给你治好了病，而是它自己好的，是你自己生命力的体现，医生只是从旁帮了一下。医生应该向生命学习，生命力的顽强往往是人们不能想象的。上世纪50年代，一位高官的夫人患肾病十多年，一直带病生存，她去世后，我们解剖她的遗体，看到她的双肾萎缩得像纸一样薄。一位法国人脑子里大部分水，没被发现时，他也很正常地活着。医生最大责任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把人顽强的生命力调动起来，激发它的能量。医生不能成为一个卖药的。
陆老不迷信“药”。他说从维护健康角度看，周围的一切都是药，药没有贵贱之分，一切贵重的药都可取代。他开的方剂大多很简单，有些就是常吃的食物，即使开饮片或成药大都很便宜。前几年我吃他的汤剂时，30剂药总共100多元。这点大约是传承了其老师章次公先生的风格，听鸿远说，上世纪30年代他父亲为流落上海难民看病时，红卍字会的善款每人只有一块现大洋，就靠这一块钱只能用最便宜的草药，但也治好了许多有病的灾民。
名实相副的大医、国医
2009年陆老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选为第一批“国医大师”。陆老确实是名实相副的大医、国医。他在治病用药上，也不是简单的对症开方，而是有其开创的医理支持的。他医疗看作“创生性的实践的生生之道”，具体包括：其一，前体组合，聚毒药以供医事。其二，间接动员，依靠界面全息效应。其三，疏其血气，“治病之道，顺而已矣”。其四，网络调节，“治病之道，气内为宝”，是助其自组演化调节能力。充分尊重和依靠人体自身自我痊愈能力和健康能力。他不避讳中药里有许多有毒的物质，例如，在诊治冠心病时给我开过“云南白药”胶囊，后来我看到关于中成药毒性的资料发现其中有云南白药，向他请教，陆老说：“我知道其中有乌头碱。乌头碱有毒，但它在云南白药中含量有限，其次白药在泡制过程中其毒性有所消减。我用它治疗冠心病还未发现有副作用。”
对于老年病人陆老特别强调身体内的平衡。有的病人早早去挂号，排了半天队，等到陆老看了之后往往就给开“老三样”：补中益气丸，加味消遥丸，防风通圣丸。拿着这三小包水丸，总共也就一块钱，往往很失望地去找陆老。陆老就会笑着对他说，你吃吃看，一个月下来如果没反应再来找我。我有一次问陆老，这“老三样”外面传说能治疗五百多种病呢！陆老说：不对。这“老三样”主要是保持体内平衡。第一样是补中益气丸，可补中益气，对于气虚、易感冒者有效；第二样是防风通圣丸(散)，可表里双解，对感冒、咳嗽、腹泻者有效；第三样是加味逍遥丸，可疏肝理气，该药与补中益气丸合用，可抗抑郁。三药合用，对防治脂肪肝、肥胖等有作用，可安全地调理身体。因之对老年人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不仅有疗效，而且能够保持身体的稳定。陆老跟我说过，他的一个老朋友九十多岁了，吃了二十多年了，没见有什么副作用。
陆老开完药往往会给病人开点“零碎儿”，例如嘱咐病人“坚持每晚用花椒水泡脚20分钟”；“坚持每顿饭吃半小时以上”；“药不要顿顿吃，想起来就吃一副”；最初看肺炎的时候，除了开方子外，还告诉我，买点南方出产的藠头，每顿饭前吃四五粒。后来又强调常吃姜，为了方便，最好买点姜糖，想起来就吃一块。其实，他这些零碎小方，既是对所开的主药起辅助作用，对病人又起养生保健作用。
被尊为“药王”的孙思邈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巳病之病。”陆老把它通俗化为：养生、保健、治病。他说，这本是生命健康工程的三个层次，现在“下工治已病”，就被认为是科学的，而把“上工”和“中工”给排除出去了，而且把养生保健用疾病医学的观念去诠释。
对于老年病人，他特别强调与疾病共存、“带病延年”。他说实际上“菌毒”是消灭不了的，它的出现比人早得多，有几亿年了。人类应该学会如何与它和平相处。中华文明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所以陆老说：“我是以保存自己为主，不专注消灭‘敌人’，不仅人类要生存，细菌、病毒也得生存，想把身体内的细菌、侵入到细胞内的病毒消灭干净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实现人体内以正气为主的平衡。
谈到养生、保健陆老对病人是言之谆谆，唯恐言不尽意，耽误了病人。但他自己却不能实践，是他不相信吗？不是。他没有许多时间照顾自己。八十多岁的人了，既忙于宣传自己的主张，常常在国内外飞来飞去，又带学生，还不停科研，每星期一上午的门诊更是雷打不动。这多半天门诊风雨不误，即使在外地讲学也要往回赶。有一次，飞机误点，快11点了才到门诊部，一直看病到下午两三点钟。看到他一脸疲惫的样子，心想：您怎么不知道省着点用呢！
“哲人云亡，至言斯绝，无复谈玄垂训，开发我心”。陆老名广莘()，上海人，早年学中医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六十余年，把毕生的经历奉献给中医理论的建设和中医实践的研究。
◎王学泰，学者，作家，著有《监狱琐记》等。
陆广莘·著作
《陆广莘医论集要-中医学之道》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昨天，我门诊的老患者李先生来复诊，他顺便与我聊到最近邻居视网膜脱落、黄斑变性的患者多起来了，也提醒我注意。感谢李先生的提醒，顺便在此广而告知，大家一起注意，少用手机、电脑，有时间多户外看看美丽的自然风景。
在这里，我忽然想起前天老妈在微信上说，老爸的老朋友严叔叔来电话说自己瘫痪了，全身无法动弹，很久没有见过严叔叔了，记得十年前严叔叔的形象一直都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活脱脱一个关公的样子。后来我曾无意中说到，这是大黄体质，容易中风的体质。一把乌鸦嘴，不幸言中了。也提醒大家，要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健康幸福靠自己。
今日与同事黄医生聊到肝癌癌痛的治疗，黄医生是消化科医生，他谈到香港夏老先生的经验，以血府逐瘀汤合失笑散为基本方加减，据说辨证准确的话，疗效比吗啡还好。在此记录，并点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