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课易排课系统最大优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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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沪浙新高考改革近四年!
来源:SOHU &责任编辑:小易 &
高考改革,攸关每个考生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上海、浙江高考改革方案部分内容。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2014年,上海、浙江作为试点地区进行高考改革。此次高考改革的目的,是要打破唯分数论和文理区隔,增加高校自主权、学生选择权和选课自由度。目前,新高考改革后,已有两届学子完成高考,从学生、家长到学校,大家由最初对改革效果的期待,开始审视高考改革遇到的一些问题。为了解新高考改革情况,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振国带领课题组成员,通过集中座谈、单独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与沪浙地区的高中学生、教师、校长、教育专家,以及高校、教育部门负责同志等进行了沟通交流,其间共召开20余场座谈会,对2714位高中教师、校长和应届考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课题组系统总结了高考改革的成效,深入分析了改革推进中遇到的挑战,并就完善等级赋分等进行了思考。
对于教育,你最关心什么?高考,想必是被提及最多的答案之一。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后,上海、浙江作为试点,开始推行新高考改革。“文理不分科”“语数外三科必考,其余科目6选3”“取消一、二本等批次区别”……与以往改革的“小手术”不同,这次高考改革可谓“大刀阔斧”。
作为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高考一改,中学生怎么学、大学怎么招录等涉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也随之发生变化。4年来,新高考改革究竟成效如何?改革推进中,又遇到了哪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新高考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课题组结合新高考改革的五个目标,对学生、教师、校长、教育部门、高校等相关方的调查研究表明:新高考改革社会反应符合预期,实践效果好于预期。
新高考改革,首要的目标是通过学业水平考试科目“6选3”的选考制度,增加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促进学生有个性、有特色地发展。调查发现,考生、家长、教师对此认可度很高。关于学科选考的理由,有80%以上的学生回答,选考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是在某些学科上的优势决定的。
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引导素质教育,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调查发现,该目标得到了较好实现。目前,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分数进行录取的学校比例不算大,主要是在具有自主招生权限的学校内试行。但从上海有自主招生权限的大学和浙江“三位一体”招收录取的情况看,在按综合素质评价招录的学生中,如果仅凭录取分数线的话,有20%的学生可能进不了现在所在的学校;同时,在达到录取线的考生中,因为综合素质评价不高,有10%左右没有被录取。可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已经释放出积极信号。
第三个目标,是通过外语一年两考,减轻一考定终身的压力。从上海、浙江的实践看,外语一年两考对学生保持良好心态、减轻压力,避免由于特殊因素不能参加考试的情况,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调研中,有将近90%的被调查对象对一年两考持赞成态度。
第四个目标,是通过取消文理分科考试,提高学生基础素养,培养综合能力。这一目标得到了较好实现。新高考改革决定高考不分文理科,从浙江高考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考生文理交叉率为78%;从上海的情况来看,文理交叉率约为80%。调研显示,文理不分并没有降低数学的区分度。
第五个目标,是学业水平考试由百分制转为等级制,避免分分计较。新高考规定,语数外三门成绩分别计150分,而两地的选考模式有所区别,上海是6科中选考3科计70分,然后转换成11个等级分,浙江是7科中选3科计100分,然后转换成21个等级,目的是“避免分分计较”。此设计的初衷是好的,但从实践看,原始分数转换成等级分的科学性有待加强。同时,人们对等级分的认同度较低,分分计较的情况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加剧。
课题组发现,从上海、浙江高考改革试点推进和方案调整的情况来看,目前遇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一等级性考试“6选3”的制度设计增大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但也带来等级赋分制所导致的学生避考物理现象。为避免不同学科引起的分值差异,上海和浙江两地均在计分时按照考试群体进行等级划分,转换为相应等级分,再最终计入高考成绩。在以高考总分录取的制度下,由于物理获得高分的难度明显偏高,从而导致一些爱好物理、数理思维能力强的学生没有选择物理,造成该科目选考人数逐年下降。调研中,有多所高中学校的教师、校长反映,高一、高二选考物理科目的学生人数也在下降。为解决这个问题,浙江、上海分别出台了“保障机制”,对物理学科设定一个保障人数(浙江是6.5万,上海是1.5万),但没有根本解决“报考物理吃亏”的问题。
一一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性需增强。在录取时,高校参考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是新高考改革的一大亮点。但关于什么是综合素质、怎样测量综合素质、怎样运用综合素质评价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现在采用的是,在中学进行综合素质计分的方法,客观记录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表现,为高招录取时提供参考。但不同教师、不同学校记录的方法和内容不尽相同,记录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存在差别。课题组调研发现,多数校长和专家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真实性存在顾虑。
一一选考科目实施等级分需进一步科学划定。上海、浙江高考改革均为等级性考试科目,以等级赋分制来呈现考试成绩。但在操作中,由于等级比例按规定进行划定,所以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两名考生在一门等级考试科目中相差一分,却相差一个或两个等级。这意味着原始分相差一分,两名考生最终得到的等级分相差3分或更多。这种分差在计入高考成绩后对考生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一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需更加关注公平性。高校在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时,通常是通过面试进行评分。在上海、浙江的高考录取过程中,有关高校均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组织,总体反应较好。但调研中部分高中校长表示,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后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有所扩大,如何保证过程的公平性尤其值得关注。由于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很好建立,加之学生并没有全面了解高校对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使用方法,因此,对于在综合素质评价中是否会出现“开后门”等问题,家长和学校均表示担心。
同时,从短期看,“3+3”招考模式改革打破了原先“3+1”模式,使得选考各门学科的考生比例有所调整,这意味着各学科的学生比例每年都有变化,对学科教师的规模和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同时段、不同学校、不同学科教师需求量的波动性较大。由此在短期内,高中无法根据以往工作经验配备师资,导致出现部分学科教师结构性短缺与富余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在选考学科中,将物理、历史作为必选科目之一。同时,对物理、历史两门限选科目计120分,采用原始分计分。这样既解决了区分度不够的问题,也加强了物理、历史两门学科的学科地位。
增强综合素质评价和使用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从世界一流大学录取方式可以看出,综合素质评价的主体是高校而非高中;综合素质的内容主要是看学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手段主要是由一系列测评环节构成,比如提交报考志愿、参加小组讨论、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完成临时布置的任务、辩论、进行课题设计等。
压缩等级数量,提高高考计分与分数合成的科学性。同时,将提高办学标准和办学水平作为重要任务,以保障新高考改革目标的实现。
教、考、招必须有效联动,提高招生录取工作的系统协调性。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做好课程调整、课程选修、建立走班制、提高师资水平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在考试组织阶段,要使学生成为选科选考的主体。以前在填报志愿时,有60%甚至更多学生的志愿是由老师、家长包办或主导。这易使学生在升入大学后,由于对自己所学专业不了解而出现厌学情绪。新高考改革把选科提前到了高一,高二、高三还有多次调整选择的机会,这对提高学生的选择意识和选择能力非常有利。但同时,要注重增强招生阶段的改革力度、高校的参与度。
上海、浙江在试点推进新高考改革中探索了许多好的做法,特别是在加强学校教学资源建设、合理安排课程、组织走班教学等方面积累了经验。但调研发现,新高考政策要在全国推广,仍存在诸多瓶颈。
一一师资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目前,学校教师的编制标准还是1993年制定的,远远不能满足当下对教师的需求。新高考制度下,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队伍的结构性失衡:地理、生物教师缺口很大,而物理和化学教师富余。为顺应新高考改革需要,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竞争力,生涯规划教师、心理辅导教师、研究性学习指导教师等类型师资,在高中缺口很大。调研显示,有些学校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有些学校只有1到2名,远不能满足需求。此外,目前一般高中有3位左右的教辅管理人员,但随着选课走班制度的实施,排课、调课等日常性事务将大幅增加,现行的人员配置无法满足需求。
一一部分学校功利动机强,存在“抢跑”现象。具体表现为,学校为提高升学率,抢赶教学进度,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在等级考选考前,停课集中复习“会战”;压缩不考试科目,用考试科目暗中替代,挤压选修课课时等。这些功利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课程安排、学生学科学习的持续发展,以及学生素养的综合提升。
一一走班教学对传统的教学组织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冲击较大。从试点高中的实践来看,走班制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引发了高中教育教学内容、制度与管理等方面的“连锁反应”。
针对上述问题,课题组建议,在全国推广实施新高考政策,各地应着力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教师需增加约20%。调研显示,新高考改革对教师尤其是地理和生物教师的需求旺盛,需要增加20%左右。而生涯规划教师、心理辅导教师、研究性学习指导教师、跨学科创新实验教师、现代信息技术教师等需要在原基础上增加100%-200%。教辅管理人员需要从原来的3位增加到5至6位。同时,为解决因选课走班带来的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一方面应增加教师编制,招聘新教师;另一方面,也可以区域为单位,统一排摸区内教师总量和结构,以及区内各学科对教师数量的需求,进行区域内统筹,做好支持和保障。
教室改扩建30%左右。新高考背景下,既要增加普通教室数量,更新相关设施设备,也要重建学科实验室和学科功能室。同时,学校办学经费需增加20%-30%。以上海为例,据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关于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的统计表明,上海市高中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2014年是30819.14元,2015年是35632.31元,同比增长了15.62%。就高中生的生均公用经费投入而言,2014年上海市公共财政支出是9380.18元,2015年是10183.46元,同比增长了8.56%。而与上海相比,其他地方的增幅应该更高。
提高适应新高考课程安排能力。行政推动,专业指导,强化督导,技术支持,多维度保障学校在规定课时内开齐开足各类课程;加强生涯规划教育,引导学生理性选课;加强过程督导,增强评估权重,继续开好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对接新课标,开好必修课、选择性必修课和选修课;把信息技术列为选考或等级考科目,具体实施方式可以是浙江省“7选3”模式,也可以探索其他模式,旨在增强面向未来的竞争力。
增强适应新高考学校教学的管理水平。保持行政班级三年稳定,增强集体归属感与凝聚力,对学生学习与生活进行有效管理和指导;建立和完善教学班管理制度,丰富教学班育人职能,加强学生走班过程中的流动性管理,优化学校中层管理机构与机制;建立基于信息网络的排课和选课系统,同时制定走班指导手册,引导与规范学生精准走班;增加专业化的教辅人员,做好走班教学与管理的支持服务工作;加强学校楼层与场馆公共学习空间建设,设立专门的学习辅导教室。
科学合理安排考试时间。调研发现,考试次数多、时间安排不合理,已经严重影响高中三年的教学安排和教学秩序。建议把等级考统一安排到高三;减少考试次数,等级考限制为一次,英语考试也可暂时安排一次,合格考与等级考重合的学科,可以由等级考成绩代替合格考;把所有等级考科目统一放在6月,与高考时间对接,成绩一起公布。
等级赋分是新高考改革过程中的一大难题。将原始分换算成等级分,再将等级分折算成录取分,是新高考改革为了避免分分计较的重要措施。课题组调研发现,由于等级分换算问题涉及理论、技术、成本和社会心理接受程度等因素,这一举措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课题组了解到,在上海、浙江之后,山东今年公布了《山东省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将每门等级考试科目考生的原始成绩从高到低划分为A、B+、B、C+、C、D+、D、E共8个等级。参照正态分布原则,确定各等级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3%、7%、16%、24%、24%、16%、7%、3%。等级考试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时,将A至E等级内的考生原始成绩,依照等比例转换法则,分别转换到91-100、81-90、71-80、61-70、51-60、41-50、31-40、21-30八个分数区间,得到考生的等级成绩。
可以说,山东的等级分计分方案在试点两地的方案基础上进行了改变。首先,参照正态分布原则,确定各等级人数。同时,与浙江、上海同等级同分的赋分机制不同,山东是根据考生的原始分进行线性转化,即让每个等级里的每一个原始分都对应一个等级分,每个等级最多达10分。但山东方案也存在不能忽视的问题:一是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科目同等级可比较的问题,造成报考化学等科目考生吃亏的现象。二是可能在中间某些等级内形成“杠杆效应”,原始分差1分,等级分差距就会翻番。虽然山东方案已经把中间段的人数划得很大(如C+等级占比24%),但如果某一个等级的原始分本来相差达不到10个分值,转换为等级分之后就会放大原始分差异,因为方案已经人为设定每个等级有10个分值。这样,各学科中间段分数依然存在着差1分而差好几分的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不少专家提出参照香港地区做法,采用校准等级分的办法。基本原理就是在上海、浙江方案的基础上,对各科同一等级的人数范围进行校准,使之更符合考生群体的实际特征,以实现同等级可比较,可以称之校准等级分。
这种方法不仅考虑群体内的次序,还考虑到了群体之间的水平差异,可以较好地做到科目成绩比较的公平性问题。但这种方法也有弊端,即原始分差1分也可能会差一个等级的现象同样存在,同等级内差异无法体现。
综合以上几种等级分方案的利弊,建议除历史、物理外几门选考科目等级分计分方式,可以参照校准等级分的原理和技术,在山东方案的基础上再作改进。具体如下:
(1)把山东方案提出的8个等级改成6个等级,减少前面说的“杠杆效应”。
(2)把每个等级的换算等级分区间调整为8分,进一步减少“杠杆效应”。
(3)根据各科考生的语文数学成绩,对各等级人数比例进行校正,使不同科目同等级更加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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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蜜蜂交配算法及其在排课问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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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课是学校教学管理中十分重要而且又相当复杂的管理工作之一,传统的排课方式效率较低,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因此,研究出稳定、高效、智能的排课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本文改进了标准蜜蜂交配算法,并在排课问题方面进行了应用,主要工作如下:
  首先,针对标准蜜蜂交配算法中蜂群多样性不足、算法过早收敛的现象,进行了改进。通过末尾淘汰机制对雄峰个体进行替换,提升了蜂群的整体质量。在工蜂搜索方面,采用双邻域的爬山算法,通过两种邻域并集的方式寻求求解空间中的最优解。改进算法扩大了解的搜索空间,增加了蜂群的多样性,有效缓解了早熟现象的发生,提高了算法解的精度。
  其次,在算法求解过程中,给出了针对实数编码方式的交叉及变异算子。基于优势基因的交叉算子增大了交叉的信息量,整合了父代个体的优良基因,使子代个体的质量提到了大幅度提升,加快了算法的收敛速度。并且肯配链变异算子通过构建肯配链维护了解的可行性,减少了算法的运行时间。
  最后,分析了影响排课问题的主要因素、约束条件,构建了完整的排课模型,并利用改进后的蜜蜂交配算法进行求解。通过实验对比,证明了改进算法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设计开发了排课系统,减轻了教务工作者的负担。"/>
  蜜蜂交配算法(Honey-bee Mat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是由Abass 于 2001年提出的一类仿生优化算法,由于其基本原理简单、易于与其它算法相结合,因此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在旅行商、函数优化、聚类问题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排课是学校教学管理中十分重要而且又相当复杂的管理工作之一,传统的排课方式效率较低,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因此,研究出稳定、高效、智能的排课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本文改进了标准蜜蜂交配算法,并在排课问题方面进行了应用,主要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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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分析了影响排课问题的主要因素、约束条件,构建了完整的排课模型,并利用改进后的蜜蜂交配算法进行求解。通过实验对比,证明了改进算法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设计开发了排课系统,减轻了教务工作者的负担。
摘要:   蜜蜂交配算法(Honey-bee Mating Optimization Algorithm)是由Abass 于 2001年提出的一类仿生优化算法,由于其基本原理简单、易于与其它算法相结合,因此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同,在旅行商、函数优化、聚类问题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排课是学校教学管理中十分重要而且又相当复杂的管理工作之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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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查看收藏过的文献新东方创业门徒:没有什么是一张嘴不能解决的
来源: IT爆料汇
作者:小爆
俞敏洪最近挺委屈,他创办25年的新东方英语培训机构,因为李笑来币圈录音的曝光以及曾就职于新东方的历史,突然就被打上了“中国韭菜收割机的蓝翔”的标签。
昨天老俞不得不出面澄清:
尽管新东方出了不少创业者,我也认可新东方有点像创业者的黄埔军校(在新东方工作过的人,已经有200多位做出了不错的公司),但新东方和我本人从来没有买过任何XX币,也没有投资过任何币圈的公司。
币圈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说起新东方是创业者黄埔军校这件事,小爆还是挺想聊聊的。先看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有哪几张面孔你比较熟悉?
左三是李笑来,如今的币圈大佬,左四是罗永浩,现在是锤子科技创始人,右二是李丰,可能有些人不太熟,他是峰瑞资本的创始人,被称为最熟悉90后的投资人。
当然,还有一位今天的主角不在这张照片中,她就是马薇薇,曾经《奇葩说》里的辩手,如今的米果文化创始人。
他们都“被逼”选择了新东方
毛爷爷曾经说,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
李丰、罗永浩、李笑来、马薇薇这四位创业者,要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加入了新东方。
这里面李丰是学霸,北大化学系毕业,1998年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放弃博士学位回国创业,不过他的这次有关环保项目的创业,与两位北大同学合伙忙活1年下来,只赚了不到3万块,李丰最后不得不选择了散伙,随后在2000年加盟新东方。
罗永浩就比较悲催了,不仅因为他是学渣,而且他进新东方的经历也很坎坷。
在他2000年12月写给俞敏洪的万字求职信里,曾经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生平,当时老罗28岁,高中辍学的他已经经历过卖壮阳药,进传销机构、去韩国学电焊技术、在天津大学上夜校等诸多漂泊经历。
最后在一名小朋友的提点下,了解到了新东方的老师能赚到年薪百万,老罗才心动的为进入新东方做准备。2001年,经过三次试讲的罗永浩,在俞敏洪不看好但学生们很喜欢的情况下,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了新东方的讲师,开启了一段名师之路。
老罗在自己奋斗时,还没忘了拉发小一把,2000年底,他给东北老家与自己同龄的李笑来打电话,说:
笑来,来北京吧,到新东方教书,收入不错。
当时李笑来已经大学毕业多年,跑过销售、干过批发,曾经赚过百万(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吹牛逼),后来因为父亲的一场大病耗光了积蓄,急需要找到一份高收入的稳定工作来支撑。李笑来问罗永浩:
收入确定不低吗?
老罗回答:
放心,以你的口才,肯定没问题!
那时的老罗就已经知道,在新东方,他俩绝对能靠一张嘴就把钱站着给赚了。
李笑来为进新东方,曾经把自己憋在北京三环的一个屋子里四个月,准备托福考试,拿了高分之后,却也经过了一番波折,在面试被拒之后,意外顶替一名出车祸的老师,进入了新东方。说实话,老罗和李笑来的命还真是硬。
当罗永浩和李笑来入职新东方时,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在辩论圈刚要起势,她就是马薇薇,从2002年起她参加了超过30场辩论赛,保持了国内及国际辩论赛全胜的记录。
2005年,这位可以靠嘴吃饭的法学毕业生,没有选择进入律所工作,而是加盟了新东方,原因也挺奇葩:
那时年轻,不想早起,在新东方就可以自己排课比较自由。我二十三四岁时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觉得做什么都行,可做什么也都没意思,还不如做一个最自由的。
就这样,创业失败的李丰、人生困顿的罗永浩、急需维持生计的李笑来以及暂无职业规划,想睡懒觉的马薇薇,先后进入了新东方。
新东方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李丰初入新东方,做了与化学专业没有太大关系的英语讲师,主讲过逻辑和听力两门课,不过他毕竟是名牌大学毕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几乎做过新东方的所有管理岗位,2006年,新东方上市,李丰也实现了自己的财富自由。
在新东方,李丰与罗永浩比较相熟,2002年跨年夜,他俩还一起在北京工体听了罗大佑的跨年演唱会。后来老罗应该是在新东方实现了财富自由,不是因为他听了李笑来的课,而是因为他2006年竟然已经能拿出钱来投资李丰的第二个创业项目了。
2002年的李笑来并不安分,尽管他刚刚加盟新东方1年,但已经开始在网上打造自己的品牌了。因为他说“新东方虽然课酬很高,但对我来说是不够的”,而且他认为“赚钱慢,是一种罪,原罪”。
李笑来2002年时的个人官网截图
李笑来曾经在博客上,将自己的“语录”与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逆向英语学习法&复读机发明人钟道隆、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研究记忆力的神经学家拉里·斯奎尔、以及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的名言放在了一起。
不得不说,笑来还是很有品牌意识的。
他很早就在网上注册了自己名字的相关域名,并在网上开始卖课,一开始是卖盗版英语资料,随后开始自己出英语教材书,卖自己的产品。
在新东方的7年,是李笑来唯一一次打工经历,也是他“安心休整的七年”。离开新东方的时候,李笑来说他已经学会了创作,学会了理财,对如何创造“睡后收入”有了深刻的认识。
马薇薇只在新东方待了3年,在那里她得到了一些学员的最高评价:
在新东方上过的课程中,我最喜欢的老师就是马薇薇。很难说清楚她教给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她,但就是那种感觉,那种“是青春,就该挥洒到底”的淋漓尽致让我对她死心塌地的崇拜。
她给我的印象,和《午夜巴塞罗那》里的Cristina、《蓝莓之夜》里的诺拉o琼斯很像,都是那种执着地追求自己认为的生命本身的一些真的东西而不轻易被世人所动摇的形象。她教我们写作,告诉我们如何去寻找生活中最鲜活的素材;她与我们分享她的辩论队生活,彷佛让我们也经历了一次头脑风暴的洗礼;她给我们讲她读的书,看的电影,去的地方……一切的一切,都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二十几岁的生命在社会浪潮的浮沉中奋力抗争保持自我的坚毅。
至少对我来说,她教会了我要抛弃那些肤浅的在大众看来可能光鲜亮丽的东西,回归最真实的自己内心的需要。这也是新东方的又一个在我的年轻生命里产生了重要意义的角色。
不过作为讲师的马薇薇却对这个工作有自己的看法:
它不是一个创新行业,而是一个很需要务实的行业,非常不浪漫。当你咬着牙把它做下去后,有好处,第一,你可以伺候任何人;第二,考虑问题会尤其细致。这个职业训练看起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商业训练,可它支撑了世界上大多数产业的运作。
后来的马薇薇还为了好玩去和朋友做了餐饮创业,不过也没能成功。直到她重新回到《奇葩说》的舞台上。
走出新东方后,他们依然在靠嘴吃饭
在新东方时,李丰、罗永浩、李笑来和马薇薇做的是“不需要创新”的工作,而离开新东方后,他们个个都成了自己行业里的鲶鱼,其中口才好可能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吧。
李丰进入投资机构IDG后,合伙人章苏阳曾评价他说:“李丰批评一个项目时往往一针见血,甚至能说到体无完肤。”可见李丰的眼光毒辣,口才了得。
他说服了一些有潜质的人出来创业,比如BeeCloud的创始人黄君贤在谷歌时,李丰就劝导他去创业;三只松鼠的章燎原也是因为李丰的鼓励而开始独立创业的。
当李丰在IDG工作7年后,他再一次宣布独立创业,成立峰瑞资本,并针对传统VC的模式提出了更新颖、更大胆的募资方式——若不到3倍回报不要管理费、从推荐者到LP都可获得分润等等,一时间成为创投圈的焦点话题。
左林右狸甚至在文章中拿他创办峰瑞资本的事与李开复创办创新工场相提并论。
今年1月份峰瑞资本CEO年会时,李丰还邀请到了老同事罗永浩前来分享自己创立锤子6年来踩过的坑。老罗也是毫无保留的做了总结。
罗永浩是2006年离开的新东方,在那工作的六年里,老罗反而变得更加“叛逆”了些。当初为了百万年薪投奔俞敏洪的他,在离开后,反而指责新东方是唯利是图的商业机构,而俞敏洪也是他见过的最没有原则的人之一。
商人胡雪岩曾经说过: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或许老罗该在睡不着的夜里,摸着自己的胸口回想一下,当初他写那封万字求职信的最后一段,就是劝诫俞敏洪要“不拘一格”,给自己一个试讲的机会。而没有原则的俞敏洪最后给了他三次试讲机会。不然他怎么能有今天?
罗永浩后来创办了锤子,2016年最艰难时,他曾经去见贾跃亭,成功的借到了1个亿;当年秋天还向京东拿到了数亿的预付款,顺便提一句,老罗还创造了一个京东内部的“罗永浩条款”——刘强东看完下属有关锤子想提前支取预付款的汇报后,对老罗产生了好奇,就请他吃过一顿饭。随后京东在内部宣布“预付款在一定额度内可以让事业群负责人自己审批,不需要上报刘强东”。
东哥的心也是真的大!
可以说,锤子能活到现在,老罗这张嘴可能得占一大半的功劳,而他在手机行业的搅动,他改变计算机世界的梦想也在折腾中,尽管TNT一经发布,就遭受了狂风暴雨般的嘲讽,老罗心中依然蜜汁自信。
李笑来是在自己父亲因病去世一年多以后,2007年才离开新东方的,此后他也踏上了财富自由的快车道,先后写了《把时间当朋友》、《新生——七年就是一辈子》两本书,又在2011年投资了比特币,成为传说中的“币圈首富”。与罗振宇合作出了《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专栏,创造着他的“睡后收入”。
不过当下最火的应该是李笑来在币圈与打车链创始人陈伟星的互怼,以及他半年前一段语音的曝光,嘴上张口闭口评论币圈其他人“SB”,并透露“割韭菜”的一些套路,这恐怕是要人设崩塌的节奏。
李笑来今天也回应说自己根本没有人设——“公开场合不说脏话,恰恰是因为礼貌。我从来都知道,我自己就是个傻逼”。
其实笑来还是原来的笑来,是那个他在自己书中提到,高中就开始混社会的李笑来。
李笑来离职1年后,马薇薇也辞去了新东方的工作,他俩应该没交集,因为分别是在北京和广州的新东方工作,其实马薇薇在《奇葩说》之前就在辩论圈小有名气,经历过《奇葩说》洗礼之后她与马东一起成立了公司,做起了知识付费的生意,她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艺人”。
马薇薇曾经在大学辩论赛中说:人生不是一场猜谜游戏。
但其实当四个人将新东方作为职场生涯的第一站时,他们的人生就已经写下“靠嘴吃饭”的注脚。
好口才对他们来说,曾经是一种求职谋生的能力,如今也成了他们追逐梦想过程中的竞争优势。
当然,某些创业者时不时也得要注意过度营销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要让俞敏洪这样的“古典互联网”大佬能安心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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