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儿是吸血鬼》_42K纯二著_二次元_起点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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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和人结合生下的半龙人，被龙族嫌弃，被人族畏惧。　　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找个法子变成真正的人了。　　尤其是我喜欢人族的女孩，不变成人根本没法繁衍后代呢，毕竟我这么大一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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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作文《我的求学之路作文》十篇 300字|500字|600字|800字|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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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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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学之路
一、小学到初中
１９３６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周铁镇附近的一个叫后智义庄的农村里～父亲尹耕莘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中还种有十几亩地～除母亲照料外～还在春秋二季各雇佣忙工一名耕种。我从小就在田里做农活～插秧、耘稻、收割、施肥等农活都会干。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附近一个王茂公桥初级小学校读书。因为生病～虚年龄８岁才开始上学。１９４７年秋～跟随父亲到他工作的一个叫崔家桥小学读五年级，上，。和初小读书时一样～五年级和六年级同学也是在一个教室里上复式班～老师给我们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六年级同学就自习。五年级和六年级各有十几个学生～因为一个班级人少～我很不费力就得了第一名。１９４８年春～我父亲离开了这个小学～我就转学到家附近一个规模较大的“棠下小学”读书～因为学生多～五年级单独一个教室～约有５０个同学一起上课～我再不能名列第一了～屈居第三名。１９４８年秋～我转入周铁桥镇上一个规模最大的小学～当时称“竺西小学”。六年级就分甲乙两个班～我在六年级甲班～教我们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尤其是语文老师周中才～算术老师汪兆生～他们不但水平高～而且十分负责。在那个学校里～我学习成绩也非常好。那时～正值国民党统治失败之际～物价飞涨～买东西已很少用纸币～而是直接用实物～连缴学费也是背粮食去学校。
１９４９年４月～我小学毕业前几个月～我生母陈细大生盲肠炎～请中医看了几天～吃药无效。我用小木船摇到十八里外的和桥镇～那时正值江苏省扬州医院在国民党溃退时临时南迁和桥一个旧庙里。医生看了后说必须“开刀”～但要缴十担稻作为治疗费～缴不出时必须由当地一位绅士作担保人～以保证日后会缴。按理说～住在该镇的一位绅士，余祥仁，是我大姑夫～有资格作保～但他不肯作保人。可怜我母亲只能回到家中～仅过了两天就病死了。我母亲临死前边哭边对我说：“伯成啊～以后你读不成书了：”当时我不明白这话的含意。几个月后～我按理应去报考初中～但我父亲认为～家中无人种地～作为大儿子～别再读书了～留在家中干农活吧。我偷偷地到周铁镇上考取了竺西中学，那年我虚年龄已１４岁，～但父亲不让我去读。我无奈失学在家一年～边学种田～边看书。看些什么书呢，我把父亲读师范时，我父亲师范毕业，读过的书翻出来乱看～记得只有“国文”、“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看懂了一些～而像“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之类的都看不懂。因为我毕竟还只有小学毕业。按兴趣～我当时看了一些武侠小说～也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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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演义”、“西游记”等一些古典名著。至于“石头记”，即红楼梦，就是不喜欢看。我记得当时对这些小说中的诗词一概不感兴趣～只看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罢了。
１９５０年夏秋～我失学整整一年之际～下一届同学又要举行升初中考试了～我心中十分着急～也十分难受～比自己年级低的人要做中学生了～自己仍不能读书。情急之中～我在房门上用粉笔写了两句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句话从哪里抄来～不记得了，～表达我心中向往继续读书的愿望和要求～看来要像滔滔江水一样付之东流了。我父亲看到了这两句后说：“哎呀～伯成还想读书。”于是～他就允许我再次去报考竺西中学～并终于让我进了中学读初一。但好景不长～半年下来～我父亲又要我停学继续务农～我无奈又失学了半年。
１９５１年夏秋～又失学了半年的我～虚年龄已１６岁了～心里更难受了。心想再失学下去～这辈子读书机会将永远失去了。我跑到竺西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初一下学期未读，～学校不同意。我就跑到离家稍远一点的另一个初级中学—宜兴私立夏芳初级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该校教导主任徐建飞老师说～可以让我考一下～如考试成绩尚可～可以试读初二。经过单独考试～我进入夏芳初级中学试读初二。这个班级共有四十多位学生～我试读半年下来～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就已位居“第二”～接下来初二，下，、初三都在班上名列第一。由于成绩优良～团支部还吸收我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为什么少学了半年～插班读书还能在学习成绩上赶到同学们前面去呢，这靠的就是勤奋、刻苦。我自知自己并不聪明～没有什么好的“天资”～只是不算太笨～要能赶上和超过其他同学～只有靠加倍努力～尤其是“物理”、“化学”、“数学”这些理科的知识～不懂的地方决不放过～不会做的题目～一直要到“想”出来才罢休～绝不去抄别人的现成答案。就是“语文”、“英文”～也不肯简单地死记硬背。例如～背英文单词时～总是把许多词和该词的“词根”联系起来～再如语文中许多词～也力求理解。一次～语文老师问～“即使”和“虽然”这两个词的意思有什么区别，我举手回答说～即使”指事情还没有发生～“虽然”指事情已经发生了。老师点头称赞说：“对～对”。我从自己的学习实践中逐步体会到～死记硬背不理解的东西是记不牢的～只有理解的东西才会记得牢。
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不管学习的环境、条件多么差～总是十分珍惜学习时间。我初中读书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全国上下都过着艰苦的生活。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晚上要点煤油灯学习。为了节省煤油～我们堂兄四人合用一盏美孚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晚上做功课。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身下地干活～如收割、施肥等～大约干１—２小时的农活后～再回家匆匆吃稀饭～然后背上书包～带上饭盒，那时一般学生都要带饭到学校附近的人家去蒸饭，赶走５里路到学校上课。遇到下雨下雪～还要赤脚，光脚，到学校～因为胶鞋是买不起的。可能是天天如此赶路和干活～倒是把身体锻炼强壮了。
二、高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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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夏秋之交～我初中毕业又一次面临升学了。我父亲一定要我考师范～因为读师范，中师，不用缴学费～还有免费吃饭。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深知父亲经济负担沉重～他那时月工资３９元～要养全家七口人：我和三个弟弟、祖母、继母和他自己～实在无力供养我读高中，另一方面又觉得读了师范就失去了读高中升大学的希望～我是多么渴望进大学呀：这时～我有位堂兄弟尹锡中，我伯父儿子，和我合计～一起到常州去考省常中。如果我父亲知道我去考省常中～一定不让我去常州赶考。于是我就说～到常州去考常州师范～我父亲答应了。我和锡中一起在隔夜先走到我姐姐菊芳家中住了一夜～因为她家位于后智义庄去常州的路上一个小村子里。次日～我们一清早～走上了去常州的公路～朝常州方向直奔而去。锡中还带了一只热水壶～里面装了米和开水～几个小时后米变成了粥～供我们路上充饥。大约走了近７０　华里～到了常州郊区的湖荡桥～腿实在酸透了～看到汽车飞快地从我们身边开过。锡中说：“我们从未乘过汽车～乘一段路怎么样，”我也同意了。每人花了７分钱买了票上了汽车～只觉得“呼拉啦”一下子就到了常州汽车站。下车后打听去省常中的路如何走～一面走一面看～觉得十分稀奇：城市的街道怎么这样长、房子怎么这样多。那时正值六月天热～走得我们汗流浃背～看到卖冰棍的～锡中说：“我们没有吃过棒冰～买根吃吃好不好，”我说：“好。”两人共花了４分钱买了一根棒冰～你吮几口～我再吮几口～只觉得凉气直往肚皮里钻～感觉真是好极了：走到了省常中～临报名时我又犹豫了。父亲沉重的经济负担像似千斤石担又一次压在我心头。正巧常州师范处在省常中边上～我在师范校门口转了又转～不知如何才好。这时锡中对我说～“你要考师范你一个人去～我绝对考高中：”经他一说～我也停止了犹豫～算了～一起考省常中吧：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去报考常州中学。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省立苏州中学一样～在解放前就是一所知名省立中学。解放后更是全省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向往的地方。记得那次高中一共招收１０个班级５００名新生～考生非常多～后来得知要１３名考生取一名～而且这些考生都是当地初中毕业学校中的佼佼者。尹锡中在竺西中学读书时成绩也不差～无奈强手太多～考后心中觉得录取把握不大～因此后来又去考了武进县立前黄中学～这所中学也是不错的～现在也已成为江苏省重点中学之一。
我进省常中读高中后～生活可以说非常艰苦。每月我父亲要寄给我９元钱生活费～其中８．５元作伙食费～还有０．５元作零用钱～包括理发、寄信、买笔和墨水、针线和袜子等～有时还要挤出１角或５分钱来租自行车学或看一次电影之类～至于学费～就用奖学金抵。于是～放假时回家～以及开学时回校的交通费全无着落。我不能再向父亲讨了～因为他３９元工资给９元以后还只剩３０元～要养活全家六口人。那么～我开学到校及放假回家怎么办，靠两条腿走。从我家走到学校～整整９０华里～早上天不亮走起～要到晚上９点多钟才能赶到学校。那时候的汽车路是黄沙石子路～如果穿布鞋走，根本买不起橡胶底的球鞋，～即使是新的布鞋子也走不完一趟从家到学校的路～就会把一双鞋底走穿。那是万万不行的～办法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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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赤脚走～冬天就在布鞋外面再套一双草鞋走。为此～从学校走到家～或从家走到学校～常常双脚起血泡～必须休养几天才会好。有一次放春假时～我们三位同学一起连夜走回老家过节～走到前黄汽车站屋檐下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不料一坐就都睡着了。正巧那时走过两位接生，助产，护士～说你们这样会伤风生病的～到我们医院里睡一下吧。于是～我们就到他们医院里睡在他们病床上。我出了世从未睡过那么干净、雪白、松软的床和被子～身子一倒下来就熟睡到太阳高高升起～医生、护士一个也未见到～我们就离开了。后来～我在一篇作文里专门描写了这个故事～语文老师还拿到班上宣读表扬。
尽管在省常中读高中时我经济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在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上却大有长进～学习生活十分充实。省常中的老师水平可说全省一流～后来许多老师都调进大学从教。我学习当然很努力～因此～高一、高二时视力还很好～到高三时黑板上的字渐渐看不清了。我心急如焚～又无法叫父亲再给我配眼镜～只得厚着脸皮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空军政治文工团里的表兄，窦亦农～当时叫窦全坤，求助。我的表兄，姨母的儿子，接信后立即给我寄来１０元钱～我喜出望外～感激万分～赶紧花了８元钱配了一付眼镜～解决了大困难。我始终铭记表兄这份恩德。前几年去武汉出差时～还专门去拜访了他。尽管那时我学习成绩依然不错～但在强手如林的班级里～再不可能稳坐头把交椅。有时甚至二把、三把交椅都坐不上～特别是在立体几何及制图学方面～我的空间想象力差～成绩难上去。可能是这个原因～高中毕业时～我决定不考清华、交大之类工科院校～而报考综合性大学。由于自己文科和理科成绩在高中阶段都不差～因此既舍不得丢掉文科知识～又舍不得丢掉理科知识。怎么办，我在高二学习时～曾听说当时一位威信甚高的教导副主任蒋桢老师说过～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晶。因此～我决定高考时报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因为这两个专业除了考文科各科目外～还要加试数学。结果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就在我考取大学的１９５６年秋～我大弟弟尹伯贤考取了西宁林业学校～毕业后留在青海工作～为青海的建设贡献了一生精力～直到年老退休后～因身体差而返回宜兴老家定居。我的二弟弟尹伯凯则因为我上高中读大学～就只得留在家中种田～后来幸亏有亲戚帮忙介绍到西宁一个汽车场做工～并当了八级技工。在我大学读书期间～不定期给我经济上支援～使我更顺利完成学业。最小的弟弟，三弟，尹伯君比我整整小十二岁～一直留在老家务农。
三、大学时代
１９５６年秋～我按大学录取通知要到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报到学习。当时大学不收学费和住宿费～但伙食费和书籍费都要自理～可是～当时我家中可说是一贫如洗。因为家中的田地早在１９５３年办初级社时就实际上归公了～全家都靠父亲每月３９元工资来生活。家中拿不出一分钱来供给我到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无奈之下～我向二姨母求借。我二姨母也是农村妇女～根本无钱可借～但我母亲去世后～姨母就像自己母亲般地关爱我们。她说～等你表姐，指这位姨母的二女儿，一圈小猪卖了～她就去借钱来给你去上海读书。后来～就是靠她借来的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ＱＱ：１２６３４２０９４）
２４元钱赴复旦开学的。这笔钱后来我姨母怎样去还给我表姐～我就不清楚了～因为直到我大学毕业后去看望我姨母姨夫时～他们只说～这钱早还了～你不要放在心上了。我从心底里一直铭记姨夫母对我这份恩德。每次回乡～我一定要去看望他们二老。说真的～当时这２４元～比之今天２４万元～对我而言～不知要重要多少倍。然而～我经济上的窘迫局面在我进复旦后很快就结束了。进复旦时～我申请的本来只是乙等人民助学金～每月１２．５元～相当全部伙食费～但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调干生，一看我的家庭经济情况表～立即决定给了我甲等人民助学金～每月１６．５元～即除了全部伙食费外～还有４元零用钱。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出了世也从来没有过每月４元零用钱的富裕程度。不仅如此～班级党团支部和班委干部同学得知我要配眼镜～又补助我一副眼镜钱～得知我过冬棉衣单薄～又补助我一件新棉袄～这件棉袄又暖和又好看～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毕业后还穿了三年～真是“八年抗战”了。我从内心深处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没有这样关怀、帮助～我绝不可能上大学。
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了。然而～不断的政治运动却严重干扰了我的读书。应当说～大学一年级时～我们的教学秩序还算正常～学习的主干课程是政治经济学～另外～还学俄语、数学等。结合学习政治经济学～还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我喜欢跑图书馆和阅览室～除了看本专业的书和文章外～还喜欢看莎士比亚的剧本～巴尔扎克的戏剧等。但从１９５７年夏天起～随着整风反右运动的逐步开展～正常教学秩序越来越被打乱。先是帮党整风～还要我们向党“交心”。说实在话～我的“心”老早就交给党了～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学生会在大上海读大学～没有共产党怎么可能～我要感谢共产党还来不及～那有什么“意见”～但党员找我们“谈心”～一定要我们向党提“意见”～说你刚从农村老家回校～谈谈农村见闻也行。经这么一启发～我倒想起来了“意见”～说：“农村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粮不够吃～油没有吃了。”隔了几天～校门口贴出一批大鸣大放的大字报～说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尹伯成说“统购统销搞糟了～弄得农民粮不够吃～油没有吃了。”我看了以后有点担心～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在运动中吃苦头。实际上～后面两句我是讲了～第一句帽子是加上的。后来～我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可能是领导上认为我在班级里年纪较轻～心直口快～有口无心～因此～只是在小组会上和班会上批评了几次。同时～把我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职务换成了班委中的文体委员。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吹笛子～跑长跑～做文体委员也很开心。实际上～文体委员职务在政治上远不及团支部宣传委员重要～说明我当时政治上经验不足。
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经济系师生到江苏吴县望亭乡搞教育革命～当时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们三年级学生分配在几个高级社。我和指导员江春泽老师，她只比我大两岁，和一位女同学朱桂英住在一家副大队长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生产劳动～同学们还常集中开会学习，政治学习，。不久就正式创办了人民公社～一切归公～实行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我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在得知即将都要到公共食堂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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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的消息～连夜就把家中的鸡鸭之类宰杀了吃光。当时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然而～大家肚皮是放开了～干劲并没有真正鼓起来。一位生产队长对我说～“我们起劲～啥人晓得人家起劲不起劲”。当时报纸上电台里说～生产放卫星～亩产５千斤、１万斤～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多。一次我参加粮食过秤～记录粮食产量～最后交到上面去的数字不能根据实际记录～要按上面要求填写～弄虚作假几乎到处一样。还有一件有趣事是全民炼钢～小高炉遍地开花～我住的村子里就有一座小高炉～炼铁的原料是农民家中的铁锅，公共食堂吃饭～不要每家的锅了，之类铁器～煤是镇上运来的～用手拉风箱作为鼓风炉～我们同学们和农民一起日夜不停拉风箱。一次～我边拉边睡着了～江老师叫我回房睡一会再来。对于这套“大跃进”、“共产风”做法其实谁都心里有看法～就是不能讲。一次～蒋学模老师可能说了一句对有的“过火”做法不同意见的话～还挨了一次“小组帮助”。
看起来这些都纯粹是浪费资源，特别是我们做学生的宝贵的学习时间资源，的错误做法～和学习知识毫无关系～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这也都是学习～因为它使我从亲身实践中真正认识到为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真是主观唯心主义，真正认识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不可违反的客观规律，真正认识到了科学和制度的重要性。
由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失败～从１９５９年起全国农村开始闹饥荒～当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据我所知～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这几年基本一直是风调雨顺～农业歉收是共产风刮出来的～即使后来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小队这三级所有～但由于起初是大队为基础～后来又改为小队，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改来改去仍是大锅饭制度～农民积极性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不饿肚皮的问题～一直要到“文革”结束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真正解决。实行这一制度后～才真正实现了多劳、多收、多得、多吃～否则始终陷入“我干你不干我吃亏～你干我不干我占便宜～结果大家不肯好好干”的囚犯困境。
１９５９年秋～我们从望亭人民公社回到学校开始复课学习～补上一些未上的课～业务知识再稍稍被重视起来。但仍强调要以社会为课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被组织到马桥人民公社、上海机床厂等单位搞生产劳动和调查研究。有一次～从马桥公社回校后～按规定我们应退还手上的粮票～交到食堂～重新买成饭票在学校食堂用餐～但我没有这样做～把当月应交的２０多斤全国粮票扣在身边～就直接上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时假装把饭票丢进了收票箱。我企图把粮票带回老家～给我一个７０多岁的祖母和１２岁的小弟弟～那时他们在农村乡下一直吃不饱～如有这么多粮票～可能解决相当长一段日子肚皮问题。但此事很快被揭露出来～我在班级里受了批判～在团内受了处分。临大学毕业分配时～党支部书记陆庆壬同志找我谈话～说团内没有撤消处分的规定～希望你不要灰心～好好努力工作～前途是光明的。书记语重心长的话我牢牢记住～毕业后一直努力工作～多次评上“先进”。这次错误看来是坏事～其实也是我前进路上一次重大的“学习”机会。第一～从此以后～我就立下决心～宁可饿死～也决不做偷鸡摸狗之类见不得阳光之事。做一个人～就得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ＱＱ：１２６３４２０９４）
人，第二～犯了错误～只要吸取教训～仍旧会有很好的前途。
四、三进复旦
１９６１年秋大学，本科读５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刚从大专升格为本科院校的苏州丝绸工业学院马列室当老师。第一学期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同时上～第二学期要求我在上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要给美术设计专业二年级学生讲授“艺术概论”。我提出～我没有学过这门学科。党委宣传部长说～“你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一定会上”。我没办法～只得到书店里去找有关书看～总算买到了一本王朝闻写的“新艺术概论”～看了很有启发。我又回想起在复旦图书阅览室看过的一本由蒋孔阳写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大体知道了“艺术概论”中要讲点什么～就七拼八凑写了一个讲稿上了讲台～结果学生说比他们从前的老师讲得好。这给了我不少信心。１９６２年夏～正当我暑期在老家写“艺术概论”这门课另一学期讲稿时～突然接到丝绸工学院人事科通知说～学院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下马～你被调到苏州市第五中学任教。我立即赶回学院～听说第一批调出的教师在马列室就我一个～连高中毕业的那位女教师因为是宣传部长夫人～也未调动。我气得要命。当天就到人事科开了调离单到苏州市第五中学报到。后来才知～如果我晚走一星期～工资就会在苏州丝院转正～月薪５３．４元～而因为早到市五中报到一周～只能按照中学八级转正～月薪５１．７元。尽管每月只差１．７元～但在当时对我来说～其意义远不止目前１７０元～这也算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吧。
１９６２年秋起～我到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担任高二，５，班班主任～讲授政治课～内容是哲学常识。给中学生上课不是件容易事～关键是要有吸引力～才能让学生自觉遵守上课纪律。我边讲课边总结～不断提高讲授水平。做中学生班主任也不容易～主要要善于和学生打成一片～办事公正。一次我带学生下乡参加夏收夏种劳动～男女同学睡一间仓库里～势必有一男生和女生接壤～哪个男生和女生都不愿意～怎么办，只得由我自己睡在男女生之间～充当一条楚河汉界～其实那时我也才虚令２７岁～但已经是“长辈”了。
１９６３年春～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并要通过考试入学。当时我心想～我大学同学都在高校工作～我学习不比他们差～怎么只能在中学教书。那时尽管市五中领导很器重我～要培养提拔我～但我还是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的是母校经济系经济学说史专业～结果那年未能考取。１９６４年再次报考～仍是经济学说史专业～结果考取了～指导老师是吴斐丹教授。这是我第二次进复旦学习。真离开苏州赴上海时～心中又很舍不得。因为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我和我在五中的一位老教师史家琛先生的女儿史遵明，她当时在另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刚结婚才几个月。然而～读研究生毕竟是大事～我毅然决然回到复旦经济系学习。那时读研究生～主要是按照指导老师要求～阅读一些专业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当然～外语课还是要上的。起初～一切学习生活仍正常～但不久～国家的政治天空中风起云涌。先是批判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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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发展到批判“海瑞罢官”～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后来～文化大革命味道越来越重～火越烧越旺～上课都停止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被要求来清查老师的听课笔记以及讲义～断章取义地拎出一些“词”和“句”无限上纲上线～年纪大一些、资格老一些的教师都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少数人还要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批斗～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起初～炮火对准教授们～后来～红卫兵小将逐渐地把火力转向各级党组织领导～即所谓“走资派”～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则被当作“死老虎”丢在一边。例如～当时经济系一大帮教授被集中在系办公楼一小房间内，当时称为“牛棚”，学习～不许乱说乱动～本科红卫兵小将谁都不愿去“管”这帮“死老虎”～就叫我这个老红卫兵，当时我是研究生～属红卫兵学生之列，去“看管”。我当时看不出这些老教师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本性～就命令他们每天上午按时到这个房间报到～先由我领读十几条毛主席语录～然后由他们自学毛选～下午则放回家看大字报～实际是放假半天。一次～我在复旦的“南京路”，即大字报集中的道路，上看到生物系谈家桢跟着周围红卫兵挥拳高呼“打倒谈家桢”～红卫兵问～“你怎么也叫喊打倒谈家桢，”谈家桢答：“我是今天的谈家桢打倒昨天的谈家桢。”我暗自佩服这位遗传学大权威的大智慧。
１９６８年春～我仍旧回到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起初～学校派性严重～也没有复课～只是搞运动～但武斗停止了。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斗、批、改”。当时工宣队一大功劳是帮助学校复课闹革命。由文革培植出来的学生。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如果只由教师来管～是绝对管不住、治不了的～但工宣队一来～学生服帖了。当时我在五中教育革命组，相当今天教导处，工作～和工宣队关系很好～因为工宣队总大力协助我开展复课工作～维护教学秩序。那时候是文革后期刚开始复课的阶段～中学教学的许多课程仍不规范。例如～物理、化学二课合在一起称“工基”，指“工业基础知识”教学，～生物课称“农基”，指“农业基础知识”教学，。由于我是学校教革组成员～学校缺什么教师～我都得去顶替。那一时期～我上过的课程先后有：政治、语文、俄语以及工基。好在内容都不深～凭我中学阶段的文化水平～都可以应付过去。我在１９６８年秋受到一次冲击。事情是这样的：在文革以前大约１９６３年我第一次在市五中工作时～曾把一张旧的毛主席像裁剪后作包装一份讲义的封面～这份讲义上写上我自己姓名～借给一位教师参考～忘了收回。文革中该教师受冲击被抄家～查出此错误是我犯的。为此～红卫兵贴出了大字报～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并把我羁押在学校一个小房间内审查。我写“检查”必须上纲上线。为此～我从这一错误如何是适应美帝、苏修以及反动派，指当时印度和印尼当局，的反华需要高度进行检讨。现在看来～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扯～但当时来说～不这样做～过不了“关”。这是文革及此前整个阶级斗争年代的套路。由于我的问题“异常严重”～必须好好审查～但把我长期“关押”下去会给工宣队工作带来麻烦～因为当时工宣队急需我为他们不断地写总结“斗、批、改”的先进经验的文章。我曾给他们写过这方面好几篇书面性“经验”～上报到市里和省里～有的还上了《新华日报》。我被关起来后～就不能再写了。于是～通过工宣队到复旦经济系调查我历史有没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ＱＱ：１２６３４２０９４）
有问题之后～很快就开了一个全校教师批判我的会议～立即宣布“尹伯成属好人犯错误～检查认识深刻～可以解放”。我仍回教革组工作～还几次作为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先进典型在全市教育系统和全市各系统予以表扬～发一张张奖状～当然～那个年代奖金是一分也没有的。
隔了几年～毛主席发布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掀起一股攻读马列经典著作热～我被市教育局抽调去给全市各中学领导、干部讲授《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反杜林论》等～从此一直就在市教育局大批判组工作。这个小组里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些“笔杆子”～大家相处非常好。“四人帮”在毛主席去世不久被打倒～那时侯苏州老百姓的高兴情况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从此～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为局领导撰写“大批判发言稿”以及“报告”之类。１９７７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还被派到省高教局作为苏州市代表参与高考命题工作～关在溧阳沙河水库，现在天目湖，一个月～天天吃大鲢鱼头。
１９７８年春～文革后研究生制度再次恢复～我的老同学洪远朋、周建平给我通风报信～希望再次来读研究生。我当时很乐意～但又深怕考不好～因为事隔多年～外语和许多专业知识都还给老师了。我给吴斐丹先生写了封信～请教如何复习。吴老师很快回了信～十分热情～但内容空洞～只说“热烈欢迎报考～希望认真复习”等～连应重点复习那几本书都不肯讲。我只得硬着头皮赶到复旦应考。全校考场设在“登辉堂”。我自知那次考得很不理想～不料后来通知我来“面试”。我就向教育局领导和市委宣传部一位管文教的副部长提出申请～让我调到江苏师院，现苏州大学，工作～否则只能到复旦“面试”。谁知这几位领导异口同声不同意～说“调动不行～你要去读研究生～我们无法阻拦”。为什么那时我不想来复旦“面试”～因为有老婆孩子拖累～复旦在上海～把家属调进上海～在当时比登天还难。但领导既然坚决不同意我调进江苏师院工作～我就只能铤而走险上复旦了。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初～我第三次跨进复旦校门读研究生。那时我虚年龄已经４３岁。校门卫的一些同志、校医务室一些医生见到我说“好久不见你了～你到哪儿去了，”我们经济系的老师也欢迎我回来。蒋学模老师在欢迎会上还专门介绍了我这个“老新生”。陈观烈老师对我说～“尹伯成～你是有志者事竟成”～冯咸福老师在系门口遇到我时说～“啊呀～领导回来了”。我知道他指的就是当年我管过“牛棚”之事～忙说：“不敢不敢～当年多有得罪～务必请原谅”～他说：“不～不～如果当年不是你来管～我们这些人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说实在话～我这次之所以能第三次进复旦～主要昂仗当时系主任张熏华老师之力～是他希望我回到母校母系工作。由于我这次来复旦属“回炉”性质～因此学习时间比较短～在外语考试通过、学位论文完成后～１９８０年６月正式毕业留在经济系正式任教。我是文革后全国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消息还上了《解放日报》、《文汇报》。从此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复旦。
五、学无止境
我留复旦经济系工作后～在教学上～起初一直教经济学说史。当时与我一起讲授这门课的还有方崇桂、蔡中兴二位老师。我有时给经济系学生上课～有时也给世界经济系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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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讲的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当时我已开始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当时叫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经济学教学内容应当改革。在自己讲课中～除了对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家理论要作批判～还要讲一讲这些理论对发展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什么积极意义～讲一讲今天我们可以借鉴之处。后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希望把我教学讲义整理一下出版。我就作些文字加工～以《简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为书名～在１９８５年春公开出版～该书马歇尔以后各章由石士钧同志编写～我觉得由他写更有把握些。确实～对于西方经济学史上凯恩斯以后的内容～我那时接触甚少～因此～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江苏省党校邀请我去讲授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课程时～总觉得讲西方经济学把握不大。幸亏课时少～讲得简单～否则我不敢承担。我总觉得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对我是块“软肋”～决心好好学一学～否则讲经济学说史只知道“来龙”～不知道“去脉”。但当时国内出版的这类教材几乎一本都没有～只有一些“大纲”式的本本。为此～我就托人在香港买些这类教材。后来～终于从香港书店里买到一本由台湾著名学者施建生编著的《经济学》～写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我反复认真学习。后来～经人介绍～我又到上外图书馆那里免费得到了几十册由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都是微观、宏观经济学一类英文教材。当我阅读第一本这样的原版教材时～觉得很累～不仅有外文阅读能力问题～还有基本理论不熟悉问题。但是～我硬着头皮把第一本读完读懂后～再看第二本、第三本时～就觉得不难。一是因为内容大同小异～二是因为词汇、句式都差不多～再加上这些教材并非高级教程～而属初级教材～容易掌握。学习这些教材～除了外语问题～还有个数学问题。尽管在大学一年级时张志鸿老师给我们讲过微积分、解剖几何和概率论初步～但是～一来讲得简单～内容浅～二来几十年未接触都忘记了～尤其是弄不明白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学上的用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购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经济数学》，上、下册，自学。通过自学～不仅理解了微积分一些基本知识在经济学上用处～也掌握了一些线性代数和概率论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这对我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解经济学中一些计算题都有极大帮助。上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初～由于宋承先教授离开复旦～舒元同志出国～一些年轻同志还未毕业～研究生的微观、宏观经济学没有人教～我只得挑起这副担子～这对我是极大挑战。说实在话～别说中高级教材未学过未教过～就连匡特编著的《微观经济理论》，数学方法，上的不少题目我也解不出来。怎么办，老老实实去动脑筋做。宋承先教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出版后～许多学生反映～各章后面题目做不出来。复旦出版社徐谓平同志建议我编写一本专门解题目的指导书。但书上一些题我也做不出来。一次～我问宋老师有道题怎么做～他说他也没有做过。我不便再问下去～只得自己去一遍遍做。因为我要上课～必须每道题能做。在课堂上通过解题讲理论～又用理论指导解题～学生感到收获大。后来～我就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发动一些自己带的研究生～编写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微观，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宏观，各一册。不料此书出版后～大受国内许多高校经济类管理类师生欢迎～销路一年强一年～许多学校还把此书列为考研究生参考书。后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ＱＱ：１２６３４２０９４）
来～经过一版又一版修订完善～现在已出版了第四版。
我自知西方经济学理论水平不高～数学功底差～因此～在我自己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尽量把内容局限于初级教程水平～以文字和图表表述为主～尽量少用数学公式。我力求深入浅出～以通俗见长～以顺口取胜～目的是普及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知识～为初学者提供一门入门向导的书。结果～此书反响也很不错～一版又一版修订后～每年能印几万册。我在编写这些教材，包括参加由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编写，过程中～不断虚心求教～不断修正差错～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改进表达。这四个“不断”～本质就是不断学习。
２００１年秋～我正式退休返聘～但我一个心愿未了～就是一直想编写一本从市场经济视角考察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并体现厚今薄古原则。正巧那时有国家“十五”重点规划教材编写出版项目计划的课题申请～我就提出了申请并获批准了。后来～此教材编写出版又列入迎接复旦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要出版一批精品教材，书目，计划。于是我就抓紧工作～并请几位研究生一起参加～经过三年多努力～这本教材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本教材无论从观点上～内容安排上都和从前出版的《简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和石士钧合著，以及《经济学说史教程》，和方崇桂合主编，大不相同。为了编出此书～我查阅了许多文献～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许多理论和人物重新反复思考～我始终把这本书的编写～当作我再一次深入学习经济学说史的过程～并希望这本书能不断修正完善～推陈出新。
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始终是我主要精力倾注的工作重点～也是我不断学习的主攻方向。除此之外～结合对国内经济生活热点问题的关注～我对证券投资、保险和社会保障以及房地产经济问题也有一定兴趣～写了一些文章～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不断解决的问题～值得关心和研究。现在这本集子选辑了这些领域我学习和研究的一些心得～就教于大家。
在教学工作方面～未退休时一直坚持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也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我始终认为～给学生上课的过程是一个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不仅学生课堂讨论是我学习的机会～就是给研究生评审学位论文～和博士后讨论开题报告、中期报告等也都是学习的好机会。每一位研究生和博士后～都有自己专门研究领域～这些领域不可能都是我精通的～因此～给他们指导论文写作和评审及答辩等等的过程～的确是自己一个学习过程。
除了教学和科研～近２０多年来～我也做过一些行政工作。从做系教学秘书～到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以及其他一些职务。做所有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在实践中学习～学习怎样做事、怎样做人。从工作中我认识到～并不是只有出国访问以及看书进修才能学到东西～在平时平凡的每项工作中～都能学到东西～只要自己肯虚心、用心。我与生俱来一大缺点：粗心～因此工作中差错不断，但也有个优点：一旦认识了～总肯改正。
光阴如箭～不知不觉我今年已进入古稀之年～并且已经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小孙子尹嘉亮现在还不到３周岁～十分活泼可爱。小外孙苗嘉阳实足也已有１１岁～小学４年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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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聪明。２年前就获得过上海市少年儿童资力大奖赛第一名～今年６月１日还作为上海市少先队员代表参加全国少先队代表大会。看到第三代健康成长～我心里充满天伦之快乐。
古代曹操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不可能有这么大雄心壮志和精神境界～但我总认为～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尽管现在人慢慢感到老了～耳不聪～眼不明了～但有生之年～还应继续学习～尽力量工作。我６７岁时才开始学电脑～现在不也能上网、收发电子邮件、在电脑上简单打字、修改文稿了吗，为什么以后就学不了任何新东西了呢，我的老伴经常告戒我：“再不要去写什么书、什么文章～作什么讲座、参加什么会议～搞什么评审等等了～一世还有多少年好活啊～怎么不留点日子给自己过过～难道钱还不够用吗，”我完全理解她的一番好心～实际上～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已不是为了挣钱。我一个儿子和媳妇～一个女儿和女婿～都有自己一份工作和收入～都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都不用我担心～而我自己平时也消费不了什么钱～再要多钱干什么呢，但我认为～不要去挣钱不等于不要再学习和工作。学习和工作的节奏要掌握～不能再紧张～但不等于不要去做事情了。工作任务轻些可以～不干活不行，每天学习时间短些可以～不学习不行。坚持学习～适度工作～适量运动～心态平衡～保持身体健康～争取多活几年～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方针。《红楼梦》里有首“好了”歌～说许多事情“好”了就“了”～“了”了就“好”。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劝人们对个人名利和妻儿要想开些～看穿些～这是对的。但不能把它理解为人活在世上～本来就用不着去多做事。我认为～人活着就是干活的～如果不做事～不创造～社会不会进步～世界不会美好～这是用不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也能说通的道理。
就像劳动惯的农民闲了会发慌一样～我闲了也不舒服。尽管我不知自己究竟能活到几岁才离开世界～但是～只要活着～就得学习～不断学习～让知识不断更新～让思想与时俱进～在工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我进入老年以后的求学之路。
２００５年５月于复旦　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ＱＱ：１２６３４２０９４）
作文二：《我的求学之路》800字
我的求学之路
我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哥哥姐姐念书都不多，家里我最小，所以多念了几年书。上小学时好几次因为交不齐学费差点辍学，所以我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　　　　小学六年里（因生病留了一级），由于生性顽皮，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没能进入前十名，但也一直保持在中上游水平。因为学校离家还有四五里路，每天很早就被母亲叫起床了，吃过早饭后，就一路蹦蹦跳跳出发了。由于贪玩，我经常被河沟里的小鱼、小龟所吸引，也经常在上学路上干一些抓鸟、摘别人家树上果实等所谓的坏事。想想现在的孩子，上学、放学要接送，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家长的视线，不知这样叫幸福呢还是叫悲哀。童年的快乐求学路让我现在想起心中也会充满温馨。
转眼上了初中，功课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可顽皮的我却始终紧张不起来，整天沉迷于琼瑶、金庸、梁羽生的小说里，幻想着自己也能得到一本武功秘籍，学得一身盖世神功，打抱不平，行侠仗义。好几次上课看课外书被没收，写检查。就这样，懵懂中已到初三，眼看就到了是进入社会还是继续求学的选择，看着爸妈、哥哥、姐姐每天辛勤劳作的身影，我暗自下定了决心，我要继续上学，我可不想一辈子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着。下定决心的我忽然间像变了个人似的，上课也不做小动作了，放学路上也还在念念有词，
也许是天资还不错，也许是顽皮的童年和广泛的阅读开拓了视野，活跃了思维，经过努力拼搏，我以全县８７名的成绩考上了巢湖卫校检验师专业，跳出了我们家世代劳作的农门。爸妈因为高兴特地请来了电影队在村里放了几场电影，着实让我们家风光了一番。
经过三年的中专学习，我被分配到广德中医院工作了，如今我已是医院门诊部主任，医院领导班子成员了。工作期间，我先后又自考了大专，在职读了本科，虽不算学业有成，却也在医学检验专业上微有建树，先后在国家级医学期刊和省级医学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已是中级职称的我还在为副高而努力奋斗呢！
作文三：《我的求学之路》1600字风雨无阻求学路（二）
站在四十不惑的人生转折之年，我时常回味我的读书经历。那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难以启齿的害羞。但我现在终于鼓去勇气将原属于我的隐私爆料出来，希望更多的学子能从中学会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学会如何笑对挫折。
在黎都公园西北方向有一座山，它叫凤凰山。在凤凰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小山村叫东坟村。在七十年代初，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快乐的童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了。我们村那时没有幼儿园，直接上小学一年级。我和哥哥一起上一年级，学校没有教材，也没有课桌，而且全校只有两名教师，一名快退休的老教师，一名村里自雇的代课教师。我记得那时我们上课用得课桌是用砖块垒起来的。东坟小学四个年级只有两个教室，老师采用复式教学法，一会儿教一个年级。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在全联校抽考中还获得优异的成绩。我在为数不多的学生中是孩
子王，因为我学习还算可以。到了四年级，我学习不太用心，加上去邻村学习的上一届学生返回村里重学四年级的课程，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以至于升五年级的时候，考试没能通过。东坟小学没有五年级，只能出村去读五年级。因为西坡村不接受我们，我们只好到东呈小学去读书。东呈村属于柳林乡，而我们村属于北呈乡。感谢东呈小学的接纳，我又获得读书的机会。我在东呈小学复读了一年四年级，补上拉下的课程，到小学五年级毕业时，我读了六年。记得小考时，我用的钢笔没墨水了只好用铅笔代替，结果导致考试失利，但就这我还是东呈小学小考第一名。我用
六年才走完别人五年就走完的求学路。
初中或许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时期。那时柳林乡中和东呈小学联署办学，我得以在东呈村继续我的初中生活。记得刚上初　一时，我的学习成绩不太稳定，忽上忽下。　到初二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全班　第一，而且我成为１１班的班长。柳林乡
中在当时还是鼎盛时期，曾经出过全市　第一名的学生，我也曾经被寄以厚望。初三时，我成绩有所下降，但一直在全班前　五名。九零年中考时，我考了总分４７４分，位居全班第二名。我需要感谢的老师　很多，在此仅举两例。初一、二时，是　牛老师将我引上喜欢学习英语之路，并使　我想成为一名英语教师。初三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冯老师，是他教会我如何写作，如何做人，如何做好班干部。那年我　考上了长治县一中，但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父、母亲希望我能考上一所师范学校，以便能早点就业。因此，我又去北呈乡　中学复读了一年初三，结果事与愿违，我中考再一次无缘于师范学校。初中，别人读三年，而我却读了四年。为了能圆梦，　我背着巨大的压力，准备上高中一搏。
长治县一中位于韩店镇，在黎都公园　东南方向。９１年秋，我来到了县一中１１０班，开始我的高中生活。在高一时，我穿着很土气，学习成绩中等。我发现我太普通了，理想和现实有太大的差距，我自卑
极了。高二时，我忙于应付毕业会考，学习状态不好，心情有点浮躁，学习成绩不佳。高三时，文理分班，我上了文科高１１４班，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张老师给了我学习的动力。我不再自卑，开始奋发图强，努力学习。也许是基础不牢固，　也许是我心理压力太大。九四年高考时，　我落榜了。没有复读的学费，暑假时，我　和我父亲每天去收购红豆，用赚来的钱交　了补习的费用。高四时，我在高１２０班插班复习，那一年我使出全身心的精力，拼　地学习，平时学习成绩还可以，但九五年　高考由于心理压力太大，我再一次名落孙山。我伤心到极点，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再一次去打工。这一次是跟一位老亲戚去　打井，我发誓再也不复读了，我与读书无缘无分。也许是对机器的恐惧，也许是受　不了师傅的谩骂，在工作了三个月后，我回县一中复习班看望我曾经的“战友们”。　无意中碰到张老师，是他劝我再奋战一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再一次走进县一中　的大门，开始我的高五生活。我上高五时，
已经是金秋十月，经过十个月的拼搏奋战，我学会了调节自己的心里平衡，学会　了查漏补缺，学会了勇敢地面对高考。终于在九六年七月高考中，我以４９７．５的总分考入了晋东南师专英语系。
作文四：《我的求学之路》1300字我的求学之路
自从我背起书包的那一刻，我就踏上了求学之路，经过万山险阻，跨过奔流江河，如今，我坐到了大学的教室里，接受着高等教育。回想着这些上的求学之路，颇感甚多，实属不易。　　　父母都是地地道道老老实实的庄稼人，这大半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小小年纪不忍看父母这般劳累，带着自己将来能赚很多钱能让父母颐养天年的理想，带着父母欲让儿女成龙成凤的希望，我踏进了小学的校园。
小学的生活看似无忧无虑，但是却没有改变心中的理想，每天看着爸爸妈妈早出晚归，这个理想就根深蒂固的扎在我的心里。我没有辜负爸妈对我的期望，第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班里的皎皎者。也在亲人与老师的称赞中毕了业。
走在平坦却又充满了分叉口的初中路上，遇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初入初中，又是头一次住校，心里难免有些孤单与难耐。加之学初的住校条件很差，交通也不发达，更是在求学的路上设下了许多障碍。
冬天，只有一个火炉，只烧到晚上九点，要知道冬天的温度只有零下二三十度，一个火炉，二十几个人的房间怎么能暖呢？洗脸的水,,,,冷的我们盯着脸盆看！食堂的饭更是令人难以下咽，总是有一些小虫在凑热闹。犹其是在周末，骑着自行车走三十几里的路，还记着被大风吹过，被暴雨淋过，被冰雹打过，被洪水冲过,,,,自行车也没气过，脑袋也被马蜂蜇过,,,,但是我从未因客观原因而耽误学业，虽然看似吃苦，但苦中也有甜。记得爸爸告诉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话虽不是爸爸原创，但我却明白当父亲的苦衷，我努力学习，成绩依然是遥遥领先，就连大家都认为很难掌握的英语，我也是班里的前三名。　　　也是在这苦乐交加的初中路上，来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路口——中考。三年的努力全都汇聚在这几张卷子上。等待成绩是件痛苦漫长的事情，查是结果却没有令我满意。虽不是重点高中，但却是高中里的重点班，就这样我走进了我的高中。
高中，我只是想通过努力换来大学的通行证。我也想通过脚踏实地的进入我的理想大学——北京二外。可是天不随人愿，在高二的时候，由于神经性头痛，不得不暂停学业。我，休学了。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后，我重新选择高中，爸妈尊重了我的选择，我去了市里的职业高中。选择职高并不是不思进取的表现，而是抱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想法去的。我觉得别人越是看不起职业高中，我越是要努力学习，我要让那引动人瞧瞧，职高也是可以出息人才的。在职高，我的头疼过，我的身体不舒服过，但是每都坚持着心中的信念不能缺少坚持，为了父母的将来，为了心中不愿服输的寻吕气，我拼命的努力，天道酬勤同，从高一到高三，我从未从第一的位置下来过，直至高考我都是以省状元的名义考上了大学。职业高中的状元可能没有普通高中状元的光辉，但是在许多人眼里仍是那么耀眼。职业高中是对吕升学，我来到了唯一一所省外本科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来到了大不宙，我知道自己以前的努力没有白费，心中的信念没有白，爸妈感觉特自豪，亲朋感觉特荣耀。可是只有我知道我来了成教学院。其实可能没什么，但是心中仍有些自卑感，有冒也在安慰自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天道酬勤,,,,只要努力，总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虽然现在大三了，但是我从未放弃努力超越自己，因为我知道，求学路上如果不努力的话，是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的，所以为了以后的理想，也为了父母和自己更为精彩的活，我会珍惜现在，并在这条求学路上付出自己的努力，争取到最好的果实。
作文五：《我的求学之路》1900字我上小学一年级正值上山下乡的１９６９年，启蒙老师自然是下乡知青。记得那时也没教材，每天就是跟老师念“老三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像古时上私塾念“三字经”一样，每天摇头晃脑地跟着老师，一句一句地跟着念，并不认字，也不太懂意思，可是居然一年下来，“老三篇”全都会背。数学（那时叫算术），也没教材，每天就是数数，从１数到１００。从一年级升二年级的考试，就是背一段“老三篇”和从１数到１００。全班没有不会的，都升到了二年级。认字写字、认数和加减法开始于二年级，二年级与一年级在同一教室，就是所谓的复式教学了。老师先给二年级上课，二年级练习时，老师再给一年级学生上课。
珠算是小学里学的最长最多的课程，加减乘除学了两年，好像是三、四年级，算术课天天就是背口诀，拨算盘珠子。记得我在珠算中还有一项重大发现：学除数是５的珠算，不用背口诀，算盘上是几加几就行了（算盘上没小数点），４÷５，就是４＋４＝８（０．８），一时被全校师生称颂。
初中上的是农中，上午上课，下午田间劳动。学校有近百亩地，种的小麦、黄豆和棉花，还养了猪。最企盼的是午收秋收农忙和学校开运动会，学校会宰杀几头猪慰劳师生，农村学生一年难得吃几回肉，在学校就能吃上三四回，还免费（尽管只有区区几小片），能不让人企盼？初中学到什么了呢，数学连解一元一次方程和因式分解都不会，写作文，就是写大批判文章，其实就是抄报纸。物理、化学就做些小试验，挺好玩的，但不明就里。英语课常换老师，初中三年一遍一遍地学２６字母和音标，至少学了５遍。
１９７７年上高中，恢复高考了，一切从头学起，拼音从小学开始补，其他从初中课本学起。由于１９７８年开始高考实行秋季招生，高一多上了半年。到了高三最后一学期，县里为了提高升学率，通过全县统一考试，把全县各高中的前五名，集中到县二中（离县城有十多里地），进行考前强化学习。我也“有幸”被录入二中，８００多人集体住进了大礼堂，这个学生宿舍，应该被载入吉尼斯记录吧。那种嘈杂、那种湿热、那种说不出的气味，难以想像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所幸在这样的宿舍每天只呆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尽量在教室学习。那是１９７９年上半年，大量的外国电影被引入国内，如《流浪者》、《巴黎圣母院》等，那时，我才１６岁，没进过县城，更被这些电影所吸引，一到周末就进城看电影逛街了，随便在城里的同学家或熟人家住一晚上，到周日下午才回学校，根本没把读书学习当回事。
终于高考结束了，别的同学录取通知书都拿到了，准备去报到了，我做好了复读的准备了，通知书却到了，是一所劳动大学师范教学点（大专），最奇葩的是，通知书上还要求带锄头一把，那时政策规定，录取而不去报到的，第二年不让参加高考，只得去上吧，锄头不带了，不让入学再说。到了学校，果然是劳动大学，每周干农活两个下午。学的是数学系，和农业毫无关系，可每班都有一块地，农活必须干。在这两年的学习中，对数学专业下的功夫不多，就是认真听课，认真完成作业，其他时间全用在读文学名著、唐诗宋词、中外历史上，毕业时，学习成绩却还算不错。
短短的两年大专，很快就过去了，毕业后被分配到煤矿基本建设企业的子弟学校，当上了初中老师。刚满１８岁的我，被学生称为“娃娃老师”。矿上的学生毕业了就能招工，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倒是职工的学习劲头很大，白天在学校教学外，晚上被聘为职工补习老师，断断续续兼职了两年，我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态度深得职工好评，不少职工经过补习考上了各类成人高校。另外，我还在青年教师中成立了读书会，创办了《崛起》读书心得期刊（手刻），平时还在企业内部刊物上写一些短讯、随笔等小文章，正是由于此，做了五年教师后被调入工程处办公室作了文秘，一个学数学的，天天写起了领导讲话稿、各种总结、工作报告等，一干又是五年，后升任组织人事科长，这一干可是十年哪，这是煤矿基本建设最为困难的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工资最少的一年只发了四个月的，工程处领导班子基本上一年一换，作为组织人事科长，就是经常参予评议、考察、推荐。但这期间我参加了高教自学的法律大专考试，真正的自学，就是啃教材，考一门过一门，用了３年时间取得了法律大专文凭。进入２１世纪，觉得搞政工，实在是味同嚼蜡，自己主动要求去矿山建设项目部任职，学起了煤矿施工，除了下井，就是钻研矿山建设理论和项目管理知识，任职项目经理期间，报名参加了一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尽管项目部工作千头万绪，但总是能逼自己挤出时间去看书学习，两项考试还都是一年通过。
一位伟人说过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是人生的一种生活状态，学习能力、学习方法的培养是老师最应该传授的，当然通过自己的不断摸索，找到适合自己实际的学习方式方法也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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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学之路
写自己求学的历程，不知道用什么题目好。想起了过去读过高尔基的小说“我的大学”；尽管内容大多数已经忘记，但是书名还记得。于是照猫画虎，题目就分别叫做“我的小学”、“我的中学”和“我的大学”。
我的求学之路－－－－我的小学
我开始读小学大概是在１９４８年的秋末冬初。学校就在我们村里。这是我们村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所学校。校舍借住在因为战乱逃离的一户人家里。北房三间，西房两间。茅草顶，土坯墙，摇摇欲坠。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初小是小学一至四年级；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六年级。我们村刚刚有学校，当然是初小。学校的老师是我们村曾经在外地上过高小的一位中年人。教室里的桌凳是学生从自己家里带去的，破破烂烂，五花八门。当我被父亲带到学校的时候，怎么也不敢走进教室，因为我们家没有桌子，只带去了一个破凳子。好歹老师是自己村上的人，论辈分又比我低得多，像现在哄小孩去幼儿园一样把我哄进了教室。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是崇尚儒教，想以孔孟颜曾四个字作为他四个儿子的名字。我是长子，自然以孔为名。当老师在他那用桑皮纸钉成的登记表上写下我的学名后，我便从此告别了乳名，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就是有了“大名”了。
学校虽然是第一次开学，但是却一次招收了四个年级的学生。男女都有，年龄不限。有的是村里的民兵，有的是妇女救国会的成员，有的是儿童团员；还有个别留着一条长辫子、缠着足的女孩子。我那时属于年龄偏小的学生，第一天还光着屁股在河里捉小鱼，第二天穿上条破裤子就成学生了。四个年级，男女老少，聚在三间破房子里，就这样开学了。两间西房白天作为老师的办公室，晚上是民兵、农救会集合的地方。
当时人们都穷，买不起纸墨笔砚。条件好一点的给学生买块用石头做的“石板”，用泥土烧成的像细筷子一样的“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写完了用衣服袖子一擦再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那是买不起的。只好拣摔碎了的瓦盆片当石板，用从墙缝里扣出的石灰当石笔。学校里每隔十天半月会来一位卖纸笔文具的商人，穿着大褂，裤脚用扎腿带紧紧地扎着，挑着一对小箱子。每当看到这对小箱子打开的时候，大家都会露出敬仰与羡慕的神色。没有一个学生买得起。村里偶尔会给老师买一支毛笔，以便让我们村这位文化最高的人逢年过节时为各家抄抄写写。
开学了，上课了，可是没有课本。我们村离县城近。村干部、老师三番五次去县里联系，也没有找到多少课本。不要说人人一本，就是几个人一本也没有。说起来我还沾了没有桌子的便宜。一年级的一位学生从潍县亲戚家弄到了一本语文课本。第一课就一个字：“羊”。我搬着我的破凳子，坐在他的对面。学了三天羊，写了三天羊。老师忙其他年级了，只是看着我们老老实实的坐着就行。三天后，老师家里有事情需要处理，放我们一年级的假。由于刚刚上学，兴奋得很，放假后便和他们比写“羊”字。他们都写得和我不一样。我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好用土块画在院子的大门上，去叫老师来评理。老师在我写的上面画了一个大叉号，又用指头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头，转身就走，只扔下一句：“你的眼睛呢，”原来三天里我是倒着看书，学习的第一个字竟是一个倒写的“羊”字。这场倒字风波，使我羞愧难当，以至于自己不敢去上学了。父亲只好送我到教室门口。老师又像现在哄小孩去幼儿园一样地把我哄进了教室。现在回想起来，这次洋相的教训，使我受益匪浅，后来几乎不敢再做哪些趾高气扬的事情了。可见，一位老师的一句开导，有可能会使一位学生终生受益。
当时的上课似乎没有什么章法，可能缘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老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授，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自习。每当老师给高年级的学生读课文或者让高年级学生背诵课文的时候，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小孩子便静静地听，以至于后来也能够背诵一些高年级的课文，虽然那些字我们可能一个也不认识。当时上课也没有规定一节课多长时间，学校里也没有钟表，
甚至我们附近几个村也没有有钟表的人家。老师上课的时间长短看太阳决定。农忙的时候，老师需要种地，年龄大的学生也需要帮助家里种地，往往上午晚上学，下午早放学。以现在的时间，大概上午１０点后上学，以便早晨在庄稼地里多干一会儿农活；下午３点放学，再到庄稼地里去干到天黑。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早晨被大人扯着耳朵从床上叫醒，到庄稼地里去拣锄下来的鲜草；下午放学后，几个要好的伙伴一起，偷偷的玩一会再迅速的跑回家。特别是每年小麦抽穗时节，也正是忙着养桑蚕的时候。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生长着一望无际的桑树；叶子被採下来养蚕，露出了黑色的桑葚。远远望见便垂涎欲滴。于是下午放学以后，几个要好的伙伴低头弯腰，让高高的小麦掩盖着身体，箭一般窜到桑树下面，脱下破棉袄，光着脊梁，跃上桑树，大快朵颐。一棵树吃完，呼哨一声，一起跃下，伴着一片小麦一同倒下。可能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为什么那时小麦快成熟了还要穿棉袄。这是因为当时家家都穷。秋末冬初天气变冷了，将秋天穿的单衣缝缝补补，填上棉花，这就是冬天的棉衣。没有人像现在这样在棉衣里面穿上一件内衣。因为能够做为内衣的单衣已经改成棉袄了。所以脱下棉袄就要光着脊梁。第二年春末夏初时节，再将棉袄里的棉花取出来，缝缝补补，又变成了单衣。
那时候农村人家让孩子上学，没有现在这样高的追求，大多数只求能够认识几个字、认识自己的名字就满足了，把回家种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一些年龄大的学生慢慢地退出了教室，又一批年龄小的孩子成了小学生。
刚解放那时，村里经常有政府的各种工作队。一身灰色的军装，灰色的行李，吃住在老百姓家。白天和老百姓一起下地干活，回家帮老百姓担水、做饭、扫院子。大爷、大娘、哥哥、嫂子、弟弟、妹妹地称呼着，让人感觉暖暖的。这些人都会唱歌。从此我们学校里有时也上唱歌课了。
记得有几天学校没有上课，大人们说老师到区里学习去了。老师回来后就教我们唱一首歌，说是国歌。村里也挑选几位心灵手巧的姑娘做一面红旗，老师说那是国旗，有五颗星。村里的木匠到柏树林里伐来了一棵最高的柏树，树立在学校的院子里做旗杆。村里人忙着练秧歌。工作队和老师一起忙着编写欢庆歌词。那时由于年龄小，有些事虽然不十分明白，但是也感觉到“建国”是一件伟大庄重的事。１０月１日那天，全村人集合在学校的院子里，老师带领我们唱起了国歌，民兵将国旗升到了旗杆顶端，庄严肃穆。
要建少先队了（当时叫中国少年儿童队）。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现成的红领巾，也不知道红领巾的正确形状和尺寸。工作队里一位挎盒子枪的人给我们从县里借来了一条。于是，批准参加少儿队的人家，拿着鸡蛋，换回来红布。我的几个姐姐和堂姐针线活做得好，在豆油灯下连夜赶制出红领巾。第二天，当我作为第一批入队的孩子戴上红领巾时，我看到我父母的眼里好像有一层雾。
随着大批干部南下，我们村里工作队的人一个个撤走了。又在离我们村６里地、县城边的文庙里，建起了一处速成师范。完小毕业就可以报考，学制一年。我的一位在外地上完小的堂哥回来考取了。看到堂哥穿上了灰色的军装，打着灰色的裹腿，背着灰色的背包，羡慕死了。
四年的小学很快就这样过去了，要考高小了。可是县城附近却还没有高小。在我们村和县城之间有一座龙王庙，年久失修。简单修理后变成了一所初小，又临时招收了２０名高小一年级学生。这就是我高小学习的开始。没有老师，县里特别挑选了两位上过初中的干部来教我们。见到这两位老师，感觉人家上学多就是和我们村里的人不一样；知道的事情好像比原来我们的初小老师多很多。
开始，我们村在龙王庙上高小的有个４人。半年不到，他们都先后辍学回家帮父母种地去了。每天就我一个人去上学。冬天昼短夜长，下午有时到天黑才能够放学。一个人走夜路，总感觉身后啪嗒啪嗒地响，好似有什么东西跟在我的后面，毛骨悚然。就在这时，旧社
会闯关东的四伯回来定居。四伯家的姐姐正在上高小，转学到龙王庙。从此，和这位大我３岁的堂姐一起走完了两年高小求学的夜路。
去龙王庙上学不久，我们区第一所高小成立了。学校设在距我们村１０里的一所大户人家遗弃的房子里。从此开始了每天带一顿午饭、往返２０里的正式高小生活。
就在这一年，村里流行伤寒。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是一种严重的瘟疫。已经有几位壮年人染病身亡。父亲也感染了伤寒。几乎卖光了家里的所有粮食筹钱治病。接近年关，父亲终于脱离了危险，却已是家徒四壁了。母亲又拿起了放下多年的讨饭棍。已经懂点事的我和父母商量退学，却遭到父母的严厉训斥。那时我就想，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报答父母的天地恩情。从此，每天早晨第一次鸡鸣起床，烧一碗开水，泡一抔母亲讨来的百家饭，和堂姐一起走１０里夜路到学校。中午同学们吃饭了，我一个人躲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看书。晚上回家给父亲煎完药后，再跑到四伯家借四伯家微弱的灯光和堂姐一起看书。
这年的冬天雪特别大。走到村口远远望去，分不出哪是田，哪是路。每当雪天，把自己的鞋子用绳子捆好，挂在身上；穿上父亲编的草鞋（那是用一种叫做蒲草的野草编成的，我们老家称这种草鞋叫“蒲窝”），肩扛一张木鍁；和堂姐轮流着用木锨探路。那才是真正的亦步亦趋。
由于区里高小的学生是整合了几个地方组成的，开学时只好重新从高小一年级开始学起。使本来两年的高小变成了将近３年。我至今仍然怀念高小的生活。虽然只有４０几位同学，可是他们都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关心和爱护着我。虽然教我的老师都年纪轻轻，却处处像长辈一样，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诲人以孜孜不倦。在我的一生中，永远感激教育我成长的老师们。
１９５５年春节前，我完小毕业了。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学校、老师和同学，回到家。准备报考初中。
作文七：《我的求学之路》2500字我的求学之路
３０年前，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也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３０年的风风雨雨，让我领略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３０年的发奋苦读，我吮吸着知识的乳汁，也收获了笔耕不辍的累累硕果。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幸运之星降临在我的身上。几经周折，我穿上了绿军装，圆了儿时的梦。然而没有想到，就在我入伍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因为当时入伍不满一年，没有资格参加，只好等到１９７８年。也许是那年高考题目比较简单，也许是我的基础还可以，总之高考结果出来后，所在部队８人应考，我名列第二，被第二军医大学录取。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啊～我当时的兴奋心情难以用语言形容。许多战友和老乡或打电话或登门表示祝贺，但是我始终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可是没过几天，政治处主任来到我所在的电影组，代表团党委找我谈话，一是对我考出的好成绩表示祝贺；二是告诉我经团党委研究决定，由我接替即将转业的电影组长，军龄满两年就给我提干。当时对于“提干”与“入学”孰重孰轻，我确实难以判断，但有一条我时刻铭记：听组织的没错！我当即表态，服从党委决定，我一定好好干。
就这样，我失去了第一次入校深造的机会。可我没有虚度时光，我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在职学习。１９７７年２月，我被派往师部通信集训队学习１个月。返回单位后，我担任小教员，把所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班战友。没过多久，我又被选送到放映员培训班学习３个月。１９７９年８月，我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无线电技术培训班。１９８２年５月至１０月，我参加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第５期文化干部培训班。在这次培训班上，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文艺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知识，这也为我以后的写作奠定了一定基础。
边学习边实践是我这么多年来矢志不渝的追求。记得入伍的当年，适逢“四人帮”垮台，我那时有种不竭的创作冲动，有时一天要写好几首讽刺诗，尤其是藏头诗是我的擅长，部队办公楼后的黑板报几乎都被我的作品覆盖了。当时团政委看后大为感慨：“好家伙，我们部队来了个小秀才～”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挑选到电影组的。１９８１年，原福州军区后勤部举办放映员培训班，特邀我担任教员。在那次１个半月的教学中，我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放映机、扩音机乃至幻灯机等方面的知识，全部教给了６８名学员。这些学员很受感动，也很有感情，当我要离开时，一个个依依不舍，好几位女学员还哭了鼻子。
我第一次在军队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１９７８年的２月。当时，有位军人病员在原福州军区《前线报》上登了１篇读者来信，反映我们部队俱乐部对他们开放不及时，有些报刊看不到。后来，我们进行了整改，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住院伤病员的项目，包括“病房流动图书箱”等等，深受伤病员欢迎。我便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稿件登在《前线报》上。手捧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那种怡然自得的高兴劲就甭提了。从此以后，我的写作热情与日俱增，一发而不可收。
然而，“书到用时方恨少”。越写越觉得知识的匮乏，越写越感到力不从心，越写越深知“充电”的必要和紧迫。尤其是１９８３年５月份，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工作后，这种感觉越发明显。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机遇来了。１９８５年福州和南京两大军区合并，组织上征询我是否去福州，我婉言谢绝，要求到漳州驻军医院去，不仅因为我爱人在那儿工作，更因为漳州的学习氛围比较浓。一到漳州，我当即参加当年高考补习班苦读３个月，７月份参加全国成人高考，以优异成绩被漳州大学中文专业录取。由于我是在职读书，不能脱产，从１９８５年９月至１９８９年６月，整整４年，我风雨无阻，把每天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学习，结果门门功课优秀，科科成绩名列前茅，当上了班长、学生会副主席，１９８７年作为高校“优秀学生干部”代表光荣出席了福建省表彰大会。
就在大学即将毕业前夕，也就是１９８９年５月，经部队组织同意，我参加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班入学考试，并以优异成绩中榜。当时，全军共３人考中，南京军区就我一个人，另外两人都是部队院校教授。这一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规定的１３门课程外，还选修了４门课程。业余时间，我发奋写作，很快成了文汇报、解放日报及上海广播电台驻复旦的特约通讯员，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发表，有些作品还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刊。１年研究生学习刚结束，我又考上了复旦大学作家班，老师们都希望我能留下来继续深造，但是戎装在身，部队没有批准，通知我按期归队。离开复旦后不久，复旦大学专门以校党委名义给南京军区党委写了一封对我的表扬信，并将复印件寄给我所在部队。
回到部队，并没有中止我的求学路。１９９３年６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我获得了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本科学历；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２月，我参加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课程学习；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我又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获硕士学位；２００６年５月至７月，我参加了西安政治学院全军师旅政委政治工作研究班学习；　２００８年３月我又进入国防大学基本系指挥员班深造。
这就是我３０年来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全部求学历程。回想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幕幕面壁苦读的场景历历在目。妻子曾抱怨说：我这个人除了学习就是工作，家里的事从来不管。的确，从１９８２年结婚至今，夫妻先后４次分居两地，妻子怀孕，孩子出生，父亲车祸，母亲病危……所有这些大事发生时，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可以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不是一个好爸爸，更不是一个好儿子，但我自我评价，是一个合格军人。
我有句口头禅：“一个人闪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几十年，在一个岗位上的时间更加短促，不要刻意追求惊天动地，但要在平凡中留下一点痕迹。”这些年来，在各级组织的培养帮助下，自己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先后发表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和论文９００多篇，出版专著《平凡火花》、合作出版《文心雕龙辞典》（任副主编）、《后勤部（分）队管理》（编著者）。先后荣立３等功３次，数十次受各级嘉奖。我还被聘为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特约研究员、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兼职教授。
作文八：《我的求学之路》14900字我的求学之路
一、小学到初中
１９３６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周铁镇附近的一个叫后智义庄的农村里～父亲尹耕莘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中还种有十几亩地～除母亲照料外～还在春秋二季各雇佣忙工一名耕种。我从小就在田里做农活～插秧、耘稻、收割、施肥等农活都会干。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附近一个王茂公桥初级小学校读书。因为生病～虚年龄８岁才开始上学。１９４７年秋～跟随父亲到他工作的一个叫崔家桥小学读五年级，上，。和初小读书时一样～五年级和六年级同学也是在一个教室里上复式班～老师给我们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六年级同学就自习。五年级和六年级各有十几个学生～因为一个班级人少～我很不费力就得了第一名。１９４８年春～我父亲离开了这个小学～我就转学到家附近一个规模较大的“棠下小学”读书～因为学生多～五年级单独一个教室～约有５０个同学一起上课～我再不能名列第一了～屈居第三名。１９４８年秋～我转入周铁桥镇上一个规模最大的小学～当时称“竺西小学”。六年级就分甲乙两个班～我在六年级甲班～教我们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尤其是语文老师周中才～算术老师汪兆生～他们不但水平高～而且十分负责。在那个学校里～我学习成绩也非常好。那时～正值国民党统治失败之际～物价飞涨～买东西已很少用纸币～而是直接用实物～连缴学费也是背粮食去学校。
１９４９年４月～我小学毕业前几个月～我生母陈细大生盲肠炎～请中医看了几天～吃药无效。我用小木船摇到十八里外的和桥镇～那时正值江苏省扬州医院在国民党溃退时临时南迁和桥一个旧庙里。医生看了后说必须“开刀”～但要缴十担稻作为治疗费～缴不出时必须由当地一位绅士作担保人～以保证日后会缴。按理说～住在该镇的一位绅士，余祥仁，是我大姑夫～有资格作保～但他不肯作保人。可怜我母亲只能回到家中～仅过了两天就病死了。我母亲临死前边哭边对我说：“伯成啊～以后你读不成书了：”当时我不明白这话的含意。几个月后～我按理应去报考初中～但我父亲认为～家中无人种地～作为大儿子～别再读书了～留在家中干农活吧。我偷偷地到周铁镇上考取了竺西中学，那年我虚年龄已１４岁，～但父亲不让我去读。我无奈失学在家一年～边学种田～边看书。看些什么书呢，我把父亲读师范时，我父亲师范毕业，读过的书翻出来乱看～记得只有“国文”、“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看懂了一些～而像“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之类的都看不懂。因为我毕竟还只有小学毕业。按兴趣～我当时看了一些武侠小说～也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封
神演义”、“西游记”等一些古典名著。至于“石头记”，即红楼梦，就是不喜欢看。我记得当时对这些小说中的诗词一概不感兴趣～只看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罢了。
１９５０年夏秋～我失学整整一年之际～下一届同学又要举行升初中考试了～我心中十分着急～也十分难受～比自己年级低的人要做中学生了～自己仍不能读书。情急之中～我在房门上用粉笔写了两句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句话从哪里抄来～不记得了，～表达我心中向往继续读书的愿望和要求～看来要像滔滔江水一样付之东流了。我父亲看到了这两句后说：“哎呀～伯成还想读书。”于是～他就允许我再次去报考竺西中学～并终于让我进了中学读初一。但好景不长～半年下来～我父亲又要我停学继续务农～我无奈又失学了半年。
１９５１年夏秋～又失学了半年的我～虚年龄已１６岁了～心里更难受了。心想再失学下去～这辈子读书机会将永远失去了。我跑到竺西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初一下学期未读，～学校不同意。我就跑到离家稍远一点的另一个初级中学—宜兴私立夏芳初级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该校教导主任徐建飞老师说～可以让我考一下～如考试成绩尚可～可以试读初二。经过单独考试～我进入夏芳初级中学试读初二。这个班级共有四十多位学生～我试读半年下来～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就已位居“第二”～接下来初二，下，、初三都在班上名列第一。由于成绩优良～团支部还吸收我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为什么少学了半年～插班读书还能在学习成绩上赶到同学们前面去呢，这靠的就是勤奋、刻苦。我自知自己并不聪明～没有什么好的“天资”～只是不算太笨～要能赶上和超过其他同学～只有靠加倍努力～尤其是“物理”、“化学”、“数学”这些理科的知识～不懂的地方决不放过～不会做的题目～一直要到“想”出来才罢休～绝不去抄别人的现成答案。就是“语文”、“英文”～也不肯简单地死记硬背。例如～背英文单词时～总是把许多词和该词的“词根”联系起来～再如语文中许多词～也力求理解。一次～语文老师问～“即使”和“虽然”这两个词的意思有什么区别，我举手回答说～即使”指事情还没有发生～“虽然”指事情已经发生了。老师点头称赞说：“对～对”。我从自己的学习实践中逐步体会到～死记硬背不理解的东西是记不牢的～只有理解的东西才会记得牢。
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不管学习的环境、条件多么差～总是十分珍惜学习时间。我初中读书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全国上下都过着艰苦的生活。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晚上要点煤油灯学习。为了节省煤油～我们堂兄四人合用一盏美孚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晚上做功课。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身下地干活～如收割、施肥等～大约干１—２小时的农活后～再回家匆匆吃稀饭～然后背上书包～带上饭盒，那时一般学生都要带饭到学校附近的人家去蒸饭，赶走５里路到学校上课。遇到下雨下雪～还要赤脚，光脚，到学校～因为胶鞋是买不起的。可能是天天如此赶路和干活～倒是把身体锻炼强壮了。
二、高中生活
１９５３年夏秋之交～我初中毕业又一次面临升学了。我父亲一定要我考师范～因为读师范，中师，不用缴学费～还有免费吃饭。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深知父亲经济负担沉重～他那时月工资３９元～要养全家七口人：我和三个弟弟、祖母、继母和他自己～实在无力供养我读高中，另一方面又觉得读了师范就失去了读高中升大学的希望～我是多么渴望进大学呀：这时～我有位堂兄弟尹锡中，我伯父儿子，和我合计～一起到常州去考省常中。如果我父亲知道我去考省常中～一定不让我去常州赶考。于是我就说～到常州去考常州师范～我父亲答应了。我和锡中一起在隔夜先走到我姐姐菊芳家中住了一夜～因为她家位于后智义庄去常州的路上一个小村子里。次日～我们一清早～走上了去常州的公路～朝常州方向直奔而去。锡中还带了一只热水壶～里面装了米和开水～几个小时后米变成了粥～供我们路上充饥。大约走了近７０　华里～到了常州郊区的湖荡桥～腿实在酸透了～看到汽车飞快地从我们身边开过。锡中说：“我们从未乘过汽车～乘一段路怎么样，”我也同意了。每人花了７分钱买了票上了汽车～只觉得“呼拉啦”一下子就到了常州汽车站。下车后打听去省常中的路如何走～一面走一面看～觉得十分稀奇：城市的街道怎么这样长、房子怎么这样多。那时正值六月天热～走得我们汗流浃背～看到卖冰棍的～锡中说：“我们没有吃过棒冰～买根吃吃好不好，”我说：“好。”两人共花了４分钱买了一根棒冰～你吮几口～我再吮几口～只觉得凉气直往肚皮里钻～感觉真是好极了：走到了省常中～临报名时我又犹豫了。父亲沉重的经济负担像似千斤石担又一次压在我心头。正巧常州师范处在省常中边上～我在师范校门口转了又转～不知如何才好。这时锡中对我说～“你要考师范你一个人去～我绝对考高中：”经他一说～我也停止了犹豫～算了～一起考省常中吧：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去报考常州中学。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省立苏州中学一样～在解放前就是一所知名省立中学。解放后更是全省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向往的地方。记得那次高中一共招收１０个班级５００名新生～考生非常多～后来得知要１３名考生取一名～而且这些考生都是当地初中毕业学校中的佼佼者。尹锡中在竺西中学读书时成绩也不差～无奈强手太多～考后心中觉得录取把握不大～因此后来又去考了武进县立前黄中学～这所中学也是不错的～现在也已成为江苏省重点中学之一。
我进省常中读高中后～生活可以说非常艰苦。每月我父亲要寄给我９元钱生活费～其中８．５元作伙食费～还有０．５元作零用钱～包括理发、寄信、买笔和墨水、针线和袜子等～有时还要挤出１角或５分钱来租自行车学或看一次电影之类～至于学费～就用奖学金抵。于是～放假时回家～以及开学时回校的交通费全无着落。我不能再向父亲讨了～因为他３９元工资给９元以后还只剩３０元～要养活全家六口人。那么～我开学到校及放假回家怎么办，靠两条腿走。从我家走到学校～整整９０华里～早上天不亮走起～要到晚上９点多钟才能赶到学校。那时候的汽车路是黄沙石子路～如果穿布鞋走，根本买不起橡胶底的球鞋，～即使是新的布鞋子也走不完一趟从家到学校的路～就会把一双鞋底走穿。那是万万不行的～办法只有
一个：赤脚走～冬天就在布鞋外面再套一双草鞋走。为此～从学校走到家～或从家走到学校～常常双脚起血泡～必须休养几天才会好。有一次放春假时～我们三位同学一起连夜走回老家过节～走到前黄汽车站屋檐下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不料一坐就都睡着了。正巧那时走过两位接生，助产，护士～说你们这样会伤风生病的～到我们医院里睡一下吧。于是～我们就到他们医院里睡在他们病床上。我出了世从未睡过那么干净、雪白、松软的床和被子～身子一倒下来就熟睡到太阳高高升起～医生、护士一个也未见到～我们就离开了。后来～我在一篇作文里专门描写了这个故事～语文老师还拿到班上宣读表扬。
尽管在省常中读高中时我经济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在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上却大有长进～学习生活十分充实。省常中的老师水平可说全省一流～后来许多老师都调进大学从教。我学习当然很努力～因此～高一、高二时视力还很好～到高三时黑板上的字渐渐看不清了。我心急如焚～又无法叫父亲再给我配眼镜～只得厚着脸皮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空军政治文工团里的表兄，窦亦农～当时叫窦全坤，求助。我的表兄，姨母的儿子，接信后立即给我寄来１０元钱～我喜出望外～感激万分～赶紧花了８元钱配了一付眼镜～解决了大困难。我始终铭记表兄这份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