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网站最近转载了《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一文。文章说：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问：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得出结论：　　　　“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仔细拜读了王教授的这篇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原以为王教授能在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根据，以证明王教授上述观点之正确。遗憾的是看完全文，不但没有能够发现类似的证据，甚至对上述观点是否能够成立也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一， 中日外来语的定义　　　　日语原来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从中国学习了汉字，于是将汉字作为日语的文字。在汉字输入日语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译音”法。比如日语中的“山”，日语发音是“YAMA”，于是就用“雅吗”这两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这样不仅麻烦，而且难度也大。　　　　第二阶段是“译意”法。比如日语中的“山”，直接用“山”这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但是日语汉字“山”的发音不读“SHAN”而读“YAMA”。日本人把日语中这一类汉字的发音称为“训读”。与训读相对应的日语汉字的发音称为“音读”，比如“判断”，这个词汇原来日语中没有，所以就不存在“训读”的问题，可以直接摹仿汉字的读音，直接引用汉字的文字和意思，读近似汉语的发音“HANGDANG”，日语汉字也写为“判断”。　　　　第三阶段是将汉字简化为“假名”。“假”在这里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而是“假借”的假。假名有两种，一种称为“平假名”，是根据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一种称为“片假名”是根据楷书的边旁部首演变而来。在现代日语中，“平假名”一般用来当注音符号和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使用，“片假名”主要用来当“外来语”的文字符号使用。　　　　第四阶段是将传统词汇和外来语词汇分开。在汉字刚刚传入日语时，自然带去了许多日本语言中原本没有的词汇，这些本当也可以算是外来语，但是由于日语是全盘接受汉字的文字，所以没有必要区别出外来语和非外来语。到了日本的现代，为了将来自西方等国的外来词汇与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词汇相区别，所以才产生了“外来语”的特别区分。　　　　日语中的“外来语”，从文字形式上来说，是指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也就是说用汉字书写的单词全部不算外来语，换句话说，王教授在文章中列举的那些汉语单词，在日语中根本不被称为“外来语”。从发音上来说，是直接模仿外语单词的发音，也就是直接用日语的文字记录外语单词的发音，是纯粹的音译。从词汇来源上说，是指“从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传来日本的词汇”，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来自汉语的外来语，比如“饺子”，日语的外来语写成“ギョウーザー”，发音为“GYAOZA”。　　　　汉语中的外来语定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公认的定义，如果望文生义，或按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说法，一般指来自外国的“音译”词汇，比如“苏维埃”，“咖啡”，“可乐”，“互联网”等。　　　　由此可见，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定义和范围都是非常不同的，王教授却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所以我对王教授是否具备足够的日语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表示疑问。　　　　二， 中日外来语的数量　　　　一般认为，汉语中外来语的数量很少，少得可以忽略不见，所以汉语中没有专门处理外来语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专门的外来语词典等。我想这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汉语固有的词汇量丰富，许多外国的新东西，都可以从原来的词汇中找出相近的词汇。二是汉语具有非常完善的造词功能，能够用固有的汉字将外来语词汇翻译得几乎与汉语固有词汇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汉语的造词能力非常成熟，翻译一个外来语词汇与创造一个汉语固有词汇几乎一样。所以就不需要在汉语词汇中特别区分出一个外来语的概念。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不断更新和创作新词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必要根据这个词汇的不同来源而特别区分出外来语或非外来语？我想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说可能结论会不一样，就目前来看，汉语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由于日语本身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语言体系，无法像汉语那样从容自如地妥善处理外来词汇，尤其是在日本公布了“当用汉字”、限制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之后，使得日语在处理外来词汇的能力方面更加脆弱，尤其是面对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的词汇蜂拥而来的局面，只好退回到“音译”这条老路上去。由于直接用日语的片假名记录外来词汇的发音，使得日语的外来语数量与日俱增。更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音译法，同一个外语词汇有几个日语外来语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就使得外来语词汇成了日语语言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日本人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几年出版一次《外来语新词典》。我手中有一本1999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日语外来语辞典》，那是根据在这之前日本出版的外来语最新词汇词典翻译编制的。在这本词典中已经收录了45000条外来语词汇。如果现在再编制，可能数量还要多。45000个词汇是多少？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那么我给你一个比较的基准，一本《新华字典》收录的汉字词汇是一万二千条左右。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45000个外来语中没有一个汉字，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教授所说的，在当代汉语里占70%的那种“日语外来语”词汇。　　　　所以，个人觉得，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泛滥成灾，是当代日语文字不如当代汉语文字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这个学生实在没有学好汉语。　　　　王教授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王教授能用如此精确的数字判定原本非常模糊的汉语词汇量，确实让人非常惊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看到这样精确的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所以不免对这个统计数字的真伪产生了疑问。　　　　王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来自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的文章。我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对这个美国人提出的数据有过怀疑或作过任何的分析考证。我只从文章中看到王教授不仅对这个数字确信无疑，而且断定在中国过去一百年里，都有70%的日语外来语充当着汉语的词汇，以至于使王教授觉得“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众所周知，一百年来，日语和汉语的词汇是在变动中的，日语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也是一个变量，它不是一层不变的。那么我想请问，这个70%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是根据这一百年中某一年的汉语使用现状计算出来的，还是根据这一百年中不断变化的数据同步计算出来的？　　　　如今的网上论坛充斥着许多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论点，希望王教授对如此重大的数字是经过严肃的确认才发表的，而不只是轻率地以讹传讹。　　　　三， 汉语外来语的产生　　　　王教授在文章中花了许多笔墨为我们介绍了汉语外来语的产生，特别介绍了日语外来语译法怎样战胜了汉语外来语译法。王教授还将1898年梁启超把日语《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翻译成汉语，定为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始，以鲁迅翻译过日本教科书等作为所谓日语“外来语”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的标志，以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理念，以及日本人翻译的“进化论”译案战胜了严复的“天演论”译案为依据，便断定日语外来语翻译法战胜了汉语的外来语翻译法。我觉得王教授的这番推断有着非常多的漏洞。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有一条“开放五口通商”，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商人、传教师等来到中国，在这之后，更多的西方商人、传教师等合法地进入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经商、传教、办学校，这里面自然也要编制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也有很多人飘扬出海。在这样的中外交流中，许多的外来语产生出来，并在文人中和非文人中流传，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把外来语开始进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六十年后的1898年是非常明显地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一个美国人这样说尚且情由可原谅，一个中国的教授也这样人云亦云，实在令人诧异。　　　　从王教授文章中列举的所谓的日语外来语单词来看，比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在日语中并不被当成是外来语。为什么日本人不把这些词汇定为外来语呢？我想应该有下列几种可能：　　　　1， 像王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些单词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翻译制造的；　　　　2， 这些词汇首先被中国人翻译制造出来，然后传到日本去的；　　　　3， 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翻译制造的；　　　　4， 无法确定究竟是由日本人最先翻译的，还是中国人最先翻译的；　　　　5， 不管是谁最先翻译的，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的造词特点或原理，甚至根据汉语的典籍等翻译制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汉语文字的角度去考虑，那么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来翻译的，区别只是懂汉语的日本人和懂汉语的中国人而已。所以都仍然属于汉语词汇。　　　　6， 是为了与战后日语中出现的大量直接用片假名音译的外来语相区别。用汉字翻译的外来语可以通过原来的汉字去联想外来语词汇的意思，而用片假名翻译的外来语根本无法想象其词汇的意思。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就会明白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1869年，也就是说，在中国对西方开放了三十年后，才开始对外开放，才开始大量引进学习西方的东西，所以这些词汇先形成于中国再传到日本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这样说的另一个根据是王教授提供的。王教授说梁启超在将日语《佳人之奇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还不懂日语，但是根据日语的汉字可以明白文章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梁启超在去日本之前已经知道这些日语汉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这些汉字词汇，所以梁启超才会一看就懂。　　　　王教授在文章中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电话”，他说因为鲁迅先生曾将“电话”这个词汇说成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所以这个单词一定是日本人发明的。并且以有中国人将“电话”翻译成“德律风”，因而证明中国人的翻译如果不使用日本人翻译的词汇，就简直不通。其实中日两国文字中那些相同的单词，究竟是中国人首先翻译的，还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并不重要，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加以考证。但是只根据几个单词是日本人先翻译出来的，就推断说中国人的外来语词汇的翻译不如日本人的翻译，甚至把所有这些词汇都说成是日本人翻译的，实在是经不住推敲。　　　　比如就拿“电话”这个单词来说，在日语中写成“电话”时，并不被日本人看成是外来语，只有在写成“テレホン”或“テレフォン”时，才被看成是外来语。而这两个日语外来语的发音如果用汉字翻译出来，恰好就是“德律风”。考虑到当时鲁迅身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充其量是在日本的中国人翻译出来的“德律风”，甚至很可能是学习了日本人的音译法才弄出来的这样单词。不同的是中国人早就不再使用“德律风”了，而日本人直到今天还在同时使用着“テレホン”，“テレフォン”，“电话”这三个词汇。　　　　严复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但是严复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翻译家，更不是中国外来语词汇推广的官方代表。事实上外语翻译词汇的产生、流行和被全民确认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所以就算有证据能证明严复翻译的几个外来语不完善，也不能简单就认定日本人的词汇翻译战胜了所有中国人的词汇翻译。　　　　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推广简化字的实践来看就会明白，许多简化字不是根据专家学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先在民间流传，然后再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我想外来语词汇在中国得到认可，也一样会经过这样的过程吧。当然也不排除先有个别专家学者提出来，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　　　　比如“MOBILE TELEPHONE”这个词，在日语中翻译为“携带电话”，现在简化为“携带”，在汉语中有过几种说法，有“携带电话”，“移动电话”，“行动电话”，“大哥大”，直到现在，才形成了最理想的译案“手机”。　　　　“手机”这个词，你可以称它是外来语吗？这与传统的中国词汇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以为是没有，因为这个词汇与我们给“提篮”，“吊桶”之类的东西起名时，没有任何不同。硬要把这一类词汇专门作为外来语来特别处理，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是非常可笑的。甚至以为只因为我们对这个词汇的不同叫法就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更属荒唐和异想天开。　　　　更何况，在过去一百年中，日本与中国交好的时间非常短暂，与其同时，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化还有许多国家。在抗日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不同的殖民地性质的势力范围，日本只是其中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中苏交恶之前，中国深受苏联的影响，事实上在政治经济体制，乃至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后更是大量学习吸收西方的东西。　　　　四， 翻译的标准信达雅　　　　只因为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过分追求“雅”，王教授就否定了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甚至把这解释成严复的词汇译案败给日本学人原因之一。其实在王国维和严复的时代，文人之间的争论和交流是很平常的，并不如今天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某人一句话，就成了大家共认的一段历史，充其量也就证明当时某人对某件事的某种看法而已。今日许多文人往往以当年文坛上的一两次交流中的片言只语作为今天做学问的依据，是非常片面的做法。打个不太妥当的比喻，有点像文革中的那一套。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根据鲁迅三十年代说的一句话，就把周扬等人打成“四条汉子”揪出来批斗。　　　　在谈到外来语的翻译时，必然少不了谈翻译的标准。我不知道日本翻译界是否认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根据我从事翻译工作二十几年的肤浅经验和对中国翻译界情况的了解，今日中国的翻译界依然是以这三条标准作为衡量翻译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就算我们能证明严复当年的翻译是由于太过雅而不便于普及，并成为他的翻译的一大缺陷，我们同样无法否认“信、达、雅”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只能说明严复的失败是没有能够严格按照他自己确立的标准去翻译。比如过分追求“雅”而损害了“达”。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关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鲁迅先生就不很认同，而主张“硬译”，实际上就是偏重“信”而害“雅”，正如梁实秋在批评鲁迅的“硬译”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硬译”的出发点是为了忠实地将原著的意思告诉读者，可是让读者看不懂的“硬译”译文，又怎么可能让读者忠实了解原著的意思呢？　　　　我们只要简单注意一下生活中的词汇，就能知道，凡是能够符合这三条标准的译词，都是好的受欢迎的可以流传下去的词汇。比如“手机”，“可口可乐”，“佳能”，“互联网”，“电脑”，“超市”等。　　　　现代日语中的外来语翻译只强调“信”完全放弃了“达和雅”，结果造成外来语大泛滥，成为令日本学人头痛的问题，搞得日本人常常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知道许多标牌上写的日语外来语是什么意思。由此亦可以反证“信，达，雅”是多么地缺一不可。　　　　五， 词汇与思维的关系　　　　王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最耸人听闻的发言是“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也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用怎样的单词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是否会成为接受某种新的东西的一种障碍。以我非常局限的个人经历来看，我想使用怎样的词汇是完全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左右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是他的思想、道德、文化、习惯、时代背景等。　　　　比如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就算我们当时使用的汉语中的词汇70%是来自地道的日语外来语，我的思维习惯也丝毫与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没有关系，完全是地道的文革思维习惯。后来我学习了日语、英语等，更重要的是学习了解了日本人、欧美人的思想、文化、历史、思维习惯等之后，才逐渐改变了我在文革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但是尽管我已经与外国人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但是我的思维习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现在只是能够理解日本人、欧美人的思维习惯，也能在工作中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去和他们共事，但是当我一旦回到没有外国人的工作或生活环境中时，我往往仍然会自然地恢复到儿时形成的思维方式上，只有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或进行严肃思考时，比如现在，才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以为只学会一些外国的词汇，就学会了外国的思维方式，好比说一些无知青年会说几句外语，就了解了外国，就可以像外国人一样思考、一样工作，一样合作了，那实在是太过肤浅了吧。　　　　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座房子，词汇好比是砖瓦，语法才是大梁和基础，只要不改变大梁和基础，换用怎样的砖瓦，更何况只是部分地更换一些砖瓦，是不可能改变这座房子的基本结构的。我们用这样的词汇或那样的词汇表达，就好比我们穿这样的衣服或那样的衣服，我们可以穿日本人的衣服，非洲人的衣服，但不能因此就改变我们是中国人的属性。　　　　汉语影响了日本人一千多年，不是70%的词汇影响，而是100%的词汇影响，还加上中国的思想文化等对日本的影响。可是当日本人通过汉字词汇去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在日本和西方中间，永远隔着一个中国？　　　　王教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草稿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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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时也有汉奸呀
　　他就是汉奸
　　我认真的读了你这篇文章,因为本人也是学日语的,所以很多地方深有同感.那位王教授,说话并不是很负责任,楼主这篇却驳得有理有据,处处打在他的七寸之上.学了几句日语,知道服务,党,干部,组织之类的词是日本词汇,就洋洋洒洒信马游疆的乱发挥,这位王教授的治学态度实在让人觉得可疑.
　　一门语言，不只是从词汇上来分析，一门语言最具特色还是其语法。我不知道汉语中有多少词来自日语，但起码来说，汉语的语法绝对是自己的，就此一点，那个王教授就是一个对语言一窍不通的人。而且，汉语中来自日语的词绝达不到70%，大家对照文言文就可以知道了。
　　偶没研究过　　但是 偶就是觉得 中国的历史悠久 只有中国人教给日本人　　
　　严重抗议，打倒楼主，快点仍砖头！！　　我砸　　我砸
　　大哥，严格的说日本人也是中国后裔的一部分，他的文字基础是建立在中华文字的基础上的，日本这个岛本来没人住的，是大陆人迁居过去的
　　　　没看过所谓的王教授的文章，但看了这扁就够了，我认为。　　
　　王教授?~这样的学术水准居然能做教授?~日本人混进来的?
　　放砖砸他~~~~~
　　蠢了不是？人家王教授说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看清楚喽，楼主，还有楼上各位大侠，人家说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可不是说汉语中所有词语中的70％！ 还写了这么长的批判文章，可惜一开始枪就射偏了。王教授，我知道你老人家是被冤枉底！
　　句法上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有些区别，但我不很清楚，不过在构词法上日语与汉语确实也有区别。另，日语与汉语的亲缘关系不大，虽然日语里有大量汉语词汇，但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与泰语、藏语同宗，而日语、韩语则不同，属于粘着语，我看得较早的语言学上都说这是很少的几种未能找到与其它语言亲缘关系的语言。现在也许有新的发现，那就希望有懂的人予以说明。
　　hoho,教授
　　这45000个外来语中没有一个汉字，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教授所说的，在当代汉语里占70%的那种“日语外来语”词汇。　　－－－－－－－－－－－－－－－－－－－－－－－－　　　　狗屁文章，就举那么几个例子，就统计出了是70％？　　外来语里最多的也轮不到日语，要说也得说是英语！可笑的是文章中举的最多的例子却是英语外来词！　　
　　　　　　　　　　　　作者：胡不言　回复日期：　21:35:07 　　　　蠢了不是？人家王教授说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看清楚喽，楼主，还有楼上各位大侠，人家说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可不是说汉语中所有词语中的70％！ 还写了这么长的批判文章，可惜一开始枪就射偏了。王教授，我知道你老人家是被冤枉底！　　　　　　　　　　　　　　　　　　　　　　　　
　　　　爱国人屎还不少　　
　　既然你不成熟的看法也敢讲出来，就不客气少少指正你一下：　　　　1.“汉语中的外来语定义”：音译以外，日语中拿来的，以前汉语中没有的，原来不算？　　2.“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定义和范围都是非常不同的”：奇怪啊，汉语外来语词汇的定义和范围，为什么要和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定义和范围相近或者相同？和命题有任何关系么？必然要在日语中算是外来语的，在汉语中也才能够算？这是哪里来的逻辑？？？　　3. “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1869年，也就是说，在中国对西方开放了三十年后，才开始对外开放，才开始大量引进学习西方的东西，所以这些词汇先形成于中国再传到日本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是有可能性啊，作一下比较研究，看看后来所称的外来语，在那段时间的中国出版物里有没有出现，比例多少，很难么？或者说100多年以来居然都没人发现么？　　...　　　　这么辛苦写这样的“文章”，唉。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也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用怎样的单词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是否会成为接受某种新的东西的一种障碍。以我非常局限的个人经历来看，我想使用怎样的词汇是完全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左右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是他的思想、道德、文化、习惯、时代背景等。　　　　　　————————————————————　　语言决定了思维的定势——你思考的时候一般是不是用中文？　　
　　“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　　　　&&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确实有很多是从日本引进的，但也不过二,三百个，决没有70%之多，我手头有本[英汉经济综合词典]和[最新英和经济商业用语辞典]，同一个英语词汇，中文和日文相同的决不会超过10%，这个姓王的不过哗众取宠而已。　　还有种更白痴的说法，说中国的简体字绝大多数是参考了日本的简体字，其实中国的简体字和日本的简体字是各自独自制定的，最多是一个国字，据说是采用了某日本学者的建议。日本制定的很多简体字，中国民间早就已在使用了。
　　数典忘祖！！！板儿砖伺候！！！
　　胡不言，你可能没有认真看完我的文章就拿起了砖头，王教授在他的文章中确实有说只是在人文科学内的词汇，但是他自己在文章中又偷换成整个汉语，他是这样说的：　　——————————————————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问：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只从文章中看到王教授不仅对这个数字确信无疑，而且断定在中国过去一百年里，都有70%的日语外来语充当着汉语的词汇，以至于使王教授觉得“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　　从上面的文章中，你觉得王教授究竟是怎样限定这个70%的范围的呢？　　　　　　
　　把王教授的文章也转来看看：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文章提交者：vodkalover 加贴在 心灵驿站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 　　王彬彬　　一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 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 有名词、 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 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 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未完待续）　　　　　　 　　
　　（上接前文）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有一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 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 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 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五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日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日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日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日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与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日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日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日译。　　　　　　（四）他指出了日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日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日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日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日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日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日本，在现代日本著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逻辑”一词，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与日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日语“外来语”输入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 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 因为本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转载自：《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　　　　　　　　
　　这是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谈到中国世俗文化对外来文化改造与吸收中的一段，不妨看看。起码楼主说中国没有外来语词典的说法，算是给驳了。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词，词的变化和新词很多。大体说来，翻译佛经产生了很多的新词，像“佛”、“菩萨”、“罗汉”、“金刚”、“波罗蜜”等等。　　　　　　第二次是元杂剧，为了记录游牧民族带来的叠音，像“呼啦啦”、“滑溜溜”等等。有个朋友问我“乌七麻黑”怎么写，我说“乌七麻”大概是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形容“黑”的词的音写，或者“七麻”是，加在“乌黑”当中，也许都是语音助词，总之多么多么“黑”就是了，将“乌”和“黑”写对，其他随便。　　　　　　第三次仍然是为了适应外来文明，也就是近代。科学中化学名词最明显，生生造出许多化学元素的表音表义字，等于词。明末徐光启、李之藻那辈人翻译欧洲传来的数学天文知识，中国字词将将够，对付过去了。清末以后，捉襟见肘，说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反动”、“主任”、“主席”、“主观”、“传统”等等等等，都是外来语，直接从日本搬来的词形。鲁迅讲“拿来主义”，他们那个时代，正是拼命拿来的时代。　　　　　　　　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枚举，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权”、“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大概有五百多个。　　　　　　我知道我再举下去，你们大概要疯了，而以上还只是从日文引进中文的几个例子，而且不包括直接译自西方的词，比如译自英文Engine的“引擎”，Index的“引得”，“引得”后来被取自日文的“索引”代替了。　　　　　　如果我们将引进的所有汉字形日文词剔除干净，一个现代的中国读书人几乎就不能写文章或说话了。　　　　　　你们若有兴趣，不妨找上海辞书社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来看看，一九八四年初版，收词相当谨慎。我的一本是一九八五年在湖南古丈县城的书店里买到，一边看一边笑。　　
　　原来说历史是个婊子　　　　现在这学问也快成了婊子了，被大学里面的所谓jb教授不负责任地个别强奸、集体轮奸
　　生声　　你能告诉我你那本汉语外来语词典收了多少条词汇吗？
　　atong2439　　　对不起，我也没看过。年代久了，可能要到图书馆去找的。
　　生声　　你不会是记错了吧　　把日语外来语辞典当成汉语外来语辞典吧
　　生声　　不好意思，我收回上面的推断，作更正如下：　　　　谢谢羊羊羊为我提供的这个资料：
　　　　　　195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作者：高名凯。统计：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共1270个，其中来自日本有459个，来自英语547个、法语78个。。。　　195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一文，作者；王立达。统计：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共达588个。　　日本学者实藤悔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统计：784个，而在香港学者的翻译本则增加至844个。　　————————————————————————————————————　　从上面的具体数字中，你可以得出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语吗？　　　　　　　　
　　想学粤语吗？这里有该方面的软件给您　　　　http://www.yesbit.com
　　王教授的思想太狭隘了。世界是大同的。语言象细胞一样是不停净化合并的再分裂再净化的。。。
　　这个王教授就是有次在一个访谈节目上对金庸小说很不屑的那个人,　　节目中有几次他的发言都被观众的嘘声所中止.　　还有一次在实话实说中也和贾平凹大唱对台,然后又被大多数人嘘.　　这次,为什么又是他?
　　真奇怪，大家一个一个说得挺热闹，为什么就不认真看看帖子呢？　　　　　　作者：胡不言　回复日期：　21:35:07　　　　蠢了不是？人家王教授说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看清楚喽，楼主，还有楼上各位大侠，人家说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可不是说汉语中所有词语中的70％！还写了这么长的批判文章，可惜一开始枪就射偏了。王教授，我知道你老人家是被冤枉底！　　　　　　　　作者：atong2439　回复日期：　10:22:30　　　　生声　　　　不好意思，我收回上面的推断，作更正如下：　　　　　　　　谢谢羊羊羊为我提供的这个资料：　　　　　　　　　　　　195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作者：高名凯。统计：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共1270个，其中来自日本有459个，来自英语547个、法语78个。。。　　　　195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一文，作者；王立达。统计：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共达588个。　　　　日本学者实藤悔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统计：784个，而在香港学者的翻译本则增加至844个。　　　　————————————————————————————————————　　　　从上面的具体数字中，你可以得出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语吗？　　　　　　　　　　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枚举，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权”、“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大概有五百多个。　　　　　　上面这些不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吗，楼主怎么老是偷换概念，扩大范围啊？
　　回赵六　　你觉得这大概五百多个占到了汉语在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的70%了吗？　　是不是不是？　　请你不要回避　　　　另外，是我偷换了概念还是王教授偷换了概念，请认真阅读王教授的原文和我的引文部分，王教授说“离开了来自日语外来的词汇，我们几乎无法说话。”如果王教授这样说，你觉得他有没有将他的概念扩展到了所有的汉语呢？
　　楼主想必从来没有搞过研究，不知道学术是怎么回事情，不知道怎么提出事实，怎么严密逻辑。王铭铭说“我们几乎无法说话”，当然指王铭铭们无法说话，王铭铭们说的无不是人文社科语言，怎么是偷换概念了？？？　　　　你可以做的：　　　　1.找出王铭铭所说的“据统计”的出处，仔细看看，以统计来驳统计；　　2.抽样统计，比如可以就以王铭铭的这篇文章为例，统计一下除了引语之外的所有词汇，查一下语源，看是古已有之的（必须是同样意思哦），还是取之东洋的，还是五四以后国人自己创造的，总共才一万多字的文章，工作量也不是很大，结果如果和王所说的很不相同，才可以成一篇文章，才能叫作“商榷”。楼上那样的，劝你还是撕了吧。
　　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枚举，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权”、“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大概有五百多个。　　　　--------------------------------　　　　这些算什么外来词？根本还是基于汉语的基本结构和原始含义。　　　　所谓从日本学来的词语，不过是日本人先使用的汉语组合罢了，根本还是地道的汉语。　　　　一些蠢材和狗才不把中国文明致于仰人鼻息的地位就没法活的样子
　　姓王的就是个学痞，为了挣点稿费什么都说，不瞎说，不搞出和违背常理的东西挣不到钱。　　汉语博大精深，日常六千多的汉字排列组合形成无数的词汇，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古汉语找不到原词的就叫外来词？转义了的就叫外来词？新词不等于外来词。　　　　另：作者：沉思的鱼　回复日期：　21:41:20 　　　　句法上现代汉语和古汉语有些区别，但我不很清楚，不过在构词法上日语与汉语确实也有区别。另，日语与汉语的亲缘关系不大，虽然日语里有大量汉语词汇，但汉语属于汉藏语系，与泰语、藏语同宗，而日语、韩语则不同，属于粘着语，我看得较早的语言学上都说这是很少的几种未能找到与其它语言亲缘关系的语言。现在也许有新的发现，那就希望有懂的人予以说明。　　　　不知沉思的鱼读过几年书，所谓“较早的语言学”是什么人写的？谁都知道日语造字是从中国学的，发音自己便了一下，其实韩语也一样，几十年前还在使用汉字，所以中国人去韩国旅游基本分得清东南西北。记得去年世界杯时韩国看台上的标语“天下一统，大韩民国”，这不会是只给中国人看的吧？
　　登录名张三　　　估计你没有认真读我的原文和后来的回贴文章　　我在回贴中已经清楚列出了来自日语的外来语数字是459个　　你说这459在多大范围能能够占到汉语的70%呢？　　　　另外，王教授只说据说，但是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你反而要我来证明王教授的70%？　　如果你曾经读过我的文章，应该明白这正是我具体指出王教授文章有问题的地方
　　王的那篇文章，我在《天涯？？？随笔？？？》上见过，结合这个文章来看，的确有些危言耸听。支持楼主。
　　我对日语完全没有研究，我是学中国古代文学的。　　但是，基本上王的提案中说到的几个词汇，大多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找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党”。　　有个成语大家看过雍正王朝这些宫廷戏的应该比较熟悉“党同伐异”，这里的“党”是动词。有“伙同，结交”的意思。中国文法中“动词名词用”是很平常的事情。　　而且，在中国古代宫廷动荡的时候，常常有“党派”的说法，这里的党已经是名词了，可见这词起码就和日本没有关系。　　所以我第一次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就觉得王的说法很有问题。
　　王的原文是：“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　　　　什么叫“据”，你不会不理解吧？这是王自己的统计么？
　　就当王教授不是学数学的，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不妨再论。　　　　教授之论，各有所长。虽然来自日本语词再返输日本，日本不一定能理解，当然算少部分；但是这用来反驳中国借助日本的外来词是很多的；比如民法，这个词就是日来，学科内就不用说了。　　　　如果说翻译外来词，可能鸦片战争前后，广东人翻译的，在今天许多人来说，是上不了台面的。
　　腺这个字也是日本造的，相关的词有几多？　　
　　作者：宁锦　回复日期：　16:03:19 　　　　我对日语完全没有研究，我是学中国古代文学的。　　　　但是，基本上王的提案中说到的几个词汇，大多可以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找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党”。　　　　有个成语大家看过雍正王朝这些宫廷戏的应该比较熟悉“党同伐异”，这里的“党”是动词。有“伙同，结交”的意思。中国文法中“动词名词用”是很平常的事情。　　　　而且，在中国古代宫廷动荡的时候，常常有“党派”的说法，这里的党已经是名词了，可见这词起码就和日本没有关系。　　　　所以我第一次看这个文章的时候就觉得王的说法很有问题。　　　　----------------------------------------------------　　党1 [dǎng 上养] 　　古代地方户籍编制单位。五百家为党。《礼记·学记》：&党有庠。& 　　亲族。《礼记·杂记》：&非其党，弗食也。& 　　朋辈。韩愈《赠侯喜》诗：&吾党侯生字叔起。& 　　指社会政治集团或其成员。《史记·律书》：&征讨逆党。& 　　阿私；偏袒。《国语·晋》：&比而不党。&《后汉书·党锢传序》：&党同伐异。& 　　亲近。《荀子·非相》：&顺礼义，党学者。& 　　所，处所。《礼记·曾子问》：&归葬于女氏之党。&参阅王引之《经义述闻》一五&父党无容&。 　　通&谠&。正直。《隶释·汉张平子碑》：&党言允谐。& 　　党2 [tǎng 上养] 　　通&傥&。 　　偶然。《荀子·天论》：&怪星之党见。& 　　或许。《史记·淮阴侯传》：&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 　　如果。《墨子·法仪》：&党皆法其父母，奚若？& 　　党3 [dǎng 上养] 　　姓。 　　　　-------------------------　　这是用简化汉字查古汉语字典所查到之解释。　　但是古代应该没有某种主义的党，应该有区分的。　　说到文法，日本人作汉文言，同中国作文言，差别是不大的；但是两国现代通行的白话文，就不尽；但是上个世纪初期，就难说了。
　　　　能够想象一个明代人，这样说，张三，请你说明一下现代天下的各个宗教背景，就流行概念作一论文？　　
　　天下文字，汉字为大！　　
　　不知古时“朋党”的“党”是何意。哪位说说。
　　跟登录名张三有什么好争的，此人不学无术，对日本及日语一窍不通，却媚日的很，不知道其人的看他以前的回贴就清楚了。　　　　作者：登录名张三　回复日期：　3:16:37 　　　　王的原文是：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　　　　&&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语，atong2439已经列出了是459个，就算这些都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那么以70%计算，莫非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只有660个？如果459个日语外来语中还包括自然科学的名词，那么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就更是要少于660个了，岂不是笑话？当然王氏不学无术以半文盲状态混个教授也是可能的。　　其实很多词语如经济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只不过到日本转了一圈意思发生了变化而已，现代词语和古代的意思不同的比比皆是，如妻子，难道也算外来语？只是不清楚应该把其归纳为哪国的外来语了。
　　登录名张三个人论题集 　栏目 　　论　题 首帖字节 发表日期 　　新闻众评 [新闻评论]反日是一支飙升股？——质疑《联合早报》的专业操守(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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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 　　关天茶舍 反日情绪的变态，简直到了无可理喻的地步。 447 09-28 03:51 　　
　　对，“古代应该没有某种主义的党，应该有区分的。”古时候的党代表的是一个群体，但是要知道群体没有目的是不会成为一个群体的，虽然没有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主义”，但是这两者性质是一样的。
　　作者：raku8731　回复日期：　17:50:44 　　　　　　　　　　&&从日本引进的外来语，atong2439已经列出了是459个，就算这些都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那么以70%计算，莫非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只有660个？如果459个日语外来语中还包括自然科学的名词，那么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就更是要少于660个了，岂不是笑话？当然王氏不学无术以半文盲状态混个教授也是可能的。　　　　其实很多词语如经济本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只不过到日本转了一圈意思发生了变化而已，现代词语和古代的意思不同的比比皆是，如妻子，难道也算外来语？只是不清楚应该把其归纳为哪国的外来语了。　　－－－－－－－－－－－－－－　　　　骂人之前也先考虑一下两种统计的范围会不会有差别。“atong2439已经列出了是459个”根据的是收词总共才1千多个的外来语词典，这只可能是已经广泛用于日常生活的那部分外来语。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术语当然不会只有660个，但日常使用的也不可能多到哪里去。另一方面，由日本人用汉字翻译再传入中国的外来词术语也绝对不止459个，别的不敢说，我翻过英日汉心理学词典和日本现代的心理学刊物，两国心理学术语使用同样汉字形式的起码也有几百个，当然不能说都是日本传过来的，但至少是占相当比例的。　　　　另外像经济这样的词，虽然是古代已有的词汇，但这种用旧词形来表达外来含义的，一般是算作外来语的。　　　　另外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扯到是否崇洋媚外的高度吧，英语中的外来语够多了，我看没有哪个美国人英国人为此自卑吧。　　　　　　 　　
　　革命 是地地道道的本土词，出于诗经或周易　　刚在近期的读者上看到。
　　不错！
　　只能说明他笨
　　他头皮发麻作甚么？故弄玄虚，切。
　　严重抗议，打倒楼主，快点仍砖头！！　　　　我砸　　　　我砸　　
　　喝了点现在头晕。报名先。　　　　谢谢raku ，我们今天早上5：30就到东京了。不过昨天在奈良膝盖意外受伤。呵呵。最后祝你这次回国愉快。　　
　　raku？真名中有个“乐”字吗？
　　先把民族感情放一边。从各位的发言看，支持楼主！　　　　回赵六　　　　你觉得这大概五百多个占到了汉语在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的70%了吗？　　　　是不是不是？　　　　请你不要回避　　　　　　　　另外，是我偷换了概念还是王教授偷换了概念，请认真阅读王教授的原文和我的引文部分，王教授说“离开了来自日语外来的词汇，我们几乎无法说话。”如果王教授这样说，你觉得他有没有将他的概念扩展到了所有的汉语呢？　　　　 　　
　　王彬彬教授的意见大体上还是对的。当今中国报纸语汇强半来自日本。确切一点儿似乎应当补充说：单从字面上看，诸如“革命”、“经济”、“文学”之类词汇，最初的发明人还是在中国，但今天早就不是在原始的义项上使用了；而现代的义项呢，的确是舶来的。　　
　　对建国以来的教授没有好印象
　　强烈支持楼主！！！！！　　什么狗P教授！
　　王教授说“据统计”70%的现代汉语是舶来品，如果这句话放到论文中，起码要提供三个参考书目来证明其真实性，因为是很重要的论点。为什么是70%而不是71%或69%？这个数据从何而来？统计机构有权威性吗？　　做学问的人，不会不知道reference的重要性吧？！　　别的咱不懂，语言学家的事。可王教授这一句话，以科学态度来说就有极大漏洞。王教授给大家看看统计来源吧，省得大家吵吵嚷嚷的。
　　作者：野猪乖乖　回复日期：　18:02:16 　　　　一门语言，不只是从词汇上来分析，一门语言最具特色还是其语法。我不知道汉语中有多少词来自日语，但起码来说，汉语的语法绝对是自己的，就此一点，那个王教授就是一个对语言一窍不通的人。而且，汉语中来自日语的词绝达不到70%，大家对照文言文就可以知道了。　　－－－－－－－－－－－－－－－－　　　　你是指古汉语语法还是现代汉语语法？？　　　　如果是指现代汉语，那‘汉语的语法绝对是自己的’这种话显然是在歪曲事实。。。
　　作者：胡不言　回复日期：　21:35:07 　　　　蠢了不是？人家王教授说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看清楚喽，楼主，还有楼上各位大侠，人家说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可不是说汉语中所有词语中的70％！ 还写了这么长的批判文章，可惜一开始枪就射偏了。　　-------------------------------------------　　作者：monkeylucie　回复日期：　16:57:01 　　　　我认真的读了你这篇文章,因为本人也是学日语的,所以很多地方深有同感.那位王教授,说话并不是很负责任,楼主这篇却驳得有理有据,处处打在他的七寸之上.学了几句日语,知道服务,党,干部,组织之类的词是日本词汇,就洋洋洒洒信马游疆的乱发挥,这位王教授的治学态度实在让人觉得可疑.　　==================================================　　　　对呀，那位王教授说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术语”而不是全部的汉语词汇。不过我觉得就算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术语也不见得70%的是从日本传来的，比如monkeyucie所提到的“党”，其实党在汉语里早就有了，唐朝时就有“朋党之争”，成语里也有“拉帮结党”一说，只是词义有所转移而已。　　
　　拿到手的就是自己的
　　我没仔细看文章，光看前面几句，就够晕了。我也是学日语的，我只知道日语有三部分组成，汉语，和语跟泊来语。而汉语占了很大一部分。很怀疑，这家伙真的是日语教授吗？fanit~~
　　作者：登录名张三　回复日期：　3:16:37 　　　　王的原文是：“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　　　　　　　　什么叫“据”，你不会不理解吧？这是王自己的统计么？　　　　～～～～～～～～～～～～～～～～～～～～～～～～～～～～～～　　写文章引用论据，首先得弄清楚是不是准确吧？不是他自己统计的就可以以讹传讹吗？
　　我们看现在读书人的文章，外来的关键词不胜枚举，像什么“一元论”、“人道”、“人权”、“人格”、“人生观”、“反映”、“原理”、“原则”、“典型”、“肯定”、“特别”、“直觉”、“自由”、“立场”、“民族”、“自然”、“作用”、“判断”、“局限”、“系统”、“表现”、“批评”、“制约”、“宗教”、“抽象”、“政策”、“美学”、“客观”、“思想”、“背景”、“相对”、“流行”、“条件”、“现代”、“现实”、“理性”、“假设”、“进化”、“教育”、“提供”、“极端”、“意志”、“意识”、“经验”、“解决”、“概念”、“认为”、“说明”、“论文”、“调节”、“紧张&　　　　　　没有现代文明影响，西风东渐，中国人闭门造车再过一千年也造不出这样的词　　
　　法哲学名词的产生及传播考略 http://www.lawintsinghua.com/content/content.asp?id=252　　　　输出与回归：法学名词在中日之间 　　http://www.tyfw.net/dispnews.asp?id=2909　　　　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 　　http://www.law-lib.com/lw/lw_view.asp?no=346　　　　从“哲学”到“中国哲学”：一个后殖民语境中的初步思考
http://www.guoxue.com/ws/ShowArticle.asp?ArticleID=876　　　　评论：话说“权利” http://www.chinalawinfo.com/fxyj/fxqk/lawreview/doc/vol1_1/note1.asp　　　　“权利”一词何处来？——取自东瀛，还是“回归词”？ http://www.legal-history.net/go.asp?id=1419
　　楼主真牛！
　　这就是所谓的教授
　　其实我觉得汉语中的外来词几乎不能叫作“外来”词。因为多是意译。　　　　来看英语，英语中音译的才叫外来词吧。英语源自德语，而又从法语中偷了很多词，很多法语词在英语中连拼法都没变只是读音不同罢了，那些才算外来语吧。而那些符合英语构词法的新英语词汇，即使英语国家没有这样东西，这个词也不算“外来词”吧。只是用英语给外来事物又起了个名字而已。　　　　同理，汉语的“金字塔”、“十字架”、“丁字裤”虽然是外来事物，这也不能算外来语。像“经济”、“思想”、“判断”、“民族”、“批评”这些算作“外来语”，我觉得有些牵强了。倒是佛经中的用语、音译词汇算外来语比较恰当一些。
　　还有“语意外来”的说法好象有些奇怪。语言文字本来就是用来表达意思的，比如说“大炮”，我们原先没有大炮，有也不是现在这个意思，那“大炮”是不是外来语？我觉得不因为一个词语表达了新意思就说他是外来词汇。新的思想为我们所理解那就是我们的了，更何况词原本就是我们的。
　　这个人和楼主看问题焦点不同。　　　　教授想强调的是现代汉语里很多重要词语“反而”来自于“日本”。我不觉得值得一惊一乍。日本那时候走在了中国前面，学习一下也就学了，引进了就是引进了，既成事实。再嚼这个舌根没意思。　　　　我记得一位专家说------对日本人来说，汉语也本来就是外来语，因而不会刻意斟酌其原意，所以一蹴而就，省时省力。而中国人在翻译欧美外来词汇时要考虑如何达到信，达，雅，所以难度挺大。结果是日文词汇被大量引进。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习惯了所以也就习惯了，可是如果现在把日本造的什么汉语词引进汉语，大家一定觉得难听死了别扭死了。因为日本人对汉语词汇甚至对汉字的感觉跟认识与我们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教授的毛病在于：1堂堂一个大学教授竟能说出这么一个大概的数字。还侃侃而谈。对搞研究态度之轻率可见一斑。这才是我们应该警醒的。　　2没有提的必要。韩国都在竭力淡化中国的影响，我们有必要让小孩们都知道经济呀革命呀甚至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来自日本吗？！　　　　　　
　　　2没有提的必要。韩国都在竭力淡化中国的影响，我们有必要让小孩们都知道经济呀革命呀甚至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来自日本吗？！　　　　　　============================　　ZT　　我不赞同这种态度，语言间的借鉴又没有什么丢人的，干吗要藏着掖着。
　　无聊！即使这些词汇来自日本，也无非是日本人把西方的词汇翻译成了汉语逆向输出回中国而已，根本不算得外来语，难道一定要中国人翻译成汉语才算数，日本人翻译的汉语就不算数？　　日语是建立在大量汉语之上的，所以日本人翻译西方词汇成汉语，然后化为日语使用，这是那个时代一个相当自然的逻辑，因为那时的日本还是东方式的中国式的思想模式。后来，随着日本西化程度的加大，日本逐渐引入西方式的思想模式，脱亚入欧，就直接采用音译弃用汉语了，这反应了日本文化思路的变迁。
　　没有西学东渐，在中国这些本来就有的汉字能被赋予现在这些意思吗　　　　？
YY吧你们就-_-;
　　〉作者：茶心茉莉　回复日期：　9:16:27　　　〉写文章引用论据，首先得弄清楚是不是准确吧？不是他自己统计的就可以以讹传讹吗？　　　　说得很好啊，王彬彬是南大中文系教授，专治近现代文学。你来作一个统计，证明他这篇文章的论据是不准确的，是以讹传讹的，多好啊，是不？没有作这样的统计之前，你凭什么说他的论据是不准确的？是以讹传讹的？
　　其实觉得很多做学问的，尤其是一些所谓历史啊人文之类的教授们普遍都缺乏一种科学严谨客观求实的精神，大多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极尽夸大拔高吹嘘之能事，大有文革遗风。
　　挖上来！不错 已阅，拟同意，呈上级审批！
　　“从古至今，汉语外来词主要来自梵文和波斯文还有日文，有十分之一的外来语都源自日本，其中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词语占了70%。”
　　楼主太对超顶！！！！！！！！！！！！！！　　那王教授是现有中国论文界的普遍“抄袭门”的代表人物之一，光学不会用，不动脑，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全盘照抄！　　为他做为一个学者感到悲哀！！！！！！！！　　中华民族的汉语汉字真是太历害了，我为这感到自豪！！！！　　中华民族的祖先太伟大了，到现在，我们还受用不尽！！！！
　　中文外来语　　汉语的外来词的形式有音译、音译加表意、音译与意译结合、直接借用四种主要形式。　　　　音译：直接按照原语言词汇的发音转换成汉语词汇。像汉语翻译规则规定对于传统上非汉字国家的地理名称、人名按音译直接翻译： 　　吐火罗、摩揭陀、健驮逻国、真腊、蒲甘、三佛齐、新拖、细兰、古里、大食、麻嘉、层拔、瓮蛮、麻嘉、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