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达沃斯2018年1月23日电 /美通社/ -- 2018年1月22日，Adecco集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和塔塔通信(Tata Communications)联合发布了《2018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GTCI)。该报告通过衡量一个国家在人才培养、吸引、留存等方面的表现，从而评估全球各国的人才竞争力，并为各国的政府、企业提供提升人才竞争力的建议。

Adecco集团发布2018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人才多样性与竞争力将为未来工作带来积极影响

报告指出，瑞士仍在人才竞争力方面排世界首位，其次是新加坡和美国。整体而言，排名前列的国家仍以欧洲国家为主，前25名中有15个。今年发布的报告同样显示，排名前10的国家有一个关键特征，即具有完善的教育体系，能培养今日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社交协作能力。

通过进一步研究，报告还发现了排名最靠前的国家拥有一些共同特点：

灵活性与社会保护并重的就业政策

中国排在2018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排行榜第43位，较去年上升了11位。在金砖国家中，仍领先其他4个国家 -- 俄罗斯(53位)、南非(63位)、巴西(73位)、印度(81位)。研究表明，中国在全球知识技能方面表现突出，尤其体现在人才影响力、新产品创业活动等方面，但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仍然相对较弱。

除了人才竞争力排名以外，今年的报告还研究了“多样性竞争力 ”这一主题。多样性被区分为认知、身份及偏好(或价值观)这三个方面。 报告选择了多样性(与不同性格、知识结构、经验与观点的人合作)这一主题的原因是，它在结合人才政策与创新战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关注员工多样性能够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充满创新意识的未来，让组织留住人才、培养人才。然而，报告也强调了多样性的代价 -- 人们往往不擅长与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合作。

《2018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由世界一流、规模最大的研究生商学院之一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联合全球人力资源服务行业领航者、《财富》世界500强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Adecco集团和全球领先的“通信新领域”(A New World of Communications)提供商之一的塔塔通信(Tata Communications)制定。报告综合考虑了68个指标(2017年为65个)，覆盖了119个国家和90个城市(2017年分别为118个国家和46个城市)。今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得分最高的仍是高收入发达国家。

今年占据榜首位置的国家仍是瑞士，其后是新加坡和美国。

排名前列的国家仍以欧洲国家为主，前25名中有15个。

排名靠前的非欧洲国家有澳大利亚(第11名)、新西兰(第12名)、加拿大(第15名)、阿联酋(第17名)和日本(第20名)等。

拉丁美洲在培养女性毕业生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阿根廷排名第5)。

和人均GDP相比，非洲的教育投入很高(博茨瓦纳排名第1，莱索托排名第2，塞内加尔排名第5)，这表明该地区已经正确地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挑战，但投资效果有改进空间。

该指数评估了各个国家的政策与做法是否能够吸引、培养和留住同时具备“技术/职业技能”与“全球知识技能(与创新能力、企业精神及领导力挂钩)”的人才。

苏黎世在今年的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中排名第一 (去年排名第二)。前10名中有8个欧洲城市，2个美国城市。排名靠前的城市表现出一些相似点。就国家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GDP水平的提高会使技术渗透率随之上升，从而营造出教育、商业、医疗及基建质量更高的生态环境。这一良性循环进一步提高了人才竞争力。此外，一流的大学也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教师与科研人员，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当地政府的能力与创新意识也能扮演重要角色。密集而有效的信息网络在吸引与留住人才方面尤其重要，新加坡、迪拜、阿布扎比和多哈等“智慧城市”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今年有6座城市上榜，排在第一的是北京(第55位)，其次是杭州(第66位)，接着是上海(第70位)、深圳(73位)、广州(77位)和天津(第83位)。

对《2018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的深入分析揭示了组织、城市与国家实现多样性的方法。报告显示，多样性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只能在包容的文化环境中才能蓬勃发展，产生真正的影响。目标与统计数据不能代替文化接纳程度与开放性。

然而，全球人才竞争力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样性和包容性没有绝对的模式。例如，由于没有给女性领导人创造足够的机会，瑞士在这一项上的得分和它排名全球第一的综合得分并不相称。而北欧国家在合作、对内开放、社会流动性和性别平等方面的得分很高，但在对外开放方面则有所欠缺，因此影响了对人才的吸引力。

“多样性是创新的重要标杆。”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副院长兼创新院长Peter Zemsky强调，“组织领导的框架凸显了对外合作而不是对内合作的重要性。在知识经济中的信息爆炸刺激下，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而言，利用本地创新机会比在企业总部进行研发更加重要。”

Adecco集团首席执行官 Alain Dehaze 指出：“关注多样性和包容性对克服我们这个时代的分裂与不平等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培养一种包容的文化，从家庭和学校开始，反对偏见，培养社会与合作能力，这是发挥工作威力的关键，能让未来的工作属于每一个人。”

塔塔通信总裁兼运营总监Vinod Kumar坚信：“随着数字化转型成为了越来越多组织机构的要务，由人工智能推动的高度自动化技术正在逐渐进入职场。由于人类和机器已经开始并肩工作，企业必须将人才与多样性带来竞争力的观点同样扩展到机器上。当我们接受了数字基础设施的首要地位后，就再也不会认为人才或多样性仅仅指人类了。”

　　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通过分析创新资源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技术产业和知识服务业等方面的主要指标可以看出，中国已从世界制造中心逐步迈向世界创新中心。

　　当今时代是科技研发的“大科学时代”。“大科学时代”，指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越来越需要众多研究者的合作，一个项目所需的人员、资金、设备越来越多，相应地就更需要高度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大规模资金支持，二战前曾经是科研主流模式的靠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小组就能得到重要成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大科学时代”的影响体现在工业领域，就是产品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一个最终产品往往是几百项甚至成千上万项专利、技术的集成。

　　因此，一国的基础科学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都取决于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科技人才的培养、资金投入的强度、产出效率以及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同时取决于一国的工业生态（这关系一国的制造能力），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似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个人的想法再妙，没有组织、资金、人员和设备，也难出成果。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项目、互联网项目、“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都是典型的例子。在这几个方面，中国都在快速进步。

　　就科技人才培养而言，关键是数量和质量。2013年，中国R&D人员总量达到368.1万人年，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占到全球R&D人员总量的29.2%。美国、日本、俄罗斯均是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但其R&D人员占世界份额持续下降，分别为13.2%、7.8%和7.5%。2013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达699万人，31%的毕业生拥有理工科学位，美国这一比例仅为5%。

　　人才质量难以量化，但至少中国的基础教育基础知识训练之扎实有目共睹。中国学生在2009年和2012年两次PISA测试中，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科目均遥遥领先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和美英法德等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2013年12月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2012），此次调查在全球65个国家（地区）同步展开，第二次参加该项目测评的上海学生再次登上“世界第一”。

　　相比之下，2011年美国被授予博士的人中有29%是外国人，工学博士中有52%是外国人，传统理科（不包括生命科学）博士中有39.6%是外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毕业后就留在美国工作。

　　美国总体科技劳动力中外国移民的比例从1990年的14.13%上升到2000年的22.40%。大量优秀、廉价的技术移民使得本土美国学生学习理工科的动力和兴趣大减，纷纷选择金融、法律、管理等高薪职业（“土著挤出效应”）。

　　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科技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技术移民，其本土科技人才的质量大可怀疑。而且，中国是美国科技移民的首要来源国，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内理工科职位越来越多，未来来自中国的科技移民很可能大幅度减少，甚至可能将美国第三大技术移民来源国韩国的技术移民吸引走，这无疑将进一步巩固中国科技人才的数量优势，并稳步提升人才质量。

　　就科研资金投入而言，2013年，中国R&D经费达1923.4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占全球份额由2000年的1.7%迅速提高到11.7%；研发资金占GDP的比重为2.09%，超过了欧盟28国1.96%的总体比例，高科技产出占全球份额也从2003年的8%上升至24%；21世纪以来，中国R&D经费年均增速居世界首位，高达17.6%，明显高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及英国等G8国家。

　　就科研效率而言，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创新指数在中高收入组中排名第一，创新效率（投入产出比）在全部14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二。绝大多数国家创新投入、产出排名基本一致或相差不大，唯有中国创新产出排名比创新投入排名高出29位，说明中国少花钱多办事，取得了远高于投入的产出，创新效率非常之高。

　　按收入组划分的前10位经济体排名

　　在中高收入组：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第1位（全球第29位），创新投入指数排名第4位（全球第45位），创新产出指数排名第一位（全球第16位），创新效率排名第一位（全球第2位）

　　就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协调而言，中国的科研体制一贯被批评为“国家主义”，企业的技术创新作用不足，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之间产学研用结合不够紧密。但是，“国家主义”在当今“大科学时代”恰恰是一种优势，它意味着较强的动员、组织、协调能力，可以集中、协调远超单个企业、院所的人才、资金、设备进行重大科技创新，即“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两弹一星”、“神天对接”。

　　同时，中国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也逐渐凸显。2012年，在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中，由企业提供的经费占74%，由政府提供的经费占21.6%。在全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中，企业研发经费支出额占比从2000年的50%迅速上升至2012年的76.1%。

　　民营企业已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力量。在我国全部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中，民营企业所占比重从2003年46%上升到2010年的55%，同期三资企业从23%上升至26%，而国有企业则从31%下降至19%。以华为、比亚迪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不但在产业规模上迅速崛起，而且在创新投入上迅速提高，已跻身世界企业研发百强行列。

　　事实上，“神天对接”、“蛟龙”下水等国家主导的重大项目，清华大学颜宁团队的“饿死癌细胞”、 中科大潘建伟团队的量子通信研究，本土创新型企业华为、中兴、比亚迪等的崛起，说明中国国家、院所、企业三大创新主体各自都有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就工业生态而言，在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决定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这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能够生产人类全部工业品种类中的多少种；工业能力又与创新能力息息相关，它关系到一国是否能够独立将创新成果转化成实际产品，因为“产品才是创新的标志”。中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在产业分布的广度方面，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承接了世界上最多的制造业环节，这引起两个后果，一是大量制造环节会产生很多新工艺，工艺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二是中国将创新成果转化成实际产品的能力比较强，即能够独立制造出从最高端到最低端各种创新工业产品。

　　相比而言，美国和欧洲最近几十年都经历了制造业向外转移、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的过程，美国国内的制造业链条越来越不完整、难以连缀成网。例如，乔布斯就曾对奥巴马明确表示，制造iPhone、iPad的工作不会流回美国，并非因为海外工人的雇佣成本更低，而是因为牵涉整个供应链条，包括成百上千种配件的采购和组装。

　　最终，就科研产出而言，2012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53.5万件，占世界总量的37.9%，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年PCT专利年均增长29%，2013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3位，人均PCT专利在14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5位。从2003年到2013年9月，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国际论文114万篇，年均增长率约12%，从世界第7上升到世界第2。在工程类论文索引（EI）收录的论文数量从2010年开始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1，被科学论文索引（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从2008年开始成为世界第2。一大批新兴的重工业公司、高技术公司、互联网公司迅速崛起，包括徐工集团、中联重科、三一重工、柳工集团、振华港机、奇瑞，比亚迪、联想、华为、中兴、小米、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等。近几年蛟龙入海、北斗导航、嫦娥奔月、天链通讯、神天对接、天河二号、隐形战机、神盾战舰、中高轨道反卫星、中段反导、高超音速导弹、高速铁路、智能电网、量子通讯等等高科技成果出现爆炸性增长。

　　可见，中国在影响创新能力的各个方面都在快速进步，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优势，如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充裕的资金保障，因此，尽管中国目前距创新先进国家尚有一定差距，但正如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国创新能力步入先进国家显然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缺乏创新能力”之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