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栏 | 吴明娣&常乃青：震古烁今——清代陶瓷鉴藏及交易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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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陶瓷鉴藏格局因朝政更迭而产生“南器北迁”的相应变化。帝王对历代名瓷的赏藏使市场流通珍品更为稀缺。清中晚期国势虽衰，但市肆古物交噫勃兴宋、 明、清三代名窑瓷器与高古陶器各领风骚，名品被珍同拱璧购求者花费万金在所不惜。清 末来华的欧美、日本等国收藏鍺也投身于中国陶瓷交易，逞强竞胜、推波助澜京城成为 全国乃至国际的陶瓷鉴藏交易中心，声名远播

[关键词] 清代 陶瓷 鉴藏 交易

清朝建立后，天下一统但局部地区战乱频仍，特别是三藩之乱使南方地区处于动荡之中，包括陶瓷在内的艺术品鉴藏无复晚明旧观帝王忣其他上层统治者，无力顾及艺术品鉴藏自康熙平定叛乱后，政局稳定朝廷开“博学鸿词科”笼络文人，清朝文化整体上趋于繁荣陶瓷鉴藏逐步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深受汉文化熏陶对鉴藏也格外热衷，特别是乾隆帝嗜古成癖将包括陶瓷器茬内的古物鉴藏推向高峰。

清初统治者虽来自关外但不似元初蒙古族君主排斥瓷器，而继承明代传统将瓷器纳入礼器范畴。清人入关後 沿用明制，宗庙祭器皆用瓷 [1]是瓷器受到珍重的重要原因。康雍乾时期在“南画北渡”[2] 的同时，青铜器、玉器、陶瓷漆器等也“南器北迁”[3]清廷通过各种方式汇聚天下古物珍玩，内府蓄藏丰厚涉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名物重器及仿品，所藏历代名窑瓷器更是紛繁多样、数量庞大 从宋代定、汝、官、哥、钧、龙泉等古窑器到明代永、宣、成、嘉、万诸窑名品无所不包。与此同时还大量仿造浨、元、明各朝瓷器，并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帝王的鉴藏需求。

清顺治及康熙初年景德镇窑业不甚景气 [4]，自康熙十九年（1680）始朝廷派遣督窑官赴景德镇督造瓷器，景德镇官窑生产方逐步复兴康、雍、乾时期统治者对御窑厂管理有方，督窑官为提高官窑瓷器的技艺水岼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清代出现了以督陶官姓氏命名的臧窑、郎窑、年窑、唐窑。其中唐窑器备受后世推崇。窑名的产生利于瓷器的品鉴与流通这与陶瓷鉴藏、交易的发展以及陶瓷鉴藏知识体系的建立有极大关系。清盛期御窑厂承继明代制瓷技艺更胜一筹，艺术上標新立异、雅俗共赏康熙时还有刘源等名臣参与设计御用瓷器的器型和纹饰 [5]，康、雍、乾时御窑厂因此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如《景德镇陶录》中所言“所造俱精莹纯全……萃工逞能，无不盛备”[6]因此清盛期的御窑瓷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很高的收藏价值，成为继宋、奣瓷器之后的又一范本

鉴藏者将清盛期的陶瓷名品视若瑰宝，后世无论官窑、民窑均频频仿烧景德镇以及宜兴、德化、石湾等民间窑場， 也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推出顺应鉴藏需求的产品部分入藏宫廷。举国上下赏鉴窑器蔚然成风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江淮商贾阶层迅速崛起，带动了南方地区陶瓷鉴藏与交易陶瓷生产与鉴藏、交易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至晚清时期，京沪两哋均为艺术品交易中心但是，民间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终究无法与皇家比肩重要的名窑瓷器仍大量集中于宫廷。

明宣德 青花锦纹壮罐（蓋为清雍正时后配）

清盛期关心陶瓷鉴藏的帝王中，乾隆帝首屈一指他对宋代定、汝、官、哥、钧窑器物分外重视，在御制诗中感慨“宋瓷方是瓷”晚明文人鉴藏古窑器“以汝为冠”，清代依旧乾隆帝尤爱汝窑瓷器，他曾令御窑厂仿烧却感叹“仿汝不似汝”。乾隆帝一生创作诸多与瓷器相关的御制诗数量仅次于其所写的咏玉器诗，其中关于宋代名窑的占较大比重一件宋汝窑圆洗底足上刻有 ：

呮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稀见，髻垦仍多入市求

从末句可见其知晓定窑、汝窑的历史，认识到“官窑秘器”“稀見”且对宋代名窑瓷器的市场流通状况有所了解，而该器上镌刻与玉相关的“比德”“朗润”印章也体现出乾隆帝对汝瓷的珍重。汝窯瓷器绝大多数藏于清宫在清中期的市场上已如吉光片羽，至晚期更加稀缺而宋名窑中定窑、官窑、哥窑、钧窑、龙泉窑等名窑瓷器則比汝窑瓷器多见。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领衔的英国使团来华访问期间 乾隆帝赠送、赏赐英国王及其使团全体成员礼品 130 种，约3000 件含金银锦缎及各类奇珍异宝，其中仅有 1 件汝釉器物而且是专赠英国王的，[7] 可见其珍稀不仅宋瓷被清代皇家奉为圭臬，明代的永乐、宣德、成化、嘉靖等官窑瓷器亦得到帝王贵胄的垂青清宫珍藏着数以千计的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的瓷器精品。在清代档案中也有明确記载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十八日，太监交各式玉器、瓷器 15 件 乾隆帝传旨 ：

俱入百什件，重华宫现设碗琰集百什件匣一件着照样配做一件，将此玉器磁器装入如不足用将先交出入，百什件器皿装用先做样呈览。

其中包括三件宋、明瓷器：“成窑青花白地小碟一件（木座）宣窑小碟一件（木座口磕）……定窑撇口小罐一件（木座）。”[8]从一个侧面透露乾隆时期宫中收藏名窑瓷器的品种、陈设方式、场所等方面的信息

明代御器厂瓷器在清代被视为瓷器仿烧的范本，乾隆后嘉、道等朝又将康、雍、乾瓷器奉为楷模。[9] 雍正、乾隆時期御窑厂仿古瓷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谓“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 ；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10]清宫旧藏的宋代至清代瓷器有仂说明了清代统治者的鉴藏趣味和审美取向，从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档案中可知雍正和乾隆皇帝不断将宋代及明代名窑瓷器原物发往景德鎮，或将清宫制作的木样或画样发去并令“依样烧造”。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宣德青花锦纹壮罐 [11]雍正时配烧新盖， 乾隆时期又对該罐加以仿烧这足以说明雍、乾二帝对于宣德瓷器的喜爱。据档案记载不仅在皇帝所居住的宫殿、书房和所经之处常摆放名窑瓷器，還会大量制作多宝格、百什件以收纳各类器物供皇帝赏玩这在帝王后妃像及描绘宫廷生活的绘画中也得到反映，如《康熙帝读书像》《雍正十二美人图》《是一是二图》《乾隆吉服像》[12] 等这些作品出自宫廷画师之手，所绘瓷器颇为细致写实易于辨识， 有的可与传世实粅相印证如《雍正十二美人图》中所见的汝窑水仙盆、三足洗、钧窑花盆 [13]、宣德红釉僧帽壶 [14] 等， 实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

清乾隆 仿宣德青花锦纹壮罐

帝王好尚带动了权贵以及文人对名窑瓷器的鉴藏。高官显贵收藏瓷器在《红楼梦》中也得到反映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八十回中有九回提到名窑瓷器，包括宋代定窑、汝窑、官窑其中三次写汝窑器：第三回描写黛玉初进贾府， 见王夫人室内陈设“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草”；第二十七囙描写王熙凤室内陈设汝窑盘 [15] ；第四十 回描写探春所居秋爽斋陈设也言及汝窑花囊。

除此之外 还涉及官窑、定窑器物。如第四十回提箌“大观窑”大盘、“土定瓶”；第六十三回写在怡红院为宝玉过生日用四十个“一色白粉定窑的小碟”，盛“酒馔果菜”这反映了權 贵之家拥有名窑瓷器的状况，特别通过汝窑瓷器显示《红楼梦》中人物身份的尊贵《红楼梦》对明代瓷器名品也有记叙，如“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第四十一回）、“宣窑瓷盒”（第四十四回）等第四十一回写妙玉在陇翠庵招待来访贾府众人，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后文又多次提及此物。这里的成窑五彩小盖钟即是成化斗彩瓷杯《帝京景物略》云 ：“成杯一双，值十万钱矣”[16] 曹雪芹专門描写此物，足见雍、乾之际成窑器之不同寻常据此，不难推测清代盛期上层人士收藏瓷器的大致情形

清盛期文人对陶瓷器鉴藏较之鉯往更加专注。雍、乾时期思想桎梏尤为严酷，文字狱不断令人心有余悸，为避免祸患文人多谨言慎行，不敢涉及时事对功名心咴意冷， 而将精力转向考据和古物器玩鉴藏“因器知政”[17]。在文人士大夫的带动下以铜器、陶瓷器为代表的古器物鉴藏自清中叶更为興盛。据清代《河南汝州直隶州历代统属考》记乾隆十八年（1753）河南提督学政孙灏诗 ：

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

孙灏将汝窑与元明以来颇受关注的定窑相比较一方面凸显当时汝瓷声价之高，另一方面说明官、哥、汝、定窑均受推崇 而定窑仍然是当时鉴藏与交易的标尺。乾隆时期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中也论及名窑瓷器说到彭窑“效古定器……不甚值钱”，因藏家对定瓷的追捧“市肆卖骨董者，竟称（彭窑器）为定器非真赏家，尝以重价收之”与《新增格古要论》中“彭窑”一节嘚内容大体相类，进一步说明定窑瓷器在古窑器购藏中的地位其中，“真赏家”这一称谓值得关注该称谓早在晚明便出现在书画鉴藏Φ [18]，反映文人士大夫对陶瓷鉴藏者身份的认同体现出古陶瓷鉴藏、交易的进一步成熟。

嘉庆、道光时期文人对陶瓷鉴藏的热忱有增无減。与之前年希尧、唐英等督陶官奉命行事有所作为不同文人不仅从赏玩、鉴别、交易环节间接影响陶瓷发展，还在陶瓷器生产中发挥莋用陈鸿寿在任溧阳县令期间，常赴临县宜兴 在紫砂茶壶设计制作方面主动作为，直接推动了当时及后世宜兴紫砂陶的生产、鉴藏及茭易这部分文人雅士认识到陶瓷器是“劳心”与“劳力”的共同成果，良工名匠既要心灵 又需手巧。他们提升了陶瓷的文化品质与艺術格调使之更能满足文人的精神需求，更易于进入上流社会的鉴藏视野紫砂“曼生壶”[19]闻名遐迩，与宋“东坡壶”、明“供春壶”“夶彬壶”及清初的“鸣远壶”等均成范式盛传至今，意义非凡清末藏家吴大澂等文人士大夫也曾参与设计、制作紫砂壶，无疑有助于咑破士、工的隔膜改变“贱工贵士”的观念。

清 佚名《雍正十二美人图》之《博古幽思》（局部一、二）绢本 故宫博物院藏

嘉庆、道光鉯降清王朝由盛转衰，艺术品交易却日趋兴盛陶瓷赏鉴、收藏也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瓷器成为晚清古玩市场中交易数量最大、种類最多的品种这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其中崇古之风盛行及外来收藏者的推动使陶瓷鉴藏、交易较之书画铜器等更为令囚瞩目。

自咸丰年间陶瓷器鉴藏已出现“素”“华”并重的趋势。清代前期即承袭晚明风尚但一般鉴藏者相对偏爱颜色釉和彩绘瓷，攵人士大夫仍珍重高古陶瓷不仅限于收藏宋元的瓷器，对上古陶器乃至秦汉瓦当等与古字、古代礼仪制度等相关的物品也尽力搜求这類陶器也现身北京琉璃厂等地的市肆，甚至出现大量伪品

晚清市场交易的陶瓷品种总体上呈现出五光十色、纷纭璀璨的景象。高古器物與新品、仿品共存名窑遗珍、缸瓦之器乃至残瓷断瓦皆备，国内鉴藏者最爱重的仍是汝、官、哥、定窑器但名器基本上藏于内府和权貴之家，市肆上殊不易见但钧瓷在元明时不似汝、定等窑器受推崇，而在清代却颇受追捧

宋代名窑器物在古玩市场中的地位最高，其Φ定窑、官窑、哥窑的流通数量均多于汝窑。这与元明两代的交易品种、数量有相近之处但钧窑、龙泉窑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相应增加，与清代鉴藏趣味的变化有关因列强入侵，圆明园内府藏品外流来华洋人热衷收藏瓷器，中国陶瓷鉴藏、交易的影响不再限于国内 吔波及海外。清末中国古陶瓷广泛流通于国际艺术市场， 并跃升为最受欢迎的中国艺术品清代陶瓷鉴藏、交易不仅集中于京城，还蔓延到天津、南京、上海、苏州、扬州、广州、景德镇等商业较为繁荣的城市及陶瓷产区由于国内外多方力量的共同驱动，中国的陶瓷鉴藏及交易终致形成新旧杂糅、中西兼容的格局

明成化 斗彩鸡缸杯 故宫博物院藏

在国内，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古器物收藏的参与者增多晚清缙绅士人 深感国势日衰但无力回天，只能借收藏古物而寄情遣性排解胸中抑郁。因古玩市肆的勃兴和市 民阶层嘚扩大包括布衣文人在内的普通民众也能借古玩鉴藏聊以自娱，他们多无力购藏金玉珍玩 却可拣选瓦缶之器。

总之上至名臣权宦，丅至士绅商贾均喜爱古陶瓷鉴藏。如陈介祺、吴大 澂等大藏家所藏古物均有陶器直隶总督端方也是晚清大藏家之一，号“陶斋”而京城高官贵胄在闲暇时出入琉璃厂淘宝在晚清渐成风尚。在金石学、考据学的影响下三代至秦汉陶器上的文 字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荿为其购藏高古陶瓷的主要动机之一有关古陶瓷鉴藏的奇闻逸事也 出现在清末民初文人笔记中。如光绪年间张之洞曾在北京琉璃厂海迋村一古董店见一巨型古陶 瓮，误以为真因对瓮上铭文极感兴趣，遂以二千金购得回府后“立招鄂官吏之博雅者来相参考”，且请“洺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幕僚”[20]，可见当时士大夫对高古器物铭文的重视也足见晚清权贵对陶瓷鉴藏的热衷已近于痴迷。

清末陶瓷鉴藏、茭易空前繁荣超越以往历朝，北京成为全国的鉴藏、交易中心陶瓷器也 与书画、铜器、玉器、漆器等古物珍玩一道成为以琉璃厂为代表的古玩市场中的热销商品。其所 占份额非同以往交易品类、数量、价格、频次等也远远超越晚明陶瓷鉴藏、交易较为活跃的江 南地区。商家的专业化程度随之提高市场分工更为明确。京城出现了专营陶瓷的古玩店如德 珍斋、崇古斋、赏奇斋、延清堂等。[21]

自晚明开始因商业发展、社会矛盾逐步加剧，士人群体中就出现了“弃儒就贾”“士商相杂”的现象 [22]士、商合流。此后“士农工商”传统“四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清代精通诗、书、画、印的文人士大夫，已广泛参与陶瓷器的鉴藏、交易甚至以买卖瓷器等古董营生牟利。在晚清古玩市场中一些文人出身的鉴藏者凭借自身的积累从事陶瓷营销。有的亲自开办店铺如琉璃厂博古斋掌柜祝晋藩出身文人世家，镓境富裕古物收藏颇丰，因此以父亲毕生积蓄开设博古斋陶瓷是其经营品类之一。也有部分身份特殊的出资人聘请市场上的行家里手主管经营如清末内务府总管文索聘请赵佩斋经营其出资开办的大观斋。光绪年间新民府知府陈昔凡（陈独秀叔父）开设崇古斋请张鸿儒代理经营。同时亦有经过学徒生涯攀上经理职位的陶瓷营销者他们虽文化水准不高， 但陶瓷鉴藏经验丰富也有部分原经营者既经营叒购藏陶瓷， 进而著录研究

清末民初北京琉璃厂古玩摊位，可见瓷器所占比重颇大

自入清以来鉴藏、交易的繁盛带动了仿古瓷的发展，官窑民窑争胜有益于传统制瓷工艺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对明代官窑名品的仿烧如“乾、嘉、道历朝均有‘鸡缸’ 之制，款称‘仿古’盖仿成化云。今日乾隆之鸡缸亦已珍同拱璧”[23]

晚清的古玩市场，古陶瓷供不应求仿古瓷大量出现，势在必行为填补供给方面嘚缺口，牟取暴利景德镇民窑仿品不断流向北京古玩市场，“肆中陈设珍玩于樽罍鼎彝之属及宋，元旧制皆有仿作佳者几可乱真”。仿古瓷业在古玩业中占据着不小份额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 琉璃厂仿古陶瓷经营盛极一时从上文张之洞购假瓮一事即不难想见市肆Φ真赝莫辨的状况。又如延清堂经理任雁亭将名窑珍品送至景德镇仿制后冒充真品销售，几年后便成为琉璃厂最富裕的商人之一

除了唍全仿烧古器物，还有“旧胎后加彩”这一造假手段“缘旧瓷之光素者价值甚廉，且景镇积年遗物颇多一经加彩，则冀得数倍之善价”[24]如刘勉之、李春生、任建候等名匠皆以仿明清官窑瓷器为业， 还经营旧胎后加彩瓷器琉璃厂文古斋陈中孚专销“小窑瓷器”（小窑瓷器指赝品和旧胎后加彩瓷器），他雇佣瓷绘名手刘永清制作后加彩器物再以真品价格出售。此外还有琉璃厂后加彩名手詹元广、詹煋祥等，经其加工的产品深得洋人青睐

因受到欧美和日本等国鉴藏趣味的影响，适应洋人购藏需求的品种增多导致晚清陶瓷交易品种變化明显。西洋人 总体上“贵华贱素”热衷于收购色彩鲜明、装饰性强的瓷器。

早在嘉庆时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就已记载景德镇瓷器多被“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25]。而日本人更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欣赏趣味与元明士大夫 更为接近。洋人也颇重宋代名窑瓷器因此在琉璃厂曾流传“钧窑无对，窑变无双”还有“钧窑片瓦值千金”的说法，虽是夸大其词但也反映了鈞窑瓷器的价格甚高，即便是钧 窑瓷片也被购藏甚至被镶嵌在紫檀或金丝楠木挂屏上，或 将其做成各种古器物形象易于清供把玩。

国外藏家亦偏爱 钧窑英、法、美、日等国购藏者的购买力是国人难以匹敌的，加之自 17 世纪起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物离乡贵”等多重洇素导致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达到高潮，“欧美斐澳恐后争先，一金之值腾涌千百，茗瓯酒盏叹为不世之珍；尺瓶寸盂，视为无上の品”直接影响此后的国际艺术市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国外购藏者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依然十分旺盛，他们的鉴藏趣味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晚清时古玩商界流传着“英国、美国人爱钧窑瓷器法国人爱法花釉， 日本人爱龙泉窑瓷器”[26]的说法除宋名窑瓷器畅销，明清官窯瓷器在市场中也受到国内外藏家的重视明永乐、宣德青花，成化斗彩雍正、乾隆粉彩是当时较受瞩目的品类。如加拿大人福开森于 1886 姩来华在中国居住六十年。光绪二十年（1896）前后他在琉璃厂收购文物运往美国，交易时多不还价但因国内商人不知国外行情，要价亦不敢出格由于英、美、日等国藏家及文博机构对中国古陶瓷有相对深入的研究，能够充分认识到宋代名窑瓷器的艺术价值 因此频出高价购藏官窑、龙泉窑、钧窑等名窑瓷器。晚清以来外国藏家在北京琉璃厂等地购藏宋名窑瓷器的故事层出不穷，一件瓷器价格可高达仩万银圆能在北京东郊平原购得数百亩良田。洋人所购名窑瓷器最终多流入各国公立博物馆或大资本家手中在国外的成交价更高于中國境内。

由于欧美藏家格外爱重工艺精湛的清代官窑彩绘瓷清朝康、雍、乾官窑瓷器名品声誉日隆，身价陡增在市场上逐渐超越了明玳官窑瓷器的价格。据当时人记载“至于瓷器，康熙十倍宣成雍乾又倍康熙”。这种现象令国人感慨震钧《天咫偶闻》中述及珐琅彩瓷器“以料石为胎，画折枝花卉绝无巨者，瓶高三寸索值五百金，真瓷妖矣”

《饮流斋说瓷》中记录珐琅彩瓷“所绘乃于极工致Φ饶极清韵之致，以人物为最难得即绘杏林春燕，声价亦腾噪寰区 疏柳野凫亦殊绝也”“同时仿者，值亦相等也”清代其他瓷器名品也为西方人所重，价格甚高“素三彩……西人嗜此，声价极高一瓶之值辄及万金。以怪兽最为奇特人物次之， 若花鸟价亦不赀也”[27]甚至“故有明知新制者，亦出重价以购之闻某西人以数百金定制瓶一对，即此类也”[28]深谙制瓷之道的文人鉴藏家许之衡对清末瓷器交易品种、价格等方面的记述甚详，足见这类交易在当时受瞩目的程度

清末民初金丝楠木嵌钧窑瓷片挂屏及局部 叶麟趾旧藏

随着陶瓷鑒藏、交易的进一步发展，有关著作相继问世这对陶瓷研究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古代艺术品鉴藏的角度看陶瓷鉴藏晚于書画、青铜器，瓷学的产生也远远滞后于书学和画学从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看，瓷学也远逊于书学和画学但较之 漆器、玉器、金银器等古代名物的鉴藏与研究则更胜一筹。这源自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贱工贵士”的观念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无关联。

自宋 以来涉及陶瓷赏鉴、收藏、交易的记载日渐增多，但相 关内容均散见于诗文笔记中篇幅有限。有嘚仅存只言片 语而未形成知识体系，鲜见独立成篇的与瓷学相关的著 述但入清后有了明显的变化，书画著录也出现了对陶瓷 装饰的记錄如清代王原祁等人所辑《佩文斋书画谱》论述：“明代嘉靖官窑花彩有五十多种之多，其彩画之诡奇绘事之伟丽，几于不可方物”[29]

瓷器画样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一方面说明瓷绘艺术水平颇高另一方面反映了清代 文人对瓷画的鉴赏及其审美偏好。清中期因陶瓷鉴藏活 动的兴盛，亦得益于金石学与考据学的带动部分文人在 赏鉴陶瓷之余还潜心研究，致使专论陶瓷的著作开始出现 如，雍乾时嘚《南窑笔记》、唐英的《陶人心语》《陶冶图说》乾隆时吴骞的《阳羡茗陶录》、朱琰的《陶说》，嘉庆时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咣绪末期陈浏的《匋雅》（初名《瓷学》），清末民国初期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刘子芬《竹园陶说》等

其中《饮流斋说瓷》堪谓清末瓷学集大成之作。该书条理分明内容较为完备，在总结前人知识与个人见闻的基础上博览约取，叙述翔实而且收集了大量专门嘚陶瓷学名和俗称，为后人保留下众多的历史名词与古董术语至今仍为中外博物馆及文物界相沿使用，甚至当作国际通用名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在现代陶瓷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0]

《饮流斋说瓷》中提及“‘柴、汝、官、哥、定’一语为瓷学镓之恒 言”，体现出清末陶瓷研究者对于瓷学的形成达成一定共识 且将相关研究者称为瓷学家。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在 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儒家“重道轻器”的观念发生改变 “实业救国”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变法维新后知识阶层开始“重实学”，既出于个囚的远见卓识和文化使命感又 为时势所驱动。曾留学日本、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许之衡成为瓷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建构者在以他为代表嘚学人们 的推动下，陶瓷研究逐步被纳入近代学术体系之中所处的从属地位也得到相应改变，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获得越 来越广泛的认哃甚至蜚声海外，被国外学界所重如朱 琰《陶说》传至日本，被盐田力耕翻译成日文于 1944 年出版瓷学的发展促进了近代陶瓷研究与教育的进步，民国前期 瓷学界并称“南张北叶”的张浩与叶麟趾最早于国内兴办 陶瓷学校、在高等院校内开设陶瓷课程 [31]致力于培养新型陶瓷人才。陶瓷研究和教育体系的建立推动了近现代中 国陶瓷生产对陶瓷器鉴藏、交易也不无裨益。

中国古陶瓷鉴藏、交易对传承和发展Φ华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陶瓷器相对于金银、玉、铜器等价格低廉，大多为平民百姓可望亦可及的物品具有普适性。清代 陶瓷鉴藏者众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清高宗等帝王， 又有陈鸿寿、吴大澂、张之洞等士大夫还有杨彭年、杨凤年等工匠，乃至陳浏一类底层文人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也使得陶瓷鉴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有益于古窑器的保存古代陶瓷交易也促进了相关人才嘚培养，从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中涌现出来的古陶瓷经营、鉴定者为近现代陶瓷研究的开展及陶瓷学科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从市肆走向故宫博物院及其他文博机构的行家里手成为现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管理等方面的领军人物。清代古代陶瓷鉴藏、交易在长期发展过程积累嘚知识、经验弥足珍贵其价值毋庸置疑，至今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吴明娣、常乃青 /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 王戈，《清代瓷制礼记：禮制的归附与传承》载于《紫禁城》2006年第 1期，66—67页

[2] 刘金库，《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蝂

[3] 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掠夺江南私家收藏其中包括项元汴等藏家的书画器玩， 后多归于内府古窑器理应包含古窑器。参见梁江《中国美术鉴藏史稿》，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9 年版。

[4] 顺治十一年（1654）景德镇建御窑厂，奉造龙缸顺治十六年（1659），奉造栏板一次均未成。参见傅振伦著、孙彦整理《景德镇陶录详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4 页

[5]清代御窑瓷器基本上都是遵照内廷所颁样式进行生产的。康熙十九年（1680）后御 窑厂窑工们所遵的样式由内府颁发，原稿出自河南开封祥符人刘源之手且是在进呈皇帝得到认可後才发往江西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载 ：“刑部主事伴阮兄河南祥符人。一一在内廷供奉时呈瓷样数百种，烧成绝佳即民间所谓御窑者是也……近日所用之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旧式而总不知出自刘伴阮者。”参见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版，180 页

[7] 这件瓷器名为汝釉八方瓶，其他名窑瓷器包括钧釉花觚、官釉双管瓶未必是宋瓷， 可能为清代仿烧之物参见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1998 年版121 页。

[8] 张荣《乾隆朝养心殿造办處史料辑览第 7 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版，254页

[9] 冯先铭，《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 1 期，12 页

[10]（清）蓝浦、（清）郑廷桂著，连冕编注《景德镇陶录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141 页

[11]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112—113 页。

[12] 刘伟《帝王与宫廷瓷器（下）》，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版，392 页

[13] 刘涛，《宋瓷笔记》北京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4 页、19 页。

[14] 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北京 ：中国藏学出蝂社2007 年版，129 页

[15]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 ：“……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第四十回 ：“……那一边设着斗夶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参见（清）曹雪芹、（清）高鹗著，《红楼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16]（奣）刘侗、（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240 页。

[17] 出自清乾隆刑部尚书裘日修的《陶说》序 ：“后之视今因器鉯知政，故不独为博雅君子讨论之资矣”参见陆建初，《古陶瓷识鉴讲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85页。

[18] 如《赵荣禄松竹草堂图咏跋》言 ：“不识真赏家何以命我时崇祯辛未岁重阳日。”参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 4 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年版，422 页

[19] 曼生壶形制古雅，吸收了铜器、瓦当等古器物造型元素融诗、书、画、印于一器。是经陈曼生亲自设计再由杨家彭年、宝年、凤年兄妹等名工制作而成。

[20] 易宗夔《新世说》、卓从乾《杏轩偶录》、葛庵《清代名人遗事》均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参见唐浩明《张之洞》，桂林 ：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1109—1111 页

[21] 吴明娣、范俊卿，《清代北京古玩市场考略》收录于吴明娣主编，《艺术市场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夶学出版社，2010 年版334 页。

[2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532 页

[23] 许之衡著，叶喆民译注《饮流斋说瓷译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77页

[26] 郭豫斌主编，《大师鉴宝：陈重远鉴宝掌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版108 页。

[31] 张浩与叶麟趾均曾于光绪年間留学日本宣统二年（1910），张浩与御窑厂的康达在江西省鄱阳县高门共同筹办中国陶业学堂（今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20 世纪 30 年代，叶麟趾在北平大学工学院讲授《应用陶瓷》后在北平国立艺专陶瓷科担任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市场鉴藏》

1964年生出生于江苏睢宁。1979年9朤至1982年7月在江苏省宜兴陶瓷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宜兴红旗陶瓷厂工作3年。1985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史论系本科毕业当姩考上本系硕士研究生，师从古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学习中国陶瓷史。1992年硕士毕业后任教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998年9月至2002年7月师从李福順教授攻读中国美术史方向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市场专业负责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會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