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际真英译《阿Q正传》中译者姿态理论的体现
［摘 要］&译者姿态理论认为，译作的某些文本细节( 尤指选词措辞等) 体现了一种力图&寻求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为解释译者采用的某些文化翻译策略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运用该理论考察《阿 Q 正传》王际真英译本中的某些文化翻译策略发现: 王际真倾向于对他视为荣耀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采取忠实的保留性翻译策略，对他认为不荣耀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进行委婉化、净化或淡化处理，体现了他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译者姿态理论适用于分析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从事的中华文化外译实践，但应用范围有局限性。
　［关键词］ 译者姿态理论; 中华文化外译; 寻求文化荣耀; 《阿 Q 正传》; 王际真译本。
　　一、引言
　　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一些国内学者呼吁要加强中译外研究，尤其&要在理论上花功夫，要大力推进中国翻译学理论的建设&许钧也认为，&加强中译外研究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还强调指出中译外研究要有&跨学科的视野&20 世纪末，借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翻译学崛起，为我们推进中译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视野。但目前应用于翻译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包括布迪厄( Pierre&Bourdieu) 的场域理论和符号产品理论，拉图尔( Bruno Latour) 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卢曼( Ni-kolas Luhmann) 的社会系统理论，以及有关学者基于这些社会学理论提出的翻译理论或译本生产与传播过程分析模式，包括古安维克( Jean-MarcGouanvic) 构建的基于布迪厄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框架，比泽兰( H&l&ne Buzelin) 提出的基于场域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综合研究模式，海尔布伦( Johan Heilbron) 提出的用于分析国际翻译图书在权力、地位不同的语言群之间不均匀流动的理论模式，卡萨诺瓦( Pascale Casanova) 提出的翻译在高度等级化的国际文学场域内不平等交流的分析模式等，要么适用于把译作置于跨国图书传播及国际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的宏观研究，要么侧重于考察翻译的社会语境和功能，要么用于译本生产与传播过程分析，都不能有效地分析译本本身以及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值得注意的是，西米奥尼( Daniel Simeoni) 借用布迪厄的&惯习&概念提出&译者惯习&( translator&s habitus) 理论，旨在探求一个更好的概念工具，以便解释&翻译过程中译者做出的各种决定性选择&以及造成不同译者风格各异的原因［12］1。西米奥尼的研究结果显示: 自古至今，无论译者个人还是译者群体，其惯习的基本属性是&顺从&; 由于规范对译者的制约非常强大，当今译者和古代或近代以前文明社会中的抄写员一样，&在文化领域举足轻重的职业中历来居于从属地位&，而这种译者被迫接受的制约是&历史强加给译者的信仰内化的结果&。由此可见，西米奥尼提出的译者惯习是规范内化的产物，在与规范的角力中始终处于下风，因而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主要适用于解释为何译者具有&以社会规范认同的方式进行翻译的能力&。换言之，它能解释的是译者在规范制约和许可的范围内做出的顺从性质的选择和决策。
　　最近，英国学者查尔斯顿( David Charlston) 提出一种新的社会翻译学理论，即译者姿态理论，他认为某些译作体现了译者力图&寻求荣耀&( hono-ur-seeking) 的一种身体姿态或立场。希腊籍学者帕斯马兹( Kalliopi Pasmatzi) 丰富、发展了查尔斯顿的理论: 他的个案研究显示，有着偏向目标文化惯习的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体现了旨在寻求目标&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有着明确的文化身份或强烈的文化归属感的译者在翻译时寻求本国文化荣耀这一做法合情合理，可能具有世界普适性，因而该理论应该适用于中国语境中的翻译实践，尤其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从事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在此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假设: 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往往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这就为我们解释译者自主、自发采取的某些翻译策略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本文旨在引介译者姿态理论，并基于对《阿 Q 正传》王际真英译本的个案分析，论述该理论对中华文化外译研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二、译者姿态理论与译者的中华文化身份
　　布迪厄把&身体姿态&( body hexis)定义为&与涉及身体和工具的整个技巧系统有关联的、负载丰富的社会含义和价值观的既有个体特点又是系统性的姿势模式&，&身体姿态&&因而成为一种永久的性情( disposition) ，即一种既持久又稳定 的 站 立、说 话 及 感 受 和 思 考 事 物 的 方式&。布迪厄指出，身体姿态体现了人们共享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与此同时，&人们对本文化把哪些行为看作是荣耀或不荣耀的有所预期，而这种预期是由文化决定的，人们的身体姿态( 即手势、姿势和立场) 恰恰体现了这种预期&。基于布迪厄的身体姿态理论，查尔斯顿提出译者姿态理论。他把&译者姿态&( translatorialhexis) 定义为&在译本中体现的译者试图通过翻译追求荣耀的身体姿态&。通过对英国道德哲学家詹姆斯&贝利( J． B． Baillie) 翻译的黑格尔( G． W． F． Hegel) 的《现象学》( Phenomenology) 的个案研究，查尔斯顿发现，与西米奥尼指出的译者惯习普遍具有的&顺从性&不同，&反映在翻译文本细节中的译者姿态体现了这位具有哲学家身份的译者的一种挑战权威、寻求荣耀的态度&
　&&由此，可把译者做出的各种翻译决策( 包括选词措辞) 解释为&一种译者姿态的具体体现&。例如，在翻译《现象学》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敏感的文本中的重要哲学术语时，译者做出的词汇选择就体现了他的预期，即&预测由有权赋予荣耀的哲学同行组成的社会子场域中，什么被认为是荣耀的或不荣耀的&。&译者通过文本和副文本细节表达了自身对思想价值观的忠诚，复制了教会、国家和学术界等组织结构在目标文化中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如把&Church&的首字母大写所隐含的尊敬姿态固然可以显示译者的谦卑态度，&但在场域中某些有权赋予荣耀的社会群体看来，也可以用于寻求荣耀和尊敬&查尔斯顿指出，&从译者姿态入手分析译本的文本细节，可以揭示哲学翻译涉及的复杂的决策过程&; 除了关心原作与译作的对等关系，译者还&用一种寻求荣耀的方式&&关心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潜在作用和接受情况以及他或她本人在场域中的声誉&。查尔斯顿进而指出，因吉莱里( Moira Inghilleri) 强调了社会翻译学研究从之前只关注翻译文本&转向把翻译和口译视为社会、文化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16］125，但查尔斯顿认为&这并不排除反转回来在特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语境下考察一个译本语言细节的可能性&
　&总之，译者姿态理论为我们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 涉及翻译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 把各种因素&&&包括文本、语言细节、原作与译作的对等关系、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和接受、场域的结构、译者在场域中的地位、声誉和资本等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
　　查尔斯顿还就如何应用译者姿态理论提出了建议: 研究者不仅要考虑一部译作的特定背景，包括译者的翻译目的和动机、出版商或赞助人出版译作的主要目的、译作的目标读者、翻译出版的具体情形等，还要重点考察译作产生时&历史子场域的发展与嬗变&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权力的场域&。查尔斯顿认为，布迪厄所说的&文化生产场域&(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4］&结构着资本的分配&，但各个子场域之间存在着争斗和对立，&这会影响译者的自我定位，并最终影响其翻译决策&
　　帕斯马兹考察了 1994 年初版的英文历史小说《科雷利上尉的曼陀林》(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的希腊语译本②。这部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意两国占领的一个希腊小岛为背景，正面写到了希腊历史，但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描写是失实的，如抹杀了当时希腊的一个左翼组织在抵抗法西斯侵略中的作用，把该组织的成员叫做&寄生虫&&流氓&。帕斯马兹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发现，在处理原作中这些与史实不符的内容时，有着本国文化取向的译者安杰利多采取了目标文化&可以接受并认为是荣耀的翻译策略&，包括委婉化( euphemization) 、净化( sanitizing) 、过度纠正( hyper-correction) 、删削等。帕斯马兹认为，这些干预性改写性质的翻译策略体现了安杰利多试图寻求本国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帕斯马兹以&译者姿态&和&寻求文化荣耀&为分析工具，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有着目标文化身份的译者对原作中本国历史文化信息的干预性改写行为，揭示了译者为寻求本国文化荣耀采用的某些翻译策略，为我们考察中华文化外译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分析模式。
　　如上所述，布迪厄认为，我们对本文化把哪些行为看作是荣耀或不荣耀是有所预期的，而这种预期由文化决定，我们的身体姿态恰恰体现了这种预期。由此看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运用特定翻译策略以寻求本国文化荣耀，往往决定于其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指个人属于某个社会群体的身份或群体归属感，是个人自我认识和自我感知的一部分。文化身份往往与国籍、民族、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地域或有着独特文化的任何社会群体相关。因此，不仅个人有文化身份，社会群体也往往有着共同的文化身份［17］19-23。王东风指出，身份其实就是一种或一组范畴，具有某种属性。如果该范畴是指某一类人( 如译者) ，那么这类人在从事与其特定的身份有关的活动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该活动对其身份的规约，其行为就具有某种共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行为上的某种规律性对翻译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王东风所论述主要是译者的职业身份，但由此推论，具有特定文化身份的译者群体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表现出翻译行为上的某种规律性，即本文所称&寻求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
　　事实上，个人的文化身份颇为复杂，有时甚至具有多重性。霍利迪( Adrian Holliday) 的实证研究显示，尽管国别或民族是决定个人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但在多个民族和文化共处的国家( 如美国) ，国别或民族这种外部力量往往与积淀于个人生活轨迹的各种层次的文化现实( 包括宗教信仰、家族史、社区、职业、政治和语言) 相冲突。本文目的并非讨论文化身份的复杂性或动态变化，因此只需大体上界定译者的基本文化身份。本文所称从事中华文化外译、具有中华文化身份的译者主要有四类: 中国本土译者( 如林语堂、杨宪益、萧乾、王佐良) ，身在国外却有着强烈的中华文化归属感的华裔译者( 如王际真、余国藩、夏志清) ，港澳台华人译者( 如孔慧怡、齐邦媛) ，到国内&寻根&并谋求个人事业发展的海外华裔译者( 如梁社乾)［20］。参照查尔斯顿和帕斯马兹的以上论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因其特定文化身份和向外国读者阐释中华文化的翻译宗旨使然，这些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往往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在译作中尽量保留原作蕴含的译者视为荣耀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对他们视为不荣耀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予以干预性改写。下文以《阿 Q 正传》王译本为个案，检验以上假设的有效性。
&&&&&&&&&&三、《阿Q正传》王译本翻译策略分析
王际真( Wang Chi-chen) 的重要译作有《红楼梦》节译本和《鲁迅小说选集》等。王际真1899 年出生于山东淄博市桓台县，1922 年大学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 今清华学) ，同年官费赴美留学，随后留美发展，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中教学和翻译，2001 年在纽约逝世。夏志清指出: &王际真虽然 1922 年就离开中国，但他从根子上还是&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把鲁迅看作民族英雄，又跟从胡适主要从事传统中国小说的研究和翻译。这说明翻译《红楼梦》和鲁迅作品时期的王际真抱持着中华文化的身份。王海龙在 90 年代末拜访了王际真，发现这位百岁老人不仅乡音无改，还得意地告诉来访者&他是地道的山东人，是个真正的&老乡下人&&。由此可见，尽管王际真身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学译介，但他的中华文化身份始终未变，这无疑会影响他对原作中文化内容的处理方式。反过来说，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能够揭示其文化身份。有学者指出: &我们需要了解译者在译文中添加或省略了什么，选择了哪些词，又如何使用这些词，因为从中可以窥见一种自愿、有意的行为，这种行为揭示了译者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也即译者所属的文化。&通过对《阿 Q 正传》王译本&Our Story of AhQ的实例观察和分析，笔者发现王际真采用了如下文化翻译策略: 一方面，借助直译、音译、注释或增译等手段，倾向于保留他视为荣耀的并认为美国读者应该了解的中华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蕴含在称谓语、客套话、佛教术语、成语、典故、迷信习俗等之中; 另一方面，对他认为不荣耀或在原作中不甚相关或重复冗余的中华传统文化信息倾向于进行委婉化、净化、淡化或删削处理。但从翻译策略运用的范围和频次看，王际真总体上偏重保留出发语文化。
　　在文化保留方面，王际真首先对一些称谓语和客套话进行音译，如&少奶奶&( shao nai nai) 、&太太&( tai-tai) 、&发财&( fatsai)，甚至把佛教术语&阿弥陀佛&也音译为&Amitofo&
&&&&& 其次，对某些成语或典故采用直译法，如把&龙虎斗&译作&strife betwixt dragon and tiger&，&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译作&Of the three filial impieties，thegreatest is to be without heirs&，&赛翁失马，安知非福&译作&Who knows that it is not a blessing forthe Tartar to have lost his horse?，&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译作&A man should be looked uponwith different eyes though he has been away onlythree days。&
　　再次，王际真还惯于使用文内注或脚注，为译文读者解释原文中缺省的文化背景知识。例如，阿 Q 临刑前，刽子手们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 Q 很气苦: 因为这很像是带孝，而带孝是晦气的&。考虑到中国人传统上穿素服治丧，西方人则着黑衣悼人，王际真添加了简短的文内注: &white was the colorof mourning&，以便消除中西文化差异对西方读者造成的认知困惑。又如，王际真把&赵府上请道士祓除缢鬼，费用由阿 Q 负担&译作&Ah Qwas to foot the expenses incurred in exorcizing the e-vil spirits that might be trying to induce Wu-ma tocommit suicide&。译句中用斜体标注( 笔者标注) 的文字是译者特意添加的文内注，用于说明&祓除缢鬼&这种地方习俗的迷信渊源。鲁迅在杂文《女吊》中指出，&祓除缢鬼&指涉绍兴旧时的一种鬼神信仰: 一个女人上吊自尽后会变成缢鬼，然后想方设法&讨替代&，即诱惑一个现世中的女子自杀，拉来做垫背( 小说中指被阿 Q 求爱后想寻短见的吴妈) 。
　　另一方面，王际真倾向于对某些他认为不荣耀的文化信息进行委婉化、净化或淡化。这突出表现在对脏话的处理上，例如，&鸟男女&在《阿 Q正传》中出现 2 次，且均采用阿 Q 的叙事视角: 一是&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二是&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此处&鸟&与&屌&字相通，指男性外生殖器。王际真把两处的&鸟男女&分别译作&the accursed menand women &和 &these cursed villagers &&accursed&与&cursed&近义，都含&该诅咒的&&该死的&&讨厌的&之意，可见译者对脏字&鸟&做了净化或至少是淡化处理。又如，被鲁迅称作&国骂&的脏话&他妈的&，在《阿 Q 正传》中以变体&妈妈的&和&你的妈妈的&出现 9 次，都被王际真委婉化处理成&your mother&s&( 5 次) 、&theirmothers&&( 3 次) 或&his mother&s&( 1 次)。
　　此外，王际真还倾向于对他认为在原作中不甚相关或重复冗余的文化信息进行不予增译或删削处理。例如，上引例子中的&带孝&( 戴孝) 是中国传统习俗，指死者家属和亲戚按照礼俗在一定时期内穿着白布或麻布丧服，表示哀悼，藉此履行尽孝的伦理义务。王际真把&因为这很像是带孝，而带孝是晦气的&译作&for white was the color of mourn-ing and mourning was an unlucky thing&。他的译文补足了中国人哀悼死者传统中穿素服这一文化背景信息，以便西方读者理解为何阿 Q 把&洋布的白背心&视为不吉之物，却丢失了&带孝&的文化内涵&&&尽孝。尽孝本身是重要的文化信息，但&带孝&在原作中仅仅一笔带过，因此被译者视为不相关或不重要而不予增译。又如，如上所述，王际真直译了体现儒家道德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却删去紧随其后出自《左传》的历史典故&若敖之鬼馁而&( 意为若敖氏全族以后没有子孙祭祀供饭，鬼魂都要挨饿了) 。译者将其删去，固然考虑到该典故的历史文化指涉复杂，如全部照直翻译( 往往需要辅以注释) ，会使译文变得艰深难懂，但更重要的考虑应该是前文刚提到&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因而选择了不再翻译这个语义重复的典故。
　　四、王际真翻译策略阐释
　　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如上所述，王际真一方面试图在译文中保留并传递某些中华传统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又对某些文化信息进行净化或删削处理。这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翻译策略均可用译者姿态理论得到有效的解释。韦努蒂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行文流畅&一直是英美评论界用来评价英译作品的唯一标准也即主流翻译规范［32］2-5。王际真有意违反目标语文化中的主流翻译规范，倾向于采用文化保留性翻译策略，主要是由他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目的决定的。
　　一方面，王际真试图尽量保留中华传统文化，是因为这些信息在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他看来是值得荣耀的，应该原汁原味地介绍给西方读者。
　　事实上，对小说人物的头衔和称呼进行音译是王际真偏爱的一种手段。他在《红楼梦》节译本&译者导言&中指出，&头衔和称呼表明人物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英汉语迥异&，尤其称谓系统及其文化内涵不同，这些词必定成为翻译难题，如把&老爷&直译为&old father&显然是荒唐可笑的。故此，他决定把一些头衔和称谓词音译( 如&太太&译作&tai-tai&，&奶奶&译作&nai-nai&) ，&试图使西方读者逐步了解这些称谓&，因为他相信&借助上下文，读者 理 解 这 些 音 译 的 称 谓 词 不 会 有 什 么 困难&。王际真在翻译《阿 Q 正传》时也采用了相似的做法，如把&太太&音译为&tai-tai&，以便尽量保留头衔、称谓词、客套话等蕴含的中国文化习俗。王际真主张在译作中彰显中华传统文化，&尽量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并把其主张落实到翻译实践中。王际真在说明《红楼梦》节译原则时指出，除了保留涉及宝、黛情史的几乎所有故事情节，他还&试图把反映独特的中国风俗、习惯或文化特质的章节和段落翻译出来，例如小说第四章、第五章对秦可卿奢华葬礼的叙述&王际真在节译《红楼梦》时专挑文化信息丰富的章节翻译，可见彰显原作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其基本翻译策略，这体现了他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
　　王际真的职业身份、王译本的出版商和主要目标读者决定了他走的是学术翻译的路子。翻译鲁迅小说时的王际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员，需要准确可靠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本做教材。他的《鲁迅小说选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说明其主要用途是教材。王际真在&译者导言&中指出: &传统中国文学和艺术所描绘的中国人的生活，往往是不真实的、没有个性的，这令崇拜中国的普通美国人痴迷。我的译本面向的则是那些厌倦了这种不真实的、没有个性的描绘，想要透过表象洞悉人性的读者。&由此可见，王译本的目标读者主要是攻读中国历史、文学的美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向这些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读者阐释中华文化无疑是王际真的翻译目的。张南峰指出，从事学术性翻译的译者一般&比较讲究忠实&这种&忠实&不仅指忠于原作的思想内容，还体现在尽量再现原作的风格，即便这样做违反了&行文流畅&的规范。王际真说，鲁迅小说倚重&讽刺性的曲笔和隐语，尤其喜欢引用古代典故和现代流行语，从而形成其幽默、犀利的文字风格，这给译者出了大难题。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不能把鲁迅的作品有效地译成英文，但仍然希望我的译文或多或少传达了原作的某些效果&
　　可见王际真把引经据典视为鲁迅小说写作的重要手段，而他的译文试图忠实再现原作风格，因此他特别注重运用直译、注释等手段保留成语典故的本来面目。中文成语、典故本身蕴含丰富的中华文化信息，这在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王际真看来自然是值得荣耀的，应该原汁原味地介绍给美国读者。
　　另一方面，王际真对他认为不荣耀的某些文化信息进行委婉化、净化或淡化处理，违反了译者本应遵守的&真相&&忠实&伦理( ethic of truth)［37］153。
　　王际真这样做虽有语言审美方面的考量( 即脏话不雅) ，但也体现了他试图维护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 不想给西方读者留下中国人粗俗不堪的不良印象。此外，王际真对他认为在原作中不甚相关或重复冗余的文化信息进行删削处理，看似出于诗学层面上的考虑，即从西方现代小说标准看，这些内容属于写作技巧上的瑕疵，实际上却顾及了目标读者接受译本的效果，即&用一种寻求荣耀的方式&&关心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潜在作用和接受情况&。正如查尔斯顿所指出，译者除了关心原作与译作是否对等，还会关心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和他本人在场域中的声誉。这些都是译者寻求文化荣耀和个人职业荣耀的手段。
&&&&&&& 五、结语译者姿态理论
为我们分析译者不顾规范的制约即自主的&非顺从性&决策过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尤其适用于解释译者针对原作中蕴含的本国文化采用的某些翻译策略。从查尔斯顿提出的研究者应考虑一部译作的特定背景( 包括38 燕山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译者、出版商或赞助人、目标读者群、场域的结构及其嬗变等) 的主张看，译者姿态理论采用的仍是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路径，即在概念体系上它采用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方法论上则是当下主流的翻译研究范式。该理论以&寻求文化荣耀&和&译者姿态&为核心概念工具，提出了一种操作性较高的理论分析模式，但指出译者通过翻译&寻求文化荣耀&这种文化取向和意图明确的行为本身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再者，该理论可用于解释译者为寻求本国文化荣耀采取的某些翻译策略，但不能用于分析所有的文化翻译策略。例如，有的文化指涉词在文化取向上是中性的，与文化荣耀或不荣耀无关，因此译者姿态理论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本个案分析显示，有着中华文化身份的王际真在翻译过程中刻意保留原作蕴含的他视为荣耀且重要的文化信息，同时对他视为不荣耀或在原作中不甚相关或重复冗余的文化信息予以干预性改写。他对前者采用直译、音译、注释、增译等译法，对后者进行委婉化、净化、淡化、删削处理，体现出一种旨在寻求中华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这种姿态主要决定于王际真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目的。基于该分析结果，我们可对译者姿态理论的适用范围进行推理性拓展: 寻求文化荣耀的译者姿态不独王际真所有，更不是孤立的翻译个例; 它很可能是有着本国文化身份的译者群体在处理原作中蕴含的本国文化信息时体现出来的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共性。但这一理论假设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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