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与国际格局的演变--《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02期
地缘政治与国际格局的演变
【摘要】：地缘政治学的三种主要理论———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这三种理论对世界格局和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 ,地缘区位因素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是不容忽视的。它对维护我国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思索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
【作者单位】：
【分类号】：D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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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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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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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01期
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地缘政治和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提出了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生成路径:着力推动中国企业"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精准供给"水平;健全中国生产服务网络,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服务供给水平;构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体系的分工布局;推动中国产业标准"走出去"战略,促进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根基;突出产业合作互利共赢,稳妥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空间;培育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沿线双向环流价值链,实现中国由外围向核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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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F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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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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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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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明;[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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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浅谈如何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经营管理者》2017年31期
浅谈如何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
【摘要】：正中石油华东设计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炼油化工和油气储运工程的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工艺设计、基础设计和详细设计,属于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企业,80%以上员工为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一、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意义1.创建学习型组织是全面建设国际一流炼油设计公司的战略需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复苏依然艰难曲折,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石油行业产能过剩、投资紧缩,油价持续走低,行业内竞争激烈。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只有充分认识
【作者单位】：
【分类号】：F4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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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沛文;[D];西南石油大学;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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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19-9993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地缘观察者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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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
【转帖】郑重声明:不代表本人认同或不认同其观点!迄今为止的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所有的教训和成就均离不开中国的地理版图。中国版图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四千多年生生不息奋斗的结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的因素。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其变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值得研究。　　
　　一、中国地理形势——与欧美比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迄今为止稳定下的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3位，第四位为美国。欧洲面积约为10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欧洲的主要大国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它们相继对欧洲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英、法、德三国面积仅占欧洲面积的1/10左右。　　　　北美洲地理版图主要构成国家是美国和加拿大，而其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占具绝对的优势，这使得两国之间地理板块对称的势能为不对称的国力所抵消。美国官方公布的陆地国土面积为约937万平方公里。美国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北美总面积2422.8万平方公里，有23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占北美洲的总面积的80%。　　　　中国在亚洲地理版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亚洲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主要大国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和印度约占亚洲总面积的30%。当代中国领土东西跨经度60多度，相距约5000公里，最南端在曾母暗沙、最北端在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上，南北跨纬度约50度，南北相距约5500公里；最东端的乌苏里江畔和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相差4时区。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大部分在温带，少部分在热带，没有寒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特别看好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他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一个广阔的胸膛。　　
　　距今1000万年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是中国地貌的主要成因。自南而北的印度大陆板块在中国藏南地带的冲挤下致使中国自西而东大致呈三个阶梯分布。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其北部与东部边缘分布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是地势一、二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分布着大型的盆地和高原，平均海拔在米之间，其东面的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是地势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上分布着广阔的平原，间有丘陵和低山，海拔多在500米以下。三级阶梯及其中的山脉分布如自西南冲击而隆起的层层“泥淤”，呈扇形从北南两面向中国东海包抄铺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形成山地和高原，其中间部分，在西部出现一些盆地，在东部则留下少许平原即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由于最直接和长期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冲挤，中国山区面积广大，“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总面积84%，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10%”，其海拔由西向东逐次递减。　　　　中国的地形与北美接近，而与欧洲形成强烈的反差。欧洲以平原为主，海拔200米的高原、丘陵和山地占全洲面积的40%，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仅占2%，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全洲面积的60%。欧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则平均海拔700米。欧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洲。这种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生长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军事作战理论。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陆上疆界2万多公里，与14个国家相邻。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约18000公里，自北向南濒临的近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从海岸基线向海上延伸12海里的海域为其领海。沿海分布有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舟山群岛、南海诸岛等75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最后，在展开后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述地理环境，只是在1949年以后确认下来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中国版图也有不定的伸缩变化。但总的说来，它只有“胖瘦”之分而无“器质”裂变。由于中国版图没有发生结构性裂变，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中国古今历史上还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在理解中国地缘政治时，应抓住其基本要素而不必泥拘于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边界盈缩尺度。　　　　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中，象中国这样能存在下来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实属罕见。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下面让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国的“长处和特点”进行考察。
　　二、中国地缘政治及其特点　　　　（一）中国地缘政治的国际比较　　　　黑格尔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黑格尔这句话说透了地缘政治即地理和政治的关系。地缘的关键是人缘，人缘即政治。没有人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就只能是纯物质的地理学。所以黑格尔接着又说：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　　　　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　　　　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中国的地理版图拥有较大的优势。历史经验表明，地缘政治位势占据较大优势的国家大多都是其版图在本地区占据主体地理板块的国家，而不是对等拥挤在一起的国家。在北半球地区地缘政治中，欧洲的板块是最破碎的。如不考虑俄罗斯，与亚洲和北美洲相比，欧洲国家众多且呈对称性分布，其矢量对冲也表现得更为直接。多国边界犬齿交错，有的还直接重合，经济重心紧邻、多边实力均等，呈对等制衡状态。这正好符合合力计算中所表现的“两分力大小不变，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的原理。欧洲内部的这种对称型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面，与对称型碎化分布的欧洲各国不同，中国版图在东亚居相对主体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与在南亚中居主体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亚居主体地位的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使三国不形成绝对的矢量对冲：印度的发展重心在印度洋，中国的发展重心在西太平洋，而俄罗斯的发展重心在欧洲部分。镶嵌在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处于对称型碎化状态，各国版图及其国力与中国形成绝对不对称状态。其特点与欧洲正好相反，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呈现逐级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及其稳定的力学原理。这种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聚合的板块结构对亚洲的中心即中国不仅不会有过多的矢量对冲，相反还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碎化程度由边缘向中心逐渐提高，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并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曾从欧洲破碎版图中获得巨大外交红利的英国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道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道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　　　　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版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我们可以用“相对主体中心版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我们将视野从欧洲和亚洲移向北美洲便会发现，与中国在亚洲相对主体地位不同，美国在北美洲则占据着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这为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欧洲和亚洲远不能比的地缘优势。如果知道欧洲地缘政治破碎给欧洲带来的灾难，知道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地理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美国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东合抱，在人类尚未完全征服大洋的昨天，美国的国家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制定和实施相对独立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和中南美洲国家内部的对称型破碎特点，才使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托克维尔总结说：　　　　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使它害怕战争发生的地理位置。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为争取独立而进行坚强斗争的壮观，何况美国人为摆脱英国人的羁绊所做的努力又被过分夸大。美国隔着大洋，距敌人1300里，又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支持。它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胜利，主要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其次才是由于它的军队士气或公民爱国心。严格说来，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还没有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没有发生旧大陆的那种动乱。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如与中国比较，美国的地缘政治位势也有其不利的方面。在人类已征服大洋的今天，美国绝对主体板块的地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大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这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与东海为中华帝国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华帝国的道理一样。美国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它所处的绝对主体的地理位势，使美国人必须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　　　　随着人类越洋能力逐渐加强，美国为两洋防务而必须担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美国主宰全球的野心更使它的安全范围变得“无穷大”，以至必须不断扩张的美国的“安全边界”经常与其他国家的“边界安全”相重合，并由此引发双边对抗——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对抗。更可怕的是，面对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一个以全球资源来支撑国民消费的美国必须以全球为防务目标。这又迫使美国的安全边界事实上与其边界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并使其成了一个永远要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是美国有幸中的不幸：美国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必须永远维持的巨大却又总是开支不足的国防，而这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所在。这种脆弱导致美国总是为其必需的全球防务所累，美国不得不以全球海上关键通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为美国保证了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级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纵深于内陆的其他目标。　　　　与美国东西两岸没有碎片国家“包裹”因而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则有“长袖善舞”的优点：在中国东部平原两侧，东北有朝鲜半岛抗护，东南有中南半岛屏障。新中国诞生时，美国挑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北南开弓，跟美国长年抗衡，中国大陆“身体”基本没有受损，正常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中国周边国家这种为中国“减震”的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有印度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中国的西部和俄罗斯，中国西南部和印度分别有着巨大的空旷地带，其“减震”条件较充分。
　　（二）中国地缘政治优点和特点　　　　中国的地理大势是西高东低，西陡东缓，以高海拔山地为主。若以东径110°为中线，西部与中亚高原相接，西南与印度板块的形成对垒分明的海拔落差：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陡峻，高出恒河、印度河平原米以上，由于迎面印度洋西南季风，降水充沛，山上雪线较低。这在中印之间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的安全屏障。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带直与大海衔接。　　　　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古代如远征至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亚历山大，近代如英国殖民者，他们均有力量占领印度，但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他们却没有力量占领中国西藏。与当年忽必烈东征日本被大海所阻的结果一样，假设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那这些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今天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古希腊文化或其他西方民族文化的色彩。在中国东部，大海对古代中国也是一道天然的护屏，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技术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大陆困难。正如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由于没有征服爱琴海而不能能征服希腊一样，横扫欧亚大陆忽必烈，其远征日本的大军只能无奈地折戟于日本海。正因为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中国的地缘政治多宥于陆权说，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陆权学说为主题。这样的地理形势反使古代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长期没有得到发展。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大海所引起的活动，是一种很特殊的活动；因为这个原故，许多海岸地，就算它们中间有一条河做联系，差不多始终和内地各国（确切地说应译为“各城邦”——笔者）相分离。直到近代，面对敌人的海上入侵，中国人还是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时修长城的方法对付敌人。这种情况到新中国建立后得到初步的扭转。此后，海权（包括制海权）成了认识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视角。　　
　　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东面低地呈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对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广泛的山地及其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国的地方割据，但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又都知道如最终不以问鼎中原为结果，其偏安位势既难在山岭间横向兼并，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以长期自保。另一面看，中原那一边临海三面环山因而攻易守难的“四战”地形反使其在中国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区，与此相应，极为丰富的资源势必也成为在山地高原坐大的割据势力“逐鹿”的目标。而仅占中国国土面积1/10的平原地区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据力量角逐中原的门坎：占据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诸割据势力搏杀后留下的力量最强的一方，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最终成了最有实力——比如战国时的秦国、三国时的曹魏、南北朝时的北周，还有20世纪30年代由南方崇山峻岭里发展起来，后又北上到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等——实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力量。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书中的“中原”有时还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含今“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其差别只是前者不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北分裂时期，常以“中原”和“江东”（长江以南芜湖以下地区）等词对称。故而中原与现代意义上的华北平原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著述中其范围常常混用。这种概念潜移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中心从东向西、国都从长安向洛阳继而向北京移动的历史过程。关于此，笔者在以下的论述中不复解释。　　　　但是，随时间推移，当占据中原的王朝力量腐败衰弱后，从中国中西部高地积聚起的新力量又会崛起并再次进驻中原，造成中国新一轮的统一。与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诸区域比较，崛起于中国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势力，其作战所据的开阔地带具有南方崇山峻岭无法比拟的扩张优势，因而，分布于这一带的割据力量具有更为优越的问鼎中原和统一中国的地理条件。
　　“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战者”。山地之难在于攻，为此山间割据势力均以夺取平原第一要义；平原之难在于守，为此平原之主无不视控制险塞为基本。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比例对地区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起着不同但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多的防御条件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制的“险山要塞”。　　　　经验表明，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比如蒙古帝国——扩张而不利于节制，这使得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扩张——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与此相反，无障碍大平原，如果其物质资源足够丰富的话，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比如西汉时一个蒙古高原就可容纳匈奴、乌孙、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一个东北大平原可容纳夫余、肃慎、挹娄、乌桓、鲜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而在华北平原则只能容纳汉民族国家主体性存在。欧洲平原占欧洲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容纳多种（比如法、德、俄等）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这恰恰又增加了欧洲地区政治板块统一的难度。　　
　　“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战者”。山地之难在于攻，为此山间割据势力均以夺取平原第一要义；平原之难在于守，为此平原之主无不视控制险塞为基本。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比例对地区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起着不同但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多的防御条件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制的“险山要塞”。　　　　经验表明，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比如蒙古帝国——扩张而不利于节制，这使得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扩张——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与此相反，无障碍大平原，如果其物质资源足够丰富的话，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比如西汉时一个蒙古高原就可容纳匈奴、乌孙、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一个东北大平原可容纳夫余、肃慎、挹娄、乌桓、鲜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而在华北平原则只能容纳汉民族国家主体性存在。欧洲平原占欧洲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容纳多种（比如法、德、俄等）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这恰恰又增加了欧洲地区政治板块统一的难度。　　
　　再比如印度，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约298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等）。印度版图从喜马拉雅山向南一直伸入印度洋，其北部是山岳地区，中部是印度河-恒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及其东西两侧的海岸平原。平原约占总面积的2/5强，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在热带季风气候及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土和热带黑土等肥沃土壤条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可供农业利用，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中国比较，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这样富饶且以平缓地带为主的地貌，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存在，这使得印度的历史长期具有与欧洲同样的对称型分裂的特征。在印度访学期间，笔者注意到印度版图很大，但内部到处都有护城圈护。中国也有护城，但这些护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长城护着，而印度则没有。印度的这些小“长城”将印度分割得七零八碎。由此可见，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造成了它的天然破碎性，只不过是英国为占据印度洋的需要为它包了一张很大的皮而已。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说：　　　　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的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象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
　　与此相似，在中国历史上的蒙古高原面积广大（约有260平方公里），多为大漠连天的平缓地带，占据着这一地区的战略力量长期分裂为多个相互对立的政权且极少形成这一地区的长期统一，古有“胡虏无百年之运”之说大概是对这一规律性现象的感性认识；而占据着面积仅有蒙古高原近12%、占中国总面积不足1/3的平原地带（主要是华北平原）的政治集团则西有险塞以固存、东有——至少在明朝之前——海洋以屏护，其防御能力却远高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加上狭小的中原面积不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长期共存，因而从中原地带胜出的政治集团反而——即使有长江的阻隔——能实现中国的最终统一。同样的道理，平原面积过少而山地过多的国家，由于山隘险阻过大过多、交通极为不便，其间的割据力量在获得较好的偏安条件的同时，却难于形成有规模的攻势和全国性的跨区横向联系遑论统一。清初，盘踞西南的吴三桂据险自守，但当起兵反清需要进攻时，却没能走出湖南；同样的道理，蒙古铁骑虽可横扫欧亚平原，但在进攻南宋、兵至川黔时，其势在万重大山的阻隔下已成强弩之末。　　　　中国平原地区若以黄河北南划分，黄河以北的山地和平原面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这有利于那里的政治力量“穷则独善其身”即造成地方割据，“达则兼善天下”即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而在中国山地，尤其是长江以南山地的割据力量——比如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既难以被铲除，也难以坐大。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的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经验还表明，地理上居高临下的战略力量在地区或国家统一中往往占据着“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的优势。在欧洲，古罗马的恺撒和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南北两麓挥师而下统一全欧洲的；在北美，19世纪60年代美国林肯北居高地的地理形势也对其取得统一南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欧洲统一事业作出大贡献的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诞生地即阿尔卑斯山及其两麓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中竟成了碎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洲最高地阿尔卑斯山竟成了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的分界线！在此笔者只指出这样的史实，至于其产生的其他社会原因，将放在后面专门讨论。
　　经验还表明，地理上居高临下的战略力量在地区或国家统一中往往占据着“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的优势。在欧洲，古罗马的恺撒和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南北两麓挥师而下统一全欧洲的；在北美，19世纪60年代美国林肯北居高地的地理形势也对其取得统一南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欧洲统一事业作出大贡献的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诞生地即阿尔卑斯山及其两麓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中竟成了碎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洲最高地阿尔卑斯山竟成了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的分界线！在此笔者只指出这样的史实，至于其产生的其他社会原因，将放在后面专门讨论。
　　（三）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1.黄河流域　　　　黄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到宋元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自宋元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但黄河流域仍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中国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北方的地理形势。其中，具有高位优势的蒙古高原，当是中国地缘政治，当然也是本文破题的关键。　　　　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为东亚内陆高原。东界大兴安岭，西界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界阴山山脉，包括蒙古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高原大部为古老台地，仅西北部多山地，东南部为广阔的戈壁，中部和东部为大片丘陵。高原面平均海拔1580米，地势自西向东逐渐降低。这是从地理学的视角划分，若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蒙古高原”大概还要包含黄土高原，乃至新疆盆地部分。后二者往往是前者的政治作用的辐射地带。这是一个地势相对平缓且为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占据并对华北平原政治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高压的半月形开阔地带。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王朝更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使得聚集在北方大漠和西部高原的部族力量得以“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由此“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南下则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历来是中原政治转换的“命门”地带。中国学者程广中所著《地缘战略论》一书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在陆地疆域中惟有内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西麓至新疆盆地的东部平原，形成一个半月形开阔地势，其中大部为沙漠、草原，易攻难守。边界线形状易于敌中间突破、两翼卷击，是中国陆地防御的重点。这是从进攻的角度说，若从防御的角度进一步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半月形”地带中的河套及其两翼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程广中认为：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关键地带。西端的关键地带是从波罗的海沿岸直到黑海两海峡的东欧条形地带，这是一门户地带。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在公元4世纪和8世纪两次在匈牙利被打败而遭到制止，阿拉伯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入侵被阻止于黑海海峡附近。蒙古在第二次西征中在维也纳附近被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所败，其西进势头受到遏制。　　
　　在欧亚大陆东端从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至新疆的广大条形地区，也是一门户地带。中国两汉王朝、唐朝和清朝都曾把这一地区部分或全部控制在手，元朝本身就兴起于蒙古高原。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境内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主要发生于这一地区。近代以来的中俄日美诸大国的冲突也多发生于这里。朝鲜半岛则是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冲突的关键。　　　　笔者同意程广中的见解。在东方如果以黄河南北分，以武汉东西分，我们只要粗略阅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就会发现，北方蒙古高原是影响全国政局的关键地带。“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蒙古之于中原，居高而临下。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衰落多从北方蒙古河套一带向南破局。只要我们粗阅一下中国西汉、三国、隋朝和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图，就会发现，其中蒙古地区对中国政治的“破局”作用表现得都比较典型。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规律性的对中原政治的“破局”作用：塞北铁骑西可从大同、太原等盆地低口、东可从山海关口以最近距离直抵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并对中原政治施以绝大的压力。1927年日本田中首相在他拟定的侵略计划中将“满蒙”列入“为东方打开新局面”的关键区域：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之危险。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关键也。　　　　民国成立虽倡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乎在王公之手。我国此后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这个侵略计划以“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为开篇，至“对内外蒙古之积极政策”为结束，“满蒙”成了贯穿日本侵华政策的总基调。1931年，日本陆军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步兵学校所作的《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田中奏折》中关于“满蒙”的论点，他说：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大体上指东四省的范围）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因此，从古以来占据此地的北方民族，在这个易守难攻的边境之地，利用天险，退而培养国力、整顿兵马，一旦时机成熟，就猛然奋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以统治汉民族。这种例子，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辽是这样的，金是这样的，清又是这样的。最近以东三省为根据地的张作霖，虽然在关内曾屡遭失败，现在俨然不失为北方之雄，这虽有各种原因，但是主要因素是依靠满蒙在地形上的有利地位。　　
　　俄国人对蒙古高原的战略地位的认识要比日本人早。俄国所谓“西藏问题专家”巴德马耶夫，早在1893年就向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之父”之称的维特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他分析了俄国在远东的历史使命，认为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还应该修一条通过中国甘肃省省会兰州的铁路，在那里，在中国的“后院”，俄国应该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国伊斯兰教徒普遍起来叛离满清朝廷。巴德马耶夫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必要的沙皇批准”。并“准备作为一项长远的和逐步实现的计划来进行”。　　　　斯大林是运用地缘政治的高手，他对蒙古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位势更是了然于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向罗斯福开出并以《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的出兵远东的条件中的第一条，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大概是受到1939年俄日间发生的诺门坎战役的剌激——回答得很干脆，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其实，斯大林在这里的回答看似有理，实则荒谬。因为这样的逻辑在中俄关系史中没有任何经验支撑。在中俄交往史中从来还没有中国从蒙古一带“切断”俄国的先例。反之，如果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那就相当于在中国“胸膛”上开了一个可直插中国左右“两肺”并直抵“心脏”的切口，由此就可对中国长期保持最有效的战略压力。清朝重臣左宗棠对俄国人有较深的了解，1877年他从收复新疆的经验中建言：
　　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　　　　左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经验的。中国历史上结束春秋时代、开启战国大混战的“三家分晋”事件就是由这一区域开始的；东汉未年出现的三国乱局也是由北方曹魏平息并收为一统；西晋之后，由“关陇”和“北方六镇”自北向南又挤压出十六国与北南东晋并存的局面，此乱局最终也是由西魏、北周形成的“关陇集团”及由这个集团中诞生出的领袖人物建立隋唐两朝而定为一统的。唐时称阴山、河套地带为“国之北门”并驻以重兵。公元415年（神瑞二年）北魏曾拟迁都邺城，崔浩极力反对，其理由之一就是，北魏的统治中心放在平城，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随时轻骑南下，此乃“威制诸夏之长策。”此后的元、清两朝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由北而南奠定了统一的全国政权。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20世纪40～50年代，斯大林为了保持对中国形势的长期影响力，即使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与毛泽东的谈判中，他不惜违背国际共产主义原则执意要将外蒙古从中国境内分裂出去。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就是在中蒙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很大的战略压力。与此相应，内蒙古自治区管理的范围也随中苏关系的好坏而发生伸缩变化。日，鉴于“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中央政府先从内蒙古封口，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这样就使内蒙由北而南从一个北宽南窄的开阔地收缩成北窄南宽易进难出的“布袋”阵，如遇北敌南犯，可以东从呼伦贝尔高原、西从阿拉善高原两翼向中部反卷包抄，将敌人迅速封在“布袋”之内围而歼之。直到1979年中苏关系平稳下来后，中央又于5月30日将上述地区又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关中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如果说蒙古高原在中国国内以制陆权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影响全局的一级位势，那么，蒙古高原两侧的黄土高原和东北平原则处于二级位势。关中盆地乃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据此可自足以四塞之内保存实力，居高临下，时机成熟时则可迅速东出中原。田肯曾向刘邦分析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蒙古以东是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由此进则通过山海关可长入华北平原，退则有广阔的东北平原进行战略迂回。因此，关中盆地与东北三省的政治稳定对华北平原的政治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据有华北平原，就基本控制了中国政治的核心地带。而据有关中盆地，则占据了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并由此会对华北平原——至少在唐朝之前——产生较之东北平原更大的影响力。司马迁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规律。他说：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代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通过楚霸王因失关中而失天下的教训强化了他的上述观点。范曾以“关中阻山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的理由建议项羽定都关中以取天下，但“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对此，司马迁借说客的口对项羽评价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司马迁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分析结论到清朝顾祖禹那里就有了更多的历史经验支撑，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总结说：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遂执箠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　　　　作为学者，司马迁和顾祖禹更多地从进攻的角度论述西北的地缘政治意义，而明清两朝国势日下，其政治家则多从防御的角度看待中国西北的地缘政治的作用。朱元璋在分析明朝安全环境时将“胡戎”视为防御的重点，然其口吻已少有汉唐时代的攻势。他训诫后代：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隋唐之际，中原王朝跨过山海关，大幅向东北平原北推，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生产，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东北诸部的崛起。此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位势隆起并对中原政权形成日益严重的压力。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起至宋，东北辽金已成势力。与此相应，中原王朝的国都也从西部陕西长安，经河南洛阳东移至北京；中国地缘政治的中心也相应从“中原”移至“华北”。　　　　平原，尤其是低地平原，多为四战之地，既是进攻的首选地形，又是防御的脆弱地带；这种脆弱性在中国又因三面环山一面接海而——特别是近代西方列强来到东海后——愈显突出。华北平原是中国除东北平原之外的第二大平原，是唐朝以后的中国政治中心所在地。进入或占据华北平原，也就基本搞乱——比如“五胡乱华”——或搞定了中国。中国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波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上，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制御八方的形势。　　　　控制华北平原的关键地带是控制河北与山东，而控制河北的关键则在山西。饶胜文认为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　　　　山东物博地广，处华北平原之腰位。其东与辽东半岛南北呼应，威加黄海；其西则横截杭京大运河和华北平原之中腰。清人顾祖禹认为：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贮天下之大命也。山东界两都之中，北走景沧，南达徐邳，东出辽海，西驰梁、宋，为辐辏之道。山东者，驭之得其道，则吾唇齿之助也；失其理，则肘腋之患也。吾尝俯仰古今知能为幽、燕患者，必于山东。
　　唐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中原形势时说：　　　　高齐荒荡，宇文取得，隋文因以灭陈，五百年间，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敌也，是宋不得山东，隋得山东，故隋为王，宋为霸。由此言之，山东者，王者不得，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至于山东地理特点，顾祖禹说的很辩证，认为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铙胜文解释说：“山东地形的封闭性不如其他边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敌，不易固守；且山东低山丘陵方圆不过几百里，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　　　　得山东是得天下的关键。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拿下山东后就可直取金陵。山东以南进入淮甸地带，其战略地位关乎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权。顾祖禹引前人云：“三国鼎立，南北瓜分之际，两淮间常为天下战场。”就陆路而言，其间的徐州地处南北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素有“五省通衢”之称。日，毛泽东视察徐州时说：“徐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战略地位很重要。据统计，徐州籍的皇帝有十人之多。”但取得徐州的前提是取得济南，诚如顾祖禹引言：“齐州当四达之冲，南不得齐州则无以问河、济，北不得齐州则不敢窥淮、泗，西不得齐州则无从得志于临淄，东不得齐州则无以争衡于阿、鄄，是故山东有难，齐州当为战守之冲。”1949年共产党获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便是以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的胜利为条件的。济南战役胜利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序幕。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2.淮河流域　　　　从水路上说，徐州西南的淮河是北方力量越过长江进入江南的第一道门坎。顾祖禹说，“南直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他赞同前人见解认为：“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明朝朱元璋北伐取天下，是以突破江淮、夺下山东为前提，而朱棣南下轻取南京，更是冒险绕过山东，径直突破淮河防线、强渡淮河的结果。顾祖禹总结说：“浙江之形势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他赞同前人观点认为：“建康自古用武之地，然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故而“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　　　　由此而论，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互为里表；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矣。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前拒绝常遇春的直取大都（今北京）的方案，主张“先取山东”。他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餽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1949年蒋介石“划江而治”的败局表面上定格于长江失守，实则始于淮海一役后徐州易手。1948年底国共两党开展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就是以争夺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作战的具体方针是，“固守一点，四面增援”，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蒋介石也声称：徐州会战是政权为“存亡最大之关键”。为此，蒋介石几乎投入了其全部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布置与南宋辛弃疾抗金方案出如一辙。辛弃疾在奏书中说：　　　　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术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它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是为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百备寡力专则不能也。
　　可惜的是，辛蒋二人的守淮方案虽好，然宋蒋两朝大势去矣，策略的对错已不重要。平津、淮海两大战役后，华北平原易手共产党，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说，淮海战役的结束“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已达顶峰”。此后的长江，对北面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已旦夕可图。　　　　京杭大运河当然，中国江南被纳入以“中原”继而“华北”为重心的中国地缘政治视野，并成为中国北方政治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地带，其首功可归于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一样，是改善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环境的大事。它的开通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即运河的萌芽时期。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开凿邗沟{从江都（今扬州市）邗口至山阳（今淮安市，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第二期主要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大业三年（607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此为第三期。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京杭运河自北而南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和冀、鲁、苏、浙4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全长1794公里。运河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织，极大地改善中国南北之间的联系。中国淮河以南地区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主要粮、棉、油、蚕桑、麻产区。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出产率高，生产潜力大。大运河的修通，使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江南的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和保障，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区域得以大大北移。学者袁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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