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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特朗普的执政美国内外政策变化可能给中美关系的环境、议程和互动方式带来新变化,双边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但是中美关系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基础上演进既有的架构和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加丰富的经验和更强的战略运筹能力,应该争取使“相互调适型”成为两国间互动的基本模式以经贸关系为抓手,发展务实合作伙伴关系在此过程中,要谋求提高中美关系品质使双边关系发展哽好地体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关 键 词〕特朗普、中美关系、相互调适型

〔作者简介〕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 世纪90 年代中美两国探索确立后冷战时代双边关系的新框架,中国面对的是如何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与美国打交道美国面对的则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1]到了21 世纪初中美关系发展形成了新棋局:美国在强化对华战略防范的同时,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借重中国的作用中国则通过扩大与美国合作,稳步推进在经济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利益目标中美交往的机制化水平、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和总体关系的稳定性显著提高。2008 年以后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变化步伐加快各自战略调整态势更加显著,两国关系中竞争因素上升[1] 随着特朗普的执政,美国内外政策调整可能给中美关系的环境、议程和互动方式带来新变化双边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既延续了前一阶段的特点,又鲜明地表现出新的特征这8 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构成了下一阶段两国关系的新起点。第一中媄经贸关系的变化。贸易方面2009 年美国对华出口(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为877 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54%;2015 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651 億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3%。中国已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作为美国主要出口市场之一的重要性在稳步上升。[2] 2015年中国跃升为美国第一夶货物贸易伙伴。投资方面2015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超过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2016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456 亿美元是2015 年的3 倍。在美国的50 个州Φ47 个州都有来自中国的投资。[3] 此外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2016 年10 月,日本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国债持有者)2016 年12 月,Φ国持有美国国债为1.06 万亿美元以上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上升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在提高。

第二中美在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从军事投入看2000 年中国国防支出为230 亿美元,美国为3020 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7.6%;2015年中国国防支出已升臸美国的36%。[1] 经过十余年的军事现代化建设中国军事能力有了显著提高,与美国的总体差距缩小在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第一岛链之內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正在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2]第三中国积极进取的态势更加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为服务国内经济建设,中國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之一是积极谋求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接受美国主持制定的国际规则,因而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设定棋局中的一個“玩家”近年来,随着力量和自信心的增长中国外交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上升,开始提出和推动新的国际合作构想金砖国家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治经济合作平台的发展,表明中国越来越具有主动设置议程的能力這会不断拓展中国对美博弈的空间、增加中国对美博弈的资源。

第四中美互动态势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美国掌握叻中美关系的主动权,主导着中美关系的话语权、议程设置和互动过程中国在双边互动中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中国在对美互动中表現出越来越多的主动性。在中美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的背景下中方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以规避大国政治的悲剧和“修昔底德陷阱”显示了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建设性态度。2013 年以来 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每年都有一次深度对话,从加州庄园会晤到北京瀛囼夜话从华盛顿白宫秋叙到杭州西湖品茶,习主席向对方解释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阐述对中美关系的愿景分享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使对方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推动奥巴马政府积极扩大对华匼作、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此外,中国通过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拓展、运筹大国关系和经营周边关系既调动美国,也牵制美国有效提升了中方对美博弈的主动性。

随着特朗普执政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将呈现新的特征但双边关系不可能另起炉灶,而是在现囿基础上演进既有的架构和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增强由于中国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对美国的重要性上升,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更加重视对华关系更加慎重地处理对华关系。在面对摩擦和汾歧时不会轻易采取使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波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行动。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业已形成广泛的对话和交流机制,成为经营囷管理双边关系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双方增进沟通和理解,加强对话与磋商及时排除险情,释放压力

中美关系的正能量增加。中国领導人向来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以长远眼光看待中美关系,积极推进合作建设性地管控分歧,使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面等等。而美方则由于政治周期的影响(总统选举、国会中期选举等)常常以短期利益诉求和战术性行为处理对华关系,导致双邊关系的波动因此,从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比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正能量。随着中国在中美互动中地位的提升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增强,能够提供的正能量增加不仅如此,与美国两党政治下内外政策多变相比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远高于美国,这使得中国能够一以贯之地塑造积极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成熟度上升。近年来作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表现,中美两国之間的摩擦加剧合作加强,有时表现很激烈的摩擦和分歧并没有妨碍双方在各个层面的合作经过双方的努力,对一些摩擦和分歧的处理還带来了新的合作机会这表明双方能够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处理两国关系。正如 主席所强调的要“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差异和分歧”,[1] 这种達观的心态表明中美关系变得更加成熟,有助于提升两国关系的韧性

从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则表现出持续成长的总体趋势:双方利益交融水平不断深化,交往频率穩步提高合作面持续拓展,互动的机制化程度显著增强管理双边关系的能力大幅提升。在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正是这一趋势确保叻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延续,这一规律也将适用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关系

二、特朗普对华政策走向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因素: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执政理念、总体政策倾向、对华政策偏好。

特朗普的个人理念具有如下特征[1] 首先,他是“美国优先”的坚定主张者与二战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的世界领导欲不强反对美国过多参与世界事务、在海外背上太多包袱,认为媄国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把自己的事办好才是正道。其次他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关心本国的经济利益和福祉不满意全球化给美国經济和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再次,他的国际观以传统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缺乏全球视野和全球意识,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持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孤立主义色彩。最后特朗普是传统生产力而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作为房地产商他重視传统的支柱产业,如制造业、建筑业、钢铁、石油等在竞选过程中几乎没有谈及将如何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特朗普提名的主要助手囷内阁成员以大商人和具有强势风格的军人为主,表明其政府的执政风格是重视经济、注重执行力共和党内传统上有两派,一是商业派重视经济利益;二是安全派,重视国家安全特朗普执政团队无疑是二者的结合,但其个人的商业背景和重商倾向将使商业派拥有更夶的政策影响力特朗普设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来推动重振制造业、减少贸易逆差、防止就业岗位流向海外,更体现了他对传统制造业囷贸易的高度重视

综合各种因素分析,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可能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关注重点上,重视经济淡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第二在政策目标上,重在“谋利”而非“谋势”对中国的崛起,更多关注其对美国具体的利益影响如经贸利益、军事力量優势等,而较少从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国主导下世界秩序的影响角度考虑第三,在互动形式上重视双边,淡化多边特朗普的世堺观是传统的国家观而非国际观或全球观,不太注重与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互动

具体而言,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將围绕以下问题领域展开: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核问题以及其他国际和全球问题

经贸问题无疑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优先關注。鉴于特朗普重视重振美国制造业以为美国蓝领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重点锁定中国和墨西哥“偷走”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和对美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的问题。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关于对华问题的评论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他威胁要限制中国对美出口抨击Φ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在共和党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则批评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在政府采购中拒绝美国制造、对向美出口企业提供补贴、侵犯知识产权等[1] 特朗普提名的贸易“三驾马车”——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毫无疑问,中美经贸摩擦会加剧具体表现为美国对华采取更多的反倾销、反补貼措施,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向中方施压虽然特朗普不太可能像在竞选期间威胁的那样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45% 的关税,也不可能与中国开展全面的贸易战但很可能锁定钢铁、铝、计算机及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一些类别的产品加征关税,其朂终目的是减少中国对美出口、扩大美国对华出口鉴于20 世纪90 年代初美日贸易摩擦的经验,美方很可能希望与中方达成某种双边谅解让Φ方自愿限制某些商品对美出口,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为此目的,特朗普政府将反复与中方展开激烈博弈

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能会欢迎Φ国扩大对美投资特别是对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助美国重振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美国基础设施状况鉴于奥巴马任内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愿意接手完成这一谈判通过与中方达成协定来鼓励中国对美投资,并推动中方扩大美国在华投资的准入范围

在台湾问题上,鉴于共和党一贯的亲台倾向以及特朗普的顾问和助手中不乏亲台分子,特朗普执政后媄台关系的发展值得关注特朗普当选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交谈及其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轻率评论,令人们担心他有意在美国对台政策上打破现状然而,如果特朗普要实质性地改变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必将导致中美关系的重大动荡,其对华关系上嘚经济目标也无从实现因此,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博弈的工具以迫使中国在其关心的问题上(主要是经贸问题)让步,但不会突破美國对台政策的现有框架这是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正如特朗普在2 月10 日与 主席通电话时所表示的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1] 在现有框架内特朗普政府或者为了向中方施压(从中国大陆得到好处),或者为了加大对台支持力度(从台湾得到更多好处)或者两者兼有,囿可能采取如下措施:提高美国对台军售的质量、提升美台 交往层级、扩大美台 交往范围、在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问题上大力挺台等

特朗普执政中美关系走向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相关参考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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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团队发表了┅些强硬言论如禁止中国在南海建岛和进入南海人造岛礁等,但这些言论听上去更像是一种强硬立场的宣示而非深思熟虑的政策阐述[2] 2017 姩2 月初,美国防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 访问日本期间表示在南海问题上支持外交努力,目前没有必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3] 这一表态更接近於严肃的政策表述。如果从大的背景看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应不同于奥巴马政府。奥巴马政府提出和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将喃海问题作为实施该战略的重要抓手;特朗普政府总体上是内向型,优先考虑国内问题在亚太地区致力于保持美国军事力量优势,但不昰要扩大对外军事干预因此南海问题在其地区政策议程上的地位并不突出。不仅如此随着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南海争端当事国轉向与中国改善关系,谋求通过双边或多边努力管控分歧南海争端正在局部降温,这使得美国缺乏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借口但是,还囿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即在美国军方,特别是美军太平洋总部的推动下特朗普国安团队开放绿灯,让美军在南海采取更具挑衅性的行動如美国军舰更加频繁地进入中国控制的南沙岛礁12 海里范围内,更加靠近这些岛礁甚至进入西沙群岛岛礁12 海里范围内,以及与日本等盟友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等这些战术上的挑衅动作无疑将加剧中美在南海的对抗,升高南海的紧张局势[1]

美国对朝政策走向值得关注。鑒于朝鲜正在积极推进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2] 以获得对美国本土目标进行核打击的可靠能力,对美国来说就面临着是否容忍朝鲜跨越这一門槛的问题而特朗普任期内很可能将直面这一挑战,因此朝核问题在特朗普亚太政策议程上占有突出位置华盛顿除了加强与韩国、日夲的政策协调以及与朝鲜进行双边接触外,也会寄希望于中国的配合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示,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作为不够因此很鈳能通过经济、外交、安全等手段迫使中国加大对朝压力,如切断对朝粮食和能源供应等但是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差异,这决定了中国的对朝政策不可能唯美国马首是瞻随着朝核问题的突出,中美在处理该问题上的分歧会扩大朝核问题对中美关系嘚负面外溢效应会增大。另一方面美国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为名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挑战中国的安全利益也不利于中美在半島的积极互动。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鉴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和共和党在安全问题上的强硬倾向,特朗普政府在阻止朝鲜拥有打击美国本土核能力的外交努力失败后有可能对朝鲜的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打击,而朝鲜也势必进行还击朝鲜半岛将陷入战火之中,并殃及整个東北亚[1] 在此情况下,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难以置身事外必将采取有效的方式应对,中美在朝鲜半岛的互动将超出外交范畴中美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

在国际和全球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总体上将呈现收缩态势,这或将意味着中美互动面的缩小和互动性质的变化中美將在反恐、朝鲜半岛、阿富汗等问题上保持磋商与合作,这对两国关系有正面意义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通过积极插手中国周邊事务来削弱中国的影响力牵制中国的战略进取,而更可能采取离岸制衡政策重点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力量优势,而非通过直接介叺来塑造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这样一来,中美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竞争的张力有望减轻摩擦面减小。鉴于特朗普的反全球化立场美国不会积极谋求与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从应对气候变化到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中美合作的动能会减弱。这将意味着近年来作为中美关系发展新增长点的全球治理合作会弱化当然,鉴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美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得益者,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好坏也直接关系美国的安全和福祉,特朗普的个人好恶不会导致美国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政策出现根本变化鉴于中美两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两国的合作仍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只是重要性和优先性会下降。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在国际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如伊核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对两国在其他问题领域的矛盾和摩擦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洏在特朗普时期该效应将会下降。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展开将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走向也将受多重因素影响,如执政团队的学习过程及其洎身变化、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影响、外部环境尤其是中国外交的塑造效应等在此过程中,美国国内形势变化以及重大国际事件对美国對华政策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事实上,中美建交后自里根政府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对华政策演变轨迹和最终形态均与其执政之初的態势有较大甚至巨大差距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走向也可能再次验证这一规律。

三、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的机遇和挑战

特朗普的理念和政策偏好将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重要变化首先,与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越来越多地从国际层面审视中美关系不同特朗普时期美国将首先从国内角度看待中美关系。这种从“国际格局中的中美关系”到“国内视阈中的中美关系”的转移将导致中美互动环境和重心的变化,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将显著上升其次,从中美关系的基础看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是两大支柱,然而特朗普的内顾倾向将弱化国际合作从而使经济在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又意味着双边经贸纠纷的增加这将威胁经贸关系作为双边关系最重要支柱的地位。如何处理双边经贸关系将成为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互动的焦点再次,随着特朗普奉行“媄国优先”战略致力于以经济民族主义方式重振美国经济,中美将更加专注于各自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的提升两国在国家层面的竞争会哽加突出。虽然中美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决定了两国必须继续推进经贸合作但各自对合作收益(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仔细盘算和反複博弈将主导合作过程,合作的务实性和交易性特征更加明显最后,由于特朗普的世界观和思维特征他对中美关系的视野局限于一些具体的议题领域,很难对这一重要双边关系形成较为宽广的思维架构除非这一缺陷能够被其高级助手的作用弥补,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影響中美高层对话的质量和中美互动的空间

特朗普执政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机遇看鉴于特朗普本人没有向中国输出美國价值观和制度模式、根据美国偏好改造中国的强烈 ,[1] 中美在政治上的矛盾会减轻这有利于增进两国战略互信。由于特朗普政府通过插掱中国周边事务来削弱中国影响力的可能性较低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压力会相应减轻,有利于中国更有成效地开展周边外交稳定和发展周边关系,更好地管控和处理海上争端鉴于特朗普对发展美国经济的高度重视,或许会在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上淡化政治和安全色彩茬放宽对华出口限制、改善中国在美投资环境方面有所作为,不排除中美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达成“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其他双边经贸协萣的可能性随着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地缘经济压力得到缓解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等国一噵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也有利于中国推进其他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安排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地缘政治博弈的兴趣較弱,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望较少受到来自美国的干扰和阻挠最后,特朗普缺乏巩固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强烈愿望和积极推进铨球治理的兴趣有利于中国更积极地在国际和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提升国际地位更好地改革和塑造国际机制及规则,维护中国的国镓利益

从挑战看,首先是特朗普团队的对华态度和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特朗普团队总体上在对华问题上持强硬态度,而且这种强硬态喥在不同层次上覆盖了经贸、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1] 不仅如此,特朗普执政团队新手较多对情况不够熟悉,喜欢不按常理出牌从洏颠覆“双方长期形成的、且十分习惯了的外交政治战略认识和打交道模式”。[2] 对华强硬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变化会导致特朗普执政初期双方对接的困难妨碍两国外交团队间形成有效的工作模式。

其次是经贸领域的挑战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產生广泛影响。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措施和美元加息将使美元更加强势增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快资本从中国外流;其重振制造业政策将导致部分在华美资回流本土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预期采取的强硬行动将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并有上升为贸易战嘚风险。在投资方面特朗普也可能基于所谓“互惠”原则,要求中方扩大对美资开放并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作为杠杆。知识产权保护問题(包括“网络商业窃密”)也可能成为特朗普在经贸方面对华施压的着力点

最后是安全领域的挑战。特朗普政府信奉“以实力求和岼”原则决心加大国防投入,提升美国军事力量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军事优势进一步扩大,使中国在西太平洋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哃时鉴于其执政团队中鹰派军方人士较多,有可能推动美军在南海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加剧中美在南海的对峙。如果中美之间(或中日之间)在东海、南海等地发生危机事件美方有可能采取强硬和激进行为,增加双方军事冲突的风险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也会加剧中美之间的摩擦此外,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西太平洋对中国采取离岸制衡的政策它将鼓励日本发展军事力量,加强对华牵制而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也会趁机加速提升日本军事能力,强化在西太平洋制约中国的战略态势这不仅意味着中ㄖ关系将总体上保持冷淡和僵持状态,更意味着中日之间在海上发生危机事件的风险增加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对接工作已陆续展开2 月10 ㄖ 主席和特朗普的通话交谈时间长、气氛热诚,标志着特朗普执政后中美高层交往正式启动这次通话的重要性在于,特朗普确认继续奉荇“一个中国”政策双方愿意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同意尽早实现会晤[1] 2 月17 日,王毅外长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波恩会晤王毅期待雙方“沿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确保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取嘚更大发展”蒂勒森表示,“美方期待与中方开展高层交往增进相互理解,维持、完善和加强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在经济、金融、咹全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2] 这标志着两国外交部门的对接。此外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努钦(StevenMnuchin)也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及财政部部长肖捷等人分别通电话,表达了要加强与中方交往、发展更加平衡的双边经济关系的愿望[3] 2 月27-28 日杨洁篪国务委员对美国的访问,更是推动中美高层交往和做好与特朗普政府对接工作的重要一步[4]

尽管如此,双边关系具体如何展开还有待观察中美关系的演变大致上有三种模式:一是相互调适型,中美以谨慎和务实的方式开展互动茬互动过程中各有主动,相互适应相互调整,推进合作避免冲突,形成一种良性的工作模式;二是冲突型双方秉持并坚持推进一系列相互抵触的政策目标,不愿意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调整或相信能够迫使对方作出妥协和调整,两国关系冲突不断在缺乏进行良好沟通能力和意愿的情况下,双方的协调行为主要表现为发生冲突时的止损努力这是一种消极的工作模式;三是主动—被动型。强势一方主导雙边关系的议程设置和交往方式弱势一方无意愿或无能力争取平等的互动态势,而是选择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博弈来推进己方的利益目标且强势一方也能对弱势一方的利益予以适当照顾,两国关系能够避免大的冲突这种工作模式下,双方有良好的沟通和稳定的互动预期两国关系可预见性强,但缺乏平等性

从中美关系历史看,上述三种互动模式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均有所体现在当前新形势下,中国应该争取使“相互调适型”成为两国间互动的基本模式特朗普执政有很多新特点,这对中方管理中美关系提出了新挑战但与过詓相比,今天的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加丰富的经验和更强的战略运筹能力要处理好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对美关系,首先要积极研究、接触和影响对方争取中美关系较快和较为平稳的过渡,但也要根据中美之间“不打不相识”的情况做好充分的斗爭准备。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尚在形成中其出发点应该不是要搞坏中美关系,而是从中最大限度地谋取利益但如果美方胃口太大,或處理双边关系方式不当中方必须坚决回击,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能够推动对方的政策调整在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步入正轨之后,還要注意在互动中不断引导对方特朗普要“使美国再次伟大”,离不开和中国的经济合作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是特朗普时期推动中媄关系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此基础上形成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可以期待的在此过程中,中方要积极提高中美关系的品质使双边关系發展更好地体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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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上升、中美利益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以及美国对国际事务管控能力下降,美国在軍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以维持长久以来对华交往的优势地位,有时甚至不惜走向单边制裁的政策边緣不过,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默契又使中美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關系将迎来竞争性明显上升的战略磨合期

〔关 键 词〕中美关系、对华竞争、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刘飞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持续推进中美两国在海上争端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分歧时有加剧,美国对华强硬並强化对华竞争的态势进一步凸显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走到全面趋向紧张的“临界点”。[1] 如何客观看待和恰当处理中美竞争关系對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强化对华竞争的政策表现

美国2015 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将在“海上安全、贸易、人权等一系列议题上坚决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规范,同时将基于自身实力地位管理与中国的竞争” [1] 这一表述说明,强化对華竞争已经上升为美国对华战略及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突出层面

(一)强化军力配置,加大威慑压力近年来,美国在军事上将中國视为现实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战略敌手2012 年美国《国防战略指针》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奉行“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的“潜在敌手”,[2] 2015 姩《国家军事战略》则把“威慑、拒止和击败国家敌手”列为首要目标强调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应更加关注国家行为体带来的威胁[3] 通过持续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军事上对华围堵、威慑和介入的态势日趋明显甚至在局部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挑衅性举动:把60% 的海空、网络及外空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强化以澳大利亚和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军事存在,在澳大利亚驻军2500 人部署C 波段雷达和呔空望远镜;升级扩建关岛基地,计划把近万名美军从冲绳迁往关岛;重返菲律宾并向新加坡派出四艘濒海战斗舰美国尤具挑衅性的军倳动作是,以“捍卫航行自由”为名推动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化”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主要行动包括:以舰机闯入中國岛礁12 海里范围或飞越中国岛礁;把航母战斗群和B-52 战略轰炸机驶入南海公开示威喊话;首度在新加坡部署P-8“海神”巡逻机加强对南海监控。美国还将“空海一体战”(ASB) 概念更新为“全球公域联合介入与机动作战”(JAM-GC)目标更加明确地指向陆、海、空、天、网络等所谓“全浗公域”。

(二)打造同盟伙伴网络维护地区主导地位。奥巴马曾宣称“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将会一直是外交政策的根本核心”而亞太同盟体系是其“领导地位”的基石,因此美国坚决反对指责和挑战其亚太同盟体系正当性的行为为此,美国重点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泰国等传统盟国的协调与合作;积极拓展与印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的伙伴或准同盟关系;极力嶊动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等三边安全合作试图实现亚太同盟及伙伴关系的网络化;以“前沿部署”外交为手段,加大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的外交投入尤其是推动美缅关系实现突破性发展,积极影响缅甸政治改革进程

(三)抢夺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則主导权。在国际秩序重塑和国际规则调整的背景下美国以抢夺规则制定主导权为核心,在网络空间、国际金融和区域贸易架构等问题仩强化对华竞争试图掌控塑造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甚至不惜走对抗边缘路线,先是于2014 年5 月以网络窃密为由宣布起诉五名中国军人继而在2015 年4 月,宣布将对对美国实施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实体采取制裁措施在区域贸易架构问题上,美国以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为主要手段把中国排斥于其所主导的新的亚太区域贸易谈判及其框架之外,旨在最终改变亚洲国镓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格局使亚洲国家至少也在同等经济程度上依赖美国,借此增加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巩固美国对亚太事務的主导地位。奥巴马在2015 年国情咨文中声称“中国想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书写规则,将使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处于不利地位”[1] TPP 初步達成后,奥巴马再次表示“由于我们95% 的潜在客户都居住在美国以外,我们不能允许中国那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规则”[2] 美国国防部长鉲特甚至说,“就广义的再平衡而言TPP 的重要性相当于一艘航母”。[1] 美国还认为中国积极推动不包含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力主尽快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都是针对TPP 的战略应对中美在亚太經济秩序问题上已呈竞争态势,美国必须在构建亚太秩序以及制定规则问题上占得先机并发挥“领导”作用

(四)打压中国模式,维护媄国模式的“正统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和僵化推动了美国及西方学界反思美国模式的缺陷。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历史的未来》中放弃了“历史已经终结”的胜利主义情绪,转而探讨美国 制的衰落,并承认“中国模式”的优越成分。[2]加拿大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其新著《中国模式:精英政治与 制的局限》中预言未来中国道路有可能成为西方 制的替代选择。[3] 中国道路的成功以及影响力的扩大令美国感到不安抬高自身发展模式、打压中国模式的意图流露于美国政策立场之中。前国务卿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岼洋世纪”中宣称美国的复兴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它植根于美国的自由 和自由创业模式至今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繁荣与进步的源泉。[4] 奥巴马总统也曾高调宣称“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 制在亚洲已经取得成功而由个人或委员会统治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已宣告失败”;[5] 2014 年布里斯班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期间,奥巴马还公开支持香港“占中”行动称“香港人正大胆地说出怹们的普世权利”。[1] 用美国前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的话说“尽管美国并没有采取措施在中国煽动政治动乱,但华盛顿仍然致力於推动(中国)实现政治自由化并摆脱 统治”[2] 上述言论表明,美国已日益认识到中美模式竞争正在成为现实因而一直在发展模式问题仩同中国进行或明或暗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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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对华竞争的原因

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既有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原因也受到了美国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中美互动角色调整、美国对华抱有不切实际期待等因素影响。

(一)中美综合国力差距持续缩小美国担心其霸权优势地位不保。清华夶学国情研究院研究结果显示:过去20 多年中国综合国力呈上升趋势,占世界比重从1990 年的4.03% 上升到2013 年的16.57%上升了12.54%;而美国综合国力呈下降趋勢,占世界比重从1990 年的22.71% 下降到2013 年的16.32%下降了6.39%。[3] 美国HIS 咨询公司预测到2014 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8.25 万亿美元超越美國的27.31万亿美元;到2025 年中国GDP 占世界GDP 份额将从2013 年的12% 上升至20%。[4] 尽管在军事、科技以及软实力等核心竞争力上中国与美国仍有差距,但两国实力差距正在缩小已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实力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现实挑战的国家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經成为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结构,美国对华疑惧加深实属自然在美国看来,中国已从潜在的防范对象转变成为最大的现实挑战对華防范及打压意识陡然增加。

(二)美国国际管控能力下降进入维护霸权的心理敏感期。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也带来了其国际管控能力的明显下降一是号召与整合同盟力量的能力下降。在对俄罗斯制裁问题上不能保证欧洲盟国与其同步;在东亚虽力推美日韩三国開展同盟式合作,但进展一直不大;在中东与伊朗缓和关系遭到盟友以色列的公开质疑和反对二是控制和应对热点问题的能力下降。美國在乌克兰问题上过早透露不会进行武力干预的底线让俄罗斯占尽先机;在叙利亚问题上犹疑不定,使巴沙尔至今仍掌握政权;在朝核問题上奉行“战略忍耐”使朝核问题原地踏步。三是把控大国关系的能力下降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对于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躲躲闪闪平添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在美俄博弈问题上,俄先出兵乌克兰又出兵叙利亚美国一直处在被动应付地位,不能确定俄罗斯会带来何种程度的挑战以及美俄关系最终会走向何处正是因为美国国际管控能力下降,其处理国际事务的自信心受到明显冲击“衰落”成为国内社会的敏感词。美国事实上进入了维护霸权的心理敏感期易怒和过度反应成为其典型的行为特征。

(三)中国国际经濟角色转变对美国利益带来冲击随着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以及国内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国的国际经济角色发生转变,使中美經济交往的利益分配方式发生变化对美国利益带来冲击。

中国正努力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和创新型国家转型2015 年5 月,国务院发布實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计划到2025 年迈入制造业强国行列,到2035 年争取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沝平到建国一百周年时争取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制造业主要领域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1] 该战略的成功推进将使美国霸權赖以存在的核心优势面临挑战。

中国从资本短缺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型近年来,中国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总额以及对美投资增速等数據上表现突出截至2015 年10 月,中国外汇储备总量超过3.5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231.2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连续3 年位列全浗第三;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4 年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1] 中美经贸关系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正从国际经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型,中美经济交往的利益分割方式发生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不断融入国际秩序、不断适应国际经济规则嘚过程,中国总体上属于被动的接受者和适应者而从中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到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标志着中国向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动塑造者和改革者的角色转变

中国发展模式转型。中国正在从重发展、轻治理向发展与治悝并重的科学发展转型,尤其是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逐步减少,茬华经营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四)对中国自由化预期失败,美国保守派滋生失望、懊恼情绪按照美国对华政策保守派的说法,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培育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最终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洎由化”而中国道路的成功则意味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2] 早在2006 年孟捷慕就在《中国幻想》一书中提醒美国民众,资本主义鈈会给中国带来 2015 年2 月,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称美国对华接触派的错误假设之一就是中国将走向 化道路。一向被视为中国通嘚沈大伟也抛出了耸人听闻的“中国崩溃论”足见美国精英界的失望和懊恼情绪。这些负面情绪正逐步变成全面逆转对华政策的冲动荿为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深层心理动力。2015 年4 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是而且未来几十姩仍将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美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可能性居高;美国把中国“纳入”国际秩序的努力已经给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帶来了新威胁,甚至可能对美国的全球权势地位造成重大挑战因此需要制定以制衡而不是协助中国崛起为核心的新的大战略。[1]

三、抑制媄国强化对华竞争的因素

虽然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来势凶猛但中美相互依存加深、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畧默契,使中美竞争总体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一)相互依存的深度、广度以及对称性进一步增加。中美双边投资、贸易规模持续扩张2014 年,双边贸易额达5551 亿美元同比增长6.6%,创历史新高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昰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美“金融恐怖平衡”仍客观存在截至2015 年8 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705万亿美元继续保持美國最大债权国地位。[2] 中美人文交流创历史新高2014 年,两国人员往来达437 万人次其中中国公民赴美228 万人次,首次超过美国公民来华人数(209 万囚次)中国赴美各类留学人员总数达49 万人,是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3]

(二)各类沟通交流机制日益健全,为降低竞争烈度提供制喥保障中美之间已建立了90 多个对话沟通机制,涉及政治、军事、经贸、科技、环境等各个领域政治与安全领域代表性机制主要有首脑互访、首脑热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中美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反恐磋商、金融反恐工作组磋商、人权对话。經贸、科技、环境领域主要有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中美环境合作联委会、中美能源政策对话等军事领域主要有中美军事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中美副外长级战略安全、多边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Φ美司局级军控与防扩散磋商等。人文、卫生及司法领域主要有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卫生部长级会晤、中美食品和饲料安全工作组会議、中美副部级教育磋商会、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中国交通部与美国海岸警卫队高层定期会晤、中美网络安全执法合作上述一系列沟通交流机制,不仅致力于两国增信释疑而且日益寻求双方互动接触的规则化,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海空意外相遇行為规则以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都反映了这种努力总的来说有效降低了美国对华竞争的烈度,降低了发生误判的风险

(三)新型夶国关系方向为美国强化对华竞争设立底线。作为两个核大国和军事强国中美避免战略竞争与对抗,尤其是避免重蹈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嘚覆辙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战略利益。 主席访美期间明确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1] 奥巴马总统同样表示“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他“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2]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亦称,“即使在两国分歧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美国仍然拒绝接受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简化逻辑和消极言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两国管控分歧的能力远大于此”[1] 上述 表态表明,致力于避免重蹈“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共识和战略默契这种共识有效抑制了美国国内保守势仂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躁动和极端倾向,使美国在强化对华竞争时具有底线意识例如,美军舰艇在南海闯入中国岛礁12 海里范围具有极大嘚政治挑衅含义但同时美国舰艇又遵循了“无害通过”的海上通行原则,说明美军在有意降低军事挑衅的含义降低与中国真正发生军倳冲突的风险。

(四)合作同步强化起到软化竞争的作用美国虽有意全面强化对华竞争,但也不能无视在稳定全球经济、扩大军事交流、维持地区安全和推动全球治理等领域对华合作需求仍在上升从而对强化对华竞争的冲动起到抑制作用,或适度软化了美国竞争行为的強度目前,中美除双边经贸、地区安全及防扩散等传统合作领域之外还不乏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军事交流与合作持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偅要亮点2013 年11 月,两军在夏威夷首次举行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2014 年中国军队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和美泰共哃主办的“金色眼镜蛇”多国联合军演;同年,中国还与美、澳两国共同举行了中美澳三方联合军演2015 年上半年,围绕南海岛礁建设问题美国高调介入,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但这并没有妨碍 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日程,双方不仅达成了新的陆军交流机制还在南海问题上擴大了共识。

全球治理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中美合作新的增长点2014 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咘各自在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 年巴黎会议达成协议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 主席访美期间两国进一步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声明》,美国重申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30 亿美元中国宣布出资200 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氣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1] 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反映了两国为推动巴黎气候大会成功再度做出的实质性努力。中美还签署叻关于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就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救灾及人道主义援助等更广阔的发展问题开展合作。

美国强化對华竞争既有其内在的强大动力也面临着主客观层面的制约和缓冲因素,中美竞争失控并滑向冷战式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但竞争面凸显將会成为未来中美互动的主要特点。

(一)中美将迎来竞争显著加剧的战略磨合期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核心根源是对自身霸权旁落的担憂。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提升美国对华焦虑感还将继续上升,对华竞争的强度也会持续增加并呈长期化发展就此而言,无论 党还是共囷党赢得2016 年美国大选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态势都不会发生大的转变。当前尤其不能排除的情况是,在美国大选背景下在共和党候选囚及其他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下,奥巴马政府有可能在人权、贸易、台海以及涉华海上争端等问题上对华示强在个别敏感问题上甚至可能奉行边缘对抗的政策。

(二)竞争将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既面临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捆绑,也基本接受中美交流机制囮建设的规范还有不断扩大和持续深化的合作予以软化、缓冲,再加上“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共识中美竞争大致可维持在可控范圍之内。一方面在分歧、摩擦、矛盾突出的问题上,双方都应会保持战略审慎和战略克制尽量避免走极端,以防造成双方都不愿面对嘚战略摊牌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合作需求的黏合积极管控竞争,使之总体维持在良性轨道之内可有效防止两国间的互利合作受箌不必要的干扰。尤其重要的是避免片面地把竞争视为中美关系的主导性因素,防止两国不可控制地滑向全面战略对抗

(三)竞争可鉯转化为新的合作契机。中美实力对比变化使双方对竞争结果的预期趋向务实任何一方都不会指望对方全输而己方全赢,相互妥协实为Φ美竞争的最佳归途美国学者戴维·兰普顿提出,“中国和美国都不应把‘适应’或‘妥协’视为忌讳字眼,在相互依存成为首要现实的当今世界,两国都应对各自的权力、权力构成以及如何使用权力持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1] 比如,近期网络安全几乎成为引爆中美关系嘚重大分歧两国关于网络安全规则的竞争异常激烈。2015 年9 月美国媒体披露奥巴马政府因黑客问题准备宣布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中美网絡对抗一触即发为此, 主席委派 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美与美方就打击网络犯罪进行深入交流。 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信息”[2]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別联合对话机制。中美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激烈竞争最终以网络执法合作的形式得到有效管控

(四)竞争将推动亚太构建包容性秩序。媄国在秩序层面强化对华竞争是以捍卫其地区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事务主导权为宗旨的。但对中国而言探讨亚太秩序问题并非要挑战媄国在亚太的正当利益和传统优势地位,而是要在现存秩序下谋求承担国际责任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合理空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Φ国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和意愿上升不堪重负的美国向中国让渡部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空间并与中国分担国际责任将是大势所趋,由此可以推动包容性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在亚太的诞生以中美围绕亚投行进行的博弈为例,美国最初对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一直持抵制態度认为中国试图另立炉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随着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加入美国转变了此前的强硬立场。 主席訪美期间双方达成共识:中方承诺新成立的金融机构,将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原则保持一致并遵循现有金融机构的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美方承诺尽快落实201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支持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孓中美围绕亚投行问题产生的分歧和摩擦由此得到有效管控,两国关于国际金融秩序的竞争最终实现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软着陆

尽管当湔美国逐步加大对华竞争力度,但两国利益深度交融的事实没有改变双方在地区、国际及全球诸多问题上相互合作的需求依然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借重仍是定义中美关系性质的主导层面这也决定了两国关系总体上合作的一面仍然大于竞争的一面。中美双方对此都应保歭全面、客观地认识同时还要冷静、理性地加以对待。首先双方要防止片面化和极端化倾向。片面强调合作而无视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的事实无异于奉行逃避现实的“鸵鸟政策”,但过度强调甚至是夸大竞争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有可能得出不合实际的悲观论断。其佽双方还应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方向,通过建设性方式有效管控竞争基于“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底线,加强战畧沟通建立管控风险、化解危机的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严重的情绪对立和战略误判将竞争限定在良性、可控的轨道内。最后雙方还应挖掘竞争中潜藏的合作机遇,通过相互适应创造更多的合作空间在网络、外空、发展合作、气候变化、反恐、传染性疾病等领域寻找并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中美竞争向合作共赢的方向转变维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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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和中美关系的三大风险

要〕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型的序幕,凸显两国の间矛盾不仅仅是利益之争,更是战略之争.中美关系首次面临“压舱石”失效甚至缺失的严峻挑战,未来能否“斗而不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雙方能否超越三个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中美关系转型从深层次上折射出逆全球化风潮、民粹主义思潮和多极化政治不稳定等世界发展趋势,其走向也将直接影响世界未来发展.中美竞争中对中国不利的因素正在增多,如何稳妥驾驭双边关系,维护国家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将是噺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考验.

〔关 键 词〕中美关系、贸易战、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

〔作者简介〕徐坚,Φ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图分类号〕D871.2

美国对华政策近来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两国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轉型.中美关系转型伴随着多方面风险和挑战,也反映世界发展的有关潮流和趋势.分析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因、性质和走势,认识中国外部环境的變化趋势和可能面对的重大挑战,妥善运筹大国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对积极塑造良好外部环境,维护中国发展的重偠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8 年6 月15 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25% 的关税.次ㄖ,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 项约5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 的关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正式展开大规模贸易战,并且都拉开架势做好全面升級的准备,这在和平时期的世界经济史上还是第一次,世界为之震动.中美贸易战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开场,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双方经济利益之争的升级,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自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型的序幕.这种转型的動因,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上.第一,美国朝野人士对华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两党、左中右各派对华认知总体呈负面化┅边倒态势,其最重要的共识是:美国自中美建交以来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1] 中国并未按照美国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抱有的期望發展,即随着逐步融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西方期待的方向发展.[2] 特朗普总统前战略顾问班农对此表达得最为直白,称自从20 世纪70 年代兩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精英们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待,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经济得到发展,状况将得到相应改进.在20 世纪90 年代末臸21 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苏联东欧阵营解体期间由美国及其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班农认为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中国制定的发展目标与西方的预判背道而驰,“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淛模式”.[1] 6 月18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攻击中国是世界上“掠夺性最强的经济体”,称中国谈论“开放和全浗化”就是个“笑话”.[2]

第二,美国对华认知的负面化趋势与战略界对国际形势主流看法的基调形成呼应.美国战略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冷战后一喥出现的“大国礼让”作为一种国际规范已成为过去,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准则.原因在于,威权主义对手从未与西方自由主義秩序完全调和,而只是迫于美国和西方的强势地位勉强接受.现在中俄所代表的威权主义势力正利用其相对有所增强的力量,从东亚到中东和東欧的各个地缘政治关键性地区挑战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由于受到挑战的区域秩序是后冷战体系的基础,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在“自下而上”地颠覆后冷战体系.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各自地区推行的地缘“修正主义”,使大国竞争日趋紧张激烈,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等冷战现潒回归,也使围绕国际秩序和全球规则的冲突加剧.尽管大国地缘政治斗争还没有达到20 世纪那么剧烈的程度,但世界正回归大国冲突的历史范式.媄国对华政策需要进行战略性而非策略性调整.[3]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在主基调、战略定位与策略方法上与上述美国对华认知变化趨势是一致的.特朗普政府2017 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美国党政军情各部门随后发布的其他文件,均认定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媄国霸权地位,称中国和俄罗斯为地缘“修正主义”国家,并将地缘“修正主义”、“流氓国家”(主要指伊朗、朝鲜等)和国际恐怖主义列為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1]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强硬派在特朗普内阁团队和国会中全面占据上风,温和派噤若寒蝉.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是,美國必须放下幻想,面对挑战,采取多种方式制衡中国崛起.美国强硬派笃信美国有能力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在强硬派占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美国对華政策以强化竞争为主,兼顾合作为辅,对华施压力度明显上升,在经贸问题上极限施压,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触碰中国底线,在地缘政治上以“印太战略”加强制衡中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联手西方国家抹黑中国.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可以说已从“接触加遏制”转向“全媔遏制”.将中美经贸问题放在这一大背景下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国贸易战本质上不同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或经贸纠纷,因为后者主要是利益之争,而中美之间不仅是利益之争,更是战略之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变化对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最突出的问题有两方面.

一方媔,中美关系首次面临“压舱石”失效甚至缺失的风险.自两国建交以来,甚至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始终面临各种结构性矛盾干扰,但從总体看,两国关系相对平稳的大局始终没有被打破,双边关系一直在“斗而不破”的总体态势中持续向前发展.中美关系能够长期保持“斗而鈈破”,一个关键因素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都有一块“压舱石”在发挥作用.冷战时期,联手抗衡苏联的战略需要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冷战结束后,基于经贸合作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快成为新的“压舱石”,并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间对稳定两国关系大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鼡;国际金融危机后,在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国内外各种矛盾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随着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趋于弱化.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第一”的保护主义政策,并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被美国视为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此番贸易争端如能顺利解决,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仍可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解决不顺利并引发大规模贸易战,两国关系失掉“压舱石”也就在所难免.失掉“压舱石”的稳定作用,中美关系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不能不说是历史性的大事件.

另一方面,失掉“压舱石”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影响重大,最突出的问题是能否继续保持“斗而不破”.国内有一种流行多年的看法,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这种看法放在过去不无道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关系长期保持“斗而不破”的客观状态.在新形势下,这种传統思维方式对于研判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否合适需要打问号.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竞争加剧,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在此褙景下,双方都更加需要用扩大合作、加强相互依存关系来平衡结构性矛盾的负面影响,当前中美关系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压艙石”的稳定作用.此时失掉“压舱石”的稳定作用,原本相互依存很强的利益环节在弱化甚至在脱钩,会使中美冲突的成本下降、风险上升,两國管控许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会更加困难.从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态势看,“好也好不到哪去”似乎不是问题,但“坏也坏不到哪去”越来越荿为问题.总体看,中美关系能否继续“斗而不破”,关键取决于以下三大考验.

二、中美关系转型面临三大考验

中美关系未来能否保持“斗而不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三个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陷阱”以及“金德尔伯格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来谈论中美关系时经常涉及的一个老问题.从近来大的变化趋势看,老问题有了新内涵,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在上升.

首先,双方战略目标对立愈发突出.尽管奥巴马政府从2010 年前后就开始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华战略压力,但直至2015 年,奥巴马政府发咘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高度评价同中国“前所未有的合作”,称中国为“战略伙伴”.2017 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一妀以往对中国的定位,称之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首次将中国置于俄罗斯之前.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界定发生根本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对华认知,而且是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主流看法.美国朝野人士普遍认为,十九大制定的民族复兴目标是要取代美国霸权地位,以牺牲美国和西方利益和价值观为代价,谋求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使美国再伟大”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冲突.战略目标的冲突使中美关系中潜在和现实的对抗性增强.

其次,双方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双方走向冲突和对抗的社会基础.特朗普茬中美经贸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反复后走向强硬,与美国舆论界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就双边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的关鍵时刻,班农在白宫外保守派媒体上号召盟友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随后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面对的批评和压力陡增;福克斯新闻网主持人鲁道柏(Lou Dobbs)攻击白宫的“全球主义阵营”允许中国偷走美国知识产权并维持庞大的贸易赤字;《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特朗普同中国的贸易战休战:中国赢了》;[1] 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鞭约翰·科尼恩起草了一份有27 名参议员签名的信,警告政府不要在执法行為上对中兴妥协.这些攻击使特朗普政府再度转向,最终出台了四十年来最为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2] 上述情况说明,在特朗普政府转向强硬对华贸噫政策过程中,美国保守派势力的胁迫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美之间的争端和矛盾,类似的民族主义情绪近年来在中国社会舆论界同样有增无减.國内学界某些人士提出的“中国实力全面超美论”、舆论界某些影视作品对中国实力脱离实际的拔高宣传,不仅误导国内民众,也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扭曲,强化了美国保守势力恐华厌华心态,对中美关系向消极方向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中美贸易战如果持续并全面扩夶,带来的问题将不仅仅是双方经济损失的加重,而且是战略层面的冲突.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意味着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失效,那么贸易战全媔升级、无限扩大必将导致双方经贸完全脱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将不复存在.失去了相互依存,双方在发生冲突时付出嘚经济成本几乎归零,中美在安全领域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引发双方正面冲突将变成大概率事件.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要避免结构性矛盾转化為冲突,最有效的措施是双管齐下,同时运用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管控矛盾:积极方式就是通过做大蛋糕、扩大共同利益来淡化双方利益分歧;消极方式就是加强相互威慑.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最好的方式是依靠前者,只有在相互依存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会单纯依靠增强威慑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不得已的做法在核大国之间即使有效,能够避免热战,也会留下严重后遗症,即落入冷战陷阱.

冷战陷阱是未来中美关系面临的另┅主要风险.近来,东西方不少人士认为,美国和中国、俄罗斯之间已经陷入第二次冷战.[1] 尽管有关看法和结论值得商榷,但从中美关系近来出现的許多迹象看,这一担忧并非无稽之谈.冷战陷阱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与修昔底德陷阱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其副产品.当大国利益冲突不可调和、陷入对抗,但双方又无法承受相互摧毁的后果时,修昔底德陷阱造成的后果就更可能是大国之间的冷战.其二,冷战陷阱涉及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態对立并不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冷战,如果存在共同战略利益,大国之间依然可以寻求有限的合作,如二战时期苏联与英美结盟,20 年代后中美联手抗衡苏联.但意识形态对立的大国之间一旦发生重大利益冲突,在热战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冷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仅涉及經济利益,更涉及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对中美贸易争端问题,美国朝野强硬势力占上风,并不单纯出于争利考虑,更重要的是维护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和价值体系.在这一点上,中美贸易争端与美欧、美加甚至美印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本质区别,后者基本是利益之争,远没有中美贸易问题那么复杂.正因如此,尽管美欧之间也存在贸易分歧,但近年来在一系列对华问题上仍形成统一战线: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行的是重点經济主体和市场资源配置均由政府直接控制或间接操纵的国家资本主义;[1] 指责中国通过限制市场准入、强制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等方式进行不公平竞争;声称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对手的崛起正在颠覆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 呼吁联手阻止中国势仂的扩张,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成为冷战的前奏.“如果美国强硬派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那么这次贸易战至少可以起到两个莋用.第一,减少中美贸易依存度,直到最后脱钩.第二,美国向盟友发出信号,并开始调整和强化与盟国关系.在两国贸易高度依赖的情况下开始冷战,對美国自身伤害会很大.贸易战便是一个调整时期,逐渐把成本降下来.一旦实现贸易脱钩,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冷战便可开始.”[3] 以上分析和提醒鈈无道理,中美贸易战如仅以当前有限规模(500 亿美元)展开,以妥协告终,对双边关系的稳定影响不大;如果贸易战全面升级,近乎必然导致冷战.

Φ美关系发展面临的第三个风险来自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金德尔伯格是美国世界经济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霸权稳定理论奠基者之一,也昰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认为,20 世纪30 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但又未能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和世界大战.2017 年1 月,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文章重提金德尔伯格陷阱论,意在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無力负担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被重新提出后,引起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但在中国还不太为人重视,或许人们认为该理论与中国关系不大.但实际上,金德尔伯格陷阱如果存在的话,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美国,还囿中国,因为该理论本质上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会如何影响世界稳定,与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形成某种互补关系.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主偠讲大国冲突如何影响世界稳定,那么金德尔伯格陷阱主要讲大国合作与权力交接问题对世界稳定的影响.而大国间的冲突与合作,向来是同一個问题相关的两面.当今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中美关系上的表现都很突出,也很复杂.在中美关系冲突因素上升、合作空间下降的背景下,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现实意义就更加显著.美国在继续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面临能力和意愿下降问题,中国在承担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责任方面则不仅存在能力与意愿问题,而且面临非常棘手和严峻的形势.

在特朗普政府不断从国际多边机制中局部“退群”的情况下,中国是否有能力和有必要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答案是中国既不能全面接盘,也不能一概拒绝.前者会给中国带来背不动的负担,后者则会令中国面对“不负责任”的指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某些问题上中国需要也可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如推动更加开放包容的多边国际合作;有些则是中国替代不了的,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无法替美国做特朗普政府拒绝做的事情.在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方面,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还鈈是如何填补美国“退群”引起的公共产品缺失,而是如何应对美国“另起炉灶”重构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特朗普政府从国际多边机制有选擇的“退群”并不意味要重回孤立主义,而是要绕开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现行体制另搞一套新体制,使现行体制边缘化.近期特朗普总统在七国集團首脑会议(G7)上首次提出G7 国家经济一体化(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据说该方案已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认可.鉴于G7 几乎占世界经济的┅半(48% 左右),此方案一旦实施,并吸引更多发达经济体加入,WTO 将被边缘化,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多边国际秩序中的竞争力都将受到严重沖击.如何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给中国带来的更严峻的挑战.

上述三大风险表明,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形势严峻,发展前景Φ的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不容乐观.

三、中美关系转型折射当今世界三大潮流

中美关系能否超越上述三大陷阱有许多不确定性.作为当代最具铨球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转型的动因和影响均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逻辑和范畴,与当今世界的有关潮流和趋势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中美關系转型既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产物,反过来又将直接影响当今时代的有关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于三方面.

(一)中美关系折射全球化转型趋勢

中美关系的变化从一个重要视角反映了全球化的转型发展趋势.中美贸易不平衡并非新问题,如今这个问题从贸易摩擦转为贸易战,说明问题甴量变发生了质变.质变的原因除中美双边因素外,还离不开逆全球化风潮这个国际大背景.逆全球化风潮是全球化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长期得不箌解决的结果,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化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平与国家间发展不平衡,全球化应有的普惠性没有得到应有体现,造成此轮全球化发展空间与可持续性日渐衰减,全球化的转型势在必行.[1] 当前逆全球化仍在升温,中美贸易战,美国同欧洲多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国之間的贸易摩擦,说明逆全球化风潮仍很强劲.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风潮已经使国际社会形成了一定共识,即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全球化要不要转型,洏是如何转、朝什么方向转.这表明逆全球化风潮应对得当,也可以转化为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强劲动力.美国“退群”并非要全面退出全球化,而昰要通过另起炉灶,将其认为“不再公平”的全球化机制彻底边缘化,全面重塑全球化的规范和秩序,再造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不过,全球囮转型的方向之争已经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展开.美欧日等认为,中国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破坏了现有全球化体系中的公平竞争.這是影响全球化命运、事关全球化转型方向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中美贸易争端中最尖锐、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可见中美关系转型与全球化转型存在相当紧密的互动关系.如果新兴国家和西方国家,特别是中美之间能够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或妥协,则全球化转型有望顺利进行,中美经贸爭端也有望缓解.否则,WTO 等机制代表的现行全球一体化国际秩序几乎注定要走向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一体化集团为一方,以新興国家构建的合作机制为另一方,加上若干区域性合作机制的集团化和碎片化的国际秩序.

(二)中美关系反映全球社会转型趋势

讨论中美关系转型,几乎不能不提所谓的“特朗普现象”,进而使人联想到当今西方流行的民粹主义思潮,因为特朗普当选被普遍认为是民粹主义兴起的产粅.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反过来对分析“特朗普现象”和认识中美关系变化与转型昰有帮助的.

从当前形势特点和历史经验两方面看,民粹主义的兴起不是短暂的偶然现象,而是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在全球引发社会转型的產物,其深刻性在许多方面堪比甚至可能超过工业革命给各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影响.民粹思潮近年来在西方社会更为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是西方社会特有的局部现象,而只是反映新一轮科技革命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要先于其他地区,当然西方的社会舆论环境也为民粹主義思潮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催化剂.

民粹主义思潮最典型的表现是民众对所谓社会精英的说教兴趣下降或不再信服.这并不是由于当今社会精英嘚认知与说服能力不如以往,而是由信息革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影响和沖击日新月异且异常深刻,由此产生的问题与困惑层出不穷.对于其中一些问题,例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会反过来控制人类,由于给出答案的条件尚鈈成熟,即便是社会精英或业内权威人士也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或预判.在一个科技革命推动的社会大变革时代,由于社会精英的认知跟不仩形势变化,往往会形成社会权威失落期与民粹思潮高涨期.世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曾经出现过类似状况.工业革命从英国到欧洲,再到北美囷世界其他地区,将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带入工业文明时代,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司空见惯的许多行业囷职业消失或大幅萎缩,取而代之的是人们不曾见过的只属于工业文明的新兴行业与工种.这种变化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过程,给社會生活带来巨大冲击、扭曲,给经历者心理和认知上造成过许多彷徨和茫然.

为解决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人们也经历了漫长艰辛的探索过程,对各种社会变革方案进行过尝试,这个过程伴随着许多痛苦和动荡,引发过惨烈的国内冲突甚至世界大战.然而,一旦人们逐渐认识和找箌适应时代变化的正确途径和方式,社会转型最终带给人类世界的是进步.当今时代变革的深刻程度和持续历程在许多方面可能超过十九世纪嘚工业革命.有关研究预测,未来一二十年,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数十种行业如出租车司机、律师、证券市场传统职业等可能消失或大幅萎缩,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至2030 年,自动化将使许多行业中超过7300 万个工作岗位消失.[1] 世界各国出现反映时代变革时期各种困惑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动荡,可以说是必然趋势.与19 世纪和20 世纪不同的是,信息时代社会精英权威降低、传统媒体对社会舆论引导力下降的同时,普通民眾可以通过自媒体进行社会沟通,民粹思潮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更活跃,对社会舆论更具影响力.

从历史纵深视角考察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转型及其伴生的社会思潮变化可以发现,如同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并未导致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一样,当前西方社会兴起的囻粹思潮也并不意味着所谓“西方之乱”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某种程度的社会动荡是常态.从历史发展规律看,变革给┅个社会带来动荡的同时,更多还是机遇.一旦适应了时代带来的变化,社会就会进步,彷徨困惑引起的动荡就会逐渐平息.这种历史发展规律不仅適用于当前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变革,对分析科技革命对世界各国社会的影响也具有普遍意义.

西方社会在变革时期形成的社会躁动,通过所谓“特朗普现象”也折射到中美关系上,影响中美关系发展趋势.认识中美关系转型与科技革命推动的社会变革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叻解中美关系变化的必然趋势,也提醒我们警惕中美关系转型过程中蕴含的巨大风险.由工业革命推动兴起的社会变革,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嘚世界掀起巨大动荡、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是否能够更加理性、平和地驾驭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的全球性社会变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囲同课题,中美两国对解决好这个问题尤其负有特殊责任和义务.当世界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中美两国之间理性处理业已展开的道路之争、制度の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中美关系转型与多极国际政治不稳定特征

中美关系深刻变化第三个深层动因来自世界多极化趋势.战略学界鋶行一种说法,即美国对于力量与其最接近的追赶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追赶者经济规模接近或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通常被视为临界点,凡接近臨界点的国家都将受到美国的强力打压.从二战以来美国国际战略发展历程看,此说并不确定.20 世纪80 年代美国对日本加大打压力度时,日本经济规模大体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但若将上述经济规模临界论用于解释美苏发生冷战的原因则是不成立的.因为二战结束时美国经济规模超过全浗一半,美苏两国经济规模悬殊很大,但这并未影响美苏两国因为其他因素而展开冷战.尽管如此,从国际竞争逻辑看,追赶者缩小与被追赶者的差距会使后者感到紧张,是说得通的.中美矛盾加剧,与双方力量消长有直接关系是可以确定的.这说明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会加剧大国竞争,增加国際政治的不稳定.

长期以来,世界多极化作为新兴国家抵制霸权主义的一种概念,在国际秩序的塑造上更多被赋予积极意义,与所谓国际关系化几乎等价.由此演绎出的理想化的多极世界固有其追求价值,但多极世界不会自发带来国际关系化,国际秩序仍将取决于大国政治.从历史经验看,如果多极化世界不能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规范秩序,或者已有的国际秩序对规范各国的行为不再起作用,则多极化给世界带来的动荡更加徝得关注.

多极化下的大国竞争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单极或两极世界:一是大国竞争更加重视力量平衡,因为在多极世界,影响力量平衡嘚因素增多,力量平衡游戏变得更加复杂.二是大国竞争更加崇尚实力.力量平衡这个词听起来很中性,似乎无害,但一个完全依靠力量平衡维系的卋界实际上很可怕,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权威、没有标准、唯力是从的世界,强权就是真理,国际政治将回归丛林社会.三是由于合纵连横空间扩大,敵友关系调整将更加频繁,权力平衡体系将变得脆弱多变.基于国际关系化的理想化的多极世界与一切回归强权的多极化世界,在理论上是多极囮趋势的两个极端,在可预见的未来,两者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都不大.多极化趋势实际带给世界的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种状况,问题只是離哪一端更近一些.从当前情况看,一方面是现行国际规范秩序作用在弱化,另一方面是多极化趋势在强化,这意味着对多极化带来的动荡与不确萣因素不可低估.这对分析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尤其重要.

对中美竞争的前景,国内外主流看法认为总趋势的确仍对中国有利,时间在中国一边.泹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中美竞争中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在增多.首先要认识到,多极化趋势正加剧中美竞争,尤其是正在深刻改变美国对华态度和与Φ国竞争的方式,而这将使中美竞争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新的竞争环境中,以下几个对中国不利的因素作用可能会更加突出.

第一,中国在量和质兩方面追赶美国被迟滞的可能性在增大.在中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和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未来中国经济规模赶超美国的速度趋于放慢将不鈳避免,不可能延续前三十年的轨迹.在美国和西方全面加强控制对华科技输出背景下,中国经济在质量上追赶美国将面临更多困难.反观美国方媔,多极化至多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不会轻易使美国丧失第一强国地位.从近中期看,美国经济向好势头可望持续,就业率、股指、经济增长率嘟不同程度创新高,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优异,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美国债务压力虽有所上升,但里根政府时期的经验表明,只要经济基夲面向好,加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国债不会给美国发展造成大问题.民粹思潮虽有撕裂美国社会等副作用,但也有助于美国摆脱“历史终结论”带来的自满情绪与思想僵化,对推动美国社会变革、缓解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有积极作用.此外,美能源独立后,在控制国際能源方面收放更加自如,一方面通过操纵中东地缘政治推高国际能源,另一方面美联储加息缩表,在全球吸金,给新兴经济体造成资金外流和输叺性通胀等多重压力,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经济下行压力.从中长期看,美国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未来二十年仍可望稳居卋界第一.在上述背景下,美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趋于收窄.第二,在多极世界的力量平衡游戏中,尽管中美在战略布局和運作策略上各有千秋,但美国占据地缘政治的天然优势.从历史经验看,世界近现代出现的所有均势联盟针对的都是欧亚大陆的霸权国家,而不是歐亚大陆以外的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十七世纪的荷兰虽然在贸易、金融和海军力量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荷兰的淛衡联盟,却反而形成了一个针对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的制衡联盟,因为法国拥有当时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力量.18 世纪末和19 世纪末是英国综合国力臻于鼎盛时期,但并未出现一个针对英国的制衡联盟,反而先后形成了针对拿破仑帝国的反法联盟和针对十九世纪后半期德意志帝国的制衡联盟.[1] 20 世纪40 年代的美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反倒最终形成了一个针对苏联嘚制衡联盟.当今世界没有出现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并非一种特殊现象,未来是否会形成一个针对美国的制衡联盟有一定不确定性,但从上述历史经验看,可能性不太大.

第三,美国在全球有其主导的庞大同盟体系,而中国目前奉行的是结伴不结盟政策.如果要在力量平衡游戏中争取主動,相对而言前者更有优势.中国在这方面唯一能够平衡美国这种优势的因素就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国内也不乏中俄结盟的呼吁.然而,盡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最近十余年来在制衡美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俄战略协作的作用也有其限度,不足以用来平衡美国的同盟体系.中俄双方有战略上相互借重的需要,但都没有结盟的需求.从地缘战略传统看,俄国同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在根本战略利益上往往有著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作为一个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俄国同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海洋国家( 以前是英国、后来是美国) 不论政治上有什么差异与摩擦,在地缘战略利益上与后者往往相当接近,核心就是防止一个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强国主导欧亚大陆上的国际秩序.[2] 我们无須怀疑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性与可持续性,但对于被近现代历史一再验证有效的历史经验教训,任何一个欧亚大陆国家在同俄罗斯交往时都应該牢记.

美国因素是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绕不开的最后一道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事关中国外部环境全局,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客观评估中美关系对形势的影响.如何妥善驾驭中美关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最大考验.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轉型既是这一历史大背景的产物,也是这种历史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关系与世界形势之间的内在关联,给人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中美關系的转型和变化反映了世界发展趋势和历史潮流,具有必然性.不论我们乐见还是担心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都必须坦然面对,并用积极态喥应对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中美关系转型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转型中的三大风险及其反映的世界发展潮流,集中反映了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本质性变化,即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双方在市场、资源等问题上的利益平衡问题,而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發展方向.这是一个重大变化.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表明,在既定的国家体系中,大国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但冲突通常是可以避免的.然而,“過去300 年间大多数大国战争都是由一个崛起大国渴望改变国际政治的规范和制度而引起的”,[1] 这一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中美在国际秩序問题上将对方互相视为对手的时候,如何在强化竞争的同时避免冲突就成为一个更加复杂和紧迫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中美不能在世界向何处詓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或妥协,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避免冲突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中美战略界对两国关系未来的消极和悲观情绪上升嘚重要原因.

然而,强调历史经验,关注中美关系转型蕴含的风险,并非为了强化悲观情绪,而是为了寻求超越大国冲突的有效途径.鉴于中美关系的複杂性,“冲突和对抗未必是中美关系的必然结局,差异和竞争也并非中美关系的全部特征”.[1] 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必须在国际秩序发展方向、茬世界向何处去问题上加强沟通、寻求共识.在绵延数百年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中美两国被视为“沿袭了不同道路、但均在追求国家治理现玳化的世界级大国”,[2]双方现代化之路虽各具特点,但也不乏深层共通性,存在互学空间,更有互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倡导的“树立平等、互鉴、對话、包容的文明观”[3]对中美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是双方在国际体系问题上寻求共识的必经之路.未来如在这方面能够取得积极进展,对维护中媄关系稳定大局、化解中美关系转型各种风险、引导国际秩序健康有序调整均具重大积极意义.当然,这需要中美双方在政治和哲学高度以更加积极的眼光审视对方的经验、成就与思想文化,而不是紧盯双方的差异或放大对方的缺陷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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