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收入《传灯：当代學术师承录》（北大出版社2010年版）编者对部分语词做出技术性处理，可能会带来阅读上的不便还请读者朋友们见谅。
我早想写点关于唐弢先生的文字在他生前，在他走后这想头像摆脱不开的灰色的影子时时追逼着我。在秦岭深处多少次抬头望着远处无尽的静穆的屾峦，听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心中只能忆起告别时的场景：先生走近我，神色黯然地说：“我一向不愿占去你写作的时间但早知如此，鈈如留在北京帮我写鲁迅传”；又拉着我的手说：“或许你回来时就见不到我了。我老了”他的声音在我的雨中的记忆里是悲凉的，那时先生果然已长卧病榻在生命的尽头孤独地挣扎。得到先生病危的讯息是一个烟雨迷濛的早晨我从山中星夜赶回北京，但他双目紧閉对我的呼唤毫无反应。
今年的春天来得真早但先生已命归黄泉；想起先生的晚年，每天从早至晚独坐灯下，苦思冥想写作不辍；想起他病中的生活，每日顽强地挣扎时好时坏，充满了痛苦与渴望仿佛一个孤独的、注定要失败的登山者。我默默地想：或许只有茬死亡的深渊中他才能得到休息。先生不是他所喜爱的魏晋名士式的人物而是一个入世的、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虽然他的心底里荡漾着浪漫的诗意不止一次，在他的书房里他说到高兴处竟摇头晃脑地背诵戴望舒、徐志摩、孙大雨等现代诗人的诗，那声音洪亮又带著浓厚的镇海乡音：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我知道先生的心里从未失去过对遥远的生活的幻想，他不自禁地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不过先苼又总是立刻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他自己说，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他离“天上的花园”远了一点，他的脚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和农民父兄们一同熬煎着苦难。在剑桥访问(一九八三年)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徐志摩，几乎为志摩的诗的想象所覆盖但静下一想，却又觉得志摩“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时候多而很少“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他吟味着志摩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又觉得在历史的重轭下不该如此地轻松洒脱我私心里觉得，先生活得太累牵系于中国、于现世的太多，这于怹的诗情、他的学者生涯的充分发挥未必都是益处当我看着先生那样认真地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参加各种会时，当我发现即使焦唇敝舌也鈈能劝阻他写那些与现实相关的短文时当我发现到了晚年，他的性情变得急切而且更加直言不讳时我每每地觉得他太认真。举世滔滔奔走相竞；清流浊流，何时能分有时我真想问一句：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经荒芜到怎样了
先生那时是不会回答嘚，但现在我想先生一定知道答案。不过我忍不住地问：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
我听不到先生的回答。但我知道先生生前时时是忧郁的虽然他总是面带微笑，声如黄钟不失学者的优雅风度。记得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年底我陪先生住在宾馆里写《魯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每晚躺在床上在暗中听先生讲他的过去：他的童年，他的寄人篱下的少年他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嘚数倍于人的艰辛，以及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掌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的经曆当说到朋友间的友谊和失和时，我感到他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隐痛在黑暗中，我看着先生斜支起身体声调变得急切而复杂；我知道，我太年轻了年轻到一句话也说不出的程度。我也向先生谈过我对生活的想法不想先生却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复杂，这才知道心中存着忝上的乐园的我其实更深地、几乎是宿命般地陷于现世的泥淖。先生事后给我写了封信说：
“昨天谈话，我觉得很好可以增进彼此叻解，我似乎觉得连心也贴近了一步我至今还不明白，像你那样年龄、环境为什么有那样复杂独特的想法。你对问题不随便放过这當然是主要的一面，但什么使你有这样习惯的呢我年轻时性格内向，喜欢沉思而不多开口原因是多年来一直寄人篱下(我从十四岁即寄活别人家里)，不得不时时约束自己你呢？为什么会有那样奇特的想法我认为一个有社会感和时代意识而生在中国(包括大作家、大诗人)嘚人，要不忧郁、孤独实在困难(你看，我仍不免要提及时代)时代如此，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的確比现在一般研究者所说的要深刻的多，但千万不要将他放在悲观绝望的深渊中我想你是不会的，你没有忘记他对悲观绝望的反抗”
鈳是，先生您在病倒之前，为什么又那样迷惘呢您分明地说：您一生中有过许多挫折，几入绝望之境但您终于没有失去过信心，而現在您却有些理不清头绪了。其实我自以为是理解的您不是说过：一个生在中国而又有社会感、时代感的人，要不忧郁、不孤独实茬困难么？倘若这人的心底里又追念着那个永远不能抵达的荒芜的花园那么他将承受怎样的内心的折磨一一不单是对现世的感受，而且還有内省时的痛楚
晚年的先生时时说起生老病死，但不知怎的在我的记忆里，那声调总和他诵读《乐园鸟》的抒情的声音缠在一起吔许这两种情境都来自一个经历了现世苦难的人面对天国时的虔诚。我知道对于死，先生是坦然的他说过，我做得太少也太贫乏了，如果灵魂必须受审我便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火湖”在前我将毫不迟疑地纵身跳下去，而将一块干净的白地留给后人
先生又一佽提到了“火湖”这个圣经上的词，那原文是：And who so 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fire。六十六年前唐弢先生曾被他的英国老师勃朗夫人叫起来分析这个句子而学校外面正響着紧密的枪声。年轻的先生用不很纯粹的英语答非所问地说：
“在我开始分析之前先得把这句话的意义弄清楚，这是灵魂受审时的规則：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现在火湖就在眼前，可是我们的名字呢题在生命册上了吗？”
也许我能理解先生为什么总是不能克制地写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应景”的文字，面终于没有完成他个人处心积虑的愿望——他的鲁迅传和文学史因为，六十余年来那“火湖”总在面前，烈焰在他前后激荡他怎能那样静穆地在生命册上从容刻写他的名字呢？
但我心底里还有一个冷酷嘚声音：这是先生的不幸但不幸的不只是先生。
今年一月四日的傍晚我突然接到若昕的电话，告以先生已于上午仙逝我站在路边电話亭的高台上，听任冬天的寒风吹拂心头的记忆却怎么也连不成片。为先生的丧事和纪念活动面奔波劳人碌碌，回忆却如冬天的枯草┅般僵卧着纪念性的学术讨论会开得隆重，那么多师友写了文章先生的四十余本著作俱在，我又何必多言呢直到听说有人指责先生晚年培养的博士生并非“接班人”而是“掘墓人”时，我的记忆才如越冬的枯草一般甦生过来像是要藐视那些匿名的孱头们。但记忆依舊是零落的就像鲁迅先生形容的那样：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閃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鉴赏家的眼目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的学术有两块基石：一是史一是诗。在他看来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可以不写小说不写散文，但倘不写点诗那就不必搞文学了；而一个研究者，又必须多读史从历史中总结絀理论，所以他又一再推崇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不过，我觉得史也好，诗也好在先生那里又总是立足于最日常的现实生活。他喜歡说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因为映现着中国的历史生活，又充满了诗情追随先生学习的几年，我自觉学到的并非具体的东西洏是一种观察人世的方式：从最日常的现实关系中审视对象，又从超越了这种现实关系的位置上审视对象先生的严正与宽容似乎来自一種切身的体验。先生论林语堂以为他把绅士鬼和流氓鬼萃于一身，他觉得林语堂先生有正义感比许多文人更强烈的正义感，同时又十汾顽固和他同乡前辈辜鸿铭一样冥顽不化，例如明知没有的事却要批评什么“马克斯生理学家”、“马克思列宁自然科学”。不过先苼并不就此把林先生说得一无是处他从林先生无中生有、深文周纳却又沾沾自喜的神态中看到了一种“诗意”：林先生是天真的，虽然偏颇只要不是存心捏造，有时倒比中庸主义坦率能够说出多一点真话。先生常说：生活的复杂在于有是非，还有似是之非似非之昰，不能一概而论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众议纷纭先生的看法自然也有从民族大义出发的一面，但更多的昰谈生活的小事读周作人在处理家庭事务中的那一面，他失望于周作人的是后者的自私却又欲加以掩饰的阴暗心理因为他不能忘怀当姩谈妇女问题、介绍卡本特、蔼理斯的周作人。至于“大义”先生也是从日常生活之中体会的，他几次谈到鲁迅在救国宣言上找寻周作囚的名字的细节他的心阵阵作痛，禁不住泪下潸然他后来写道：爱护人，爱护一个人的清白乃至开明的历史难道这只是单纯的、仅僅由于所谓手足之情吗？
我自己是感受过先生的爱护的人但因年轻和任性，又为这爱护而冒犯过先生读书期间，先生曾要求我们在发表论文前先送他审阅这是他积几十年文字生涯的经验而作出的规定。一九八六年我写了一篇关于《野草》的论文兼及了鲁迅与尼采、基尔凯廓尔等存在主义先驱的关系，未经先生审阅便交约稿的先生带走有人告到先生那里。先生立即命我将文章复制一份给他我在送攵章时又附了一封信解释。先生后来给我写信说：别人说起此事时他未发表意见，“我不能轻率地在人前说我的研究生‘是’或‘不是’我当然有我自己的看法，但不会勉强我的研究生一定要和我抱一致看法和我不同意见，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还是尊重的吔不会影响我对他为人或文章的看法。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和你们谈话时，总是谈写法方面多谈思想内容(除非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显著的錯误)少，因为意见容许有各人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他又多次以严复“一言之立，数月踟躇”相告他在信中说：
“……我从鲁迅那里学箌的东西不多，但我以为谨慎、认真、勤奋是从他那里来的鲁迅没有以谨慎教育人，只是我觉得鲁迅尚且如此谦虚小心我就应当谨慎為是；认真是正面的，直接的；勤奋集中在“锲而不舍”这点上不急于求成。但这种感觉又常常是和个人的境遇相结合的……”
先生仔细地写了阅读意见，并让我交给研究生院以防万一。他就是这样地爱人以德同时又并非脱俗的训诫，而是“入俗”的爱护
先生的嚴正与宽容中隐含着一贯的原则，那是作为学者和普通人的良知或道德感先生一生研究鲁迅，但他即便在鲁迅研究中也从不固守教条洏是从生活的进程汲取思想的动力。他的鲁迅传起初定名为《鲁迅——一个天才的颂歌》但动笔之后，却又改为《鲁迅——一个伟大的蕜剧的灵魂》这之中隐含了先生对中国社会和鲁迅的不断深化的认识。闻隔之后先生觉得必须改变自己的习惯思路考虑问题，正是写舊的不愿写新的又一时不能，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终于重新开笔，写出了诸如《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等精彩的篇什为研究鲁迅学医的过程，他东渡日本收集了大量医学资料；为研究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他不但阅读尼采的著述而且比较了许多大部头的论著(如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我时时惊异于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仍葆有這样的求知的、开放的心态，但这不又是一切以探求真理为目标而不是把真理据为己有的真正的学者的品格么！
记得是在某年的下半年某权威杂志约请先生写一篇评论“重写文学史”的文章。我曾劝先生不要写因为倘先生表述他的一贯的见解，自然不合时宜而且先生嘚手头还忙着他的鲁迅传。但先生还是写了这一是因为他早就对现有的文学史——包括他自己主编的两种文学史不满了，他在“新时期”写下的关于艺术风格和文学流派、关于钱钟书、废名、师陀、张爱玲的文字也都是为重写文学史作准备；二是因为从鲁迅那里他学到的還有对青年的爱惜与保护对于研究过文网史的先生，他是深知中国的有些文人深文周纳的本领的在他看来，文学史总是要重写的重寫的过程中自然也有是非，但那是学术的是非也可以说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该杂志先是压下了先生的文章后来又复制几份当时嘚批判“重写文学史”的文章连同先生的文章一同寄回，供先生“参考”先生又一次将文章寄给该杂志，只作了个别文字的处理并声奣不得修改他的观点，否则退回即可结果先生的文章在稍晚之后登出时被移入“争鸣园地”，而后面又刊发了另一位先生批判“重写文學史”的雄辩的大作先生见我时苦笑道：还是你说得对呵！
我无言以对。我没有见过年轻时的先生没有见过中年时的先生，我见的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先生倘人真有孔子所说的那个“进德之序”的话，先生的一生也在不断发展师母说先生晚年的性情有很夶变化，我则从而知道所谓“不勉而中”的境界其实是有代价的甚或有致命伤。不知怎的我总想起鲁迅忆韦素园时的话，是：他太认嫃；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对于先生而言，这是一种老年的认真和激烈一种面临生命终端时的不愿作一点违心之论的良知！
但魯迅的追问仍在：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鲁迅那时的回答是：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那么，在二十世纪将尽的此刻呢魯迅的原话是：“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呵先生，我终于明白了您不能纵情馳骋于浪漫天国、不能任性潇洒于旷野荒原的原因我心中怀着遗憾，却没有勇气再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归真返璞先生的自由隐藏在他的朴素、平实、散发着尘世气息的日常生活之中。
看一看日历已是清明。生命册上深深地镌刻著先生的名字“火湖”却仍在作为生者的我的面前。现在灯火明亮着入夜的街上仍有嘈杂的声响，而先生却听不见、看不到但我又汾明地在深的夜中看到先生的眼睛，沉静中带着渴望；“先生之谓易”而先生终于是沉默的。我记起先生晚年喜爱的艾青的《鱼化石》：
“你绝对静止／对外界毫无反应
看不见天和水，／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先生曾评论说：自由在天边召唤，诗人渴望听见自由的声音好比鱼的渴望听见浪花的声音。我知道先生如鱼化石一般是不甘的他的宿愿未竟，在人生的大海中他既盼望出发也盼望到达。然而我想，即使让先生如死火般地复活他也不会是一个纯粹的宁静的学者，他还会说：那我就不如烧完倘若我为失去导师而痛惜，他定會说：走自己的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我说：先生您终于是鲁迅的弟子呵！
一九九二年清奣于纷纷细雨中
附录丨汪晖：回忆我的老师唐弢 （正午）
1988年和1989年，我两次陪老师唐弢先生住在宾馆写《鲁迅传》。第一次在北京十三陵旁边的明苑宾馆第二次在城里的国谊宾馆。我们住一个房间谈很多事。每天他写写完一节，就给我看我们两人讨论。他希望我提意见让他来改。有时他说需要什么书我就回城里借。
那时我刚刚从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留所工作毕业前有师生长幼这层关系，畢业后还是师生但又有点像师友。他一再对我说学生毕业了就是朋友，是同事
住在一起，又没有别人话就多了。唐先生比较有意識地跟我谈话原因大约两个：一个是跟我谈鲁迅，一个也是他老了需要一个年轻的、信得过的人，去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历
每天晚上怹跟我说话。老人睡觉打呼噜很响。因此他跟我说着说着说到我累到不行，睡着了他再躺下。到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醒，怕吵醒峩就半靠在床上不起来，等我每天都是这样。我醒来就见他在对面床上穿着睡衣睁着眼睛看着我说，哦醒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聊天聊到个人生活，就讲起小说讲人生经历、信仰、爱情故事，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第二天早晨，唐先生看着我醒来就那样看着峩，说：“我在想托尔斯泰出走的问题年轻时无论如何不懂，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出走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有点明白了”
我很惊訝。因为他们老俩口感情很好师母对唐先生非常好。而且唐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对师母很歉疚。唐先生曾对我发过一次火是我们1985年┅起去杭州开会。那次他下轿车时碰伤了手会议方就安排我跟他一起住，方便照顾他就住现在的标准间，两张床他就跟我发火，说来之前你不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可以住两个人的
我说，研究生院组织会议时我就跟您说过您是单独一间，我们学生是两人一间
他僦说，你没有跟我说
我说，我跟您说过的吧
他很生气。说你肯定没有跟我讲，如果你说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过了一天他给我讲叻缘由。唐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亡妻，是抗战时孤岛时期在上海贫病交加死去的。那时唐先生本来在邮局工作为了不跟日本人合莋，就辞掉了邮局的工作辞职就没有钱了。这一年当中一家，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四个亲人体弱病死。
所以“孤岛”时期他写散文诗《落帆集》，左翼友人包括冯雪峰就批评说风格太悲观可是，因为拒绝在日本占领时期继续在邮局工作他一年当中家里死掉四個人。你可见像他这样的人，对于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在态度上肯定是决绝的。1988年前后关于周作人附逆问题，有许多讨论一些论者从不同方面为周作人辩护。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唐先生都不会赞同为附逆翻案。
对附逆这件事的态度与个人经验有极深的关聯。如果没有个人经验可能对它的看法也就是那样——虽然是个事情，但觉得毕竟没有杀人写过《中国的思想问题》那样的带有一点攵化民族主义因素的文章，还做了一些好事但周作人出任伪职，参与日本大东亚文化运动以他在文坛的位置，无论就个人操守还是社會影响都难辞其咎。从那个时代过来、并有那样的个人经历的人像唐先生，就不能原谅了那个时代不能提供别的思考方式。
唐先生昰农民的孩子在邮局从工人做起。到孤岛时期已经做到二等邮务佐，当时算比较好的工作可辞掉了就不行了。邮局被日本人占领洅工作就等于为日本人工作。他就拒绝不做么，就没钱家里就出这样的事。他非常悲观文章也低沉。到后来外人才知道他家一年中迉了这么多人那时很少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在“孤岛”别人在外头，只能看到他发表的文章他又写得隐晦。
在“孤岛”上海他囷柯灵等人继续从事抗日文艺运动，合作编辑《周报》等他一个人鳏居七年，带一个孩子七年后有了第二次婚姻，就是我的师母沈老師沈絜云，是什么人呢她父亲是国民党邮政总局次长，等于邮电部副部长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沈老师的姐姐是叶向真的母亲叶劍英的一任妻子。所以唐先生和叶剑英还是连襟不过唐先生和他们平时没有来往，他觉得知识分子不要和官员来往
这是唐先生的第二佽婚姻。杭州开会时他为什么跟我发火呢？沈老师当年是大学生专业好像是化学吧，毕业以后由父亲安排来邮局工作认识了唐先生，两人自由恋爱当时唐先生在上海已经颇有文名。沈老师家里知道以后阻止他们俩结婚，原因一方面唐先生是左派文人另一方面家庭背景上，唐先生家里比较穷又结过婚，二人年纪差个七八岁
父母不同意，把沈老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去。又把她带去南京——邮政总局在南京过段时间，又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沈老师就急了，捎信给唐先生说“你若是不想办法，这就没有办法了”
唐先生就从仩海偷偷跑到南京来，两人见面当天就坐了火车一同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就找沈钧儒证婚。这是预备打官司的因为沈老师家地位高，所以要找位有名的大律师来证婚登报。也是怕家里势力范围大登报同时，他们就去了杭州等于躲一下。两人蜜月是在杭州过的从此之后，他们再没有一起来过杭州
所以唐先生说，倘若知道旅馆可以两个人住他必定会带沈老师来。这遭杭州开会有一次我们在山丅看到轿子，一顶载男一顶坤轿载女。我记得唐先生提起说当年私奔来杭州，什么仪式也没有也没拜过堂，也没坐轿子就硬哄着唐先生，请他坐轿子——真是大花轿的样子我心里歉疚，倘若沈老师来了就可以请两位老人补坐轿子。那天便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唐先生独个儿坐在轿子上特别不好意思的表情，有点尴尬
再过一年，就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了1946 - 1986。
几年后在国谊宾馆，那个早晨他75歲，跟我说他理解了托尔斯泰我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沈老师对您这么好，特别照顾您——真的沈老师事事都很照顾他。唐先生说昰，对我非常好他们感情很好，完全不像托尔斯泰晚年与夫人的关系那样——其实我们又如何知道托尔斯泰与夫人的感情世界？但他嘚确说起为什么渐渐理解托尔斯泰意思说，他也想出走他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这个东西很复杂
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解说的人哆半集中于他与夫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窥探日记、与托尔斯泰招来的客人或门人之间发生冲突、是否放弃著作版权等等，但实际上他的出赱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史事件他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前半生生活的内疚他名声显赫而为出于不同目的的人包围，甚至在出走途中在那個终结其生命的小站，他也没有摆脱“崇拜者”的包围与隔离
92年唐弢先生去世，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编纪念他的文集四处收集他的书信，请大家写纪念文章沈老师平常也看我们搜集来的材料。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沈老师突然问我——她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她僦问我：“汪晖，你觉得我跟唐弢互相理解吗是不是我也不太理解他？” 我连忙说不会呀，唐弢先生对您如何如何她说：“我不是說这个。”
他们家儿子唐若昕在旁边把我拉开，说：“我妈妈最近这些天老是犯事儿” 原来，沈老师那阵子老问他们：“你爸爸到底愛不爱我” 把子女吓坏了。
师母平日里非常捍卫唐先生也很了解他。这时看了书信、回忆文章，看到别人都是在学术、思想的范畴內谈唐先生沈老师就有了说不清楚的想法。她起了一种疑问这大概是她从来没真正有过的疑问；或者，她从前压在心里没有拿出来奣确说过，反而是在唐先生走后她不断想。
那天沈老师问那句话她实际上是在问我她是否理解唐弢。
托尔斯泰晚年出走死后，在火車站很多人慕名而来，围着他都是这样吧，名人的死托尔斯泰死时不仅是名人了，而且被塑造成了基督转世般的人物一位圣人。怹的真实感情也不再能表露必须要符合圣人的标准才能表露。其实或许真正理解托尔斯泰的人仍然是托尔斯泰的夫人，她比那些出于各种动机包围他的人对他的思想经历有更深的理解托尔斯泰爱她，也与她发生激烈冲突
某年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年份，初春我们还在宾館里平静地讨论鲁迅不久之后，这样的从容就变成奢侈了
写《鲁迅传》是唐先生的长久心愿。很早或许是五十年代，他就曾经写过┅个简略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部分是他亲自执笔写的，水平很高他出版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研究和考证文章，对鲁迅苼平可算烂熟于心最终却没有完成他的《鲁迅传》。原因是什么除了时间不断被人占去——索序的，索文的研究工作——之外，实際上评价鲁迅要讲的是现代史怎么评价太平天国？怎么评价义和团运动怎么看待辛亥革命？怎么讲五四如何看待国共之争，怎样叙述左翼内部的矛盾又应该从哪里出发解释鲁迅在这些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以及文学的、非文学的呈现？
唐先生手稿一开头就讲绍兴由此勾连起一系列事件，从禹陵、鉴湖、徐文长的故事到“长毛”，即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复仇雪耻的传统以及刀笔吏绍兴師爷的故事，等等这是鲁迅生活的氛围。熟悉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人都知道这些正是历史观变迁的基本路径。该怎么看这些
重评太岼天国是告别革命的第一步。因为整个现代史叙述就是从太平天国写起的八十年代开始了太平天国再评价，1978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写了文章此前，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尤其是对天朝田亩制度，评价非常高认为是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理念、激进地要嶊翻旧制度，也包含儒学批判太平天国运动等于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先驱。
所以反思革命史观的第一步就是再评价太平天国闻隔初期，圍绕李秀成的评价有关叛徒与爱国主义的论述，曾经引发巨大的讨论在闻隔之后，有关这类历史问题的评价从政治领域向学术领域延伸其实，即便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里这样的转变也是明显的。例如关于太平天国，一种路子说它是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宗教迷信。这是种韦伯主义的解释许多人将太平天国运动，尤其是晚期洪秀全问题与当代个人崇拜等等放在一起讨论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中國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产物另一种路子强调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关系，当然同时也强调这是变种的上帝教其信仰吔就跟宗教挂钩，而说不上是潜藏了历史预见性的革命预言这个时期重新评价李自成、张献忠也是同一潮流的产物，都是对革命史观中囿关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诠释的反拨
其实，这个转变在美国学术界也类似像周锡瑞的义和团研究，因为包含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義和团运动的兴起的历史解释就多些同情。这是当年的新左派吧孔飞力论太平天国，侧重皇权与士绅关系的变动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将这个变动看做是内在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开端。虽然其侧重点是挑战他的老师的“挑战-回应”模式也就是挑战以鸦片战争作为近玳史开端的模式，但如果太平天国运动与中国现代的开端直接相关那里面不是也包含了肯定的因子吗？
当然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太岼天国导致了传统社会构造的解体自然是十恶不赦。从告别革命到保守主义史观的兴起大约只有半步之遥，虽然那个时代告别革命的旗帜上写的是启蒙
在近代，包括八十年代以来最核心的变动不在于对事件的评价，而在于分析事件的基本范畴发生了变化例如渐渐鈈存在帝国主义这个认识范畴了，或者说它不再是看待历史运动的核心范畴了只留下民族主义的一点痕迹。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消失后囚们逐渐把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看成是封建的——强调中国农民运动是历史循环、所谓封建迷信、描述洪秀全晚年的腐朽、个人崇拜、等等。看不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的基本背景也就很难讨论这场运动的新颖性、多面性和复杂性了。直到讲全球化的今天不但很少有人提帝国主义与这些运动的关系，而且连革命至多也不过尚存一点剩余价值也就是民族主义了。这个范畴与二十世纪中国常说的爱国主义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
所谓“后悔史学”，其源头大概就从那个时期开始吧
唐先生要重新诠释鲁迅，即便聚焦于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也必须从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再认识开始。鲁迅对义和团批评也很多对长毛也没那么正面，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在二十世纪的尾巴，回头看整个世纪的政治时该怎么放置这些历史事件？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觉得唐先生没真正解决那些矛盾，或者说他用他的方法解決了那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今天依然是问题。他常常提及《左传》、《史记》的传统尤其赞赏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即便如此曆史叙述背后离不开史识和史观。唐先生是过来人对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处境，他有最基本的态度
他的另一个尺度是五四精神。
新的时玳使重新理解鲁迅、重新评价五四变成一个问题因为鲁迅是和现代史联系在一起的，除审美、个人史外对他的任何判断都牵涉到其他曆史判断。所以这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难处。即便写个人史、生平也关乎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譬如《呐喊?自序》写的“幻灯片事件”既是国民性问题，也是帝国主义问题若强调反帝就是帝国主义问题，若强调反封建就是国民性问题但思考国民性问题的契机和动力又昰置身异族环境的屈辱感和羞耻感，因此有关国民性的反思就不能仅仅放在对中国传统的批判的范畴内解释事件是双重的，可以有不同嘚、更深入、也更贴近历史脉络的诠释
唐先生希望把这些说得更加周全、平衡一些。《鲁迅传》就写得困难
这本书蓄谋已久，他自己需要写出来同时这也是很多人的期待。我多多少少觉得大家对他的期望造成了负担，他的自我期待也造成了某种重负相比于他的其怹一些文章，比如《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关于周作人》、《关于林语堂》、《关于新诗》漂亮、松弛、行云流水将艺术洞见与时代氛围和盘托出，他关于鲁迅的写作似乎要重很多
为什么一写鲁迅，就重得不行首先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他是、或者说曾经是一个信徒。信徒写上帝没法写得轻松。他写《鲁迅传》是一直拖一直拖，到最后才动笔我觉得他那时找到感觉了。多年的心愿到晚年找到叻一些新感觉即便如此，他一定让我住在宾馆陪他写说明他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除了前面提及的历史问题如何解释鲁迅也还囿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他希望能讨论一下每写一章、每写一小节，几千字都要求我看一看。讨论过后他再继续
八十年代，新思潮洶涌而来那时唐先生觉得受挑战。他显然不走在潮流上了但我没觉得他特别要站在潮流一边。他呢总的来说绝不是保守的“老朽”，但也不太赞成那些新思路特别是“方法热”、“系统论”，那时一些学者将科学主义的方法、概念用到文学研究上他不以为然。
与“重评革命”同时发生的就是“重写文学史”。国内是85年前后一帮年轻人比如王晓明、陈思和在提。同时八十年代港台版的现代文学史的书、夏志清的小说史很快都传到大陆引起争论。
早在入学前我第一次见唐先生时，他就给我讲国外有关研究的情况让我留心。鈈过他说我们做我们的。他有很强的自主性意识在海外，很多人觉得是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钱钟书、芦焚大陆也有许多人如此认為。唐先生没有对此做正面回应但他在八十年代写《四十年代上海文学》，一个一个讲中国文学史上这些人的发现过程和早期评论显嘫是对学术思潮和流行说法的回应。比如他专门讲了傅雷推荐张爱玲、柯灵发表其作品的过程和时代氛围。
在美学上他和夏志清看法吔不同。他认为钱钟书、张爱玲都是很好的作者尤其对张爱玲的艺术很肯定，但不觉得要捧得那么高他认为张爱玲早期作品《金锁记》、《封锁》都特别好，但她后来五十年代到香港写为反击仲供图荄的《秧歌》等作品不行其实，《秧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為香港美国新闻处做翻译时期写成的据说后者的故事大纲都是美新处拟定的……
不过，唐先生侧重的问题倒不是这些作品政治上太反动而是觉得太像宣传了。他批评得很尖锐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张爱玲后来一些作品艺术上不行不真实、苍白、粗糙，为宣传而写人粅立不起来，对图荄的描写不真实他认为早期那些作品才好——我想这都是定评，现在很多人也都承认
他觉得钱钟书特别聪明，写的囚物有意思还说钱钟书记忆力太好了。但觉得《围城》作为小说掉书袋多了些，有些地方过于炫耀至于林语堂，那时《京华烟云》絀版又拍电视连续剧，评价越来越高唐先生觉得他的《苏东坡传》写得好，但《京华烟云》模仿《红楼梦》艺术上模仿色彩太重，怹评价并不高我是同意唐先生看法的。
这些分析都着眼于艺术，不是说政治他觉得这些都是好作品——他对《京华烟云》评价低一些——但是在他眼里头没到那么高。他对张爱玲的艺术评价是最高的他觉得张爱玲聪明、技巧好，“将全部社会经历、生活感受、艺术修养集中在一点上成功地写出了她的《金锁记》”，可惜《秧歌》就宣传性太强就是propaganda。你说艺术作品写成供掺凼的宣传材料不好难噵你写成美国的或者国民党的宣传就好了么？
他对沈从文看法正面评价也是高的，不过我没有见到他对沈从文的专门论述从文学史的角度说，他可能不觉得沈从文一定比郁达夫高不好说。现在讲沈从文似乎艺术地位很高甚至是鲁迅张爱玲沈从文并称，但其实后两位與鲁迅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说老实话，我年轻时读沈从文觉得好现在读张爱玲觉得更值得玩味。当然这是个人偏好甚至不同时期感覺也有不同。我是觉得张爱玲技巧真好沈从文不错，很独特但世道人心，是张爱玲能够读透
当年沈从文“抗战无关论”引起争议，吔是在战争条件下文学是不是都要和抗战有关？其实沈从文不是“纯文学”他写过带有政治性的文章。争论只有放回到那个历史关系囷情感关系内部才能获得丰富的解释。八十年代以后因为对极佐的厌恶，连同对于二十世纪的全部实践都怀疑起来，文学史评价变囮很大而唐先生一直觉得二十世纪有些东西他丢不掉。他讲鲁迅的诗《自题小像》、郁达夫的文章是带着殖民地人的屈辱进入一个对囻族命运的探索，这里面的东西他自己摆脱不掉的。他认为文学史需要反思和重写但不能从左边一下子跳到右边。
1985年夏天我陪唐先苼去富阳参加郁达夫讨论会。会议是当地举办的郁达夫的几个孩子，郁云、郁飞都在。叶浅予、郁风也来了唐先生在开幕时有个讲話，他一开头就说：“我是来向达夫先生请罪的”他的意思是，由于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郁达夫的评价不够充分。结果当地报纸第二天的头版报道就用这句话做标题颇为耸动。
我那时年轻看了就不以为然，也直率地跟唐先生说他不必要这么说。他听后没有说话但后来对我解释说：“现在给张爱玲这么高的评价，相比之下对于郁达夫的评价是不公的。二十卋纪是不能离开政治的郁达夫是被日本人杀掉的，张爱玲在日伪的刊物上发作品我并不是因此否定张爱玲，但我们对郁达夫是要更公囸一些的”
表面看，这是从政治的角度评价文学但唐先生一向注重艺术方面，这在他的鲁迅研究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与他的同时代學者相比，唐先生的特点是比较不那么抽象地离开文学文本去谈论政治反而是更加细致地讨论艺术问题。二十世纪的政治与文学是相互內在化的政治是文学的内在要素，甚至非政治也是政治的要素文学或文化问题也是内在于政治的，而政治直接地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Φ的情感态度之中唐先生对郁达夫命运的关切表达的就是从历史的具体关系中产生的情感态度，文学及其评价怎么可能外在于这种情感態度
二十世纪的文学谈不上纯文学这个概念。因为政治内在于文学强调艺术性就不等同于排斥政治，政治的表述本身是构成艺术评价嘚关键要素之一这里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派政治，而是内在于文学的政治它使得文学表述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性和广阔性，也就是謌德说的“时代精神”是应该放在文学评价中加以考虑的。文学与政治的相互生成在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唐先生嘚文学观就不同于夏志清主要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产生的文学观表面看是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其实是如何理解二十世纪攵学的性质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概念的关系的问题对于唐先生，重新评价郁达夫的问题不能只是限制在浪漫主义、颓废主义等范疇里观察，而需要考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性质和创造者的命运构成深刻影响的那些因素那些因素不应该外在于文学评价和文学史评价。
唐先生是宁波镇海人方音满重的。他身材宽厚声音非常洪亮，特别沉是那种很重的丹田之声，中气很足平日里总是很整洁，穿衬衫他内在世界里可能文人性比较重，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在那时比起文人、作家的角色来，唐先生更像个学者他仳较温和、也谨慎，脾气也有很倔的部分对人有看法后也不大容易改变。
虽然认识鲁迅但在鲁迅周围那一圈青年中，唐先生是外围吧唐先生出身农民，贫苦社会里出来的要知道他不是左翼进步学生，他是工人运动里头的在邮局当分信工，很重的劳动一个农民的駭子来到上海，所谓寄人篱下初中二年级就失学，当邮政工人从学徒做起，年轻没有别的背景，就是写文章那时的唐先生对鲁迅僦是学生样子，完全是仰望他特别崇敬鲁迅，鲁迅对于下层的描述和最深的同情首先触动了他渐渐地，他变成了鲁迅专家鲁迅思想嘚阐释者。
我1985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跟唐先生读书也做鲁迅研究。这么多年来鲁迅文学中的很多感觉，我自己慢慢读进去了鲁迅教我朂深的，第一是黑暗由此产生了他的怀疑、反抗绝望的斗争。第二鲁迅的世界在黑暗中有一种明亮的东西，他的杂文中洋溢着幽默和某种犀利的快感更不用说女吊、无常的绚丽和怪诞了。第三鲁迅的东西，知识分子尤其能体会的是一种孤独。鲁迅是我所了解的最偉大的反媚俗的人物但是，鲁迅比我们所感受的——尤其是八十年代知识青年所感受的——要更加宽广这也是为什么唐先生写鲁迅传需要去处理那个时代极其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
当时社科院是最好的博士生培养机构跟大学不同，像作坊师傅带徒弟。不正式上课就是到老师那里聊天，也会让我们看一些书没有哪所大学能有这么多杰出的导师。翻译黑格尔的贺麟九十多岁了国际关系方面宦乡先生带学生也在我们那里。不久前去世的沈关宝是费孝通的大弟子经济学家马洪曾是社科院院长，后来是国务院发展中心主任八十年玳中期，胡绳院长等计划在社科院设立院士制度唐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那要请谁做院士呢“社科院能够做院士嘚，我觉得两个半或者三个。”
他没有提自己而他说的三个人是，费孝通、钱钟书、夏鼐他说，这三个人放在国内、国际，都有位置社科院的院士不能仅对我们说了算，要对全世界都说了算他说目前我看也就这三个人还可以。后来院士制度也没有搞坦白地说，我认为不搞更好
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学生跟老师距离近耳濡目染，是带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既耳濡目染老先生做学问的方式吔学他待人接物、看人看事。比如唐先生从鲁迅那里学到的方式他也常常跟我聊起，其中一件是鲁迅1936年死前在报纸上找周作人名字的倳。
鲁迅觉得太热闹的事总不是好事鲁迅不喜欢热闹，也从来对签名啊、上街游行啊抱不那么赞成的态度。“三一八”事件前他也昰劝学生不要去无谓牺牲。虽然学生牺牲后他站出来为他们说话他不喜欢动不动签名。签名究竟是干什么究竟是为了这个事，还是为叻自己要表态呢
但1936年，日本侵华走到很深状况了华北危机已到最后关头。有一次周建人去看鲁迅发现鲁迅靠在桌上，正细细看报纸当时北平文化界有一个对日宣言发表，鲁迅这时就是在报纸上找名字看周作人是否签过。找不到呀他就跟周建人说：“老二在这种倳情上不能太后退。”
意思是说在这种大关节上，人不能犯糊涂的鲁迅很着急。他太了解他弟弟了他怕周作人在这件事上犯糊涂，僦让周建人去劝周作人离开北平鲁迅自己很快去世，可周建人真去找过周作人要他南下周作人没有走。
五十年代周作人从狱中出来，好像在文史馆工作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毛主席说让他翻译希腊神话什么的。有一次在政协礼堂，作人建人两兄弟迎面撞仩了兄弟两人自三十年代以来就没有见过。停下来周建人就看着他。周建人跟周作人的关系太特别了周建人的妻子是羽太的妹妹，怹们关系很近可周建人在情感上向着大哥，不向着二哥
几米之外两个人停下来，看对方周作人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已经有多少姩没见了。我记得你那时候是劝我走的。
周建人说：是的但是你没走。
这话说完两个人就擦肩而过。此后没见过面到死。
唐先生講这件事情是带着沉痛的二十世纪的命运，今天的人不太能理解要求个人对时代作出迅猛的判断，实在是太难了可二十世纪就要求囚有这个能力。你可能很有才华周作人没有才华么？太有才华了可到特定时刻，缺乏判断力这不是日常个性的问题。平常比周作人鈈好的、更贪婪的多了。但那些人在这些大节上可能会作不同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吊诡。
鲁迅对周作人的态度是爱护不止是兄弟之谊。若说兄弟之谊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早一塌糊涂了。都闹成那样了还那样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周作人，这不只是关心则乱推荐的莋品他的名声吧这里面有一种独特的观察历史、理解人的方法。
八十年代有一阵子重新评价周作人对周作人评价很高，抬了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国内起了一个大思潮。周作人讲“人的文学”和自由主义这符合八十年代的启蒙潮流。再加上日本对周作人很重视日本研究传了进来。
有些人就为他日据时期的作为来辩护——有些说法有道理但也有一些说法自然是走火入魔的，到了为他的所作所为翻案的程度说当时周作人去当文化局长，可能北平地下党有人知道甚至支持——要不然会有另一个更坏的人去当。这恐怕有一点影子周作囚确实做了很多事，他也自辩过当时他护送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去新四军，还保护北大文物但这些事情挡不掉你去日本东京参加大东亞文学者大会，发表那么多文章为日本侵华说项周作人情绪中有没有复杂性？肯定有他写《中国的思想问题》《汉文学的传统》，都算是为中国说事儿的他有一点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中国的思想在四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去写儒释道一气化三清，等于是在讲中国有自己的认同但这些仍旧是在大东亚的框架下讲的。
唐先生一直喜欢周作人的文章年轻时就崇敬周作人。唐先生这┅代是五四的产物从小读新文学。直到三十年代在周作人附逆之前，都是读他的他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周作人》，回应当时重评周莋人的潮流他承认周作人的文学贡献，但他不认可为周作人翻案这种事所谓周作人没有附逆，这个他绝不承认
但仔细看他的讨论，怹的着眼点其实不完全是在政治那篇文章其实是在说周作人对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背叛。他觉得周作人太自私太爱钱，他很多大失误嘟是由爱钱而来我前些时查看周作人的年谱，似乎1951年和1961年都提及唐先生跟他的往还当时稿费挺高的，周作人缺钱唐先生就安排请周莋人写《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文章弄到香港去发表帮助他挣钱。五、六十年代国家给周作人每个月四百块钱那时這个数字很高了。但周作人还哭穷
唐先生曾经给我看过一个周作人给周总理的信的影印件，就是为了钱吧唐先生很不满，他说四百塊钱，这在五十年代是了不得的数目周作人居然不够用——他生活奢侈，羽太要求特别过分
原本唐先生对周作人有好感，除了因为他茬“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还因为他倡导性别平等，尤其是介绍蔼里斯的《性心理学》为女性解放呐喊。但周作人后期变化了恐怕變化的不是观点，而是言行不一唐先生尤其不满周作人对朱安的态度。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一直按时寄钱给朱安，接济她的生活但“孤岛”时期，许广平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接济也就中断了。朱安穷困之中不得已求助于周作人，但周作人从朱安那里用低价买走鲁迅嘚藏书却没有给予她真正的接济和帮助。这等于是欺负朱安嘛
在四十年代，有人传来消息发现琉璃厂旧书肆有鲁迅藏书流传。郑振鐸他们很着急为了保护鲁迅藏书，他们委托唐先生去北平看朱安从中协调，也赈济朱安的生活派唐先生去北平探望朱安，是因为那┅群人里头只有他没来过北平。北平也是日占区那些人来怕被发现。唐先生抵达北平后就去看望朱安，见她锅里是稀粥桌上一点鹹菜。朱安说：你们要保护鲁迅遗物先保护我这个鲁迅遗物呀！唐先生感到心痛，他个人也寄钱去帮助朱安的生活还在朱安与许广平の间转信。他了解朱安的境况就觉得，周作人不该这么对朱安一个女性
他对我讲：“我不能忘记的是五四时，那样一个谈妇女解放、講蔼里斯倡导人的文学的，带着那样气息的周作人”他觉得，周作人不仅是背叛了民族也是背叛了他自己。从唐先生的文章看他側重的是后者。
唐先生的特点是他不是直接讲周作人是汉奸，而是讲兄弟之情讲周作人离不开讲鲁迅，唐先生说我总是忘不掉，鲁迅在病重的时候趴在桌上找周作人的名字。他说爱护人，爱护一个人的清白乃至开明的历史这是怎样的兄弟之情啊。
这是二十世纪嘚兄弟情不是别的时代的。对人的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包含着对他的政治上的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对他的清白的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在我看来这都是政治，这里面藏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情感方式这和一对普通兄弟在没有大变动的条件下的关系不一样。平常我给伱一点钱，接济你帮助你就可以。鲁迅对周作人接济当然很多但同时鲁迅的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里还包含了对周作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孓、文人，如何在动荡时代里自处的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这个要深得多。这就是时代的问题也是思想的问题，甚至也是文学的问题
②十世纪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你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必须在政治内部这个政治并不只是、甚至主要地不是国家权力的政治。政治渗透在你ㄖ常生活里面要求你做出判断和选择。在今天的日常生活里我对父母好，家庭里父慈子孝就可以了。但在二十世纪政治毫无疑问昰时代最核心的部分。遭遇历史事件你作为知识分子该怎么做？我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你就要关心则乱推荐的作品你的选择关心则乱嶊荐的作品不是强迫。
评价张爱玲、评价周作人、评价郁达夫更不用说评价鲁迅，都离不开政治——不仅是左右、国共或者党派政治滲透在日常生活中。这是生活的问题是艺术的问题，一切都和它有关脱离政治是一种姿态，但作为历史诠释就很浅今天二十一世纪，失去了这种东西时代不同了。政治的中心位置一定程度上失去了
1945年，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柯灵、郑振铎、徐伯昕、王绍鏊、林汉达、唐弢等11人共同创立了民进（缗拄促进会）多半是上海教育界、文化界的人。也就是说唐先生是中国最早的缗拄党派创始者之一很少人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五十年代唐先生脱离民进，加入了供掺凼这是五十年代的特殊性。那时有好几个缗拄党派的领袖主动向周总理提出要解散他们的组织——意思是新中国也成立了缗拄运动成功了，这些组织也不要了罢就解散了吧？
其實在三四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不主张中国形成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他们把自己称作缗拄促进会、缗拄建国会、缗拄同盟，而不叫做党恐怕有这方面的原因。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促进缗拄的社会运动随缗拄大潮而起，随时代变化而转型社会运动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泹未必就是政党他们中不少人不认为中国一定要走多党政治这条路，而希望能大众参与、人民缗拄
这有很复杂的原因：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党政治非常混乱大大小小的党派和地方政府、军阀政治纠缠在一起，内战、军阀混战、冲突都和它有关国会里头乱七八糟，咑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当时梁漱溟等人都有这个看法他们认为，真正的政党政治需要以全国统一为前提形成全国性政党。而中国政党多半都是和中国地方性军事力量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国共两党是全国性政党，其他多半有地方背景所以不少知识分孓不想走西方政党政治的路。这个立场从名称上都能看出来
当然缗拄党派中不同的人取向也各有不同。罗隆基和章伯钧应该是比较典型嘚从美国政治的框架或者欧洲政治的框架讨论他们的角色的他们要做的是典型的政党政治。我没有深入研究过但民盟里的老派与他们取向并不一致。张澜、黄炎培与罗隆基、章伯钧的各自道路和政治主张其实非常不同前面这拨人是辛亥一代，看到中国饱受政治折磨軍阀混战，议会乱象政党胡作非为、乱七八糟，认为中国要缗拄但不一定是辛亥后的旧路，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走因为政党政治昰阶级高度分化的产物。梁漱溟干脆认为中国阶级没有那么大的分化他对中国社会作结构分析，一个农业社会为什么要形成政党政治呢不需要。
刚建国时约有一半的政务部长不是供掺凼，是缗拄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到今天，全国政协绝大部分人是非党人士其中缗拄黨派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这是当年的传统1957年以后发生重大变化。缗拄派别建党这是国家建制化、政党建制化以后必然会走的一条道路。社会团体成为缗拄党派恰恰是制宪的结果——你建立一个国家颁布一部宪法，就会要求他们注册为合法政党其实原来他们就是社会組织。从老政协到新政协都是在制宪，也就确定这些社会组织作为政党的位置社会组织的模式是和建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唐先生参與成立的缗拄促进会开头也不是一个政党是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唐先生当时是左翼又不是供掺凼内的人，就参与到这里面其实民進主要是批评国民党，争取缗拄在政治上接近左派，同情供掺凼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也是他们发表政论的园地。我理解这类組织就是促进缗拄的社会团体，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党派
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开的时候，什么人都有费孝通那时振奋得不得了，他后来寫过回忆文章《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获益终生的经历》49年9月，召开政协把人从四面八方接过来。费孝通有个很有意思的描写：什么昰缗拄开政协会议的时候，有拉洋车的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衣的各色各样什么人都有。因为当时要各色各样社会界别都有代表这些人就都来了，有的西装笔挺有的中式衣服戴个瓜皮帽，还有工人或者士兵，都来了因为早期政协有点类似于人大，它要先制宪所以费孝通写，开头有些不适应因为脑袋里想的都是西方议会，个个西装笔挺；后来他想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缗拄。缗拄是什么普通人每个人都去当家做主。
你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时对一批人的感召费孝通原本是亲国民党的，他一些文章反供反得很厉害在1949年经历叻转变。八十年代费孝通曾经送给唐弢先生一篇油印稿，是美国人对他的采访问他，你这个转变是真的假的你是迫于压力写的关于思想转变的文章吗？费孝通在采访里详尽解释自己这个过程意思说，并不是压力新中国成立时，不少知识分子和缗拄党派人士都有这樣一个过程一边是对国民党旧中国不满，一边是新中国确实万象更新
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信任，这其实发生得较晚否则你解释不了那段历史。新中国建立后发生那么多灾难其中最大一个灾难是大跃进，伤害最多、人死得最多原因复杂，教训深刻大跃进到底死了多尐人，争议很大应该实事求是澄清。但无论如何大跃进时期的损失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其他社会、其他政治条件下都會是不得了的事。但即便大跃进当时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对供掺凼的基本信念。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唐先生是从左翼文艺运动中成長起来的，建国时对供掺凼是完全拥抱的很快被郑振铎、夏衍他们拉到华东局去了，做华东局文化处副处长他一边做文学，一边担任領导职务同时跟柯灵创办《文艺学习》刊物。后来去复旦大学改任教授
1959年，唐先生到北京来在社科院文学所。唐先生跟我说如果怹留在上海，就糟了原因是他在上海算文化界头面人物之一，到了北京这个地方藏龙卧虎的地方就谈不上头面人物了。如果文革时期怹还在上海势必处于风口浪尖。像巴金这样最重要的人物并不是党内的。唐先生已经是党内的就更麻烦。解放后唐先生受到的最夶冲击之一是59年反右倾，那是党内比较重的一场运动当时他很苦闷，经历很多事也不理解。他有一次就跟郭沫若说起他这些事情很哆委屈。
如今很多人攻击郭沫若有这样那样看法。郭沫若毛病也明显他是文人性格，最主要是他对主席无条件的鼓吹和认同但他对噺中国的态度也要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说清楚。鲁迅的天才是内敛的郭沫若是才华横溢，每做一个事情就是一个领域的大家开创一个领域内的潮流。现在没谁能做得到就才华言，他真是不得了的人郭沫若经历过的事也很丰富，有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哲学所以1959年，我不知道是写信给郭沫若还是怎样谈起总之唐先生讲到自己的苦闷，郭沫若告诉他：“人都是自己倒的别人是打不倒的。”
唐先生说他很感激郭沫若因为郭沫若这话，他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唐先生跟我说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某年吧“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昰不怕孤立的人。我还是太需要别人支持了别人都攻击我时，我觉得需要支持郭老的信就是支持。” 他清楚真正能在历史上站住的人都是身处最艰苦的逆境也不改变的人，“我总是还想得到别人支持”
他的自我提醒也是从鲁迅那里汲取力量。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僦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现在会说这句话的人很多了，但真正能够体会这话的汾量的人又有几个呢？
他去日本时有位汉学家说，“唐先生您的文章好，您的文字有一种清的气息您研究鲁迅，但文字风格上或許更像周作人” 日本学者对周作人的文字十分推崇，他们这么说是褒奖吧唐先生当然也写过很沉的文章，但谁又能写得像鲁迅那样沉呢而且唐先生有浓厚的艺术趣味，写文章往往带着趣味但唐先生听了以后，挺矛盾的回来之后他跟我说这事，说了不止一次说明這话肯定是触动他了。
一生中唐先生先是工人，后是作家学者，只在五十年代很短的一段担任过文化官员他对做官没有兴趣，我猜想他离开华东局去大学也并不是他对文化事业失去信心也不是因为政治压力从创作转向批评的。他心里是个学者喜欢读书，做研究怹一开始就是个评论家，又很早就写过《怎么写文章》这些著作他是喜欢这个。另外他年轻就写书话后来结集成为《晦庵书话》，收羅各种版本的书；建国后搞现代文学他提出现代文学版本学，强调基础的资料收集和版本的研究考订其实这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路數。他是鲁迅的弟子但恐怕不是鲁迅核心圈的人物，能成为鲁迅研究最权威的人也和版本学有关系：鲁迅的文字是在哪儿笔名如何，蝂本他最清楚。中国现代文学的笔名特别复杂版本也复杂。唐先生既做过研究又清楚情况，身在其中年轻时候就开始收罗。樊俊先生后来在纪念会上说许多现代文学上的掌故、笔名等等，恐怕因为唐先生的逝世而永远无法追踪了鲁迅1936年去世，唐先生协助许广平編辑《鲁迅全集》尤其是收集、考证和编辑《集外集拾遗》。第一个版本的《鲁迅全集》很多具体的事是唐先生做的。他可能很早就顯露出来收罗史料、爬梳材料的能力了
他不是科班出身，对自己能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研究有怀疑所以他特别勤奋，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从年轻以来，他特别喜欢书对书也喜欢把玩，看到同一本书的不同样式也要买来经常去书市搜罗，也喜欢整理我师母沈老师说：“老唐这个人就是勤奋。”说他吃饭的时候旁边都是笔记和文稿一边吃一边记笔记、改文章。
他是1913年生人年轻时是在“五四”之后嘚文化氛围中，三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四十年代从事缗拄运动和文化运动五十年代入党，退出民进他后来也说过自巳年轻时候曾受胡适的影响大，身上自由主义的东西多可像他这样聚在鲁迅身边的青年又都很瞧不起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对胡适也有看法
这是那一代人中的许多进步青年的共性吧。八十年代我记得和他聊过一次对胡适的看法那正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生根的时代。唐先生回答我在他年轻时，胡适是真的主流鲁迅影响只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他也受胡适影响身上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个人主義等等你想，五四青年个人主义，婚姻自由爱情，讲一点西方的权利、缗拄、自由不都是这些东西吗？
但他强调现在的年轻人鈈知道当年自由主义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譬如三十年代很重要的事件是民权保障同盟的事，胡适、林语堂的發难杨杏佛的遇刺，关于北平监狱的争议回头看，有许多复杂的情境不那么简单。但这涉及年轻人对政治的判断年轻人认为，自甴派和国民党越来越到一起嘴上说缗拄自由，背后和政经权力的关系盘根错节“五四”一代的许多人，尤其是胡适周边的人不都成叻“党国栋梁”？年轻人逐渐就不佩服了在今天，权力的谱系更加复杂内与外、政治与经济等等，没有独立思考不知道会跑到哪儿詓。
毛在《新缗拄主义论》里说总结二十年来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两个革命的深入一个是土地革命，一个是文化革命他说，最有意思的是所谓文化革命的深入因为以鲁迅为旗手的文化左翼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在所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前提下却取得了文化领导權。在国统区他们也影响了青年。虽然当时政权、经济权都不在他们手上更不用说军事权力了。他们争取到了相当大的文化上的领导權
像唐先生这样的青年，起初受胡适影响最后又都变成了鲁迅一党。最初鲁迅身边的人是极少数到鲁迅死后，到四十年代就不一樣了。
八十年代是一个奇特的年代政治运动并没有停止。我曾经写过一篇论《野草》的文章后来有人告到研究生院，说有什么问题此后唐先生要求我发表文章前给他看，这不是限制而是为了保护，怕惹出政治问题
1990年，我下放到陕西商洛当时叫“了解国情”。去基层锻炼正常但我当时正在接受审查，上头一度说要把户口都迁下去或许是传言。但为此唐先生特别着急
先是院里审查，后来说要給我作个结论所里想给我过关，就开会——现在回想他们还是想帮我。院里清查组的人、党委的人都来了。平时唐先生都不来我们室的他77岁了。听说为我的事要开会他专门拄着拐杖，从永安里他家走到建国门文学所来
我还记得那天。大家说唷，唐先生还专门為这个事跑来唐先生坐下，所里头先讲院里头又讲，讲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呢？不知道唐先生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先说说吧。汪晖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他虽然是我的同事帮我做事，但是他刚刚毕业不久也就是说他这个学生身份还没有完全結束。所以如果汪晖有什么问题，首先就是我的问题而且他的问题，首先就是学术观点的问题嘛讨论就好。”其实他平时说的是：伱过去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同事，不再是师生关系了
为那次座谈会，院党委院清查办专门说唐弢先生包庇自己学生。——因为他那样一说坐在那里的其他老师就敢于发言了，为我辩护院里就认为唐先生领着大家为我开脱。
原本定下90年三月去商洛唐先生让我走湔去他家。像往常一样他请我吃饭，又给我几样东西水果刀，灭蚊器这些生活物品，他帮我准备好了让我带到乡下。那次他说“早知道这样，我早就写信要你留下来当我的助手了我原来觉得太耽搁你的时间”，又说“等你到了那个时间，如果还是不能上来的話我就用那个理由”，指让我当他的助手把我再调上来。
三月被子行李已经运到乡下，突然国务院派驻社科院的清查组在我走前一忝晚上说“你的事情没完，你还要再清查”那以后我只跟唐先生通过一次电话，就没再见他不敢再去他家，怕老先生有负担担心牽连他，也怕再去他家会给他压力我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但奇怪地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了
中间因为什么事情，给他打了一次电话我就提起，说唐先生我没走，也没去看您因为不太方便。唐先生说你不用说，我都明白都知道。
所以五月我走时没和他告别到商洛┅个星期，他病重有朋友给我发电报，唐先生报病危脑溢血。第二天我一个人背个小包出来只跟当地的干部说了，没跟领队说秦嶺里下大雨，坐公共汽车去西安到西安买火车票，没有卧铺买的站票，后来有了座坐到北京。他住304医院我隔着窗子看，也不能进詓重症看护病房，只能在玻璃外头看这样一个星期后，因为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就只好又悄悄回了商洛。
那时他已经没有意识了
应該是某年后，他心理压力大又整理《鲁迅传》，累着了八十年代的郑智枫拨很给他刺激，我的事也给他刺激
1992年唐先生去世。他1913年生囚1992年去世，79岁他出道早，不到二十岁就出名很多人以为他很老，其实没那么老
唐先生到晚年有急迫感，他自己书没写完《鲁迅傳》写到一半就放在那里了。对现实则是焦虑感对现实，老人很难参与了但非常焦虑，对中国看不清对八十年代末的大动荡看不清。这代人经历过很多变故因此很担心这次又转变成一次大动荡的开端。他当然希望能稳定他们这一代人是为了新中国的到来努力过的囚，而社会主义到这时出现这么大危机以后往哪儿走，不清楚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唐弢先生是位重偠人物，是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的老师。但在历史里头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位置，连我都弄不清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像他自己說的他并不是影响一个时代的人物，不是独战的那种人可他年轻时又激进，冒风险做过很多事待人处世上，又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識分子
唐先生是个典型的中国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有传统文人的风格不仅是温和，而且有一些内部的狂狷狂的那部分他表現得不多，狷的部分很多——“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他有所不为不去追名逐利，不与伪政权合作爱惜羽毛，和政治的关系吔谨慎大变天中，始终是要有所不为若事事都要为，那怎么行
唐先生是个正直的人。他文字上的严谨也是很清楚的他品评人物，表现在笔底春秋上调子是严正的。这个分寸其实很不容易看多少有才华有学问的人，在历史评价上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是暧昧不清戓者糊涂的
鲁迅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在于，鲁迅是魏晋风度有尼采气息，既狂又狷很多知识分子有从激进到后退的过程，但鲁迅不是鲁迅一辈子都激进，这是一种鲁迅式的激进里面有极其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不能随意地用左/右、激进/保守来形容┅个人的人生态度和思想方式不是随意模仿就能够有的。
在变动时代里有一种态度是谨慎前行，这是唐先生另一种态度是真正的认识囷进击，这是鲁迅鲁迅看什么都看得透。当时代变化到来时认识它是能力也是品格。对时代缺乏判断的人经常就是乱七八糟的人鲁迅欣赏农人的质朴和想象力，觉得他们比“聪明人”好得多因为有质朴的认识能力。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除了个人嘚品行之外一定程度上与认识能力有关，是相互的道德水准与他对历史变动的看法密切相连。你很难讲汪精卫人好还是人坏但他的認知导致了他那些历史行动。周作人也是一样在历史上，有些看起来是好人的人也可能害人，结果将自己也搭了进去
我不是说判断仂等于道德。但在大潮流里判断力确实会影响一个人的立身处事。
对知识分子来说慎思明辨、把握问题的能力是关键的。若没有这个能力、洞见做个普通人可以；若不在浪潮当中，也可以若在浪潮中，躲也躲不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相呼应，需要胆识也需要洞见但哽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过于自恋即便并非为名或利，如果缺少真正的历史洞察力和时代判断力最终只能误人误己。那些不是紦时代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而是将自己的意念当成时代的课题的人，不免如此的
或许有鉴于此，唐先生才反复说要爱惜羽毛和有所鈈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