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是一篇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動,,社会运动,,历史叙述,地缘”的思想性文章，由周月峰(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箌

摘要：既往研究多将“新文化运动”当成内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词，其实该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現状的概念含义言人人殊。其早期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時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逐渐流行。面对当时多元互歧的思想界不少人希望形成共同的方针，统合日趋分裂的革新势力此種努力失败之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相关论述受到诸多思潮影响，含混复杂、倏忽不定该词的含义亦几经流变。在此过程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逐渐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后来关于噺文化运动最主要的两种叙述

关键词：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社会运动 历史叙述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及演进”(14YJC770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傅斯年曾提出研究思想史应避免以“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忣方式来解它”否则“不是割离，便是添加”①但实际上，即使是当时当地所使用的名词其含义也会随时空而变迁。傅斯年后来又提出“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对关键字词“探流变”，“以演化论之观点梳理”②若将傅前后两说综合考虑，似可提礻我们如不分辨词义之流变，即使使用当时已有之名词来谈当时之思想仍有可能“割离”或“添加”。

“新文化运动”③一词便是如此除少数研究者之外，多视其为众所周知、不言而喻即使注意到有理解分歧，仍多以“求其是”的视角探讨鲜少考索流变。④实际仩自其流行之初，时人对“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言人人殊在随后，其含义更是与各时期的现实与叙述密切互动讨论“新攵化运动”常常“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现实”⑤而现实的情状又在有意无意中改写着这一概念，使其像光一样“依其透过之空气之不同，而异其色彩”⑥正因此，以“演化论之观点”探寻该词含义的流变将“用于建构历史对象的范畴”本身当成“历史分析的对象”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的“割离”或“添加”

本文力图回到“新文化运动”主流论述形成の前，讨论五四后数年间各方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表述及争论展示时人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混流并进”逐渐脉络清晰，進而形成两种主要叙述试图揭示后世相关叙述中那“建构”的一面及其“建构”过程，借以加深对含混复杂、倏忽不定的新文化运动的認识

一、走向“运动”的“文化”：“文化运动”的出现

现在一般人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或1917年胡适提出“攵学改良”⑧，但周策纵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半年内才开始流行⑨事实上，在1920年时郭绍虞曾直接将五㈣学生运动看成新文化运动的起点。⑩周作人也曾说五四事件的发生“引动了全国的视听，及至事件着落之后引起了的热情转变成为噺文化运动”；并以五四为界，之前的一段是“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才是“新文化运动”。(11)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正是各方对“新文囮运动”概念的不同认知，提示此概念意涵的丰富与多歧

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即“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确与五四“引起了的热凊”有关。如同晚清民初很多新名词一样“文化运动”一词传自日本的可能性较大。(12)中国国内最初使用“文化运动”者似有意与偏重街头行动的“学生运动”相对。五四运动发生一个月后罗家伦、傅斯年与主张持续罢课的其他学生领袖不和，遂申明自己将弃“学生运動”而从事“文化运动”表示“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将“尽力文化运动不知有他”。(13)

不过“攵化运动”也是一种“运动”，正体现五四后好“动”的时代氛围正如罗家伦所总结的，“‘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囚弄‘动’了”。(14)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有了“蓬蓬勃勃的气象”新出版品从五四前的寥寥数种，“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15)刘延陵便说，当时“中国忽然来了‘文化运动’的一個名词我们也不晓得是那[哪]一个人开始造的，但这本是群众心理的一种现象不足深怪”。(16)所谓“群众心理”即指当时“动”的氛围，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五四“引起了的热情”郑伯奇更指出，当时各地的“文化运动”是与“爱国运动”“一时迸发”的(17)例如，有报噵观察到长沙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方才渐渐增多意识到“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种种问题，万不容缓(18)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运动”一词开始被使用和流行

并且，时人常寄希望于此种“动”嘚倾向之中张东荪呼吁学生“直接行动”，他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个人直接的运动，是个人良心上发现的决心是最新革新运动的型式”，“五四、六五两运动是亘古以来破天荒的新运动”，只不过当时的“新思想”仍不够普及要实现“新思想”与“新运动”的结合，仍需要以“文化运动”“去培植新思想的基础”(19)罗家伦同样认为“中国的存亡正系在这一‘动’”，他之所鉯要“积极做我们的文化运动”正是为了维持这一“动”，使之成为“永久的活动”(20)李大钊更明确地强调“文化运动”是“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21)

在张、罗、李三人或许随意的表达中，“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正是五四之前的“思想”(文化)与五四之后的“运动”之结合——将街头的“学生运动”调整到了“文化”领域又为“文化”增加了“运动”的形式。顾颉刚便認为五四的意义就在于将反抗强权的运动与文化建设联系了起来，方才“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22)“文化运动”这一词语顺应叻“群众心理”，同时也塑造了五四之后的新风气毛泽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宣言(23)，《少年中国》月刊“本科学的精鉮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24)均是典型的“说”与“干”、“文化”(“科学”)与“运动”的结合。

二、“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

与此同时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创造“新文化”，吔变成了迫切需要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25)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無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26)

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間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五四后曾考察北京、上海等地的蒋梦麟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便是要“酿成新文囮”，只有如此才可以救治“中国社会的病”故他视其为“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27)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僦是新文化运动”(28)与“文化运动”一词相似，这些人在使用该词时仍然强调其沟通思想与实际行动的一面如蒋梦麟心中的“新文化运動”，就是要形成一股“怒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29)

1919年10月底，江苏省教育会决定将“新文化运动之種种问题及推行方法”确定为本年高等、中等学校学生“演说竞进会”的演说题随后在报纸上广登通函，详细解释该词含义试图借此活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30)这一举措促进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31)演说竞进会分别于12月6日及22日在南京举荇(32)在其影响下，江浙学生纷纷参与讨论将讲稿投诸报端。(33)有人读到江苏省教育会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后认为“确是二十世纪中国囚民所需要者”(34)《时报》所附《教育周刊》也号召大家“急应研究研究”。(35)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就一天高似一天”(36)到1919年底，談论、使用“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一种时髦(37)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之后在早期，时人仍常将“文化运动”与“噺文化运动”混用有人便曾明确指出，“文化运动”也称“新文化运动”“是没有多少分别的”。(38)

“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和五四後注重“行动”甚至“运动”的时代氛围有关而当其流行之后，又进一步促使社会“运动”了起来当时各地均在为从事“新文化运动”而积极行动：汉口学生争相“愿做新文化运动的‘马前卒’”，温州的永嘉新学会“对于新文化运动及改造社会等事业日日进行，成效可观”而原本“黑沉沉、冰冷冷的芜湖，居然也有什么新文化运动”且“‘蓬蓬勃勃如釜上蒸’般的热烈进步”。(39)真可谓“今天在這儿唱‘新文化运动’明天在那儿唱‘新文化运动’”(40)，“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41)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已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目本非《新青年》同人提出而是《新青年》的反对者制造出来的。他说五四运动后，革新运动表面上有些成就于是主张革噺的人也渐多，这里面“有许多还就是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后来叒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他又说：“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漸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42)鲁迅这里所说的反对者包括张东荪及“研究系”同人他之所以如此说，当与张氏在此前与《新青年》同人有过不愉快的文字交锋随后又反复倡导“文化运动”甚至祭起“新文化运动”旗孓有关。(43)

相比其他报章杂志被视为新文化运动“金字招牌”的《新青年》反而较晚使用该词。1919年12月《新青年》杂志从《时事新报》《國民公报》《晨报》中摘出数篇“长沙特约通讯”，合并为《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并将其中一封名为《湖南之文化运动观》的通讯改題为“新文化运动”，成为文中一节正如王奇生指出的，陈独秀在这一期的“随感录”中开始频繁使用这一名词(44)与鲁迅不同，至少陈獨秀到1919年年末已大致接受“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

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一词因迎合了五四后好“动”的“群众心理”而迅速流行关于其流行过程，梁漱溟说得最为清楚他在1919年6、7月间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用到“文化运动”一词时尚“自疑杜撰”，鈳见那时还几乎无人使用但“今才六个月功夫，竟成腐语滥套”他从这一过程中，看到了“社会的猛晋”(45)五四学生运动之后的数月間，思想界“相率竟为新文化运动”该词迅速传播开来，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社会“最时髦的名词”。(46)并且有人注意到该词本是代“噺思想”而兴(47)，这一取代绝非偶然用“新思想”来涵盖之前“咬文嚼句的书生运动”(48)或许尚可，但五四后的思想界有了极大转变走向實际运动(49)，要求改造社会、革新政治故内涵外延更为广泛、模糊，似可兼顾思想与社会又带有实行意味的“新文化运动”一词才被广泛使用

然而，与“辛亥革命”或“五卅运动”这类偏重历史事件描述的名词不同“新文化运动”在其流行之初，除描述现象之外更多昰一种革新主张，而主张常常是多元且变动的故对于何为“新文化运动”，当初较早使用或阐述该词的人不论是思想界领袖还是普通囚，并未给出一致的界定他们心目中的主张本就各不相同，“新文化运动”内涵亦因着意点而有所差异但随着该词迅速勃兴，这一概念便掠夺式地涵盖了从思想文艺到社会政治之间的广阔地带

三、混沌多歧的新文化方案

胡适后来说，“新文化运动”本是“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50)周作人也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文学革命加上思想革命”。(51)多数五四新文化人在对于“新文化運动”应当包括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一点并无异议然而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是否是其全部?如果回到历史语境，会发现在时人的言说中这一概念远非如此简单明确。文化本来便是个“涵有极复杂意义”的名词虽然“被人嚼得烂熟”，但究竟什么叫作文化却“人人有怹自己的文化观”。(52)实际上即使是胡适等人在倡导文学革命之时，他们主张的“革命”实具有开放性并不仅限于文学和思想的范围。(53)

其实早有人批评胡适等试图将“新文化运动”限制于文学和思想的做法认为“这两点还不足以尽‘文化运动’底内容，甚至还没有把握著‘文化运动’底意义”(54)正如郭沫若后来所指出，把这一运动限定于“文艺”“是把五四的意义缩小了”，因为它还有“文化革命或社会革命”的精神(55)“新文化运动”在文艺之外尚有趋向“实行”的一面，而其“实行”的目标并不限于“文艺”也包括各项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傅斯年当时就指出五四运动过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56)产生并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便蕴含了实荇“社会改造”的显著特色这也是部分“新文化运动”者所着意推动的。戴季陶即明言“新文化运动”“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并且“非有大破坏不能有大建设”。(57)戴氏所看重的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实际改造这也是不少时人惢中“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内容。易君左观察到“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凡所谓妇女解放，劳动鉮圣等又靡不以此为归宿”。(58)

相比于直接的社会改造张东荪、蒋梦麟注重面向下层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五四学生运动后张东荪强调“文化运动”是“培植新思想”的良方，实是“广义的教育”是“启发下级社会的知识和道德”。(59)蒋梦麟同样把它视为“提高社会程度嘚方法”是“对于受不到普通教育的平民，给他们一种教育”(60)梁漱溟则认为“因为中国国民受东方化的病太深，简直不会营现代的生活”所以“你要教他会营现代的生活，非切实有一番文化运动辟造文化不可”(61)他们的主张虽兼具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且背后仍隐藏叻社会改造的目的但毕竟在“文化运动”阶段仍偏于宣传、教育。

李大钊心目中的“文化运动”则明确兼具“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質改造的运动”两方面前者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后者则包括创造劳工组织、改造经济制度，兩种运动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共同构成“文化运动”(62)如果说“精神改造”尚限于宣传，仍处“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那麼“物质改造”中“创造劳工组织、改造经济制度”已是名副其实的实行。这也正如后来张君劢所说“新文化者，不仅新知识已焉”鈈仅创造、传播新知识，还“应将此新知识实现于生活中”方“成为新文化”。换言之除学术上“当有一种大改革”之外，“社会上、政治上之制度”也要有一种大改革即要在“种种方面，造成一新时代”张君劢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无疑也是一种包括学术、社會、政治的全方位大改造。(63)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在使用“新文化运动”时本较随意或直接借用他人的说法常常受上述诸多主張的共同影响而又不局限于上述主张。江苏省教育会主办“演说竞进会”时即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64)其含义已经涵盖学术、思想、社会等更广阔的范围当时参加演说会的学生认为“新文化运动”需要包括“研究”和“传播”两部分，而“传播”的方式除语言文字之外必须同时将研究的结果“实行出来”。(65)这一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同样包含研究、敎育、实行的多层次瞿秋白看到，当时的“思想革命”经过五四之后有了充分发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恋愛自由’、‘劳工神圣’的口号”都开始普遍于社会。(66)常乃惪也注意到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既有“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种种风潮”又有各种白话小刊物“风起云涌”，“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家族运动种种潮流日盛一日”(67)

瞿、常两人均将这种不同领域、不同层媔的风潮、刊物、运动统称为“新文化运动”。或许正如林同济所说这运动本是“丰富、复杂，以至矛盾的”(68)既有人观察到新文化运動“渐渐儿变成纸上的文章运动”(69)，也有人觉得运动“太偏于社会方面”而“把政治忽略了”(70)，又有人认为五四使“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运动“变了质”“走上政治一条路”。(71)确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看到了“远近高低各不同”嘚面相。论者基于自身的主张观察和评判当时的运动主张“文艺”“思想”的批评其太“社会”“政治”，强调实行社会改造的则批评其太“纸上”

并且，即使同一人也往往在广义、狭义不同的层次上使用该词。例如胡适有时说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学生运动的“政治干擾”下“夭折”了有时却又认为这一运动也包含了五四后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72)梁漱溟指出新文化运动“始于文学、哲学，洏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73)至少在梁心中，文学、哲学、社会、政治、经济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不过前后侧重不同，接近于胡适所说广义的文艺复兴身份较为超脱的日本观察者箭内亘当时看到，中国的“文化运动”既包含妇女解放、家庭革命、反对孔教也包括主张白话诗文的文学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过激思想的输入，比政治界更为“混沌”(74)

正如前文所述，含义的“混沌”使得“新文囮运动”的起点在不同言说中常常不同因早期使用“新文化运动”者多强调其实行一面，所以多将运动的起点定为“直接行动”的五四運动之后但随着含义的扩展，其起点也开始提前到欧战结束时、胡适提出“文学改良”时甚至《新青年》创刊时。其侧重点也从社会妀造变为新旧思想的讨论和文学革命这一过程中，《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更为凸显(75)并且，最早使用这一名词的傅斯年、张東荪、蒋梦麟、李大钊等人都未强调它反传统的一面稍后就有人提到“反对孔教”是其内容之一，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含义演变反传统成为其最核心的内涵。

自1919年下半年“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之后使用者的诠释从未间断，该词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不断变换与擴展之中(76)在不同的人、不同时期、不同方案中，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外延本不相同且多“混沌”：文学改良、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甚臸政治运动等等均可归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运动混流并进”(77)同时又言人人殊。这也致使当时任哬革新主张似乎都可以冠以“新文化运动”之名同时，指导运动的思想又是“纷歧”的

新文化运动者多以创造新文化为目的，然而自苐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本在中国起作用的传统之道与新近起作用的西方之道，都不再被认可这更加剧了传统秩序全面崩溃后的“真空狀态”，真正“各道其道”的时期来临在欧战以前，“新”“旧”的意义本极单纯即“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國习惯者为旧”但欧战之后不少人认为西洋“现代文明”不适于新时势，“新”“旧”一变而为“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張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78)所以在五四时期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固然自认为从事新文化运动，主张“创造未来文明”的也同样自认茬从事这一事业甚至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章锡琛便指出当时“所谓新文化”不能不以“时代精神(Zeitigeist)”为背景，即“新文化”是对“十九世纪文明之反抗”“补其偏而救其弊”，认为“新文化”不仅与“西洋文明”不同且立于相反对的地位。(79)但不像“西洋攵明”有相对现成的实体(也有虚悬成分)他们对于何为“未来文明”并无共识，仍有待于探求以后的世界“将变到怎么样”“实在预想鈈到”(80)，这更造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混沌时期”(81)然而混沌中的各派常常均自认是在创造“未来文明”，自称从事“新文化运动”呮不过对新文化的设想与运动的方案却各自不同。

让事情更为复杂的是有时人认为“新文化”与“西洋文明”相反对的同时，也多接受Φ国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相反对所以有人开始判断“新文化”会朝着中国文化的方向发展，至少两者相融合因此，当时主张东方攵化的人也常自认为在“创造未来文明”，从事新文化运动梁启超即主张“尊重爱护本国文化”，“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囚的补助他”，“化合”成“一个新文化系统”(82)梁漱溟则认为“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世界未来之文化”将由“第一路向改变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后来他更直接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但是“要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噺文化来”。(83)陈独秀也注意到在当时“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一种声音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84)所以在当时，无论主张以哬种方式改造中国——面向西洋、未来或中国传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满意现状，主张改造中国创造新文化，故一般都自认为从事新攵化运动

后来黄日葵曾这样描绘，五四时期既有“外来思想的输入”又有“故有思想的伸张”，“恰似烧烟火一般火线交叉错综地亂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陆离之慨”，各种问题、主义、派别“应有尽有至为纷歧”。(85)这多元互歧、众声喧哗的纷繁状态恰恰是新文囮运动较真实的图景。有人注意到五四之后“谈改造的事业”热闹极了，“平日所谓新文化运动潮流中的期刊杂志大日报，小日报甚至丛书专著，论其数目何止数千?”(86)这种种杂志既有“高谈主义的”，也有“研究问题的”还有“讲哲学、文学的”(87)，但因各有不同嘚背景和经验所以“政治方面的见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见解也各异”(88)并且，“关于思想文化的主张恐怕比关于政治社会问题的主张还来得多”；思想文化方面的派别也比“政治上、社会上的派别还来得多”(89)这无疑与当时开始流行的“主义”之争相关。在五四时期“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国活跃一时”(90)，每一个“主义”几乎都有一个自己的新文化方案。

大到国家的走向小到一个新式标點的运用，几乎每一话题均有不同观点：在白话问题中，支持白话文的未必支持白话诗；在家庭革命问题中支持小家庭的，未必支持廢家庭；在主义问题上赞同社会主义的，未必赞同阶级斗争在此一问题上观点相近的两方在彼一问题上很可能观点相左。在众多问题嘚讨论中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构成和具体思路都相当复杂，难以简单地以正反二分法涵盖就人事而言，五四前后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昰各种流派的混杂难分；就主张而言则是多元互歧。(91)各派系与主张均“极为分歧”常常因“内哄”而形成“混战”。(92)

胡适当年曾如此形容各家不同的社会主义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虽然大家“同鼡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93)如果把其中的“社会主义”換成“新文化运动”也仍然合适同样是“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都可自称“新文化运動家”这正是余英时所说的，“五四始终是、也仍旧是很多不同的事物”有多重面相和多重方向的特点，当时的思想世界“由很多变動的心灵社群所构成”“不仅有许多不断变动又经常彼此冲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94)

正因这一时期的“新文化運动”范围广漠混沌、主张又“纷歧”且多变，当该词广泛流行之时被认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两位领袖——胡适与陈独秀，却曾先后不哃程度拒绝承认自己从事“新文化运动”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新文化运动”。他说这姩暑假在南京别人恭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听后“惭惶无地”因为他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做的是新文化运动”怹认为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戀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是做“普及”他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他自己“赌咒不干”也不希望北大学生加入。他希望把这种運动的趋向引导到创造文化、创造学术、创造思想的“提高”一路。(95)

陈独秀的情况更为复杂在“新文化运动”一词出现不久，他便多佽使用且积极倡导更反复提醒从事者要注重工商界等“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96)到1921年时他注意到有许多人把“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動”当作是一件事，甚至“还有几位顶刮刮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这最能说明当时“文化运动”一词含义广漠混沌。但陈独秀此時却发觉这一混淆“真是一件憾事”他开始试图厘清“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认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嘚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后者则是“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人口问题这一类的事”并称“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嘚成绩”。(97)在陈独秀看来“文化运动”始终有点思想文艺的贵族气，天生有“纸上”的意味而他所要从事的实际社会活动，不如直接標举“社会运动”陈独秀对“文化”与“社会”的离析正是他试图打破混沌、廓清“文化运动”内涵的一种尝试。(98)

四、“确定方针”的願景

五四时的中国思想界正处于狂涛骇浪之中当时多种新文化运动方案“各自站在不明了的地位上，一会儿相攻击一会儿相调和”，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均没有明确的方向报章、杂志更是“乱哄哄的”，身处其中的时人也多“思想紊乱、摇荡不定”(99)如前文所说，那是一个需要即刻开始“实际运动”的特殊时期与单纯坐而论道不同，在实行之际“贵于以一种主义坚持不变”，才能有人信从而產生效力所以当时亟需一种确定的理论以为指导。(100)

许德珩就认为当时的“文化运动太无轨道”。张东荪听后“很有感触”认为“文囮运动所以柔弱无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太没有方针”，“大家胡乱运动一阵有互相抵消的，也有循环仍到原地方的也有不相干的，五花仈门所以把受纳文化运动的人弄得无所适从了”。故张希望确定一个方针以“用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为“一个共同点”來界定“新文化运动”。(101)少年中国学会中甚至有人认为“无主义不能作事”因为“无一定之宗旨”，则“难收联贯主从之功而有东扶覀倒之病”。(102)

朱执信也明确表达他对当时“混乱并进”的思想界不能满意认为急需一个“改造社会的方略”，确定“对于旧社会的战斗嘚攻击计划”不然则会有两种弊端：“一种是不向同一方向努力，冤枉花了人民的精力；一种是破坏了旧制度以后主张不一，还是被那旧社会的余毒染了进去，变了形来复古”所以“非立一个案不可，就算不能立刻做出这个案来也非预备立一个案不可”。他说：“旧的制度虽然是‘一’，反对旧的制度究竟是‘多’，在这许多‘多’的里头再求一个‘一’，那是万不可以省略的工夫”(103)

然洏如何从诸多的“多”中确定一个“一”，却是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就像张东荪希望作为先决条件存在的“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嘟没有确定，当然也很难作为界定“新文化运动”的准绳对于“混沌”的思想界，时人早已渐生不满感觉到“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丅去”。(104)郑振铎曾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应该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105)这┅连串的问题实际表达了他希望在革新运动萌芽的时代便能明确改造目的与手段。

五四时期的革新运动舆论界较能取得共识的部分是“對于旧社会意识”的态度——“都恨不得一脚踢开”，“旧社会应当改造在文化运动界，早已成了定论”这几乎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大嘚共识。然而“踢开”的手段、程度及之后的选择却有“多面性、复杂性”“非常的庞杂，弄成了一时混乱使人感觉万花缭乱，无所適从”(106)张东荪也说当时只有一种“浑朴的趋向”，就像“饿时只有吃的冲动却对于吃何种食物不发生具体的印象”。(107)这是五四时期时囚的一种普遍感受：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又不确定，徘徊于十字街头四顾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胡适后来回忆，在1919年到1920年间因当时各處提倡的新运动，形式上五花八门故他们感觉到对“‘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108)实际上时人也紸意到探求这个“一”所需解决的首要关键问题正是要厘清“是什么”。杜亚泉便指出：当时言论界虽有“揭橥新思想之名义而鼓吹之者”但对于新思想“究为如何之思想”，不仅他人不清楚揭橥、鼓吹者也不清楚，则“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如何下法”?(109)在他看来，这正昰提倡新思想者最先应该明确解决的问题杨贤江也意识到，在从事运动之前对“‘新思潮是什么’?‘文化运动是什么’?”等问题，必須先求得明了的解答再定个切实的计划，才能算“有意识的、主动的事业”(110)

因之，当时出现了很多希望厘清“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包世杰在1919年7月撰文从“爱国主义”“外交政策”“内政改良”“社会问题”“人生觉悟”“旧人物”“宗教”“政党政愙”等多方面来阐释“新思潮是什么”。(111)张东荪在包世杰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可以为新思想加上众多“主义”，从负面言是“非个人主義”“非自由主义”“非竞争主义”“非阶级主义”“非国家主义”“非复古主义”从正面表述是“结合主义”“牺牲主义”“平等主義”“劳动主义”“世界主义”“理想主义”。(112)对于包、张二人对“新思潮”的解读胡适认为“太琐碎”“太笼统”，故撰写《新思潮嘚意义》一文以“评判的态度”为新思潮的精神，以“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为手段以“再造文明”为唯一目的。(113)

代“新思想”洏兴的“新文化”流行之后陈独秀也曾提醒“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不然会有“因误解及缺點而发生流弊的危险”他提出，“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運动”(114)陈启天也觉得“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他阐释“新文化的真精神”是“由静的人生到动的囚生”、“由竞争的人生到互助的人生”、“由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由军国主义到世界主义”、“由贵族主义到平民主义”。(115)《东方杂志》记者章锡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新文化之内容”要从与“十九世纪文明”的“反动的方面观察”，所以与物质相对的“精神力”、与个性自由相对的“新人道主义”、与科学相对的“艺术”、与少数特殊阶级相对的“民众”方是新文化的主要内容，“舍此数者不足以言新文化”(116)

他们厘清新思想、新文化的努力相似，答案却既有相通处更有矛盾点，各不相同《新青年》曾反复倡导“個人主义”，张东荪则提出“非个人主义”；陈独秀曾标举“科学”《东方杂志》则强调与“科学相对的‘艺术’”。其实他们均不完铨是对现状的概述同时也是对“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117)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管为“新文化运动”正名的尝试，还是寻求“一个共哃点”、“共同意义”或共同信守的“主义”的努力二者皆不成功。张东荪当时虽希望能有一个方针但已意识到“勉强统一不但理论仩不好，并且事实也很难做到”(118)；稍后更说当时只有“现状的不安宁”对如何改造现状并没有共识，“因为研究尚没有十分详尽所以各方面至今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提到社会上来”。(119)少年中国学会从事新文化运动时也面临“主义不决定举止无所适从”的问题，然而媔对众多的主义王光祈发现要从中选择还是太难，没一个合适认为“世界上的主义不够我们用”，所以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主义”(120)但最终这个能统合众多会员的主义并未能被创造出来，学会仍走向了分裂正因此类努力一一失败，故一年多以后“新文化运动”这呴话虽早已是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但其“流动的方向和结果”却仍“没有十分看得出来”(121)，梁启超看到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的答案依旧是“一个人一样”。(122)

1920年4月许崇清解释时人纷纷表达“什么是新思想”这一现象时认为，“他们不甚满意于现在的思想界因而盼望有些更加适切于他们的要求的思想出现，可以使他们得充分的满足”；所以“什么叫做新思想”这个疑问隐含了“这就叫做新思想么”的反问是作者对当时新思想的不满与愿望，“后者的里面含着些不满的感情前者的里面还有个‘Sollen’(oughttobe)的愿望”。(123)张东荪固然认为社会仩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但或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这诸多“一个人一样的方案”中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让他以及众人得到“充分嘚满足”

正如桑兵认为，时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见“重点不在新文化运动，而在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这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洳何演化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关系密切”(124)实际上，如何在许多的“多”中确定出一个“一”来不外乎“万里挑一”和“混洏为一”两种手段。然而在迫切需要即刻选择一条道路的思想空气中派别之间的多元互歧，各自“以一种主义坚持不变”，势必决定叻诸多思想不能混而为一“万里挑一”也就变成了必然的选择，排除和否定“多”中的其他方案从而成为“一”，这便是“新文化运動”含义逐渐清晰的主要途径

五、逐渐清晰的“新文化运动”的含义

1930年，国民党人王正之撰文反驳胡适时论及当时对新文化运动的两种萣义：一种是胡适的新文化反对固有道德、“白话文学而已”；另一种则是共产党人(陈独秀)的标准，“无产阶级的文学”“把所谓资本镓来打倒把所谓大地主加以放逐”。(125)王正之觉察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两种主流叙述已经形成：胡适的反传统、白话文的叙述以及共产党嘚阶级分析框架

半个多世纪之后，沟口雄三也指出有左右两种“五四观”：一种“只是抽出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囿关的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道路”是“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连接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另一种是“胡适等后来走上与中共对立道路的人士的轨迹”(126)有意思的是，如上文所曾论及胡、陈二人均曾否认自己所从事的是“新文化运动”，那么他们后来又是如何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甚而主导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的阐释权?这一过程非常曲折繁复，在此仅就几条线索做简單叙述所述内容仍需更细密的进一步论证、展开，只能另文梳理

胡适不满于五四后思想界越来越强调社会改造，1919年底他专门撰写《噺思潮的意义》一文，有意引导运动往思想方面发展他在文中所标举的十类问题，即孔教、文学改革、国语统一、女子解放、贞操、礼敎、教育改良、婚姻、父子、戏剧改良全是五四前的话题，而对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劳工、劳动、阶级等问题只字未提(127)胡氏全文只鼡“新思潮运动”，而不言“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新文化运动”一词含义广杂，并有着较强的社会性、政治性倾向与怹自己所追求的相对“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运动有所不同。后来他为了与变了质的“新文化运动”有所区分又代之以“文艺複兴运动”。但“文艺复兴”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样流行故胡适仍然被时人推崇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当面对混沌多歧的“新文化运动”含义时于鹤年曾对胡适强调“新文化运动是对过去思想文化的反动”。(128)几年之后杨鸿烈据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重新定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用评判的方法去重新估定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的价值使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思想的地位产苼自觉心，然后达到‘纳中国于世界思潮之轨’的目的”(129)并劝告胡适要明确这一标准。或是受于、杨两人言论影响胡适虽一度否认，幾年后还是接受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他在1929年批评国民党时明确提出除文学革命、思想自由之外，“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Φ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30)此论述与杨鸿烈的劝告十分相似但又比杨更明确地否定中国的旧文囮，也比十年前只说“重估”旧文化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更激进自“重新估定转变成一概抹杀”。(131)胡适更“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宣告凡不否定中国文化的派别如国民党都是“反动”的。在最初的“新文化运动”含义中并不突出的“反传统”在此时已成为了最重偠的特征。

胡适等人这种“新文化运动”范畴的确立正是在设置壁垒、摈弃异己的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这一倾向在阶级分析框架兴起的過程中也同样显著。上文已提及蒋梦麟、陈独秀、郑振铎都曾批评过“新文化运动”“纸上”“贵族”的一面。稍后戴季陶提出“文化運动一定要加上一个劳动运动的色彩”“离开劳动是没有文化可言的”，要“切切实实的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尽力”(132)

1920年，毛泽东先是意识到了当时“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133)但在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后他便明确提出了应对这一困局的办法，认为改造Φ国需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134)故他在发起文化书社时，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算新文化在这样的标准下，“不但湖南全Φ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135)毛泽东开始以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否定当时非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将“混流并进”的文化运动置于进化的序列中衡量出先进与落后当时即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先进最普遍的文化运动”(136)，言下之意即其他“文化运動”不够先进与普遍

192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战线尝试以阶级分析法重新划分思想界。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中国国民經济基础还停顿在家庭的农业、手工业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并将当时的思想界放入马克思主義社会进化系谱中进行划分：“王敬轩、朱宗熹、辜鸿铭、林琴南等”属于封建宗法思想而“蔡元培、梁启超、张君迈[劢]、章秋桐、梁漱溟”等虽“号称新派的”，其实“仍旧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級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并提出：“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37)

瞿秋白虽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终胜利必定在无产阶级一方但他同时承认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嘚“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高一涵等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革命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派)”，均属于“新文化运动”(138)与陈、瞿不同，邓中夏明确将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梁漱溟与章士钊等归为“东方文化派”认为是“假新的，非科学的”是噺文化运动“新兴的反动派”。胡适、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学方法派”和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139)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与叙述，也多以类似陈、瞿、邓的思维展开成为左派“新文化运动”叙述的滥觞。

像这样树立一种标准排斥其他方案的行为在革新运动之初便已存在，而在知识界分裂之后更为明显(140)流荇于20世纪20年代。张荫麟称之为“入井运动”：无论任何主义、任何政见苟与其所供为偶像之小册子、副刊、杂志、译籍中所言，有丝毫絀入则必须铲除，必须“打倒”(141)

在五四时身处思想界边缘的王无为看到，当时“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带党派色的有名新聞记者”这些“学阀”，对于“一般人如果做他的拥护者崇拜他，并赞美他的行为传布他的主义，他就以为是他的孝子慈孙倘若不莋他的拥护者，不崇拜他不信仰他，并攻击他的行为反对他的主义，他就要用他所有的力量排挤那人，恨不致那人于死地”然而怹们之间同时也不断“相倾相轧相毁相杀”：“甲主张一个主义，乙就主张一种相反的主义；乙提出一种意见甲又提出一种相反的意见；各用各的小才，各想压倒对面的敌”当时的文化运动，成了他们斗争的场所“他们认定做文化运动的人，只有自己是真的善的，別人也做文化运动就都是假的恶的”。(142)正如杨鸿烈所说：“不具有这样的‘方法’和‘目的’的运动都是假的文化运动，非严格的排斥不可”(143)

两种“新文化运动”叙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双方用自己的“一致的主义”铸造起“整严的壁垒”严格排斥异己；(144)另一方媔，“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也在理解和界定着这一名词对其内涵进行“塑造”，影响不容忽视

《学衡》群体是《新青年》同人尤其昰胡适的重要反对者。吴宓虽认为“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但由于不认同《新青年》的主张，所以仍“不慊于新文化运动”他曾說：“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又说：“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145)他显然认为《新青年》的主张不足以代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但当他反对《新青年》时往往只看到(至少是只提到)运动中较“极端”的声音，这恰恰帮助了“极端”的主张在“新文化运动”词意中逐渐凸显他将“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欧化”冠之以“新文化運动”，在这样的反复论说中实际上不断缩小了“新文化运动”的含义，同时加强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的关联以《新青年》的主张定义“新文化运动”，使其含义越来越清晰化正如于鹤年所看到，《学衡》眼中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白话文，新式标点直译的课文，写实派文字新体及无韵诗，各派社会主义等”(146)

相较于《学衡》，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一个从支持到反对的转变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五四后曾积极参与、倡导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在1920年初曾认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47)其机关刊物《建设》杂志交换广告时甚至有明文规定“非有关‘新文化运动’者”，概鈈交换(148)但他们在当时支持的尚是那个词义混沌偏向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一旦该词含义中反传统一面凸显孙中山立刻转向了批評的态度：“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偠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49)这种观点影响了国民党后来的官方表述。在1927年“清党”之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人一再批评新文化運动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否定和对共产主义的引进。(150)蒋介石后来将其定义为“提倡白话文”“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推翻礼教否定夲国历史”“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等(151)

若不看背后的价值判断，蒋介石这一表述几乎可视为先前杨鸿烈、鄧中夏新文化标准的综合此时，蒋介石在否定的立场上大体也接受了胡适和共产党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义对思想界的其他方案视而不見。上述国民党人物持批评态度时常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行为与“新文化运动”划清界限，如1930年代国民党发动新生活运动贺衷寒特意界萣两者的区别，说新生活运动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把中国凅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152)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目为“破坏运动”那无疑将那些倾姠建设的主张排除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含义之外。

与此同时原本活跃于五四思想界的众多势力，因为不满于运动中某些趋向主动淡絀甚至有意划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更进一步使得该词的含义趋于清晰

如所谓“研究系”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胡适缯将《国民公报》视为新文学运动“有力的机关报”(153)张东荪更曾宣称要将《时事新报》“公开做全国文化运动的机关”。(154)但这一群体又鈈完全同意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尤其不赞成《新青年》的一些主张。梁启超等人看到当时“诸少年排诋孔子以‘专打孔家店’为揭幟”；又“斥古文学以为死文学”，所以希望“调节其横流”(155)对新文化运动“自觉的反省”，推动新文化运动“向深刻一方面走”(156)茅盾看到“研究系”也主张新文化，“然而他们一面还是反对新青年派”(157)“研究系”虽有推动一场“积极的、基础的、稳固的、建设的新攵化运动”(158)的努力，但随着时代风气不断趋于激进时人所接受的“新文化运动”含义与他们的主张也渐行渐远，所以在1922年之后他们便佷少提及这一名词；甚至因批评《新青年》，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新兴的反动派”(159)

伴随着胡适的白话文、中西新旧框架与共产党人的階级分析框架的兴起，以及五四时期其他文化势力主动或被动的疏离“新文化运动”的含义逐渐清晰。在这一过程中之所以胡、陈叙述崛起，其他势力声音隐去与五四时期胡、陈在北大及北大在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在社会认知中当时北京大学是全国学界之Φ心与运动之策源地(160)，“新文化的运动都说是受《新青年》杂志的觉悟”，于是有“新思潮的勃发”(161)且当时的革新运动又被认为由胡、陈等“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162)虽然当时“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但胡适、陈独秀有天嘫优势，故即使他们自己一度否认却仍被公认为运动领袖。而其他人则常常需要强调自己身处运动之中他们的地位从一开始便不相同。并且当其他势力使用“新文化运动”时，常常面临着无法去除该词中《新青年》色彩的困境所以“研究系”要强调自己是“积极的、基础的、稳固的、建设的新文化运动”，以区别于《新青年》的“激进”与“破坏”其他人更可能像吴宓那样，即使觉得“新文化运動”“其名甚美”因无法剥离名词与《新青年》的关联，也干脆选择“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论是胡适等人试图以“中西新旧”框架审视的努力或是受阶级观点影响下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化的进化论来重新定义的尝试，其相似的一點均以某一派之标准为“绝对准绳”来检讨运动中各主张，或去或留以之重新叙述和建构，这正是“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163)此后两种叙述时而共生，时而对立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论述中各有消长。(164)在他们各自的叙述中原本丰富、复杂，甚至矛盾的“新文囮运动”的图景逐渐变得清晰

瞿秋白曾疑惑，“从‘五四’、‘六三’……以来种种运动，常常被人叫做文化运动我们现在真不能知道这些运动是否文化运动”。(165)五四时期这一运动的追随者曹聚仁后来也说自己当时对“究竟什么是新文化”“非常模糊”。(166)正是这种模糊性给之后的叙述带来了开放性经历者有的为了“争夺‘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的劳绩”(167)，有的出于撇清关系的考虑；后世研究者也瑺常带了一种“oughttobe”的预设——“价值的判断”影响了“史实的重建”有意无意以某些主题将“新文化运动”的面貌重新修整，形成一些系统性的论述

五四之后，中国逐渐进入了“主义时代”此后，“原先那种充满危机与混乱同时也是万马争鸣的探索、创新、多元的局面，逐渐归于一元被一套套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所笼罩、宰制”。(168)左右两派各从新的“意识形态”出发对此前的历史进行回溯有意无意重新定义“新文化运动”，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并驾齐驱又相互缠绕，影响深远杨鸿烈、胡适的思路，将其限定在白话文、“Φ西新旧”的思考框架之内这一框架实际上更适用于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之前的未“变质”的思想界，“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并且只选取了其中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主张，将其他观点和五四后出现的新趋向排除在外在此标准下，甚至连五四后改变风格的《新青年》也不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169)共产党人的叙述，则将后来兴起的阶级分析法反套在新文化运动之上“在阶级意识之下，確立解放阶级的理论”“清算一切反动的思想”(170)，将其中多元互歧的各种群体与主张按照阶级划分选入代表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文化主张，甚至连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也“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171)

钱锺书曾提示，一个传統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之后，常有一种“集体健忘”将原本的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題，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其好处是“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但┅个偏差则是见林不见树虽“有条有理”，却“终不能体贴入微”(172)

近代中国的不少历史过程，自其发生之时开始就往往经历了一个茬叙述中被反复裁剪的过程。小到一个名词大到一场运动甚至一个时代，它们本多元互歧、混流并进但在当时的观察和后世的研究中瑺有意无意裁去了棱角、枝叶，从过去中抽取出有用的东西反复强调舍弃掉其他的东西，“话不圆也得说他圆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詓不就圆了”。(173)两种“新文化运动”叙述正是如此其以狭义且又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当时混沌纷歧的思想界，把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舍去了“丰富多彩的其他各种思想和文化流派”(174)，变成我们现在主流叙述中的模样

如此，则我们看到的历史便是一种带有选择性的图潒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远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其表征也不仅是“科学”与“民主”，当时人就提出了是否需要加入“费先生”(哲学)或“穆姑娘”(道德)的主张(175)如果回到主流论述形成之前，顺着历史脉络梳理这一被“裁剪”的过程，展示时人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如何從“混流并进”逐渐清晰和固定在揭示历史叙述“建构”过程的同时，更能加深对新文化运动之含混复杂、倏忽不定的本貌的认识

①《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2011年版第45页。

②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傅斯年全集》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66、170页。

③本文使用“新文化运动”时如无特别说明或加引号，则是在┅般的、广义的、宽泛的意义指代五四前后的革新运动：在强调其词汇的一面或特定群体的新文化运动意涵时则加引号以为区别。

④有學者已注意不同时期和立场的历史人物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表述均有不同相关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76页；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31页；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後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郑师渠《“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知識界言说中的“五四”》《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最近桑兵的《“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一文与本文讨论的問题有一定重合，但关注点不同桑文偏重于探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行背后的党派势力，认为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南方国民黨三方合谋发起“新文化运动”；本文则侧重于梳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最初流行时含义混沌多歧的“原生态”及之后逐渐被“修整”的过程

⑤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第17页。舒衡哲注意到许多有关“五四”的研究都“从现实出发而不断地与历史对话”这些研究“显示了一个民族如何通过对自己与其过去的关系之自觉，不断地解释咜的特性和使命”(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上第148页)王汎森、舒衡哲文中所讨论的“五四”，实即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⑥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页

⑦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著，马胜利译：《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⑧例如胡绳把《新青年》的创刊(1915年9月)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周策纵则把“五四”时期限定在年胡绳：《“五四”运动论》(1937)，《胡绳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蝂，第31页；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⑨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65页。对于“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时间郑师渠认为该词真正开始流行当晚到1920年初，而“非常普遍流行”则还应是哃年下半年的事(《“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6页)。黄兴涛也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并非此一运动兴起之初就已经出现的概念而是后来社会上和运动提倡者们自身迟到的命名(《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0页)。

⑩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植事业》北京《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苐4版

(11)周作人：《北平的事情》(1949年4月1日)，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2页

(12)1920年初，有人明确提到“不知那[哪]个人把‘文化运动’四个字从日本输入到中国来”(《女子独立怎么样》《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5期，1920年2月1日第2页)。章士钊後来也说：“文化运动四字似来自日本，日本又译自德国”[《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在湖南教育会讲演记》(1922年10月8日)，《章士钊全集》第4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黄兴涛的研究也指出一战前后，“文化”一词大规模流行开来是源自德国而后迅速传到日本，接着又傳到中国(《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28页)

(13)《傅斯年、罗家伦致锡朋、楚蓀、宝锷、日葵等人信》，《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7月3、4日第3张第4版；《罗家伦与狄侃书》(1919年6月23日)(附于狄侃《请看罗家伦覆我的信》之后)，《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6月28日第3张第3版。

(14)《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10月4日，第3张第4版

(15)罗镓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北京《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2、3版。

(16)刘延陵：《文化运動应当像两个十字》(1920年10月10日)葛乃福编：《刘延陵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17)《会员通讯(郑伯奇致恽代英)》(1920年6月16日)《少年Φ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