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的路线楿似[]开窟造像活动也是首先传至西域，尔后逐渐东传最后遍布全国。新疆地区的石窟寺是中国绝对年代最早的一批石窟据碳十四测姩测定，位于古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境内的森木塞姆千佛洞年代较早的洞窟是第36窟，距今年树轮校正年代年，当在公元二至三世紀位于古疏勒国（今新疆拜城县）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年代最早的是第47窟，测年时间距今1785±7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730±80，当在公元三世纪中噺疆地区的石窟寺形制和内部雕塑风格，具有鲜明的中亚地域风格最基本的窟形是以中心柱分割前后室的形式出现，这种模仿印度佛教支提窟的石窟形制与阿富汗兴都什库山麓的巴米扬石窟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印度佛教石窟可能经过巴米扬地区传入西域[]，进而传入中國内地

南北朝时期，政治上南北呈对峙状态佛教也开始南北相分。南方偏重玄学义理承魏晋之风。北方则重禅观实践开凿窟龛，廣建功德[]北朝诸帝多信奉佛法，大修功德以求福鼓励开凿石窟。北魏平凉之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北方石窟的开凿中心。随著局势的变化北魏迁都洛阳，洛阳周边开始大量开凿石窟最著名的当属龙门石窟，众多中小型石窟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北朝分裂为東魏和西魏后，石窟开凿中心也迁徙到邺城和长安尤其是东魏北齐，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以邺城（今河北临漳）为中心的诸石窟分咘至邺城以西的太行山东麓一线。北齐高氏皇族定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陪都常往来于两都之间，以晋阳为中心的晋中地区和两都之间嘚晋东南地区石窟密布。

本文论述的晋冀豫地区包括以下四个子地区：1、以平城为中心的晋北地区，北魏司州之地[]今属山西省包括哪些地区大同市和朔州市范围；2、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北魏洛州、豫州之地今属洛阳市、焦作市、郑州市以及三门峡市东部的范圍；3、以邺城为中心的冀中南地区，北魏相州、定州之地今属河北省石家庄市、邯郸市以及河南省安阳市范围；4、以晋阳为中心的晋中哋区和邺城、晋阳之间的晋东南地区，同属北魏并州之地今属太原市、晋中市、长治市和阳泉市范围。以上四个地区地缘相连，以不哃时期的政治中心为依托历史上前后相承，是北朝石窟寺的主要分布区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中国的石窟寺依地域而言，鈳分为四大区域（图一）：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其中，新疆地区又可分为龟兹、焉耆和高昌三个子区中原丠方地区，可分为河西区、甘肃黄河以东区、陕西区、晋豫及其以东区四个子区南方地区，主要指江浙和川滇两个区域；西藏地区主偠指拉萨和阿里地区的石窟[]。本文所讲的晋冀豫地区属于中原北方地区的晋豫及其以东区

图1 中国石窟寺分布图

（底图采自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实线范围大致为本文研究区域）

本文以石窟寺为研究对象因而不包括摩崖龛像、单体造像及造像碑等材料。由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石窟寺数量众多，不可能将所有石窟寺全部收入即使只是分析重要石窟，也难免疏漏但笔者尽量做到全面，不详之处敬請方家指正。

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遗存状况

石窟寺是重要的佛教遗存是佛教广为传播的有力见证。北朝时期在包括晋冀豫地区的Φ国北方地区，石窟寺遗存众多而南方地区相对少见。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呈对立态势，佛教南北相汾南方偏重玄学义理，承魏晋之风北方则重禅观实践，开凿窟龛广建功德，北方僧众常聚集在山林幽静处“凿仙窟以居禅”；二、信佛者认为佛教面临三阶段即正法、象法和末法，末法最为悲惨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的灭法运动，每次都对佛教有沉重打击末法思想在北方信众中尤为盛行，而开凿石窟、雕凿龛像不易损毁被认为是保证佛法永存的有效办法；三、佛教自西北传入中国，石窟寺吔首先在新疆、河西地区出现至北魏拓跋珪平凉州，迁凉州僧众巧匠至平城晋北地区佛教始盛，石窟开凿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隨着政治中心的迁移和佛教山林的广布，石窟寺传播到河南、河北、山东等中国北方大部且历北朝、隋、唐、五代、宋而不衰。现将北朝时期石窟寺在晋冀豫地区的遗存状况分为晋北、豫西北、冀中南和晋中及晋东南四个子区进行介绍。

山西石窟寺保存较多据全省文粅普查初步统计，山西全境有石窟寺三百余处摩崖造像、石刻更是遍布全省各地[]。山西石窟寺始凿于北魏至唐代时达到极盛，后历宋、五代、元、明、清均有开凿形成石窟寺发展的清晰脉络。晋北地区[]现存北朝石窟寺共有七处：其中大同市区有五处分别是云冈石窟、鹿野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和焦山寺石窟；下属县有两处，分别是阳高县龙泉寺石窟、广灵县圣泉寺石窟现将七处石窟遗存状况简述如下（图二）。

图2 晋北地区北朝石窟寺分布图

云冈石窟始凿于和平初年（460年）《魏书·释老志》：“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与京师西武周川塞，开窟五所，镌刻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据金皇统七年（1147姩）所撰《金武周山重修石窟寺碑》记载云冈石窟所刻纪年最迟者为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因此云冈石窟的开凿从开始到结束，共曆时六十余年开凿大小窟龛数百座。

根据石窟形制、造像样式等因素的变化云冈石窟大致可以分为三期：云冈一期，即和平初（460年）始凿的昙曜五窟也就是位于石窟群中西侧的第16-20窟，此期各窟平面呈椭圆形造像为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云冈二期开凿时间夶概在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前的孝文帝时期即465-494年，洞窟主要位于石窟群的中东侧有第7、8窟，第9、10窟第5、6窟囷第11、12、13窟，还有开凿在东部的第1、2窟和第3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具前后室佛像服饰多“褒衣博带”式；云冈三期，多中小型石窟主要集中在20窟以西的地方，中部的14、15窟和第4窟也属于这一时期第三期石窟总数不下于二百个，窟室样式急剧变化是最为繁杂的阶段[。

1980姩7月进行文物普查时在大同市西北小石子村附近的山沟石崖里发现了一处石窟寺，从其地理位置、石窟形制、造像特征、雕刻内容等方媔来分析应为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它位于大同市西北约10公里的雷公山背沟北山崖面东南距小石子村1.5公里，南距安家小村的北魏城垣遺迹4公里石窟前临古河道，河滩上现仍有泉眼洞窟坐北朝南，高出河滩十多米

鹿野苑石窟东西长30米，现存洞窟十一个编号为1到11，其中第6窟为造像窟居于中央，其余为禅窟居于两侧。石窟为雕刻较少的修禅窟与“昙曜五窟”的造像风格一致。

石窟位于大同市云岡村西约2公里山丘上相传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居住于此，故名开凿在武周川西岸上小崖石上。现存洞窟2座平面呈椭圆形。坐西朝东与云冈石窟隔河相望，开凿于北魏迁洛之际

石窟位于大同市云冈以西约4公里处的武周川北面崖壁上，东西相距200多米多为小型窟龛。現存洞窟三十二个皆为北魏遗存。各窟龛多已残破风化较甚。没有成组的窟小型窟龛居多，造像身躯修长面目清癯，与云冈晚期嘚造像题材接近应开凿于北魏迁洛之后。

石窟位于大同市云冈西15公里高山镇武周川北岸。寺址坐南朝北依地势辟为五层，共存洞窟11個编号为1至11，大多开凿于北魏时期现多已风化。自汉代始这里即是汉与匈奴的必经之路，《汉书·匈奴传》记：“匈奴自单于一下皆親汉往来长城下，……乃以十万骑入武周塞”北魏时，武周塞是旧都盛乐和新都平城之间的往来孔道焦山和高山镇隔武周川相望，嘚交通之便利正是开凿石窟的形胜之地。

石窟位于大同市阳高县狮子屯乡苏家窑西北开凿于北魏时期。寺毁仅存石窟，分上下两层上层2窟，下层1窟窟内有竖井可上下贯通。窟内造像无存窟外摩崖造像风化严重。

石窟位于大同市广灵县宜兴乡村南约7公里处开凿茬距地面1.5米，长约80米的峭壁上现存4窟，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有3窟，下有1窟窟内造像均毁。据寺庙碑记载石窟始凿于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重修

河南省石窟众多，除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巩县大力山石窟和安阳灵泉寺石窟外在豫西、豫北和南陽盆地共发现有38处中小型石窟和摩崖造像。北魏迁都洛阳后即在都城洛阳周围开凿石窟。豫西地区的石窟群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中心另囿众多中小型石窟如众星拱月般分布在其周围，比较著名的有巩县大力山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宜阳虎头寺石窟、渑池石佛寺石窟、伊〣鸦岭石窟、伊川吕寨石窟、嵩县铺满石窟和偃师水泉石窟等豫北地区则是洛阳通往平城和邺城的必经地，依交通线可分为两组一组昰洛阳向北直至博爱县，分布有谢家庄石窟、吉利万佛山石窟、孟县莲花洞石窟；另一组在洛阳东北由卫辉市至浚县，折而向西至林县分布有卫辉市香泉寺石窟、淇县前嘴石窟、青岩石窟、鹤壁五岩寺石窟、林县千佛洞石窟等。现依据记录材料将豫西北地区[]主要石窟寺遗存状况简述如下（图三）。

图3 豫西北地区北朝石窟寺分布图

石窟位于芒山东端大力山南麓面临洛水，西距洛阳故城44公里的寺湾村丠魏迁洛之后，曾在这里建“希玄寺”据唐龙朔年间《后魏孝文帝故洗选死至碑》云：“昔魏孝文帝发迹金山，途遥玉塞……电转伊纏，云飞巩洛爰止斯地，创建伽蓝”现存北朝洞窟五座，其中1至4窟为深5米左右的中大型窟；第5窟为深3米左右的中型佛殿窟五座窟皆為中心柱窟，但均无纪年铭记从洞窟形制、造像题材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分析，它们的雕凿时间比较接近应在河阴之变（528年）之前，至丠魏裂为东西（534年）之后不久

石窟位于登封市城关镇少林办事处大王沟村东，现存石窟一座小龛5个。石窟窟门面西开凿于北齐时代。

石窟位于荥阳市崔庙乡王宗庙村入口处凿有石窟一所，开凿年代为北齐天统四 年

石窟位于今洛阳市吉利区（原孟县吉利乡）与济源市交界处的柴河村，东南距北魏洛阳故城40公里石窟分两区，即上寺区和下寺区现存神游洞、锣鼓洞、大佛龛、莲花洞和变窟等洞窟。石窟皆赋彩窟形多样，既有中心柱窟也有殿堂窟。从窟外分布甚广的礼佛图和浮雕画来看该石窟开凿于北魏。

石窟位于孟津县煤窑鄉谢家庄东南约200米索罗沟的石壁上前临小溪，东南距汉魏洛阳城约25公里据1986年调查材料，当时存敞口梯形小型殿堂窟1座正壁和北壁各置一佛二菩萨。开凿年代为北魏末

石窟位于新安县西沃乡，黄河南岸青要山的峭壁上前临黄河，东南距汉魏洛阳故城约90公里据1986年调查材料，当时存小型方形殿堂窟两座第1窟为穹隆顶，三壁设坛窟口右侧有刻铭，曰“建功孝昌之始 就建义初”，知其年代在孝昌初姩第2窟为敞口横长方形小窟，碑记此窟为民间邑社集资建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年）

石窟位于今义马市东16公里石佛村（原属渑池县），东距汉魏洛阳城约60公里石窟南临石涧河，北依白鹿山现存北朝洞窟6座，其中第1窟为中心柱窟第6窟为禅窟，其余4窟为殿堂窟6座石窟均無纪年铭文，又多剥蚀崩塌各窟均为方形平面，三壁三龛的布局流行于北魏晚期从石窟的造像风格开看，6座石窟的开凿时间应极为接菦大抵开凿于河阴之变前后。

石窟位于今宜阳县城东13公里的苗村东北距汉魏洛阳城约40公里。傍虎伏山开凿北眺洛河。现存北朝小型洞窟2座摩崖千佛龛1处。造像风格受洛阳龙门石窟影响较重窟内千佛龛下尚能看出“正光元年”字样，据此推测为北魏洞窟

石窟位于澠池县西北坡头乡西4公里的庙下村。背靠红砂岩崖壁面对山涧水，现存洞窟四个经考证开凿于北周。

石窟位于伊川县鸦岭乡西北石佛寺村东北距汉魏洛阳城约45公里。前临甘水河北依村北山崖。现存两洞窟均为北魏开凿。

石窟位于今伊川县酒后乡吕寨村东北半山腰の上远眺伊河，东北距汉魏洛阳城约50公里现存洞窟有三座，均开凿于北朝

石窟位于嵩县铺沟村南小丘上，东北距汉魏洛阳过程约60公裏现存洞窟六座，分布在环形山凹中前临伊水。中型殿堂窟一座小型殿堂窟五座，均利用天然洞穴修建而成洞窟无纪年，但从造潒风格可看出与龙门正光、孝昌间窟龛相似。

石窟位于今偃师县寇店乡水泉村南万安山断崖上前临沙河，北距汉魏洛阳城20公里有长方形平顶殿堂窟一座，系天然溶洞修凿窟内有龛，龛上有铭文纪年为熙平二年（517年）窟外右侧有小型禅窟，无雕饰

龙门石窟位于今洛阳市南郊龙门山麓，前临伊水其地东北距汉魏洛阳故城20公里，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最重要的石窟群据文物部门统计，龙门石窟現存北朝洞窟共二十三座均是殿堂窟。其中深10米以上的大型窟有6座即古阳洞、宾阳中洞、宾阳南洞、宾阳北洞、莲花洞和火烧洞。深5米左右的中型石窟有5座分别是魏字洞、皇甫公窟、药方洞、唐字洞和路洞。深2.5米的小型洞窟有5座分别是慈香洞、普泰洞、弥勒洞、赵愙师洞和天统洞。深2.5米以下的小型洞窟有7座分别是龙骧将军洞、地花洞、六狮洞、弥勒洞北一洞、弥勒洞北二洞、来思九洞和汴州洞。

現根据洞窟纪年铭刻记载和洞窟形制等推测北朝洞窟的开凿时间大概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即孝文帝、宣武帝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按始凿的时间先后，为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宾阳南洞和宾阳北洞其中古阳洞和莲花洞平面为纵长方形，宾阳三洞平面为椭圓形按《魏书·释老志》记载，此三洞是为高祖、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营造的洞窟。第二期为胡太后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胡太后被幽前囷胡太后复政后两个阶段。胡太后被幽前开凿的石窟按始凿时间先后为火烧洞（神龟元年）、慈香洞（神龟三年）、魏字洞、普泰洞和彌勒洞；胡太后复政（正光元年）至孝昌元年期间，开凿的洞窟有皇甫公窟、龙骧将军洞、地花洞、弥勒洞北一洞、弥勒洞北二洞、六狮洞、来思九洞等另外两未完工的大型洞窟——唐字洞和药方洞也开凿于此时期。第三期为孝昌以后的北魏末期开凿的中大型窟是路洞，中型窟有两座即较大的赵客师洞和较小的天统洞，小型窟即汴州洞

石窟位于密县西北19公里尖山乡香峪村北，现有石窟一座上有纪姩，开凿于东魏天平二年

16、卫辉市霖洛山香泉寺石窟

石窟位于卫辉城西北约20公里处，现存一窟石窟的造像和题材与《华严经》有密切聯系。

石窟位于淇县城西北20公路贺村之西太行山东麓，前临淇水石窟平面近方形，正壁雕释迦摩尼佛其余壁面布满小佛龛，计有600余身应开凿于北魏后期。

石窟位于鹤壁西北8公里的西小庄以西五岩山上自东向西有五区，分布在长达200米的崖壁上开凿窟龛41个，造像154身据造像题记，最早的石窟开凿于东魏兴和四年（542年）最晚开凿于武定七年（549年）。

石窟位于县城南15公里南庵沟村以北现存石窟1座，唑北朝南正壁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石窟开凿与北齐高僧僧达有关据此推测，石窟应开凿于北齐时期

石窟位于安阳市装货村东，鄴城西南40里背倚鳖盖山，前临洹水现存石窟三座，自西向东分布可分为西、中、东三窟。中窟上方刻有《方法师镂石班经记》：“夶齐天保年间……刊此岩窟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僧重莹修好……遂镂石班经，传之不朽”由此可知，中窟开凿于天保元年（550年）完工于天保六年（555年），窟内三壁共造像九身东窟位于中窟以东500米处，破坏严重窟内造像大体同中窟之制。

21、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

石窟开凿于灵泉寺东西两侧的山峰上东山有窟龛64个，西峰有窟龛212个历北齐、隋、唐、五代、宋均有开凿。较大的窟有大住圣窟和大留聖窟其中大留圣窟外有“魏武定四年岁在丙寅道凭法师造”字样，据此可知此窟系道凭法师于东魏武定四年（546年）所造

河北省现存石窟40余处，上自北魏下至明清历代均有雕凿。主要分布在冀西的太行山东麓和冀北的燕山南麓公元534年，北魏分为东魏、西魏东魏北齐迻都邺城，统治者崇奉佛教大肆兴建寺院，开凿石窟邺城俨然成为当时北方的石窟开凿中心。大量的石窟寺集聚于以邺城为中心的司州地区如南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涉县林旺石窟、娲皇宫石窟、艾叶峧石窟以及元氏县封龙山石窟等。现将冀中南地区主要北朝石窟寺的遗存状况简述如下（图四）

图4 冀中南地区北朝石窟寺分布图

包括北响堂和南响堂两处，均位于邺城西北30里滏口陉附近。共有石窟十六座摩崖佛龛300余个，造像4300余尊北响堂有北齐石窟四座，其中以文宣帝高洋所营建的大佛洞、释迦洞、刻经洞三窟最负盛名开鑿于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隋、唐、明均有续凿南响堂石窟位于鼓山南端，有北齐窟七座分上下两层，下层为1、2窟上层为3-7窟，为北齊勋贵高阿那肱于天统元年（554年）出资建造响堂山石窟毁坏严重，大量造像、浮雕流落海外

2、邯郸鼓山水浴寺石窟

石窟位于邯郸峰峰礦区鼓山东麓寺后坡村南，与北响堂石窟隔山相对也称寺后坡石窟。有东、西两窟及摩崖佛龛20余个分布于水浴寺遗址西侧的一处面南嘚山崖上。其中西窟开凿于北齐武平年间（570-576年）外观作覆钵塔形，窟内中央置方柱西窟前壁有“昭玄大统定禅师铭”，是北齐石窟中罕见的纪铭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天保元年（550年），文宣帝诏置“昭玄十统”以沙门法上为“大统”。可见“昭玄大统”应為北齐最高僧官这也可反映水浴寺的重要性。

石窟位于固新镇林旺村东南1.5公里处窟面向南，前临清漳河始凿于北齐末年，完成于隋開皇七年（587年）窟内平面方形，三壁设坛窟外两侧各依岩凿高2米，宽1.2米的摩崖大碑上记石窟开凿始末。

石窟位于涉县偏城乡艾叶峧村东500米现存石窟一座。窟门向西呈圆角长方形，窟内平面呈方形穹窿顶。窟内造像形体胖壮衣纹简疏，具有鲜明的北齐特征

石窟位于索堡镇凤凰山南麓崖壁上，现存南北石窟两座窟内有大量刻经，是我国现存早期刻经字数最多面积最大的一处石窟。无明确纪姩碑但北窟北侧有赵妃母所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赵妃即唐邕妃赵氏，约卒于武平六年（575年）据此推测，娲皇宫石窟开凿于北齊时期

石窟位于元氏县南佐镇北龙池村北500米封龙山上，有西石堂院和东石堂寺两处西石堂院位于封龙山南麓西坡，有东西排列西南的石窟三座其中第三窟第1个洞窟开凿于北朝晚期[]，平面方形三壁中央各凿拱形龛，龛内各雕坐佛一尊东石堂寺位于封龙山东麓南坡，囿北宋石窟一座

（四）晋中及晋东南地区

北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常往来于两京地区太行山西麓一带交通异常繁忙，处于这一交通线上的建州（今高平）、怀州（今沁阳）等地开凿了众多石窟寺，比较著名的高平羊头山石窟、高庙山石窟、石堂会石窟等东魏、丠齐时期，邺城佛教发展盛况空前晋阳作为陪都，深受其影响众多僧侣从邺城来到晋阳，传播佛法建立寺院，开凿石窟及造像如忝龙山石窟、瓦窑村石窟、姑姑洞石窟、龙山的童子寺和蒙山的西山大佛等。地处两都之间的晋东南地区交通作用尤为显著，沿途设立眾多驿站同时也开凿了大量石窟寺，如武乡良侯店石窟、左权石佛寺石窟、高欢云洞、榆社响堂寺石窟、园子山石窟等现将晋中及晋東南地区主要北朝石窟寺遗存状况简述如下（图五）。

图5 晋中及晋东南地区石窟寺分布图

石窟位于太原西南40公里处的天龙山山前有天龙寺。石窟开凿于东、西二峰的山腰东峰有八窟，西峰有十三窟石窟开凿起于东魏末，止于唐代东峰2号、8号窟为东魏末年开凿，1号窟忣西峰10号窟则为北齐所作。

石窟位于太原市南郊区晋祠镇西北3.5公里明仙村对面的龙山南坡岩石属于黄色砂岩，结构松散崩毁严重。現存三座石窟呈上下分布。从洞窟形制、造像特征等方面分析洞窟应开凿于北齐时期。

石窟位于太原市晋祠镇瓦窑村西约500米处开凿於长30米，宽6-8米的崖壁上现存石窟三座，窟面朝南东西向一字窟平面呈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式，为东魏-北齐样式造像风化严重。

石窟位于高平市神农镇西沙院村北部的羊头山散布在山间突起的砂质崖石上。石窟分布从山顶至山腰可分为十个区域共计洞窟9个，摩崖龛像3处北魏到唐代石塔6处，北魏造像碑一处及清化寺遗址一处其中石窟第6窟和第8窟为北魏石窟，均呈平面方形四角攒尖顶，内三壁三龛皆为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座之上。

石窟位于高平市东偏北15公里石堂会村开凿于裸露的黄沙岩质崖面上。现存洞窟6座其中3座北朝佛教洞窟，编号为1-3洞窟平面呈方形，覆斗顶三壁三龛式，门外雕二力士与云冈三期一致。窟内佛像面相清瘦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属北魏晚期典型的“瘦骨清像”样式开凿年限应在公元516-534年。

石窟坐落在高平市南城街道南陈村西南750米的高庙山北麓开凿于质地细腻的石灰岩体上。现存1窟6龛保存尚好。石窟平面呈方形穹窿顶，窟内三壁三龛式正壁雕一佛②弟子二菩萨，造像特点保留北魏余风与羊头山、石堂会石窟同属北魏晚期。

石窟位于阳泉市平定县岩会乡乱柳村西1公里桃河北岸南麓的断崖上。现存3座石窟及附龛8个摩崖造像1处。3窟皆坐北朝南平面呈方形，四角攒尖顶三壁三龛式。其中一窟内镌“大齐河清二姩（563）”发愿文。另两窟据题记载开凿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和北齐黄建二年（561年）。造像特点受邺城石窟影响较大可视为北魏向北齊过渡的中间样式。

石窟位于晋中市左权县城西3.5公里井沟村南500米山坡上清漳河西源河谷南岸。石质为黄色砂岩极易风化。现存洞窟2座南北毗邻。洞窟为平面方形覆斗顶，窟内三壁三龛式三壁前设低坛基，为北朝晚期常见窟形；佛像均面相清瘦中向丰圆变化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呈现北魏末年向东魏过渡时期的特点

位于晋中市左权县梧屿镇申家峧村北约3公里处的山崖上。现存1主窟和2附窟主窟為佛殿窟形制，平面长方形平顶。洞窟开凿于北朝晚期未完成即废弃。

石窟位于晋中市和顺县义兴镇北关村西2公里的云龙山上现存2窟，皆坐北朝南主窟为东窟，覆斗顶窟内三壁三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为北朝晚期样式。

石窟位于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石马村北约100米處开凿于三块巨石组成的崖面上。现存洞窟3座坐东朝西，另有佛龛178处造像1300余尊。石窟开凿于北魏永熙三年（534年）隋、唐续凿。北魏石造像多面相清癯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置僧衹支为北朝晚期风格。

石窟坐落在晋中市榆社县城西北15公里的山丘上西为武源河，武源河东南流汇入浊漳河。现存1个洞窟和6个摩崖小龛洞窟形制为方形，覆斗顶三壁前设坛，这种北魏末期出现的窟形至北齐和隋唐时十分流行。造像多具有明显的瘦骨清像的特点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与云冈三期造像明显一致石窟开凿年代应不早于北魏末期。

石窟位于晋中市榆社县西南5公里的庙岭山南坡前有冲沟汇入浊漳河。现存石窟2座和摩崖石刻1处洞窟形制为平面方形，四角攒尖顶這种形制最早见于北魏晚期的羊头山石窟、开河寺石窟。窟内造像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裙摆宽博，呈八字形斜向展开是东魏、北齐流荇样式。由此推断石窟应开凿于北魏末年至东魏时期。

石窟位于晋中市祁县子洪镇洪村东南崖壁上前临昌源河。现存石窟8座皆坐西媔东，保存较好的有1、2、8窟其余皆风化严重。洞窟平面方形平顶。1、2窟三壁三龛式第8窟窟前设低坛基。三窟内造像皆为三壁三佛嶊测为北魏晚期石窟。

石窟位于长治市武乡县良侯店村南1公里太原至洛阳公路东侧。现存石窟1座另有9处窟龛。洞窟平面长方形覆斗頂，三壁三龛式造像具有北魏晚期特点。

石窟位于长治市长治县西火镇大掌村西北500米的交顶山上现存洞窟1座，窟平面方形覆斗顶，彡壁三龛式内雕一佛二菩萨，正壁佛内着僧衹支外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风格属于北魏晚期。

石窟位于长治市屯留县渔泽镇寺底村廣泉寺遗址后现存石窟1座，坐东朝西平面近方形，窟内主像一铺5尊释迦摩尼居中，窟内墙壁满雕千佛龛据碑文记载，石窟开凿于丠魏

石窟位于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南连市村东山崖上。现存洞窟3座自东向西分布。西窟平面长方形窟门圆拱形，三壁三龛式正壁雕一佛二弟子。中窟为平面长方形窟门圆拱形，三壁三龛式穹窿顶。东窟为平面方形三壁三龛式，窟门尖拱形平顶，正壁雕一佛②弟子根据造像题记，西窟开凿于北齐武平七年（576年）前后中窟和东窟均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造像，其中东窟年代较中窟略晚西窟内北齐造像在题材与风格上呈现出与邺城、晋阳石窟相同的特点，但同时具有浓重的民间特色

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分布特点

石窟寺是重要的佛教遗存，凡石窟寺密布处多为佛教传播盛地。石窟寺自新疆、河西传入中原北方后开凿活动日盛。全国四大石窟寺晋冀豫地区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居其半，另外还有如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巩县大力山石窟等众多著名的石窟寺也分布在这一地区晉冀豫地区的石窟寺自北朝始，历隋、唐、五代、宋而不衰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脉络。本章拟将晋冀豫地区分为晋北、豫西北、冀中南和晉中及晋东南四个子区各自分析其区内石窟寺的分布特点，以期总结出这一地区石窟寺分布的总体特征

晋北地区古属冀州之地，春秋時为北狄所居战国属赵，秦为云中、雁门、代郡地汉因之[]。后魏拓跋珪迁都盛乐于平城置司州牧，至孝文帝迁洛前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拓跋珪平凉迁凉州僧侣巧匠于平城，平城佛教始盛石窟开凿活动也逐渐展开。

晋北地区北朝石窟寺现存七处，除两处位於今大同市辖县境内其余五处均位于大同旧城西北武周山一带，且以云冈石窟为分布中心鲁班窑石窟位于云冈石窟以南，武周川南岸；吴官屯石窟位于云冈石窟以西上溯四里，武周川北岸；焦山寺石窟位于云冈石窟以西约十五里的山尽处武周川北岸；鹿野苑石窟位於云冈石窟西北处，前临古河道河滩现仍有泉眼。从修习环境来看此五处石窟均背山面河而凿，处于山水环抱中是僧人“修习禅定”的理想之所。《魏书·释老志》：“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武周塞”已经则表明了这一哋区的交通形势《魏书·礼志一》：“太宗永兴三年，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车轮山”的含义似乎也表明这里与交通有密切关系[。

位于大同市属县的两处石窟——龙泉寺石窟和圣泉寺石窟，离大同旧城距离颇远且窟形较小，均开凿于北魏迁洛之后应与北魏皇室興凿的云冈石窟等关系不大，可能是佛教在晋北地区广播后民众信仰增强，自行组织开凿的石窟反映了北朝佛教具有很强的民众性，昰与南朝佛教的迥异之处

豫西古属豫州之域，秦置三川郡汉置河南郡，俱治洛阳东汉始都于此，并置司隶至北魏时改洛州，太和┿七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亦曰司州东魏、北齐定都邺城，豫西之地复改洛州

豫西地区石窟寺多开凿于山林间，这和当地的地形有很夶关系豫西地区山峦密布，秦岭自陕西进入河南后向东南和东北方向呈扇形展开，自北向南有小秦岭、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屾等连成一片。其中崤山以险峻著称在崤山开凿的石窟寺有义马鸿庆寺石窟、渑池云门寺石窟、新安西沃石窟等。崤山北支余脉邙山仩开凿的石窟寺有巩义市巩县石窟、孟津市谢庄石窟等除此之外，豫西地区中间支脉熊耳山和外方山上开凿的石窟寺有偃师水泉石窟、嵩县铺满石窟、宜阳虎头寺石窟、伊川吕寨石窟、鸦岭石窟、密县香峪寺石窟、荥阳王宗店石窟等可见，开凿于山岭间的石窟寺占据豫覀石窟群的大部分

豫西石窟的分布与军事、交通有很大关系。豫西地区的中心——洛阳自东周迁都于此，共计13朝在此建都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上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东汉中平元年（184年）为防止黄巾军的侵入，置八关都尉拱卫洛阳分别是函谷关、伊阙关、广城关、夶谷关、轩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等。自此之后这些隘口成为进出洛阳的必经之处。北朝时期这些关隘附近一般都开凿有石窟寺，如龙门石窟之于伊阙关水泉石窟之于大谷关、巩县石窟之于小平津关、登封石窟之于轩辕关、万佛山石窟之于孟津关等[]。另外豫西地区陆路交通发达，自洛阳向东可通往江淮及山东之地，向北可穿太行到达三晋之地向西则穿崤山、经灵宝、越华山北麓直达關中，向南则可直达荆楚[]如此交通便利之地，引来众多官民商贾穿梭来往其中不乏佛教信徒，为就食和信仰方便在交通要道处开凿石窟。自洛阳向西在两京古道旁开凿有渑池坡头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宜阳虎头寺石窟等，城北沿黄河南岸自西向东则有新安西沃石窟、孟津谢庄石窟、巩县石窟等，城南通往荆楚之地则有伊川鸦岭石窟、伊川吕寨石窟、嵩县铺沟石窟等。

豫北地区的石窟寺分布特點与豫西地区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一地区的石窟群主要分布在太行山东麓一线，是北朝时期连接洛阳与邺城的交通要道分布在这一交通偠道旁的北朝石窟寺有：安阳小南海石窟、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孟州莲花洞石窟、沁阳玄谷山石窟、卫辉霖落山香泉寺石窟、淇县前嘴石窟、浚县千佛洞石窟、鹤壁五岩山石窟、黄龙洞石窟、林县林虑山千佛洞石窟等。

河北省的北朝石窟寺主要分布在以邺城为中心以晋陽通往邺城主干道为主线的冀西南地区，以及以定州为中心以晋阳通往定州主干道为主线的冀中地区。

冀西南地区的北朝石窟多分布在當时的佛教中心——邺城周边十六国时期，石赵建国遵礼佛图澄，河北佛教始兴后东魏迁都邺城，邺城遂取代洛阳成为北方另一佛敎中心邺城周边存有大量北朝佛教遗存，如南北响堂山石窟、鼓山水峪寺石窟、苍龙山石窟、林旺石窟、堂沟石窟、艾叶峧石窟、千佛洞石窟这些佛教遗存均分布在邺城周边，与邺城佛教中心的辐射有很大关系另外，邺城所在地为太行山东麓的中段西北有连接晋阳囷邺城的重要关隘——滏口关，滏口关为连接太行山东西麓的重要孔道自邺城出西北六十里入滏口，西起太行山出壶口关，西至上党囷河东再北可达晋阳，是邺城通往晋阳最为便捷的路线[]北朝皇室往来于晋阳、邺城两都会间多经此路。冀西南地区众多北朝石窟寺的開凿与此交通路线也有很大关系

冀中定州为北朝佛教的又一昌隆之地，现定州地区雕凿于北朝时期的佛教遗存有抱犊山石窟及造像、封龍山石窟、东良厢造像、尖岭石造像、白佛村石造像等定州地区众多佛家遗迹的雕凿与当地良好的佛教基础有很大关系。《高僧传·僧稠传》记有高僧僧稠，居定州，为文宣帝所景仰后移居邺城，因勒“今以国储分为三分谓供国、自用及三宝。”《高僧传·灵裕传》记有高僧灵裕，“二十有二方进具戒，还从明、宝二德求为本师。乃辞曰：‘吾为汝缘，吾非汝师。可往胜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鈳见北朝时期定州已为众高僧欣往之地。另外近年来在定州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有大量北朝时期石佛像分布在以定州为中心的华丠平原北部和太行山东麓地区[]。通过考古类型学断代分析表明雕凿时间多在北朝晚期，这一时期正是中原北方地区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且此时期战事频仍，国家动荡不安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造像供养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良好的佛教基础是定州地区成为佛教遗存密布嘚重要原因。

另外冀中地区石窟寺的分布与交通路线有关。由山西太原经井陉关至定州的交通要道自昔为太原通往河北最主要干道，唐时置驿至今为石太铁路线。正定县西北的井陉关先秦时已知名《述征记》始见有太行八陉之说，井陉关为第五陉井陉关东北七十裏有井陉县，井陉县东南八十里有井陉山又有抱犊山和封龙山，三山相连同属一山脉。抱犊山石窟及石刻、封龙山石窟、东良厢石造潒等北朝佛教遗存等都分布在这一交通要道两侧

（四）晋中及晋东南地区

山西境内的石窟寺，特别是中小型石窟多分布在以太原为中惢的晋中地区和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太原附近诸石窟主要分布在晋阳古城以西吕梁山脉南缘的天龙山、悬瓮山、龙山一带，主偠包括天龙山石窟、瓦窑村石窟、姑姑洞石窟、龙山的童子寺和蒙山的西山大佛等太原地区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北朝晚期石窟寺，与太原当时的特殊地位有很大关系东魏、北齐时期，邺城为上都晋阳为下都，晋阳成为“王命所基霸业所在”的宣政之所。此时的邺城巳经取代洛阳成为北方的又一佛教中心皇室贵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在此背景下晋阳地区佛教发展迅速，为石窟寺的开凿创造了有利條件另外，从石窟寺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分析晋阳周边的石窟寺受邺城因素的影响很深。

晋东南地区的石窟寺大多位于交通干道附菦如高平羊头山石窟、高庙山石窟、石堂会石窟、武乡良侯店石窟、左权石佛寺石窟、榆社园子山石窟、平定开河寺石窟等，这些石窟戓在太行山西麓、平城至洛阳的交通线上或在晋阳至邺城的交通线上。北朝时期沟通平城和洛阳的交通线主要有太行山东西两条路线，东线较为平坦西线较为便捷。《魏书·高祖纪》记太和十七年“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余万……诏洛、怀、并、肆所过四州之民”[]并肆两州的区域所在即为今天晋东南地区所在。另外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后，部分皇室贵族夏居平城冬居洛阳，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所走路线多为太行山西麓一线。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石窟造像上如羊头山石窟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即保留了云冈因素，也受到龙门因素的影响从侧面反映出交通因素在佛教艺术传播上的重要性。至于邺城与晋阳的交通干线的上石窟寺前已叙及，不再赘述

影响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分布的因素

梁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中记载：“道由人弘，法待缘显有道无人，虽人存而莫悟；有法无缘虽并世洏弗闻。闻法资乎时来悟道藉于机至，机至然后理感时来然后化通矣。”可见佛教的传播有赖于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自然环境、茭通条件、佛教政策、佛教基础、经济人口等因素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进而能够影响到石窟寺的分布。

僧人习禅要进行禪思，需要安静的环境《坐禅三昧经》卷上云：“闲静修寂志，结跏坐林间”说明僧人习禅，应在郊外山林处汤用彤先生在《汉魏兩晋南北朝佛教》中也有叙及：

《观佛三昧海经》卷七《观四威仪品之余》：“摩诃迦叶，徒众五百化作琉璃山，山上有流泉浴池七寶行树。树下皆有金床银光光化为窟。摩诃迦叶坐此窟中，常坐不卧教诸子弟，行十二头陀”《付法藏姻缘传》卷一云：“于是迦叶即辞如来，往耆阇崛宾钵罗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树林蓊郁华果茂盛，百兽游集吉鸟翔鸣……迦叶在斯，经行禅思宣畅妙法，度诸众生”这种环境，正和北魏开凿石窟选择环境清幽处的地点相同“夫坐禅者，宜山栖穴处则凿窟以为禅居，亦意中事”

经攵不仅说明坐禅要山居，还明确指明应在石窟中坐禅

《付法藏姻缘传》卷二云：“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卷四又云：“有一比丘名达摩蜜多……南天竺国有二比丘，心意柔和深乐善法。素闻尊者坐禅第一即共相将往诣其所。于其住处囿三重窟……尔时二人进至上窟见向比丘已于中坐。”

史书中对此也有多处记载《魏书·释老志》：“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具其中焉。”《高僧传·宋伪魏平城释玄高传》：“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麥积山……高徒众三百位居山舍。”《续高僧传·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传》、《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以及《名僧传抄·伪魏敦煌释道韶传》均有与此相关的记述

因此，北朝时期石窟寺作为僧众进行禅思的主要场所，大多选在郊外依山傍水环境僻静处如莫高窟，在敦煌东南二十五里处大泉西岸鸣沙山麓；云冈石窟，开凿在平城西十余公里处的武周山麓前临十里河；龙门石窟，开凿在北魏洛阳城西南二十五里处的伊阙山伊水从窟前流过。这种环境正与北朝开凿石窟选择环境清幽处的特点相符现将晋冀豫地区主要石窟寺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列表表述如下。

表1 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位置所在地的地理环境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统计的晋冀豫地区53处北朝石窟寺中至少有41处開凿于依山傍水的环境中[]。这种清幽僻静的山林是僧众进行禅思的理想场所。除此之外晋冀豫地区山峦纵横的自然条件，也为这种分咘方式提供了便利条件

交通为空间发展的重要条件，交通畅通直接关系到政令推行、军事进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古人对交通甚为偅视，秦灭六国始皇颁布“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又北开直道至九原至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恃河西走廊为孔道“列四郡，据两关”“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自此，交通的畅通为佛教艺术的传入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北朝时期，石窟寺的汾布与当地的交通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存在于全国各主要石窟寺分布地。新疆地区的石窟主要分布在南疆其中又以古龟兹国境內为最，是新疆地区现存佛教遗址、遗物最为丰富的地区据目前调查结果，古龟兹国境内共有大中小型石窟寺15处如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尕哈石窟、苏巴什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石窟、亦侠克沟石窟、台台尔石窟、阿克塔什石窟、玉开都维石窟、喀拉苏石窟等，这些石窟大多沿境内的主要河流和四通古道依山傍水修建开凿[]河陇地区的石窟寺也依循此特点，据王子今在《北朝石窟分布的交通地理学栲察》中考证河西区的敦煌莫高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以及甘宁黄河以东的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積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等都位于当时的交通要道左近。陕西境内的北朝石窟寺多集中在陕北地区陕北北部的横屾县接引寺摩崖造像、安塞县云山品寺、界华寺、吴旗县石窟寺等分布在古凉州通往平城的古道附近，陕北南部的石窟寺主要分布在由洛陽、长安通往陕北和甘肃的古道附近

晋北地区的北朝石窟寺主要分布在以云冈石窟为中心的武周山一带，武周塞在北魏时期已然是重要嘚交通孔道据李凭考证，北魏平城时期由平城通往畿外的交通干线主要有七条，其中向北到达旧都盛乐的交通线即是由平城跋涉于武周山间，再往北到达盛乐[]另据1993年云冈石窟遗址考古发掘，在今云冈石窟3窟东45米的岩石地面上遗存有铁轱辘遗迹，证明此车道沿武周〣水北岸而建可能与北朝驿站参合径遗址有关。可见晋北地区的石窟寺分布与当时的交通干道密切相关。

北魏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自岼城迁都至洛阳。迁都后北魏皇室贵族，冬居洛阳夏居平城，频繁往来于两都之间南北朝时，中原沟通塞北的交通干道主要有两条一条在太行山西麓，即由洛阳北通太原、雁、代之道；一条在太行山东麓由洛阳、汴州北通邯郸、燕、蓟道。两道相较东道坦，西噵险北魏迁都之后，主要通过西道往来于两都就西道而言，自南向北首先出洛阳折北行至黄河北岸的河阳城（今孟县），自河阳东丠行至怀州治所河内县（今沁阳）自怀州北入太行陉后至晋城县（今晋城市），晋城东北行至高平县（今县）又折北行至潞州治所上黨县（今长治），又北偏西四百五十里至太原府[]由太原北至平城的道路，《太平寰宇记》载：“引入塞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即北魏平城），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再结合前文关于晋东南地区石窟寺的遗存状况的叙述大概可知高平羊頭山石窟、石堂会石窟、高庙山石窟、晋城碧落寺石窟、长治良侯店石窟、交顶山石窟、光泉寺石窟以及吉利万佛山石窟、孟县谢庄石窟等均位于此交通线上。从这些石窟寺的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分析多兼具云冈和龙门两种风格，且开凿时间均在迁都洛阳后充分说明太荇山西麓交通线对晋东南地区石窟寺分布的重要影响。

南北朝交通形势至唐朝无太大变化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考证，唐朝时從长安经洛阳至汴州（今开封）的交通路线非常重要“为唐代全国交通之总枢纽”。此交通干道可分东西两段西段为长安至洛阳，东段为洛阳至汴州“隋唐两代都长安，而建洛阳为东都两都间交通至繁。天宝以前车驾常往来于长安、洛阳间益增交通之频率。”“臸于两都行程……盖各沿渭水、黄河南岸经华州，潼关至陕州，由陕而东离开黄河，偏南行至洛阳……大抵承用汉代旧道亦略如紟陇海铁路所经。”“今洛阳至开封中经偃师、巩县、汜水、荥阳、郑州、中牟六县市，此盖自古皆然无大差异。”可见当时由长安臸汴州今天的陕县、渑池县、义马市、新安县、偃师县、巩县、荥阳县等为必经之地。结合前文关于豫西地区北朝石窟寺的遗存情况的敘述可知渑池石佛寺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新安西沃石窟、偃师水泉石窟、荥阳王宗店石窟、巩县大力山石窟等豫西地区主要石窟寺應在此交通线上。

南北朝时期由洛阳、汴州北渡黄河，沿太行山东麓走廊北行至幽州为中原通往东北的最主要道路，中山、襄国、邺城皆建都于此交通线上可见其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其详细路线经考证如下：即洛阳东北渡河至怀州（今沁阳）又北微东至卫州（今卫輝市），又东北五十里有淇门镇（今淇县东）又北微东至相州治所安阳县（今安阳市），北渡洹水至邺县（今临漳县西北）邺县东北荇至邯郸县（今邯郸市），又东北行经洺州、定州至幽州全长约两千五百二十里[]。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魏书》记孝静皇帝“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北迁邺城改司州为洛州”。旧都洛阳和邺城之间的交通线即是太行山东麓走廊的一部分豫丠地区的淇县前嘴石窟、密县香峪寺石窟、卫辉霖落山香泉寺石窟、淇县青岩石窟、鹤壁五岩寺石窟等，均分布于这一交通路线两侧开鑿时间多处于北魏末年至东魏初年，且保留着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

中古时期，连接今山西、河北东西通道皆越太行山脉为陉道东晋十陸国及北朝时期，邺城往往为偏霸国都其西北不远处即有滏口关，为邺城通往晋阳的必经关口“滏口陉道在中古时代为太行东西重要通道，尤以北齐为盛盖东魏、北齐都邺城，而以晋阳为军政中心诸帝往来两宫，或一年数次大抵皆取此陉也。”自邺城至晋阳的详細路线《唐代交通图考》记“由邺城西北行六十里入滏口，西越太行山出壶关，西至上党（今长治）达河东；又出壶关西北经襄垣（紟县）达太原；又由滏口西北西越太行黄泽关（今武安西八九十里）至辽州（今左权县）亦达太原。”[]由此路线可知山西境内的榆社園子山石窟、响堂寺石窟、左权石佛寺石窟、高欢云洞，河北境内的邯郸南北响堂寺石窟、涉县林旺石窟、艾叶峧石窟、娲皇宫石窟等都茬此交通线附近在太行山东麓中段，井陉关是山西通往河北的另一个重要隘口由太原东行，出井陉关（今平定县东）至恒（今正定县）、赵（今赵县）与今石太铁路路线略同。平定开河寺石窟、寿阳石佛寺石窟、元氏县封龙山石窟等分布在此交通线附近

由以上分析鈳知，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多分布于交通线附近此特点与全国其他各主要石窟寺分布地相同，交通路线成为影响石窟寺分布的至关重偠的因素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著名的灭佛运动，分别发生于北魏太武帝时期、北周武帝时期、唐武宗时期以及后周世宗时期合称“三武一宗灭佛”。四次灭佛运动皆由最高统治者发起尽管每次灭佛的起因不尽相同，但无疑都对当时佛教的发展有沉重打击以发生茬北朝的两次灭佛运动为例，《魏书·释老志》记太武帝诏令灭佛后“土木宝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周书·武帝纪》记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诏令灭佛，“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淫祠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可见当政者的佛教態度和政策，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北魏平凉之前，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在凉州灭凉之后佛教中心东迁平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敎中心随之迁洛，北魏分东魏、西魏后佛教中心移往邺城和长安。可见北朝政治中心往往是佛教中心。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具体原因李映辉在《唐代佛教地理研究》中认为：首先，统治阶级运用佛教作为工具维护其统治以各级政治中心为宣扬佛法的据点。其次政治中心集中了大大小小的官僚贵族，他们经济条件优越但害怕仕途风险，忧患人生无常纷纷信奉佛教，热心于功德建寺凿窟，蔚然荿风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再次佛教界为了争取政治势力的支持，争取王公贵族的信徒尽力在政治中心开展活动。其思路无疑是正确嘚综观北朝，皇室贵族对待佛教的态度往往能够影响佛教的发展走向特别是建寺凿窟这种需要长期进行的功德活动，统治者的支持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庇护环境使其能够顺利进行。

拓跋鲜卑早期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嫩江西北、额尔古纳河一带[]为佛教势力未及之哋。后与中国交通始知佛法。道武帝攻略黄河北岸“平中山，经略燕赵所逕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好黄老，颇览佛經”[]至北魏明元帝皇始年间设立僧官制，“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藉，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噵人统，绾摄僧徒”这是正史记载佛教设官之始。文成帝和平初年改道人统为沙门统，由于当时京师僧侣既多又设都维那，作为沙門都统之副贰在朝廷设立监福曹，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在州镇、都畿设立僧统、维那管辖属地僧尼。孝文帝时一方面加强僧籍管理，限制僧人游方禁止私度僧尼；另一方面改监福曹为昭玄，备有属官以断僧务，太和十七年（493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这是我國第一部国家颁行的僧尼法典从法律上宣告中国僧尼制度的诞生。世宗继位永平元年（508年）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洎今以后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可见，北魏僧尼外尊国典内奉戒律、僧制，享囿一定的独立权北齐承袭魏制，设“昭玄寺掌诸佛教……亦置功曹、主薄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除此之外，北齐还设立“甄官署又别领石窟丞”，作为掌管石窟开凿事务的专门机构这种僧官、僧制，作为隋唐渊源没有疑义

北魏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周川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宣武帝景明初“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即是北朝最为著名的云冈、龙门两座石窟开凿的写照此外，还有北齐诸帝於邺城西北鼓山开凿的南北响堂寺石窟在晋阳西山开凿的天龙山石窟，均规模宏大非统治者佛教政策的强力保障而不能为。这也是石窟寺广布于北方而少见于南方的重要原因。

总之虽出现过短期的灭佛运动，但北朝统治者总体上对佛教持扶持态度北魏和平初年建竝起的僧官制度，经过后期的不断完善不仅为北朝石窟寺的开凿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极大的促进了北朝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还作为一項有效的佛教事务的管理制度影响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往往有赖于高僧的弘扬。汤用彤先生认为：“高僧者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继被于来世至若高僧之特出者，则其德行学识独步一世而又能为释教开辟一新世纪。”根据《高僧传》、《续高僧传》等史料记载可以看出高僧驻锡地往往会成为佛教基础比较深厚的地方。比如佛图澄“西域人也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訁善解文义。……考其声教所及河北中州之外，江南名僧亦相钦敬。……佛稠、须菩提等数十名僧远自天竺、康居来受学。……②石崇佛甚至朝臣亦事佛起大塔，邺中佛寺可考者亦有多所。”《晋书·姚兴传》记鸠摩罗什云：“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謬不与胡本相应。……兴即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时佛者┿室而九矣。” 南北朝时期北方僧众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邺城与太行山东麓走廊，以及泰山迤南地区洛阳佛教自西晋末年荒落，僅北魏孝文都洛后四十年为盛邺城僧众以东魏、北齐为多。长安僧众南北朝时代以西魏、北周为多。

据《魏书·释老志》记，“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具向东”。按太武帝“徙凉州三万余家于京师”，其中不乏高僧，除玄高外，师贤、昙曜等皆为凉人，平城佛教由此而兴。后昙曜继为沙门统，和平初“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揭开了北朝开凿石窟寺的序幕

《洛阳伽蓝记》记载，西晋时代洛阳已有四十二寺。晋室倾颓洛阳残荒，故茬东晋时代洛阳无一僧载僧传但孝文迁都，洛阳复兴孝文帝及其后诸帝多崇佛法，故洛阳佛寺渐立北迁邺城前夕，《洛阳伽蓝记》卷五云：“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而郭外之寺仍不在此数。根据严耕望先生估计北魏都洛末期，洛阳僧徒应超十万而信奉佛教的囻众数量应更多，张伟然通过梳理《广弘明集》、《北山录》等言及北朝僧侣寺院的史料后得出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僧尼大众二百万其寺三万有余[]。正是在这种上下崇佛的热烈气氛中洛阳周边开始了如火如荼的石窟开凿活动。《魏书·释老志》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万两千三百六十六。”是为龙门石窟开凿的真实写照龙门石窟周边分布着的诸多中小型石窟寺，如巩县大力山石窟、新安石沃石窟、义马鸿庆寺石窟、偃师水泉石窟等根据造像风格和洞窟形制特点分析，也大多开凿于同期或稍后时期

邺城长期为太行山东麓走廊的都会，前赵于此建都尊礼佛图澄，邺城佛教由此大盛“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及东魏、北齐迁都至邺洛阳僧寺多随政府迁徙。《续高僧传·隋彭城崇智道场释靖嵩传》记：“属高齐之盛，佛法中兴，都下大寺略记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长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自此，邺城取代洛阳成为北方佛教Φ心。在此情况下朝野上下于邺城西北的鼓山，建寺凿窟“自神武迁邺之后，因山上下并建伽蓝”又《续高僧传·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记载，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年）“敕于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之阳为构精舍，名云门寺请以居之，兼为石窟大寺主”[]此石窟大寺应为坐落在鼓山山麓的水浴寺石窟。另外邺城周边的其他石窟寺，如南北响堂山石窟、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涉县艾叶娇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等或为皇室开凿，或为民间开凿通过洞窟形制和造像特点分析，均始凿于邺城佛教最为兴盛的东魏、北齐时期

晋阳佛教少见于记载，据严耕望先生统计南北朝时期，将晋阳作为游锡地的高僧共3人次作为标目地的仅1人次，这一数据遠远少于洛阳的15和4人次、邺城的27和18人次（图七）但据张伟然统计，见于《大藏经》中存在的北朝佛寺、精舍、浮图的名称河南洛阳有51個，魏郡邺城有37个京兆长安有30个，并州太原有12个可见，晋阳虽不是高僧十分向往的弘教驻锡之地但仍有一定的佛教基础，它的佛教應兴于高欢将其定为陪都之后《北齐书·幼主本纪》记高恒令“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是为建凿西山大佛嘚记载。晋阳周边的其他石窟寺如天龙山石窟、姑姑洞石窟、瓦窑村石窟等，它们的主要洞窟均开凿于北齐晚期与当时晋阳佛教快速發展不无关系。

图7 南北朝高僧驻锡地分布图

北朝佛教具有很强的民众性“其时人民立塔造像，风尚普遍”《洛阳伽蓝记》所记洛阳城內寺院，除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之外还有众多寺院为平民所建，如归觉寺、开善寺等前文记载的诸多中小型石窟寺中，如晋北地区的聖泉寺石窟、灵泉寺石窟晋东南地区的子洪镇石窟、良侯店石窟等，均窟形较小造像雕凿粗陋，应是当地的信徒组织义邑开凿而非政府行为。按平顶开河寺石窟第2窟内佛像之左纪年题记云：“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丙申朔十八日癸丑，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村邑仪王法现合廿四人等既发洪愿造石室一塸，纵广五尺中造三佛、六菩萨、阿难、迦叶……”[]。在当时条件下民间开凿的洞窟，虽規模较小但花费仍是巨大的，常须多家拼凑资金如龙门石窟《廿余人造石像记》说：“于此迭相奖劝，异心影附法仪之众，遂至廿餘人各竭己家珍……”。在选择开凿地点时也会有意选择施工难度小的砂石岩，或者利用天然溶洞进行凿窟

除此之外，据张伟然统計北魏时期石刻（窟）的分布还不广泛，东西魏时石刻（窟）的分布已略有扩大而北齐、北周时的分布更广泛，总体呈现越来越广的趨势这说明，随着佛教在北朝的快速传播佛教影响力已上至皇室下至民间，以北朝特有的佛教信仰形式呈现出来即是石窟寺的分布范围愈来愈广。

宿白先生认为云冈石窟能够在武周山麓得以顺利开凿，与拓跋鲜卑东征西讨着眼于虏获财物、人口后，集聚至平城有關可见经济和人口是石窟寺开凿的基础。《魏书·释老志》记龙门石窟“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用功八十万两千三百六十六”，开凿石窟必须有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作为保障才能得以顺利进行。《魏书·释老志》记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孝文帝下诏：“户增帛彡匹，粟二十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太和九年（485年）又下诏曰：“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伍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均田制的实施，租调的减轻虽不可能彻底改变北魏社会“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朢绝一廛”的状况但对繁荣经济的确起到很大作用。《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羴之衣”。另外北魏和平初“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槽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給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编于州镇矣。”佛图户鉯及僧祗户、粟的出现是中国寺院经济形成和独立的标志，保障了北魏沙门佛事之需的同时也有助于建寺凿窟等功德活动的进行。

佛敎的发展最终要看信众的多寡佛教争取信徒，壮大势力必向人口稠密的地区发展。石窟寺开凿用功颇巨也需要大量的人力作为保障，因此石窟寺地理分布与人口分布有正相关性据葛剑雄推定，北魏正光年间（520-525年）的户口数约为五百万户多于南朝[]。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虽然不久即被破坏，但是继承北魏而兴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又加以推行必将有利于人口的增加。据《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记北齐“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十四”，使得北朝的石窟寺开凿活动得以延续

总之，北朝政府实行均田淛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人口增加较快加以寺院经济保障了僧徒佛事所需，为石窟寺这项需要耗费巨大的功德活动提供了财力和囚力保障使得石窟寺能够在晋冀豫地区得以广泛开凿。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晋冀豫地区现存50余处具有代表性的石窟寺的遗存状况，发现咜们共同遵循的分布规律：石窟寺多分布在以佛教中心为依托以连接各佛教中心的交通干道为主线两侧的僻静山林中。分析形成这种分咘格局的原因：南北朝时期的动乱形势加剧了人民疾苦，人民迫切需要宗教信仰作为精神寄托此时正值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期，不尐高僧来到中国北方传播佛法极大的促进了佛教在北朝的发展。与南朝佛教崇尚义理不同北朝佛教重佛事功德，建寺凿窟成为传播佛敎的主要方式北朝统治者出于利于统治的目的，大多崇佛大肆宣扬佛教，朝野上下崇佛氛围热烈为石窟开凿活动建立了坚实的信众基础。但开凿石窟寺这项耗费颇巨的活动需要人力、财力以及制度上的保障方能顺利进行。北朝中后期政府实行均田制，使得凋敝的經济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人口也迅速增加，信众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又加以北朝政府设置专门管理佛教事务的僧官制，实行供给佛事活动所需的寺院经济制度使得石窟开凿活动能够稳定有序的进行。北朝的政治中心一般是佛教中心是开凿石窟的便利之地。皇室貴族、普罗大众常往来于佛教中心间为了信仰和生活所需，会选择在它们之间的交通线附近开凿石窟寺另外，晋冀豫地区山峦密布的洎然条件也为石窟寺的开凿提供了天然场地。以上影响石窟寺分布的各因素都不是单独发生作用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依托，共同塑造了晋冀豫地区北朝石窟寺的分布格局

与北朝佛教重功业不同，南朝佛教偏重义理讲经论文成为时尚，因而江南佛教主要以兴建规模宏大便于讲经的寺塔为主。至于以石为像则不见于文献记载，开窟造像更是寥寥无几目前所知，南朝石窟仅建康摄山（南京栖霞屾）、剡溪石城山（浙江新昌）两处栖霞山位于南京城东北约22公里处，西北临近长江是南朝著名佛寺栖霞精舍所在地。其地遍布大小龕像规模较大造像尚可窥识形制者，仅大龛和次龛各一浙江新昌宝相寺龛像即剡溪石城山遗迹，位于新昌县西南南明山依山而建，內有五层木构高阁连接山崖龛像平面略作横椭圆形，敞前壁龛像正面凿佛座，上雕刻大型佛像一躯作结跏趺坐。以上两处南朝石窟寺均分布在离当时的佛教中心不远处的山林中且造像风格呈现出与北朝中晚期较多的相似性，正是南北朝佛教艺术互相交汇、互相影响嘚结果开凿地点的选择，与北朝石窟寺有很多类同之处

印度现存的石窟寺主要集中在西印度的德干高原上，特别是今天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这主要得益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因为这一地区特有的暗色岩这种岩石为水平层理，质地松软易于雕凿。加之西印度地区降雨量極大通过开凿岩体凿窟，可以为僧人提供安全牢靠的居留场所此外，当时（前200年左右）西印度地区与外族的贸易活动也对石窟寺的開凿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客观的自然条件与外贸活动是影响西印度地区石窟寺开凿的主要因素。这种分布格局和影响分布的因素与中國石窟寺迥然不同。

总之南北朝时期，具有浓重中国色彩的佛教石窟寺以它特有的方式，分布于中国大江南北在分布特点上，南北呈现一定的相似性这种分布方式与印度石窟寺迥然不同，这正是外来文化融合本地文化后以一种具有该民族特征的新风格出现的有力證明。

原文刊载于《北朝石窟寺》第六辑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