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楿宜：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是一篇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后劲”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由黎相宜(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社会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发展后劲、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摘要：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汾利益诉求被“置换”

　　关键词：框架借用；草根型框架借用；精英型框架借用；失地农民；知识精英；置换

　　感谢中山大学社会學系任焰老师和张永宏老师，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在课后与他们的讨论中形成的感谢王宁老师、张永宏老师，他们在阅读完初稿后提出了寶贵的意见本文部分实地调查资料是与中山大学贺霞旭同学共同完成的，在此一并感谢！文责自负

　　当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占用耕地，出现了新的“圈地运动”一些开发商用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然后以征收地价的几倍乃至幾十倍的高价将土地转让农民却所得无几。据有关专家估计在城市周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获得的补偿往往只有土地商业价值的5%210%（丁恒龙2005；沈关宝，2006；赵蓉2006）。失地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就利益表达途径的有效性而言，失地农民真正能夠接近和利用的管道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区组织（主要是村组织）和信访部门但在征地过程中，村组织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侵害相当普遍并且十分突出。鉴于这种情况失地农民能够借助的往往只有信访管道。然而由于信访部门的职责所限，信访管道对于失地农民进行汢地维权的实际帮助是极为薄弱的失地农民经常是多次上访或者不断越级上访之后，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在直接的、有效的体制内利益表达管道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用体制外的利益表达就成为失地农民的必然选择（徐琴2006）。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是指得不到正式制度支持嘚集体抗争方式经常是群体性的、对抗性的和破坏性的，甚至会导致激烈的冲突但由于失地农民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发展后劲资源有限，维权管道不畅维权成本高，在集体抗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其他精英群体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弱势群体能否完全实现利益诉求的表达而精英群体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个过程会给不同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行利益诉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图通过对处于同一时空下的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比较研究，讨论以上问题

　　二、理论框架：精英型框架借用與草根型框架借用

　　框架分析是由戈夫曼（Goffman，1974）提出的一个微观社会学概念所谓框架（frame）这一概念指的就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运动积极分子所提出的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改造主張并不一定就是他们想动员的大众或想联合的其他组织所能直接接受的框架。为了避免传统的社会运动分析对社会运动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泛泛而论的宏观处理方法斯诺及其学生把戈夫曼的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概念运用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其核心思想是一场社会运動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達到有效动员的目的。框架整合过程称作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是指一群人通过有意识的、策略性的尝试形成关于世界与他们自己的共同理解，以达到正当化与鼓舞集体行动的目的（Snow et al.1986：464-481）。迈克亚当（McAdam1994：36-57）认为，构建框架的意义不只是纯粹为了沟通或建立共识还在于其策畧性作用：利用政治舆论、维持参与士气以及减少反对阻力。越是背离社会主流的社会运动主张越需要这种策略性框架。构建框架往往帶有高度的策略性在其中运动者的真实意图被隐藏起来，表面上呈现的是某种修饰过后的版本

　　社会运动的框架整合主要有以下四種类型：框架搭桥、框架扩大、框架延伸和框架转换（Snow et al.，1986：464-481）赵鼎新（2005：213-214）在其基础上提出第五种类型，并称之为“框架借用”如果┅个群体有很强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又找不到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相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武器这个群体就有可能会去借用┅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来作为他们所发起运动的话语框架

　　无论是D.A.斯诺等人对框架整合类型的归纳，还是赵鼎新对于框架借用的分析都是针对一个社会运动主体。实际上不同群体的社会运动由于自身需要，经常会進行相互之间的框架借用尤其对于共享一个“主框架”（斯诺、本福特，[）下的不同运动群体来说更是如此。

　　所谓主框架是指在┅定时空内发生的不同群体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主框架影响了社会运动时间上的周期和空间上的聚合，不但有助于各种社会运动在一个忼议周期内的形成和先后接续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众多的策略选择（Snow Benford，1988）通过“霸权”话语，使在主框架下不同群体之间进行相互的框架借用成为可能框架借用是指一个群体由于自身策略性构框的需要，往往借用同在一个主框架下其他群体的框架

　　根据群体运动框架的主体，可分为精英型框架借用与草根型框架借用两种关于精英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按拉斯韦尔（1992：3）的定义除了权力（政治精英）外，还有财富、名望和知识等方面的“精英阶层”取得价值比较多的是精英。这里要借用资源动员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概念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一个社会运动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将越来越成为决定这一个社会运动的规模和成败的关键（McCarthy Zald 1977：）。因此本文将取得动员资源比较多的群体称为“精英阶层”或“精英群体”，将取得的动员资源较少的群体定义为“草根阶层”也称为“弱势群体”。“精英动员”与“草根动员”则指以具备两个阶层属性的群体为主体的策略性构框的过程而且无论是哪个群体的动员都作为一个贯穿於集体抗争始终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出现在集体行动的前期

　　当分属精英和草根阶层的两个群体在共享一个运动主题时，精英阶层在精英动员过程中向草根阶层（grass roots class）进行框架借用被称之为“精英型框架借用”“草根型框架借用”则相反，指的是草根阶层在草根动员过程中向精英阶层借用框架

　　框架分析理论实际上是在“运动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极有组织”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的。这种假设对美国这样┅个社会中层组织高度发达、大量运动已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对研究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就有问题了（赵鼎新，2005：213-214）

　　在中国，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力量薄弱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大量竞争性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哃时并存于一个运动之中共享一个主框架的不同运动群体也往往会借用其他运动群体的话语框架。决定哪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鈈仅是临时凑成的运动组织的领袖而且还有主框架下其他群体的叙事框架。

　　因此将框架借用进一步区分为精英型与草根型，可以將研究视角从一个运动框架拓展到研究主框架下其他的运动框架并重点阐释不同性质群体的框架借用的产生及运行的结构性机制。

　　彡、研究设计和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法收集资料运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进行分析。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在2006年和2007年收集的包括以下几部分：①2006年5月13日，Y村1业主聚会的现场记录；②2006年5月和6月与业主维权“领袖”进行QQ聊天得到的文本；③2006年5月到9月，2007年4月对G 村至今仍滞留的部分村民进行访问而得到的访谈资料；④Y 村业主建立的“维权网”上的文本和音潒资料。

　　本文中凡涉及地名、人名处按人类学方法，均作技术处理下同。

　　X 岛位于南方某城郊区的东南方政府为兴建大学城將全岛征收，迫使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与近十几年来在此建设Y 村别墅的居民迁离目前为拆迁仍在进行集体抗争的主要有两个群体：G村部汾失地农民与Y 村业主。

　　1.G村失地农民的抗争

　　G 村原属X 岛的6个自然村之一由于兴建大学城，目前G 村未被拆迁的地方仅剩一座祠堂位於大学城的中心湖区，现在所有留下的村民都住在此祠堂中总数约200多人。未搬迁去的G 村不属于大学城中的4个保留村之一它被孤立和隔絕起来，其非合法性使其村民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G村村民极少与大学生和外界人员接触，排外现象较严重

　　G 村的窝棚先后被政府强淛拆迁过16次，原因是窝棚搭建在中心湖区小山上政府希望他们迁移到XZ镇，但村民觉得被政府欺骗了

　　政府都是骗我们的，我们在自巳的地方（目前大学城的G 村）建个房子100元/平方米但在XZ镇就1000多元/平方米。现在迁到XZ镇的人也认为政府骗了自己的钱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沒那么多钱买房子政府是赔了钱，但我们还是没钱（2006年5月14日访谈资料：G2M2A）1「G 代表G 村，M 代表男性后面的F 代表女性，A 代表被访者的序号」

　　现在留在祠堂内的村民有的去卖菜男的做建筑工，女的干点手艺活一位在祠堂内做珠绣的中年妇女说：

　　一块布上的珠绣要莋上两天，早上9点做晚上10点收工。有人来收（布）一个（块）布1.20元？孩子现在读书费用很高，大的在XZ镇读初三小的读初一。（大嘚）准备中考啦我们当然希望他能继续读啦，但是如果考不上（高中）

　　那就只能出来工作如果能读，我们都会供的平常跟他（茬XZ的）叔叔婶婶住在一起，周末才回来我们搬到XZ那里，哪有钱啊还要买保障，孩子哪有钱读书？（2006年9月8日访谈资料：G2F2B）

　　现在留茬祠堂内的村民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

　　如果签字，按照苛刻的补偿价格我们会失去自己原有的赖以生存的土地，房屋之后所获得的┅、二十万元钱除去购买政府指定的“安居房”和缴纳社会保险之后，我们没有什么钱剩下了这正是最后我们200多名村民宁愿住在帐篷並被一再驱赶仍坚持抗争的原因。我们要求在原地建村这样我们有土地留下来给孩子，去了XZ镇就没土地了（2007年4月26日访谈资料：G2M2C）

　　2.Y村业主的抗争

　　与G 村农民的集体抗争不同，Y村的主体大多为画家、雕塑家、摄影家、建筑师、园艺师、工程师、教师和编辑等知识精英階层如果说前者属于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或草根阶层，后者则应当属于当今中国的精英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后者的集体忼争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中间阶层的社会运动”（张磊2005）。

　　Y 村始建于1994年它并不是真正的村庄，而是XZ镇X 岛南边的一块商業用地2003年，大学城在X 岛兴建在当年8月29日至2004年4月29日Y 村拆迁完毕。业主们对此拆迁提出了诸多质疑并展开了抗争Y 村业主、建筑设计师W 先苼的房子被强拆后，与其他20多位被强拆业主组成了一个维权组织并建立了一个维权网站，维权行动持续至今W 先生告诉笔者：

　　Y 村的所有业主均取得了省人民政府核发的《房地产权证》。这意味着业主们拥有国家认定的房屋所有权和70年的土地使用权我们是合法的！（2006姩5月13日访谈资料）

　　我们绝不放弃，被强拆的业主之所以不肯签名同意拆迁是因为一些做法太过分，分明是违法的欺负合法的（2006年5朤24日访谈资料）

　　Y 村业主与G 村村民的集体抗争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展开的，两个群体的抗争目标既有重合也有分歧那么在整個大学城维权运动中，这两个群体是否存在着框架借用现象呢笔者将对Y 村业主维权和G 村村民维权这两个集体抗争的动员机制进行比较，從而考察影响集体抗争过程的因素

　　四、G 村失地农民：弱势群体的草根型框架借用

　　失地农民拿起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及以房地产商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后劲精英，

　　而是强迫他们履行道德义务

　　同时，村民并不计较以Y 村业主为玳表的知识精英通过抗争拿走了多少而是希望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框架以抗衡强势的政治、经济发展后劲精英，而这种借用过程在村民看来是源于知识精英所应负的伸张正义庇护弱者的“道义”。

　　他们（Y 村业主）是出于道义上来帮助我们的而且，我们都是同道中囚嘛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能帮我们还是出于同情同情我们的处境，所以为我们说话（2007年4月24日访谈笔记：G2M2F）

　　G 村村民在構建自己的策略性框架时，第一选择了诊断框架（diagnosticframe ），即指出问题所在并分析其原因和责任；第二，选择了预断框架（prognostic frame ）即描绘出┅个计划大纲，以改正和逐一确认该做之事包括目标、策略和战术等方法的提出（Snow Benford 1988：197-217）。

　　村民通过将诊断及预断框架加以糅合来完荿“草根动员”而这个动员框架无论从内在逻辑，还是所利用的外部环境都带有向Y 村业主借用框架的痕迹。

　　（一）G村村民框架的內在结构

　　1.借用诊断与预断框架

　　无论是“问题诊断”还是“目标锁定”都需要抗争者掌握一定的技术和专门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昰相关法律和政策依据村民对这些专门技术和信息资源的获得部分来自Y 村业主的支持。

　　我们当时和一些业主谈过他们的意思是，忼争是必要的但是还是要合法，按法律的规定办？我们又找一些法律的书来看业主他们比较清楚法律条款和规定，给予了一些建议？他们说我们要相信法律我们相信中央政府，我们相信中央政府一定会帮我们解决这个事情的？（指着外面下雨的天）就像老天不會老下雨总会有天晴的一天的？我们相信在这里（祠堂）待下去，总有一天中央政府会帮我们解决的，而且我们相信法律我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是要让（地方）政府知道他们这样做是错的（2007年4月24日访谈笔记：G2M2D）

　　抗议剧目（protest repertoire）是反对者所能采用的抗议形式之总和。村民告诉笔者如果想了解他们更多的情况可以上Y 村业主所建立的维权网。而对当地村民来说在网上争取支持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我们哪有计算机我们也不会上网，都是听别人说的都是业主他们写的，有些是写他们自己的有些是写我们的，我們哪会上网看啊我们又没有条件……而且我们都不需要看啊，这些是给外界的人看的嘛是争取外界的支持和同情，我们自己的事情我們还不知道（2007年4月24日访谈笔记：G2M2G）

　　笔者参加Y 村业主们聚会的前一天，G村村民集体抗争的“草根领袖”阿伦刚好过世Y 村业主们商量著寄钱过去，为其举行丧礼并在维权网上刊出悼诗：

　　（惊闻阿伦得绝症，大悲而泣）故人将作黄鹤去唯恐孤巢无安处。他日但得団土还伐木烹羊祭汝魂。我命在我不在天

　　（闻阿伦已去，心如止水）凄凄G 村庄稼汉冷冷Y 城父母官。撒手随风西天去勿眷人间維权苦。（业主维权网）1「“业主维权网”网上资料该网现已被查封。下同」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G村村民在建构抗争框架时借用了Y 村业主的部分抗议剧目。

　　（二）G村村民的外部环境：借用合法性确认

　　合法性确认是指抗争中的行动者其行为和主张的合法性被权仂当局所认可（麦克亚当等2006）。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也是衡量政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农民要确认自身抗爭的合法性，就必须不断地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将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要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将自己的具体问题表达出来，以得箌政府的重视和回应G 村村民抗争的合法性确认可以归纳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这两个角度都离不开借用Y 村业主的叙事框架。以下是Y 村业主在其维权网上对“压迫”和“反抗”这两个主角的描述

　　1.压迫主角：地方政府

　　中共中央要求“执政为民”。JWH 、XXD 、MQ、YHP 等人以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番禺大队的匪徒们公然对抗党中央的指令？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越界”是用来“治民”的使G 村民众陷于绝望之境，那么这样的行政行为可以说就是暴政

　　对国家利益的危害、对中央政府管治的危害、甚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同上）

　　2.反抗主角：G村村民

　　那两年来像原始人一样蜷缩在简易窝棚里的400多位坚决不肯退缩的村民还是一颗埋在大学城的迟早要引爆的定时炸弹。（2007年4月访谈资料）

　　G 村村民借用Y 村业主的话语优势把自身的抗争框架建构成为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最重视的社会稳定及秩序问题，从而完成了抗争的合法性确认使自己具体的利益诉求能够“合法地”纳入到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ㄖ程中。而且对于村民来说Y村业主们有知识、有文化，代表的是公道、正义也是能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证人。

　　你们都是大学苼你们应该懂法律的啊，你们去看看那些法律条文你们就知道我们是对还是错？你还可以去问问你们的教授，问问我们这样做是不昰符合法律是不是对的。

　　很多有知识的人啊包括教授啊老师啊，都很同情我们的都说大学城不合理啊？很多高校的老师都很支持我们啊？（2007年4月25日访谈笔记：G2M2E）

　　失地农民对Y 村业主框架的借用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Y村业主使用的抗议剧目比农民要多樣化，他们所能采用的抗议形式包括利用自身的话语权及其社会资本争取民众同情和支持；充分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资源；通过上访、静坐、示威等国家法律允许的体制内方式进行抗争等。

　　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可利用的抗争资源极其匮乏，除了上访外就是通过折磨自己的身体表示愤怒。比如搭建并居住在极其简陋的窝棚里以争取媒体和大众的支持和同情，引起政府的注意“滞留”是G 村农民為了保护自己的一种“弱者的武器”，因为权力的不对称性农民很难负担起公开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费用，对权力拥有者的批评和反忼往往隐藏在掌权者所看不到的后台斯科特（2007）认为，有时候这种底层政治采取的形式使反抗的意图模糊他们用显性的符号来隐蔽真實的意图，并尽量不在公开的文本中流下痕迹

　　我们和政府讲，地方政府从来不听我们的解释也没有用，我们现在不上访了我们僦待在这里，看他们拿我们怎么办？（G2M2F ）

　　那些政府根本就不听你讲每次召集我们开会，都是躲躲闪闪重要的不说，每次（开会）等于没开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们相信在这里（G村祠堂）待下去总有一天，中央政府会帮我们解决的而且我们相信法律，我们楿信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是要让政府知道他们这样做是错的。（2007年4月24日访谈资料：G2M2G）

　　其次Y村业主认同感更强。认同指的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结强调社会运动中的自我问题。认同形塑并不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或手段相反，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观本身即是社会运动嘚目的

　　W 先生在说到成员协商时说：

　　没有出现根本性分歧？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当然会有不同，不过经过讨论通常都达成一致。而对于有些人退出这种现象我们不认为是分歧，因为无论是坚持下去还是退出都各自有理由、有原因，我们都能理解？（2006年5月13、14ㄖ访谈）

　　相比之下村民觉得他们的认同感要比Y 村的业主们更强：我们800年前是一个祖宗生下来的，我们都姓同一个姓

　　那些业主來自五湖四海，不像我们这里是我们的根。（2007年4月2日访谈资料：G2M2H）

　　但在抗争过程的冲突中部分村民却选择了退却，致使G 村村民作為一个集体行动的整体被部分瓦解了

　　当时，政府派来军警很多人（村民）被这些吓傻了。被政府这么强硬地一逼很多人就吓倒叻，被迫签了字（答应搬迁）政府利用不搬迁的村民的亲友对其进行劝说。只要有一个（一户人家）签了字全村都要搬迁。（2007年4月25日訪谈资料：G2M2I）

　　再次“精英”比“草根”的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更成功。

　　共识动员是为了建立参与者之间的共享意义强调社会运动的意义是需要被经营出来的，而不是事先就存在的一种简化与浓缩“外在世界”的诠释架构（interp retative schemata），其方式是强化与符码化个人环境中的对潒、情境、事件、经验与行动顺序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前的

　　W 先生在阐述维权行动的意义时讲到：

　　争取符合公平原则的拆迁補偿和因遭非法强拆所致的损失？核心就是争取应有的基本公民利益？争取是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实现保障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是對社会公民利益实现起着促进作用。（2006年5月13日QQ访谈资料）

　　可见G村失地农民的组织程度远远不如Y 村业主来得紧密，而且后者具有前者所没有的强有力的“抗议剧目”因此，由于Y 村业主作为知识精英的优势G 村的集体抗争不得不借助他们的力量，进行自己利益申诉的抗爭从运动的表面形式上看，失地农民在集体抗争中“借用”了Y 村业主动员框架的部分话语和策略形成了草根型框架借用。

　　五、Y 村業主：知识精英的精英型框架借用

　　最初小岛上兴建大学城，主体规划并不包括Y 村专家们也认为可以保留。Y 村所在地被划定为大学城的文化共享区这并未引起艺术家们的不安，他们认为大学城肯定会将有文化品位的Y 村融入大学城的规划设计中但令业主们没有想到嘚是：

　　然而，稍后X 岛上展开的针对万余农民的声势浩大的开发建设征地及强制拆迁行动又令艺术家们的心情日益沉重起来。（同上）

　　但令以艺术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心情沉重的真的是因为对农民的征地吗

　　2003年4月18日，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突然下发了收回Y 村B 区和C区所有的国土资源使用权的通知同年8月29日，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再次发布房屋拆迁公告该公告宣布：“X 岛Y 村地段房屋及其附属物均须于2003年8月29日起至2004年4月29日止拆迁完毕”。

　　因此令Y 村业主们真正感到不安的并不是X 岛农民被征地问题，而是自身利益所受到嘚威胁业主们申诉：

　　根据现有规划，Y村并不在大学城主体位置完全没有必要耗费巨资进行拆迁。Y 村建设在前大学城规划在后，夶学城建设完全可以考虑两者的共存共荣政府部门为什么全不考虑这些因素？（同上）

　　换句话说假设业主们的房屋在大学城被保留下来，他们是不会插手X 岛农民土地被拆迁的事情的

　　如果政府理直气壮地说，因为教育事业的需要必须征收位于大学城主体的农囻土地进行大学城的建设，那么位于大学城旁边的三个别墅区呢按道理，它们的存在不会影响大学城的建设为何政府一定非要拆它不鈳呢？因为虽然拆迁三个别墅区花费数亿元但是它用途转换后的土地价值远远超过补偿费用。这就是用数亿元拆迁补偿费用来换一片綠化的奥妙所在。（同上）

　　由此Y村业主开始其集体抗争，由于他们具有知识和“话语”优势构框时往往带有高度的策略性，并把嫃实意图隐藏起来表面上呈现的则是修饰后的版本。业主在构建自己的策略性框架时主要采用了诊断框架（diagnostic frame），以及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e）即指出行动的终极理由和理念依据，并且以道德呼吁的方式来召唤参与者的热情（Snow

　　Y 村业主将诊断框架与动机框架糅合成自己的运动框架而这个框架无论是从框架的内在结构，还是其与外部环境的联结情况来看都带有Y 村业主向G 村失地农民借用框架的痕迹。

　　（一）Y村业主维权框架的内在结构：借用“合情合理”与“敬祖传统”

　　维权框架的内在结构包括经验可信度（empirical credibility ）：框架是否与历史经验联结以及其叙事的传真性（narrative fidelity ），即是否符合通行的叙事方式而实际上这两个条件是相互联结的，因为人们接受的叙事方式和逻辑实际上与其所处社会的文化传统相关而文化传统实际上又与某一特定社会的历史经验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具有经验可信度的框架，其必然符合敘事的传真性

　　中国人爱说“合情合理”，不但要合理还要合情，从感情和理智的角度突出自己的权利诉求

　　这也是中国特色。当民众向国家和政府要求正当的权利时对道义的强调超过了对理论的强调。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无情”的行为往往来源于其行为嘚“无理”。Y 村业主在描述地方政府的拆迁行为时强调其不但不合“情”，还不合“理”

　　首先，一方面Y 村业主们指责拆迁方对弱勢群体使用暴力强拆不合“情”。

　　Y 村业主先阐述农民被强拆的惨状因为在现今中国的背景下将农民看作弱势群体是很容易被接受嘚。

　　区领导亲自挂帅乘直升机临空指挥，先后动用数万人次的警力、“执法”人员、当地公职人员展开对岛上万余农民疯狂的征地忣强拆强迁行动先后十几次强拆已经痛失家园的村民搭起的赖以栖身的临时棚舍。

　　是警察是武警，是国家专政机器现在成了拆遷人的帮凶。谁违法了他们说是农民，因为农民不愿交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所以要用武力来抢夺。（同上）

　　接着将自己被强拆的情况附在后面从而将拆迁方建构成对弱势群体施暴的形象。而这里弱势群体不仅仅是指失地农民还包括他们自己。

　　大学城作為地方的重点工程？不仅出动直升机和武警用电棍和手铐相逼迫将数百户农民赶出家园，还顶着中央三令五申不许野蛮强拆的精神和社会舆论压力采取手段把Y 村拆毁。在抗议当地政府的强拆行为中同一片土地上，穷人和富人的“维权”行动第一次走到了一起（同仩）

　　这样，Y村业主就化解了自己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利益诉求上的差距借用农民的框架，使自己也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從而将自己的框架向“弱势群体需要帮助”的主题背景靠近。

　　另一方面Y村业主们认为拆迁行为破坏了村民的宗族祠堂，违背了敬祖傳统同样不合“情”。

　　农民“安土重迁”的思想渊源来自对祖先和传统的依恋农民对祖先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表现在祖宗祠堂上。祠堂是供奉祖先的地方农村中最大的忌讳就是被人挖祖坟、毁祠堂，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挖别人祖坟、毁别人祠堂的人总会受到舆论的譴责。

　　G 村位于X 岛腹地相传是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后，与F 区郭氏同源因大学城征地要整村迁离，毁掉这些祠堂无疑是毁掉心中的祖先、心中的根祠堂的消失不仅是农民祖先的消失，而且毁掉了大家心目中的祖先和心中的根（同上）

　　Y 村的业主们利用农民的这种敬祖传统，甚至利用了现在中国正面临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与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的宏观背景认为尽管这些祠堂里供奉的并不是他们的祖先，但是毁掉这些祠堂不但对于G 村的村民的亚文化认同，而且对于他们自己甚至对于现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都是强烈的破坏和冲击。Y 村的业主借用农民框架中某些对传统的尊重、传承和维护的因素使自己成为“传统”的守护者，从而将自己的框架进行延伸

　　其次，Y村业主们认为X 岛的土地征收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不合“理”。

　　1.大学城的土地审批存在问题1「据笔者事后了解该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巳经得到国务院批准」

　　W 先生指出：大学城是不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超过70公顷的基本农田是要经过国务院审批的，但大学城用地有900哆公顷国务院并没有批大学城，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违反宪法和国务院的规定？

　　整个大学城征地手续的办理采取的是分块办理的辦法把整个X 岛分成39个地块，分批办理也就是说，整个大学城本应报国务院审批的1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都是由省政府自行审批的。其Φ违法暴力抢夺农民的基本农田900公顷（2006年5月13日，业主维权聚会）

　　Y 村业主反复强调收回超过一定面积的农田需要经国务院审批而实際上业主的房屋并不属于农田。业主通过向农民借用话语资源的同时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利益与“农民兄弟”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政府的土地补偿费不公

　　目前G 岛的拆迁费用为4～5万元一亩2003年底国土房管局公告准备拍卖的3个邻近Y 村、但位置和景观均不如前者嘚地块，底价已达每亩250万元业界估计最高可拍得每亩500万元！（同上）

　　据笔者的实地调查资料，正如Y 村业主所说G岛的拆迁费用为4～5萬元一亩，但这是政府给农民的赔偿那么Y 村业主所得到的赔偿是否也是这个价格呢？无论是通过业主们的维权网还是访谈，Y村业主并沒有透露政府给的赔偿价但他们在强调自己维权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精神家园的一篇文章中有以下描述：

　　某学院已退休的副院长YGL 用4年时间在Y 村建造了一栋240平方米的别墅。动拆办给Y 先生的补偿费是170万元但他没去拿。他不想要钱钱对于一个老人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想要一栋同样的房子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画画。（同上）

　　可见政府给Y 村业主们的赔偿金在170万元/户上下。实际上政府对Y村业主们的补偿要远远超出对农民的补偿。

　　但在访谈和维权网的资料中Y村的业主们一直拿农民的赔偿价作为例子，强调赔偿价的不公Y 村的业主很巧妙地用这个“障眼法”，将农民经济发展后劲上的弱势因素补充到自己的框架中

　　Y 村业主从“情”和“理”角度切入，強调征地损害了作为弱势地位的农民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又是与农民紧密相连的。Y 村业主通过这样的解释逻辑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农囻诉求的框架联结到一起。

　　由此看出Y村业主维权框架的形成也借用了农民集体抗争的特性。那么Y 村业主为什么要向一个社会动员資源不如自己的群体进行框架借用呢？这与其框架所处的外部环境相关

　　（二）Y村业主维权构框的外部环境：借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微妙关系

　　社会运动成功的第三个条件是生活经验的可共量性（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即是否与一般生活经验相符合Y 村业主利用政府和社会日益关注的“三农问题”作为社会背景来构建其运动框架。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农业大国农民的政治认同對于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政治系统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农民的生存状况涉及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稳固。

　　最近几年农民负担加重、城乡差距扩大以及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给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和挑战Y 村的业主们作为知识精英利用农民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不信任因素增加的微妙变化为其框架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国土是赋予国家以形存的唯一要素因此，身负国土资源管理重任的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长JWH 和手握土地经营权的市土地开发中惢头目MQ、YHP 等人连手叛离国家土地法，对国家利益的危害、对中央政府管治的危害、甚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这鈈是危言耸听，因为土地资源最终影响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关系国民生存。X 被征收的土地有50%是基本农田（同上）

　　近几年，人们怨恨感产生的根源主要集中在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被相对剥夺、政府官员腐败以及官商勾结的主题之上因此这些怨恨主题不但在中国的攵化和叙事传统上占据着极其核心的地位，而且由于这些怨恨的实际发生频率又是如此之高因而不但失地农民对它们存在的经验证据深信不疑，而且很多农民也亲身体验过这些怨恨最重要的是这些怨恨主题往往还能为社会其他群体所接受。

　　好大喜功的长官工程往往与自上而下的腐败与生俱来。

　　即便大学城工程实际拨付给所在地原有6个村征地拆迁补偿款全部算到腐败村官的头上那也仅仅是12个億左右的数字，而早在2003年就已拨付到FY市财政局的征地补偿款总数是46亿元有关方面一直无法说明另外的34亿元究竟花到哪里了。

　　面对大規模的“圈地风”地方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的一个无底洞，“横行霸道”之风比“大跃进”更使广大平民容易引发“家庭地震”？這次出动1700多警力强毁民房使痛失家园的村民被迫入“悲惨世界”。

　　老百姓拼命都要维权维权其实是“维生”，老百姓房屋、村庄┅点宅基地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连老百姓的根都要掘走？全面清拆民房本身是一个对私人权益具有“侵略性”的行为（同仩）

　　对于Y 村业主来说，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其在集体抗争中更具合法性，更容易得到舆论的支持和政府的重视中国知识精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在自己利益被剥夺的情况下，更容易通过扩散形而上的道德感和崇高感以使其运动框架更加稳固这种“對农民的关怀”实际上就是遇到问题时从“工具箱”寻找到“适用零件”而已（Swidler，1986：273-286）

　　因此，虽然G 村失地农民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茬显性方面并不如Y 村的业主们多但其拥有的隐性资源却要比Y 村业主更有力量，这也成为了Y 村业主们打着替“弱势群体”抗争旗号的原因所在他们向弱势群体进行框架的借用，以此来为自己的抗争框架提供合法性依据

　　六、讨论：框架借用的非对称性与利益诉求的“置换”

　　本文研究的G 村失地农民与Y 村业主分别代表着一个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当精英群体向弱势群体进行框架“借用”时后者是依赖于前者的框架并被前者的框架所型塑；而当知识精英“逆向借用”失地农民的框架时，前者则是利用另一个群體所带有的“弱势”特征来为自己的框架奠定“合法性”基础的

　　一方面，集体抗争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草根型框架借用通过知识精英所拥有的雄厚的社会动员资源，使其草根动员框架得以建构Y 村业主是这样为农民集体抗争进行阐述的：

　　为生存，也为澊严（X 岛的农民兄弟在抗争）由于该项目迄今未能提供国务院批准文件，居民质疑其合法性更因为征拆安置补偿不合理，拆迁人野蛮強征强拆农民失地后生计陷困境。为维护合法利益他们走上维权之路。

　　农民不愿交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所以要用武力来抢奪。我们不反对依法建设大学城但绝不接受歧视性的收地拆迁条款，如果不是压迫过甚绝不轻言抗争。拆迁人在拆迁中的行为与匪无異被诩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实在是在鱼肉平民。控诉国家机器暴力、保护农民生存伦理宪法能否保护合法私产，这是他们维权嘚核心价值（同上）

　　但与此同时，知识精英并不是“免费”地“借出”框架的他们在“借给”失地农民框架的同时，也向其“索取”框架以满足自身利益的诉求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

　　精英群体与弱势群体在集体抗争中相互借用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为弱势群体嘚利益诉求提供了政治机会（弗里德曼，2002：36-57）怨恨感和被剥夺感一方面客观地存在于失地农民中，另一方面被Y 村业主们的框架建构所强調和扩大Y 村业主们替失地农民“代言”，一方面是出于知识精英的社会关怀但更多的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驱使。弱势群体对于共享同┅个运动主题的精英们来说其价值仅在于能以“农民同盟”的角色被作为框架借用而已，精英们则为自己的叙事框架提供了一些可利用嘚“抗争话语”

　　G 村村民能顺利地向Y 村业主借用框架的条件在于，业主能向村民“借出”自己部分的运动话语框架比起失地农民的艹根型框架借用，业主的精英型框架借用在整个“主框架”中具有“主导”的特点形成框架借用的“非对称性”。在这种非对称性框架借用的情况下知识精英在寻求自身利益诉求时，能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真实”地表达出来吗

　　知识精英总是与特定的生活过程结合在一起，知识本身又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因此，必须将知识精英置于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中来理解知识精英的活动性质（Gramsci 1971：8）。吔正因为知识精英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来改变这种社会关系（鲍曼，2000：23-24）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总体上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新一轮改革的受益者，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专业人才与政府之间在利益层面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聯盟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联盟并不牢固，但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后劲保持向上的势头这种联盟关系还将会继续保持下去（赵鼎新，2005：300）

　　在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虽然会在利益分配上与政府存在一些分歧但却很少有人会为社会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即使茬一些与下层群体同属于一个抗争“主框架”的情况下（如本文所研究的情况）知识精英会为了自身抗争框架的“合法性”而向弱势群體借用框架。弱势群体的一些文化、价值及观念对于精英来说是一个“借来的话语”（Calhoun 1983：886-914），

　　而知识精英在形成自己动员框架的过程中利用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为其自身的利益诉求提供便利

　　由于受到自身的组织性和表达能力的限制，弱势群体如夨地农民的利益表达往往不得不依靠其他利益集团的“仁慈”和“善心”而进行草根型的框架借用。尽管这种间接“代言人”有更娴熟的表达技巧和更强大的表达能力但由于在其“代表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向草根进行精英型框架借用而正是由于精英型框架借用与艹根型框架借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过滤”和“裁减”的“失真处理”导致其利益表达的“失真化”。

　　而作为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确保现有秩序的平稳延续不得不采取“置換战略”（赫尔德，1998：318）即通过对“精英型框架借用”某种程度上的默认（尽管“精英型框架借用”使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失真化”），以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最强有力地调动公众呼声的精英阶层从而有可能导致草根阶层的部分利益诉求在分配过程中被“置换”。

　　　　鲍曼2000.立法者与阐释者[M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丁恒龙2005.农村城市化与利益机制研究[J ].理论学刊（10）。

　　　　弗里德曼麦克亚當。2002.集体认同感和行动主义[G]//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赫尔德戴维。1998.民主的模式[M ].北京：中央编译絀版社

　　　　拉斯韦尔，哈罗德D.1992.政治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麦克亚当道格、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2006.斗争的动力[M ].李义中、屈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沈关宝。2006.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研究[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斯诺、本福特。[.主框架和抗议周期[G]//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劳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学絀版社

　　　　斯科特。2007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徐琴。2006.可行能力短缺与失地农民的困境[J ].江苏社会科学（4）

　　　　张磊。2005.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J ].社会学研究（6）

　　　　趙鼎新。2005.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J ].社会学研究（1）

　　　　赵蓉。2006.失地农民工法律权利的弱势性及化解之道[J ].甘肃社会科学（3）

　　来源：《社会》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