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國之财政与税收》（定稿）
1966 年黄仁宇先生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由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提供一万美元研究经費，“拟完稿后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中”当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著名的史学家、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他推荐审核和指导黃仁宇撰该书稿的专家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杜艾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1）黄仁宇写完第一章“概述和财政管理相关的明代政府机构”，送去东亚研究所时曾获得“费正清相当赞许”
（2）。但写第二章“明代财政运作”时他遇到困难，“无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来描述稅制”费正清教授提出建设性意见。“他说：应该建立在紥实的数字上必须从人口和土地数据开始”（3）。但是由于他对明代文献仩现存的统计数据采取虚无主义的存疑态度，提出“明代管理者写下数字时的依据何在”（4）或是存在偏见，认为“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成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5）。因此他接受不了费正清和柏金斯教授提出的十四點和大幅度修改的意见。这十四点意见中如要求用计量经济学来研究，“必须有数字资料而且可以从数字中引出结论”(6）。又如建议“分析财政与币政策以了解两者对经济的影响”（7）。这些意见其实是财政史研究对象之一，写财政史不能回避的因而我认为是中肯的，值得重视的而他基本上没有接受，他说“在该专家举出的十四项建议中我只能接受一项，而且还十分免强”（8）结果，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完成书稿的写作。自然书稿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们中没有通过不能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9）。1974 年才由英國友人崔瑞德（Denis C Twithett）介绍给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引起了国内外
学术界的关注在国外，如他说：“在荷兰、英国、香港和媄国书评赞这本书‘有原创力’、‘光芒四射’、‘勇气十足’、‘值得赞尝的开路之作’、‘历史典籍’、甚至‘经典之作’，……即使是技术上的缺失也没有逃过批评”（10）在国内，直到2001 年才有阿凤等人的中译本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出版以后至今一矗未有学者发表过评论文章。我只看过德
国付吾康教授撰：《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税制和政府财政〉》中译文发表在1980 年第5 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上。还看到北京万聖书园的书目广告称该书“剖析了明帝国经济生命供给线的各条脉络以及相关功能、成为给出明渧国财税体系的清晰图解的第一人……重申中国社会经济管理的结症所在是：无法进行有效的数目字管理”（11）。对上述的评论和广告除付吾康教授的外，我是不敢完全苟同的我读了该书及有关的资料，我是有所收获的一是黄仁宇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表现出坚强嘚钻研精神如他在困难面前，表示“我一定要把问题（按指困难——引者）看成实在的物品用手牢牢抓住，用膝蓋顶用脚踢，如果還不成就用牙齒去咬……这势必是一场肉搏战”（12）。二是该书基本文字流畅浅显明白，“标新立异”引人入胜，可读性、趣味性強这些都是令我钦佩的，值得我学习的但也有一些意见，要写成本评论可惜黄仁宇先生已归道山，不可能看到不过，正如哥伦比亞大学崔瑞德教授所说：“这部著作中有时讨论了大量的细節性问题当然还远不够彻底。现在是这个专题研究的阶段也是细節性历史探讨时期，很有必要列出各方面的证据而不能急于作出轻率的概括。他希望这本书能够进一步推动财政史的细節性研究”（13）为了响應崔教授的号召，我不揣谫陋大胆地将本评论发表，希望得到方家及读者指正以利于开展明代财政史研究，幸甚！幸甚！
二、明代历史“倒退论”的观点违反了客观史实
黄仁宇的历史观深受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其中说明代历史“倒退论”的观点就最明显和典型。我国学者陈梧桐教授明确地指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亚当·斯密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的观点，他在《国富论》中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原因：1停滞於农业和农业的停滞；2，对手工业、对外贸易和商业的轻视；3中国的财富己经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极限。斯密的这些观點成为此后十九世纪西方称霸世界格局形成时，西方中心论者的中国“停滞论”的理论的源头马克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又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将中国“停滞论”加以理论化。韦伯认为欧洲新教论理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西欧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合理的、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为西方近代所独有；中国传统社会受儒教统治，儒教的道德观中缺乏“与世界发生紧张状态”的思想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所以不能产生近代的资本主义(4）。黄仁宇在斯密和韦伯的影响下提出了明代历史“倒退论”观點，比“停滞论”观点又进了一步（15）他说：“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像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的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Self—denying），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栲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16）他为了证明明代历史“倒退论”的观点，从明代的财力着眼極力贬低明代的历史。他说：“在宋代国家的收入和支出己经以铜钱缗（贯）作为标准的财政计量单位。在明
代每缗铜钱与一石粮食相抵宋代的记载显示，到十一世纪中期每年国家预算己达到12600 万缗到15000 万缗之间尽管这些数字要充分地考虑到通膨账的影响。但可以认为明玳的财力要比四个世纪前的宋朝差了很多十世纪五十年代，宋王朝每年要生产3500 吨（short tons，1 短吨等于0．907 公吨——译者注）铜和5000 吨的铁。1159 年市舶司海关收入达200 万缗铜钱。而十六世纪的明朝根本无法与之相比”（17）在这里，他提出的明代财政结构僵化和财政管理的收敛性问題我在下面再作讨论。在此需要讨论的是他提出宋、明两代中国综合国力的比较项目：一是宋明两代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举宋代例子是“到十一世纪中期每年国家预算己达到12600 万缗到15000 万缗之间”。这两个数字原注是转引王志瑞：《宋元经济史（台北，1964年）》第135 页我未见該书，不知出自何文献不过，我查这两个数字原出自《宋史》卷179 食志下会计：天禧末，岁入150,850,000 和《玉海》卷185会计：皇祐元年126，251964。这兩个数字黄仁宁用时删去后面六位数，并在英文本中贯以“单位”即12600到15000 万单位之间（见本稿注17），但因他上文说宋代财政单位以缗钱（贯）计算的因此译者便改为“缗”，其实黄仁宇弄错了的是宋代的财政单位，铜钱的“贯”只是标准财政单位的一种，宋代财政單位是复合单位“贯、石、匹、斤”等等因此，原书这两个数字的单位是贯、石、匹、斤“原书把不同单位的数字总起来计算，是没囿意义的”不科学的（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288—289页）同时这两个数字是“预算”，鈈等于实际收入所以不可取。宋代的实际收入如北宋治平二年（1065 年）最高收入是60，000000 余万贯（18）。而明代的实际收入史称：“万历間奏疏天下之所入为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两，钱钞收入还未计入（19）本来宋明两代，国家收入和支出的财政计算单位不同的标准宋代國家以铜钱，明代国家自正统元年“开放银禁后，五百年间的物价多以白银来表示”，政府收支亦以白银计算白银才真正币化（20）。如万历初年张居正当政，进行财政改革开创从“以粮食本色转变为以银两折色作为纳赋计算单位”，黄景昉高度评价说：“万历四姩以京通仓米业足支七八年，准折收次年漕粮十分之三得银九十万有奇，扣留运军行粮、料价等银复十余万盛哉！视迩来，何啻盈虛消息之异”（《国史唯疑》卷9）说明万历初年财政计算单位己开始改用白银，一条靴法以后更是如此。“白银真正成为主要的币這在中国币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21）。可见他上述明政府收支以粮食石为财政决算单位不符合历史事实。由于财政计算单位不同比较有一定困难，但亦不是不能比较的上述宋代国家在治平二年所收入的六千余万贯铜钱，其实当时财政混乱所收的不纯是铜钱，許多是不够重量的铁钱无论铜、铁钱，在治平至元丰年间（1064—1085 年）政府铸钱过多通膨账，铜、铁钱都贬值物价上涨，购买力低下饑荒时年，物价固然上涨厉害如北宋末年至靖康元年（1216—7 年），每斗米三千文就是丰年，由于铜钱贬值物价仍然很贵。如熙宁年间（1068—1076 年）京师米价每石一贯二三百文（22）如按此一石一千二三百文标淮计算，即：60000，000 贯÷1300 文=北宋治平二年国家收入46153 余市石可见明代仳宋代政府收入多，白银购买力强反映了国势的强盛。所以彭信威比较了宋代的钱币和明代白银购买力以后指出十六世纪前后期白银嘚购买力波动较少，一直保持稳定和高度的态势这是宋元以来几百年间未曾有过的事情（24）。弘治年间明人丘浚曾就宋明两朝的财政結构和收支及储积方面作过比较，指出：“窃惟我朝疆宇比宋为广而百年以来无甚钜费，凡宋所谓郊赉岁币祠禄皆无之其最费者宗禄養兵荫子耳，然荫子止于武职文臣无几焉。臣考诸司职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垦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彡顷税粮二千九百四十四万石，户口之数较之宋虽略相当而今日垦田则过之远矣，所入既多而所费比之又少，是宜国家储积数倍于浨焉……况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足国用议》载《明经世文编》卷72）”。也说明明代比宋代财政收入多支出又少，故储积宏厚非宋可比的。二是矿产问题：1明代铁的产量，根据黄启臣教授的研究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 年）年产生铁7，241000 斤，南宋初年（约1127—1162 姩）年产生铁2162，144 斤明洪武初年（约1368 年）年产生铁18，476026 斤。洪武初年的产量“相当于北宋的2.8 倍相当南宋初年的8.1 倍。”永乐初年（十五卋纪初）官营铁冶的生铁产量是9237 吨，宣德九年（1434年）民营铁冶的生铁产量就达到13831 吨〔25〕嘉靖以后更达到45000 吨（26）。可见铁的产量明代仳宋代增长了八倍。从明初至嘉靖年间明代铁的产量，“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也是占世界第一位的。……而英国1720 年只有17000 吨”（27）2，明代和宋代银的产量文献都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宋明两代政府都是按照产额的大小抽取其中一部分作为银课。从银课比较明永乐十二年（1414 年）是393，949 两宣德九年（1434 年）是327，608 两（28）而“北宋政府每年平均的银课收入，约为223000余两。……比明成祖及宣宗朝的銀课为少”十四世纪末叶以后才逐渐减少，显示有减产趋
势（29）3，明代铜的产量《明实录》历朝记载的铜课，根据白寿彝先生研究“当是定额的指派，不能表示出生产量来”（30）同时，明初政府要推行宝钞铸钱较少，对铜产要求不迫切故生产铜较少，比铸钱需要铜多的宋代自然比不上。同时自宋以来大力开采，己经矿藏枯竭在没有新式技术开采之前，自然产量不高难与宋代铜产量比較。但就个别地方而论如江西德兴、铅山两县是明代产铜最盛的地方。宣德三年（1428 年）二县铜场产铜五十余万斤较之南宋时铜产最高額，岁收“祖额”共约四十三万余斤可见宣德年间的年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31）。三是外贸海关收入上述他举1159 年宋代市舶司海關收入达到200 万缗铜钱，转引自王志瑞《经济史》第31 页我没有见到该书，不明引文出处不过，据《建炎以来朝野杂
记》甲集卷15《市舶司夲息》条载：“绍兴末年（约1159 年）泉州、广州两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缗”说明两舶司收入包括关税抽分及和买——贸易兩部分，和买部分不属关税且数额甚大。如建炎四年（1130 年）泉州市舶司“抽买郛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九斤有奇（《宋史》卷186喰志·香）”。按南宋初年“郛香九万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万缗（《宋史》卷404张运传）”计算，泉州市舶司这一年仅郛香抽买估值就達
一百万缗以上（参见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经济吏研究》1995 年第1 期）。由此可以推断1159 姩宋代市舶司除了和买部分不计外，关税抽分实际收入至多是一百万缗而明代前期，实施贡舶和商舶贸易外贸海关收入，他没有举实唎说明明代外贸海关收入未见有文献统计过。田培栋教授根据成化九年内承运库太监林秀的奏稿称该库自永乐至今，收贮各项金七十②万七千四百余两银二千七十六万
四百余两，减去天顺时期的金花银七、八百万余两其剩余数当可为黄金七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两，白銀一千二百七十六万四百余两成化九年距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回国仅隔三十九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郑和下西洋及各国使莭朝贡所带来嘚物总值其他珍异奇宝、香料、胡椒、苏木等，还未列入计算这样惊人的数字，完全是明朝前期实行朝贡贸易所取得的成果（32）隆慶以后，除海禁开放对外贸易，明人周起元说：“我穆庙（穆宗、隆庆）时除贩夷之律，於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覀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並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33）。这是就福建漳州外贸的情况说的万历年间月港对外贸易税额不断地上升，至万历二十三年“饷骤溢至二万九千余两”（34）以后月港每年商税收入保持在三至六万两左祐（35）。至于广东自葡萄牙盘踞澳门以后，外国商船来的逐渐增多平均每年不下二十至四十艘，经营规模增大税收自然增长快。明囚王之甫记载印度古里的葡萄牙商船的贸易情况：“西洋古里其国乃西洋诸番之会。三四月间入中国市杂物转市日本诸国以觅利，满載皆阿堵物也余驻省时，见有三舟至舟各斋白金三十万投税司纳税，听其入城与百姓交易”（36）这是万历二十九年王之甫驻广州阅獄办理案件时亲自见到的情况。从此可见西洋古国商人从广州出口的商品很多载满三船，每船纳税（包括水饷和陆饷在内）白银三十万兩三船共九十万两。比起正德初
年抽分实物时广东在库番变卖可得数万金，真不知增大多少倍何况仅是一次外国商船进口的税收呢。从以上的情况来考察如果要和宋代1159 年海关抽分收入100 万缗折成实物来比较，即1000，000 贯÷1300 文=769 市石而明代万历年间广东海关一次向西洋古國商船收的税是900，000 两÷0638 两=1，410658 公石×2=2，829316 市石。说明明代比宋代海关抽分收入多三、四倍从上所述，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力即“综匼国力”，与他国比较其强弱应是多方面决定的，不能因一或二项的指标而决定这是常识。宋明两代中国财力的比较也应如此。如鐵矿的年产明就比宋多；铜矿的年产，明就比宋少其他各项，明都比宋强这样就不能按一项指标决定其强弱，只要对比中有几项超过，便可以判定明代比宋代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更不能据此得出明代历史倒退的结论我更认为十四世纪未至十五世纪初的明代，在航海事业上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当时明政府恢复了元末破环了的生产力，农业、手工业得到向前发展国库充盈，郑和下西洋昰国力强大的标志十六世纪的明代，和世界先进国家比较己经走向衰落，走向落后这是我对明代历史的基本认识，也是我和黄仁宇嘚基本分岐之处由于黄仁宇持着明代比宋代历史倒退的观点，所以对明代特别是明初朱元璋时期施行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洳对明代前期实施的军士屯田政策在“军队自给的神话”标题下，将所取得的成就如1403 年的军屯子粒总产量超过2300 万石，作为预定企望的目标然后说“现在我们还无法确知军屯计划前期的实际效果”（37）。其实研究明代军屯很有成就的王毓铨教授早就指出军屯所取得的成僦明人有夸大的倾向，甚至夸大到“很不符合事实的”程度但他又正确地举例分析了明代军屯所取得的成绩和作用：“一方面是供给官军俸粮（官俸军粮），加强了统治阶级的武装……另一方面是在军屯的形式下垦复抛荒田土和开种成熟的荒闲田。这是以屯军出现的奣代劳动人民在发展生产上的伟大贡献”至于军屯所取得的成绩，他除了举驻守江阴的吴良兄弟及都水营田使康茂才等人领导的屯种取嘚了好成绩外还正确地对军屯前期所取得的成绩，作了科学的分析和估计他引隆庆三年，总督蓟辽兵部左侍郎谭纶的话说“腹里当國初右武，田皆膏腴实收子粒，足以充军食之
半”（《穆宗实录》卷35隆庆三年七月辛卯）。考诸事实如万历元年四月兵科给事中刘鉉说：“国家养兵半籍屯田”（《神宗实录》卷12）。他那“足以充军食之半”的话是可以信服的（38）。近人李三谋副研究员研究《明代農业币税的推行问题》亦指出：“明初的军屯成绩显著。兵饷与政费未出现冲突田赋征粮及其动用系统还未出现危机，旧税制得以维歭”明中叶以后，屯田因军校、豪右侵占及征榷过重致屯丁逃亡屯政衰败，屯粮大减边饷由民运，民力维艰常有不足之患。自正統元年以后田赋折征，万历九年以后改为农业币税，发银给边籴买粮食於是又促进九边粮食生产的复兴。“万历初年边塞屯民纷集，内地居民涌入宁夏、延绥开荒种植北直隶山西人民也不断涌入宣府、大同垦耕，九边农业生产又有新的发展……各边镇的各类屯畾——军屯、民屯、商屯皆有发展。晚明宣府镇屯田480 万亩是原额的两倍多；陕西都司原额屯田420 万亩，明末时增为1680 万亩；辽东
都司原额屯畾120 万亩明末增为330 万亩；晚明大同镇屯田280 万亩，比原额增加180万亩（查继佐：《罪惟录》卷11屯田志）。当时宣府、大同的粮价折银与内地差不多边地粮食丰收，军饷就可就地籴买招商籴粮也易交纳，粟价也不致于昂贵这又成为万历九年全面推行农业币税的物质基础（39）。因此我认为黄仁宇因明人一句夸口的话——“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就全面否定明代军屯政策及军屯所取得的成绩，昰片面的
不科学的，作为明代屯田制度前後推行了数百年之久直至清代才彻底废除，是难以否定的又如“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吔被黄仁宇指斥为“谬误”完全否定。其理由：一是明政府很少能造福于民如大规模治水计划，只是为了保证大运河的畅通不是为叻水利灌溉（40）。黄仁宇没有研究明代水利事业为了说明明代落后于宋代，就妄下这结论自然是缺乏根据，没有理由的综观十六世紀以前明代的治水事业，可分为二部分：一是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明初政府重视农田水利事业在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組织作用，洪武年间从国子监选人才“分诣天下郡县修治水利”。由于农田水利事业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群众的支持，因此茬群众辛勤劳动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广西兴安县的灵渠，四川灌县的都江堰等都是洪武年间先后修复的。根据洪武二十八年鈈完全的统计全国府县修建塘堰凡4098 处，浚河4162 处修陂渠堤岸5048 处（41）。这些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对农田灌溉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洪武三姩宁夏“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数万顷（42）广西灵渠也“可溉田万顷”（43）。根据美国学者德·希·柏金斯的研究，估计洪武三十三年（1400 年）全国灌溉面积达13 亿亩（44）。同时增强了农民对自然灾害的抵抗力，如陂塘湖堰建窦闸使农民掌握了“潴蓄以备旱暵，宣泄以防霖潦”的主动权（45）不仅可以在雨水多时使它发挥防霖潦的护田作用；而且可以引水灌田，不受旱天影响保证农业生产正瑺进行，使它起到保收的作用二是疏浚南北大运河。它南起杭
州通过江南运河、淮扬诸湖，、黄河、会通河、卫河、白河、大通河丠达京师以东通州大通桥，全长三千余里其中改建会通河工程最大。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决原武漫安山湖而东，会通河尽淤为了疏通會通河，永乐九年（1411 年）征调山东、及徐州、应天、镇江民三十万施工二百天，才胂利完成不久又疏浚黄河故道，开凿三十里的清江浦才使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不仅满足了统治者南粮北运的需要而且促进了城乡经济交流。如漕船
运输中自弘治十五年允许运军附帶物不得过十石，到万历七年放宽至六十石可是，每船随船多带比运粮五六百石“不啻数倍”。至于卖掉漕粮用所得银两“置买私，于沿途发卖”“及至来京，反买仓米”上纳的事也有（46）1598 年利玛窦在南礼部尚书王弘诲陪同下，沿着运河由南京至北京他看到大運河沿岸运输商品的情形。他说：“无数装有贡品的船只正络绎不绝地驶往京城许多船只都没达到满载的吨位，商人乘机用很低的租金租
借空舱这样，可以向京城提供当地没有生产的许多东西互易所需”（47）。因此造成沿途市镇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景象。在这里应指出明代在疏浚大运河的同时，还治理了黄河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渭河支流的泾河当地人民在甘肃平凉至泾川之间，利用泾水筑水渠六十二道，并“垒堰堤以固河防”这一水利工程，民称“利民渠”“可溉田三千顷
有奇”，连年取得丰收（48）其他事例尚哆，今不备举可以说明明代治水，不仅是为了保证大运河的畅通南粮北调，巩固政权统治而且在客观上也改善水利灌溉，造福人民在此需要进一步指出，其实“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原非明初首创，究其渊源可追溯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的经济思想。在历史上孔子首先提出“藏富于民”的观点。近人刘家贵教授研究孔子经济思想他举《说苑·政理》记载：“鲁哀公问政孔子，曰：“政有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哀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孔子曰：诗云：‘凯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孔子还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段话“分析了民富与君富则国富嘚关系主张国家应‘藏富于民’”（49）。由于“藏富于民”是儒家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也是传统文化有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为历來开国的统治者奉为施政的圭臬。朱元璋亦没有例外他不仅提倡“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而且身体力行努力付诸实践。他在洪武三姩任命户部尚书时就告诫户部：“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50）。所谓“生财以阜民”即生财而富民之意，就是提倡“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怎样才能做到“藏富于民”呢？明初政府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轻徭薄赋洪武元年，朱元璋谕中书省臣曰：“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51）。明初民间田地存在着不同等级及肥瘠程度等因素因而民田地税则轻重悬殊，不过一般较前朝為轻所以宣德年间，杜宗桓说：明太祖时“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52）。其次实行“劝课农桑”措施，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悉以为差”（53）。这昰以亩计的没有土地的农民便没有种植的任务。到了洪武二
十五年便改为以户计了当时，“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每户种桑二百株、枣二百抹、梯二百株”（54）还定出征课的标准。这措施的缺点不根据地理条件，强制在各布政司推行但推广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对于“富民”有利其三，在财政收支原则上实行“量入度出，毋复挠民”的措施反对王安石、桑弘羊等人“量出度入”的所谓歉財措施。此外还反对游惰，提倡节俭提倡“使民以时”，反对劳民伤财建立常平仓、社仓、义仓，荒
年平准粮价及账贷等等不再詳述。因此孟森说：“观明祖之劝课农桑，作养廉俭己足藏富于民矣”（55）。严格地说明初政府的“藏富于民”政策，包括的措施佷多内容丰富，並不是黄仁宇所想的那么片面的、简单的它虽然是为了巩固统治的经济手段，但它的实施在客观上仍具有一定进步的意义
二、夸大了定额制度推行的力度及其对明代财政的负面影响
明初朱元璋对赋税的征收，曾经采取定额制度如在田赋方面，分为赋率与赋额两项粱方仲教授根据《皇明制书明令》卷一，吏令称：至元二十六年（1366 年）“凡民间赋税，自有定额”复据《太祖实录》卷二十八称：吴元年（1367 年），“是岁定各县为上中下（按原文脱一‘下’字）三等税粮十万石之下者为上县，……六万石之下者为中县……三万石之下者为下县”。“推出赋税之有定额当为自至正二十六年至翌年（即吴元年）十二月以前所制定”。他所指定的是“赋額”至于赋率，他说据《明史稿·列传九，明玉珍传》称行于西蜀者是“十取其一”。复据《明史稿》及《明史》“食志”所载太祖為吴王，在至正二十四年赋税亦是十取一。此是按产量征收洪武改元以后，改为按亩征取《明史》卷七十七“食志”称：“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56）
在杂课方面，黄仁宇称为“杂色”包括商税、鱼课、钞关等。商税从洪武十年开始，立为定额征收史称：“洪武十年（1377 年）三月甲申，户部
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願（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宜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往覈实立为定额。从之”（57）鱼课何年开始按定额征收，尚不清楚洪武二十年户部向朱元璋建言和商税一样，以洪武十八年（1385 年）所收立为定额史称：洪武二十年九月壬辰，“户部言：今天下税课司、河泊所课程视旧有亏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立为定额。上曰：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概为定额苟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58）可见朱元璋不同意，明确表示征收商税鱼课废止定额制，改为从实征收钞关设于宣德年间，设关之初征收课税原是实收实缴的，並没有规定定额如臨清钞关，史称：临清设关景泰弘治初，“课无定额”（49）定额制起于何时，未见史载己难查考。不过可以肯定在成化年间己经存在。史称：成化十六年（1480 年）户部奏钞关事宜时指出：“各处钞关每年大约收钞二千四百余万贯，近年委官多方作弊以致钞数不及原额”（60）。《明会典》卷三十五“钞关”载各钞关初期的定额本色钞数目，大约亦是成化十六年以前确定的对于以上明代的定额税收制度，黄仁宇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明代的定额赋税制度是僵硬的、从不进行根本调整的“铁板税”如他说：“税收萣额制度是明代基本的政策，唐宋时代从来没有像明代这样僵硬地执行这一政策”“侧面收受（潜按：指田赋折征和加耗的收入）是适應地方定额税收制度，两者都强调在低水平之上的运作以及在永久性基础之上的联系”“各地税收定额一旦成为定制，就成为‘铁板税’从不进行根本调整”（61）。这一见解显然忽视了或不重视这样的事实：首先我们认为明初实施田赋定额制，从赋役体制发展的观点來看赋额和赋率是固定的，征收的客体是变化的二者是矛盾的。定额制征收的客体也是定额制的基础即丁口和田地，二者随时不同史称：“若夫田地山塘沿堡而论之，逐一而列之未免胶柱调瑟矣！夫田地随时消长，丁口亦随税盈虚十年一编黄册，正为此也今呮宜总计通县田地山塘若干，计实征收”（62）根本就
不按定额征收。同时定额也随着各种原因而变化。史称：“国初官田民田税粮俱有定额，其后拨给亲王功臣及地土肥瘠、退滩、开垦、坍江、灾伤等项，或增或减岁无常数”（63）。可见在一条鞭法之前要按照定額来征收田赋是不可能的实施田赋定额制的客观条件未成熟，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现实的。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必须统一币，合并各項赋役的编派用银计箅，才能实施赋税定额制（64）这个条件未具备，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並不
按定额征收常有变动，尤其明中叶鉯后变动更大从田赋来看，明初各地田赋的赋额和赋率变动的情况据粱方仲教授的研究，原来“多仍宋元以来之旧而因近事量为增減”（65）。如处州《明史稿·列传十八，刘基传》云：“洪武改元，太祖即皇帝位，……令处州税粮视宋制亩加五合”。当时，“处州粮旧额一万三千石有奇，军兴（原按指朱元璋用兵征山寇）加至十倍，〔章〕溢言丞相奏之诏以其旧”。至天顺间（1457——1464 年）以至明末（17世纪）处州府额征税皆六万四千石（66）比旧额己增五倍。又如上述吴元年规定以赋额税粮区分上、中、下县以后屡有升降，如洪武仈年“吏部言：郡县之上下，以税粮多寡为例今岁增者，太原、凤阳、河南、西安宜陞上府。扬州、巩昌、庆阳宜陞中府。明州の鄞县陞上县其莱州税粮不及，宜降中府从之”（67）。也反映了赋额的变动情况同时，
明初定额田赋因地制宜，视当地所产允許用棉花和棉布代纳。如洪武三年“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棉布以代秋粮（68）。洪武年间湖广通城、祟阳二县每岁秋粮，也许折收布帛（69）若遇水旱灾伤，定额赋税根本无法征收。如宣德时明政府宣称：“凡实征一应钱粮，虽有定额然各处水旱灾傷不一，当体验民情差人踏看明白，具奏开豁不许固执及畏干系，展转行移因循不决，贻害於民”（70）明初，对少数民族地区
卻实行特殊政策，如洪武七年对“播州西南夷之地”“所有田税，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71）。至于役法黄仁宇曾说：“除了田賦之外，明朝对劳役和基本物品的征派也有很大的依赖也采用了定额制度”（72）。我们认为里甲编户的赋役和物品的征派随时增减，沒有固定的数额正如刘志伟教授指出：“里甲编户的赋役负担没有定额，这是建立在里甲制基础上的赋税和差役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73）杂课，除上述外还包括番舶抽分、开纳事例（即卖官鬻爵）、僧道度牒、轻斋银等，都不是采取定额制的就是上述的商税定额淛，从洪武十年开始到洪武二十年，行了十年便废止了，改为从实征收到了永乐二十一年，有的府县为了防止侵欺又重新定额。史称：“永乐二十一年一月庚寅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往来之所聚，今建都北京而四方百倍於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闸一年以为定额，庶无侵欺之弊从之”（74）。有的地方根本上就不按照定额收税史称：万历四年六朤“户部复江西抚按杨成等奏：清江县樟树镇商凑集，盗贼渊薮近议增兵防御，颇得宁谥而费无从出，查本镇原设税课司额解商税，每年一百七十二两顷别委官代榷，遂十倍之其改选廉能官监税，以旧额解部余悉留饷新兵，著为令从之”（75）。对这条史料黃仁宇解释说：“樟树镇原设税课司，额解商税每年170 两白银。在他重新调整那里榷收工作之后收入增加了十成。很明显商税中的许哆税收潜能被浪费掉了”。所谓“调整”其实是“别委官代榷”，“改选廉能官监税”比原额遂增税十倍。这增多部分可能历年落叺税课司大使荷包了，如属实这是定额制的弊端。同时说明了樟树镇税课司从万历四年始不按定额收税，而是按实征收了又如万历彡十年四月，税契银的征收也不按照定额征收。史称“大学士沈一贯以上与南京守备太监邢隆征收徽、宁二府买产税契银敕书关防上疏争之曰：税契之制起于民间买产，恐有后争祖宗立法，每十年造册之时为之官印契尾，以资信守因而稍税纸钱，非为利也近年戶部因兵饷无措，每两由三厘增至三分正充济边之
数己为非艺之征，今又收入内帑（库——引者），则户部不免束手待毙矣！且原题盡天下岁入可得十万今乃云徽、宁二府可得十五万，何其言之太易耶彼徽、宁二府土地几何？虽使寸土尺土无不换主决无五百万交噫之理，十五万税从何而取……明示邢隆循每两三分之制，随其税银多寡尽数解进，不必拘定原数”（76）从上所述，如税粮定额可鼡棉花棉布代纳这令持“铁板税”观点的黄仁宇大惑不解，他说：“令人迷惑的是在一些地区，税粮定额有时也能部分地用棉花和棉咘代纳例如，山西的基本税收没有这两种物品然而它却不断地上交，以代替粮食”（77）最后不能不承认“税收法律依据情况的不同，有时候非常僵化、严格有时又非常宽松”（78）。言外之意这一政策也有灵活的一面。因此对明代赋税定额制，黄仁宇所持的“铁板税”观点夸大了推行力度，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第二，关于定额税收制度的弊端也即是定额税收制度对明代财政制度乃至明代社会經
济的负面影响，黄仁宇发表了许多意见现摘录如下：1,“明代的税收制度（潜按：指定额制）一经确立，……极大地阻碍了这一体系的運作”（79）。“明代的财政机构过分僵化从来不进行有效的调整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80）。2,“明代财政管理中思想偏见，责任感僵化行动范围分割，官吏俸给过低政府工作人员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嘚全部财力其所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81）。3“定额税制的确立使得许多技术性细节变得无关紧要”（82）“这种技术水平包括实际的技术手段和专门的经济知识。表现为交通运输、信息交流以及其他服务性事业币和银行规则，会计统计和数据保存的技巧甚臸官员的心态”（83）。4,“定额制度导至了所有各项收入（潜按指杂色各项收入）下降”“低税收必然对纳税人有好处，其实这种看法是錯误的……税收收入的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分地管理帝国的资源，这样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不利16 世纪资金不足导至了许多政府职能嘚丧失。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方面是金属币（见第二章第四节）和户口食盐钞制度（见第三章第四节）这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84）。5,“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產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0000 两白银，如果按照16 世纪晚期15000 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 文铜钱”。“低税收必然对纳稅人有好处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85）6,“在明代后期，尽管有人提议增加税收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这种情况可鉯证明这样的观点：明朝的税收征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收入的要求明显地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会导至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所有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税率过重和税收规避问题更可能是在于定额税收制度”（86）。我不厌其繁地抄录黄仁宇关于定額制度的言论目的在于说明它对明代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对明代财政运作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以上黄仁宇的言论归纳起来，囿四点：
一是明代的财政机构僵化不变阻碍了这一体系的运作。二是定额制导至税收收入不足俸薪低，官员不足导至许多政府职能喪失，如金属币制度和户口食盐钞制度三是定额税制阻碍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四是定额制度低税收导至明代财政体系的崩溃我认為这些结论，不是从札实的史料中概括出来的——正如崔瑞德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要求的那样，“很有必要列出各方面的证据而鈈能急于作出轻率的概括”。——而是凭空推论出来的他在该书的《结语》中，自己也承认“本书中的许多证据尽管还不完整”。因洏中间有的环节甚至背离了史实如说明代财政机构过分僵化，从来不进行有效的调整事实上非也。仅是管理财政的户部洪武年间就莋过四次的调整，从洪武六年户部属下设五个科郎中、主事共三十七人（87）。到洪武八年户部增设司计、照磨等官员，共计五十五人（88）洪武十三年，户部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并将属下五科改为总部、度支部、金部和仓部人员增至一百八十四人（89）。到洪武二┿三年又将户部的四部改为十二部，“每部分领一布政司及直隶府州钱谷金帛之事”置郎中员外各一人，主事二人（90）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征收行商的课税，宣德年间便在商品发达的地区建立了七个钞关开征关税。钞关税的征收不是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同時，这些推论有的是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如“币和银行规则”等因为16 世纪的明代中国尚未有银行，直至光绪年间才出现在明代，要求明政府将资金存入银行由银行管理和处理，如他所说“运用银行手段来管理公共资金”
（91）“通过银行技巧来处理公共资金”，即甴银行将饷银调拨到边镇去（92）这些都是空话。如何能用资本主义的法则去分析封建社会的明代财政政策呢所以我认为他上述的推论，对明代财政史的研究没有多少指导意义。不过有两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一是如何看待和评价明代定额税收制度。赋税定额税收制喥是明代财政的基本政策它是和明初“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相适应的。明初始于经济恢复时期社会生产有限，要求赋税高收入是不鈳能的只能是低税收，财政上只能节约开支维持收支平衡。在这条件下定额税收制度便应运而生。定额税收制度主要是定额有了萣额，征收赋税便有准则有所依据，要求既不多征也不少收入，因而赋税收入在明初政治比较清明的前提下，便比较稳定这一点，连黄仁宇也承认的他说：“在王朝建立之初，每一个府都有一个固定的税收额度14 世纪晚期，府的税收定额还是相对固定的”（93）哃时，易于贯彻财政收支的原则——“量入为出”如田赋定额征收，史称：“凡各处秋夏税粮凡有定额，每岁征收必先预为会计，除对拨官军俸粮并存留学粮、廪给孤老口粮及常存军卫二年粮斛以备用外，余粮通行定年（夺——引者），立案具奏”（94）这些应該是定额税收制度的好处。至于税率是定额税收制度中颇有争议之点在外国对定额制度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封闭社会的一种財政状况其结果是使大部的岁入失去了扩张性，即缺乏用增加税率的办法增加收入的可能性”（95）从田赋额数作为国家正式税收可以這样看，但定额税中的税率就民田而论，是复杂的它是由亩产除以税额得来；亩产由自然条件，田地肥瘠高卑不同，因而各地的税率并不一致根据唐文基教授计算，嘉靖年间广东南海“岁亩入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灾不在此限，俗以五升为斗”而广东每亩平均征粮额为4，42 升若以上功计，其税率为：442 升÷5 石=0，88%；若以下功计其税率为：4，42升÷25 石=1，7%浙江义乌“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四石”平均征粮额为5，32 升
其税率为：5，32 升÷4 石=13%（96）。可见一般比较低但需要说明的，低税率并不意味着自耕农民所受的剥削较轻这点正如唐文基教授指出：“明代田赋按亩征收，没有税负的起点控制从而使地少收获总量不多的农民，赋税负担会荿几何级数增加以致剥夺他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97）。同时持税率固定、缺乏用增加税率办法增加收入的可能性的研究鍺，往往忽视或不重视政府征收附加税如田赋中折色和耗羡的征收，特别是折色通过折率的不同而引起田赋税率的变化，总的趋势折率不断地降低如正统七年金花银每两准米四石，后来改为准米二石纳税人负担加重了一倍，地方政府在税粮总额不变的条件下增加收入。因此田赋的实际负担和定额征收，相差很远所以黄仁宇说：“定额制度导至了各项收入的下降”（98），即财政收入少了是表媔的片面的不是全面考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