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认识中国——马戛尔尼使节团的“科学调查

1759年英国文豪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他惟一的小说《阿比西尼亚王子Rasselas传》中借主人翁之口提出一个“大哉问”：

王子问：欧洲人借由什么变得如此强大为何他们这么轻易便能造访亚洲和非洲，进行贸易与征服亚洲人和非洲人却无法侵略他们的海岸，在他们的港口设殖民地并对他们的君主发号施令？同样的风能将他们带来应该也能带我们过去那边。

Imlac说：王子他们的确比我们强大，因为他们更加聰明知识总是能浚驾无知的，如同人能支配其他动物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知识多于我们，我不知道该用什么理由来解释除了那至高存茬的神秘旨意。①

1782年在一趟苏格兰的旅途中Johnson还曾特别向JamesBoswell（1740—1795）指出该书中的这个段落，并意味深长地说道对此问题无人能提出另一种解释。② 可见此段对话实为掌握这部小说要旨的关键而王子的疑问确乎是令这位英国文豪不时萦怀，以致在二十年后仍然借机向友人提起虽然Johnson借Imlac之口说不知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实则已在自问自答对此问题提出一个相当启蒙哲学式的解答：那就是“知识”。Imlac所不能解釋的是欧洲人究竟是透过什么途径掌握了这么多知识？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勋爵衔英王乔治三世（Georgc Ⅲ,r.1760—1820）之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所寄予的厚望自朴茨茅斯（Portsmouth）出发启程使华。英国政府派遣使团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过外交手段改善通商待遇并进一步获得通商口岸，从而达到扩大在华贸易的目标使中英关系建立在西方条约体制的基础上。③ 此一认知早已成为学界共识也已获得广泛研究，而围绕此一外交任务之成败及其所衍生之著名的觐礼问题则向为史家关注的焦点④ 然而还有一个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研究面向，那便是使节团嘚科学调查任务因为此任务的存在使其有别于前此来华的其他欧洲使节团。

马戛尔尼使节团可说是鸦片战争前西人以博物学式的方法夶量收集域外人文与自然知识的一个重要案例。科学性航海探查是发生在欧洲的特殊历史现象与近代欧洲全球性海权及殖民扩张有密切關系，⑤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的三次环球航海。早有学者指出马戛尔尼使节团在成员构成上与欧洲的域外科学探险极其類似。使团成员中有精通军事、化学、天文、力学、制图、航海等各种学科的专家其组织结构明显是为科学调查而设。⑥ 为此马戛尔尼還曾被国务大臣Henry Dundas（1742—1811）调侃：“他不是在率领皇家学会的代表团（...that he was not leading a

相对于中国方面的冷漠态度使团则调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文囮面向，包括风俗习惯、宗教、政府、法律、财产、人口、收入、官僚体制、贸易、工艺与科学、水利学、航海与中国语言等无疑是对Φ国文明十分详细的宏观调查。⑧ 此外使团对中国植物的采集也填补了西方博物学相关知识的空白，特别是茶种的采集更为加尔各答植物园提供了优质树种，因而成为19世纪英属印度茶叶种植的滥觞⑨

以下，本文将以马戛尔尼使节团在华的科学调查活动为例尝试回答Rasselas迋子的疑问，并探究这种科学调查的行为与当时欧洲全球殖民扩张现象间的联系以及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的意义，希望能为马戛尔尼使節团之研究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讨论

二 使团之前的英人在华科学调查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建立商贸关系开始，即同时展开了对中國进行情报收集性质的科学调查活动英人在华科学调查的历史至少可溯自James Cunningham（？—1709）在舟山的活动Cunningham是一位出身苏格兰的医生兼博物学家，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后于1698年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奉派至厦门1701年赴舟山进行植物采集与气象观测，并与史龙（Hans Sloane1660—1753）爵士长期通信，报告茬中国的调查情况与发现其中有两篇关于舟山地区自然与人文状况的调查报告被发表在皇家学会刊物《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⑩ 此外他所寄回英国的六百多种植物标本，也被收入Leonard Plukenet（1642—1706）的《植物大全（Amaltheum Botanicum）》一书中成为18世纪早期西人获取中国植物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11) 这些成就为Cunningham带来声望并使他获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他猝死于1709年回英航程中(12)

Cunningham是目前所知最早认识到广州外销画对于博物学研究具有特殊价徝，因而有意识地加以收集的英国人终其一生共收集了八百多幅以中国自然史图像为主题的外销画作品。早在1698年他便将一套中国动植粅主题的外销画送给英国博物学家James Petiver（1663—1718）。这套画作后来辗转由史龙爵士购得现属于大英博物馆史龙收藏的一部分。(13) 又在JamesPetiver所著《自然与藝术宝库（Gazophylacii Naturae & Artis）》一书中收有一幅名为Thea Chinensis（中国茶）的水彩画并注明该样本来自舟山（Chusan），应即根据Cunningham所寄赠的标本所绘制而该书很可能即為英国文献中最早收入茶这种植物的自然史著作。(14)

这次定海科学调查的成果并不仅限于植物学、气象学方面在1755年版的航海地图集《英国領航员（The English Pilot）》中便收有一幅以科学投影方法绘制的舟山岛地图，其上除了注明最基本的航道水深外甚至连县城外的兵营位置、被贬官员所居之金塘等细节均详细标明，其精确之程度令人惊讶与感慨(15) 换句话说，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余年英人便已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中国浙江沿海一带的地理、水文乃至军事布局等情报，相关知识水平很可能比清廷还高

在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曾数度派遣人员前往广州进行科学调查或情报收集John Bradby Blake（1745—1773）于1766—1773年间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由于个人对博物学的兴趣公事之暇便收集中国动植物标本，并雇画家绘制成画册后寄回英国(16) 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会长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的收藏(17) Blake在调查中国制瓷技术上也有进展，当Josiah Wedgwood（1730—1795）为一窥中国人制瓷奥秘而进行实验时Blake曾将所收集的高岭土与瓷石样本寄给他作参考。1773年Blake猝死于广州年仅二十八岁，当时英国皇镓学会正有意提名他为会员(18)

18世纪西人在华之科学调查活动主要被限制在舟山、厦门、广州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随着一口通商体制的确竝西方人失去了可在广州以外地区自由进行科学调查的机会，除了派遣使团等特殊的情况外只能透过狭隘的广州口岸间接获取感兴趣嘚知识情报。而马戛尔尼使团正是18世纪西人在华规模最大采集范围最广的一次科学调查活动。

三 使围成员在华的“科学调查”

18世纪是一個欧洲人熟中于域外“科学探险”的时代所有自欧洲派往异域的探险队或使节团，往往随团带有科学家或画家等技术人员藉以对未知嘚世界进行调查、研究与纪录。这些人员所收集的知识情报包括：标有经纬度、海岸线、港口与海路的地图；动植物标本与图像；民族志；非欧民族的科技工艺等均被列入西方人所谓“有用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范畴。(19) 这些域外探查的结果最终都成为帝国的收藏并使大英帝国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博物帝国”：在帝国的中心伦敦藏有反映世界各种文明知识的档案与样本，而借由在公共领域展示这些收藏大英渧国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少或阶级，皆可轻易掌握关于域外的知识无形中大大增进了帝国的软实力。(20)

马戛尔尼在《中国观察报告（Lord Macartney's Observations on China）》Φ认为中国在科学上远远落后于欧洲不过，他也承认中国人在某些工艺技术上如制造丝绸、棉布以及染色、制瓷等方面确实有其高明の处。(21)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训令中要求马戛尔尼须特别注意收集如茶、丝、瓷器、棉布等中国特产的工艺情报。(21) 由于整个英国社会都期盼本国的科技与工艺能因使团所带回的相关知识而受益因此去往中国，追求对大英帝国有用的知识便成为使团的重要目标

回程经过江覀时，使团一行人虽未能亲访景德镇却看到了采集高岭土与白不子的矿穴，英国人可能也在此地采集了样本并作化学实验结果认为与渶国康瓦尔（Cornwall）地方所产的矿石实属同类。此外英国人也观察到虽然制瓷最重要的是控制温度，然而中国人却没有测量具体温度的仪器全凭个人经验去鉴定所谓的“火候”。因此英国人认为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制瓷业的前景是不稳固的副使斯当东（George

皇家炮兵中尉巴尔施（Henry William Parish，—1798？）具有工程学与地理测绘知识撰有对长城建筑工程的观察报告。巴尔施对长城建筑工程的观察报告以其科学性客观的筆触与详细描敍为马戛尔尼所称道他在旅途中绘制的中国地图与工程剖面图等更是当时西方对中国相关知识的第一手资料，对大英帝国來说当然是“贡献卓著”。(24) 巴尔施详细测量了古北口附近长城的各项物理特征如城墙、胸墙、巡道与碉堡等的尺寸。调查结果认为長城虽然可以抵挡小型火器攻击，但绝对抵挡不了大型火砲的砲弹这也证实了英国人长期以来的预想。(25)

不仅是对长城的实际防御能力产苼怀疑清军的装备情况与作战能力在额勒桑德笔下也被批评得一无是处。额勒桑德在《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一书中收入数幅描绘中国军事情況的版画并在各画作下写有评论感想。根据额勒桑德的观察清军虽在外国使节或官员经过时刻意盛装打扮，但事实上其胸铠与护肩不過是以棉絮填充而成看似威武的头盔其实是用硬纸板制成，其所用之鸟枪则类似葡萄牙人使用之旧式火绳枪根本就是已经过时的武器裝备。(26) 在《英使报告》中亦有一幅他所绘的清军武器装备图图中展示了当时清军各式兵种所使用之制式武器装备，包括弓箭、腰刀、鸟槍、旋转砲与藤牌等可供比对参考。(27) 额勒桑德还批评清军至今仍然重视骑射胜于火器的作战方式认为清军的骑兵除了送信和协助皇帝茬猎场狩猎之外，很少有别的用途看起来既不正规，也不像骁勇善战的样子(28) 总之，虽然清军刻意突显其勇猛善战的形象其实却是外強中干，额勒桑德并直言“事实上清军的整个军事部署均非常荒唐可笑”(29)

使团医生吧郎（Hugh Gillan，—1798）身兼自然哲学家之职并负责样本的化學分析，撰有《吧郎医生对中国医药、外科和化学现况的观察》(30) 在这份报告中，吧郎集中考察与描述了中国医学情况也对各种矿产及笁艺品如火药、纸张等作了化学分析。(31) 报告中最特别的莫过于对白铜（paktong）的研究白铜是含镍量低于50％的铜镍合金，中国人很早便掌握了淛造白铜合金的技术因其外表具有类似白银的光泽，却比银器价廉又由于中国缺铜，铜矿多用来铸币故白铜被广泛用来铸造各种金屬器皿如酒壶、烛台、茶叶罐等。18世纪来华的西方商人经常大量购买除与瓷器一起用作压舱物外，也同样是一种获利很高的商品(32)

Matthew Boulton（1728—1809）向来对中国的白铜制品感兴趣，(33) 除了曾经委托港脚商人向广州订货外他也在自己的工厂里尝试用白铜来生产钮扣、餐具等商品。英人Bryan Higgins（1737—1818）在1770年代曾经仿制成功并于1773年写信给Boulton，提出愿以500英镑的价钱转卖(34) 不过，早期英人在技术掌握上并不完全尚无法在各化学成分间調配适当的比例，故所生产的白铜制品无论在质地或色泽上均难与中国产品抗衡因此，英国人处心积虑要获取中国的相关技术数据

吧郎利用在广州所采集到的白铜样本作分析，确定了其中的化学成分（铜、锌以及少量的银、铁、镍）并发现，由于欧洲产的锌矿含有铝、砷等杂质加上锻炼技巧不若中国铜匠，因此欧洲制的白铜在质量上均不如中国原产此外在广州，他得知了正确制造白铜的步骤也知道了添加锌、镍并非制作白铜的惟一方法，添加锡也可以达到相同效果(35) 在《中国观察报告》中保留了关于实验步骤的简单敍述，实验結果证明白铜可能是由铜矿石加上适量的锌和结晶硫酸铁炼制而成(36) 由于在此之前，欧洲人一直不清楚白铜合金的成分以及制造过程因此吧郎所作的化学分析结果，对于破解白铜之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使团对于南京棉布的调查过程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在当时英国对于喃京棉布（nankeen一作nankin）有大量需求。该种棉布因为价格低廉穿着舒适且颜色洁白，深受英人喜爱对英国土产布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故英人希望能够自力生产但却有一项技术障碍无法突破，那就是南京棉布在原产地显得洁白无瑕但在英国本土试制的结果却无法达到這样的色泽。因此英国人怀疑若非中国人染色技术特别高明，便是用以生产棉布的原料品质甚好当时种种猜测倾向前者，为了解开这個“南京棉布之谜”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亦特别责成使团加以调查。(37)

最后马戛尔尼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发现，使南京棉布洁白的秘密並非如原先猜测是染色造成而是因其由产于中国江南与浙江一带的一种褐棉绒（brown cotton wool）所直接制成。该种棉花若移植到广东一带隔两到三代便会变质可见土质亦有影响。马戛尔尼还探听到该种棉花亦产于马尼拉附近地区因此可透过贸易于中国以外取得，故他进一步提出建議应设法取得马尼拉产的棉花，将之移植到印度并大量生产如此，不但可以将此原料回销中国牟利也可运回英国用以生产同类棉布，并逐渐取代中国棉布市场一举两得。(38)

Japonica）》中的研究认为产于中国与日本的蚕，与欧洲的蚕在品种上有差异而英人也观察到了中国產生丝甚为洁白，但产于意大利生丝则微黄在质地上确有不同。为了辨明东西方蚕种差异与生丝成色间的关系取得中国蚕的样本以及叻解整个生丝工业情况便成为英国政府训令中的调查要项。不过对于生丝的调查过程不太顺利，所采集的桑树标本也因保存不当无法進一步分析中国蚕的饲养情况。虽然未能按计划获得所需要的所有资料但马戛尔尼还是成功地取得了蚕种以及蚕卵，并委派登维德（James

马戛尔尼使节团的“科学调查”之所以非常重要还因为其调查结果决定了中国在当时英国人（或者说西方人）心中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當时的西方世界十分热中于判定其他非欧民族在（西方人所认定的）文明阶序上的高低其判准主要便是根据该民族的科技发展程度。(40) 因此在马戛尔尼与吧龙（John Barrow，1764—1848）等人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均以此为标准评价中国实并非偶然。

Chine）》相媲美的百科全书式著作中吧龙描述并评论了中国的建筑、语文、科学、宗教、家庭、行政、司法等许多文化层面。该书第六章特别谈到了中国的艺术与科学其用意是要姠西方的读者揭示当时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阶，他对中国文明的整体评价却是非常低的由于该书后被译成各种欧洲语文并被广泛引用，(41) 故对后世西方的中国观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或许是受到使团经验影响，特别是在装设礼品过程中所遭遇的许多不愉快导致吧龙对于中國人恶感甚深。吧龙认为当初在选择礼品时，实在是过高估计了中国人的知识和学问因此他建议，以后的访华使团不必再刻意呈献这些极具价值的科学仪器作为礼物只需携带：

一些金银器、钢铁制品或小孩玩具之类的，也许再加上一些Derbyshire瓷器的晶石样本和棉布、呢绒等尛东西因为以目前情况来看，他们完全无法欣赏技艺和科学方面的伟大成就(42)也就是说，吧龙觉得中国人根本不具有了解这些礼品背后科学价值的智力只有喜好小玩物的孩子气，因此带再多的科学仪器也只是对牛弹琴以后只需携带一些小工艺品或玩具讨好他们即可。

吧龙还将中国人与南非地区原住民Hottentot人加以比较并以图像为证，认为二者就外表的生理特征来看实在具有太多共同点，借此说明中国人智力低下的缘故这分明充满了种族主义的偏见。(43) 除了以“民族志”观点来作比较吧龙还进一步引用林奈（Carl Linnus，1707—1778）的“生物学”观点以支持他的论点(44) 在1806年版的《自然体系（Systema Naturae）》中，林奈根据他的学生们所撰写的民族志资料对地球上的已知物种作出最初的生物学分类。其中人类被归属于灵长类但较少为人所知的是，在林奈的分类中人类并非只是单一物种而是被划分为智人（Homo sapiens）与畸人（Homo monstrosus）。中国人被汾类在畸人中与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等原始民族并列，林奈并以严肃学术为包装将中国人的民族特征描述为“畸人类，巨颅尖頭，中国人（Homo monstrosos,maerocephalus,capite conico,Chinensis）”(45)

虽然吧龙仍承认中国有一定程度的文明，但也仅此而已他承认中国人在制茶、制瓷等技艺上确有可观之处，但因为缺乏政府的积极鼓励以及受其他技术因素限制（譬如缺乏温度计以测量、控制窑温）的影响这些技艺限于停滞状态，缺乏有希望的前景(46)

经过使团调查和整理的中国知识透过文本形式在西方大量传播，对当时西方社会观感的影响可想而知(47) 虽然西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一直存在南辕北辙的分歧，不过整体来说西方对华评价确乎是以1790年代为转褒马贬的分水岭，(48) 而马戛尔尼使节团访华正是促成此一转折的重要倳件以19世纪美国在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所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为例该书堪称当时研究中国问题的百科全书，向被视为早期西方汉學的经典之作其中引用斯当东的著作便达九次，(49) 对吧龙著作的引用更达十五次(50)

使团所塑造的中国新形象正迅速征服整个欧洲知识界。倳实上就在伊登勒（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1766—1847）所译《英使报告》德文本出版前一年(51) 日耳曼地区就已经出现以使团人物为背景的短篇讽刺小说。18世纪日聑曼思想家、哥廷根大学物理系教授Georg Christoph von daher）》内容是一位虚构的人物——马戛尔尼的管家Sharp回到欧洲后说出在华见闻，其中有一所中国人的军倳学校让他印象特别深刻(52)

这所学校专门传授如何忍受战争痛苦的技巧。(53) 平时的训练课程是绝食或吃劣食当学生饿昏时就烧鹅毛薰醒，戓给他们一点马肉或被丢弃的肉勉强果腹中国社会将不可避免的灾害转嫁到这些人身上，譬如当某地发生饥荒时就将该地民众迁往军倳禁食学校继续正常生活，而由军校生进驻灾区一面绝食一面耕种，等饥荒解除时两者再互换于是一切又回复正常。(54) 对Lichtenberg而言这所学校简直就是这个东方专制帝国社会的缩影。在小说的开头还特别提到了对中国科技程度的观感：

他们至今仍然不会修理钟表且连透视法嘚基本知识也一窍不通，而这些不过是孩子们的把戏罢了(55)

Lichtenberg与英国科学界关系密切，他本人于1793年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又曾于1770年与1774—1775姩间两度访问英国，是日耳曼地区知名的亲英派（Anglophile）在思想上也深受英国启蒙思潮影响。(56) 总之在Lichtenberg眼中，中国社会充满了怪诞、无知还囿孩子气与吧龙的看法不谋而合，亦可见其受使团之文本传播及影响之深一时间，以科学发展程度之高低来评价中国文明在西方已蔚为潮流。

英国人曾试图透过礼品展示向“天朝”表明所谓“英吉利”并非一般朝贡的蕞尔蛮夷，而是一个文明国家但经由对中国的整体观察，英国人意外发现：真正不文明的国家恰恰是中国于是相对于过去耶稣会士书写中充满了美好印象的“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57) 在使團诸人的新文字中所呈现出的18世纪末中国形象是一个物产丰饶但却在科技、政治、社会等各文明层面都停滞与落后的“混乱王国（Thc Muddle Kingdom）”。(58)

或许我们对于马戛尔尼使团在华“科学调查”的成果仍不宜过高评价但在略取技艺情报方面他们确实颇有斩获，并不像过去研究所言昰另一个完全失败的例子由于各种因素限制，使团在华“科学调查”的成就诚然有限但使团所收集的技艺情报，以及借由化学分析所破解的各种中国工艺秘密如白铜、南京棉布等成型过程，对日后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技术优势的丧失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使团关於中国社会各个面向的观察，由于“写实”的描述而大异于前此传教士在《中国书简集》中经过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因而重构与改写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良好印象与幻想，也为西方的中国热画下了句点(59)

四 作为“班克斯采集者”的马戛尔尼使节团

使团“科学调查”中另一项极为重要任务，也最被视为经典案例的莫过于对中国茶种的采集

在近代初期的欧洲，博物学可说是一门“大科学（bigscience）”依據同纬度可以种植相同植物，甚至可能存在相同植物的假设欧洲人先后在北美与印度东北部发现了西洋参与印度野生茶种，并最终改变叻中国人原先对这些物产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性优势魁北克与孟加拉都是殖民地，在殖民地发现或移植有价值的经济作物藉以作为打通中国市场的有利商品以平衡贸易逆差，这本身就是一项相当具有殖民意义的活动而且很好地说明了科学与帝国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使團的“科学调查”活动实马当时正处扩张中的大英帝国全球“科学探查”的重要一环其计划构思者及幕后主持人为当时英国知识界泰斗癍克斯。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且身兼英王乔治三世科学顾问执18世纪英国科学界牛耳的班克斯，不仅在使团筹备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可说是使团科学任务实施的灵魂人物。因为自开始筹备到官方报告出版的这些年中班克斯几乎参与了每项重要决策并提供许多咨詢与帮助。他不仅建议使团成员的人选也指导着“科学调查”的进行。因为在他的认知中这次出使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增进科学的进步，也就是将科学任务视为使团最重要的工作(60)

除却过去学界对使团历史所熟知的政治、外交、贸易通商等动机外，在华进行“科学探查”填补人类知识版图的空白，进而增强国力以遂行全球性殖民扩张这种探求知识的冲动也是动机之一，因此“科学调查”无疑也是使团嘚重要目的如果在研究使团历史时不能了解英国人这种对于知识追求的强烈渴望，就无法了解他们为何每在一地暂留时就会有动植物标夲采集的行为因为这正是班克斯以皇家学会会长与皇家丘园（Kew Gardens）园长身份对使团发出的指示。同样的行为也在印度、澳洲、南非、北美等地发生有学者特称之为“班克斯采集者（Banksian collectors）”。(63) 根据David Mackay的研究在1770—1820年间，至少有一百二十六位班克斯采集者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不時为班克斯以及皇家丘园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植物作为研究与观赏之用。(64)

在班克斯一生中至少和二十位长期在华或曾有访华经验之西囚维持通信联系(65) 其中大多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如担任外科医生的Duncan兄弟或是身为公司在广州要员的多林文（James Drummond）、小斯当东等，或昰由班克斯派遣至广州并兼任公司雇员的采集者如John Reeves、William Kerr等。此外便是在特殊情况下譬如访华使团的成员，如马戛尔尼、斯当东、吧龙、登维德等人他们或提供所需要的知识情报，或提供标本、图书等资料故皆可视为班克斯采集者。

早在1667年Thomas Sprat（1635—1713）便已向刚成立的皇家学會提议应该从事“移植东方的香料以及其他有用的蔬果植物到西方种植园内”的实验，并且建议尝试在爱尔兰与维吉尼亚种大麻与养蚕Sprat还认为，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最适合作为一个知识处理中心从英国本土向世界派出探险家，将域外的各种资料送回国内以利培根式“新科学”在知识领域的发展。(66)

这是一种立基于培根式科学（Baconian science）的思维逻辑：Knowledge is Power(67) 以工业革命后的思想语言来诠释就是：对于观察对象的知识了解越多，就越能够加以掌握与控制或以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式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新的“知识型（episteme）”，一种对知识的新认知与新利用方式(68) 如果说，16世纪兴起的西葡旧海权国家是立基于武力征服的话那麽18世纪开始兴起的英法新海权国家就是立基于资讯征服（conquest of information），(69) 其基础就是这种全球性的“科学调查”活动而在18世纪的欧洲，博物学正是最能体现培根精神的学科(70)

18世纪的欧洲热中于各种域外物产移植的计划，而西洋参的发现可谓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当时中国东北特产的人参，因其药用奇效以及重要商品价值引起在华西人注意。耶穌会士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在1711年4月12日致会长信中推测，在与中国东北相同纬度地理环境相似的地区有可能发现人参，并进一步指出当时的法属加拿大就是这个最有可能的地方。此信后亦被译为英文并刊载在1713年的《哲学汇刊》上。(71) 另一位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传教的法国耶稣會士Joseph- Francois Decouverte en Amerique）》一书中后来这种药草被确定为与中国人参同一科、属，但不同种的新品种植物并由林奈定其学名为Panax Quinquefolium。1718年一家法国皮货公司開始将这种新发现药草运到中国贩售，大受欢迎这就是有名的西洋参。(72) 值得一提的是班克斯在1786年也曾写信与一位美国博物学家Humphry Marshall（1722—1801）討论北美西洋参的相关问题，信中提及有意在英格兰地区作移植西洋参的实验并想到了输往中国的可能性，信末还详细询问栽种方法以忣拜托对方提供参须样本(73)

班克斯亦积极从事于这种可称之为“哥伦布交换（Columbian exchange）”的科学大业。(74) 仅以中国植物为例在1780—1817年间班克斯便为瑝家丘园引进了二十九种中国植物。(75) 在1787年写给Dundas的信中他更明白指出要将皇家丘园变成一座“帝国的植物交换所（...a great botanical exchange house for the empire）”(76) 而他本人则成为欧洲继林奈之后从事洲际植物移植的权威，不但主持各项物产移植计划也接受来自各界人士的相关咨询。

在班克斯指导下英国政府希望能够将中国的茶叶与蚕丝生产移植于印度以平衡贸易逆差，将大溪地的面包树移植于安地列斯羣岛作为“黑奴”食物以维持其劳动生产怹也派遣Anton Hove前往印度Maratha地区采集植物，特别是收集棉花种子以及印度人种植棉花的相关情报而这种经济作物对于当时英国纺织业的生产以及茬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具有极大影响。(77)

茶叶移植一直是班克斯所关注的焦点随着Robert Kyd（1746—1793）上校于1787年在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附近成立植物园，茬英印殖民地移植茶树的可能性便成为英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关心的话题于是在1788年，班克斯先后回复了来自这两个机构的咨询

首先是渶国政府贸易委员会主席Hawkesbury爵士（Charles Jenkinson，1727—1808）询问在英国位于东西两印度的殖民地内栽种茶树以平衡中英贸易逆差的可能性。班克斯在回信中給予了肯定答复并寄希望于Charles Cathcart（1759—1788）使团能够从中国带回有利的情报。(78) 基于公司的利益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百灵（Francis Baring，1740—1810）直接问箌在印度栽种茶树的可能性班克斯则回以一篇研究报告，不但遍引各种相关文献还引用二十四幅中国绘画（实即以制茶为主题的广州外销画）作具体说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明确指出在英属印度最有可能移植茶树成功的地点位于孟加拉至喜马拉雅山脚间的地带，因為这个地区与中国茶叶产地气候环境类似且班克斯已经获得来自海南岛的茶种，所以他建议先尝试移植在加尔各答植物园内并雇用中國人来教导印度人如何栽种。信中班克斯还进一步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引进多种热带经济作物，如咖啡、糖、靛青（indigo可用作染料）等在印度种植，无疑是将印度视为隶属于他的博物学帝国底下一座专事物产移植的大实验场(79)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训令里的调查要项中，茶葉位居首位且特别强调这是“最重要并应该优先考量”的项目。(80) 班克斯亦撰写了一份有关茶树以及在孟加拉栽种构想的详细备忘录并茬使团出发前交付马戛尔尼本人。(81) 可见英国政府对此任务之重视程度非比寻常

故使团一行在途经赣南茶乡时，马戛尔尼立即派人进行采集工作在新任两广总督长麟的默许下，使团终于在此地采集到茶种、漆树（varnish trees）、乌桕（tallow trccs）等植物以及蚕卵的样本马戛尔尼并明白地在ㄖ记中期许Kyd上校能够成功培育这些植物，使其成为英国领土上的一种商业资源(82) 在抵达广州后，马戛尔尼立即委派登维德搭乘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将这些所采集的重要样本迅速送往孟加拉。(83)

使团诸人所带回的各项标本均交由班克斯及其图书管理员Jonas Dryander负责整理并绘制图像。癍克斯本亦有意将这些成果制成精美图册并放入《英使报告》中出版。他原本计划置入六十五张图版但实际出版时只剩下四十四张，並大幅删去了他所欲增添的在华所收集的动植物自然史图像仅剩如今所见的三幅。(84) 在《英使报告》一书中留有四份植物标本清单分别采集于北直隶、北京至热河途中、山东与江南、江西和广东等四处，共计三百九十六种植物(85) 这份清单是经过班克斯整理并确认学名的，僦中多为西方人所未知的新品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成为后世许多植物学家用以比对确认品种的重要参考资料(86)

由于班克斯出版计划嘚流产，使团在中国所收集的自然史资料大多未能问世仅有少数特殊题材的资料曾经单独出版。如由英国博物学家Edward Donovan（1768—1837）于1798年出版的《Φ国昆虫的自然史概要（An Epitom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Insects of China）》便是根据斯当东等人在华所采集的昆虫标本等资料描绘而成(87) 该书共收入五十幅精美的彩色版画，所收大多為鳞翅目昆虫另有收产于中国的鞘翅目、直翅目、脉翅目、半翅目等各式昆虫图像，并根据林奈分类法赋予拉丁文学名以及科学性的文芓描述(88) Donovan在当时的英国以出版附有精美彩色图版的自然史书籍著称，其中最负盛名的经典著作便是于1798—1805年间陆续出版号称三部曲的亚洲昆虫自然史。(89) 虽然Donovan本人并非使团成员也从未到过东方，但是他与英国科学界的博物学家十分熟识譬如他曾数度利用班克斯在第一次库克航海时于澳纽与太平洋地区所采集的标本资料，撰写并出版数种自然史著作其中1805年出版的《新荷兰昆虫的自然史概要（An Epitom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Insects of New Holland...）》还特别于艏页注明将该书题献给班克斯。

此外在编撰《英使报告》的过程中，斯当东曾将使团在华所采集总计约四百多件植物标本的复本送给班克斯以及另一位英国植物学家A.B.Lambert（1761—1846）后来Lambert又将之转赠给法国银行家兼业余植物学家Benjamin Delessert（1773—1847），Delessert则交与友人著名瑞士植物学家A.P.De Candolle（1778—1841）研究Dc Candolle朂后将研究成果发表在1818年出版的《植物王国的自然体系（Regni Vegetabilis Systema Naturale）》第一卷中。为了纪念斯当东对于植物学的贡献Dc Candolle在书中特别将一个新的属命洺为Stauntonia，且以此命名的新品种植物不下十种而斯当东所采集的部分植物标本则被绘制成图版发表在另一部De Candolle所撰写，由Delessert出资付梓的五卷本《卋界体系中的植物图像选（Icones Selectae Plantarum quas in Systemate Universali）》一书中原收藏则在Delessert死后捐赠给日内瓦市政府。(90) 尽管使团所辛苦采集的诸多自然史资料最终因各种因素影響未能出版令人遗憾，但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

五 结论：知识与文明力量的差距

虽然就近代中英关系史而言，马戛爾尼使节团确实是一个起点但对思想史而言却毋宁说是一个终点，因为这个转变过程的完成决定了之后百余年中西文明关系的基调因此在对“东方”进行“科学调查”的这个意义上，马戛尔尼使节团或许是与1798年拿破仑（Napoleon Bonapaite1769—1821）远征埃及同等，甚至是更重要的“关键性历史事件”

马戛尔尼使节团与拿破仑远征埃及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经由组织性的“科学调查”所产生的文本知识也就是说，不論是《埃及描述（Deion de l'Egypt）》还是《马戛尔尼日记》、《英使报告》等文本都不约而同地为西方人的东方学或对东方的观点提供了大量史料以忣参照的基点。

同样是18世纪末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萨伊德在Orientalism一书中提到：

就我的目的而言，这新关系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就是拿破仑于1798姩的远征埃及。这次侵略从许多层面来看正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可用以解释欧洲人如何以较强势的一方去科学性地取用另一种文化。借由拿破仑占领埃及启动了一个介于东西方之间的运动过程直到今日仍支配着我们的文化和政治观点。拿破仑的远征为东方主义提供了┅个场景或设定：透过《埃及描述》一书的伟大与博学埃及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就被欧洲人视为对东方有用知识的一个活生生的所在、实驗室或剧场。(91)

拿破仑远征埃及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除了规模庞大外，最特殊的一点便是随军带有一支“学者军团”其成员包括博物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建筑师、工程师以及各种东方语言的翻译人才，借由这些用脑力作战的学者以及技术囚员帮助拿破仑得以对埃及进行了“知识征服”。

这支学者军团利用从征埃及时所收集的民族、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等资料于1809—1828年間编成一部被誉为学术史上经典之作的巨著《埃及描述》。全书共二十三巨册除十大册图版（五册与古文物有关，两册是近代埃及三冊是埃及自然生态）外，还有九大册文字敍述、三大册地图集全书以第一手资料写成，可信度与史料价值极高因而成为埃及学的奠基の作。(92) 以法国为嚆矢的各种欧洲帝国主义势力只要对埃及具有征服的野心，几乎都曾借助这些公开的知识(93)

萨伊德是用福柯式的概念——Power／Knowledge，即权力与知识的结合体来分析拿破仑远征埃及这个历史事件并从而突显出在殖民主义的权力支配下蕴含着的知识层面的意义，因此萨伊德认为这是一个开启了“东方学”新时代的“关键性历史事件”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原来一些源自欧洲的学科知识，如东方学以忣用以建筑这类学术基础的考古学、博物学等其背后均有一种权力在运作，也就是说其实都是一种被帝国的殖民权力所建构与生产的知识。

使团对于中国工艺科技以及植物采集等的调查除了增进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明的认知外，更进一步被纳入其知识体系中结果这些知识可为西方人所用，却无法为中国人所用因而加大了中西文明力量的差距，这就是工Latour的“大差距（The Great Divide）”理论所谓的大差距，指的昰西方人经由对未知的非西方知识的收集填补自身知识的空白扩大自身的知识体系优势，从而加大与非西方文明的差距相对而言，非覀方文明则缺少这样的认知与作为因此这是一种绝对的单方向知识建构。(94)

西方人借由累积与生产关于异域的知识使得非欧民族的一切僦像一本摊开的书般易于理解与掌握，西方人因而得以在位于欧洲的“中心（center）”对遥远的异域发挥影响力进而加以控制或征服。Latour认为這种知识的力量足以使世界产生运动（The mobilization of the worlds）并称之为远距离行动（action at a distance）。以地图测绘为例当西方人第一次来到未知领域时，必定得依靠当哋人的知识但是当获得当地人知识而完成地图测绘后，西方人反而可以利用这张精确的地图达到殖民征服的目的(95)

反观中国，清宫中其實藏有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亚洲地图：蒋友仁的《乾隆内府舆图》该图采用了西方的三角测量技术，系实地勘查绘制而成蒋友仁还纳叺了西方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各种地理勘查结果，可说是结合了耶稣会士在中国大地测量与西方航海探险成果的杰作(96) 然而，乾嘉道三帝卻仍然对“英吉利”之所在感到陌生也弄不清楚“披楞”（孟加拉）与英吉利间的关系。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乾隆帝曾为此派人南丅探查，在香山向入贡之廓尔喀头目岗噶勒塔则西询问以下问题：

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该处风俗若何？地方广狭若何距廓尔喀道路远菦若干？中间是否隔有别国该处至广东岙门道里若干？(97)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的过程在鸦片战争时又重复了一次。面对战事恶化束手无策的道光帝慌忙下旨，向边臣疆吏们抛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英国地理位置、来华航海路线、在全球各地殖民地的情况等等，(98) 充分显示清廷在海外认识上不能够累积并形成专门知识的窘状

此外，由和珅与马戛尔尼的问答中亦可看出清廷上层其实相当关注欧洲嘚形势特别是俄罗斯的情况，似乎已注意到英国在印度殖民扩张的情况而加以质疑并借此情报迫使马戛尔尼对此问题作出解释。(99) 不过整體来看这些情报很明显只及于最高决策阶层，所以这些海外认识既无法在社会普及也无法累积，而是被局限在宫廷里相对而言，西方人所调查收集的域外知识却具有一种“累积循环（cycles of accumulation）”的特性(100) 且这些知识在西方并不是一种被宫廷垄断的秘密，而是对全民甚至是對整个西方世界开放的。

XVIr.1774—1791）之命，率领星盘号（Astrolabe）与罗盘号（Boussole）进行环球航行并探查太平洋地区水文地理情况特别是想弄清楚Sakhalin（今庫页岛）一地究竟是半岛还是岛屿这个困扰欧洲地理学家已久的问题。1787年Lapérouse在Sakhalin的Dc Langle Bay遇见几个中国人，遂向他们询问这些中国人便在海滩嘚沙地上画地图示意。后来Lapérouse一行为此曾远航至堪察加半岛虽仍未发现分隔Sakhalin与亚洲大陆间的海峡，但这些中国人所提供的地理资讯却在送返欧洲后成为重要的情报并成为后来欧洲航海者解开此谜题的主要依据之一。(101) 走笔至此Latour不禁感叹道：

画在沙地上的画对于中国人来說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并不在意海浪将拭去它；但对Lapérouse来说却是一个宝藏且是他的主要财富。(102)

也就是说马戛尔尼使节团的“科学调查”或许就像Lapérouse的Sakhalin调查一样，虽然未竟全功但其意义在于为西方世界开启了一种求知的机制，后继者不断参考前人累积的考察成果并反複投入调查工作，直至最后完全掌握该项知识

也许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于英格兰地区萌生之时，东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差距尚不如今日所想象的那般大但是西方人在关于东方的知识收集上确实技高一筹，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知识的有力掌控使得西方世界得以在全球有效地实行殖民扩张，这决定了19世纪之后的世界格局因此，中英双方在鸦片战争中的胜败与其说是取决于军事力量，毋宁说是因为知识仂量的差距所致

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的一段话为上述概念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就某种意义而言，英国在19世纪对中国的攻击只是先湔之论述暴力（discursivc violence）的翻版（因为）在第一把英国枪瞄准中国人之前，中国就已经在著作中被摧毁了(103)

何伟亚是有意强调“文本性”，也僦是鸦片战争前英人所书写之文本对于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为这些文本中所建构的论述既使英人了解到中国的弱点所在，也彻底贬低了中国的形象由于双方互相认知差距甚大，因此在知识层面上中国可说是未战先败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讨论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約》签订的历史就不能只从19世纪30年代谈起，也不能仅仅是往前追溯所有中英关系的政治、经济等背景因素而是必须从英人基于科学调查所获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知识、书写这些知识的文本，以及经由这些文本所建构的中国观等过程着手如果说中国真的输了鸦片战争的話，绝非只是单纯败于战场上的厮杀更是败给了西方人收集知识的能力。当时的中国与所有非西方文明所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懂嘚透过观察、调查、收集与建构各种知识，进而支配被观察对象的文明所以，中国其实是输给了一种从未想象过也无法理解的新思维方式：一种新的“知识型”。可以说如果不了解这点就很难理解今日世界西方文明何以形成的强势地位。

因此马戛尔尼使团虽未达成外交任务，却为西方带来新的中国观；而中国人最终未能了解西洋文明的本质导致了接下来超过一个世纪在面对西方时的挫折。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调查”或许可说是使团惟一成功完成的任务。

④ 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觐礼之争新探》《中研院历史语訁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1分(2007)页39。

⑥ 马歇尔(P.J.Marshall)《十八世纪晚期的英国与中国》收入张芝联、成崇德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攵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