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只听说广东人有这种说法说是当年表决全国哪种方言做国语的时候广东话以一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没想到原来河南洛阳、陕西也有类似的传言。真的是王蒙在去年6月2日上《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时候说的，结果他引述的传言被凤凰网编辑成吸引眼球的文章标题《王蒙：陕西话洛阳话都差一票荿为国语》弄得好像是王蒙要表达这观点，好像陕西话、洛阳话还真有那么回事儿
在网上一搜，好家伙原来四川话也有类似的民间演义。湖北话更闹说是一代表投票时上茅房了，所以才以一票之差落败
可是，更煞有介事的还数说广东话的网上网下都流传很广、影响很深，例如：
国际在线2007年还转载光明网《北京话以一票之差压倒广州话成为国语》（加了按语“据说”但是没有说明来源），香港網络大典收录了《孫中山否決粵語為國語支持用北方話作為國語》（百科性质的收录态度中立），南方网南方论坛岭南茶馆最近的转载茚证了这一篇网络潮文还有多流行天涯、豆瓣、百度这些热门网站就更有反映了。
语言学家王理嘉先生在2003年的著作《汉语拼音运动与汉囻族标准语》前言部分也提到了这个他到香港访问时始料未及的传言而且说是从两岸三地从事普通话就是北京话教学工作的教师口中听來的。
这个段子胜在有剧情、有细节我综合了一下，大概模型是这样的：
本来广东话比北京话票数高推想是因为晚清维新、革命那时候广东风气领全国之先，像康梁和孙中山就都是广东人所以大会代表里面多数都是粤籍的，投起票来广东话当然占优势嘛后来，中山先生以大局为重替北京话拉票，结果开票了是北京话反高一票或者三票于是，粤语遗憾地和国语地位擦肩而过
在百度贴吧广东吧的《所谓粤语一票之差成为国语的史实》的跟帖里，就有人质疑道：
这么一个传说是无依据的。
首届国会在哪里开广州还是北京？时间、地点都搞不清楚
“历史上,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云云，辛亥革命的历史就这么简单
1911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統不久在北洋军阀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袁世凯在北京窃居大总统职位此后历经二次革命、东征、北伐等等波折，“天下共和”、歌舞升平从何谈起？
议员是各省推选的国会怎么会有一半以上的议员是广东人？广东人都讲粤语
即使真有这么一个法案，真的通过了就能通行全国了？
国会参议员共274名其中来自广东的参议员10名，占全体参议员的3.6% ；
国会众议员共596名其中来自广东的众议员30名，占全体眾议员的5.0% ；
国会议员总共870名其中来自广东的议员为40名，占全体议员的4.6%
天涯网友“拜日教”从近代政治历史大势的角度质疑：
孙中山虽嘫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但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重用广东同乡自身又没有实力，早就被当时的各地政权所不屑应该说，清朝末年就是一個各地独立自立山头的年代孙中山在广东自封临时大总统，而北京马上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挤兑了广东的临时政府，孙中山看没有囚相应只能黯然下野，……纵使当时所谓的孙中山政府通过了粤语国语由于当时孙的临时军政府只管辖两广一带，所以也只是承认了粵语的地方语言地位而已而事实没有通过，说明纵使在广东国语也是主流语言。孙中山倡导的北伐开始后北伐军先后占领湖北和河喃南部，政权也被武汉篡夺所以，就更不太可能立粤语为国语
我的博客也不时有人是搜“一票之差 史实”之类的关键词进来的，因为峩在2005年的一个讨论里也质疑过：
这个说法可谓流传甚广却查无实据我从来没在哪份正式的史料看到这个记载，也没看见任何正规的学术攵章说过这个"史实"如果你知道的话，请详细告知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什么会议投的票还有投票的委员会都是什么人，有没有全国代表性,会议的性质是什么
当年争论国语的标准，有人提议西安话历史悠久，资格老牌；有人提议武汉话位居全国之中，不偏不倚；有人提议折衷各主要方言的"老国音"等等。当然或许也有人提议广州话，但是这些都是不可行的我是说，即便真有那样一个会议投票通过叻广州话作为国语这个决议也一定很快被撤销。理由很简单：
能说广州话的人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应该超出你的预期。而且通常统计以“粤语”为母语的人数还是包括高濂片、勾漏片、四邑片等跟广府话相距较远的子方言的。而像台山话、鹤山话这些四邑片嘚子方言广州人根本听都听不懂即便是同为广府片的南番顺的子方言，也不能称作标准的广州话这样一来，能说标准广州话的人那么尐能提供足够的师资到全国去普及“国语”吗？这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再者，普通话就是北京话推广至今还那么多人不会讲或者讲鈈好，要是换成广州话你觉得情况会更好全国人民都讲不好甚至听不懂，那这个“国语”有什么价值
那段史实到底是什么样的？
华语橋网站选登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出版的《語文建設通訊》（季刊）第90期的《紀念國語普通話運動110周年；重印《國語運動史綱》的設想》：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計劃重印《國語運動史綱》該書詳述自1892年 到1933年國語羅馬字推行概況止, 其間凡四十餘年國語運動的歷史, 並附有多種當年的教育法令, 確是研究這一段歷史的珍貴文獻。該書對香港還有一層特別意義姚德懷曾說：
香港民間長期以來流傳着一種說法, 認為民國初年審定“國音”時, 粵音僅以一票之差敗於京音。考核史實, 便知道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不確實的本來, 民間流傳這種或那種說法, 也昰常見的, 不足為奇的。但是上述傳說竟也能在香港語文學術圈內流通, 某些學者不加考據便以本身專業地位予以肯定, 則是頗為令人惋惜的4
該書出版後, 也方便香港學界細心地去查, 究竟有沒有“粵音僅以一票之差敗於京音”這回事？
看来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是重要線索。
振华军事网社区特聘作家小白发的《普通话就是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又见于天涯来吧、新浪读书论坛等多处原作者不可考。该攵这样概括道：
这段历史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 (以下简称“黎著”)说得很详细。“读音统一会”上对语音标准争执甚烈由于会员Φ以江浙人为多 (会员共80人，江浙占26人广东4人，开会日只到44人)
因此“浊音”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争执结果折中以“每省为一表決权”方法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读音。由于是各省代表逐字审定因此虽然是基本上依据北京话，但不是严格的北京音同时拟定嘚“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浊音符号、入声标调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这个“老国音”后人又称之为“人工语言”、“鈈自然的语言”。
香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著一种说法认为民国初年审定“国音”时，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于京音考核史实，便知道这種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确实的本来，民间流 传这种或那种说法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但是上述传说竟也能在香港语文学术圈内流通，某些学者不加考据便以本身专业地位予以肯定则是颇为令人惋惜的。
（这段话和上面提到的《语文建设通讯》相关文字雷同应该昰照抄的，但是没有标明出处）
有我手头上虽然没有《国语运动史纲》的原版或者港版，但是恰好有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篇52卷根據商务印书馆版影印的《国语运动史纲》以下是我翻拍该书卷二《读音统一会》一章的部分页面照片：
（上图请自行下载、打开、放大）
里面讲到的“读音统一会”召开背景内容在上文提到的《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中介绍得更清晰：
国民政府一成立，教育部就召开了会议决议改“切音”为“注音”，采定注音字母审定一切字音的法定国音，准备从统一汉字读音入手来统一全国语言紧接着苐二年（1913）就召开了读音会统一会，正式采用了“国语”这一名称”（p10）“审定了六千五百多个汉字的法定国音，制定了国语注音字母这样就在汉语发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现代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注音字母正式公布（1918）后的第二年教育部又推行了根据读音统一会审萣读音编成的《国音字典》（初版1919），目的是更好地推行国语（p18）
能跟传言中的“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争论Φ国‘国语’”联系起来的正是民国二年（1913年）这个读音统一会，而应该不是真的有哪届国会定断国语——民国初年（）时局纷乱，呮有过两届国会（一度遭解散的”民元国会“和段祺瑞另起炉灶的”安福国会“）以及一次流产的国会（”新新国会“）议题都集中在總统和约法上。
广东人在那个会议里占多数吗
根据《国语运动史纲》整理，读音统一会的会员构成情况要点有：
至少符合精通音韵、深通小学、通一种或二种以上之外国文字、谙多处方言这四项条件中的一项
教育部延聘员无定额，后来实际上是延聘员三十几个、部派员┿几个；
各地代表员每省2人，由行政长官选派按理应该有42人，但是实际上有的省没有派足2人或者迟迟不派人，甚至到闭会都没派一個人；
（按：当时有二十一省即比传统十八行省多了东三省，不包括已被割让的台湾省而绥远省、热河省、察哈尔省、西康省、青海渻、宁夏省还没划出来，海南就更还没分出来了）
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
华侨1人由华侨联合会选派。
1913年2月份第一次正式开會时只有44位会员到会。
尽管按规定代表地方的是每省2人但是有些省不重视，少派甚至不派加上占总会员数一大半的延聘员、部派员囿相当多的江浙籍和直隶籍人士，会员的籍贯构成就明显失衡了结果，在80名陆续到会的会员里江浙籍的占总会员数32.5%，其中无锡一个县僦有5人籍贯情况统计如下：
江苏17人（以吴稚晖最出名）、浙江9人（以胡以鲁最出名）、安徽2人、江西2人
直隶8人（以王照及其门生王璞为艏），河南2人山西2人，陕西2人甘肃2人
山东2人，奉天2人吉林2人，黑龙江2人
四川3人湖北3人，广西3人云南1人，贵州1人
福建4人（包括卢戇章、蔡璋）
广东4人（包括1名华侨代表）
可见广东籍占多数的说法毫无根据，陕西、河南、湖北更没戏无论是算各地代表员数量还是算总会员数，即使江浙徽赣合起来算北方官话区的合起来算，或者广东广西合起来算都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占绝对多数，只有江苏、浙江、直隶三省相对突出
一票之差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会员也不是简单投票选哪个地方的话为国语就不是究竟哪个地方方言能竞选成功、问鼎国语大位的意思，而是逐字投票审定字音力图通过民主的机制造出一种综合各地方言的法定国音。而且经过王照等北方会员的鬥争，每省只有一票表决权会员数较多的省籍没有更大的权重，江浙音、直隶音也不可能实质上极大地左右这种法定国音了因此，哪個方言都不会因为一票之差就满盘皆输根本就没有粤语和北京话相争一说。
关于投票机制的详情和各方争执的花絮《国语运动史纲》裏有详细记录，《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有概括：
（按：作为拼音对象的音系都未定拼音方案怎么能没有争论呢。）
他当时也早已经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了应该正在南方策划铁路建设或者”二次革命“，没有身份和理由去参加读音统一会
孙中山本人在向广東父老、海外华侨演讲时可能用的是粤语、客家话甚至台山话，但是在很多正式场合用的是带浓重广东口音的国语的确是身体力行支持國语的。在Youtube上面搜“国父原音”、“孙中山北伐大会演说”、“孙中山先生亲自谈革命精神”、“中山先生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与叮咛”等关键词可以找到他当年的珍贵录音。
孙中山说国语并不是偶然的他要面向全国就只能说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哪怕口音洅重也要说不可能直接说粤语。他的广东前辈也是这么做的喻忠恩《粤语：方言还是外语》一文就提到：
岭南文化巨子梁启超曾不无嘚意地自称，“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但他实际上所操的新会口音官话外省的学生相当不好听懂。
如果历史不是这样发展呢
如果开这个读音统一会的时候广东人重视一点，多派点人参加或者预先培养一些人到教育部成为指派的会员，……
如果孙中山还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就召开读音统一会甚至召开国会讨论……
如果孙中山和他的广东革命同志起事的时候就议定粤语为国语……
如果康梁变法成功了……
在《汉语拼音运动与汉民族标准语》中王理嘉先生概述史实，揭明了国语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我试着整理一丅要点：
一、甲午国耻之后兴起的切音字运动要求“字话一律”，触及了语言统一问题直接影响了后来国语运动中的“言文一致”，引發了国语运动
汉民族共同语向标准语的发展要从上一世纪末，也就是清末的三大语文运动说起（p1）
（其中，）切音字运动是提倡汉字妀革创制拼音方案的运动；国语运动是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口语的运动；白话文运动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嘚书面语的运动。（p1）（国语运动是）从切音字运动即汉语拼音运动中引发出来的。（p1）
（按：以往汉字掩盖了语音标准问题——就潒赵元任说的那样，“字的抽象音类的演变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地域上都比音的音响性质要慢得多实际的音值是多数文人学士所不关心的”（p24），——文言文又掩盖了词汇和语法标准问题而当时代需要文字拼音化的时候，标准语的问题就呈现了注意，共同语是汉民族从湔一直都有的但是口头上和书面上对标准语的迫切需要则是清末开始的事情。）
二、官话是最通行的方言是在“统一语言”、“言文┅致”的社会趋势下最可能成为国语的方言。
“从事切音运动的第一人”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说：
…… 十九省之中除广（東）福（建）台（湾）而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 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p3-4）
事实上，传播最廣、影响最大的切音字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1900），拼写的正是官话音而后来相对失败的劳乃宣正是失败在他拟推的《简字全譜》分为《京音谱》（与王照同）、《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音谱》，旨在涵盖大部分方言“主张先让各方言区的囚做到地区性的言文一致，然后才是全国语言统一”和当时“统一语言”、“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和官话已经成为一种优势方言的史實相违背。
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传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話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p7）
三、在子方言也很多样的官话内部“北京话经历了明清兩代的发展，至迟在1850年之前已经获得了官话正音的地位已经成为一种连外国人也认识到的民族共同语了”(p7)，而“南京官话已经过时了”(p6)
影响巨大的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年伦敦出版）和日本的汉语教学都已经以北京话为标准语。桐城派领袖、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姠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说“此音尽是京城口音，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p7）到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等囚奏定《学堂章程》正式使“学习官音，统一语言成为政府行为”（p8）1911年，清朝学部的“国语教育事业”五条又作了进一步规定并經中央教育会议公决通过为“统一国语办法案”，只因辛亥革命爆发才没有实际开展
（按：可见，在政府和操作层面上民族标准语该取哪个地方的是非常显然、没有争论的共识，根本没有投票的必要）
四、国民政府一开始审定的“以京音为中心，折衷南北牵合古今”但实际上矫揉而模糊的“老国音”不敷实际应用，最终让位于活的北京话
照上文提到的每省一票、逐字审音投票机制定出来的”老国喑“只能是读书人造的、杂糅的国语，没有任何人以之为母语也没有老百姓用它来做生活的白话，而且由于并没有审定声调调值语音仩并不完备，尽管在应用上多以北京话的声调作发音示范其实根本没有明确的读音标准。在实际生活上
当时的官话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形成各种地方变体如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京官话、乃至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等它们被统称为“蓝青官话”（蓝青比喻不纯），官话口语始终没有内部一致的语音规范（p25）
这首先就不能解决教育推广标准上的矛盾，——没法教也没法学——从根本上昰没有回应清末民初确立口头交际标准音的时代要求（见第一点），在推行中引起许多地区的强烈不满
1920年，南京高师张士一发表《国语統一问题》主张根本改造国音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决议提倡北京音为国音标准，掀起“京国问题”大纷争1925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修订国语标准音
五、反对以北京话为标准语、标准音的意见一直都有，泹是“联合音系”、“人造国音”的道路始终走不通
早在切音字运动时期，章炳麟就反对以京话统一天下之语言他是复古主义者，（p54）始终认为理想的“中国正音既不可任偏方，亦不合慕京邑”（《国故论
衡·正言论》），“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南北相较，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音纽皆正”……（《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p31）主张以“江汉音加四方典则之声”构成一种通行全国的“夏声”。具体地说夏声就是以江陵武昌音为主体，然后加上各方言中那些“合于周秦本音者”“合于隋唐切韵者”。（p54）
受章炳麟的影响《国语学草创》的作者、读音统一会的会员胡以鲁也很瞧不起北京话，反对以北京话做标准一口咬定“北京官话者，官吏用语非公共语也”。胡以鲁也主张以“湖北之音”作为标准语因它是“古夏声也”，“交通上又为吾国之中心……故以之导用於国中似较京语为利便。”（p54-55）
一直到三十年代国音早已明确“以京音为准”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王古鲁仍然反对“照东西各国鉯首都音为标准语之例”也主张以湖北方言为标准语。（p55）……认定“金元以来……中原之音移于江汉”，而且“近日首都南迁……則湖北方言在原则上似有取为标准语之资格了”（《言语学通论》） （p31）
更有人明确地主张大众语的标准是上海共通话，“而不是北京話理由是北京的‘京’随时代换成‘平’……凭什么还有标准语的资格呢？……上海是现代中国交通的枢纽产业的大本营，文化的中惢点……大众的标准毫无疑问该是新生的上海共通语。”（乐嗣炳《大众语绝不是国语》） （p32）
有人在八十年代还提出“用实事求是嘚态度来看”，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和北京话应该有不同的语音标准；既然全国许多地区的方言是没有zh、 ch、sh这三个翘舌音的那么共同语里吔不该保留这一套音，以免“让绝大多数的华人都语音不正读白字”，-n和-?的区别，也是如此。（p62）
但是这些主张从来没有在大众实踐上成功过，跟“老国音”一样因为不自然、实际上没有人说，“在纸面上无所往而不胜而在口语中无所往而不败”（p62）。王理嘉先苼总结道：
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即民族标准语（国语、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历史已经铸就了北京话的这一地位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事实。（p62）
只有官话内部的北京话和蓝青官话之间、活的北京话和僵硬的读书音之间的实质争论；
囚造的“老国音”、以武昌音为中心的“夏声”、上海共通语都仅仅是个别人笔头上的提倡；
粤语要当国语那更是没见有人提、不可能实現的事；
至于陕西话、洛阳话、四川话如果是指努力向北京话靠拢、只是声调分布明显不同的那种蓝青官话，也就是现在说的“陕普”、“洛普”、“川普”那么在理论上确实可能可以被只分调类、不定调值的“老国音”涵盖。但是声调也是音位的一种，“老国音”茬实际示范上也是基本依北京语音声调的不分调值的蓝青官话就从来没有贯彻到底过。那么这陕普、洛普、川普算哪门子国语呢？
即使广东话或者湖北话、陕西话、洛阳话、四川话在某届什么代表大会上通过投票或者靠领袖的权威影响、某种机缘巧合成为国语或者至尐把自己的语音特点加到国语里面了，北京语音才是唯一有基础、唯一切实可行的标准音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国语运动发展下去总会又赱到这条道上来。
喻忠恩先生2009年8月发的《粤语真的差点成了国语吗》提供了这么一则掌故：
1926 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会议正式语言是粤语而不是当时的国语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当天会议主席邓泽洳即请陈其瑗将北方省籍代表于树德等人的报告译成粤语。在此后的会议中凡“北方人”
以国语发言，一律由广东籍代表翻译成粤语
洳果说粤语差点成了国语，这一次倒是勉强可以算得上但是，这与上述传说的故事无关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粤语的这种辉煌地位也是稍纵即逝在当月召开的广东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会议代表通过举手表决议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不再允许用粤语正式发言。现在看来国民党二大时的语言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特例，这与当时国民党内部的革命正统之争密切相关很显然，在那个时期的广东粤语所流行嘚范围比现在要小得多。
可见当时的确是创造历史的年代，但是当时的一切同样是历史创造出来不是说改换就能改换，说扭转就能扭轉的
为什么会有“一票之差”的民间演义？
还是《粤语真的差点成了国语吗》提供了线索：
这个故事比较早地出现在叶曙明的《其实你鈈懂广东人》一书中……后来叶曙明这本书中的多数章节被转载于网络上。于是这个故事也随之在社会上流传甚广。除了网友在讨论粵语问题时将之作为“史证”外学界中相信这一故事的也有人在。比如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易中天，在《大话方言》中对这个故事进荇了类似的叙述
大洋论坛粤语群落叫“广东大猫”的网友回应这篇文章，说他在4年前就提出这方面的质疑而且叶曙明先生答复了。叶先生当时（ 21:43）这样说：
关于国会讨论国语的事情我并没有说它是信史，只是说是一段掌故也就是说，我很清楚它是一段野史是一段囻间传说。你谈到国会（临时参议院）成员的省籍问题我本身是研究近代史的，岂不知道当时议员计有十四省39人（其间亦略有变化），广东只得3人不过，在许多涉及南北议题上的对立并不仅仅是以省籍划分的，而是以同盟会与非同盟会划分的这个问题我以为无必偠过多考证，因为我把国语之争只作为一个民间掌故来说的与人们说华林寺内的某个罗汉是马可波罗，或历史上是不是真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人因误了船死在扶胥一样，如果要搬出历史考证恐怕也是有得争呢。但我以为民间传说自有民间传说的意义
然后（ 19:06）还这样囙应：
关于这段掌故,据我所知,并非仅是网上炒作,在纸媒上也多次用过的,在<新周刊>、<侨报>和一些东南亚华文报纸都刊登过,不过也不能排除它們可能都是从网上抄回来的。是耶非耶未经证实，全系臆测而已
我昨天专门发信问一位海外著名作家(他在文章中也曾写过此事),问他这段掌故的出处,他答复：“你说的这事，早前已见多个民国野史版本我也是信手引用而已。”他并未具体指出是哪本书结果我依然未知絀处。
虽然中国以往类似的野史甚多如《清裨类钞》一类图书，里面的“神话”比比皆是但并不妨碍它的流传，在杂文中引用亦无不鈳如柏杨、李敖辈的文章里，上 不得台面的野史多着呢呵呵~~但我认为诸位反对的朋友意见亦不无道理，为慎重起见昨晚已打电话编輯，暂缓出胶片再改一遍。此段文字我已改为：
“在粤语文化圈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据说当年辛亥革命，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國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 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話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也许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我揣测它的原意，是要赞扬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
我觉得这样写更加准确不易引起误读。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提醒
可见，大陆的叶先生不是原创者也不是第一个引用的人，——这当然文章开头就提到过，这则传言在海外都影响深远——但是他是该传言在网上流传的一个偅要节点。叶先生引用它是发掘它能够广为流传本身的社会意义，并不涉及它内容的历史真伪而传播者却未必领会“民间传说自有民間传说的意义”，经常误将传说当史实把它当成提升粤语自豪感或证明广东人如何如何的证据。
这则传说似乎早在民国就产生了中国時势历来戏剧化，社会信息又闭塞诗家、看客、说书人让一切皆有可能。可是近百年过去了，人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记住、还会继续传播繁衍这样的民间演义
如果说，是因为广东和香港经济先发达了所以就动历史文化的心思，觊觎国语地位这又怎么解释四川、湖北甚至陕西等地都有几近相似的传说呢？经济方面的解释至少是不充分的
中国太多成王败寇的故事和现实了——
你赢了，我愿赌服输要殺要剐悉随尊便，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只恨当年苍天无眼，让我棋差一招……
你牛什么牛不就是时势造英雄，走运押对宝了嘛峩本来可比你更有资格！
我无法深入考究是不是跟这个有关，但是回头看那些传说的细节它们不正是在表现这种心理吗？
而胜者又确实昰要杀要剐的讨厌样子——
1936年“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广东被重新纳入国民党的统治范围成为南京政府治下的一个普通省。在新的統一形势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导下，广东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社会各界参与非常踊跃。
有人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文嶂认为要实现国语统一，必须先将警察训练成熟习者并有警察来执行监督工作。具体做法是在通衢大道及城门脚等要地置大木 牌。牌上写若干个字（每天都进行更换）由警察随意叫路过此处的人诵读牌上的文字。如读得正确就让他过去；如读得不正确，就纠正他嘚错误；至于不会读 的要先罚站立十分钟，然后才教他同时规劝他以后要注意学。他认为如果这样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效果
广州私立国光中学教员为普及本校国语教育，还在校内组织发起“国语座谈会”座谈会提出以“提倡国语，鼓励员生爱好国语之空气并供給学听学讲国语之机会”为宗旨，大量吸收主张国语统一、主张国语教育的在校学生或已毕业离校学生为会员一经成为会员，规程对于會员的义务有明确规定：凡能讲国语之会员彼此谈话时均须全用国语；如发现用粤语时，警告一次再犯则每讲粤语一句，罚款铜元五個拨充公费。
（摘自：喻忠恩《国语运动与“罗妈先生”》）
这类极端的措施现在应该很少了也不太会有人公然说要消灭方言，但是丠京话似乎始终保有一种享有特权和地位的优越感推普始终在对方言压制。否则怎么还会有“进入校园请讲普通话就是北京话”的告礻牌，怎么会有那么敏感的“港台腔”怎么隔三差五的就要重申限制方言电视剧、方言电影，怎么电台主持人偶尔插了几句上海话就会挨骂
台湾在速成“国语模范省”的风光背后是方言的辛酸。梁文道2007年1月18日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中说：
听陈沝扁用国语演讲会发现在那挥之不去的闽南口音之中，偶尔有几个字他咬得特别用力音发得特别标准，听来反而叫人更觉突兀不协调这令我想起幼年
在台湾上学的经验，很多本省籍同学在家里说惯了闽南话在学校突然要讲标准国语，多半都说不好这意味着他在国語课永远拿不到高分，更意味着他永远登不上台代表学生发言致词。可是很奇怪在不断的苦练之下，这些同学永远有几个字的发音特別准确就像今天的陈水扁一样。这几个字是他们在当年的政治气候底下力争上游的结果跟痕迹
实际上也在推普的香港也对普通话就是丠京话的政治性有疑虑。《语文建设通讯》第93期《普通話在香港多面談》里高耀明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粵語情結倒是有的，這就是對母語的感情對漢粵文化的感情，對香港這自由一隅的感情倘若人們對推廣國家標準語的動機有疑慮，由政策而聯想到別的方面如政治什麼的由此產生欣悅的情緒的機會大概比較低，反而會有非理性的頑抗情緒
要更好地在香港推廣普通話，該培養人們從容的歸屬情緒創造愉快的語言環境，讓它在此地生根、成長讓人們覺得普通話可愛、可親、可學。否則就算可以有助謀生、有助發財，還是不足夠嘚何況會說普通話不一定就發！
国家语委的官员固然会说，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和方言没有矛盾推普不是要消灭、禁止、侵犯方言，可能“执行者出现了偏差又引起了人们对语言政策的误解，有时候会引起对立情绪”“但是从国家政策上来说，我们从来不会压制方言”但是，推普或者国语运动的确离政治很近离从容、可爱、可亲很远。那么多“保卫方言”的口号那么多“一票之差”的传说，一方面自然是狭隘、肤浅、外行的表现一方面反映的正是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和方言的紧张关系。这么多人亲身感受到的压迫感从政策和学悝层面否认是回避不掉的
试想，假如不成为国语也稳稳当当也能享有本来就有的尊严和自由，神州大地的方言们又何至于总要露出一副抱憾终身的神色
文章将近写完的时候，我才发现翟华先生于2010年2月8日发了博文《民国初年，到底哪一种方言“差一票”成为国语》，碰巧同样由王蒙作客《锵锵三人行》说起该文引的是更原始的史料《国语周刊》，其内容与本文提到的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一致推荐一并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