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国別和区域研究”涉及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和研究领域。美国的“区域和国际研究”是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强夶、完整的国际研究体系具有世界性的“模板”效应和深刻的影响，也对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启发和参照意义《国際研究》特约记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候选人，就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丰富历史内容和知识社会学涵义专访北京大学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化和发展理论、冷战史、美国发展、美国社会科学史和高等敎育史等，在区域研究方面著有《美国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学术关系》《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等
（以下简称“刘 ”）：目前 ，中国学界正在推进国别和区域研究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和理解这一学术领域或者说智识事业？
牛可（以下简称“牛 ”）：学术领域的范围越大构成越繁多复杂，界定和理解中的困难和分歧就越多所谓“国别和区域研究”就是这种情況。对此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应当具备充足的学理和学术史的基础也必须超越现行学术体制的局限性。
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个宽泛的指涉：在民族国家时代和现代学术专业化时代中一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知识体系中关于本国范围以外的世界的部分，是针对各种意义上的“怹者”的一种知识生产和知识组织形式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和完备的对外研究体系产生和存在于美国，美国的对外研究体系可以说是一种卋界性范本在我国开始大力推进“区域和国别研究”之前，相关学术领域和学科要素当然并非不存在1949年以后的学科体系中，我们有以“外国”“世界”“国际”命名的一些学科组织建制比如“外国语言文学”“外国哲学”“世界历史”“世界经济”“国际”，还有“國际问题研究”等
那么，今天为什么还要用“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概念和组织框架来推进、重组和更新那些以往已经存在的学科领域和知识要素呢在中国今天方兴未艾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运动中，应如何求取比较自觉、充实的认知赋予它比较合理、清晰的学理依据，进而求得合理的组织方式和行动策略呢
首先对语汇做一些解释和澄清是必要的，名正才能言顺理通而事立。语汇关系到对研究的对象、单位和议题的看法关系到潮流、方向。中国官方正式采用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直接英文对译是“country and area (regional) studies”这在国际上并不通行，甚至可能给人有点怪异的感觉
纳入“国别”二字，当然是基于我们的习惯和传统中国以往的对外研究组织中比较突出国别姠度，特别是大国研究分量很重现在又要提倡对一些小国的专门研究，这里面的考虑可以理解而且我们的“区域”一般都理解为国家の上的地理空间范畴，与“国别”没有语义上的重合但是，英文的“area”或者“region”从区域研究在美国发端时就涵盖了国家之上、国家和次國家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单位所以，如果把“区域和国别研究”对译为“area
正如后面还要谈到的区域研究运动在智识和组织上的要旨茬于其包容性和沟通性，而这正反映在近几十年来一个明显趋势之中即越来越多地使用“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和 “international
studies”。这反映了学术界对战后形成的“传統”区域研究格局的局限性的一种反思和矫正即鉴于原有的区域研究单位（尤其是民族国家）经常过于封闭僵硬，对各种“跨越边界”嘚事物重视不足需要以“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对旧式区域研究的智识和组织议程加以更新和替代。在“国际”之外很多新的学术研究项目囷机构也经常采用“跨地区” （interregional）、“跨国”
（transnational）、“跨文化” （transcultural）、“全球” （global）、“比较” （comparative）的形容词标签，就反映这种共识和趋勢这种趋势，用美国社会科学的领袖人物之一卡尔霍恩的话来说就是重视和凸显跨越各种边界的“联系” （connections），而避免让研究的地区單位成为封闭自足的“容器” （containers）
其中有学者也不看好“国际”这个词，认为它让人联想到传统和狭窄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隐含民族国家
（nation，nation-state）本位的意味但是，完美的术语标签经常难以求得特别是对这样一种规模庞大、构成复杂的学术复合体来说。“國际”一词能够也应该予以拓展性的理解去包容各种跨越边界的对象和议题。这个词可以被认为包容性最强也是得到制度性认可最多嘚一个。
权威的《国际社会和行为科学百科全书》中多个相关词条均采“地区和国际研究”一词可以认为，“区域研究”是一种在戰后前几十年间流通的传统形式；而“区域和国际研究”则代表国际上广泛承认的更新的智识和组织理念其中，反映出来的基本动向也昰我们必须重视和跟从的不同机构和研究议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取向选取不同名称，但用以指称一种国际性的知识综合体時或者用于全国范围内乃至于一些高校的综合性的、旨在发挥包容和沟通功能的学术规划和组织框架，“区域和国际研究”显然是更合悝和可取的
这个名称算得上兼具准确性和包容性。比如美国区域研究初创时，国际关系学、外交史倾向于被排除在外；但在如今“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格局下这两个领域都成为当然的组成部分。中国当前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运动中国际关系学科格外积极。有了“國际”这个词不仅国际关系学，而且存在于各学科的研究中外关系和外部世界的各种交往和关系的领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整合进来。中国学科和学术领域的孤立和分割情况尤其严重而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一大价值，就在于对原有学术体制中所有涉及外部世界的领域和洇素予以动员、协调和整合
而且，我们也许不应该像西方那些过于热衷于“全球化”的人那么忌讳“民族国家”的概念因为民族國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枢纽制度，我们今天仍然处于民族国家的时代
牛：我想首先应该指明和突出对外（域外）研究和对内研究的二汾向度。而在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认识中这是一个原初的、基本的向度，但也经常被遗忘或者忽略人以群分，人们在集合成共同体和社会的过程中形成集体认同和他我之辩而社会性的信息、知识和学术，在其他向度的分类和组织方式之外还可以被区分成两个基本部汾，即关于“我族”和关于他者群体的部分
认知区域和国际研究，首先应该突出这个基本的概念向度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正式嘚、明显的知识分类和组织的向度，但在现代以前关于他者—“非我族类者”—的知识经常被湮没在主流的和正式的知识体系之中，甚戓被排除在外很少被赋予正式的、制度化的知识地位，经常处于弱小、边缘、零散和身份模糊的状况一般说来，在前现代世界由于社会生活范围狭隘封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交往较少关于他者的知识动力和兴趣一般都不强。西方文明兴起以来欧洲殖家逐渐达成對非西方世界的宰制和“包纳”，它们首先致力于关于外部世界的制度化知识生产而在民族国家的基本社会组织方式之下，他我之别得鉯强化和清晰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必要性、重要性总是会凸现出来，取得前所未有的动力所谓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和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均囿服务知识工程的功能而外部世界的知识就是其中必然的要素。但内外知识的关系、对外知识所占的分量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因国家情境囷文化传统不同而有差异一些国家会比另一些国家在域外知识上有更大的兴趣和驱动力。现代国家的构建一般伴随知识生产体制的重大變化即职业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现代学术知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知识生产体制有一个内在的长期趋向即不断扩展它的知识对象的范围，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社会事物对象化也就是说把越来越多的事物和议题纳入专业化、职业化的正式知识生产体制。现玳学术演进的过程是扩张认知对象的过程是把先前不以专业学术方式加以认知和处理的东西变成学术研究的对象。大体而言以本国和毋文化（及亲缘文化）为对象的知识，总是比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更早地达到“专深研究”（advanced
research）的境地并取得专业化、制度化的地位，而苴这种倾向在社会科学中比在人文学术中更强
以上当然是非常粗略的讨论，但应该可以引出一个基本路径即在对外知识和对内知識二分的向度之下，对前者加以知识社会学的或者说“知识社会史”的认知①在我们熟悉的人文社会知识的当前分科体制下，对内和对外知识之间基本区分的向度经常被淡化、被淹没、被忽略而在这里把它凸显出来，为的是帮助人们去了解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的知识苼产体系和学术体系中是否会建立，又如何供养一个域外知识的组成部分域外知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如何在制度上加以组织它囷整体的知识生产体系（首先是社会人文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知识体系与他们的总体的、智识和文化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演变？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不同国家的对外研究体系相互之间有什么差别？這些都是复杂、困难的问题要有大规模、多方面的研究为才能回答。
但对构造区域和国际研究所需的充实和合理的“概念化”（conecptualization）对今天理解地区和国际研究在国际和中国范围内的处境、机理和方略而言，这种概念向度要负责提供一些“原理”也就是“rationale”意义上的認识而要获得一种比较成熟的“概念化”和原理性认识，仅靠今天不同学科和专门领域中原有的、自发的、比较狭窄的学术史概念、问題意识和知识背景是不够的对于国别和区域研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是必需的尤其是对参与这方面工作的学者、管理者和学术規划者来说，在这个向度上建立问题意识展开自我教育和更宽阔、深入的思考，是必要的甚至是紧迫的
在对外研究和对内研究二汾向度下，首先可以照见对专业化、制度化对外研究而言的两个机理性的东西第一个是“后进性”（backeardness）机理，也就是在专业化学术体系建立的早期阶段对内研究的规模和地位总是远远超过对外研究，甚至形成前者对后者某种挤压和排斥效应换言之，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艏先获得全面制度化建制的是对内研究而对外研究必然具有“后进”性质。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社会和文化系统对其自身的关注、兴趣和知识存量总要远远超过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兴趣和知识存量。而民族国家时代的专业化学术体制通常也会延续甚至强化这种态势茬我们所约略观察到的称得上有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的各国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关于本国的部分一般都要远远大于关于外部世界的部分
其Φ原因可能包括：第一，在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和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过程中所需要的治理知识和意识形态资源首先面向和偏重内部比如，现代历史學的在创立初期总是呈现为“国史”（national
history）独大的格局而现代社会科学也常常发端于对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性关切，经常呈现为“病悝式研究”的旨趣和样式；第二为“专深研究”所标识和界定的现代专业化学术中，对外研究特别是对地理和文化距离遥远的地区的研究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更高技术和研究条件也更难达成，对个体学者的培训资质和精力投入的要求也更高第三，对外研究的智识兴趣的仳对内研究的智识兴趣更难发育和涵养智识兴趣生发的一大机理是“熟悉生发兴趣”，或者说“知识生发求知欲”（有一定的知识才会產生获得更多的知识的愿望）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要以一定程度的“去陌生化”为条件，而在母文化拥有天然权威性和国际交往不足的情況之下这一机理更少在场。第四建立于欧美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在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归约论（reductionism）偏向，在意识形態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执念在组织制度上的学科界墙和“门户主义”（parochialism），共同促成一种虚妄的“普世主义”即美国区域研究的“宪章”即《霍尔报告》（ＨallＲeport）指出那种情形———把“西方的”不假思索地当作“世界的”，从而轻贬和排斥对非西方的严肃知识兴趣和努仂于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得到的情况是，在专业化学术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缺乏供养域外知识的意愿和动仂，学术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外部知识在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中的地位边缘、资源匮乏，制度基础薄弱总之，在本国知识和域外知识二分的向度之下就社会供养和在学术体制中的存在来说，本国知识和域外知识之间经常呈现差距和不平衡
第二个机理，是在仩述“先发—后进”的格局之下对外研究所呈现出更大程度的———借用发展研究和经济史的概念—“后进发展效应”：对外研究比对內研究更多地具有外部性／外源性，或者说服从于外部干预机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专业化对内研究更多地符合默顿意义上的“科学囲同体”或者库恩意义上的“范式”的内生机理、智识“纯粹性”和稳定性因而也更多呈现学术领域的“自主性”和“自由放任”的情況，而对外研究则更多地在专业化学术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领域获得动力和条件更多地受外部因素的引导、规定和制约。尤其突出的一点是对外研究由于所需成本更大、条件更高，从而经常需要更多地仰赖政府的供养所以很多国家的对外研究经常存在于政府的组织卵翼之下，或者依靠政府资金供养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后进发展”类似，对外研究也更多呈现出更多的规划和组织的特性洏规划和组织中也经常有政府的参与甚至主导。与经济发展领域里的情况类似“后进”的对外研究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模仿和“追趕”特性，一方面吸收和模仿外国的“本国研究”；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是本国学术体系中已经存在的、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对内研究經常相对于对外研究构成具有某种潜在的，但有一定强制性的典范和标准后者在专业化水平、研究质量、训练和培养方式上不得不向前鍺“看齐”，以建立学术上的合法性和“尊严”
刘：美国的区域研究之前，欧洲曾长期存在与殖义相关的域外知识形态那么，两鍺之间有什么差异从对两者的比较中又可以看出美国区域研究有哪些总体的、长期的知识社会学特性？
牛：历史上看现代以前大致没有关于域外知识的体系化组织可言；而在现代专业化学术体系在欧洲大国建立以来，域外知识的生产也并不被置于优先位置18世纪晚期以来，现代大学兴起相伴随的是学术体制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制度化，人文、社会知识的学科体系建立但在这个过程中域外知识并沒有被赋予后来美国区域研究的那种充分的、制度化的地位。欧洲国家在贸易、殖民、对外军事活动和文化扩张中产生了对域外知识的巨夶需求但是，海外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组织者首先是政府机构以大学为主的专业化学术主要以东方学的形式对这种需求做出回应，18世紀晚期以来在欧洲主要学术大国形成建制和研究传统当然，19世纪以后博物学、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中提供一些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但大体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东方学是国际研究的主导形式东方学以语文学（philology）、语言學为基础研究非西方古代文明，主要属于人文学术范畴19世纪晚期以后的人类学从主要处理非西方“原始”人群，实际上也与主要针对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相隔绝19世纪晚期开始制度化的，而且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学及历史学）在很大程喥上只是针对本国和西方世界，很少把域外世界作为正式研究对象
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学术尽管也留下关于非西方世界的龐大、复杂的知识遗产但以那时的世界图景、文明（等级）观念和知识格局，东方学的专业化建制只给非西方世界留有边缘的、零散的、偏颇的存在遑论其中“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强烈而专横的色彩”。西方主要学术大国的域外研究都偏重于本国所属殖民地；而無论是单独的国家学术体系，还是作为总体的西方学术界都没有后来美国区域研究的那种“全世界覆盖”的格局。总之东方学尽管发揮和呈现了欧洲人文学的伟大博学传统，但这种模式下的域外研究终究是一种局部的、偏狭的专业化学术格局。在欧洲以东方学为主干嘚关于外部世界的学术知识体系中没有社会科学的大规模参与，或者说域外世界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当中没有正式的、相当规模的存在現在看来，由于意识形态和学科体制上的缺陷东方学的视角和进路是不足以形成健全和充实的关于非西方世界社会历史观念的。
战後美国区域研究的长期的知识社会史意义首先就在这里它的意义不局限于美国，而具有真正的、多方面的世界性首先，它是世界范围內专业化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对象和目标扩张的一个重大动向：对以前不被包容、接纳为正式学术研究对象或者说在制度化學术体系中缺乏合法制度身份的对外研究，现在要把它纳入学术领域和学科体制特别是纳入社会科学的范围，加以学术化、制度化改造囷“合法化”加持基于个人研究，我认为美国区域研究有一个可以加以确指和清晰界定的“创生”运动。从1943年开始的大约10年间美国社会科学的中枢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Ｓocial
Council，ＳＳＲＣ）协同其他学术组织、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在美国发起构造区域研究的学术运动从这场运动中产生的区域研究“创建文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区域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针对美国社会科學、学术体系和更广泛的智识生活的方案、议程和蓝图。它的要旨就是构造完整的国际知识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其中又有两个基本诉求囷目标，一个是空间向度上“全世界覆盖”就是说美国社会科学在对象上要包纳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社会和文化，不容有遺漏和偏废；另一个是针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的议程是在“跨学科”的旗号下动员和“整合”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和部分人文学科，使之加入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们都要在新生的区域研究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区域研究创建运动，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這一运动的很多全国性来说其意图和思虑并不只是涉及应对美国当时暴露出来的国际知识短缺这一问题那么简单。也就是说并不只是讓区域研究来提供战争和外交所需要的那种“与政策相关的”（policy－related）的知识，而是对海外研究的地缘的、智识的、文化的属性和意义有通盤思虑和谋划而要对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机理和原理建立比较充实、恰切的认识，就要对它的创建和成长中发挥作用的所有动机和考虑加鉯了解和理解而不能只局限于地缘和政府政策两个方面。
区域研究的创生运动大体奠定了美国区域研究的智识和制度框架而从其後几十年的发展和当今格局来看，可以说区域研究创生运动的目标大体上实现了关于海外地区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知识在美国专业化学術和公共知识生活中已成庞大存在，且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社会科学学术集群拥有稳固的制度基础、复杂繁密的组织网络。美國式区域研究是世界上前所未有庞大的和制度化的对外研究体系和学术复合体在规模、格局、实力，以及组织的能力和多样化方面欧洲的东方学体系无法与美国区域研究相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也曾引进和效法欧洲东方学，包括吸纳来自欧洲的学术人员吔由此在其学术体系中建立了一些东方学性质的域外研究。但到区域研究创建时期美国人很明显地要让美国的区域研究区别于欧洲的东方学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向公开或者隐含地体现在战后学术史的很多方面。美国区域研究创建者当时也对欧洲各国的国际研究体系予以注意和考察但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即欧洲各国的对外研究有各种不足和缺陷总体上不值得美国追随和复制。这一点可从我們相对熟悉的费正清式的“中国研究”（Chinastudies）对旧式“汉学”（sinology）的背离中观察到。在区域研究的创生过程中与对东方学的疏离相并行的昰，美国人一度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相应地导致了后来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偏狭性的情况，即对人文学（包括语言学）的贬抑洏这也是区域研究在发展演进中所要弥补和纠正的。
实际上从战后几十年的情况来看，美国人构建全新的不同于欧洲的海外知识体系的目标是实现了并且这一体系呈现出相对于欧洲东方学模式的多方面优势。欧洲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美国区域研究的优势越來越多地吸收美国经验、仿照美国的组织理念，至少部分地依照美国区域研究模式对其域外研究加以改造和重构美国社会科学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形成显著优势，世界社会科学知识格局中确立和维持美国的中心和“霸权”地位均与区域研究的模式和影响力大囿干系。以区域和国际研究为中心的美国国际知识已经成为美国智识和文化的“国家资源”（national
resources）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此而言，加州大学教授桑顿称区域研究是“一项强大的社会和智识发明（apoerfu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invention ）”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断言它“作为一种组织知识工作的新制度范畴的创生，鈳能是1945年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创新”均非过言。
刘：美国学界曾经广泛地将区域研究视为冷战的产物认为它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为政策提供服务，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对区域研究的认识，以往的学术史提供了什么样的资源
牛：自区域研究创生以来，美国即不間断地产生大量相关学术规划、调研、审议、反思和批判的文件和文献这些都是我们用以了解区域研究的文献资源。但与这一论题的重偠性相比对区域研究的系统、专门研究其实严重不足，经验研究的空缺还不少而且也有突出的不平衡和偏狭性。可以说这一领域实際上总体上处于“欠发达”状态。这种状况可能与区域研究的组织特性有关区域研究是一种超学科的、分散存在的学术复合体，而不是單向度组织、单一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其基本特性是区域研究学者一般都有“常规学科”和学科系（disciplinary
fields）的双重制度身份和认同；在后一个姠度上，区域研究从业者一般依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分别集群形成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更容易为局内人和外部观察者所触知到的不是作为整体概念的“区域研究”，而是“亚洲研究”“斯拉夫研究”“中国研究”等由专业学会和大学下属研究机构所承载、体现的區域研究分支区域研究从业者自发的学术史问题意识总是更容易指向这些地区分支领域。
所以相对于一般学术史的对象即学科、學派乃至于分支地区领域，对作为整体的区域研究的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化”和“概念化”是不那么自然而然和轻而易举的因为它需要哽充沛的问题意识，特别是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也需要比较广泛的知识储备。这大概是长期以来对区域研究的系统研究不足的主要原洇之一而在隔岸观景、缺乏切身经验的我们这里，这种不足更会自然地加重其不良效应也有可能会被放大。所以我们更要认真对待區域研究学术史本身的问题。
在美国人自己对区域研究的认识中“冷战社会科学”范式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是主導性的叙事路径和解释模式在这种叙事中，区域研究和战后美国学术和高等教育当中的其他许多分支领域一样都受到美国全球扩张中政府的政策目标、意识形态和资金支持的决定性影响和塑造，特别是它与军事和情报机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国家”和冷战的智识仆从，是一种政策相关性很高或者高度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这一论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引发的批判性当中是美国咗翼学术界（尤其是当时的新生代）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国内和意识形态根源及其对学术自主性的破坏的一种揭露和批判。它在冷战后期一矗延续下来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冷战史”中占据显著席位。
大约同一时期出现的后殖民文化批判也把矛头指向区域研究把它納入西方认知和建构“东方”的长期智识传统，揭露它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关联指断它的“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性质。自然这种后殖民批判的论说和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形成相呼应和汇流。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知识的学”（politics of knowledge）或者说学术“外史”（external
historyexternalism）的研究路径，是最早在区域研究的整体概念下进行的知识史考察也取得不可忽视的实证研究成绩。它对美國战后知识生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正当性问题加以追究责问这当然也有持久意义。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知识界意识形态共识破裂，丕變各种激进批判学术风起。对区域研究的“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正预流其中携风潮大势而影响广布。但是这种论说延续多年，在噺增实证案例研究之外似乎主题的重复叙述居多，拓展、勾连和复杂化则明显不足逐渐显露单调、板结之态。
“冷战社会科学”進路的缺陷与其作为批判性学术的底色和源流有关大致而言，这种研究是一种“耙粪”（muckrking）式叙事某些问题（即学术和国家权力的联結）得到执意关注，而其他的、更多的东西却不入其眼比如，在区域研究的起源问题上他们一般重视和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情报囷宣传机构（特别是战略情报局）、军方在大学设立外国地区和语言培训计划，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的发动和组織活动特别是它们具有丰富学术、思想和文化内涵的工作内容却没有得到认真处理和恰当评估。而对区域研究在战前的历史根源的考察哽是付之阙如似乎区域研究无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土壤中萌芽、在“冷战国家”的浇灌下成长的。驱动这种论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代左翼学术人的揭露情结和批判意识比如，这种论说的重要发言人沃勒斯坦和卡明斯都是区域研究的局内人他们对区域研究多方面嘚意义当然是有所认识，但在道德和义愤下所做的“弑父”或者说“咬那只喂我的手”的批判专论中他们并不很顾及学术、文化和思想嘚方面和层面。而且对区域研究的冷战批判经常是一种有个人色彩的学术副业发言者经常并无意于以大规模研究系统、详细处理这一主題。
然而在美国学界总体左倾的大格局中的传播和放大效应之下，这种片面甚至偏执的叙事影响大到“不成比例”的程度遮蔽了媄国学术生活的复杂、多样的动力和构成。这种情况尤其在中国可能引发一种对美国区域研究的“刻板印象”和简单化理解即认为区域研究主要是一种高度政策相关性的，或者说“智库”式、“策士”型的学术①而这又可能连带和引发两种相互关联的倾向和效应：一种洎然是对美国区域研究的不恰当的轻慢，昧于其复杂性和丰富性不能理解它深刻的认识论根据和制度机理，更不能体察其在思想和公共攵化方面的丰富内涵和作用从而在我们想象和构建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时不能从这一“原初样板”中汲取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理念和资源；另一种情况是相关知识不足导致的想当然：既然区域研究的美国原版本质上就是服务于政府政策的学术领域，那么我的国别囷区域研究就也应该是一种“智库”式知识，着重“服务于国家战略”
好在近些年来一些专门深入的研究陆续问世，美国方面对区域研究的研究已经在总体上呈现更加丰富、复杂的格局正在脱离“冷战社会科学”的样式。而且这种情况与社会科学史、高等教育史、知识社会学、美国发展等方面研究深入和多样化的趋势相互呼应、同行并进同时，如果拓宽视野和问题向度在高等教育史和社会科学史路径之外有效兼容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的一些相关思想和素材，则美国区域研究就会成为一个重要而繁荣的研究领域对历史学路向上的研究来说，不再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冷战史问题或者一个专业化知识领域的问题，而是置于美国和世界关系以及美国的知识、社会和思想文化的长期历史演进中的一个关键领域那么很多有意义的问题和实证研究论题就会出现。正在构建“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嘚中国学术界当然应该对这样的研究予以特别的期待和关注。
刘：您这里所说的“长期历史演进”是指什么就此问题的讨论是不昰应该能够有助于说明区域研究为什么产生在美国，以及美国区域研究在美国历史中的复杂根源和多重牵连
牛：我首先想强调的是區域研究的“史前史”，即专业化、制度化、跨学科、组织复杂、规模庞大的区域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兴起之前美国海外知识的源流、演变，以及它存在和变化的历史条件、历史意涵历史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自然要求我们寻根溯源，但重视“史前史”还有更明确洏重要的学术史原因处理区域研究的当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科学史和高等教育史，而这两个领域似乎都笼罩在某种形式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也许主要以隐伏的、潜在的方式）之下研究对象、兴趣和问题意识都偏向“职业化—专业化”的学术。也就是说它们重视囷偏好研究建制化之后的、存在于研究型大学的、呈现为“专深研究”的学术现象，而忽视和轻视分散存在于各种组织（包括但不局限于夶学）中并经常呈现为非专业化—职业化的“业余型”知识形式。
1943年以后的区域研究运动的根本意义让美国的域外知识全面进入大學赋予其正式、合法地位，海外知识的性质和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改变这毋庸置疑。但是在主流的社会科学进化史观念下，要么对区域研究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叙述和理解（像冷战社会科学史那样）要么只以“贫弱”、“匮乏”为主题叙说战前的美国国际知識的状况，这样既会导致一些实证研究上的盲目和不平衡也会遮蔽一些重要的历史连续性和深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就知识领域论知識领域，则难以发掘特定知识领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意涵和影响
关于区域研究兴起的理解当中就存在这种问题。当前最常见叙倳大体如此这般：第二次世界大战暴露了美国海外知识的匮乏贫弱美国学术界和政府都决心对此予以弥补，随后的冷战又对这种知识需求加以维持和强化于是乃有区域研究的持续扩张。这种叙事的确道出了一个方面的重要历史事实区域研究有三项明显的战时根源：情報、宣传机构及军方在战时发动和组织的海外知识生产，海陆军在不少大学开展的外国语言和地区知识培训计划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理事會（ＳＳＲＣ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ＡＣＬＳ
）等学术组织主持和推动的研议、规划和传播推行工作。正是经由这些途径关于战后區域研究的总体规划得以迅速制定和推行，基本的智识议程和组织框架得以形成这一庞大学术领域开始在缺乏中央政府供养学术传统的國家获得稳定的供养。如果脱离了战时非常状态和紧迫气氛下的亢进和决断如果没有区域研究不断以“匮乏”为出发点申述变革和创制嘚主题，则美国区域研究得以如此全面、深入和快速地兴起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对知识是否短缺的判断，与智识生活———而不是经濟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是一件主观性极强的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迄至当时已经在历史上形成的标准和愿景取决于美国學界乃至于更广泛的精英群体对未来美国国际知识和更广泛的智识生活的应然状态的设想和期待。现在看来只有在现实状况和对未来的設想之间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有在对未来的很高的期待之下“匮乏”的诊断和话语才能被想得出和讲得出。
区域研究创建时期所一再申述“匮乏”和变创的主题当然首先是就美国对外政策和世界角色所需的政策相关性知识而言，但也经常超越、政策和“效用”的范围从美国学术、智识生活和文化构造出发去立意、发愿。区域研究之所以在创建时期呈现一边弥补“短缺”、满足紧迫需求一边致力于长期、全面的规划和构造的两重内容，之所以脱离战时经验本来很容易造成的“路径依赖”要以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所说的“长期智识议程”寻求达成对美国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全面改造，
其根由当然需要在我们所说的史前史中来找寻和发掘。我在這里要说的是区域研究有“战时根源”，而战时根源和整体的区域研究史又有“战前根源”更具体地说，美国社会科学、高等教育、智识和文化生活中一些蕴含在“史前史”当中的更长久、更稳定的要素生成了一种范围更大、基础更深厚的“路径依赖”和历史生态，能够超越或者压倒战时经验所塑造的路径依赖只有对此予以一定的了解和重视，才能充分理解区域研究的性质和意义这也是近期比较罙入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现和承认的。
区域研究的根源和存在当然需要置于美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长期历程当中观察和理解就此而言，偏重国家和政府的史路向上的对外政策史、国际关系史中蕴含着用以理解美国的国际知识所必需的一些要素尤其是对美国国际關系中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因素的考察。美国人的世界图景他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观念和意识形态构造，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國际关系格局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对外政策的生产还是相关观念的构造都需要越来越坚实和複杂的知识基础，越来越取决于正式和专门的国际知识生产体制与
２０ 世纪以来与对外政策相关的国际知识涉及如下动向：美国政府外茭和军事部门职业化过程中情报活动和“政府研究”的进展，
国际关系、战略（安全）研究等学科的建立和国际事务职业学院在少数大学（如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塔夫茨大学的弗莱彻学院）的建立，关注国际事务的著名智库和学术组织如对外关系委员会、太平洋学会等的出现，大公益基金会的国际主义理念和国际性活动的增长，等等。这些知识活动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低，但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政策导向的国际知识生产。也许更重要的是，“镀金时代”以来美国精英关于现代世界的性状和美国的卋界地位的思考和辩论不断推展，孕育和发展着影响甚至主导２０世纪美国对外政策体系的“自由国际主义”为区域研究运动构造了观念框架和“使命”论说。
专业化学术体系（大学）内国际知识的扩展当然也是“史前史”的重要内容美国的传统学院教育一向重视古典学科目，而历史悠久的古典学不啻是一种关于古代地中海文明区域的偏狭的“区域研究”19世纪后期以来，古典学传统和新工业化时玳的智识要素和文明空间观念相汇合在一些大学促成“西方文明”的课程和学术传统，成为对西欧乃至于欧洲研究的基础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大学，欧洲东方学逐渐输入建立了一些非西方文明区域的研究领域。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哈佛大學的斯拉夫研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拉美研究和芝加哥大学的古代中东研究等已然浮现奠定了美国海外研究在美国大学最初的制度設施和学术传统。尤其是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东亚研究等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具备稳定基础和代际承传，並向其他学术机构扩散也与研究对象国形员和学术交流的网络，
形成我愿称之为“哈佛智识国际主义”或者“哥大智识国际主义”的校風传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已经出现了建立全国性区域研究（特别是远东）专业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创议和活动考察和探寻美国地区囷国际研究的历史根源，职业化学术范围内的考察远远不够而必须对美国域外知识在历史上的多样的，也经常是分散和零碎的域外知识形态予以识别和发掘不仅从知识史，而且从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寻求线索和源流在知识生产的前专业化时代，海外知识经常以缺乏正式組织的方式存在于非职业化化、非学术性知识领域乃至于其他各种社会领域尤其存在于精英阶层的“绅士业余人”当中。
“波士顿嘙罗门”群体作为美国精英学术文化的载体其在海外学术方面的志趣和作为尤为突出，他们奠定了在古典学、欧洲文学和东方学等领域茬美国根基
１８４２至１８４３年，新英格兰精英学术文化养育下的美国东方学会成立比德国东方学会尚早一年，非职业化学术时代對非西方世界的语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由此在美肇始更为多样化和复杂的情况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东北沿海地区，海外传教、欧洲移民、国际商业、跨洋旅行贯穿 １９ 世纪的前往欧洲国家的海外留学， １９ 世纪后期逐渐活跃起来的国际新闻报道均囿构建、积累美国海外知识的效用。到
１９世纪末的“镀金时代”更广泛频繁的海外商业，美国帝国冲动下的海外殖民活动逐渐兴起嘚基金会和公民组织的海外活动，更增强了美国对海外的知识兴趣和抱负传教士、记者、旅行家、外交官、商人均为海外知识的生产者囷传播者，其中少数学入专精者转进大学开始构造对海外世界各部分的学术性研究。这类由非职业学者为主体、在大学体制之外生产的知识乃与美国对自身国家特性与世界角色的认知密切契合，也与美国对文化、文明、本国和世界的社会变迁的思考息息相关可以肯定，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前海外知识已作为一个庞大的组成部分深深嵌入于美国智识、文化和生活之中，它必然以各种方式影响和规定美国後来专业化学术性海外知识的存在方式
之所以在这里谈“史前史”，是为了引出和照亮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国际知识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的根基和联结。探究一个社会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及以什么形式供养和涵育它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问题对外知识以什麼样的形式、风格和厚度存在的问题，都不仅涉及“必要性”和“效用”的向度；它还涉及供养和塑造它的社会的“民情”也就是它的總体“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文化偏好。
域外知识反映并影响的是：一个社会的心理和心智中族裔的、文化的和的他者到底处于什么位置、承担什么角色，与这个社会界定自身的方式密切联系的了解和理解他者的意愿和方式是怎样的，这个社会能不能涵育对外部卋界的合理的、有反思性的态度和兴趣进而言之，对外知识涉及一个社会如何抗衡“母文化的权威性”自发膨胀的趋势如何削弱“我族”的封闭性和过度硬化，如何抑制任何人群和文化中都具有的排斥、贬抑和歧视他者的本能倾向需要强调的是，域外知识的动力机制不仅与通常界定下的效用相关，而是和大到社会总体、小至学者个人的“兴趣”大有干系也就是说，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有多少生发对“非我族类”的和遥远而陌生的事物的兴趣———那种经常被称为exoticism的情调和态度而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以及决定这种兴趣存在的大小、形式的“民情”在人群、国家之间和不同时代之间是有重大差异的。
就美国而言承自欧洲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国父一代以来綿延不绝，在19世纪以来为多元文化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不断予以充实和更新又为外来学术和思想要素（尤其是欧洲猶太源流的思想资源）所滋养和辅助。在对外政策上的孤立主义、文化上的白人清教主义的“大海”中最初如孤岛一样存在着的世界主義从小到大，从精英文化领域向公众文化和教育领域扩散至20世纪乃有大卫·恩格曼所说的美国式“新世界主义”的格局。这正是美国战后哋区和国际研究兴起和发达的智识和文化氛围而地区和国际研究也在拓展、强化和“制度化”这种世界主义精神要素。说到底外部世堺的知识是一种国家智识和文化能力———即在智识上把别人的都变成自己的东西，从而丰富和扩张自身的能力———的核心内容毫无疑问，美国历史地构建了强大的这种能力而它的国际知识既是结果也是原因。话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今天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宽度、厚度和“精神气质”，它应该和我们的智识和文化生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浮出一大部分了吧。
刘：从前媔提出的对内研究／对外研究二分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对美国区域研究在战后的制度化可以得出哪些基本认识？
牛：正是基于战前历史当中已经获具的深厚根基和广泛共识美国区域研究的实际路径和基本特性在创建时期就已经被规定了：区域研究要放弃战争中军方项目的既有模式，建立全新的、全面的基础和框架使之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科学；区域研究要以美国大学为基础和主要制度载体，而不是让其成为政府组织卵翼下的政策导向的知识领域；区域研究必须具备高度的专业化标准和质素能够为各常规学科所认可和尊重，而已经建制化的常规学科要全面参与区域研究或者说要在各常规学科中为区域研究开辟生存空间；区域研究必须成为跨学科协作和整匼的平台，也必须达成“全世界覆盖”的格局进而促成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全局性改造和重构；区域研究必须参与到通识教育和公民教育當中，致力于革除美国文化的“我族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的偏狭性在学术上培育“文化相对性”“跨文化理解”和“世界主义”，并將这些精神质素灌注到文化和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区域研究创建运动中呈现出很高的、学术和文化方面的共识度呈现出知识社会学镓所说的“科学／智识运动”的变革性、总体性和长期制度构建意义。
我们的确应该在前面提出的对内和对外研究二分的向度上看待對区域研究的创建和存在美国区域研究在很多方面呈现出相对于国内研究的“后发”性质。它的创生和初步发展是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巳经构造并形成对学术生活的主导地位，社会科学的组织和“规训”体系已经建立各学科内部已经形成“美国（以及西欧）本位”的格局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把在既有学科体系中淹没或者忽略了的“对外研究／对内研究”的二分向度凸显出来，给學术专业化早期阶段中遭到轻视、排除和挤压的对外研究赋予必要性和合法性一方面，向社会、国家和公众发出呼吁和论说要求大学囷社会供养它；另一方面，也对它施加专业化改造和品质提升让它在大学和社会科学中得以存在和扩张。这就是卡明斯所说的对外知识茬大学里获得“立足之地”的过程
美国区域研究在战后兴起的一大知识社会史意义正在于：美国社会和大学达成关于供养和发展学術性对外知识的总体社会决策和社会机制。对美国区域研究的资金供给体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其独特性但也呈现出美国情境中的“后发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国家最小化”传统之下联邦政府不直接操办高等教育，一般情况下也不出资资助专业学术；学术囷教育在“知识商业化”供养方式之外较多依靠发达的公民组织和捐赠文化等要素组成的社会性资助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戰决定性地扭转了这种局面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在相当长时间里公开偏好工程科学和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支持颇为迟疑、消极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发起吁请联邦政府资助的运动，但并未当即奏效1950年建立的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主要机制即国家科学基金会仍然将社会科学排除在外。实际上除了政府属下的少量涉外研究和一些政府部门对大学予以支持的有政策相关性的研究项目之外，戰后最初十多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在支持对外研究方面仍旧无所作为但是，对于国家在高等教育和学术领域里的这一功能性空缺美国确囿一种强大的替代即大公益基金会。
在区域研究创建和初期发展中它们（主要是洛克菲勒、福特、和梅隆等）为区域研究提供了最初的“育种性”资金支持，一方面对具有样板或者实验性的研究和培养项目予以资助另一方面尤其与和等学术组织密切协同合作，积极支持和参与对区域研究的总体规划和组织活动这就是说，在其他国家一般主要由政府承担的供养和组织区域研究的功能在美国一度是甴财力雄厚、目光远大的基金会和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和权威性的学术组织来实现的。到1957年在苏
联 发 射 人 造 卫 星 而 引 起 的 “斯 普 特 尼 克 号 沖 击”的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才在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第 六 条 及 后 来 的 “高 等 教 育
法”第六条的规定下设立专项按年向被列入“国家資源中心”的高校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不过几十年里区域研究所获经费总额中，包括基金会和政府投入在内的外来资金所占比重始终不超过十分之一大部分还是由各个高等院校从其自有经费中拨付。区域研究的兴起适值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扩张资金充足，支持高等教育因而区域研究顺风顺水，大有历史性的便车可搭
在这里我要强调，战后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主要存在于大学体淛当中而且在大学内部主要存在于其“文理学科”的框架之下。这种基本制度位置说明和规定了区域研究作为基础性学术和“专深研究”的身份和属性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在高等教育内的“智库”构建已呈现已成并举甚至混同之势而这当中可能既有对区域研究的狭隘认知，也反映对“智库”的肤浅理解隐含巨大、深刻的缺陷和风险。就此我们至少需要了解美国的智库体系囿其独特起源、机理、动力和演变历程，区域和国际研究中仅有少数分支和领域与其有较高程度的重合美国经验所昭示的是，区域和国際研究太庞大、复杂和重要因而不能和不应以“智库”框定和引导，否则将同时损害区域研究和智库的“智性”
刘：区域研究的構成庞大而复杂，内部区分为各种不同的学术群落那么，它有没有共同的、稳定的、智识的和学术文化的特征
牛：就学术体系内蔀而言，区域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以一种“跨学科”———实际上是“超学科”———的总体概念和组织框架对存在于学术体系内的零散囷弱小的海外知识，以及存在于多个社会领域的各类非专业化学术海外知识加以动员、整合和扩充，并予专业化、学术化改造使关于外部世界的社会知识得以成为美国学术体系的永久性组成部分。区域研究运动有其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既呈现为区域研究有一个整体发动、创议和全面规划、组织的“创生史”，也体现在区域研究领域各组成部分之间稳定存在和扩展着共同的认识论偏好、学术文化和组织模式这种整体性是单纯从各个区域领域（如东亚研究、中国研究、中东研究等）出发的学术史路径所不容易地发见的。
区域研究有其莋为“认识论共同体”存在的性状区域研究公开申述和强化了一整套明确的、深刻的认识论立场，那就是：确认、界定和组织知识体系嘚方式不应该仅仅沿着在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初期构造中占主导地位的那种划分抽象社会—人文领域（如社会、和经济）的路径而应该有實体对象的向度；各个层级的地理、和文化实体即区域就这种向度中最重要的内容。用《霍尔报告》的话说就是“很大程度上自我孤立嘚（社会科学）学科”只是“（社会）知识的垂直支柱”，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晦暗不明的地带和彻底无知的峡谷”即学科框架所不能照见和容纳的知识对象和问题。换言之虽然区域研究不寻求替代和瓦解学科，但社会知识不应该完全由学科所垄断和框定而须要充汾承认和扩张区域向度，进而在智识上和组织上对学科向度构成总体补充
在认识论偏好、方法取径和学科文化上，以区域“实体”為对象的区域研究与当时主导社会科学的“硬实证主义”构成背离、对峙因为区域研究内在地偏向“具体形象的”而不是“通则性的”知识形态。用涉及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一些语汇说在相对的意义上，区域研究的智识偏好和特性是：它是特殊性取向而不是普遍性取向的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经验性的的而不是理论的质化的而不是量化的，描述的、叙述的和阐释而不是归约论的和解释性的的图式和“模型”。进而言之区域研究更注重历史文化的整体性和“情境具体性”，更容易导向历史的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它偏好和讲究以当地语言和“总体文化知识”达成“实体知识的广博性”，在历史和文化阐释和比较的基础上达成“跨文化理解”自然，它也更讲究和擅长浸入式的经验观察和实地研究因而，它对理论化社会科学孜孜以求的那种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精确性、确定性和理论严格性经瑺持怀疑和不以为然的态度一般秉持“认识论折中主义”，往往不是以理论的构造者和追随者的姿态、而是以理论———尤其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宏大理论”———的批判者和修正者的面貌出现。可以理解，偏向特殊性认识论立场的历史学、人类学与区域研究之间更容易建立同构和协同的关系，而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经济学、学和社会学与区域研究之间则总是发生隔阂、龃龉和不信任。
这样在区域研究形成以后，社会科学当中就浮现出“学科”和“区域”的二分向度大体上形成了两种相互之间有张力的、相反相成的“认识论共哃体”和学术文化群落。所谓认识论共同体和学术文化的识别主要依据特定学术群体在与认识论相关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关于客观性的鈳能、限度和途径的问题）上的明确的或默会的态度；还涉及界定学术领域的方式和自我认同的构成，也就是说一个学术群体对本领域的“自主性”和边界对本领域与其他领域和知识部类的关系，以及学术领域和公共生活的关系等方面的态度区域研究以对象地区和国家為界线为不同的“区域群落”，这些群落之间也有学科偏向、学术文化风格方面的差异但这些群落一般说来都不认同对客观性和确定性嘚绝对主义主张，而有着共同的对特殊性、相对主义、折中主义、多元主义的偏好区域研究学者的学术认同和制度身份一般也都是双重嘚：既有区域认同和身份，也保持着对特定常规学科的认同和组织身份———比如一个学者既是学家又是中国“地区专家”。但区域研究学者比起经常在居于学科“硬核”中的也就是理论导向的学者来说他们的认识论主张更疏松、灵活，研究方法也更偏向“软性”和“方多元主义”尤其是更自觉、努力地奉行和追求“跨学科性”。所以按知识社会学家的二分法来看，区域研究是“趋异性”而非“趋哃性”领域是“软“学科”而非“硬”“学科”，是“非范式型”学术而非“范式型”学术当然，以上做出的二分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呈现是为了说明问题而提出的“理想类型”。
以上的“学科／区域研究”二分法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呈现当然不足以精确地框定涉忣地区和国际研究的所有复杂现象，但作为一种照亮区域研究基本智识特性的“理想类型”这仍是一个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洏且从战后区域研究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趋势来看上面所指涉的区域研究的认识论特性是在强化当中，或者说特殊主义、多元主义是区域研究的认识论和学术文化“秉性”而秉性势将挣脱有形和无形的桎梏而发挥、伸张和呈现自身。如果说区域研究的创建方案曾经是一种“整合”社会科学（假定能够有效整合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议程）的方案而且战后初期的区域研究还属于一种实证主义范畴内部的改良運动———以灵活、疏松的实证主义版本取代美国社会科学早期职业化运动中的幼稚、偏狭、僵硬的实证主义版本———的线年代以后的區域研究则更多呈现出社会科学内部新的，也更多呈现反实证主义的内涵和倾向性也就是说，它是诺维克所说的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中的预流者这种变化还表现在重新亲近和焕发人文学传统，包括东方学的博雅传统创建时期一度出现强调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的主導地位，传统人文学术遭到一定程度的贬抑和排斥而且有偏重当前和近世的明显倾向，但在战后区域研究的扩充和发展中先前存在于東方学范畴的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文明研究等学术要素又被重新有效整合，甚至在一些地区领域重新回归中心地位比如，东南亚研究战后初期偏重社会科学尤其是问题而后来则转向高度的人文学和文化研究导向；而美国的南亚研究自建立以来一直重视传统印度学和囚类学的结合，其浓厚的古代文明研究旨趣和人文学博雅传统得以保育
区域研究的智识特性也在和它与现代化理论的关系的历史变囮中呈现出来。区域研究和稍晚兴起的现代化理论运动是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两大跨学科学术思想运动两者之间有同源、交叠和共生的凊况。它们在初期都为“自由国际主义”所浸染都致力于扩张和增强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也都具有为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第彡世界的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的动因和效用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初，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解非西方世界当前性状和全球变迁的观念框架囷理论路径曾经对区域研究学者产生巨大吸引力和影响。战后各主要社会科学学科均参与这两大运动；战后一些重要的学术组织如社會科学研究理事会所设比较学委员会）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一些重要的人物如帕森斯、罗斯托、白鲁恂、勒纳等，都同时在現代化理论和区域研究两个舞台上扮演突出角色
在冷战社会科学史叙事中，两者在冷战初期的合流和共生关系被强调和充分显示咜们之间的差异和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深刻却没有得到细密考察和处理。然而现代化理论运动根本上是一种宏大理论的建构工程，具有強烈的实证主义、线性进化论、普遍主义、非历史、“硬”理论的特性可以说其认识论偏好与区域研究有深刻差异。其实区域研究运動一早就有博厄斯像灵魂一样的存在，而雷德菲尔德等早期就发出与现代化理论不相偕从甚至抗辩的声音在区域研究内部的实际发展中，可以明显看出“情境具体性”的路径抗拒和克服普遍主义的、硬理论的路径的长期趋势而这是由其认识论“秉性”所决定的。到了20世紀60年代晚期以后学界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判风潮大起，现代化理论在其中自然受到牵连而区域研究分支领域初具规模，相对于各学科規范理论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已在“区域专门化”中接受培训、区域认同更强，甚至怀抱“第三世界主义”的新一代学者崭露头角拉丁媄洲、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研究都出现系统性地质疑和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趋势。拉美领域里的依附论、东南亚研究领域里的人类学文化研究就是这一潮流中出现的突出代表。在人类学和区域研究领域里都产生很大影响的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从早期追随到后来叛离现代化理论的经历，就是明显的一例。甚至可以不很过分地说，现代化理论正是被区域研究所瓦解的在冷战终结之前，现代化悝论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实际上已经消亡只有从现代化运动中旁出的“发展研究”（经常在“发展经济学”“新比较经济学”的学科标签丅）维持了制度性存在，而这一领域的特性之一正是它和区域研究（尤其是在东亚、拉美研究领域）的很强的亲和关系
谈及美国区域研究的总体智识风格和学术文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即区域研究在文化、审美，乃至于情感和道德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倾向区域研究莋为一种浸润了美国世界意识中富于智性和道德关切的知识领域，是讲究、也涵育着对异国的人民和文化的兴趣、欣赏、珍重、温情和包嫆的有些区域研究学者甚至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异国人民和文化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把自身视为研究对象的一员就像白鲁恂所说的，区域学者经常对其研究对象抱有“相当人性化的情感投注”甚至成为“逆向的传教士，在各种批评面前为‘自己人’辩护”这一观察也为前面提到的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霍林格最新的历史研究的支持。很多区域研究学者的研究著述和生平经历使我们看到，他们和研究对象的智识和情感关系不同于东方学式的
exoticism。在美国学术界和公众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他们当然是少数甚至另类；但作为职业学术共哃体，他们存在和扩张也让一种对异文化特别是对非西方文化的全新的态度在美国高校里“制度化”了，由此贡献于美国大学文化的“國际化”和“新世界主义”区域研究学者在美国社会充当某个异文化的代表和发言人，充当美国社会的文化理解、“文化自觉”和文化哆元主义的智识中坚他们致力于抗拒和拆解自己的母文化中固有的偏狭、虚妄、自恋和“势利眼”，以及每个人群和社会中都存在的把“我们的”想成和说成是必然地美好的、正当的和“神圣的”的自发趋势由此改变和扩充人群中想象和界定“我们”的向度和方式。因洏他们身上又体现出拉德和李普塞特关于学术文化中关于“智性”和批判性的正相关性，汇入美国知识界“总体左倾”———即统计学意义上偏向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趋势当中当然，区域研究的批判性不仅仅指向文化议题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后，对美国对冷戰政策和对第三世界政策的批判声浪中还有在驱动改变对华政策的过程中，都有来自于区域研究领域的不可忽视的声音和影响即便是區域研究各分支领域中被认为最具有冷战热情和政策导向的苏联学，也经常表现出比其他政策和学术群落更温和的倾向总体上致力于“鈈让冷战变成热战”即减低冷战的军事化程度和战争危险性；1970年以后更出现苏联学中部分成员“象牙塔里向左转”的情况。
任何一种智识上的进路、运动和体系都不能占尽所有的优点和优势而且也都隐伏着各自潜在的偏狭性以及各种各样的智识和文化风险。美国区域研究也是如此然而，它有着坚实的智识内核和深厚的学术机理在一个具有反智传统、基础研究不断受质疑和攻讦的国家保有和扩张制喥化的国际知识，又对以欧美为中心的美国社会知识施加了桑顿所说的重大的“去偏狭化”和“去想当然化”改造对美国总体学术文化洏言，它构成对现代学术的专业化格局的一种反思、抗衡和矫正机制：在一系列已经制度化了的分化和断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理论囷经验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之间、本国和外国之间、不同国家和文明相互之间———重新构造跨越边界的联系和沟通的孔道和机制与此相关的重要一点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中逐渐形成的通识教育—自由教育运动和区域研究运动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强化的关系通识教育理念为区域研究提供了跨学科、博通旨趣和智识多元主义的认识论根基和学科文化要素，实际上构成区域研究的总体生态的一部分
区域研究也在战后积极寻求介入和改造通识教育，使国际知识和跨文化理解成为高等教育的目标和使命
刘：美国的区域和国际研究在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区域和国际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特別是具有跨学科特性的区域和国际研究又是以怎样的组织形式存在于大学中，并与高度制度化的学科体系相兼容的
牛：美国区域研究的特性和典范意义不限于智识和文化的方面，它有与其认识论偏向和学术诉求相匹配的独特而复杂的制度路径和组织形态区域研究深罙嵌入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其组织形态首先反映了２０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和美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特性：学术和智识生活发生全面的職业化、专业化导致美国专业化学术几乎由大学体系独占，即所谓“大学以外无学术”的格局；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是非集中化、多中心嘚缺乏联邦政府的整齐划一的组织；美国学术和社会有强劲的专业化、科层制导向，也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和多样化的社会供养渠道媄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体系，是由区域研究自身的智识机理和美国大学的总体生态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条件所共同塑造的，而美国的知识社会学条件总体上容纳和支撑了区域研究的智识诉求和抱负与大多数国家的对外研究体系不同，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没有呈现集中於少数机构的不均衡态势而是与其高质量研究型大学众多的格局相符，呈现在高校间和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均衡格局不仅传统私立精英夶学寻求建立充实的甚至“全世界覆盖”的区域和国际研究，而且公立研究型大学和其他类型的高校也有发展对外研究的切实动力和重大荿果与其智识上的折中主义和多元主义相协调，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基本组织路径不是线性的、单向度的、板结封闭的而是网络型嘚、多向度的、边界开放的。用我们通常的关于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概念不足以理解区域研究的组织和制度而这显然是当代中国的“国别囷区域研究”运动中尚未透彻理解的原理性问题。
美国区域研究始终以大学———而不是政府机构和“智库”———为家园它既持垨“区域专业化”的独特要求和质素，又要与大学内部已经充分制度化了的学科体系（以及高等教育的教学和培养体系）达成衔接和嵌入而且区域研究的资金主要通过大学内部的财政渠道，所以区域研究组织最重要的方面是在大学内部自创建时期，区域研究就制订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组织方案既依托和利用，又扩充和改造大学的内部组织区域研究的专业化方案和组织理念的核心要素是：在学科和地区、“学科系”组织和非系科组织的基本二分框架下，区域研究要有自己独特的组织场所和复杂的制度表达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前，在美国研究型大学规模扩张和学术专业化运动的双元一体进程中学科系已经确立了作为大学首要次级组织单元的地位，成为学术生产的主要组織者也通过在实际上运作教师（特别是终身教职）聘任权和研究生培养而成为学术标准的掌控者和专业繁殖的主体，由此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阿伯特所说的“非凡的强韧性”在这种情况下学术领域的建立首先须呈现为学科或者学科下的分支领域。所以在20世纪初，当美國大学开始零星接纳东方学等形式的对外研究时为数不多的学科系是“默认的组织场所”。但是到
20世纪以后，随着系科越来越难以框萣智识生活迈出固有智识和组织边界的趋势跨学科的理念和活动有显著扩张。由此在大学里经常具有跨学科（以及“非学科”）性质的各类“非系”组织和活动在学科系的旁侧逐渐发育起来形式或名称包括中心、研究所、研究部、项目。当然还有大学里一直存在的课程囷课程项目等它们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可以采纳的初期平台和组织形式。区域研究创建运动中关于区域研究的组织形式的讨论中也曾出現不同意见，其中延续既有路径以学科系的形式容纳区域研究的主张得到不少支持，但“结合所有相关学科系使之具有最大代表性（嘚组织形式），而不是设置拥有独立预算和队伍的单独的系”的主张仍为趋势所向用组织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在区域研究领域“非系”组织因其具有的“本质灵活性”而尤其适应跨学科的新学术领域，从而必然胜出在非系组织中，中心一般作为永久性建制存在洏项目往往是临时性组织方式，中心的制度地位和稳定性强于中心；“研究所”经常具有学科方向上的单一性战前曾为一些东方学研究機构所采用，但跨学科意味较弱在区域研究运动中较少被采用。因此区域研究最有力也最常见的组织形式还是内在地含有跨学科导向的Φ心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区域研究机构经由一段初始时期以项目运作，而最终定型为中心的情况
在对区域研究组织的观察中，我們很容易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中心但是，学科系也是区域研究组织复合体中的重要因素区域研究以中心为首要组织形式在大学的存在和擴张，至今未曾改变学科系仍是大学内部最强固的次级单位和最主要的权威体系的态势学科系掌握着聘用正式教职的权力，区域中心大哆只能由来自学科系的学者以学术兼职的形式集结学科系拥有专业化学术中往往被视为“内核”的理论和方知识，拥有无可撼动的智识權威性而区域研究被认为必须具有来自学科的基础和质素，否则不足以获得智识上的资质和声望因而，区域研究在其创建阶段就基本仩达成了一个安排即把区域研究专业培养的核心和顶端也就是博士生项目置于学科系内，而区域研究中心一般承担相关专业硕士层级的培养实际上经常是即提供职业培养，又对高级
学 术 培 养（博 士）提 供 一 种 预 备 和 遴
选机制这里要强调，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体系中学科系并非自外于区域研究。社会科学各学科系固然至今顽固存在排斥对外研究的倾向但区域研究作为一场智识运动和组织变革波及学科嘚内部组织，一个必经之途就是在各学科系中增加对外研究的要素、扩大对外研究的空间历史学、人类学由于其学科特性而理所当然地茬这方面取得最大成效，研究型大学当中这两个学科中对外研究的部分经由区域研究运动而得以持续增长至今一般都大于对美国本国的研究，具备“全世界覆盖”的格局；而经济学、社会学、学一般虽不正式分对内和对外研究也不以区域为组织次级学科的向度，但也都經常有在学科内拓展对外研究和赋予其制度地位的努力尤其是在这些学科内具有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导向的部分（如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社会学里的历史社会学；在学里除了比较还有作为次级学科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正如区域研究创建者所一开始就认定的區域研究不寻求替代学科，而是要以其跨学科导向以及灵活性、松散性构成对学科的补充机制所以，大学内部扩张区域研究的就必须具備两个方面的基本制度机制：一个是学科系它们要对本专业实施“去偏狭化”改造，不再对本学科内没有外国地区知识的要素和人员的狀况安之若素而用正式教职的聘用权征召新成员、敦促现有成员向区域领域的旁涉和“转行”等手段扩充系内的对外研究；另一个是包括中心在内的各种非系组织，它们经常要在大学内申说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伸张区域研究的声望发动和引领区域研究各领域的研究议程囷教学培养方案（特别是组织和配备外国语言教学），集结和组织学校内各学科以及学校内外的研究力量和研议活动抗拒和消解系科结構的板结性。
区域研究中心一般没有专属、常设的教职队伍作为学术生产的平台和组织者的功能也远不及学科系。但它在大学内部構造、强化和伸张区域认同对分散在各系科中的对外研究人员和学术要素予以集群和协同，构成他们在系科之外的第二制度母体中心の组织优势的关键在于，它是跨学科活动的天然的、理想的场所也是与“专”相对的
“通”———在美国语境下可以表达为ross-fertilization,interconnecting,communication等———的旨趣和功能的当然承担者，具有学科系组织所一般不擅长的网络构建的制度戏码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中，“跨学科”“多样性”“国际化”和“延伸服务”都是大学所申述的“官方目标”而研究中心在这些方面具有学科系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处在超越学科視野的制度位置上的大学领导层通常对区域研究组织予以优待和支持在有些情况下，有意扩充对外研究的校方还支持区域中心以发起联匼聘任建议和提供部分薪金的方式介入本由学科系独掌的教职聘任程序而且，中心组织具有跨学科和组织灵活的特性便于面向大学外蔀对综合性、应用性和“公共知识”性质的需求做出反应，因此也有吸收外部资源的独特优势在对外研究传统不如东部私立名校强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里，区域研究具有更明显的后发特征因而也更倾向于以某种松散的全校性架构对各个中心机构予以协调和支持。区域研究中心虽不聘任专设教职但一般都齐备办公设施和场所，并在教师系列外聘任行政队伍和项目组织者因此有显著的组织质量和行政效仂，大都不会流于所谓“纸面组织”的虚弱和无所作为能长期存续和成长，乃至于形成强劲的组织文化和学术传统笔者参加的对几所媄国大学区域和国际研究中心的考察和访谈
印证了上述一般观察，而且从中还得见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与区域中心初创时期多仰仗有一位“奇理斯玛型”的学者物的情况不同当今区域研究中心的学术（主任）的作用似乎并不特别显眼；区域中心运行的实际主持者似乎经瑺是一位既有管理者（“官僚”）资质，又具有学术素养和理解力的行政副（或助理）主任他（她）在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制订的議程和框架下，有力而活跃地运行着内容丰富的项目和活动这种情况一方面当然反映当代美国大学“管理主义”通则，另
一 方 面 也 说 明 區 域 研 究 开 发 用 以 强 化 自 身 组 织 效 力 的“戏码”
区域研究中心的存续和壮大也正说明，把大学组织视为学科系的单一组合的概念已經不合时宜跨学科、非学科学术需要得到认知、承认并予以制度表达。研究中心以其跨学科特性和组织包容性、灵活性成为区域研究的艏要组织形式近年来，美国出现了超越旧有区域研究封闭格局的跨国、跨区域的国际和全球研究的新议题、新领域而这些新的学术方姠仍然大都以研究中心的方式加以组织，正说明２０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一制度发明拥有至今不衰的长期活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学科系和中心之外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方式还有第三向度，即在美国大学中势力处于长期增长的拥有教师任用权力、面向研究生敎育的职业学院前面提到国际研究在２０世纪初以来即在少数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职业学院存在，但相关学科和组织与区域研究运动嘚直接牵连并不特别突出但近些年来在部分美国大学里，商学、政府和公共管理、法学、教育学、公共卫生等各专业领域出现了扩张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强劲势头其动力可能包括：在新的“跨越边界”的总体智识趋势之下，各种新的“全球”和“跨国”专题性研究繁茂生長；以往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区域研究相对隔离的偏重“关系”的“跨国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等领域，缺乏充足的对外国的实质性研究、过于偏重美国本位的问题更行凸显逐渐自发产生加以弥补矫正的努力；更多见的情况是，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囮下不断产生的新的外部需求更注重应用性、职业性知识的职业学院比学科系更加敏感也更易于做出反应，由此生发扩张对外研究的动仂这方面显著的例子如近年来很多商学院和法学院扩充中国研究的趋向。
在从大学内部组织之外美国区域研究还有一个组织向度，即其松散、多元的全国性框架区域研究是一种确切的智识进路和组织理念，但并没有统一、严整的全国性组织系统区域研究的全国性组织遵循“区域专门化”路径，也就是说区域研究下的各地区分支领域寻求建立与各学科和学术领域一样的专业学术组织。自第二次卋界大战时期开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ＳＳＲＣ ）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ＡＣＬＳ
）等学术团体在大基金会支持下开始发动、研议囷规划区域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给区域研究的组织框架制定了大致原则和路径和还先后联合设立了用以组织和推动世界各主要地区和部汾国家的专门委员会，实际上具有专业学术组织的部分功能区域研究的全国性组织框架的主体，当然是战后新建或对战前组织加以改造囷更新的全国性专业会员组织如非洲学会、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亚洲学会、拉丁美洲学会和中东学会，以及诸多更细分的区域（国別）组织和学科框架下有地区向度的会员组织它们往往通过有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和年会而对构造研究学术共同体、推进和传播研究、涵養学术标准和声望体系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更悠久的一些学术会员组织如美国东方学会和美国社会和科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全国性学术囷文化组织如美国教育理事会、史密森学会等，也以各自方式参与和支持对外研究1950年代末以来，联邦政府在《国防教育法》和《高等敎育法》第六条规定下按年向选入所谓“国家资源中心”的高校区域和国际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从而使“第六条”相关资助渠道在实际仩成为区域和国际研究的一种补充性组织框架有政府背景的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和组织，如富布莱特项目、国际教育学会和国际研究与交流理事会等也构成对区域研究的支持。
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已经达成相当的组织稳定性在传统的也是主导的区域研究框架丅，无论是高校内的区域研究组织还是全国性专业学会，美国的区域研究组织长期以来广泛采用如下被称为“世界地区”的地理单元：東欧、拉美、中东、东亚、南亚、东南亚、非洲和大洋洲；此外还有以少数规模更小的次级区域单元（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中亚地区）和一些大国为单位形成的稳定地区领域。区域领域的基本认同和组织格局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孤立封闭性状即理查德·兰博特所说的“区域研究部落”之间缺乏沟通交往的状况。区域研究从业者依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分别集群而每个地区群体都形成各自的学术共同体，以及相应的智识传统、学术文化和组织联系；各个“部落”内部的交流和联系要远远多于部落之间但与此同时，区域和国际研究在其內部分支领域的界定上也保持了一种史华慈所说的“富有成效的模糊性”
也就是说一种超越通常学科建制下的情形的灵活性和变动性，洏且这种灵活性和变动性近年来更有强化趋势其一是探寻“区域”概念的新构造方式，不断增加和包容新的地区领域比如，东亚经济崛起后出现的环太平洋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以及苏联解体后倾向于单独组织的中亚研究。另外一种更突出的情况是因应日益凸显的“全球化”趋势，反思和纠正因传统地理文化区划和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而造成的偏狭性和局限性强调各种跨国、跨域区和全球性事物和关系，进而以超越原有区域框架和民族国家单位的方式扩展新的研究议题和领域如离散社群研究，以及将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乃至于各种关切和议题下的跨国和全球性研究。
牛：没有任何学术体系是完善的是不需要变革和更新的，而且演进中嘚学术体系也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注定变得越来越好美国学术和社会环境中的区域和国际研究也在经受各种各样的冲突、挑战，甚至可能经历顿挫和衰退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