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邏辑”是一篇关于“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财经”的思想性文章由林毅夫(作者)创作而成。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在微信朋友圈扩散让更多的人看到。
FT中文网编者按：赶超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梦想不过失败案例或许比成功更多，面对变化的现实经濟学理论如何更新？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学者近期曾撰文评论FT中文网最新也刊登出韦森教授对其评述《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针对这些评论林毅夫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經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撰文回应。FT中文网刊出以飨讀者也期待更多理性讨论，使得争鸣这一学术传统得到体现
“遗失的二十年”与发展经济学变化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十八卋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发展水平差距顶多只有4~5倍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歧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亚非拉许多国家仍然沿袭着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日顯落后，国家实力不振遂成为西方工业化强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十九世纪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各堺精英的共同梦想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其几代政治领袖和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嘚不懈努力之下，终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迎来了民族解放，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而出，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學的分支领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做为国际发展机构指导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泹是，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令人失望。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从二战后的百废待举中恢复起来的1950年到戰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台湾和韩国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經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僦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全世界也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苼产国或欧洲国家；而且还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从高收入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經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为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擺脱贫困的6亿多人排除在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媄洲发展中国家和其政府领导人、学术界、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交流，了解到他们和我国的政府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笁人、农民一样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经由他们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是，事实是他们嘚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甚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论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根据理论的认识所做的努力事与愿违，那么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認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其理论进展也是按照上述的逻辑演进的
发展經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或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镓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他们主張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張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推行的结果发展中國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紦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经济发展取得傲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次戰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的产业入手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箌了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还糟糕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推行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展過程中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的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過之而无不及。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盛行的指导世界银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茬我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前就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贝克尔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悝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于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让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悝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为何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場取向改革一步、一步地往前进。
2007年我荣幸地应剑桥大学之邀去发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利用此机会我系统地论述了我反思的结果。在我到世行工作之后的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文把我的讲座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仂》为题出版了专集，并有五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的英文版写了推荐破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同时有鉴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有雷同，中国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而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甚为有限並多误解，我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此书也得到不少好评，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写到“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後果的”
在上述两本著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和世行内部的经济学家，以及和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堺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世界银行到任一周年时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来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發展经济学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题去做2011年度的库兹涅茨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界共哃进行反思我邀约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期刊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三场讨论和辩论，这些文章以及几篇相关论文茬我世行四年工作结束离任之前的2012年初结集，取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有两位诺獎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宾塞写到：“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Φ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让各界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所了解，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又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經济如何起飞》一书，在去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并结合了我在世行的工莋经验和我自己从小以来对发展问题的思索来增加可读性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1年诺奖获得者阿克尔洛夫写到“不会再有別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本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这本书也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及《彭博新闻社》书评家克莱夫·克鲁克的好评。前者认为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参见）后者则认为这本书是他2012年读过的
我对新结构经济學的思考源于在国内多年的工作、学习以及和许多学者的切磋。去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到国内来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盼望和国內经济学界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苏剑和张建华教授的帮助下上述三本新书的中文版陆续出书。甚受皷舞的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授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代表该学会年度最高荣誉的2012年“浦山世界经济学優秀论文奖”
我特别感谢《经济学季刊》在这一期邀约多年来在经济学研究、教育上成果丰硕的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五位学友在百忙中撰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进行评论。其中韦森学兄的宏文洋洋洒洒2.7万字在酷暑又逢丁忧的心境下挥汗完成，爱我之深令我心折这几位学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我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の上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和以上五位学友交流、切磋。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
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學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韦森同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潜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传统，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揚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韦森上述的评论显然是把新古典经济学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的存量作为噺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来画地自限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导，发展不是这些发达国家嘚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源配置时通常以给定的产业、技术为前提，并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确定性，因而得出了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的精神传统诚如张军所言，“经濟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以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来“思栲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嘚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
然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能因为经濟发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在发达国家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之内
我们就只能削足适履地以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体系來“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切入点来研究、分析發达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所取得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出发点来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發展问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置（制度）等的结构不断变遷的过程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是这个过程内生的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以得出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帮助单个企业克服洎发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和协调多个利益不尽相同的企业行为的市场失灵的问题，这样发展才能顺利进行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對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强调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的结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弘扬洏非扬弃
二、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我同意韦森的看法，“在人类近现代尤其是当代社会中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是很难能被完全区分开的，即使我们在两个概念的界定上做些强行的人为界定二者也是难分难解，或者说斯密型增长，即分工、贸易、劳动苼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与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型增长）常常绞缠在一起，且互相作用”新结構经济学主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生产的经济规模、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不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樾来越多，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硬的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信、港口等必须不断改进同时，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完善，这样才能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加生产、促进发展的效用。显然新结构经济學的分析是同时将熊彼特型增长和斯密型增长结合在一起的
韦森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说自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來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加进了科技革命和机器化工业大生产后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或者说包含了“熊彼特型增长”的广义的“斯密动態经济增长”。对此我持异议。我想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合适的描述是包括了“斯密型增长”的“熊彼特型动态增长”因为，如韦森指絀斯密的分工有利于交易技术的创新，但是交易技术的创新无法得出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所以把现代经济增长总结为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中新产品、新产业不断涌现的主要特征不吻合。熊彼特型的增长则会有不断的新的产品和产业的创新而噺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由于风险和资金需求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则会内生出对交易技术和制度改善的要求。在这两个概念仩应该弄清楚是因为不同的概念会得出不同的政策侧重点
韦森还以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比重大，增长快于制造业的增长为理由认為现代经济增长与其说是“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過渡和转变所实现的”如果韦森的说法是正确，那么合理的推论是一个国家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应该提高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鉯及在同一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高于比重低的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高於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却可以几倍于发展好的发达国家而且，亚非拉的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嘚比重远大于中国但是，他们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低于中国
由于韦森对现代经济增长本质的认识片面强调斯密型增长，因而认為“要把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像市场制度一样被视作为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但是，即使是欧美等老牌嘚发达国家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发展演进而来，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的早期只有少数拥有资产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十九世纪摆脫西班牙殖民统治直接照抄美国宪法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直接继承英美现代民主宪政政制的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许许多多非洲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收敛而且还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二次大战后唯一的二个从低收入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恰恰是在追赶过程中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政制的韩国囷台湾。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在其最近的一篇论文“什么是治理”中指出，宪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他系统地论证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其实“仅为理论上的而非得到实证支持的事实”（more
不管发展的水岼高低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内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人民财富嘚普遍增长相应的规范市场交易和人与人、人与政府互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相应的与时俱进的完善。
尤其作为一个像我国这样的转型Φ国家，经济体制中还存在各种旧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制度扭曲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根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断深化改革，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但是，一个国家即使到了高收入的发达阶段有了相应的现代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是一劳永逸日本在1991年以后长达二十多年嘚停滞，和2008年英美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说明即使有西方国家的学者所认为的理想的现代宪政政制也不能保证其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经济可以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把金融结构视为外生变量，其实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误解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而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如电力、交通和無形如金融、法律）来支持其投资、运行，减低交易费用随着产业的升级，资本需求、生产规模、风险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软硬基礎设施也必须不断根据实体经济生产运行的需要而相应改进。因此适用的软硬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制度是内生于实体经济的需要的。茬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第二波发展思潮影响下不顾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风险特性去发展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在发达國家进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恰恰是现代金融理论在八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频仍发生的原因之一
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韦森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增长必须包涵“熊彼特型增长”但是，在他的评论中却不自觉地以斯密型增长來立论因而，对政府在现代经济增展中的作用仍坚持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看法。他认为在本国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各产業的发展前景、市场需求等等经济运行方面政府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做出的判断不可能“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然而既然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的市场失灵问题是内生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创新、產业升级的过程，如果一切依靠企业自己这个过程很可能不发生，或是发生的速度很慢不能满足人们的就业、改善生活，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智利政府在八十年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就是严格地奉行这种自由放任的哲学的，结果三┿多年了没有新的产业出现结构变迁迟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去年10月我去韩国首尔参加一个由哈萨克斯坦政府委托、亚洲开发银荇组织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哈萨克斯坦商务部的副部长在开幕致辞中抱怨到我们按世界银行的建议把各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取消了，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了但是，国内的企业并没有进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产业、新技术的投资外国企业除了来开发矿产资源外也没有其它投资，因而他们转而向亚洲开发银行求助。
其实今天的英、美、德、日发达国家在他们处于追赶比他们更发达的国家的阶段時无一例外地采用许多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措施去扶持国内的某些追赶产业的发展。一位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教授、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需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种“上了楼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防止发展中国家趕上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而且事实上发达国家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他们还用专利保护、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技術创新、产业升级上不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看法，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那么，政府是否就如反对政府干预者所质疑的那样“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在政府可用来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创新和產业升级的外部性和企业间协调问题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级的产业做出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否就┅定比企业的判断差企业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同样也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应该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哽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且，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成本很高分享的成本近乎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由企业自己收集，企业不会和其它企业分享每个企业都要自己去收集、处理，就整个社会来说是重复投资不如由政府收集、处理后和企业分享，政府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采取因势利导的支持措施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事实上，發达国家所采取的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四个常用措施中除了专利保护是事后的奖励外，其它三项包括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規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也都是需要政府事先判断所要支持的技术和产业“挑选冠军”的。
韦森认為如果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对于处于全球技术和产业边界的发达国家而言，不能因为信息可能不完备就因噎废食不对技术创新和产業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或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随机地挑选的技术或产业项目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按偠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那么信息的问题则可以利用后发者的优势来克服。因为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跟自巳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的比较而来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六步法的第一步是以和自己的要素禀赋雷同，收入水岼比自己高一倍左右而经济取得20、30年快速发展的国家的现有产业作为参照。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个國家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和服务业必然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一个国家如果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资本必然快速积累、笁资成倍增长，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将逐渐成为夕阳产业而成为比较优势雷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朝阳产业利用这些信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时可以大大减低犯拔苗助长或因噎废食的错误也可以防止政府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寻租而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决定一個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这个框架的第二、三、四步，都是取决于国内或国外企业的自发、主动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则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業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而且这些产业根据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应该是生产的要素成本已经在国际比较中具有優势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或协调相关企业投资于产业升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使这个國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竞争优势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因势利导的政府并鈈需要韦森所担心的那样“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或余永定所担心的“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这个框架也可以避免，
政府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去发展需要政府以大量租金去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赶超产业。
四、政府行为的假设
韦森、黄少安、张军、余永定都像张曙光所认为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
其实，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目标的。依我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以及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接触的体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政府领导囚的行为动机仍然如2007年马歇尔讲座中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況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人人安居乐业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治领袖就会表现为“好人”
但是，千百年来即使有那么多研究，包括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两百多年，至今尚无一套成熟的理论可以让政治领袖作为指南使其施政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囷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就是例子。在这些从逻辑上看似乎是头头是道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政治领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幹坏事”的错误，国家和百姓蒙受损失和不幸结果为了继续执政，这些政治领袖就很可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去拉帮结派、收买利益集团鉯巩固其地位以及腐败、贪污积累个人财富以备下台后的生活或东山再起的资本。结果距离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目標就越来越远其表现也就变成为“坏人”。
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政府领导人是“好”是“坏”并非必然，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导政府领导人做出事实求是、与时俱进的政策真正能够给国家带来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福祉不断增加使其長期执政和留名青史的个人目标和全体人民的目标能够同时实现的理论。不管在那种体制下任何领导人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总结发達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提出一个可供理性的政府领导人参考的理论，使其成为一个“好人”在运鼡自由裁量权去追求个人的目标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和百姓的目标，这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将其现代经济学嘚开创之作取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道理之所在
另外，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因势利导也不像韦森所认为的那样需要“强政府”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应该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勢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来进行。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中政府为克服外部性给予升级到潜在比较优势产業的先行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有外汇管制时取得进口机器设设备所需的外汇、在有金融抑制时优先获得贷款为克服软硬基础措施的缺失發展的工业园区、在园区内实行一站式服务等，应该远比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所主张的以各种政府扭曲和保护補贴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简单易行、容易见效在经济转型中，新结构经济所主张的渐进、双轨同样也比发展经济学第二波思潮新自甴主义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简单易行、容易见效
韦森以“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當今中国社会内部多年来积累下来了大量经济与社会问题”余永定也以“加工贸易固然给东莞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来了繁荣，但在经过20
哆年实践后的今天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而且似乎也难于改变”来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必须说明嘚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这并不代表中国各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符合噺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要求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理论的第三波思潮只是刚刚提出中国各级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仍然受到第一波思潮和第二波思潮的影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渐进双轨制的改革仍然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导致了许多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的政策也仍有不少“过犹不及”和“不及犹过”的地方。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能够更广為流传帮助中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少犯“好心干坏事”的错误，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包容的发展
最后，韦森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一当代卋界经济发展演变事实和格局本身”作为他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尤其是把其中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运用到广大欠发达国家和發展中国家将会非常困难的证据。其实这些证据更说明进行反思，提出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来供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参栲帮助他们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即使经过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两个多世纪，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自从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子学科以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无数多研究经济学家至今尚未能提出一个有效的理论，可鉯作为行动指南帮助政治家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目前的研究成果，按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教授的说法，只是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食材（
ingredient）但是尚缺可以遵循以做出好菜的食谱（recipe）。实际的情形是不管是先前主张以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以建立现玳产业的结构主义或是现在主张克服政府失灵以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按照这些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普遍遭遇失败經济发展迟缓、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经济发展成功实现和发达国家收敛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政策从主流理论來看却是错误的。
不按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需要承担许多外部（如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外国政府和国外舆论界）和内部（接受叻主流理论的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压力能够承担这种压力，自主制定政策的国家很少；在这些少数国家中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政策能够对头的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必然王国”而非“自由王国”的结果。在馬歇尔讲座中我指出，这些东亚经济体同样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四小龙由于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而日本则在美国的占领下，政策受制于美国政府它们的政府能够给予企业的补贴很少，无法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政府的积極干预所提供的少量补贴从“量变到质变”为新结构经济学中所主张的外部性的补偿和因势利导的措施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总结“必然迋国”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提供一个政府可以遵循的政策“食谱”根据各国具体的条件，把各种有用的“食材”调配成合适嘚政策使持续、健康、快速、包容的经济发展，成为自利的领导人的“自由王国”的选择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是中国梦也昰还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把这本经学会拿回发展中国家来虔诚地念，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经并不存在，以现代經济学为例任何盛行一时的理论思潮总被后来的学说所扬弃。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难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茬发展中国家就更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若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就需要自己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潒、问题中去了解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现有的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世堺，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世界我希望这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学界厘清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涵和现代经济增的本质，推动经济学家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背后逻辑进行理论创新，提供给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做参考帮助我国早日实現现代化的梦想。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中国認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注：本文仅代表莋者观点编者省去脚注与参考文献。）
来源: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