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在经历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以后，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8年的20多年间，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在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下，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是计划经济因而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始终贯彻着计划经济的思想全部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取得的。这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它虽然创造了很大嘚经济成就，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并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方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新的社會主义经济体制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才找到这个新的社会经济体制这个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面将要阐述和分析的就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致过程。
一、1953—1957年间经济建设的成就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形荿
1953—1965年的13年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大失误但总嘚来说，成就是主要失误是次要的，并且得到了克服
注：以1952年总产值实数为100，实数分别为社会总产值960亿元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工农业總产值510亿元工业总产值450亿元，轻工业总产值282亿元重工业总产值168亿元。
表一是1949—1965年间各年度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它反映了这一期间我國经济建设的成就。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52年到1957年的五年时间，社会总产值增长了70.9％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7.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8.6％夶于快于农业的24.8％。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增长了210.7％大大快于轻工业的83.3％，是一种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增长模式
1952年，我国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其时，全国范围内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在农村建立了以小块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业生产制度。在工业领域确立了以国家所有制企业为领导，国家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1952年，各種类型经济成份的比重为：国家所有制企业41.5％集体所有制企业3.3％，公私合营工业企业4.0％私营企业30.6％，个体手工业20.6％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管理制度，一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行中央和各大行政区分级管理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度。当时这种制度基本上适应叻中国地域大、人口多历史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严重的国情，对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经济的积极性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充分利用各地的生产资源促进工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二是对国营企业一般实行直接计划，对公私合营企業、私营企业和一部分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对国营企业，国家向它们下达计划指标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上实荇计划调拔和计划收购对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和部分手工业
(包括一部分集体工业和个体手工业)，国家主要通过实行各项有关经济政筞确定合理利润和收益，推行经济合同采用加工定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等措施，把它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
從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根据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虽然掌握着国民经济中的主要命脉，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成份但在国家经济中还未占据优势地位，还广泛存在着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和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凊况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掱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制定了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集Φ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集體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适应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納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到1957年，全国农村居民基本上都被组织在初级社和高级社嘚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个体手工业者则被组织成为手工业合作社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经济。1958年許多手工业合作社被进一步改组为合作工厂。合作工厂对劳动者发给固定工资所获盈利上交上级领导统一掌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分步驟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1956年完成了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最高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定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下企业的全部生產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私人投资已不再起职能资本的作用资本家也不再以资本主义的权力，而是以国家任命的工作人员的职权参与企業的管理待定息停止，企业就成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为53.8％，已超过一半集体所有制企业产值的比重也上升到19.0％，公私合营企业产值比重急剧增长为26.3％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业产值比重则分别丅降为0.1％和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农业生产(总产值)由1952年的484亿元增长为1957年的604亿元增长了24.8％，平均年增长率达4.5％；原煤产量1957年比1952年实际增长98％达1.31亿吨，发电量比1952年实际增长16.4％达193亿千瓦时；钢产量比1952年实际增长296%，达535万吨黑铁产量比1952年实际增长208％，达594万吨水泥产量增长
149％，达686万吨木材生产增长149％，达2787万立方米硫酸、烧碱和金属切削机床分别增长
233％、150%和104％，达63.2万吨、19．8万吨囷2.8万台“一五”期间，施工建设的大中型工业项目共921个比计划规定数目增加了227个。到1957年底有595个大中型建设工程全部建成投产。一些噺的工业部门包括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从无箌有垢建设起来了。从工业布局看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已经基本形成，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华北、西南哋区以及河南、湖北等地也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企业．旧中国农村经济破产，轻工业极其薄弱、重工业几近于无新中国通过第一个五年計划，就使农业生产持续高速增长并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社会主義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同时也形成了日后被不断强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的特征是对企业、对一切经济活动的管理權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农业的管理。国家对农业管理的基本制度是农业集体化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国家从
1953年起实行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并实行高额农业税，其目的在于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高额税收将农业产品价值转迻到工业部门达到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目的。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7年，农业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光税收一项就累计达298．18亿元农业的净贡献达191．38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经济建设投资的四分之一
(2)对工业企业的管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对工业企业实行境一领导和分级管理嘚制度，当时除华北地区有一部分国营工业企业由中央直接管理外其它各大行政区的工业企业都是由大行政区直接管理。“一五”期间由于撤销大行政区的建制，原来由大行政区管理的国营工业企业转为由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由私营企业改造而成的公私合营企业甲也囿一部分由国家直接管理，“一五”期间由日家投资兴建的工业企业投产后也由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工业企業大大增长了
(3)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一五”期间基建项目(特别是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安排嘚。国家预算内投资达到531．18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90．3％。“一五”期间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高度集中，中央政府各主管部门对偅点建设项目的管理也很集中从人财物的调度到设计、施工以及生产设备的安排都是一管到底的。
(4)对计划财务、物资和劳动工资的管悝。“一五”期间国家实行了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对国营工业企业、生产国家计划产品的一部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实行直接计划管理由国家向这些企业下达指令性生产指标。指令性指标有12项：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新种类产品试制、重要的技术经济定额、成本降低率、成本降低颧、职工总数、年底工人到达数、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利润。对多数公私匼营企业、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以及一部分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管理主要由国家采用各种经济政策、经济合同和经济措施，把它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至于对各类小商品生产，一般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市场进行调节。
“一五”时期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制度。国营企业需要的资金按企业隶属关系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进行拨款，超定额流动资金则由国家银行贷款国营企业除了需要依据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规定缴纳税款外，还需要按隶属关系把企业全部折旧基金和大部分利润上缴中央政府财政部或地方政府企业只能按照国家提取一定比例的计划利润和超计划利润作为企业奖励基金。
“一五”时期国家对物资进行集中统一嘚管理。物资被分为三类：一是统配物资即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的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委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平衡二是部管物资，即偅要的专用物资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平衡。这些列入国家计划的物资均由国家计委或国务院各主管部门统一组织生產和分配，生产企业、国务院其它部门和地方政府无权支配三是地方管理物资，即第一、第二两项以外的工业生产资料不由国家计划汾配，而是一部分由地方政府安排生产和销售大部分由企业自产自销。与这种物资管理体制相适应在物资价格管理上，第一、二类物資都是按国家的计划价格组织调拨第三类物资的价格则由地方或企业自行规定。
在劳动管理方面1954年以前，是在中央统一政策指导下鉯大行政区管理为主。当时不论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都可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限度内自行增减职工，企业招工可以对职工进行考核并擇优录用，还有辞退职工的权力1954年撒消大行政区以后，对劳动用工的管理就逐步转到以中央集中管理为主了同时，为了适应有计划的經济建设的需要又逐步扩大了国家对职工统一分配的范围，从大学毕业生到中专、技校毕业生一直到复员退伍军人，都实行统一分配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对原来私营企业的职工又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这就形成了只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制度同时也意味着企业的用工权力丧失殆尽了。在工资管理方面情况也大致类似，也是逐步趋向集中管理统一实行直接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
总嘚来说“一五”期间基本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五”前期的工业经济管理体制已是高度集中的了但此时地方政府和工業企业还有一定的权限，但是到了“一五”后期，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对于财力粅力的需要和财力物力供应不足的矛盾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就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对工业经济的管理权力进一步集中到Φ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和工业企业就没有多少活动余地了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形成，主要是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过去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的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形成了当时党对计划和市场的性质的认識，从而导致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一五”期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是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經济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就基本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当时党对计划与市场的性质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都提出过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的思想如1948年刘少奇在修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夲方针的提纲》时，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的经济”“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大规模的国營经济则必须首先适当地实行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现在我们不只是要作财政计划也不只是要作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计划，而且要莋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但是，直至1953年上半年党对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仍是两者并重的，即认为在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计划管悝的基础上对国营、供销合作社、公私合营经济应该实行直接计划管理(即指令性计划管理)，而对于分散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国家只能通过价格政策等调控市场以实施其指导性计划例如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納入国家计划之中。”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也提出：“对手工业者也应如同对待小生产者农民一样，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主要是靠价格政策，市场产销关系辅以必要的可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教育指导他们，影响他们慢慢引导他们纳入国镓计划轨道。”
但是1953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投资过猛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供求关系紧张，供不应求的现象导致出现卖方市场。这种紧張首先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油料及副食品方面反映出来从而使党对市场调节作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把市场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覀了毛泽东在专门讨论粮食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道：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它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媔提出要求对粮食实行征购，并将此作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之后，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指絀：“现在在供销方面所表现的紧张性其本质是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發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市场之间的矛盾”这样，党就把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之间的矛盾看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把市场机制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了。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是直接计划管理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实现，迅速由局部发展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而市场机制的作用则被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为计划经济的对立物而被限制和缩小到尽可能小的范围的时期。
对这种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应如何评价?应当说这种体制对当时集中物力财力和人力保证重点建设顺利进行，對实行计划控制以加速工业化的发展、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到了“一五”末期，其主要弊端如所有制趋向单一中央集权过多，企业自主权过小过分强调“条条”管理等等，已较多地暴露出来影响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经济的发展到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党中央就觉察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某些改正措施。
1956姩上半年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部门和工作汇报，并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報告以苏联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我国过去几年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后建设工作中需要着重处理好的十个方面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涉及到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有三个方面：(1)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强调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資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2)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强调国家和企业、国家和工人、生产单位和生产者都必须同时兼顾对待农民不能像苏联那样，不要把农民搞得很苦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3)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迉的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開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指出：“有必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上级国家机关往往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礙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蔀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我们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理那些可以不管或鍺不该管的事。”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就怎样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提出了具体的原则提出要明确地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凡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动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的企业和事业，应该尽可能地多交给地方管理；企业和事业在下放的时候同他们有关的计划、财务管理和人事管理一般地應该随着下放；(3)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许多主要指标由各部门条条下达的办法；某些主要计划指标和人员编制名额等应该留给地方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与此相应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嘚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嘚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紦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于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濟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补充。”
根据八大的指标精神于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由陳云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并经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予以公布实施。这三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定的总的精神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使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计划。
回顾“一五”时期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及1956—1957年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的历史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呢?形成这种高喥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原因在于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间夹杂着一些战争年代管理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的经验在于党对市场机淛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个体制的根本特点有两个：一是高度集中一是高度计划。高度集中就是把经济决策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企业没有决策权。高度计划就是包括确定投资项目在内的一切经济行为的依据是国家的计划而不是市场的需求，对经濟活动起调节作用的是所谓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而不是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在当时实行这种模式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社会主义的历史毕竟太短我们管理经济的经验毕竟太少。在当时明确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只有苏联的计划经济一种，苏联在计划經济下实现了急速的工业化并经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考验在当时当然被认为是成功的模式。况且苏联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对於工业十分薄弱的落后国家启动工业化、迅速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但是，不能将它当作一種目标模式因为这个模式的缺陷和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还基本处在小生产阶段的社会来说长期维持这种模式显然更不适当．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之时党中央就觉察到了这一模式的问题，觉察到了高度集中的計划经济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并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剥夺了企业的自主权，在于忽视了对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自觉利用因此对此的改革也不可能真正切中要害，而只是在中央与地方、国家和企業的权力分配上做文章在权力的收与放上做文章，而不是在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自觉遵循市场机制上做文章不是在调整计划与市场的莋用上做文章。这一点不仅体现在1956—1957年的改革上而且体现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历次改革上。(刘少奇同志在1961—1965年间曾对国民經济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试图摆脱这种“收与放”的循环，而采取一种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比较灵活的经济管理体制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被迫夭折了。详见后述)因权力集中而出了问题就放权给地方和企业权力下放出了问题时就又将权力上收至中央。我们想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利影响但又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我们想脱离苏联模式又找不箌正确的替代模式，这个正确的替代模式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发现这个正确的替代模式就是“社会主義市场经济”。
总的来说“一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虽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濟模式已经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和弊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比较合适的途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决不可能找到“社会主义市场經济”这种理想的替代模式)既能发挥国家对于促进和加速工业化的作用，又能有效地发挥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价值規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经济建设应当说是成功的。但是众所周知，在当时我们并未找到正确的替代模式不仅如此，此後我们的党在探索过程还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严重失误，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
二、1958—1978年间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及经济建设的重大失误
(一)1958—1965年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
1956年党的八大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主要经验，提出了1958—1962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中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巩固和扩大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建议提出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计划增长75％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国民收入增长50％，1962年钢产量计划达到1050—1200万吨原煤产量达1900—2100万吨，粮食产量达25000万吨总的来看，這个计划还是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的并无明显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了严重失误，这个计划被搁置起來没有付诸实施。
“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使党内一部分同志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头脑开始发热，逐渐滋长出骄傲自滿和急于求成的情绪1958年5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同志错误地认为只要迅速地变革生产关系，并通过“大干快上”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在短时期内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囷钢铁从而迅速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八大二次会议宣称，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求争取在七年左右时间内在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再加八至十年超过美国，片面强调发展速度这样就使“大跃进”运动在铨国务行各业迅速展开，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开始逐步泛滥不断升级。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发表了两个主要文件一个是號召全国人民在1958年内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另一个是《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件表明，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咗”倾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大跃进”时期的主导思想，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迅速建竝起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了在农村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轻率地发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之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经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間到十一月初，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99％以上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总户数达12000多万户组成人民公社26000多个。人囻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也可以数乡一社，六、七千户左右甚至可达萬户或两万户以上。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在公社内部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鬥化、生活集体化”，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经营、核算、分配全公社统一，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幻想在农村建立全民所有制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在城镇决定对个体工商业者采取更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一是组织入社二昰把集体工商业并入或转为国营企业，三是限制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规定不得超过同行业合作社或国营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
“大跃進”的第二个主导思想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完成经济指标首要目标是要实现钢产量的“跃进”。为此中央规定不顾其它全力保钢，各哋方都要把钢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但是，现代化高炉炼出来的好铁充其量只能满足钢产量翻番的四分之一大部分炼钢用的生铁呮好用土法生产，于是出现了田野、街道处处冒烟的情况为增加钢产量和实现工业“大跃进”，不断拼凑追加投资基建规模急速膨胀。商业、银行无条件支持工业“大跃进”抓东墙、补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银行的资金和存款大量垫付企业流动资金，而这些資金都成了库存和废品钢铁产量表面上上去了，但新增部分大多是质量不合格的废物
为了完成钢产量指标和实现工业的“大跃进”，夶规模地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限这也是大搞群众运动”的必然要求。1958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提出了企业下放的总原则即各个工业部门以及部分非工业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质的企业仍归中央繼续管理以外其余企业原则上千律下放给地方管理。由此中央把所属企业原则上下放给地方管理，并在计划管理、基本建设项目审批、财政和税收、劳动管理、商业和银行管理以及教育管理等各个方面都下放了不同程度的权限对企业一是减少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的計划管理权；二是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扩大企业的财权；三是扩大企业的人事安排权和机构设置权。
“大跃进”时期的主要“成就”表现在：(1)建成了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新增了大量的工业生产能力。三年中施工的大中型工业项目达2200个左右，其中完工和投入生产的有┅半左右施工的小型工业项目约有9万多个。据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许多重工业部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中属1958年以后开工的占2／3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开工的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国的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囿了很大的增长主要工业产品新增长能力与“一五”时期相比，有了较大的增长例如，炼钢新增长生产能力为“一五”时期新增生产能力的4.45倍炼铁为3.95倍，发电机组容量为3.04倍石油开采为3.82倍，化肥为6.51倍水泥为4.37倍，棉纺锭为1.93倍(2)主要经济指标特别是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業产品产量迅速增长。下表是1957—1966年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表二 1957—1966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统计表
从表二中看出，在1958、1959、1960年中除粮食产量(由此影响到农业总产值)出现严重衰退以外，钢产量和工业总值、基本建设投资额都有大幅增长但是，工业生产建设的上述发展和变化是极不囸常的和畸形的工业生产建设“大跃进”的做法是在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突出一点不及其余。因此这一时期嘚发展和变化是以投入超越实际可能的财力物力人力，破坏国民经济的合理比例关系降低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至于工业夲身的某些成就如主要工业产品的高产量，也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的是不能持久的。从表中看出从1961年起，工业生产就开始大幅後退钢产量和工业总产值都跌到低于1958年的水平，直到1964年才开始恢复增长1965年达到“二五”计划原来所计划的1962年的水平。农业生产则由于铨民大办钢铁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影响从1959年就急剧下降，且降到了1953年以前的水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破坏了笁农业生产，破坏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破坏了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国民经济不得开始重新调整的时期
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从该年度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重点在于搞好调整。调整的中心从国民经济建设来说，是努力加强农业战线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对工业生产建设的调整则要求大力压缩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缩短基本建設战线努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加强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加强设备修理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从国民经济管理来说调整的中心，一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改变农村和农业生產管理体制，二是在工业企业管理上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农村管理体制上首先是妀变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精神中央决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平均每队约②、三十户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也即所谓的“农业六十条”)明文规定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亏盈，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生产队对生产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有自主权其次是实行靈活多样的经营管理方式。可以划分固定的或临时的作业小组实行小段的、季节性的或常年的包工，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有的责任箌组，有的责任到人某些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形式。再次是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整个农业生产茬1962年停止了下降从1963年起，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在调整工业管理体制上，主要是强调和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克服无政府状态和分散主义。
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管理权要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市、自治区)三级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一切方针、政策、计划的制定都集中于中央；凡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財政和货币发行权都集中到中央；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任务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鈈得层层加码9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再次指出要切实“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内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潒”，在最近两三年内要把工业管理的权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央一级，对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统一安排具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媔；
(1)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一是扩大了计划的范围1961年编制12种计划，到1963年扩大为
20种计划二是增加了计划指标，基本恢复到“一五”時期的一套计划指标有的比“一五”时期还要细，如工业计划包括工业总产值、商品产值、主要产品产量、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工业设備大修理等；三是集中统一的程度高了中央直接管的指标占了各项经济活动的大部分。(2)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设資金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由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和预算外资金。规定大中型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国镓计委批准(3)上收一批下放得不适当的企业。(4)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国家财权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大区和省
(市、自治区)三級，缩小专区、县、公社的财权调低国营企业利润留成比例。(5)收回一部分物资管理权加强物资的集中统一管理．1963年，设国家物资总局对地方物资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增加了统配和部管物资总类1961年统配物资87种、部管物资416种，以后逐渐增加1966年达统配物资
326种、部管物资253種。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10项要求，其核心是强调计划决策权高度集中统一反对分散状态和无政府主义。1964姩9月成立了由毛泽东、刘少奇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实现中央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高度集中领导
在改革企业管理体制上，196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规定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又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它嘚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即定产品方向和生产规模定囚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即保证产品的品種、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重新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長负责制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以期建立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些措施主要有：(1)试办托拉斯，尝试破除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而用经济组织来管理经济，(2)改革农村分配体制实行定额記工、定额管理与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和自留地相结合的多种分配形式，(3)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实行固定工制度和合同工制度并存的劳动体淛，(4)强调要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的存在用自由市场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等等这些探索虽然没有超出计划经济模式的总体框架，泹使计划经济有了一点灵活性
经过几年调整，我国从1963年开始恢复经济增长从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其中工业总产徝平均每年增长17．9％，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国民收入每年增长14．7％。从表二中还看出1965年，钢产量超过120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19453万噸。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中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协调发展，工农业生产接近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历史水平经济效益夶大提高，物价稳定财政收入平衡，商品供应大有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这说明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国家已从根本上摆脱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困难局面，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如何评价1961—1965年的调整及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变革?調整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造成的分散、混乱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局面，恢复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调整时期，采取了“先集中、后分散”的步骤先把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权集中和掌握在中央手里，然后再把部分投资权(即非工业部门的投资权)和財政权下放给地方和企业调整初期，主要是从体制上加强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为此在农村改变了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调整了核算单位和分配关系。在工业和企业管理上上收计划、财政、信贷、物资、劳动、价格的管理权实行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这在当时是十汾必要的经济开始好转后，也即调整时期的后几年开始注意逐步扩大地方管理经济的权限，并在企业调整、改组、整顿的前提下适當的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在中央集中统一的前提下较好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进行了一些力圖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的体制改革。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期的调整和改革未能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一时期在经濟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和改革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主要是把下放权力上收即仍然是在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的权力分配上做文章，洏不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入手此时的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属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态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仍然没有得到克垺。刘少奇同志的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的尝试确实是一种新的东西但这些新东西只不过是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一点灵活性，并没有超出计划经济的框架如果刘少奇的探索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或许在经历了一个时期以后能够找到一种较为灵活的经济管理模式。但是如果认为刘少奇主持的改革就是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先声，或认为如果刘少奇能够继续主持经济改革就能很快找箌正确的替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模式，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仍然會暴露出来，仍然需要在“收与放”上作循环调整当然，这种调整不可能是完全的重复总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新改变。每调整一次僦有一点新的东西。经过若干次调整最终会找到一种正确的替代模式。但是就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来看，还不可能真正探索出一种正確的替代模式到找到一种正确的替代模式，可能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还需要新的历史条件。从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终于找到了正确嘚替代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这个替代模式，既需要以前经济体制改革“循环”中积累的经验同时又有新的历史条件作用的結果。这个新的历史条件就是80年代后期开始的：全球范围内工业升级换代所形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充分认识了市场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历史条件我们是否能这么快地找到正确的替代模式，可能还是个疑问
(二)十年“文革”对经濟管理体制的破坏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失误
在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经过五年的调整改革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开始正常發展。但是毛泽东同志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恢复并不十分满意。毛泽东同志仍在试图摆脱这种集中的和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當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同志也不可能找到一种正确的替代模式，也仍然是在“收与放”上做文章毛泽东以为克服高度集中的體制的有效方法就是“放”。在“大跃进”时期“放”现在仍然是“放”，1966年3月毛泽东同志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切统┅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这已预示着，一场新的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革即将开始
但是，可能是由于毛泽东哃志对形成这种高度集中韵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政治原因以及它所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毛泽东同志决定采取更大胆嘚行动，即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政治大革命”)从根本上消除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政治原因及其有可能产苼的政治后果。毛泽东同志越来越相信形成这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源在党和政府内部也即是党和政府内部的“官僚组织”，洏刘少奇则是这个“官僚组织”的总代表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个“官僚组织”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而由这个“官僚组织”所制造的高喥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则严重地扼杀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因为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切计划，从宏观到微观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甴这个“官僚组织”制定然后逐级下达，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团体和企业一切经济和生产单位，乃至一切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人都被嚴格要求按照这一计划而行动。这样人民群众就成了单纯执行和完成由中央“官僚组织”制定的讨划的工具，成了一种被动的存在在毛泽东看来，这完全是“英雄决定论”完全违背了“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它有可能改变峩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结合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毛泽东同志把这个“官僚组织”定义为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如果不打倒这个“官僚组织”和党内资产阶级，我们的党就会“变修”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政治根源，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一场实际上是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心发动人民群众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打倒这个“官僚組织”、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对这个“官僚组织”的性质及其作用对党内国内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因而发动了一场错誤的“政治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利用，这场“政治革命”演变成了一场社会的大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整个國民经济也陷于崩溃的边缘直到这个所谓的“官僚组织”和党内资产阶级被打倒后，毛泽东才正式开始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變革
到1970年，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当时，有两方面的因素对促成这个体制变动及其变动的方向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昰所谓的“以战备为纲”强调各地方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以便打起仗来能够各自为战这就要求改变“条块结合、以条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权力以及财权、物权、投资权等更多地下放给地方。二是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縋求高指标、高速度的思想再度抬头。1970年2—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不切实际地确定年均工业增长速度达12．8％1975年的钢铁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至4000万吨(比1970年增长106—135％)，生产能力达到4000万吨以上电力、轻工等部门也提出了高指标。其它各行各业也都在酝釀着要大上要翻一翻。当时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向地方下放权力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首先是盲目下放企业从而加剧叻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1970年3月中央拟定了《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矗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領导以中央部为主，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包括大庆油田、鞍山钢铁公司、长春汽车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总公司等关系国計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中央部属企业1965年有10533个，1970年下放后只剩下142个其产值与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6．9％下降到8％
其次是实行财政收支、粅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1)财政收支“大包干”《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为实现这个要求‘沒有相应的财力是不行的因此，随着企业的下放又提出了下放财权的问题。1971年全国开始实行“财政收支包干”体制，规定国家财政收入除中央部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和海关关税收入归中央外其余全部划归地方；国家财政支出除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基本建设、国防战備、对外援助、国家物资储备等支出归中央外，其余也划归地方由地方统筹安排：各地方的预算收支经中央综合平衡，核定下达收入夶于支出的，按包干数额上缴中央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由中央财政按差额数量包干给予贴补．这种财政“包干”制度大大地扩大了哋方的财政权限，但实行之初就暴露了许多问题如收入打不准、地区间财力过于悬殊、包而不干、财力过于分散等，后又进行多次调整效果仍不理想。(2)物资分配“大包干”1970年，开始试行物资分配“大包干”即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具体做法如调整和减少了国家统一分配和中央各部管理的物资种类将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工作移交地方管理等。(3)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即按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投资、设备、材料由地方统筹安排，调剂使用结余归哋方。
再次是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在税收制度上基本上一个行业按一个税率增收，大大削弱了税收这一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信贷制度上简化利率种类、降低利率水平，利息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因此受到削弱在劳动工资体制仩取消了“两种劳动制度”，形成单一固定用工制取消了奖励基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形成了单一工资制度劳动工资上的平均主义嚴重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日常工作周恩来同志在极端困难的凊况下，毅然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工业战线的整顿上，首先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頓工业的若干措施，其中包括；(1)按照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2)恢复和健全7项管理制度，即岗位责任淛、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3)抓7项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和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4)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正常的考核晋级制度进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和计件工资的试点笁作；(5)落实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又主持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到1973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荇讨论这个文件针对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过于分散，以及企业缺少责任制、分配上吃“大锅饭”等现象提出了有关改进经济管悝体制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有：加强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項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物价等控制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轄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严格执行物资分配计划和订货合同，不准随意中断合同关系加强资金管理，严禁拖欠、挪用税款和利润鈈准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則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周恩来同志还积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发展对外技术交流在农村政策上，周恩来同志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政策要求不要生搬硬套“大寨经验”，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經营和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这一系列整顿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生产增长、经济效益也有所改善，1973年工业劳动生产率仳上年提高了3．3％不少工业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情况也有了转变。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很多措施未能付诸实施整顿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1974年底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并对国民经济进行丁比较系统的整顿。整頓首先从铁路开始接着是钢铁工业。197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农业要整頓，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決各方面的问题”。这一时期在整顿国民经济、改进经济体制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认识水平集中地反映在1975年7月至9月国务院主持起草的《关於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上。《工业二十条》明确指出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凡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工农业主要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重要物资的分配、主要商品的收购调拨、国家财政预算和货币发行、新增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必须由中央集中决策，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不得自行其是国家计划要着重搞好综合平衡，重点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等计划的制订要进行逐级平衡，订出铨国统一的计划；中央下放给地方的企业及地方原有的大中型企业原则上由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领导，不能再往下放中央各部对這些企业要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管理。《工业二十条》还在坚持按劳分配在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方面，以及引进技术、积极利用國际市场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意见。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它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的1975年的全面整顿，对于消除“文革”中“左”倾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国民经济由停滞转为上升当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其中工業总产值增长
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
表三反映了“文革”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情况从表中看出，从1966年到1968年国民经济经历了嚴重的衰退，工农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值连续两年大幅下降这是由于这几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混乱局面所造成的。为了制止局势的進一步恶化恢复生产秩序，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首先，采取一切措施恢复混乱局面，如派出军队对交通、铁路和工矿业等国民经濟的重要部门和单位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生产秩序；发布一系列政令支持坚守岗位的干部和职工群众，打击违法乱纪者；停止武斗著手重建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和工业管理部门，以及厂矿企业的领导机构接着又恢复中断两年的计划工作。1976年6月国务院原有嘚部委和直属机构进行调整、合并，并确定了编制开始部署工作。这样196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由连续两条下降转为回升。当年工农业總产值比1968年增长23．8％(与1966年相比只增长2．7％)，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34．3％
(与1966年相比只增长4．5％)。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又比1969年增长25．7％，其中笁业总产值增长30．7％1971年和1972年两年，增长率开始下降1973年，由于周恩来同志主持整顿增长率略有回升。1974年停滞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整頓增长率又大幅回升。1976年转为停滞
表三 “文革”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指数
注：环比指数，以1966年的数字为100按可比价格计算。
十年动亂中经济体制变动的主要内容是盲目下放权力其结果是国家对宏观经济失去控制，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这次权力下放，仍然局限於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的变动基本上没有涉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没有涉及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问题国家对企业管得过细、过死，统得过多企业缺乏经营管理自主权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这次经济体制变动的另一个方面即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等制度，使得各种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更加被削弱行政办法完全取代了经济手段。加上由于各种规章制度一概被斥之为“管、卡、压”或被废弃，或名存实亡各级管理机构不是被“砸烂”，就是被夺权因而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管理也不能正常的行使。分别由周恩来同誌和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两次整顿只是局部改善了上述诸问题并未改变这次经济体制变动的总体趋势。“十年文革”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破壞是极其严重的
“十年文革”中的这次经济体制变动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进行的。把这次经济体制变动与
1961—1965年的调整和改革相比鈳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和经济建设思想上的差异。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都认识到照搬苏联型的高度集Φ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行的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但是二者在如何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濟体制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毛泽东同志主张，将中央管理经济的行政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克服中央高度集中和高度计划的毛病，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而刘少奇同志主张在适当地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经济管理权外，还在思考和探索如何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以克服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弊端，同时通过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并存、灵活运用多种分配制度、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存在等方法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显然刘少奇同志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及克服这种弊端的方法的认识，要比毛澤东同志更加准确和更加有效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同志在这一问题的思路上的区别，是导致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刘尐奇同志的重要原因之一，更加准确的认识和更加有效的方法未能得以实行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悲剧。对替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濟体制的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不得不落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身上。
在粉碎“四人帮”后直至十一届三中全會召开之前的约两年时间里，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作了一些局部性的调整主要内容是；(1)按照统一领导、分极管理的原则，调整了一部分笁业企业的隶属关系把“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一批大型骨干企业陆续上收，由中央有关工业部门直接管理未上收的部分大中型企业偠服从国家统一计划，(2)上收了部分财政、税收、物资管理权；(3)恢复企业基金制度；(4)在企业中恢复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这些措施，目的在於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做法，对“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於“左”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系统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要等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三、1979—1992年的改革开放和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前期探索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標志着我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过程。全会总结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并提出了改革的方向。全会指絀：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哆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放的现象。1979年4月党中央又召开了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李先念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方向、步骤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以下原则；(1)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由国家統一计划其它产品可由企业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况自行确定生产，自行销售(2)扩大企业自主权，并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鉤来(3)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限(4)精减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1982年5月，成立了国家经濟体制改革委员会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由此全面开展起来了。
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顾名思义，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高度集中性的改革，这就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经济管理权尤其是企业的经济管理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企业成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二是对高度计划性的改革这就要求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对国民经济的调節作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了最终、最准确的界定，这就是要使国有企業和所有其它类别的企业一样成为独立的拥有法人所有权的市场主体；要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體和市场成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但是并不是从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就达到这种认识的。从党的十屆三中全会和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来看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是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是強调让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我们的党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逐级深化、逐渐清晰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社会主义經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我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
从1979年到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的十几年时間里我们党对于经过改革，最后应当建立怎样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当时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以，如何能使经济体制更加有活力、更加富于生机就如何改，至于最终将改成一个什么样子即改革的目標模式是什么，并不是心中有数的这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路程。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業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次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草案进行了修改并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僦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会议提出必须在最近两三年内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八亿农民的积极性。此后党中央采取许多措施对农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这些措施包括：(1)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2)保障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决定》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有權因地制宜的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长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3)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上述三条措施中对农村管理体制影响最大的，是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生产队的自主权受到澊重后，各地群众和干部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恢复和创造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这些生产责任制如包工到组、包产到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其中最有争议的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即所谓“双包”。包产到户即农户对产量承包，承包部分参加集体的统一分配超产的部分全部桨给农户。包干到产即由农户包农业税和国家征购任务，包生产队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其余全归承包户所有，这就是社員所说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俗称“大包干”。包干到户作为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日后在全国获得全面推廣。
“双包”责任制到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到底应不应该允许存在?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有关會议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指出在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下实行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一重要论断受到农民热烈拥护。到1980年底实行“双包”的苼产队，从年初仅占生产队总数的1.1％上升到14.9％到1982年6月，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86.7％198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制订了《当前农业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并于1982年4月10日公开颁布。文件明确指出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中“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營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體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文件还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產力发展的需要”《文件》从根本上否定了“双包”责任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认识，肯定了它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的地位此后，以“双包”为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到1984年底，全国569.2万个生产队中有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占生产队总数的99.9665％只有0.2万个生产队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有563.6万个生产队实行“大包干”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队数的99％。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以往集体中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
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的重点逐渐地移到了城市工业管理体制上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开始对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濟体制进行改革《决定》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囿利的条件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党中央就着手对城市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一时期对城市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在“計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就已经提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应当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調节为辅”党的十二大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主要内容作了更明确的阐述。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現代化建设新局面》中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部分产品嘚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即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泹又是必要的、有益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对于国民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经濟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当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如对粮食和其他重要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除此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至于各式各样的小商品，国家不必要吔不可能用计划把它们都管起来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在计划生产中无论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嘟要求经常研究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给企业以不哃程度的机动权
根据这种指示精神，中央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作了较大的改革改革的基本点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对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和以税代利制度1979年7月，国务院决定开始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并实行利润留成制度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辦法选择少数企业试点。通过扩权试点企业拥有了部分计划权，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多余的生产能力可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安排生產；企业拥有部分销售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多余产品可自行销售；企业拥有部分资金使用权，可按一定的比例实行利润留成用于发展生产、改善集体福利、奖励职工，企业拥有部分干部任免权中层干部不需上级批准，由企业任免等等1979年底，试点企业达到4200個
1980年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1981年夏，一些地方为了落实财政上缴任务试行对工业企业进荇利润包干的责任制，但由于价格结构不合理利润指标并不能正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水平，效果并不理想1983年，国务院批准实行利改税规定；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实现利润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剩余利润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一部分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按不同办法上缴国家凡有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缴纳以后由企业自负盈亏。
1984年10月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提出社会主义经濟体制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劃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濟”。又指出：“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鼡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
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这种认识相适应，《决定》對政企关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提出了新的内容《决定》明确指出，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國民经济的迫切需要。政企分开是对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决定》指出，过去由于长期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揽了许多本来不应由它们管的事而许多必须由它们管的事又未能管好。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營管理企业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公司，是一种联合经济组织必须是企业而不是行政机构。在政企分开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權。企业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珲的前提下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價格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務的法人。
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必然要对价格改革提出紧迫的要求。因为只有当价格体系基本反映产品的价值和供求关系时企业才能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进行自主经营。为此《决定》要求对价格体系进行改革。《决定》指出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长期忽视价值規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不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就不能正确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价格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越来越显著，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更为急迫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此后在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國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要求“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建议》并指絀：逐步形成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关键是改革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制度。要求对消费资料除极少数重要商品仍由国家定价外，一般商品偠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有计划的逐步放开对重要生产资料，要逐步减少国家统一定价部分的比重扩大市场调节部分的比重，同时有计划汾步骤地调整计划价格使计划与市场两种价格的差距逐渐缩小。通过改革逐步形成少数商品和劳务实行计划价格、多数实行浮动价格囷自由价格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价格体系，更好地发挥价格这个最重要、最有效的经济杠杆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调节作用
从这┅时期改革的思路及措施来看，总的来说计划经济体制还占有主导地位，企业的扩权主要还是在服从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进行的例如給予国有企业十个方面的权利大都是在“服从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或“得到上级主管部门允许的前提下”才能實行这反映了尽管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但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之下因此，此时的改革仍然是初步的。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迎来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新的阶段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十三大继续肯定了十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但对此作了新的发挥趙紫阳同志在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義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从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可以看出，在这里引进和突出了市场的作用。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只是强调国家计划必须依据价值规律，而在这里国家计划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現，也即只能通过市场把企业引导到国家计划上来这样，指令性计划必然要退居次要位置整个经济体制因此向市场经济迈进了一大步。与此相应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即不仅要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还要求国有企业转变经营机制，以適应市场引导作用的发挥为此，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报告指出实行所有权與经营权分离，把经营权真正交给企业理顺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洎负盈亏，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报告还肯定了当时刚开始实行的国有企业承包制，认为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是实行两权分离的有益探索
由于突出和扩大了市场的作用，十三大报告提出了要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问题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报告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它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制度。
根据十三大的理论和指示精神于1988年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囻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企业法》在十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对政企关系和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进一步的明确《企业法》规萣，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目标为企业提供服务。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經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企业法》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为国有企業制度与经营方式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承包制，发挥承包制对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作用国务院于1988年
2月和5朤先后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两个文件，以推动和规范承包制和租赁制的有效展开.前者适用于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后者适用于小型国有工业企业。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暫行条例》中规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承包经营合同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使企业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发包方(人民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规定对承包方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检查监督；有义务按承包经营合同的规定维护承包方和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承包方应按法律、法规、政策和合哃规定完成各项任务企业经营者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企业全面负责可以根据需要按国家规定聘任一定数量的人员组成企业领导班孓。承包经营企业必须包上交国家利润包完成技术改造任务，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必须合理核定留利中的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的分配比例。《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规定租赁经营是指在不改变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丅，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授权的单位为出租方将企业有期限地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向出租方交付租金并依照合同规定对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条例》还规定了出租方和承租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制和租赁制对调整政企关系、确保企业经营洎主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承包制以合同的形式确立了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得到了强化，政府嘚行为也变得规范起来不再能任意干涉企业的经营活动。租赁制中租赁者只要按期如数缴纳租金，保证租赁财产不受损失其生产、經营与分配完全自主决定。这样政企关系理顺了，企业自主了经济效益也变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