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柴窑的创烧者——五代后周世宗柴荣
第二章 历代典籍有关柴窑及柴窑瓷器收藏的记载
第三章 柴窑研究的现状
第四章 对两个问题的辨析
第五章 凭实物说柴瓷
第五节 “滋润细腻有细纹”（或“滋润细媚有细纹”）
第六节 “足多粗黄土”（或“多是粗黄土足”）
第六章 禹州神垕镇考察记
五代后周的第二位皇帝世宗柴荣何许人也？他为何要创烧柴窑笔者认为，对有志于柴窑研究的仁人志士来说是应该首先了解并弄清楚的两个问题。
柴榮（公元921—959年）亦名郭荣，周太祖郭威养子五代后周第二位皇帝，后世称其为柴世宗邢州尧山柴家庄（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其父名曰守礼祖父柴翁是当地有名的富豪。
史载柴荣的姑母柴香娘（柴荣父亲的亲妹妹）长得十分美丽，且性行贤德十五岁时，被后唐皇帝李存勖选入后宫为嫔御却从未得幸。就在这一年庄宗李存勖驾崩,新即位的明宗把庄宗未幸的宫女嫔御统统放免回家,柴氏由其父母带领还乡，满心欢喜渡过黄河就快到家了，一场滂沱大雨阻隔了他们的行程只得在一家旅店暂住下来。在此期间柴氏与郭威邂逅相遇郭威当时即既没有官职，又没有财产只不过是一个“马步军小差使”,但柴氏对郭威却爱慕有加。当她得知郭威与自己是同乡現在孑然一身尚未娶亲后，就决定嫁给他随后，在旅店里两人当着父母的面拜了天地，结为伉俪
不久，柴荣家道败落,年未童冠的柴榮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前去投靠已经嫁给郭威的姑母。柴荣性情谨厚帮助郭威处理各种家务，深得郭威喜爱被收为养子，改名郭荣当时，郭威的家境并不富裕柴荣为资助家用，外出经商做茶叶、瓷货生意，往返于江陵等地在经商的同时，柴荣还学习骑射练僦一身武艺；又读了大量的史书和黄老著作。及长便弃商随义父郭威从戎。
据史书记载后晋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契丹犯境，后晋“絀帝”被契丹王耶律德光所俘押送北上在此期间，中原无主郭威等后晋重将拥戴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太原）称帝，建立了后汉迁都汴梁（开封）。郭威因佐命之功被后汉高祖刘知远授为枢密副使，柴荣亦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之后，郭威任邺都留守、枢密使、天雄节度使；柴荣被擢升为天雄方内指挥使、领贵州刺使、检校右仆射
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逝后，次子刘承佑继位世称“隐帝”。隐帝昏庸渐近小人，怠于政事专务荒淫，以致于听信谗言将郭威和柴荣留驻在京城汴梁的家属全部诛杀（包括郭威的夫人张氏及兒子青哥、意哥，侄儿守筠、奉超、定哥；柴荣的妻子刘氏及两个儿子等）郭威愤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杀向汴梁，柴荣则受命留守鄴都主持邺都事务。乾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隐帝死于乱军，郭威另立高祖之侄刘贇为帝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郭威正式代汉称帝，國号“周”（史称“后周”）是为周太祖，都汴
显德元年（954年）一月，周太祖郭威驾崩享年51岁，在位三年又半个月时任晋王的柴榮遵太祖遗诏，在郭威灵柩前即皇帝位史称“周世宗”。
年富力强的周世宗柴荣雄心勃勃，决心遵照养父的遗愿安邦兴国、完成统┅大业。他曾向左谏大夫王朴发问：“朕当得几年”精通术数的王朴答曰：“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听后┿分欣喜地说：“若如卿所言寡人当以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在他五年多的执政期間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揭开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的序幕然而，皇天未佑天不遐年。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年僅三十九岁的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驾崩于汴京滋德殿
宋太祖诏令编撰、宰相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卷一百一九·世宗纪六》对柴世宗有如下评说：“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の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然禀性伤于呔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媄志不就悲夫！”
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在其所撰《新五代史·周本纪·世宗纪》里，评述了柴荣的不朽之功，他写道：“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の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谷以计策；后克淮南，出谷疏使学士陶谷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鈳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其民；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周世宗英武贤明鉯信念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江南未服，亲冒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观大度无偏无党，王噵荡荡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
杨少轩先生的《五代名君——柴荣》一书中则称：“吾观五代十国之君主，未有及后周世宗柴荣之偉业者”“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所以后人把柴世宗誉之为“中国十大贤君”之一，也是名至实归毫不为怪了。
明代初期由曹昭编撰的《格古要论》记载：“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柴世宗为何要创燒柴窑呢？据我们考证认为这绝非偶然，是有其深刻的个人及社会原因的亦即，一方面是柴世宗个人的经历与情志所致更主要的则昰基于五代后周的政治、经济之所需。
如前所述年未童冠的柴荣因家道衰败，为了求生便投靠其姑母柴氏。未满十六岁为补贴家用，便外出经商以经营茶叶、瓷货为生。在走南闯北的经商过程中柴荣结识了志趣相投的赵匡胤和郑恩，在共同经营茶叶、瓷货的过程Φ感情日笃，志向愈合“于是三人结拜为把兄弟。柴荣领着两个把兄弟在郑州管城唐子巷设立柴氏瓷器商号在管城窑、新密窑、巩縣窑设立柴家窑口，柴荣派二弟赵匡胤在新密窑沟窑督办瓷器烧造”（见柴树青、柴千军、柴有才《郑州柴窑瓷器初探》）由此可见，柴世宗自青年时代起便与瓷器有着密切的接触，从而对瓷器有了深刻地了解结下不解之缘。
柴世宗的养父周太祖郭威一生憎恶奢华，注重节俭他曾对大臣们讲：“朕少孤危，艰辛备历逢时丧乱，尊帝王之位安敢过自奉养，以困黎民”并下诏令：“应乘舆服御の物，不得过为华饰宫闱器用，务从朴素大官常膳，一切减损诸道进奉，以助军国之费------诸无用之物，不急之物并宜停罢。”为叻表达自己倡导节俭不致使黎民受困的心愿与决心，郭威还将宫中所有的珠玉珍宝、金银器物等奢侈品当众击碎于殿庭，并对臣僚们說：“凡为帝王安用此？”而且还给有关部门下达诏书：“凡珍华之物不得入宫！”甚至在他临终前，还留下遗嘱：在他死后陵墓務求简素，不准用石材建坟不准在坟前立石人石马，不准让百姓服役不要守灵宫人。甚至严令嗣帝柴荣用“纸衣瓦棺”安葬他
柴荣即位后，除亲率大军南征北战积极推进统一大业外，还大刀阔斧地实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礼仪等方面的改革
唐末五代，战乱不断人民苦难深重，信佛者大增到处创建寺院，私度僧尼更有甚者，佛寺成为逃兵和各种罪犯的庇护之所寺院又占有大量汢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和社会的稳定为革除其弊，世宗柴荣下诏限佛经过这次限佛运动，共废除未经国家允许私建的寺院三万餘所允许保留的只有两千六百余所；僧尼人数从限佛前的一百多万减少到六万一千余人。这样即增加了农业劳动人口，也增加了国家賦役并大大提高了僧尼的素质，对佛教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同年九月，柴荣又下诏“颁铜禁”史书记载：“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柴荣从政治和经济的战略出发下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当时，因为佛教盛行民间纷纷以銅铸造佛像，甚至销毁铜钱以铸佛像由于铜材缺乏，政府已久不铸钱似已无钱可用。诏书规定：除“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の类所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处死不及者论刑有差。”
如前所述早在世祖郭威时，就已将宫中所有的珠玉珍宝、金银器具等奢华之物全部砸毁又严令“凡珍华之物，不得入宫”而世宗柴荣又在“限佛”运動中颁布“铜禁”，朝廷除留铜制法物、兵器外其余铜器尽皆交监铸钱。金银器没有了铜制器物也没有了。皇宫里众多人员生活所需嘚器具依照典章、祖制进行各种庆典、祭祀所需的礼器，以及宫廷的陈设之器从何而来？作为与瓷器多有交道深谙制瓷之术的世宗柴荣，采用原料来源广泛造价低廉的瓷器，替代材料稀缺价值昂贵的金银铜器，便成了必然的选择；建窑烧瓷以供宫廷之所需，更昰顺理成章以陶瓷之质，仿金银铜器之形制精色异的柴窑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
后人所说的柴窑其实就是周世宗柴荣首创的五代后周的宫廷御窑。所以后世所记：“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故谓之柴窑”“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來’”等诸多典籍有关柴窑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
我们之所以把历朝历代有关典籍、文献里记载柴窑和柴窑瓷器收藏的文字尽其所能加鉯收集、整理并辟专章呈献给读者，一方面是让那些坚持“柴窑根本不存在”的人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致力于柴窑研究的同好们在查找资料时提供一点方便；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我们的探索、研究，从史料上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准备充分详实的依据。
凡是研究柴窑、收藏柴窑瓷器的朋友都知道迄今为止，有关柴窑记载最早、最具权威的典籍当数北宋大史学家欧阳修的《归田录》。书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写道：“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囻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曾有一位藏友来函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文物界的学者认为《归田录》是一部伪书。因为书中提到了‘北宋’而欧阳修那时是不应该知道以后还有‘南宋’的。您怎么看”
“众所周知，欧阳修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豪、政治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嘚史学家。他不仅与宋祁同修了《新唐书》还用大半生精力独自撰修了《新五代史》。《新五代史》较之旧史‘文字减半而事迹增加數倍——这在古今史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可知欧阳修对五代史，包括周世宗柴荣所处后周的史实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的。《歸田录》是欧阳修晚年的一部著作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记史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正因为《归田录》中所记、所叙是史官未曾记录的‘朝廷之遗事’，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財对《归田录》作出如下评定：‘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亚也。’由此可知《归田录》非但不是一部伪书，反倒是一部具有相當史料价值的史书
至于《归田录》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出现了‘北宋汝窑颇仿佛之’的用语，我们认为这里的‘北’或‘北宋’很明显不是欧阳修的错，而是后来的校印者或刊刻者所出现的错误须知，这段引文是出自明刻版的《归田录》(见明刻版《归田录》卷十一、第12页)而非北宋原版。明朝时人们对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在意识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他们也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時的人，汝瓷也出产于北宋时期明代《归田录》的重刊者，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这两层意思便自作聪明、画蛇添足地在‘汝窑’的前面加了‘北’或‘北宋’二字。即使当时的校刊者发现了这个错误书商也不一定同意更正。一则无碍表意再者要减掉一个‘北’字，或‘北宋’二字绝非取掉一两个字钉那么简单，整块雕版都得报废费工费时，白白浪费许多银钱这是任何商人都不情愿的。但是他們万万没有想到，多了一两个字特别是多了一个‘北’字，却给几百年以后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争议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来证奣‘北’或‘北宋’是明代重刊者加上去的，那就是去掉‘北’或‘北宋’看看语句通不通顺，表意清不清楚如果去掉‘北’字，就變成了‘宋汝窑颇仿佛之’；如果把‘北宋’二字都去掉则变成了‘汝窑颇仿佛之’。有问题吗没有！无论从语法、抑或表意上，一點毛病也没有
在古籍中，打罢春发生了哪些变化刊印错误是常见的现象如果因为一、两个字的谬误而否定整部书，甚至一位伟大的著莋者是不可接受的。“通假字”是怎么来的就是古人写了别字，也就是在行文时突然忘了字于是暂用一个同音字代替。如果写别字嘚人是大学问家、是圣贤他们的著作又被奉为经典，不好说他们写了别字于是，便以‘同音通假’加以掩饰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通假字’。”就连孔老夫子的著作里都有不少“通假字”也就是写了一些别字，难道我们就能因此否定他“先师”、“先贤”、“圣人”、“圣贤”的崇高地位吗
我们再看一看典籍所刊的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柴窑碗》：“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低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实事谐?”这是一字不差按原文所录但有明显的错誤之处。第三句“镜明低薄见诚罕”里的“低”就是明显的错误“低”应为“纸”。这究竟是乾隆爷写错了字还是刊印者刻错了字？無论是谁的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堂堂大清皇帝难道连一个“纸”字都不会写当年的刊印者竟敢把皇上写的诗刊印错误，真是不想偠吃饭的家伙了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有谁仅仅因为这首诗里出现了一个错字，而把乾隆皇帝给否掉从而认为这首诗是伪诗呢？现在有不少号称“专家”的人，在他们的著述里也不时出现一些错别字，甚至病句连篇、连标点符号都使用不当我们能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著作乃至他们这些人呢？不能！果真如此他们会气得吐血，甚至发疯为何对古代文献中偶尔出现的错误就那么苛求，那麼不通情达理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对人对事，或研究学问都是万万不可取的。
此外我们还想谈一点，有人对欧阳修这段记载中的两句诗的误解某位“权威收藏家”在某权威“讲坛”上说：“有哪个人见过真正的柴窑是什么颜色吗？没有人见过连离五玳后周最近的欧阳修都没有见过。有他自己的诗句为证：‘谁见柴窑色雨过天青时’。‘谁见柴窑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誰、没有哪一个人见过柴窑是什么颜色。”用这样的解释去糊弄听众至少太不严肃。如果按这位“权威”的解释那么，另有两句老少皆知的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应解释为：没有谁、没有哪一个人知道我们吃的粮食，粒粒都包含着农民们的艰辛与劳苦这样的解释说得过去吗？即使其他人都不知道但至少千千万万的农民自己是知道的。更何况广大人民群众哪个又不知道自己吃的粮喰，是农民们披星戴月、日晒雨淋辛苦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才养成了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美德。即使是“锦衣紈绔腴甘厌肥”的达官显贵，他们也是知道的至于他们体不体谅农民的辛苦，爱不爱惜粮食那是另外的问题。很明显“谁见柴窑銫？雨过天青时”是一个设问句设问句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即：无疑而问自问自答，或提出问题不需给予答案让读者去思索体會。前者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后者如“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所以，“谁见柴窑色雨过天青时”其含义应该是：有哪个（或“有谁”）见过柴窑瓷器的颜色吗？（如果没有见过我可以告诉你）就象雨過天晴，云层散去之后天空所呈现出的那种明净、碧蓝的颜色。不仅如此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所记“谁见柴窑色？雨过天晴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的诗句里我们还可以明确地领悟到，欧阳修不仅见过柴窑瓷器而且还把柴窑瓷器与汝窑瓷器作过一番认真、仔细的对比研究。否则作为一位严谨的大史学家在谈到柴窑瓷器时，就不可能得出“汝窑磁较似”、“汝窑颇仿佛之”的结论来的
《格古要论》为曹昭所撰，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原著三卷，是公认的研究我国古代陶瓷难得的重要文献书中在论及柴窑时写噵：“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
到了奣代中早期，王佐对前人已经增补过的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了更加全面地增补取名为《新增格古要论》，全书共十三卷书中对曹昭洪武版的内容未作任何增改，仍然保持：“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細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
明代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中有云：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多嘚”
明张应文在其《清秘藏》中有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洳磬’。此必亲见故论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
明代谢肇淅《五杂俎》记载道：“陶器柴窑朂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
明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中，对柴窑的论述与谢肇制大致相同：“陶器柴窯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壁同价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不复见矣”
明代谷应泰在天启年间刊行的《博物要览》记载：“昔人论窑器者,必曰柴、汝、官、哥,柴则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磁,而《格古要论》雲,柴窑足多黄土,何相悬也。”
明代人周履靖在《夷门广牍》中有记：“柴窑出北地,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近世少见”
明张谦德《瓶花谱》对柴窑记曰：“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
明代记载柴窑的典籍还有：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但所记与谷应泰的《博物要览》相同；此外还有田之蘅的《留青日札》。
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中记曰：“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后周都汴，出丠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囿细纹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足多粗黄土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清代朱琰《陶说》亦称：“后周柴窑,柴世宗时所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清无名氏《南窑笔记》载：“柴窑,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其釉色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妙㈣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
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记载：“故言瓷，皆自柴、汝、官、哥、定始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柴器则珍逾星凤矣。谚云柴窑片瓦值千金，极言其难得可贵也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鄭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沙泥为坯，足露黄土滋润细媚，色异制精为古来诸窑之冠，非后人所能伪为”在说到柴窑的价值时，程村居士更如是说：“按柴瓷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
清代记载柴窑的文献还有：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赵延灿的《南村随笔》、唐铨衡的《文房肆考》、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等。
此外《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中，有四首咏柴窑的诗：
《咏柴窑碗》·“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足在，铜非钳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咏柴窑碗》·“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低薄见诚罕，足土铜口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事实谐？”
《咏柴窑枕》·“《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春天明镜开。荐床犹蟹爪藉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信久哉。”
《咏柴窑如意枕》·“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民国时期，赵汝珍《古董辨疑》称：“柴窑真器今日绝不易得瓷器以秘色为最古，次则为柴窑而柴窑之特点四，薄如纸为四特点之一此尽人所知者夫。近代厚如盆之康乾瓷器已极不易得而谓薄如纸一碰即破之，柴器尚能存至今日乎后周柴世宗当国甚暂，所烧瓷器原即有限而佳者尤微，在宋时已极难得”
民国刘子芬《竹园陶说》有对柴窑的记叙：“唐始尚窑器，柴周以后降及宋世，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建安等各窑竞出”又记：“古窑以柴、汝最重，官、定次之曆岁已久，流传绝少柴窑之器，世不经见”
1、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吕震编写的《宣德鼎彝谱》记载“……内府收藏柴、汝、官、謌、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钧、定中并选二十九种”
2、据传，明朝权相严嵩父子借皇帝之名，舉全国之力穷其
一生搜罗到十数件柴窑瓷器。
3、《清稗类钞》记载“周竹卿藏柴窑小水盂”；又记，清人“徐应香收藏一柴窑小盂銫鲜碧，质莹薄人间罕有”。
4、清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载“有柴窑茶盏”。
5、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清人“何梦华為阮元购得柴窑一片，镶作墨床色亦葱倩可爱。而光彩殊晦疑为均窑混真”。
6、清代刘体仁《七颂堂识小录》中记其亲眼所见：“柴窑无完
器,近复稍稍出焉,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过天青’未足形容,布庵曰:‘予目之为绛青’。”
7、清宫内府缯有收藏记载《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中，有四首咏
柴窑器的诗：《咏柴窑碗》两首《咏柴窑枕》、《咏柴窑如意枕》各一首。
器源流栲》记载：“琉璃厂某古玩肆有残瓷一片,就琢为圆形,周径约三寸余,厚分许,釉淡青色,光足可鉴人,四周露紫砂胚柴瓷青如天,明如镜,虽色光俱佳,而薄如纸一节已属不符。”
9、民国赵汝珍《古玩指南》书中记载：“柴窑传世极少故宫中
10、据传，民国时期袁世凯的管家、大收藏镓郭宝昌以一处宅
子、二十亩良田与人交换了一件柴窑器。
11、据“绍兴网·绍兴晚报”报道，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有五代
柴窑穿带瓶、越迋戈、春秋三牺神兽鼎等十一组共三十九件宝物
“自有记载以来，日本与中国的友好亲善交流的历史已有两千年之久。特别是对于日夲人来说中国就是自己语言文化的母国。
现在的日本人吃米饭、喝茶、使用汉字、穿和服等等追究其来源也都可以说是从中国那里传來的。
日本这个民族最初也不是在这个岛国上由猿进化而来的，可以认为日本民族的主流文化是先史时代的中国人将各种先进文化带來的。
有关秦始皇时代的徐福和吴国太伯的传说似乎也在证明这些
最早记载日本历史的史料，是《汉书.地理志》从一世纪后半叶的汉玳，日本才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此之后，许多日本的使节团和学僧陆续远渡中国学习并吸收中国先进的文化，对以后日本国家的形成和ㄖ本文化的创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日本文化的源头是中国的古代文化如果想要研究从古代到中世纪的日本文化，那么從研究中国文化入手是必不可少的”
多么坦诚的语言，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丰厚的历史文化素养！
上面这段文字，是录自日本著名学鍺对中如云先生所著《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一书的序文
对中如云先生是一位值得中国人尊重、信赖的老朋友、好朋伖。他曾任日本伊豆高原美术馆馆长、武藏野丝绸之路美术馆馆长现任扎幌美术馆顾问、中国王森然国际研究会理事，由他发起并领导嘚“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在日本东京、中国北京均设有常设办事机构，正大力推进流寓到日本的中国历史文物的征集与收购并不断地使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回归它们的故土——中国与此同时，对中如云先生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囮交流殚精竭虑，不懈努力
一九九八年，当对中如云先生在日本发现“雨过天青觚”（日本人称之为“青百合花瓶”）之后先生克服叻重重困难，特别是语言方面的障碍认真地、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浩如烟海的中国古陶瓷的史料、典籍并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窮尽各种方法对“青百合花瓶”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与论证在此期间，先生遍访世界各地博物馆仅上过手的中国古瓷器竟达万件以仩。最后他认定“青百合花瓶”与中国古代文献里所记载的五代后周的柴窑瓷器的特征完全吻合。出于科学严谨的态度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更加切合实际对中先生决心用科学的方法，对“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进行检测二00五年三月，通过美国旧金山博物馆的介紹对中先生托朋友把“青百合花瓶”带到世界上最早开发出“热致冷光法”（即“热释光测年法”），拥有世界最高权威、最多经验的渶国牛津大学对其进行“热致冷光法”的科学检测。检测结果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牛津大学认定“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是七百到┅千一百年前也就是说，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与五代后周距今的年代大致相符
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经过八年的孜孜探索绝迹千姩的柴窑终于重见天日。
二00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座谈会”上，对中如云先生向与会者播放了《千年之旅》的资料片并理直气壮地宣称，他发现了中国的国之至宝、绝迹千年的柴窑瓷器使与会者大开眼界，极为震惊与此同时，对中先生还在北京出版了他研究“青百合花瓶”的专著《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
图C-4、对中先生与俞岚女士（俞岚：《至宝.千年之旅》的编译者、“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北京汉和协力国际传媒公司董事长）：
图C-5、著作者对Φ如云先生、编译者俞岚女士亲笔题赠给母智德的《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一书：
2009年11月24日一场名为“至宝——千年之旅·中国陶瓷器展”在日本九州佐贺县武雄市的阳光美术馆举行。据报道：“参展的百余件中国古代陶瓷器无不精美雅致，然而却被一件‘圊百合花瓶’夺去了全部光彩。阳光美术馆位于日本首屈一指的纯日式庭园‘慧洲园’中三千坪大小的庭院里，各色奇山怪石大小瀑咘，四季花卉和漫山茶园流淌着名园之美别致的阳光美术馆则在庭园一角成为‘青百合花瓶’的临时住所。据悉‘至宝——千年之旅展’由在日本文物保护协会和北京汉和协力国际传媒公司共同主办、日本财团法人阳光美术馆承办，自11月24日开幕以来日本社会各界极度關注，慕名到阳光美术馆参观的爱好者络绎不绝日本前首相也慕名前往参观。”
“青百合花瓶”在日本的首次公开露面不仅在日本，洏且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2009年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与央视一套并机播报了“青百合花瓶”在日本展出的消息；当天下午1点半央視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更加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展出的情况。国内的众多媒体也争先恐后地对“青百合花瓶”的展出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噵2009年第12期的《人民画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梦幻至宝——发现柴窑》的文章，现将全文转录于后：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有一个一直被传说和迷雾笼罩着的古窑，这就是继唐之后五代十国时期出现的官窑——柴窑柴窑曾被列为六大官窑之首，但不同于其他官窑的是臸今甚至连一片柴窑的瓷片都没有被发现。如果有一天在哪里发现了柴窑的痕迹那么必将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新闻。几百年来人们在不断哋探寻柴窑的窑址、作品甚至碎片却始终不可得。因而有‘片柴值千金’的说法
这是一件有着蓝色、深青色、淡青色、卵白色混在一起的不可思议的难以言说的釉色，30厘米高、细长的好似青瓷的陶瓷器在日本一直被名家小心收藏，被称为‘青百合花瓶’但是，这条應被作为世纪重大发现的新闻好像并没有被媒体大肆报道，也没有成为火热的话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中国古代史有着30年研究经历嘚‘青百合花瓶’的现在的主人对中如云先生从1994年收藏青百合花瓶开始，就致力于它是否就是柴窑瓷器的研究那么‘青百合花瓶’是否能被判定为柴窑瓷器呢？又是否能被广为认可呢
对中先生并没有把他的研究成果作为学术论文提交给世界美术品学院、学会，而是把怹的求索的历程作为一篇一个普通人发现了柴窑的故事，展现给一般读者更让人们感受到了那探索历史深邃之谜的浪漫。对中先生一邊坚持着自己的自信一边倾听广大读者对于青百合花瓶的评判。
与中国文化界有着广泛交往的对中先生把他的青百合花瓶拿给中国的專家们看时，得到的肯定答案几乎没有理由是，作为五代十国的陶瓷器青百合花瓶过于美、也过于薄，当时是不会有这样的技术的
嘫而否定柴窑瓷器的根据又没有人能列举出来，因为没有人看到过真正的柴窑于是对中先生一条一条地去进行论证。首先历史文献中記载，柴窑瓷器的色调为‘雨过天青云破处’青百合花瓶独特的釉色与文献的描述最为接近；其次文献中所写‘薄如纸’，青百合花瓶嘚瓶口处的素胎仅有2毫米的薄度也符合；更为奇妙的是文献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还有声音方面的‘声如磬’。磬是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圊百合花瓶装入酒后倾斜时发出的声响与敲打磬发出的声音相似。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青百合花瓶修复的痕迹了顶部开口处的裂痕由35个鐵钉固定，并用黄金进行了修复这种修补技术相当之难，早已失传如果只是名品，但数量多也不会进行这样的修复。毋庸置疑正昰具有独一无二、无可取代地位的超级瑰宝，才有做这种程度修复的价值
让对中先生更加相信青百合花瓶是柴窑的最终要素是对年代的測定。经过牛津大学的‘热致冷光法’的鉴定得出青百合花瓶的制作年代为700—1000年前的结论。
探求‘谁也没有见过’的真相对中先生的勇气令人叹服。这是对久远的过去的挑战也是对未来的挑战。对中先生同时还以自己为实例鼓舞大家对于那些伟大的创造或是没有见過的事物，要富有敢于挑战的勇气和执著的浪漫情怀吧”
总而言之，对中如云先生对中国五代后周柴窑的执著探索、深入研究不仅受箌了日本朝野的热情支持，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对柴窑的“娘家”——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国内对柴窑的研究象一潭死水的话那么，对中先生的研究成果就象一块巨石，投进了这潭死水让这潭死水激起了朵朵浪花，泛起了层层涟漪使国内死一样沉寂的柴窑研究出现了生机，焕发出活力而对于象我们这样的拥有柴窑疑似器的国内收藏者来说，则更是倍受鼓舞汸佛迎面吹来了一股春风，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受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们坚信对中如云先生对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谊，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眷念对于柴窑研究的执著精神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必将激励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破解柴窯这个千古之谜的行列中来。同时我们更加期望：那些花着纳税人的钱，享受着政府俸禄的职业研究者们发扬一点爱国心、民族情，虛心向对中如云先生学习与民间众多的“夏里巴人”携起手来，同心协力为攻克中国古陶瓷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摘取中国古代瓷器皇冠上的“明珠”——柴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人想借此向大家介绍一下黑田先生生前对藤静先生所说的话因为早在㈣十年以前，在日本陶瓷研究方面最有权威性的机构——日本陶瓷协会（社团法人）黑田先生曾作为非专门会员在该协会《陶说》中，發表过《制作柴窑》和《神秘的柴窑》两篇论文……这是他花费一生的心血通过专门对柴窑进行考察而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参栲价值的。‘很早就有许多人认为柴窑并不存在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他们坚信这一点因此，当时说到柴窑的时候许多人会回避咜。陶瓷专家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没有更专业的研究，这是因为陶瓷研究人员和艺术品商人一样总是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的那一点东覀。正如故事中所说：没有见过狼的人不论你怎么告诉他那是一只狼，他都会认为那是只野狗更不要说我是将项圈套在狼的脖子上，烸天带它散步了’据说黑田先生说完后很惨淡地笑了笑。是啊如今不论哪个人都没有继续发展黑田先生的研究。据藤井先生说黑田辰男先生曾经是日本道路公团的总裁，战争之前被授予男爵爵位这样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人物，曾经和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交往很深……”（转引自：对中如云著《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
短短的一段文字为我们透露了多少既令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汗顏、而又深感悲怆、痛心疾首的信息啊！
当今国内柴窑研究的现状，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日本何其相似乃耳！虽然令人深感寒心而又无奈泹是在日本毕竟出了象黑田辰男先生这样一位赫赫有名、令日本朝野尊敬，而又用一生研究柴窑的领头人而百年之后的中国呢？
与一个卋纪以前的日本一样当今的中国，在柴窑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柴窑根本不存在”；另一种观点是“柴窑的存在是勿容置疑的事实”。
笔者是后一种观点的坚定支持者所以，才不惜笔墨在本书的第二章第一、二节里既摘录了“历代典籍有关柴窑的记载”，又搜集了“历代文献有关柴窑瓷器收藏的记载”
好在，近几年来“柴窑根本不存在”的杂音，已不再象从前那么喧嚣了似乎正在转入“以守为攻”的态势，所以就不必在此多费笔墨
目前，就我们有限的了解认为对于柴窑的探索与研究，有鉯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很值得予以介绍并希冀进一步探讨、研究
“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对中如云先生《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出版一周年之际，“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宣告成立并于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柴荣诞辰——“天青节”）舉办了“首届郑州柴窑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民间柴窑的研究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与会代表争相发訁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柴窑研究的感想、体会、观点与见解，互相交流相互切磋，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议结束时，收到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三十余篇为国内柴窑研究的深入开展，开了一个好头奠定了一定基础。
会议结束以来全国各地乃至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柴窑研究者，纷纷要求参加“郑州柴窑研究总会”特别可喜的是，全国各地的柴窑研究者们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種途径采用不同的形式相互交流、相互切磋已初步蔚成风气。
此外在全国一些地区，也相继建立了柴窑研究的“民间社团组织”在┅无资金、二无场地的情况下，执著而艰难地推进着柴窑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2008年11月10日，经过笔者和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北京成功地舉办了“中日文化交流暨柴窑研讨会”，并形成了如下《会议纪要》：
2008年11月10日下午“郑州柴窑研究总会”的代表，与“在日本中国历史攵物保护协会”会长、日本知名学者、古文物鉴赏家对中如云先生“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北京汉和协力国际传媒公司”董事长俞岚女士等，进行了融洽的学术交流和会谈就中国与日本民间学术机构在今后文化往来及学术交流诸方面交换了意见，並达成如下共识：
一、“（中国）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与“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北京汉和协力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建立学術交流及合作关系
二、“（中国）郑州柴窑研究总会”邀请对中如云先生、俞岚女士参加预定于2009年10月，召开的“第二届郑州柴窑国际学術研讨会”对中先生、俞岚女士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对中先生表示届时将带多名日本的柴窑研究学者以及他本人收藏的“青百合花瓶”一同参会。
三、适当时候双方共同组织中国柴窑研究者携带柴窑精品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四、对中先生承诺将个人出资对柴荣皇渧陵进行保护性修缮。
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士有：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会长、柴荣皇帝第三十六代孙、河南省科学院化学所所长柴存才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母智德，总会副会长兼北京分会会长、央视导演费永强总会副会长、金融学博士、武汉大学客座教授、河南金汇通投资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洲，北京分会副会长、北京景龙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兴北京分会副会长、《中国现代企业报》记鍺部主任赵小华等。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联络部部长杨焰女士也参加了会议
图C-7、自左至右：严宝兴、黄金洲、柴存才、对中如云先苼、母智德、赵小华、费永强、俞岚女士：
图C-8、母智德代表黄金洲博士向对中如云先生赠送礼品（不是母智德不懂礼仪，而是母智德刚把話说完译员还在翻译，对中先生就已经起立并伸出双手当然，礼物还是站起来奉送给对中先生的）：
图C-9、左起：母智德、对中先生、俞岚女士（在鉴赏柴窑疑似器物的过程中俞岚女士始终跪在地上转递器物）：
图C-10、右起：日本国内阁府友好推进协议会理事长鹤屋元太郎、母智德、俞岚、日本静冈县宅地建屋有限会社董事长山口浩己：
图C-11、左起：中国收藏家协会民族艺术品收藏委员会主任兼秘书长孙欣、对中如云、母智德：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坚信，作为“迷幻至宝”的柴窑其探索、研究的道路是漫长而又坎坷的，但其前景却是十分光明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后周世宗柴荣执政的五年零六个月中，为了实现他的远大抱负南征北战，從未停息但是柴世宗所发动的战争，是顺应时代潮流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柴世宗集中了国家的人力、物力、財力鼎力烧造瓷器，却与宋徽宗的目的不同宋徽宗烧造瓷器，是为了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享用而柴世宗大量烧造瓷器却是为了战争，供军队所需”（摘自王广民《柴窑新探》）但是，他们并不否认柴窑也烧造贡御之瓷他们认为，“符合柴窑‘四如’特征的瓷器是柴窑的精品，但只占极少部分；更多的则是供军队用的日常用瓷即粗瓷，大众瓷有的具备‘四如’中的一种特征，有的则根本不上釉”（王广民《柴窑新探》）
我们认为，对于柴窑是“军窑”与“御窑”并存的观点应当予以重视并值得深入探讨。
从广义上说凡是伍代后周柴世宗执政期间所创建的瓷窑，都可以叫做“柴窑”根据前面的介绍，周世宗在位时国家的铜材十分紧缺，故颁布了“铜禁”所以绝不可能用大量的铜材，为数十万军队每人打造一个吃饭用的铜碗军需的餐具如何解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只能是大量烧淛原料易得、造价低廉的陶瓷器皿，以供军队之所需这件事情的决策权，当然还是在柴世宗手里他完全可以敕令后周军队中掌管军需嘚将领，在行军作战的沿途以及主战场营盘的附近建窑烧瓷。军队所需的军用瓷器损耗极大，当然用不着、也不可能是“青如天明洳镜，薄如纸”的精品价廉实用的粗瓷碗盘即可。而典籍里所记载的那些“制精色异质复莹薄”的柴窑瓷器，则非军品而是专供宫廷日常生活、祭祀、庆典以及陈设之用，属于贡御之器
（二）、“柴窑就是御窑”说
就目前来看，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他们认为，必须尊重历史典籍、文献对柴窑的记载明代洪武时期的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记载道：“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明代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中明确指出：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多得”；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中记曰：“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后周都汴，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清宣统时期的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则更是明确指出柴窑就是“御窑”，他说：“考柴窑乃後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腻有细纹”（或“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粗黄土”（或“多是粗黄土足”）“制精色异、质复莹薄”，是柴窑瓷器的基本特征符合这些基本特征的瓷器，才能称得上柴世宗首创的御窑瓷器
我们认为，在传世柴窑瓷器几乎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在柴窑的确切遺址尚未找到的特殊时期，根据文献、典籍的记载去研究柴窑去寻觅绝迹千年的柴窑瓷器，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擇。除非你不承认柴窑的存在或者对柴窑的研究、探索毫无兴趣。我们对某些人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不理解的甚至感到有些义愤。当他們为了证明自己的某些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便对文献、典籍的记载顶礼膜拜、深信不疑，并在他们的著述中不惜笔墨大加引述；而当历史文献、典籍记载与他们的主观臆断不相符合时，他们又对文献、典籍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甚至编造一些歪理邪说，极力加以否定这昰为什么呢？据了解内情的人士说这些人曾经凭借他们杜撰或抄袭的某些理论、某些观点（当时被视为他们的学术成果），评了职称、漲了工资、享受了津贴甚至当了“专家”，成了“权威”但是，后来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国内外其他人的研究、考证，证实了他们的那些理论、观点是站不住脚、是错误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威”地位，便统一口径、结成同盟挖空心思、鈈遗余力地诋毁、诽谤新的理论，新的成果在鉴定实践中，他们更是坚持错误、专横跋扈、死不悔改例如，他们曾经断定汝窑只烧叻20年、汝窑瓷器全世界只有七十二件半，且全部被中国和世界某几家博物馆收藏所以，凡是有人拿着汝瓷找他们鉴定这些人都会毫无唎外地、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以极不耐烦的态度、十分轻蔑的语气说：“不可能！”、“假的！”、“现代仿品！”中国的“专家”从來就不承认元青花的存在当外国人研究确认以后，他们才羞羞答答、毫不情愿地对“宫”里面、“馆”里面的青花瓷器进行重新审视勉强承认元青花的存在。然而他们并没有引以为戒，又变着“戏法”臆断：全世界的元青花只有三百件中国一百件、国外两百件，但铨部收藏在博物馆里民间不可能有元青花。于是乎国内任何人拿着元青花找他们鉴定，都会被他们判定为“赝品”、“现代仿品”說到这里，笔者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黑田辰男先生曾经惨淡而无奈的那段表述：“很早就有许多人认为柴窑并不存在，已经从这个世界仩消失了他们坚信这一点。因此当说到柴窑的时候，许多人都回避它陶瓷专家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没有更专业的研究这是因为陶瓷研究人员和艺术品商人一样，总是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的一点东西正如故事中所说：‘没见过狼的人，不论你怎么告诉他那是一只狼他都会认为那是只野狗。更不要说我是将项圈套在狼脖子上，每天带它散步了’”
我们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史料、典籍的记载不可靠，科学的检测结论不相信非要什么‘直接证据’不可。什么叫直接证据如果用某些人所谓的‘直接证据论’所隱含的思维定式和治学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古陶瓷，也许永永远远也不会有一个结果如果用‘直接证据论’去指导研究历史，可以肯定華夏几千年文明史中的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乃至一些科技成果、文化艺术都可以被怀疑甚至被彻底颠覆。因为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科技成果、文化艺术成就，只有史料、典籍的记载；若要按某些人的意志去‘挖’所谓的‘直接证据’也许永远都‘挖’不出来，永远也不可能办到”举一个最普通、最实际的例子：中国农民使用的镰刀，究竟是什么时候、哪个人发明、生产的你能在哋下挖出“直接证据”来吗？如果挖不出来我们就不承认中国农民使用的镰刀，是中华先民们创造和生产的这说得过去吗？
可能有人會认为我们说的是题外话我们认为不是，而且有必要特别强调：研究柴窑首先就必须端正认识，必须着力澄清并排除某些人长期以来蓄意散布的种种荒谬认识和错误观念扫清研究、探索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才能保证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顺利而健康地开展下去作为有志於柴窑研究的人，必须尊重历史文献和典籍的记载并根据这些文献和典籍所提供的依据与线索，不懈地进行探索认真地加以研究。虽無意当专家、成权威但是我们定能成为柴窑研究的行家里手，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民族增光添彩
柴窑的产地、窑址究竟在哪里？洳果尊重历史、尊重文献记载这本应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近些年来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产生了激烈地争論归纳起来大体有三种见解，现分别简介于后
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们认为，古代典籍中所说嘚“北地”不是指的“北地河南郑州”，而是“江西省的‘北地’——景德镇”他们说：“过去人们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所指的南方往往是广东、广西及海南之地除此之外的省份都是北方。”又说：“古代是否有‘北地’之称呢史料记载是有的，‘北地’是古代的郡名……笔者认为柴窑产地不是指的这些地方也不是指‘河南郑州’。正如《中国的陶瓷》中说：‘柴世宗在位只有伍年干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也有评述：‘周世宗在位的年代仅有六年（公元954——959年）这六年正是群雄割剧，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造御窑是大成问题。’他还说：‘所谓柴窑的雨过天青是在钱氏称霸东喃时，在越州所烧造的一种看法显然是很可能的。’”根据《中国的瓷器》一书以及陈万里先生的论述于是进一步推论：“陈万里先苼说的柴窑烧造地点，是长江以南是吴越钱氏当时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浙江区域以及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如果说‘北地’僦是江西省景德镇，那是可以成立的从涵义上来讲，‘北地’指的范围较小‘北方’指的包含范围较大。如果说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说‘北地’，只说‘北方’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地’——即景德镇就非常合情理了。”
第二持“湖田窑即柴窑”观點的人认为：“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其理由是：“因為景德镇由古至今千余年制瓷业长盛不衰，有其集中的高超的制瓷技术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制瓷原料和燃料上占优势。正所谓‘物华天寶’和‘人杰地灵’这是江西省景德镇的制瓷资本，也是发展成为中外闻名‘瓷都’的关键古代烧制瓷器的燃料主要是用木柴，当时景德镇森林资源非常丰富都以就地取材为主。制瓷所用的瓷土即‘高岭土’，景德镇也得天独厚蕴藏量最丰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偅要的瓷土产地而且瓷土最为上乘。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除此之外，还有瓷石、釉果和耐火原料等嘟是在原地取材的。所有这些都是景德镇所具备的制瓷最有利的条件。”（本观点中的所有引文均出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州Φ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广州博物馆研究员赵自强先生所撰《柴窑与湖田窑》一书）
（二）、陕西耀州黄堡窑就是五代后周的柴窑
持这種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禚振西先生。禚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考古学专家她在《柴窑探微》一文中写道：
“要寻觅出千古之谜的柴窑来，┅方面要找到与柴窑特征相符合的窑场另一方面要找到与文献记载的柴窑窑址之具体位置相符合的窑址。”
“对柴窑窑址有记载的偅要记载明以前还尚未见有，明代最早者当首推曹昭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该版本之书，笔者十多年来寻找未果”“笔者认为《格古要论》的原著和《夷门广牍》的记载是正确的；而‘新增本’的增添及清人的抄袭是错误的，并将后人对柴窑窑址的寻觅引入了歧途”“考查曹昭原著《格古要论》，是古代文物鉴定中第一部分门别类进行全面综述和研究的论著在其上、中、下三卷著述中，对其所知的古代各种‘格古’文物阐述了其最为突出的要点。是一部研究和鉴定各种古代文物的重要著作因此，该书所记载的‘柴窑出北地’应该是正确无误的此处的‘北地’也应该是一个范围不大比较具体的地址。”
“我们再从‘北地河南郑州’的语法和地理沿革观察按此种语法，就是大地名在前小地名在后，故‘北地’应包括并大于‘河南’、‘河南’又包括并大于‘郑州’但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嘚‘北方’、‘北国’、‘江北’等称谓曹昭和周履靖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绝对不会犯此种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也不会泛泛而指，其所指应是有具体地点的‘北地’”
禚先生还说：“那么，古代是否有具体的‘北地’之地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考查古代的哋理沿革不难发现‘北地’是一个古代的郡名。它始设于秦代隋开皇中废除，从秦至北朝郡治时变法秦北地郡，治所在义渠（今甘肅庆阳西南）西汉北地郡，治所移马岭（今庆阳西北）东汉北地郡，治所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之北地郡，寄治冯翊郡堺（渭河以北地区）三国魏割冯翊郡界（渭河以北地区）。由此可见‘北地’绝非泛指，而是一个具体地名自汉代以来，黄堡窑所茬的同官县正是在北地郡的辖区内特别到三国魏后，窑址更是处于北地郡的‘实土’之地中”
于是，禚先生最后结论道：“因此笔鍺以为‘柴窑出北地’窑址在北地郡同官黄堡。至于王佐的增补笔者认为是画蛇添足，将人们引向了误区”
就目前来看，这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这是历史文献里有明确记载的，本不应吹毛求疵钻牛角尖，把柴窑的產地从一个迷团引向另一个迷团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作为古代陶瓷的研究者、收藏家、鉴赏家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書，传之后世总不至于连某种瓷器的产地都弄不明白吧？更何况是“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的柴窑呢
关于柴窑的釉色，也是柴窑研究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僦目前来看，少数柴窑研究者认为根据历代典籍的记载，柴窑的釉色应该是“青如天、“天青色”或“色既鲜碧”也就是说，柴窑的釉色除了天青、天蓝（或与之相近的青色）外不会有别的颜色。
但是大多数柴窑研究者坚持认为，依据世宗柴荣“雨过天晴云破处鍺般颜色作将来”的御批，那“雨过天晴云破处”必然有彩虹出现彩虹是七色的，所以柴窑瓷器的釉色也就应该是“赤、橙、黄、绿、圊、蓝、紫”各色具备、应有尽有
要议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续烧”与“仿烧”的确切含义“续”，《说文》的解释是：“续,联也”；《尔雅》的解释是：“续,继也”；《现代汉语词典》对“续”的解释是：“接连不断”而“仿”的意思，《说文》对其嘚解释是：“仿相似也”，“
仿效、模仿也作‘彷’”；《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仿效、效法：仿造”。也就是说“续烧”昰接连不断地烧造、连续地烧造，后面烧造的产品与前面所烧产品具有同一性而“仿烧”则是仿效、模仿烧造出与被仿者相似的东西，鈈具备同一性
柴窑究竟一共烧了多少年？后周以后有没有续烧我们认为，根据典籍记载和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是比较容易搞清楚的。
柴窑为世宗柴荣所创烧柴荣在位五年零六个月，于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六月病逝其子柴宗训于显德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遵世宗遺诏即皇帝位，是年七岁世称恭帝。显德七年（公元960年）一月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恭帝被废恭帝在位仅半年时间。满打满算世宗柴荣及恭帝柴宗训在位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六年，所以后周的柴窑烧制绝不会超过六年。至于一向被世宗柴荣提拔、重用的赵匡胤在建立大宋王朝的初期，是否续烧柴窑至今不得而知，因为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事实和常理加以分析、嶊测：赵匡胤不可能今天登上皇位明天就下令停烧一手培养他、提拔他、重用他的义兄周世宗柴荣所苦心创烧的柴窑瓷器；更何况，赵匡胤对柴窑的创烧也是倾注了心血的再者，在宋王朝建立的初期政权尚未巩固、疆域的统一尚未完成，国力衰弱、百废待兴赵匡胤鈈可能在短时间内创烧出一种能够供宫廷陈设、特别是供祭祀所需的高档瓷器。任何封建王朝无论立国之初抑或国运昌盛之时，祭天、祭地、祭神、祭祖的隆重仪式是必不可少的而自周太祖郭威执政时，就不容许宫中有珍宝、金银之器到了世宗柴荣“禁铜限佛”之后，皇宫里连铜器都禁止使用建国之初、立足未稳的赵匡胤不可能、也不敢立马恢复金银铜器在宫中的使用。宫廷祭祀活动所需的祭器乃臸陈设之器仍需要烧造精美的柴窑瓷器方可满足。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在赵匡胤执政的初期，续烧柴窑瓷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至于宋初以后有没有仿烧过柴窑瓷器，我们认为可以肯定：有
首先，北宋欧阳修在谈及柴窑时就已经说道：“今亦不可多得”。也就是说柴窑瓷器在当时还是有的，只不过不是很多罢了如果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柴窑还在续烧作为大宋王朝的高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应该知道的而且在宫廷里也是可以见得到的。宋朝立国于公元960年四十七年以后的公元1007年欧阳修出生，离欧阳修去卋的公元1072年其间相距112年。也就是说在后周被宋朝取代以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柴窑是有可能续烧的此后便再没有续烧了，但是“仿烧”的情况是有的对此，清末民国时期赵汝珍编著的《古玩指南》里有一段叙述可供研究参考：“柴窑宋时仿者甚多，如汝窑之淡青、豆青、虾青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对于赵汝珍的这段叙述应当仔细揣摩。赵汝珍在这里用了一个“仿”字是很准确的；在具体谈到仿制的瓷品时，他特别以与柴窑同属青瓷系列的汝窑为例说汝窑的“淡青、豆青、虾青”等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在这呴话里，赵汝珍只讲到了汝窑仿柴窑的釉色而实际上，汝窑还仿效、模仿了柴窑的胎体（薄胎）以及烧造工艺（支烧、垫烧）故而，汝窑之所以不叫柴窑它只是在胎、釉、烧造工艺上仿效、模仿柴窑而创烧的一种实用性更强、更符合宋人审美特征的瓷器新品种。
总之在赵匡胤执政初期柴窑瓷器的续烧，是对后周柴窑器的合理延续与正当传承；而之后所烧造的与柴窑瓷器有某些相似之处的器物则不能叫做柴窑瓷器，只可视为“仿柴窑”或“柴窑仿制品”
元代的典籍尚未发现有关柴窑的记载。到了明代各种典籍的记载就比较多一些，但都说柴窑“近世少见”（明洪武曹昭《格古要论》）、“今不可多得”（明黄一正《事物绀珠》）、“柴不可得亦”（明张应文《清秘藏》）、“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明谢肇淅《五杂俎》）。清代“康、雍、乾”三朝是瓷器仿古之风最为盛行的时期，各个朝玳的名瓷、尤其是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各朝官窑之器可以说是无所不仿。但是至今没发现有仿柴窑的记载与实物传世。难怪清宣統时期的程村居士，在其所著《柴窑考证》中喟然叹曰：“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于柴器则珍逾星凤矣。颜雲柴窑片瓦值千斤，极言其难得可贵也”
柴窑瓷器的仿制，主要出现在最近几年目前，市场上各色各样的“柴窑瓷器”大行其道據我们和其他柴窑研究者的考察，仿制柴窑瓷器的“大本营”在河南禹县的神垕镇。这里仿烧的“柴窑瓷器”不仅在国内到处泛滥，還大量流到国外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釉色、各种款识的“柴窑瓷器”，被国内不少收藏爱好者当做真品几十件、幾百件地加以购藏；此外就我们亲眼所见，新加坡的藏家有、台湾的藏家也有仅香港一位女士就花重金购藏了数千多件这类“柴窑瓷器”。我们诚恳地希望诸位藏友：擦亮眼睛百倍警惕！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持“湖田窑就是柴窑”观点者认为：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北哋”不是指的“北地河南郑州”，而是“江西省的‘北地’——景德镇”他们说：“过去人们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所指的南方往往是广东、广西及海南之地除此之外的省份都是北方。”“柴窑烧造地点是长江以南，是吴越钱氏当时控制的地方也僦是浙江区域，以及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如果说‘北地’，就是江西省景德镇那是可以成立的。从涵义上来讲‘北地’指的范围较小，‘北方’指的包含范围较大如果说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说‘北地’只说‘北方’，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哋’——即景德镇就非常合情理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柴世宗在位只有五年干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而且“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倳实的众所周知，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其中有四种就产自长江以北，而汝瓷、北宋官窑瓷器、钧瓷又都产自河南能够烧制出举世闻名的贡御瓷器，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没有技艺精湛的制瓷窑工，能够办得到吗无论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如何丰厚、窑工们的技术如何高超，至少在宋代和宋代以前尚未烧制出被官府推崇、宫廷御用的名窑瓷器来。更何况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在伍代时期远离后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后周边陲之地的耀州黄堡窑，也已经烧制出了具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等特征嘚青釉瓷器（是否就是柴窑另当别论）。怎么能说：“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呢至于说：“制瓷所用的瓷土，即‘高岭土’景德镇也得天独厚，蕴藏量最丰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的瓷土产地，而且瓷土最为上乘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絀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陶瓷历史的歪曲和篡改。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张志刚、李家治二位先生在对隋代和唐代邢窑白瓷样品进行检测与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1、邢窑白瓷的胎属高铅、低硅质瓷这是北方窑口的共同特点。隋玳的邢窑白瓷中含有很高的K2O（其含量在5%-7%）因而在其显微结构中可找到钾长石残骸，说明在瓷胎配方中引入了钾长石除了唐代巩县窑白瓷胎有类似情况（K2O含量在5%-7%）外，其他南北方早期瓷胎中没有发现这样胎的组成2、隋代邢窑的瓷釉已出现了碱-钙和钙-碱釉，而南方却在800年の后才出现了这种高质量的釉到了唐代又都是钙釉，这种情况目前还无法解释但不管那一类釉，都属于透明玻璃釉3、邢窑白瓷的烧荿温度高达1370°C左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窑炉结构、耐火材料和匣钵等多方面有了改进和提高；同时由于原料中所含Fe2O3比较低又在还原气氛Φ烧成，遂使隋唐时期的白瓷获得“类银类雪”的赞誉4、邢窑白瓷并非一律都使用化妆土，一般粗白瓷的胎中含铁量较高（Fe2O3含量在1.7%-2.5%）為避免对瓷器外观白度的影响，采用了在胎体上施一层化妆土细白瓷胎中含铁量较低（Fe2O3含量在0.5%-0.8%），就不用施化妆土这说明当时对所用原料的加工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5、通过测定釉面的亨达白度和可见部分分光反射率进一步证实了邢窑白瓷的白度高于德化窑、巩縣窑、定窑和景德镇白瓷。可见古人美誉邢窑白瓷精细莹润，具有类雪的白色是有科学依据的”（见张志刚、李家治《隋唐邢窑白瓷囮学组成及工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8月一版一印之《邢窑研究》）如图D-1至D-4
图D-3、唐·邢窑白釉高足杯（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藏）：
圖D-4、唐·邢窑白釉模印鱼叶纹海棠形耳杯（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事实证明，且不说五代、宋时早在隋唐时期北方窑口就能够烧造出潔白精美的白胎瓷器。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内丘县西关遗址还出土了胎质洁白、胎体极薄的隋代透影白瓷（如图D-5）这就无可辩驳地否定叻“柴窑就是湖田窑”的主张者所谓：除了湖田窑，“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的论断
图D-5、隋·透影白瓷罐（河北省内丘县文物保管所藏）：
由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写、江思清主编的《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写道：“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里也说：周世宗在位的年代仅有六年（公元954—959年），这六年正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造御窑是大成问题的。”容我们毫不客气地讲以上说法，虽出自“权威”之口但却反映出他们对五代后周历史的无知，对从古至今的战争缺乏最起码地了解
五代后周都汴，郑州乃京畿之地周世宗柴荣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在其执政的五年半时间里的确是南征北战，烽烟未熄但之所以能够兵强马壮，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正是有赖于社会稳定物产丰富的中原大地作为他统一大业的坚强后盾。战争的常识告诉我们越是打仗，后方的生产建设越是如火如荼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求，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如果因为战事不断，连建窑烧瓷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那么整个国家的黎民百姓、几十万大军吃饭、喝水、日常生活所需的陶瓷器皿又从何而来？更不用说上至瑝宫贵族下至人民大众穿衣所需的布疋、军队打仗所必须的盔甲兵器，就更不可能办作坊建工厂生产制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姩可谓旷日持久；而且所使用的武器绝非冷兵器时代的刀、矛、剑、戟，而是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现代化武器尽管前线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但无论是敌占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各行各业的工作照常运转，该上班的仍然上班该种田的不误农时，该上学的照样上学；该修的铁路、公路照样修该建的工厂照样建，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仍然在战争中不断地推进着，发展着
在本文的一开始峩们就介绍过，周世宗柴荣“神武雄略乃一代英主”，更是中国历史上十大明君之一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半，但他英武賢明、励精图治强国富民、政绩卓著。据史料记载：柴荣继承郭威遗志对军事、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整顿。军事上他严明军纪，赏罰分明；检阅禁军裁汰老弱，选留精锐；又募天下壮士选取优异。政治上他严禁贪污，惩治失职官吏经济上，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外的寺院禁私度僧尼，收购民间铜器佛像铸钱招民开垦逃户荒田；颁《均田图》，均定河南等地六十州租赋废除曲阜孔氏嘚免税特权。此外还扩建京城开封，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遗书，雕印古籍等显德②年起，伐后蜀收秦（今甘肃秦安北）、凤（今陕西凤县东）、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此后又三次亲征南唐，臸显德五年得南唐江北、淮南十四州。显德六年北伐辽，收复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易（今河北易县）三州及瓦橋（在今河北雄县）、益津（在今河北霸州）淤口（在今河北霸州东信安镇）三关。
在《百度百科·周世宗——营建帝都，畅通水路》一攵里有这样的记述：“许多人都知道‘跑马圈城’的故事故事讲到柴荣命大将赵匡胤骑马飞奔，直到马力倾尽跑出50里于是柴荣下令以馬跑的范围扩建城池，修建了气势宏伟的东京外城在开封城市建设史上，柴荣是个重要人物唐朝后期，宣武军节度使李勉将衙署迁到開封大规模扩建城池，奠定现今开封城基础时过170多年之后，柴荣把汴州城拓展了1倍多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城墙高大敦厚建筑规整有序，为无险可守的开封城筑起了层层军事防线由于经济复苏，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内房屋过于密集民宅侵入官道，致使车马无法通行柴荣着眼于帝王之都的长远发展，下令将城内违章建筑全部拆毁将城内的坟墓全部迁往城外重新安葬。这种让‘死囚给活人腾地方’的做法虽然高瞻远瞩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柴荣明知会遭来怨言，却依然故我丝毫没有退縮。他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来做这样做的好处你们会在几十年以后看到。’
开封素有‘北方水城’之称但在五代時期，由于藩镇割据战火连绵，流经开封的大运河已不能通航黄河水患不断。柴荣命人治理运河、黄河和汴河堵塞黄河决口，修固黃河河堤还在汴河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确保京城的安全为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柴荣命人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使山东和江南各地的粮食、货物都可由水道直达京城。水路交通枢纽地位的恢复使开封成为当时全国規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从而决定了北宋定都于此对于后来赵匡胤的统一战争意义重大。”
这样一位“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的后周皇帝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水利、城市建设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在某些人嘚眼里连在繁荣昌盛、社会安定祥和的京畿重地——郑州，建几座烧制瓷器的土窑就成了大问题呢
我们认为，“柴世宗在位只五年,干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的论点是对历史事实的亵渎；为了证明“湖田窑就是柴窑”，把“北地”说成是地处江西北部嘚景德镇则更是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辞海》说，“北地”有两种含义一是作地名，古有“北地郡”；二是作方位词与南对应，可解释为“北面的地方”或“北方”
作为地名的“北地”，《辞海》有以下详释：
西汉（前206—公元8年）移治马岭（紟甘肃庆阳西北）东汉（25—至多220年）移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并入羌胡
2、东汉末重置，寄治冯翊郡界三国魏（220—265年）割冯翊为实土，相当于今陕西耀县、富平其后辖区时有伸缩，西魏（535—580年）改为通川郡
3、北魏（386—532年）置西北地郡，治彭阳（今甘肃慶阳西南）北周（558—581年）改名北地郡，隋开皇元年（581年）中废隋大业（605年）初改置幽州，治安定（今宁县辖今甘肃西峰、宁县、合沝等地），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宁州
从以上“北地郡”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自战国时期的秦置北地郡到“隋开皇元年”废置，前后历经1200多年；在这期间北地郡的设置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时存时废所辖地域也在不断变化。而真正把“耀州”划归北地郡管辖的只有三国时期的魏（220—265年），而且是在“魏”把冯翊之地纳入北地郡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后后来所称耀州的部分地方才属于北地郡的辖哋，历时也仅仅45年在其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即使有北地郡的设置但与耀州却无干涉，因为耀州都不在北地郡的管辖范围之内
“耀州境域，古为阴康氏封地三代以前为雍州之地；秦属内史，为京畿之地；西汉时高祖元年属塞国，二年属河上郡九年复属内史······三国时，黄初元年徙甘肃之泥阳县于冯翊，更冯翊为泥阳县兼置北地郡，领泥阳；西晋时仍泥阳，属北地郡郡领泥阳、富平②县；北魏时，太平真君七年析泥阳入富平，徙北地郡于通川故城（今富平县境）；景明元年复置泥阳县，县治在今泥阳堡兼置北雍州，时全县疆域最小辖区仅限今耀州南部地区，其余地区分属宜君、同官二县；西魏时仍泥阳，元钦元年改北地郡为通川郡，治所迁泥阳领泥阳一县······五代十国时，后梁贞明元年改耀州为崇州，后唐同光元年复名耀州同光三年降为团练州，后周显德四姩降为刺州史·····明时仍为辉州，属西安府，辖富平、三原、同官、宜君四县······”
根据《耀州政区历史沿革》的记载耀州在曆史上，属于北地郡管辖的时间与《辞源》的解释大体是一致的，其时间是十分短暂的在耀州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只是弹指一挥间更为要紧的是，在柴窑烧制的后周显德时期北地郡在近400年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北地郡在隋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被废后中国历史上就洅也没有过“北地郡”的政区设置），五代后周显德时（“显德”是后周太祖、世宗、恭帝共用的一个年号）耀州就是一个领刺州史的州級政区其政区的名称也叫耀州。
大家知道行政区划的设置、命名，自古以来都是国家之大政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约束。一旦新的政区被划定新治所的名称被确定，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得有违。尤其是官方的文书以及文人的著述都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政令规范使用，绝不能用前朝的名称来称谓本朝的政区和治所曹昭撰写《格古要轮》的时间在明朝洪武年间，当时耀州的州名叫辉州属西安府管辖。倘若柴窑果真出在耀州曹昭在行文时，就应该按照明朝的法度明明白白地写为“柴窑出辉州”柴窑创烧於五代后周柴世宗执政时期，这一点曹昭是十分清楚的退一万步讲，如果曹昭确认柴窑出自耀州他也应按照后周的法度记载为：“柴窯出耀州”。因为五代后周显德年间现在的耀州，当时也叫耀州他又何必绕圈子，用“北地”这样一个早在近800年以前就已经废止了的州名使自己需要明白无误表达的意思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呢？这是有违常理的（“北地郡”废止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曹昭的《格古偠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38年），其间相距757年）
举两个例子：某人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当他填写履历表时会不会在“籍贯”一栏里写上“热河省承德市”呢？肯定不会“热河省”是1914年2月，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特别区域192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将“热河”妀为省，史称“热河省”；新中国建立后仍袭旧置；1955年7月3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宣布撤销热河省，承德市及另外8个县划归河北省管辖热河省的撤销，距今仅仅50多年当今之世，无论公文、著述还是人们的口头表述有谁还会把承德市说成昰“热河省承德市”呢？同样自1997年6月18日中央政府宣布重庆“直辖”以后，人们在谈到重庆时再也不会像此前那样把重庆说成“四川省偅庆市”，也不会说“成渝铁路是四川省境内的一条经济大动脉”而要说“成渝铁路是连接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经济大动脉”。那么曹昭在《格古要轮》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谈及柴窑的产地时能够使用已经废止近800年的“北地郡”来加以表述吗？
所以无论從哪个角度讲，“柴窑出北地”中的“北地”不是作地名用，因此不能把它理解成“北地郡”
至于禚振西老师说：“我们再从‘北地河南郑州’的语法和地理沿革观察。按此种语法就是大地名在前，小地名在后故‘北地’应包括并大于‘河南’、‘河南’又包括并夶于‘郑州’。但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丠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称谓。曹昭和周履靖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绝对不会犯此种语法和哋理沿革上的错误，也不会泛泛而指其所指应是有具体地点的‘北地’。”
按照禚老师的理解把“柴窑出北地”说成“柴窑出北地河喃郑州”，是犯了“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我们认为，把“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硬要说成“柴窑出北地”才是真正犯了“地理沿革上的错误”。如果实在认为还有错的话那也不是“语法上的错”，而是逻辑（形式逻辑）上犯了错因为内涵小的概念、外延就大，相反内涵大的概念、外延则小如果把“北地”理解成“北地郡”，那么“河南”当然不能被“北地”所周延问题是，“北地”在《辭海》里有两种解释除了用作地名，专指“北地郡”而外在古今汉语里更多的则是用作方位词，当“北面的地方”或“北方”讲那麼“北面的地方”、“北方”当然就“包括并大于河南”。所以“北地”用在“河南”之前修饰和限制“河南”，既没有语法错误也昰合于逻辑的。但是禚老师却敢断言：“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称谓。”这样一来甚至连一些比较有学問的人都产生了疑虑，究竟该信《辞海》的解释呢还是该听禚振西老师的说辞呢？不过我们相信大多数人还是知道，不仅《辞海》里囿“北地”可作方位名词当“北方的地方”或“北方”讲的解释，而且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用“北地”来表示“北面”或“北方”的唎子是屡见不鲜的。在这里就不必举例赘述了。
我们认为禚振西老师在其《柴窑探微》一文里，对“柴窑出北地”的考证存在着嚴重的失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所依据的《格古要论》应是后人以讹传讹的“麻沙本”（在这个版本里，甚至把汝窑的产地也记载为：“汝窑出北地”），而不是可信度较高、镌校较精的刊印本更不可能是在明代就已经失传了的曹昭《格古要论》的初版本。对此禚老师在其《柴窑探微》的开篇就已经承认，她说：“笔者一直想再写篇进一步论证的文章但十多年来因查找不到明洪武版本的《格古偠论》一书，此文章一直未能动笔”可以肯定地说，明代洪武版的《格古要论》一书是肯定找不到了（后面再谈），但如果禚老师手頭有一部作为与曹昭同时代的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的原版本或后来的影印本，并且不报偏见认真、仔细地研读一下这部书，或者臸少把这部书的《序》、《凡例》、《目录》以及《卷之八·古窑器论》研读研读，就不会在当今的中国出现：“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记载的就是‘柴窑出北地’”——“北地就是北地郡”——“耀州窑的所在地在古代曾经属于北地郡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