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在微博辱骂截图可以起诉吗上恶意辱骂女性,甚至提出女性不配上学的言论,构成犯罪吗

原标题:互联网时代女性的自我想象:是落入陷阱再度迷失还是打开新的逃逸之路?

“人类的一半是女性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人类的一半我们必然是在以某种方式整体地去触碰今日世界。”

“有趣的问题在于这些女性的、朝向女性的关于身体的、关于性的幻想书写当中,却以奻性的身体的缺席为重要的结构性条件”

“今天当你对某一种现象深恶痛绝、愤而投身于网络战争的时候,对不起你在为你的敌手贡獻流量。这意味着他的资本的滚动和资本的升值准确地说,是股价的升值

“在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化当中,在这样一个新的排斥和放逐结构当中所有既有的偏见,都会再度强有力地重新占据前台性别是必然的参数。”

戴锦华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文化研究学者

佷久以来,我都不热衷于去专门的就性别议题进行公开的演讲或者写专题的文章。但是与此同时性别议题始终对于我来说,是我个人苼命、个人学术、个人思考当中最为内在的、最为恒定的、最为一以贯之的命题。

矛盾在于我的基本认知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其實女性议题看似清晰明了、看似有那么一系列的确认的议题,或者确认的思考路径及其思考方式而且任何女性议题也经常即刻引发社会嘚两大营垒立刻变成两大阵营,然后进行颇含情感热度、也颇含情感伤害的论证但是其实人们经常忘掉了基本事实,就是——人类的一半儿是女性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人类的一半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讨论女性问题的时候我们必然是在以某种方式整体地去触碰今日世界,去触碰今天整个世界的结构、文化、规范整个世界的主流与支流,主流与支流之间的相互交错、相互冲突和楿互抗争

01 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如何改变了女性整体定位

而我也必须补充说明,我思考所有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和基本的前提是我们所經历的不仅仅是20世纪到21世纪这样一个自然的历史的断代。

20世纪到21世纪这个世纪之交我们一边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进程完全不是一个修辞,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全球市场、全球物流、全球生产链、全球金融资本的整体布局和整体掌控的形成

而另外一边,峩们经历着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明的曾经希望用于军事的技术全面的民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用新技术革命来描述的这场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巨变

对我来说,这一场被美国、法国的学者公认为也许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工业革命的一场革命,有兩个代表性的领域:一个是生物学革命也就是基因链的破解;而另外一边,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被改变的技术的普及和运用鉯及技术的不断刷新,就是数码转型

新技术革命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超过了工业革命

而这样一场新技术革命,它不仅仅改变了生产状态吔改变了全球的资本结构、全球的工业生产结构、全球的劳动力结构。

那么它必然使得作为人类一半的女性在这一场技术革命的冲击之丅,深刻地遭受冲击经历一个重新的自我定位、社会定位,经历一个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女性与他人、女性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再喥的定位过程

可以说,我们要讨论今天世界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包含对女性议题的思考;同时,任何一个女性议题的提出其实都必然地牵涉到全球性变化的进程。

当然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参数也必须提及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崛起:西方现代历史或西方资本主义历史500年之间,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国家,经济起飞、经济崛起并且全面加入了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乃至全球政治的进程。

这些似乎不用多说因为正在发生的中美交锋,正在发生的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以及在新冠病毒全球流行当中的關于中国的故事,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

中国不再是19世纪所谓“上帝背后的国度”不再是一个“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中的例外。

这时候有一个命题已然出现或者说这个命题是个伪命题,那就是中国女性或者中国与女性,或者说生活在中国的女性

这是我想哏大家分享的一些我思考的基本坐标和前提。也许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它太大了、太空洞了,而对我来说它非常具体它渗透到我的个人苼活、我的个人生命,以及我的学术、我的思想、我的工作和女性议题的每一个命题当中

02 “女性”,如何在文化工业中凸显

我今天选择嘚一个更具体的命题是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文化工业、今天的文化生产、今天的流行文化时尚的发生和制造,在这其中女性的角色有没囿变化?性别的再现有没有变化

而所有这些变化,对于一个女性主义者对于一个思考女性议题的女性学者来说,它意味着什么换句話说,这一系列的变化究竟是一场与革命相伴生的进步,还是这场变化同时伴随着怪诞的、逻辑的坠落或者倒退

新文化、新技术,新嘚文化生态、网络空间究竟打开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的逃逸之路,还是布设了越来越多的陷阱使我们不断地迷失和陷落?

事实上到结束的时候,大家会意识到我没有明确的判断或者说我拒绝做出明确的判断。

其实自西方现代历史开启以来,自100年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開启以来自五四时代女学生做为一个全新的社会形象,和男学生、新青年们一起涌上街头以来女性的议题就始终是社会的最大议题之┅。

但是女性议题也始终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倒退女性的进步、社会的倒退,或者社会进步的同时一部分女性在进步,而另一蔀分女性在坠落

回到刚才的前提,因为女性是人类的一半儿所以女性势必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民族、种族、区域、阶级、肤色的议题の间。每一个关于这种议题的讨论如果缺失了女性的层面,它会是一个伪命题;而一个隔离了所有关于对阶级、对种族、对民族主义、對革命和战争、对历史与现实、对进步与倒退的整体性的思考的女性命题也许不一定是伪命题,但它却可能是一个具有陷阱性的命题

朂常见的一个陷阱就是:

某一种女性认为,自己可以代表女性的整体和女性的全部

当然,类似这样的讨论马上要面临另外一个困境,僦是始终有男权主义者坦率地说我更喜欢用的一个词是男权沙文主义者,也就是社会主流的保守的道德主义者他们会利用女性是人类嘚一半、女性是千差万别的,高阶级的、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得天独厚的成功女性和沦落在底层的残疾人的年老的边缘的女性之间,沒有共同之处来作为一个取消女性命题的“逻辑”的借口。

所以谈论女性命题我们要面对的是十面埋伏,但是没有应对十面埋伏的准備也不足以去处理女性命题。回到我的讨论我们会看到20世纪21世纪之交、21世纪最初的20年当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

女性生产者以极强的仂度、以极高的数量、以极为迅猛的发展势头开始在整个文化工业、文化生产当中涌现、凸显。

我只举几个例子每一个例子都包含它各自的历史脉络、文化语境、文化过程,跟大家分享一个女性对于文化生产的介入和女性在整个大众文化生产、流行工业、时尚文化当Φ的主体地位的非常清晰的凸显。

一个名字大家可能会非常熟悉,J.K.罗琳J.K.罗琳的系列小说《哈利·波特》,及由她强力主导的系列电影的拍摄制作,形成了十几年的一个特殊的全球文化景观。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

夸张一点说J.K.罗琳的《哈利·波特》,它在全球范围之内盘活了阅读这个似乎已经消逝了的文化习惯,对纸质书的阅读,对长篇小说的阅读,对多卷本长篇小说的阅读。

同时,这个系列电影咜使得已经被遗忘、被边缘化久矣的英国演艺界、英国文化工业,全面地借助好莱坞再一次出现在流行文化的前台。

这个系列电影使嘚英国文化工业再一次出现在流行文化的前台

同时,J.K.罗琳经由《哈利·波特》把自己造就,或者说把自己放置到全球的富豪榜名单上。

她昰今天时代的成功者于是她的故事是一个20世纪之末最有力的励志故事:一个单亲母亲、一个无业女性、一个在冬天花不起取暖费的女性,在咖啡馆中创造了一个传奇故事《哈利·波特》的传奇故事,也是文化书写、文化工业的传奇故事。

第二个例子是继J.K.罗琳而生的,是突然之间在欧美流行的一套长篇小说《暮光之城》。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拉丁美洲秘鲁、亚洲的泰国的大超市当中,看到本地文字蝂本的《暮光之城》看到电影的DVD热销。

《暮光之城》中的吸血鬼书写

当然这一次由此引发的叫做“吸血鬼女巫团”的故事,其实它凸顯了或者提示了一个在英语文学当中始终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由女性主导的我们会叫奇幻文学的脉络,就是吸血鬼书写

如果我们深究嘚话,吸血鬼书写是一个关于性别的书写是一个关于性的书写,一个具有性幻想意味的书写

它携带着男性的恐惧,携带着男性对于整個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外来者、内在的外来者的恐惧;也携带着资产阶级男性布尔乔亚男性对于自己妻女贞洁的担忧。

所谓吸血鬼之吸血、吸血鬼之初拥本身带有破处的意义,它因此充满魅惑又令人恐惧

那么由此会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女作家,只是在她创作的全盛姩代还不是一个女性在文化工业当中涌现的年代,就是安妮·赖斯(Anne Rice)

安妮·赖斯,美国作家,以吸血鬼题材小说闻名,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包括《夜访吸血鬼》《吸血鬼女王》等

1994年的一部好莱坞著名影片《夜访吸血鬼》——如果回到我的专业,在电影文化工业當中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是吸血鬼题材脱离恐怖片这个B级片的永恒定位而进入到A级制作、豪华阵容、一线影星的时刻

而今天腐女们用她们的眼睛很容易辨识出,其实它又是一个同性恋情的故事甚至是一个同性家庭的故事。

《夜访吸血鬼》是一个同性恋情的故倳甚至是一个同性家庭的故事

《暮光之城》之后,非常奇特地激发了又一轮女性写作者引发全球流行数十种文字的翻译、不同年龄段嘚阅读、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们的阅读,就是所谓的《五十度灰》

更有趣的是,这本书不需要深究大家就会知道它原本是一部《暮光之城》的同人写作,因为遭到了暮迷们的围剿认为它OOC(注:out of character,认为同人作者书写的角色不符合原著设定的一种评价)认为它亵渎了、玷汙了、偏离了原作,所以作者一气之下取消了吸血鬼设定、改变了人物的姓名把它作为一本独立的小说出版,而且造成了可媲美于《暮咣之城》的流行程度

那么它其实凸显了今天女性在文化工业的前景当中涌现的一个重要的、潜在的、此前不可见的线索,也就是战后始洎美国的同人写作女性阅读的同人俱乐部,所谓的slash或者今天在中国会被称之为耽美(同人)的这样一个亚文化的书写线索,是如何浮絀水面、如何进入到了传统的主流的文化工业和文化生产的脉络当中

(注1:当代中文网络社群中的同人一词,意指建立在已经成型的文夲(通常是流行文化文本)的基础上借用原文本已有的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基于故事情节和世界观设定所做的二次创作有小说、绘畫、视频剪辑、歌曲、游戏等形式。同人一词源自日语原意为志趣相投的人。

Slash即“真人耽美同人”,以真人形象为出发描写的同性人粅之间的情感和互动作品这种同人通常依托于明星偶像的粉丝圈存在,常见于娱乐圈偶像团体内部CP或体育圈等RPS的禁忌性与争议性很强,需要顾忌因为对人物关系的想象而惹怒到涉及的真人被亨利·詹金斯称为是“粉丝圈的黑暗的小秘密”。同时,也存在着娱乐公司专门鼡这种娱乐消费方式来诱导粉丝的情况,即“官方卖腐”提供一些可以理解为亲密关系的互动材料以诱发粉丝对二人关系的想象与推崇。

以上注释源自《破壁书》词条由郑熙青编撰。)

而事实上当这样一个同人文成为了全球畅销文本,当然也是旋生旋灭的流行时尚的哃时我们会看到:

曾经作为女性亚文化的,所谓的Slash、Boys' Love、耽美开始作为一个新的文化生产的增长点,作为一个新的流行趋势、一种新的禁忌之恋、一种新的欲望表达甚至开始成为了好莱坞的新的表达来源,或者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在亞洲也是在战后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出现了一批个人身份是家庭主妇或者个人身份是part time(兼职)的工作者的女性,她们开始形成了日夲流行文化工业的一个特定的脉络就是所谓的少女漫,所谓的轻小说

这些少女漫和轻小说,明确地以女性消费者为诉求开始营造生產女性的白日梦、女性的性幻想。

少女漫和轻小说营造生产女性的白日梦、女性的性幻想

当然,也是在这个脉络当中生长出了所谓BL这個特定的书写脉络和书写方式。

再往后推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大家都曾经经历了韩流的涌动在这里我要区分韩流,基本不包括韩国电影韩流主要是在流行音乐、偶像经济、韩剧的意义上,标志着它的全球流行

正是在韩流的全球涌动当中,在韩国出现了中年家庭主妇莋为主要成员的庞大的编剧队伍于是非常有趣:

由女性编剧所营造的肥皂剧、通俗剧、家庭伦理剧当中,开始伴生出了一种男明星一種迎合女性观看欲望的,满足着女性的性幻想和性别幻想的男性的偶像形象开始涌现、开始构成,一种开始是东北亚的、后来逐渐冲击箌全球的新流行文化

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结论似乎失效了。因为主流的电影工业、电视工业建筑在一个视觉结构囷权力结构之上:男人看女人被看;男人行动,女人作为行动的对象、行动的承受者

(注:劳拉·穆尔维在电影理论中提出了“观看本身就是快感的源泉”的观点。电影播放的场景就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窥视的空间:银幕作为观看客体在光亮中展示,观众作为观看的主体处茬黑暗中注视观众和银幕之间形成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主流电影中展现给观众看的客体通常是女性观众要么通过男主人公嘚视线和他一起观看、占有女主人公,要么通过银幕展示的女性脸部、双腿等特写镜头直接观赏女性在观看中,观众(男性)力得到释放从而获得窥视的“视觉快感”。)

而在日本流行文化工业之中我们今天会称之为女性向脉络之中,在韩国这样一个女性的编剧团队鉯一个征服世界的姿态出现在屏幕之后的时候突然,一种新的欲望结构涌现了

同样各种八面来风冲击之下的中国,这样的一种文化变囮率先在网络书写、网络文学当中发生。于是在我们的大量的女性书写的言情小说之间在所谓的确认为女性向的,女性书写、为女性所阅读而阅读者不单纯是阅读者,她们不仅在网络(收费)的制度当中成为具有高度的谈判资格的介入者和谈判者而且她们会以各种各样的同人画、同人歌、同人视频的方式,参与这样一个文化生产过程

那么所有八面来风的汇集:在中国,一边是所谓女性向的女性书寫、腐文化的流行、双男主剧的热爆;另外一边从图画的另一个角度望去,流量经济、粉丝经济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生产市场当中最被关紸的、最强有力的、最快速的资本流动的路径

当然这个时候被改变的,不仅仅是文化生产、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当中的性别结构或者性別位置它同时改变的还是一种关于消费与生产、关于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曾经非常清晰的分野的消融。

每一个消费者不仅在消费而苴同时在贡献流量、在生产。

今天当你对某一种现象深恶痛绝、愤而投身于网络战争的时候对不起,你在为你的敌手贡献流量这意味著他的资本的滚动和资本的升值,准确地说是股价的升值。

同样的现象出现在流行文化场域当中也出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當我们进行这样的描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回过头来限定一下,“女性”

出现在哈迷和暮迷之间的、《五十度灰》的热爱者之间的、驕傲地或者隐秘地享有腐女快感的、幸福地消费着双男主的、幸福地加入到各种各样的偶像文化,或者沉浸式地嗑CP的所有这些女性,我們去指的究竟是哪一个社会群体

BBC《神探夏洛克》中的双男主模式

很简单,她们当然是生活于都市的、很多时候是大中型都市年轻的、掌握新技术的、受过足够高教育的,更重要的是拥有消费能力的女性

所以,当我们说女性介入文化生产女性开始引领和主导文化生产嘚时候,当我们说女性开始改变她们消极的、被动的、作为欲望客体、作为行为客体的永恒的被动位置的时候我们要再次回到这个被主體化的女性,她们的主体位置何在使其主体化的力量何在?

在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变化这样一个对于流行文化生产、流行文化消费嘚观察之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再一次地跟大家共享关于突围与落网、关于进步与倒退、关于引领着妇女解放嘚方向及其可能,以及女性整体地再度被推回历史地平线之下、甚至要被葬埋在历史地平线之下的这个复杂矛盾的今日现实,以及今日現实当中女性的自我思考

首先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我们会看到女性的主体浮现女性在文化工业当中的这种越来越中心的、越来越具有新鲜感召力的这样一种角色,它的赋权过程是怎么完成的

刚才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大部分朋友也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通過消费能力。

通过后援会可以在多么短暂的时间之内集合起多么巨大的一个金额数,通过粉丝们的热爱、粉丝们的努力可以怎样迅速哋把他们在排行榜上推向高峰、刷新历史记录。

我不想简单地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左派式的质询左派式的质询会是:这是少数人的特权,这是金钱的拥有者或者是阶级的高阶者独有的权力

我不想简单地提出这样的质疑。当我们真切地在中国的流行文化、中国的影视剧当Φ看到了这样一个欲望结构反转的时候,女人看、男人被看女人的欲望主导着银幕形象、镜头语言、镜头组接、镜头再现的时候,我想问的是:

女性对男性的欲望观看和男性对于女性的欲望观看,应不应该有所区别

如果说男性投向女性的欲望目光,是一种把女性像釘死蝴蝶一样的物化的过程那么女性投向男性的目光,难道也是如此吗

我们用特写镜头去切割他们的身体,我们用欲望的目光去固囮某一种想象的投射。

那么这和我心目中的女性议题和女性主义,某种意义上不相关。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女性主义的前提是反本质主义,女性主义的前提是尊重差异女性主义的前提是,尊重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是岼等的而不是,我有钱、我有权我就可以把对方客体化的这样一种努力。

03 落网之处逃逸之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议题是這种对女性的欲望主体的浮现、对男性形象的消费,这样一种所谓双男主、所谓嗑CP——当然嗑CP也可以是异性CP所有这种努力当中,在此前嘚造就的节目当中我说过我可以体会到中国特定历史的成因。(点击阅读:《戴锦华访谈全文版:女性的力量往往在社会出现绝对危機时才得以发挥》)

那就是独生子女一代,被独生子女一代反身结构的社会如何把每一个独生子女,逼成一个没有主义的个人、一座孤島

而亲密关系变得如此奢侈、而又如此的恐怖,所以他们经由这样的关系去想象亲密关系,在不可能的前提下去想象亲密关系

我们還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这种新的女性想象,新的女性欲望结构的建构性意义比如说,在耽美写作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女性写作当中看箌这样的视野,这样一种完全不被局限在女性书写者的性别身份之上的类型、题材、价值、风景、逻辑

简单地说,我从来没有在女性书寫当中看到这样一种和男性别无二致的思想与逻辑。

但是在这儿我不想再简单地去讲述所谓建构性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在中国如此迅速地流行如此庞大的女性写作群体和女性受众群体本身,已经说明了它和我们的社会之间存在的对话和互动关系

但是我在这儿想问嘚是,我在这儿想表达的是这样一种女性的“男性”书写,如此的雄浑、如此的庞大、如此的丰富它本身告诉我说:这也是独生子女嘚一代,因为中国接近一半的家庭只有女孩子而中国式的对后代的无尽的期待和中国式的望子成龙的逻辑,使得这两代中国女性她们昰在相对来说性别区隔教育最薄弱的状态之下长大的,她们和男孩子承受着一样的社会期待和社会压力在成功的独木桥上艰难前行。

某種意义上说这样一种女性对于男性的想象,成功地放置了她们个体生命经验之中的那部分社会化的事实

经历了这样巨大的变化,尤其昰经历了数码技术对于劳动力结构、性别分工改变生产资本和劳动力结构的前提的改变的时候,我的问题是:

我们在男性的形象、男性嘚生活、男性与男性的爱情之间放置了我们个人的女性的社会生命经验。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女性形象上同样放置我们的社会性自峩、我们的社会性经验?

我的好朋友台大的张晓红教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简洁而有力的回答:

妇女解放运动200年,风起云涌100年到今天女性仍然没有创造自己社会性的模板。

一旦进入社会性表述的时候女性要么就是花木兰式处境,要不然她就必须在她的社会表达当中退囙到女性的模板、或者女性的规范之下。

同样无需讳言的是就像《五十度灰》所昭示的、所彰显的女性的书写,尤其是女性的同人书写所引申出的脉络当中包含了一个已经延续了150年、但这个时候被放大了的一个幻想结构,那就是女性的身体幻想、女性的性幻想女性在身体和性幻想意义上的白日梦的这个场域。曾经在全球范围之内同人写作、slash、BL、耽美,曾经成为了这样一个去传递和负载女性的身体幻想、女性的性幻想的这样一个场域

可是同样有趣的问题在:这些女性的、朝向女性的关于身体的、关于性的幻想当中,却以女性的身体嘚缺席为重要的结构性条件

女性在文化生产当中凸显出来的主体位置,女性的消费者与女性的文化生产者之间的差异距离鸿沟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含混、被消磨。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新的女性的社会生命的模板出现,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种对女性身体的坦然的、同時是反思性的表达出现

回到我的开头,或者说到达了我的结尾我们说,新技术革命整体地改变了人类文化生态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嘟抵达了“美丽新世界”

我们在经历着技术革命,每天在享有着技术革命的便利而且就像人们所说的,在互联网上没有人在乎你是一條狗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在互联网上性别成了一个勾选选项。

你勾选了我是男性或者我是女性于是互联网就会以他们关于两性的萣型化想象来涌向你、包围你、理解你、定义你、服务你,而没有人在乎在勾选背后、屏幕背后、网络数码流背后的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但是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在造就着一个已然发生、将极为残忍的事实: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将制造大量的过剩劳動力。

每一场技术革命之后世界最急迫的议题是:如何消化过剩劳动力 。

谷歌的一位顾问给出了非常坦然、非常残忍的一个描述他说,这一场新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的剩余劳动力是多少?

98%的人在这场技术革命之后成了过剩劳动力。

说到怎么办这位顾问给出的结论真嘚让我发指、让我齿寒。

我也把他所谓的98%夸张了也许是50%、70%,也许是90%的过剩劳动力成为新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结构性弃民。他们结构性的無用他们不是失业,他们是绝对的过剩他们是无用。

去年另一部韩国电影征服、风靡了艺术电影的舞台《燃烧》。两个电影都在讲夨业、边缘人、弃民、过剩劳动力人口

一个小小的信号就是,今年年初的奥斯卡居然把它的最佳外语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给了┅个韩国男性导演的电影《寄生虫》

在《燃烧》当中,你看到一个如此年轻活泼的、来自乡村的打工妹她是怎样把她全部的收入和大量的负债用于整容、国际旅行。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她分享着社会顶层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自我想象。

而在影片当中她也就被顶層无所事事着、声称今天工作和玩没有什么区别的当代韩国盖茨比,视为没用的、没价值的生命被他选作祭品、被他杀害。

我们说在這样一个急剧的变化当中,在这样一个新的排斥和放逐结构当中所有既有的偏见,都会再度强有力地重新占据前台性别是必然的参数。

女性的整体正在面临着这样一场激变那么一个议题变得并不遥远,新的技术革命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巨大喷发但是当物質生活变得如此美丽的时候,一边是我们如何应对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而另外一边,我们是不是该有一些时间、空间、场域去重新谈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形态,重新谈人类的生存

我一直认为,女性主义原本应该成为具有资源性的所在女性的整体生命千差万别,作为囚类的一半女性作为长久的被男权父权逻辑所放逐、又被男权父权逻辑所借重,作为永恒的内部的外人、外部的内人的这样一种历史角銫是不是曾经赋予给我们某种历史经验,是不是曾经赋予给我们某种alternative——另一种选择另一种道路?

当中国必须是未来的中国才有未來的时候,我认为女性也不仅仅是历史的而必须成为未来的。

所以我觉得已经形成的女性在文化工业当中的格局,女性对于文化生产嘚主动的强有力的介入也许是一个机会。

如果我们在这儿落网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儿再度逃离。

如果我们在这儿撞到了一面墙壁的话那么也许,这面墙壁是可以被击破的

从这儿,我们赢得的不仅仅是性别的解放而且是未来、是时间,是历史、是可能性

从18年采访戴錦华老师之后,我们就屡屡见到造就的粉丝们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戴老师请来做一次演讲分享我们也一直在为促成这件事而努力。在疫情的背景下有幸以线上的方式邀约到戴老师来做一次主题演讲。

戴老师的也始终是我们做女性话题的一个初心她对于女性话题的剖析永远都能打开更广阔的角度,剖开最尖锐的矛盾击中最痛的地方,同时又给人以抚慰和力量也希望这个演讲能同时启发更多的可能性,埋下更多希望的种子

感谢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对本次大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本文未经造就授权禁圵转载。)

原标题: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昰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

著名作家张翎出版了散文集新作《三种爱》,通过实地探访、查找文献书写了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到二┿世纪初的三位欧美女作家乔治·桑、勃朗宁夫人、艾米丽·狄金森的人生故事

不得不承认,后世对当年成就卓著、著作丰富的乔治·桑和勃朗宁夫人的作品已经兴趣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她们惊世骇俗的罗曼史。不过,在男性掌握话语权和社会资源的时代,女作家们的情感经历和她们的创作经历密不可分。

“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遥遠。”在当时女作家们不过是“有思想的胸脯”。不过如果能通过对她们情感经历的追索,一步一步使读者们走进她们的头脑和心智从而关注她们的作品,也总比让她们的文学史被遗忘要好

出于谋生的考虑,过去张翎分配给写作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她做了十七年的聽力康复师,剩下的时间也被家庭、社交、旅游、阅读所挤占分配给写作的时间只有碎渣,她只舍得用来写小说不过现在时间宽裕了┅些,阅历有所增加她开始写作散文。

在一次回国旅行中张翎遇见了当年复旦外文系的同学陆建德教授。陆建德现在仍在从事英美文學研究他是《三种爱》最早的读者,几年前读到电子稿时就鼓励她继续书写欧美女作家的情感经历将她们的生平和作品引介给国内的讀者。

《三种爱:勃朗宁夫人、狄金森和乔治·桑》,张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2020年3月版

在男性掌握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年代裏,

张翎著名作家,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定居多伦多,曾出版《余震》、《金山》、《劳燕》等

新京报:写作欧美女作家的凊感经历和创作生涯,你是什么时候诞生了这一想法

张翎:我本科就读的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这次和我一起接受采访的陆建徳教授是长峩一级的师兄也是精通中西文化的资深学者。在当年的同学中很多人华丽转身进入了其他领域,而一直坚持待在学术或写作圈子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毕业几十年后在一次回国旅行途中,我偶然再次见到了陆建徳教授(当时他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时真是非常惊囍。这次的《三种爱》出版书中涉及的话题正好是我们共同的偏好,相信我能从他那里蹭到一些智慧火花

我出国后修的第一个硕士学位也是英美文学专业。日后我成为了华文作家英美文学带给我的影响总还会时不时地“侵蚀”我的汉语写作。我发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紀初那段时间欧美文学史上开始出现一些非常优秀的女作家,她们在那个男人占据着几乎所有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时代里艰难地寻找著写作的狭窄可能性,她们的路上障碍重重有来自维生的、感情的、社会习俗的多重制约。能真正跨越这些障碍脱颖而出的真是合了┅句英文说法是“鲜少而间隔遥远”(far

她们有的只能以男人的笔名来发表作品(如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有的选择放弃成为妻子和毋亲的权利比如简·奥斯汀就终身未婚。她们都遭遇了和同时代男作家相比不知要严苛多少倍的才华审视和道德评判。

拜伦雪莱大仲马等男诗人、男作家在女人和婚姻的泥潭里不知打过多少滚,他们的私生活也受诟病但却不影响他们的作品被人拥戴。相反伊丽莎白(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与一个单身男人的自由恋爱,以离开故土家园并永远失去父亲的遗产为代价乔治·艾略特与一个深爱的已婚男人的长期稳定同居关系,遭到了整个英国文坛毫不留情的唾弃和排斥。这些女子作为作家的灿烂才华和作为人的超常勇气,使我很早就产生了探讨她们生活、把她们进一步推介给汉语世界读者的心愿。

新京报:《三种爱》中写到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和乔治·桑三位女作家。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勃朗宁夫人和艾米莉·狄金森和乔治·桑并不是国内读者最耳熟能详的欧美女作家为什么会选择书写她们三个人的故事?这个系列的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吗计划还会写谁?

张翎:勃朗宁夫人生前在英国诗坛里的名字远比勃朗宁先生响亮曾经被传提洺桂冠诗人。乔治·桑在巴黎文坛名噪一时,当时许多著名的男作家、音乐家、画家,如德拉克洛瓦、安格尔、李斯特、舒曼、门德尔松、巴尔扎克、雨果、福罗拜、海涅、大仲马,无不以是她的座上宾为荣。

但时过境迁当年最热捧的名字,现在却被淡忘了也许她们会茬将来的某个时刻因某个无法预测的契机,会被人再次从灰尘里淘洗出来就像张爱玲那样。张爱玲当年在上海红透半爿天但解放后完铨销声匿迹几十年,若非夏志清的挖掘恐怕她还不知要在故纸堆里沉埋多少年。

这本书首选了这三位作家除了个人兴趣之外,还因为峩的旅行计划我在书写每一位作家之前,都必须要到她们的故居实地采风这三位作家的故居在行程上安排起来比较顺手,就先选择了她们但我感兴趣的女作家远不止这本书里涉及的三个人,将来我可能还会以续集的方式进入这些人的生活如乔治·艾略特、简·奥斯丁、凯瑟琳·蔓殊菲儿、佛吉尼亚·伍尔夫等等。当然,这一定要看体力和兴趣是否能够维持。

新京报:你之前以小说创作闻名极少写散文。尛说和散文分别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各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辞去听力康复师的工作后你会多创作一些散文吗?

张翎:我花在小说仩的时间最多是因为对时间分配上的吝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以写作维生,所以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医师用薪水来养峩的写作梦。那时候我一天的时间被谋生啃去了最肥的一块剩下的那一小块再被家庭、社交、旅游、阅读一一瓜分,最后留给写作的大概只剩下碎渣了我只舍得把它喂给小说。

我极少写散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惧怕——散文世界让我感觉不安在小说的天地里,我可鉯把我自己的想法掩藏在我的人物身后我始终站在他们的影子里,不一定非要暴露自己的态度和姿势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感觉既过瘾叒安全

而散文的世界则全然不同。失去虚构这道巨大的屏障我的个人情趣癖好、视点看法,都将无遮无拦地展现出来我总觉得有些個人观点是内衣,只适合晾在后院而不适宜晒在大街上。就是因为这种踌躇思量使得我不经常在散文的旷野里漫步。

现在时间相对宽裕一些而且随着阅历增长,如今的脸皮也比过去粗糙一些会更随心所欲地写作,任凭灵感引领无论是哪种体裁、哪种语言。

新京报:你曾经接受采访时说你喜欢旅游,《三种爱》也是你到三位女作家的故居拜访后创作的《三种爱》可以算是一种旅行文学吗?旅行茬你的创作中有怎样的作用

张翎:这跟旅行文学还不太一样,因为在这种行程中我对所谓的名胜古迹不太感兴趣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也鈈是特别在意。我的重点只在寻找这些人的生活足迹还有这些足迹在她们的人生和文学作品里反射出来的印记。

旅行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文化散文创作,我几乎都会去实地采风有时还会重复去。比如为写《劳燕》我去了温州中美合作抗战旧址;为寫《金山》,我去广东开平调研碉楼历史;为写《三种爱》我分别去过三位女作家在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故居。我的写作习惯通常是鉯做案头开始的沿着案头产生的灵感,再去寻找旧迹通常我身处作家故居、故里的时候,我对故事或人物已经大致了解了我期待故哋采风能让我漫无边际的想法落地,有时也指望采风过程中发现的某个细节能启发出案头工作里缺失的新灵感火花。

我没有明确地感到洎己的性别立场”

新京报:你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也在加拿大读了英美文学硕士,此后旅居加拿大多年却一直用汉语写作,是海外華人作家的代表汉语教育和英语教育对你的影响都很大。英美文学和华语文学分别给你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张翎:汉语给我的不昰影响,而是文化最基础的根所有其他语言(如英文法文)才是影响,它们像是给根施了各种营养成分或给根做了一次嫁接,使枝叶哆生出一种意象另外一种语言不仅是语言,其实也是另一双眼睛、另一片文化视野这里有两种解释:你可以说多一种文化理解会帮助擴宽视野,但你也可以说多重视野稀释了原始视野的情感浓烈度年轻的时候我很坚信第一种说法,现在不再那么肯定有时会问自己:渶美文学的教育到底给我的汉语写作带来了什么?假如我不出国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新京报:你提到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奻人与男人的关系史,离真相并不遥远三位女作家都算是凭借着创作才华和情感经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界有所成就你觉得研究奻作家的情感经历,对于读懂她的作品意味着什么

张翎:在那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即使是最精彩的女人,也必须知道怎样在男人的圈子里混日子如艾米莉·狄金森这样的“隐士,”也会在书信中对每一个出版人、编辑、攵人极尽谦恭溢美之词(她在世时没有发表过任何有案可稽的署名作品。)

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囹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十九世纪的女作家们大都同时使用着脑子和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开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互動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激,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被男人的身体征服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淛,同时也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中寻找缝隙甚至以男人的笔名,悄悄地渗入瓦解并重塑着男人的世界

用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过了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新京报:你的小说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也常常会把你归类为女性主义作家你创作时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吗?你认为自己是奻性文学作家吗你是否喜欢被人称作女性文学作家?

张翎:我不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首先我觉得文学不该以性别作区分。其佽在写作时我没有明显意识到我的性别立场。再者我的小说并不完全以女性为主导位置,比如《劳燕》《金山》《向北方》《流年物語》等等并不是以女性为主导人物的。我的女性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比男性深刻一点大概是因为书写女性时不需要做跨性别想像,个囚的一些直接经验使用起来比较顺手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把女性摆在男性的对立面只是我的女性人物虽然渴望男人,但不會赖在男人身上在男人选择离开的时候不会低身下气地乞求。她们和男人的关系有时相交有时平行,在做妻子或情人的时候多少有些母性冒出芽尖。假如这就是女性主义那我就只好认了。

女作家们“既是最‘惊世骇俗’的人

也是爱情‘原教旨’的最坚定信奉者”

噺京报:勃朗宁夫人、艾米莉·狄金森、乔治·桑都生活在保守的年代,但她们的女性意识却是非常超前和惊世骇俗的对婚姻、爱情、妇奻权益的观点都非常大胆。你觉得她们的女性意识在今天过时了吗今天的女性的生活环境在哪些方面比她们生活的时代改善了吗?今天奻性想要写作还有哪些困难?

张翎:的确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和这几位女作家的时代相比,生存空间有了很大改善起码女作家不再會单单因为性别本身而使发表渠道受限,女性追求创造性职业也不再是标新立异的事但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依旧还困扰今天的女性作家,比如独立维生的问题比如,妻子和母亲角色和个人成长之间的冲突东方社会中通常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的家庭结构模式,女性在成長过程中通过家庭教育和社会反馈产生的自卑心理等等这些因素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甚至在将来都会依旧影响女性作家的写作

新京报:乔治·桑和她的情人肖邦、缪塞的情史是大众津津乐道的八卦谈资,缪塞和肖邦的创作都受到这段情史很大的影响。你怎么评价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呢?

张翎:毋庸置疑,乔治·桑给每一个和她共享过生命的男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她是那个年代里全欧洲,甚至全世界范围里知名的女子,无论在生命热情和文采上,都是男性视线中出类拔萃、前所未有的景致但凡走进她生活的男人基本是一个类型:年輕,文采飞扬身体孱弱。桑杜、缪塞、肖邦都无一例外

乔治·桑的生命热情是吸引他们的最重要原因。这是一种角色颠倒——他们是飞蛾,乔治·桑才是火。乔治·桑的“火”给他们的生命留下了重大的影响,肖邦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他和乔治·桑同居的日子里创作的。但过于炽烈的激情总是不能持久的,他们的生命体量无法与乔治·桑抗衡,最后必然都是以乔治·桑的厌倦为终结。

新京报:三位女莋家的婚姻并不是像同时代人一样循规蹈矩的勃朗宁夫人选择了违抗父命私奔,艾米莉·狄金森终身未婚,乔治·桑和丈夫分居并拥有多个情人。这些女作家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身份是否存在冲突?婚姻和爱情对她们意味着什么

张翎:无论她们的婚姻状况如何不同,她们有┅点是非常一致的:她们只选择和自己灵魂相通的人一起生活;如果没有宁愿独身。以乔治·桑为例,尽管她离开丈夫到巴黎的日子可以用“声名狼藉”来形容,但她和每一个男人都坚守了两情相悦的底线爱情对她们不是维生的苟且之计,也不是利益上互用

勃朗宁夫人┅生不仅自食其力,还维持了一家三口人的生计而且,她在世时的名气已远远超过她的丈夫这些女作家选择和男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是理解和灵魂相通所以她们既是最“惊世骇俗”的人,也是爱情“原教旨”的最坚定信奉者

新京报:勃朗宁夫人和乔治·桑的罗曼史,是否会影响后世读者和学者对她们文学成就的评价?

张翎: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后世对她们作品本身的兴趣已经非常淡薄。我在做案頭的时候发现当年作品数量惊人的乔治·桑,现在在英语世界里只有一部英译本,而勃朗宁夫人的诗集,几乎一整个世纪没有再版过了。後世依旧念念不忘的是她们惊世骇俗的情史。这虽然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但是假如她们的情史能够引起后世的关注,使得后世能借着这个引子进入她们丰富的精神的文学世界那也总比她们被时间彻底遗忘要好,就让她们的罗曼史为她们的文学史做个歪打正着的广告吧

新京报:《三种爱》和一般的作家传记有什么区别,能提供什么样的新视角

张翎:在《三种爱》中,我对这些作家的生平资料做叻个人视角的整理和解释我的诠释并不遵从时间线索,也不一定追究某起事件但是通过我对她们的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了解,我试图找箌联系她们精神和文学世界的那条脉络换句话说,我用我的井蛙之见解读她们广阔的思想天空,也许片面但是独特。

新京报:艾米莉·狄金森的房间里悬挂着勃朗宁夫人的画像,勃朗宁夫人曾冒着患肺炎的风险穿越巴黎去寻找乔治·桑。她们本是素不相识。在当时男性主导的文学界,其他优秀的女性作家对她们来说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张翎:由于那个年代杰出的女作家很少,她们的触角很自然扫向与自巳灵魂相通的女性——即使她们不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她们一生中也许能够见面,也许只能通过书信交往也许只能通过阅读对方的作品,产生惺惺相惜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

佛吉尼亚·伍尔夫是晚于她们半个多世纪后出生的,她所处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虽然她依旧生活在男人声音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文坛,但她身边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the Bloomsbury Group),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独立才思敏捷的女作家女诗人女艺术家伍爾夫和她同性密友之间的交流机会,已经比前面几位女作家宽阔了许多但随着同性交流和砥砺机会的增多,同性之间的势利眼和彼此排斥的情形也开始出现蔓殊菲儿就在日记书信中谈到过伍尔夫对她的冷遇——这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张翎继承了复旦外文系学生中文创莋的传统

陆建德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剑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英美文学、中国近代文化与政治

新京报:阅读张翎的新书《三种爱》有什么感受?

陆建德:男女之间在保护少年儿童的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爱无禁区年龄、種族、财产、门第、健康状况都不应该是爱情的障碍,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爱情是被各种看不见的藩篱局限起来的天使。张翎这本新作中讲述了三个冲破藩篱的爱情故事应该说,我是《三种爱》最早的读者之一

几年前,张翎把文稿电子版发给我让我先睹為快,我当时就非常喜欢希望她接下去再写。拿到这本纸质版有老友重逢的感觉。这本书篇幅不大写起来却要花费很多工夫。了解莋家的生平总是对进一步理解欣赏她们的作品是有帮助的。

欧美国家传记写作非常流行但是写出好的传记并不容易,首先必须对作家那个时代的风气习俗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还得充分挖掘作家的书信、日记、笔记以及相关人物的回忆。传记还不断更新有的旧版本就被淘汰了。为撰写《三种爱》张翎涉猎了很多这类书籍,还寻访爱情故事主角的故居让读者产生一种亲切的现场感。

新京报:张翎本科鉯及在国外攻读的第一个硕士都是英美文学专业你觉得英美文学教育给她的中文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陆建德:我跟张翎是复旦大學外文系的同学她是七九级,低一级但是她的同学都非常优秀,互相砥砺形成一个足令母校骄傲的群体。张翎在著作的前面部分囙忆了昔日的校园生活,我眼前也浮现出她刚进校时的模样她喜欢创作,在学生时代就曾听闻现在她如愿以偿,二十余年来不断有新莋问世成为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

我先说一下外文系学生的中文创作复旦的中文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因卢新华的《伤痕》而名声大振,但是外文系的学生是不是人人争读卢新华我有点记不起来了。不过要说外文系的学生对中国文学不感兴趣,有失公允自从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确立之后,外文系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五十年代后才出现一些变化。

张翎小说的行文、风格帶着外文的影响这并不是一种短处。我以为不能过分依赖有一种关于中文句式、中国文学的本质主义想象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杂糅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一部分外文系的师生,自从新式大学创办以来一直走在创作的前列,这段历史在诸多现代文学史Φ可能讲得还不够。

我进外文所的时候袁可嘉先生还在上班,他是九叶诗人之一而这些诗人中有几位就是外文系学生,比如张翎的同鄉、诗人唐湜他就是浙大外文系的,杜运夑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英语专业陈敬容主要是自学成才,多译作长期在社科院外文所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郑敏在美国读了英国文学后又长期教授英国文学。两年前《王佐良全集》出版以前只知道他的英语文学修養让人钦佩,我读到他创作的新诗也是赞叹不已。穆旦也是西南联大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翻译上有卓越成就,创作的诗歌与英诗存在互文性至于当今外文系学生中文水平如何,我倒是非常关切甚至担心的

重提这一话题,是想请《三种爱》的讀者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不可分离。民国年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开路先锋往往在外国文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阅读、翻译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创造性地溶入自己的中国文学创作他们绝无一丝半点的排外心态,即使是文化上相对“保守”的翻译家林纾也在《闽中新乐府》中全面批判十九世纪末流行的习俗。他的译作所产生的影响现在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富矿。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在政治上与林纾分道扬镳他们却是这位大清举人翻译事业的继承者。

1964年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文学所分出獨立当时好几位学者都是民国年间外文系的学生,在创作上也有出色成就除了前面提及的袁可嘉,还有冯至、钱锺书(借在文学所)、杨绛、卞之琳、李健吾以及仍健在的宗璞去年辞世的童道明也是戏剧作家,不过他要晚一辈外文系毕业生从事创作,是民国年间形荿的传统张翎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

新京报:《三种爱》中写出了三位女作家在以男性主导的文坛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你认为历史上的知名女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性别阻力?

陆建德:历史上我国女性的写作才能,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充分发挥,我相信古代(唐浨之前)有些归于女性名下的作品是伪托的后来所谓的“闺阁体”、“香奁体”限制了女性诗词作者的想象空间,当然很多实际上还是甴男性代言女性作家的涌现主要还应归功于始于晚清的新式教育体制和新文化运动。一个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成就已能与男性莋家比肩,她们不满足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作品完全是“跨界”或者说“越界”的。

女性写作需要克服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伍尔夫在近百年前做的系列讲座《一间自己的房间》提出女性写作必备的一些基本物质条件,不然女性如何写作伍尔夫来自世家,不必为生计操劳当时英国很多知识女性作家忙于操持家务、带孩子,根本没有写作的时间我想起英国文学学者昆妮·利维斯,她对伍尔夫提出批评,道出很多新女性的心声。

张翎多年在海外生活,对此深有体会历史上很多女性的才能被埋没了,英国浪漫派诗人代表之一华兹华斯有个妹妹叫多萝茜她的日志已经整理出版,她具有一双长于观察的眼睛描写能力极强,但是她总是把自己定位在华兹华斯的助手、陪伴者嘚身份上如果让她在生活上独立,她会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

小说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女性读者和作者。十八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其实是很多的简·奥斯丁看不起的罗曼史作者大都是女性。英国十七世纪出过一位艾芙拉·本恩,她是女界的笛福,可惜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就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而言,乔治·艾略特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不输于任何男性作家,包括狄更斯和萨克雷。每个作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不妨多多关注他们各自的特点和长处。乔治·艾略特也有丰富的情感经历而且不怕触犯时忌,她或许会成为张翎下一个关注点

《三种爱》中提到的三位女作家,

新京报:你作为英美文学研究者如何看待张翎在《三种爱》中提到的三位女作家?

陆建德:这本书里談到三位女作家第一位勃朗宁夫人,现在读书界恐怕所知不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小说这一文学类型在世界上已形成压倒性优势蔀分与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关。我曾听说某出版社出奥斯丁的作品,为了生意经想用剧照当封面。伊丽莎白·勃朗宁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最杰出的女诗人,其实她有众多先行者,当今学界越来越关注浪漫主义时期女诗人的生平和作品,这是迟到的公平。

伊丽莎白比罗伯特·勃朗宁大六岁,早年骑马受伤,行动略有不便,很早就写诗,四十年代中期出名,罗伯特是她的仰慕者,几次三番去她家拜访,两人就相爱私奔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住了下来。英国人喜欢意大利是出了名的,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尼地区是首选意大利也常为英语文學提供背景,拜伦、雪莱等人的诗作自不必说亨利·詹姆斯的好几部小说则把读者带领到意大利城市的街巷和大宅子。

勃朗宁夫人年仅55歲就走了,她的父亲巴雷特先生不幸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动人的爱情故事里的恶棍他在牙买加种植园发了财,伊丽莎白私奔后始终未獲他的原谅。他的固执和所谓原则蜕变为冷酷而宽容、原谅(英文forgiveness)才应该是使得生活美好的重要因素。

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的十㈣行诗》是情诗的典范书名奇怪,因为罗伯特·勃朗宁曾戏称她“葡萄牙人”。她的诗才在生前已得到普遍的认可。我倒想在此啰嗦一句:勃朗宁的诗歌走出抒情的窠臼开创“众声喧哗”的局面,我国的研究者对此的关注是不够的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乔治·桑一度与巴尔扎克、雨果和司汤达等人齐名,由于她的小说多田园色彩,与时代进程不合,她的名声一百多年来似被同时代男性作家盖过了但是她是縋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典范,这种精神是永不过时的在法国十七世纪的文学史上,赛维尼夫人的书简和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走在欧洲女性创作的最前列后来一些沙龙女主人的贡献也是难以估量的,她们其实是文学事业的赞助人乔治·桑激发起诗人、钢琴家的创造热情,堪称另一种意义上的赞助者。

在艺术家的爱情故事里乔治·桑和肖邦的故事是最耐看的。乔治·桑在两人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多少扮演了毋亲的角色她对肖邦的分析,不妨在此引用她说,肖邦是一群出色的矛盾事物的缩影“这样的矛盾事物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出来,而苴它们自有其特殊的逻辑”:

如果肖邦同我相处时是那么忠诚那么亲切,那么愉快那么殷勤,而且态度恭顺尊重别人,可另一方面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对于我周围的人的那种生硬的态度。他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那时而宽容、时而古怪的反常心理便会一发而鈈可收拾,他总是先高兴得不知所以后来又对他们厌恶得要命,反来复去难以捉摸。

乔治·桑的精神支柱实际上来自她的儿子,肖邦却曾刺伤过他的心,可见一对恋人的裂痕并不完全由感情上的冷淡所致。

我也想到英国学者利维斯对劳伦斯的批评劳伦斯和比他大六岁嘚弗里达相爱后,弗里达离家出走三个孩子由她丈夫抚养,但并不是所有女性都会断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劳伦斯读了《安娜·卡列尼娜》后不大容忍安娜的犹豫,利维斯认为安娜舍不得儿子,劳伦斯缺乏对她同情的理解。我想爱情并不是超越社会关系的。

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完全是打破常规的,我们原来以为她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实际上她既有多彩的情感经历,又有不怕引起物议的胆量,令人遗憾的是她不像勃朗宁夫人那么幸福。狄金森逝世后她的生命就不再属于她的了,亲友中会有人来审查她的作品,希望留下没有任何缺憾的淑女形象,哪些诗该收,哪些不该收,就不是作者所能决定。但是没有缺憾或者说想象的中规中矩的“完美”,却不一定是丰满的我们原来看人,经常倾向于作二元对立的判断好人坏人,黑白分明;逾越界线就为社会以及舆论所不容。这种偏狭的心理习惯不利于社会嘚成熟和文学及其批评的健康发育

我坚信,小说凭借作者想象的力量能促进人类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同情的力量约翰逊博士在谈及传记寫作时曾经说过:“我们在思量他人的命运时,想象常会将我们暂时置于他人的情景中”(叶丽贤译文)小说的移情力量是类似的。

张翎的《三种爱》是夹叙夹议的传记作者自己对人生的体会和感悟也深入其中。作为读者我们进入了伊丽莎白·勃朗宁、乔治·桑和艾米麗·狄金森三位女性的情感世界,她们仿佛就生活在当今我们中间,不再是陌生的十九世纪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这不免让人回想起1918年《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号”,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玩偶之家》就是在那一期刊出的从此女性解放成为开奣社会的主流价值。鲁迅的文章《我之节烈观》也是发表在1918年中国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荡下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路程,女性名义上取得叻平等地位但还是面对各种压力,受到不公平待遇男女性别失衡就是无言的证据。在少数偏远的角落某些男性还怀念所谓的“女德”,当年被鲁迅所批判、摈弃的“节烈观”依然存在《三种爱》里的三位女性作家、诗人曾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追求女性的平等和婚姻洎由(勃朗宁夫人),走出婚姻的自由(乔治·桑)以及独立爱情的自由(迪金森)她们的范例至今仍是风中的旗帜。

随着文学批评研究中女权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以往被边缘化的女性走到了前台,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我相信张翎还会将更多的女性作家作品、生平和爱情故事收入她的视野之内,《三种爱》之后还会有更多的爱。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卢茜

【文/施卢蒂·拉贾戈帕兰、亚历山大·塔巴罗克】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Lant Pritchett称印度是一个“头脑指挥不了四肢的国家”(a flailing state)——哪怕上层下达的政策是明智的印度官员也无法执行,而且当上层领导的意志与官员的目标不一致时具体的计划可能会被积极地破坏。印度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既太大,又太尛:太大是因为印度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来规范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太小是因为它缺乏资源和人员来按照自己的野心进行统治。

为了解釋印度政府的抱负和能力之间的不匹配我们指出,印度精英过早地要求制定更适合发达国家的政策——我们以产假、住房政策、露天排便和教育政策四个案例来阐述最后,我们讨论了在有限的国家能力下发展中国家的首选治理和学习环境应该是自由放任的。

对于印度這种“上行下不效”的状态Matt Andrews、Lant Pritchett和Michael Woolcock给出了一个解释:为了满足外部机构的要求,印度政府和其他外国资金的接受者经常承接一些超出政府能力的任务,导致过早承受负荷“由于一开始就对组织能力建设的范围、复杂性、规模和速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外部参与者自身鉯及他们试图提供帮助的政府都会尝到失败的滋味”。

然而外部参与者的期望只是模仿的一个来源,人们阅读、倾听、欣赏、学习和唏望效仿的人也是关键我们认为,推动印度政策不恰当模仿的另一个因素是印度的知识分子——政界、官僚机构、大学、智库、基金會等等的高层人物——与英美精英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甚至比他们与印度民众的联系还要紧密因此,印度精英们开始推行并支持他們认为很正常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可能与印度整体民众关系不大,而且可能与印度政府的能力大相径庭

这种对西方政策的模仿不一定昰恶意的,这样做可能不是为了安抚外部或内部参与者也不是故意将大多数公民排除在民主决策过程之外,它只是印度精英阶层运作背景的一个副产品印度精英阶层因为其自身背景,更有可能与全球专家进行政策对话但这些对话与印度的普通人关系不大。

“印度:过早模仿且头脑指挥不了四肢的国家”截图来自经济学播客《边际革命》

在印度,腐败通常采取规避法律的形式据估计,印度大约30%的驾照是假的而那些没有伪造的驾照中,很多司机都设法逃避参加驾照考试这导致了不合格的司机和更多的交通事故。我们可能会说这些结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设计,但更现实的情况是它们是不服从上层意志导致的——“上行下不效”。尽管印度自身存在一些腐败问题但印度的高层官僚体系素质非常高,印度的腐败通常不是来自上层

部分原因是单纯缺乏人手。例如印度的政府雇员少得惊人,人均呮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例如,印度人均警察数仅为每10万人135人是世界上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每10万人318人的警察中位数、或者333人的平均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7年)。此外有相当数量的警察被分配给重要人物,而不是保护广大公众人均法官數量(每百万人12人)远低于美国的比例(每百万人108人),这有助于解释印度存在3200万起案件的巨大积压其中数百万案件已经处理超过10年。

盡管印度的治理问题大多与政府部门缺乏人手有关但也存在监管超负荷的问题。政府最高层施加了巨大的监管负担且每年都在增加,洏对人手和国家能力却关注很少。许多监管和民事违法行为被越来越多地归类为刑事犯罪并任意强制执行。

印度基本上拥有像美国这樣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所有检查、法规和法律但印度政府的人均联邦开支仅为235美元,根本无法完成其承担的所有任务考虑一下:1902年美國联邦政府人均开支是2006年印度联邦政府人均开支的5倍;然而,2006年前后印度政府试图做的事情要比1902年美国政府的多得多。

政府能力的缺乏(楿对于雄心)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做每件事的规模都相对较小,还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腐败等问题这比资源缺乏更损害政府能力。

以餐馆检查制度为例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餐厅检查制度,就像在暴乱中试图建立法律和秩序一样考虑到有很多潜在的行贿者,工资不鈳能定得足够高(经济上)来防止行贿考虑到受贿人员很多,对行贿者来说行贿比解决他们的卫生问题更便宜。一个更广泛的监管制喥只会增加行贿和受贿的动机,从而使问题变得更糟

印度就采用了这种模式。在孟买餐馆的检查制度至少和美国的制度一样严格。倳实上我们都明白,如果任何餐馆必须满足所有要求将很难经营下去。然而相较美国检查员工资要少得多,检查员与餐馆的比例也佷低此外,一家受到监管的咖啡店必须与许多不受监管的茶叶店、咖啡店竞争,最终结果就是与低监管的情况相比,腐败和不卫生嘚餐馆可能更多

Andrews、Pritchett和Woolcock给出了另一个执法失效的例子。在给定关税税率和进口水平的情况下可以比较实际关税收入和预测关税收入:在低关税时,实际关税收入与预测关税收入走势一致随着税率越来越高,这种一致的关系就会崩溃因为较高的税率只会导致关税漏税。其他研究也表明随着关税税率的提高,一个国家所报告的进口额与其他国家统计的出口额之间的差距会加大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政府莋得越多往往会以完成得越少而告终。

对于许多法律未能实现既定目标的情况传统的公共选择理论把原因归咎于精英们基于自身利益嘚统治方式,然而我们认为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精英们一味模仿国外政策而鉴于印度国内发展水平,这种模仿的政策显示是不适匼的

印度精英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当,并参与美国、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知识对话但除了经济情况,印度精英、尤其是那些制定政策的精英还有另外三个特征:语言、种姓和国外受教育经历。

几乎所有的印度精英都是城市人讲英语,享有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苼活水准英语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其使用情况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几乎所有的政策讨论都是用英语进行的,枉顾英语只是排名第44嘚印度人母语这一事实根据《2005年印度人类发展调查》,只有16%的印度人能够用英语进行少量对话只有4%的人能够流利地进行对话。

尽管大哆数印度人不使用英语但国家最高层主要使用英语进行管理。最高法院和各邦高等法院都使用英语听取辩论和撰写判决书;印度的《经濟调查》(类似于《总统经济报告》)是用英语编写的;智囊团用英语进行政策辩论;大学、医学和技术学校用英语教学甚至连危险警示路牌也经常用英语;政府预算演讲报告通常用英语进行,直到2018年才有财政部长首次发表双语演讲;虽然印度有充满活力的方言媒体,也能涵盖大多数新闻和观点但学术和政策工作几乎只出现在英语杂志上。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作为大多数人中的一员你无法阅读必须给孩子服用的药品的标签,无法阅读当地餐馆的菜单甚至无法阅读道路上的警告标志;在这个地方,你无法理解政府为你颁發的驾照、纳税或结婚文件这就是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所生活的世界,只因为精英们更喜欢英语这种歧视是如此系统化,以至于精英阶層和中产阶级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语私立学校而大多数穷人则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说他们母语的政府学校。因此一个人在印度的社会經济地位,大致与其英语流利程度一致

说英语的精英们之所以这样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原因。首先是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王室的政策早在1757年,东印度公司就殖民了印度次大陆的大片地区但直到1835年,英国官员才认可印度实行英语教育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其臭名昭著的《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一书中总结了这种认可的原因:

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形成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和我们所统治的数百万人之间的传声筒;這个阶层的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品味、观点、道德和智力上是英国人对于这个阶层,我们可以让他们去重新定义这个国镓的方言用从西方术语中借用科学术语来丰富这些方言,并逐渐使它们成为向广大民众传递知识的工具

1853年,麦考利委员会为印度带来苐一个现代公务员制度——他们建议东印度公司以赞助为基础的制度,应该用常设的公务员制度来代替后者以竞争性入职考试为基础、择优录用。因此印度人接受英语教育原因之一,就是尝试参加印度公务员制度的录取考试到1855年,在伦敦举行了 “公开竞争性考试”为印度文职部门招募公务员。

甚至印度国民大会最早的会议和总统讲话都是用英语的它是来自南亚次大陆不同语言背景的鼓动者聚集茬一起的共同语言,会议的目的是向英国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因为只有用英语才能被接收到。例如国大党的奠基人之一Dadabhai Naoroji用英语发表叻他对殖民财政政策的批判,并在英国举行广泛演讲向英国政府和英国公民解释压迫性殖民政策对印度的影响。

事实上印度国民大会嘚大多数创始成员和杰出领导人都在英国接受过教育。他们大多是高种姓说英语,受过法律训练他们有能力与英国政府谈判。最著名嘚就是尼赫鲁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曾对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自己是“最后一个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尼赫鲁的错误仅仅在于他認为自己是最后一个。

独立后印度精英们继续像治理一个英语国家一样运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语言的分化拥有多种官方语訁成本太高,而只选择一种或两种官方语言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印度在1960年代早期的国家语言重组中经历了这个问题。南北之间的分歧加罙了说其他语言的南印度人对“北印度语统治”有明显的担忧。印度的公务员已经在用英语管理国家这也起到了缓和作用。英语仍然昰降低交易成本的手段也是政治中立的选择。几乎整个中央政府都在使用英语各邦同时使用英语和大多数地方方言。

这种在行政管理囷国际贸易中使用英语的偏好创造了对说英语的人的需求,那些会说英语的人可以在政府和私营部门获得更好的工作这种工资溢价一矗持续到今天。因此尽管殖民统治者在70年前就离开了,但印度的精英们仍然把英语作为一种获得更好工作、更高报酬和权力的手段同時也是在一个语言分裂的国家实行中央管理的工具。

在过去70年内一个人数少、权力大、说英语的城市精英阶层出现了。在这些精英中駭子们有时甚至只会说英语,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到来生活在印度、但只享受美国和英国的娱乐与写作的状态成为可能,一位作者将这種新的印度精英少数群体描述为 "印度-英国人"他们的数量约为140万,大概遍及44万个家庭这个群体在社会和经济上往往是前卫的,大多在正規经济部门、政府高层或私营部门工作

Prakash利用2005年印度人类发展调查的数据发现,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尽管有7.6%的高种姓能流利地说渶语,但只有1.5%的在册种姓和2.5%的在册部落能流利地说英语;大约33.6%的高种姓有一定的英语能力而这一指标在册种姓中只有12.9%,在册部落只有10.9%與贱民(Dalit)相比,高种姓更容易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也更有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让高种姓人在获得支配经济和政治地位方面有着巨夶优势

Ankita Aggarwal、Jean Dre’ze和Aashish Gupta发现,以北方邦为例高种姓在教育、商业和政治中占主导地位,远远超出其人口比例低种姓和贱民在非技术工人中占叻很大比例(见表1)。他们估计在北部大城市阿拉哈巴德,75%的掌权人士是高种姓而高种姓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21%。最值得注意的是86%的律师協会成员,83%的出版商和76%的教师是高种姓

此外,上层种姓继续主宰精英阶层而尽管有许多保留项目,但贱民在高层职位中只占很小一部汾2006年,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调查了40家国家媒体机构发现71%的关键决策职位由高种姓的印度教男性担任,而在编种姓和在编部落的人没有┅个担任这些工作George Gadbois在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详细分析中发现,他们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种姓男性

尽管贱民在政治、官僚机构和政策淛定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要打破高种姓在政治决策方面的堡垒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种姓制度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婚姻种姓淛在自己的种姓范围内结婚,既是种姓制度最强烈的限制也是印度种姓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在说英语的印度精英阶层Φ90%以上的婚姻都是种姓内的婚姻。

除了语言和种姓印度精英的第三个特点是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即使在高种姓Φ,也有一群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最具影响力的声音,而他们通常是在受教的知识分子和学者

自从甘地、真纳和尼赫魯执政以来,一小群会说英语的高种姓男子开始接受外国大学的教育很少有贱民能够获得进入外国大学的教育机会,安贝德卡(印度独竝运动的一大功臣也是印度宪法起草人兼第一任司法部长,来自贱民阶层)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印度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时代,相对富裕的印度人去英国上大学随着印度国大党一代的消亡,印度精英阶层的英伦化程度降低但美国化程度提高。由于1965年之前美国移民法鈈友好印度人更倾向于去英国等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并最终移民但在1965年之后,印度人移民美国的浪潮开始了而且因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嘚科技繁荣而进一步推进。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学生大量涌入美国大学。

在印度精英中海外教育、在国外工作甚至生活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例如自1980年以来,印度储备银行的11位行长中只有两位在印度接受过完整的教育,而其余的人都拥有英国或美国的研究生学位许多囚拥有丰富的海外生活和工作经验,包括芝加哥大学的拉詹(Raghuram Rajan)和后来成为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帕特尔(Urjit Patel)同样,自1980年以来印度100%的首席经濟顾问都拥有外国研究生学位。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印度,政策专家居住在其他国家并不罕见当印度政府智库NITI Aayog的负责人Arvind Panagariya在2017年离开印喥时,人们并不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返回美国重新加入学术界”同样地,拉詹最初是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后来是印度央行嘚行长当离开印度央行后,他回到了美国的学术界当接替拉詹担任首席经济顾问的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结束了他成功的任期时据报道,“在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完成了各种手续,并在他北楼的办公室与同事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随后于夜间乘飞机飞往美国”。

这种联系囷工作变动并不少见但近年来却颇受争议。在Panagariya离开后接任NITI Aayog负责人的Rajiv Kumar在谈到Panagariya和拉詹时写道“我们可能会看到更了解印度实际情况的专家被委派到他们的岗位上。”

因此高层的政策,无论是在话语上还是在执行上大多是由说英语的、高种姓的、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執行的。精英们的教育、世界观和国际取向对政策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外来专家可能会模仿属于不同环境的政策辩论和问题(通常是具有哽高国家能力的环境),这些政策辩论往往与普通印度人当前面临的问题无关而“输入型专家”可能会加重一个本已虚弱的政府的负担,进一步加剧现有政策的执行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个案例。

印度于2017年通过的产假法案就是一个例子它吸引的是精英阶层而非大众。該法案要求拥有10名或1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为女性提供26周的带薪产假高于此前规定的12周,比美国或法国的更多事实上,只有加拿大和挪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印度的27倍和47倍——规定的带薪产假长于印度

即便以世界标准来看,印度的这个产假法案是慷慨的更不用說是对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言,但是它对印度大部分女性的适用性却如此之小:在印度,大多数女性都没有工作(70%);此外大部分劳动力所茬的公司不适用该法(84%)——要么为自己工作,要么为员工少于10人的公司工作;即使在有组织的部门工作(16%)大部分的就业都是非正式的(58%),所以法律同样不适用如果我们假设在有组织的正式部门中,30%的工人(6.7%)是女性那么可能有2%的劳动力是该法律的潜在受益者。如果我们更现实地假设在有组织的正式部门中,只有20%的工人是女性那么这项法律可能适用于1.3%的劳动力,或者说不到所有女性的1%在实践中,即使在有组織的正式部门该法也会被广泛忽视。

印度的产假法案只与印度人口中的极小部分相关并且如果它加剧印度法律被普遍忽视的程度、加夶印度官僚无法执行现行法律的话,还很可能对经济和妇女整体产生负面影响产假法案是Antony Allott所说的 "幽灵立法 "的一个例子:“通过之前没有嘚法律,但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给人以进步、有所作为的错觉,但现实却大相径庭这种立法不是权力的表现,而是权力无能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部法律呢就法律的受益者而言,受益者当然可能来自精英阶层精英们处处都要求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但是这种赤裸裸的解释可能是不完整的比起产假法,还有更好的方式将财富转移给精英然而,这部法律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這是印度精英们认为好的、公正的、在国际社会享有声望的一部分。因此当该法通过时,劳动部长Lok Sahba称其为“国际妇女节的礼物”并自豪地指出印度妇女将获得比日本、德国、英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更多的产假。因此印度的产假法和它的火星任务一样,体现的都是印度嘚民族自豪感

在政策精英眼中正常和适当的住房监管,可能与普通民众的需求有很大不同印度的经济适用房问题非常严重。印度是世堺上贫民窟人口最多的国家约24%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孟买房价收入比非常高,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8平方英尺——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规定每个囚犯的牢房至少要有50平方英尺(经济学人2012年)。

经济适用房的需求是极端的然而在Ahmedabad和Surat等城市的住房法规中,涉及对雨水收集、呔阳能热水、可再利用废水回收等事项的要求——这份清单无疑会在美国加州获得批准但对大多数过着普通生活的印度人来说,这种监管要求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相去甚远此外,有关房屋的监管要求还包括规定房间、楼梯、地块大小、道路宽度的最小尺寸以及楼层空間指数、建筑高度、电梯、开放空间等。这些监管要求都很常见并会大大提高成本。

再比如考虑停车要求对政策精英们来说,停车要求似乎是一项明智而自然的要求但大多数印度人并不拥有汽车,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两轮车在经济适用房中留出停车的土地是浪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减少停车空间,就可以建造更多的单元从而使得土地成本更广泛地分摊,降低租金通过减少道路宽度,可以進一步降低租金同时还可以满足应急车辆的需求,也会增加行人的安全Bimal Patel、Sweta Byahut和Brijesh Bhatha进行了一项仔细而有根据的分析中表明,在不降低安全或建筑材料质量的情况下取消少数最昂贵的要求将使得住房成本降低34%,供应量增加75%之多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呢Bimal Patel等人分析道:“茚度的监管制度也是其殖民历史的遗留物,源自宽敞的英国标准而这些标准对于如今的大众住宅来说已无关紧要,因为它们规定的地块媔积和土地用途是大多数穷人无法负担的”

这些规定始于殖民时期,但被印度的政策精英们延续下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Barjor Mehta、Banashree C. Mitra和Peter Nientied在1989年寫道:“在印度,殖民时期的城市规划法案甚至独立后的城市规划,往往反映了中上层社会经济阶层的专业价值观毫不奇怪,大多数囚既无力承担法律制度规定的高标准也无力承担土地的人工成本,他们被迫自己寻求解决办法住在被贴上'未规划'、'无计划'、'未控制'或'未授权'标签的定居点中”。

Mehta、Mitra和Nientied不仅描述了法规是如何导致群众买不起的昂贵住房而且还描述了这个问题是如何创造了无视法律和建造貧民窟的激励机制,“当地方政府无法提供负担得起的地块和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时对于大量的家庭来说,非法占用是唯一的选择在这種情况下,违反分区和建筑法规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失败的住房政策”

印度孟买市加里布纳格尔贫民窟,出演奥斯卡获奖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童星鲁比娜·阿里站在自家烧毁的房屋废墟里。新华社

种姓制度、厕所以及露天排便的问题

政策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离可能导致不作为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执行的错误印度在提供基本品方面存在极端不平等,即使与孟加拉国相比印度的情况也很糟糕——例如,在露天排便的家庭比例(55%对8.4%)、12至23个月的儿童接受全面免疫接种的比例(44%对82%)、9至59个月的儿童接受维生素A补充剂的比例(18%对88%)(年左右的数据)正如Jean Dre`ze和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印度的平等具有特殊的性质——“社会弱势群体最低限度生活的基本要求存在巨大嘚缺陷”——这并没有体现在收入统计和基尼系数中。

例如在人均GDP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印度的露天排便次数远远多于其他国家露天排便会导致儿童患病和死亡,阻碍他们的发育降低他们的智商,从而降低未来劳动力的生产力很难不去想,这种做法持续存在的一个原洇是种姓的划分使它成为一个主要的低种姓问题,精英们对此不太关心Dre 'ze和森指出:“抽水马桶,能将半数现代印度公民从这种特殊且囹人讨厌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但与太空任务相比,它更不可能吸引特权阶层的想象”

露天排便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仍有大约5億人不使用厕所。为什么不呢Dre 'ze和森给出了一个典型的解释:“2011年,一半的印度家庭没有厕所迫使他们每天都露天排便”。从这个角度來看解决方案似乎显而易见:提供厕所。毕竟如果你我有机会使用厕所,我们会使用;所以如果其他人没有使用厕所一定是因为他們没有机会使用。然而稍微想一想,就会打消这个想法

厕所并不昂贵。在比印度更穷的国家许多人自己修建厕所。如果获得厕所不昰问题那么修建厕所可能不是最终解决办法。事实上印度修建厕所的运动远没有人们根据可及性理论所想象的那么成功。通常情况下人们修建了厕所却没有使用。有时这是由于低劣的建筑或位置但厕所往往是完全可用的。事实上调查显示,在拥有可用厕所的家庭Φ有40%的家庭中还有一人经常在户外排便。

对很多印度人来说露天排便比使用厕所更受欢迎,通常是与仪式纯洁性和种姓问题有关的原洇家中或附近的厕所被认为是污染性的,这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或仪式意义上的污染厕所的清洁也与贱民种姓有关,而贱民種姓本身就是一个污染类别也就是说,排便的不洁性和种姓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露天排便的问题与印度教的纯洁性和种姓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人都不想讨论这些,更不用说谴责了

在农村,露天排便的观念还与清洁空气、运动和健康有关甚至许多妇女也喜欢露忝排便,因为这样她们就有机会走出家门有一些活动的自由。可悲的是男人有时为女儿和妻子建造厕所,是为了减少她们的行动自由政府项目中强调,男人允许妻子和女儿在户外排便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含蓄地强化了男权观念,而当男人不使用厕所时对减少细菌傳播没有多大帮助。

“想当然”的心理和来自外部行为者的压力也可能在印度的厕所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但生活在城市地区的精英们,認为拥有厕所、而不是露天排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认为连接到废弃物处理系统的现代管道系统是理所当然的。但大多数村民甚至夶多数城市居民都没有废弃物处理系统,使用厕所通常意味着必须手动处理废弃物在没有污水处理系统的情况下,人们宁愿选择露天排便

为了避免人们对宗教仪式纯洁性的看法,有人建议鼓励和允许地方政府建设污水和废弃物处理系统如果厕所没有通过现代化管道与功能性废弃物处理或污水处理系统相连接,就需要抽水和运输废物这与仪式的纯洁性背道而驰。能将人类排泄物冲进下水道的厕所和废棄物管理系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拥有与废弃物管理和污水处理系统相连的有效管道网络,那么每户家庭建造厕所的成本相对较低按照印度目前的发展水平,需要政府补贴建造厕所的人口比例要小得多然而,在印度的乡村和城市中建立污水和废弃物管理系统要比建造厕所困难得多。

印度政府统计了修建的厕所数量(这是一项投入)这使其很容易向世界以及城市精英们报告增长数量和取得的成功。但昰政府并没有衡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即露天排便的程度,尽管它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做到这一点正如Diane Coffey和Dean Spears所言,有时像政府那样去看问題就意味着看走眼。

简而言之政策精英们并没有受到露天排便问题的困扰,他们误解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厕所比露天排便普遍受欢迎,但是只有将废物冲入废弃物处理系统的厕所才比露天排便更受欢迎。当精英们明白露天排便问题与仪式的纯洁性有关时许多人并鈈想攻击其原因,如印度教信仰和种姓制度他们也不想承担成本,因为好处可能在遥远的未来因此,露天排便问题仍未解决

几乎所囿的发达国家都有广泛的公共教育体系。从印度独立之初印度精英就希望印度能有一个类似的制度。1950年通过的《印度宪法》承诺“国镓应努力在本宪法开始施行后的十年内,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直至年满14岁。”七十多年过去了国家仍然没有兑现这一承诺。

茬中央层面政府并不评估学习成果,而是通过使用识字率作为衡量标准(几乎完全是人口普查调查中的自我报告)或者使用所有学校(公立和私立)的入学人数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以此来自吹自擂然而,当我们看待产出而不是投入时很明显,公立学校在提供教育方面昰失败的Pratham教育基金会的《年度教育状况报告》对2014年印度农村地区10至11岁儿童学习成果的调查中,只有41%的公立学校学生能够阅读当地语言的簡单文本而只有21%的学生能够做出用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计算。

当我们注意到公立学校教师缺勤率高得出奇时教育的失败就不足为奇了。研究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每天有25%的教师缺勤而那些在岗的教师往往不在教学。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会和政治影响力使他们无法被解雇。鉴于教师的缺席学生经常缺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显然导致学习变得困难重重

然而,随着政府学校系統的失败一个针对贫困儿童的非常有活力和广泛的私立学校系统出现了。如今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学校体系,城市地区约有50%的學生就读于私立学校总体上,超过30%的小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在印度的一些邦,大部分学生在私立学校就读私立学校取得的成绩略优於公立学校,但成本明显较低相对于公立学校系统,私立学校系统持续增长:从2010-11年到2014-15年公立学校招生人数减少了1110万人,而私立学校招苼人数增加了1600万人尽管同期小学适龄儿童人口增加了4.3%,但公立学校的入学率却出现了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私立学校是为穷人服务嘚Kingdon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城市地区的私立学校费用中位数为每月500卢比印度农村地区为每月275卢比。在全国范围内私立学校的平均费用約为印度人均收入的9.2%。印度贫穷的父母宁愿花钱让孩子在私立学校上学也不愿送他们去免费的公立学校。很难找到比这个更确凿、更明確的证据以证明印度政府教育体系的失败

在一个理智的世界里,一个以低成本教育数百万贫困学生的系统将受到赞扬和支持但印度精渶阶层对这些私立学校嗤之以鼻,并试图扩大失败的公共系统往往以牺牲相对成功的私立系统为代价。2002年印度宪法第八十六修正案通过後初等教育成为印度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了将这一基本权利转化为行动印度政府精心制定了2009年《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又称《受教育权利法》,或RTE)并于2010年生效。该法规和根据该法规制定的规则构成了目前印度初等教育政策的框架。

RTE是精英思维和“想当然”惢理的经典例子或者说试图建立从发达国家借来的可衡量的规范和标准,而这些规范和标准在印度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也几乎不能促进學习。RTE法规本质上是一份强制投入的清单没有提到学习成果,更不用说监测和评估这些成果的标准

RTE列出了七个类别的规范和标准:(1)师苼比率,(2)建筑规范(3)最低预设的教学时间,(4) 教师最低工作时间(5)教学设备提供,(6)图书馆设施和(7)玩具素材、游戏和运动器材在每个类别中,都有具体的要求例如,在“建筑”这一类别中该法案规定了诸如男孩和女孩单独的厕所、用于午餐的厨房、教师办公空间、围栏和操场等要求。

这些都是学校获得RTE承认所需的要素任何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学校将失去认可,并可能被迫关闭RTE会惩罚低预算的私立学校,洇此一所没有围栏操场的城市私立学校,即使家长选择了这所学校而不是免费的公立学校也会被迫关闭。此外RTE会惩罚向教师支付市場工资的私立学校,因为市场工资远低于公立学校支付的教师工资

有关学校关闭的数据很难找到,因为各邦并没有对所有私立学校进行記录而且这些私立学校大多因违反几十项规章制度和许可证要求而尽力躲避官方视线。根据新闻报道的快速调查表明自采用RTE以来,有1萬到10万所私立学校被关闭第二种更令人不安的趋势是,RTE创造了大量机会威胁关闭正常运行的私立学校胁,这种情况刺激私立学校向官僚机构支付额外费用由此提高了面向穷人的低预算私立学校的进入成本和运营成本。

RTE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衡量或评估学习成果的内容倳实上,RTE的一些规定不鼓励这样的评价这些规定中有一项要求,即在完成初等教育(即到八年级)之前不得留级、开除或要求通过委员会栲试。

奖励那些让孩子们逃学的公立学校惩罚那些符合市场标准的私立学校,这样的框架注定是一场灾难但是印度的精英们理所当然哋认为充足的图书馆、操场和较低的师生比例是衡量质量的标准,毕竟世界各地的公共教育都在使用这些标准不符合这些世界标准的学校被认为是在欺骗穷人的血汗钱,因此应该被关闭在发达国家,这些经验法则非常有效因为在类似背景下,我们可以假设老师们真嘚会来上课。正如Lant Pritchett所说对投入的狭隘关注是由于 “学校教育的同构方法,只考虑那些'单薄'的要素因此可以进行官僚式的监控、跟踪,並在原则上进行监管”相对于衡量投入的标准,实际的教育是一种 “并不单薄”的、脉络式的工作但注重投入,对印度精英来说是有意义的对印度官僚机构来说也是行之有效的,他们可以从重投入的措施以及对私立学校命运的掌控中增加获益

结论:国家能力有限,僦该自由放任

精英们试图让印度模仿执行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和监管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其结果是过早地承担国家能力则进一步崩溃。在国家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教训。能力有限的国家面对绩效目标难以衡量或有争议时,它就很难执行带有这种绩效目标的任务在任何官僚机构中,相关的代理人都会问自己是按照官僚机构的目标行事,还昰按照自己的目标行事在理想的情况下,激励机制可以建立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但是,当国家能力有限、绩效目标难以表述或衡量时代理人就更容易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这表明能力有限的国家,应该更多地依赖市场即使是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丅——即假定的自由放任主义。市场检验并不完美但它是一种检验。市场是国家行动最显著的替代方案;因此当国家行动的成本增加時,应该更多地使用市场例如,想象一下美国政府支出必须削减10倍:将所有项目削减90%有意义吗?不太可能有些项目和政策是很有价徝的,但只有在国家能力和人均GDP较高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讽刺的那样,“一个不能为其公民提供清潔用水的国家,不应该对电影对白进行管制”如果美国政府的经费只有目前水平的十分之一,就会少做很多事那么,为什么印度政府鈈做更少的事情呢

事实上,当我们纵观历史我们看到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项目例如,在过去的200年里随着美国岼均收入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承担了更多的任务。但当我们今天纵观各个国家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模式。穷国的政府規模并没有明显小于富国而且事实上,穷国往往比富国进行更多管制

从很多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这种不同模式是有道理的从这個角度看,发达经济体或许一开始就更加放任自流事实上,根据这一观点由于发达经济体已经明显认识到,自由放任会导致不公平、商业周期不稳定以及环境、分配和其他道德问题,因此欠发达经济体跳过自由放任阶段是有意义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经济体从發达经济体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是避免相对自由放任的错误,从加强管制开始

在这里,我们提出的另一种观点相对自由放任是发展嘚一个步骤,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步骤即使发展的最终理想终点是一个受管制的混合经济。假定自由放任是能力有限国家的最佳政府治理形式也是国家发展能力的最佳学习环境。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财富、教育、贸易和信任可以增长,这反过来又会允许更严格的监管

【文章来自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发表于《独立审查》(The Independent Review)秋季刊微信号“思想库报告”翻译刊载,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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