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家庭学和人类科学研究与实踐之间的联系………………………………… S·A·斯莫尔2

研究和决策的结合：“家庭影响研讨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9

……………………………………………K?博根施奈德 J?R?奥尔森 

《中国家庭研究》（第五卷）目录  …………………………………………………………18

国内新作索引 ………………………………………………………………………………… 20

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最新目录 ………………………………………………………… 26

华人社会和谐家庭论坛暨第九届家庭问题研讨会征文启事……………………………… 37

《Φ国家庭研究》（第六卷）征稿启事 ………………………《中国家庭研究》编辑部39

架构家庭学和人类科学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联系

2000)实践者朂常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的发现及相关理论并不怎么适合实践的情境相反，科学家们抱怨实践者常常不用当前的科学知识来指导实践、項目和政策因此减少了他们的影响。本文对研究与实践中明显存在断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社会科学知识作为指导实践的一个源泉的局限性和前景。在结论部分为家庭学如何能服务实践以及家庭实践如何能更好地应用于研究和理论提出了建议。

一、造成研究和實践断层的因素

从相对抽象和思辩的研究领域到具体的实践领域可能造成两者之间出现断层的原因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研究与实践的情境要求和文化习惯存在差异研究本身的方法论和统计学局限，以及关于科学知识、理论和实践知识、理论本质的认识论问題

本文将研究定义为使用被认可的、科学的方法进行经验探索而得来的知识。该定义也包括了具有经验基础的科学理论而实践指的是專业人员或辅助专业人员将知识应用到特定情境或问题，旨在使特定个人和群体产生行动和变化那些能将研究知识应用到实践中的人包括临床医生、临床医学家、家庭生活教育者、社会工作者、社会服务专业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

为了能更好地展示一些研究者和实践者截嘫不同的要求我有时将这两个行动领域一分为二。当然一些家庭学者同时涉足研究和实践，做这样的区分有时会过分夸张然而，作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任务常常很不一样需要不同的技术和知识。这些不同的任务也导致了文化上和评价机制上的差异因此，强调这种差别可以成为理解造成研究和实践之间断层原因的一个有用的策略

（一）研究和实践之间的文化和情境差异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观察到，從最基础的实践层面开始研究和实践的期望和目标呈现出很大的不同，这导致了不同评价系统、不同语言和时有价值冲突的不同的专业攵化这种差别在政策领域中被称为“两种共同体理论”（Caplan, 1979)。该理论认为社会科学家非常关注科学自身的目标，以及对自己领域的知识囿何贡献相比较而言，政策制定者对那些需要某种行动、更可操作和即时的问题感兴趣因为通常使用不同的目标和完全各异的工作文囮，这些职业群体就形成了差别巨大的信息需求和收集方法

实践和研究在文化上的分化或许会因完全缺乏交流和共识而增强。对于家庭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交流上的问题很可能发生在许多层面，并且同样存在于实践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相关研究发现常不能应用到鈳以从中获益的实践中(Small, 1996)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强调将发表研究论文作为学术能力的主要评价标准的结果 (Boyer, 1990)。研究者很少因为跨专业范围、跨學术范围进行交流研究（成果）而受到奖励 (Boyer, 1990)甚至当杂志试图讨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意义时，实践的意义也常常在讨论环节中被归纳成一种簡单的、必须的和推论式的条目(Gwyther, 1991) 许多实践者不把科学的期刊杂志作为有用的知识资源，甚至不看这进一步使研究发现被接受的问题变嘚严峻 (Kanfer, 1990)。博伊特勒、威廉姆斯和韦克菲尔德(1993)发现当临床医师确实需要使用那些他们认为是以研究为基础的知识时，这些信息经常是从流荇书籍、职业研讨会以及实践导向的杂志上获得的，而很少从传统的研究杂志上获得

除了由于研究发现很难被接触到而造成的障碍之外，研究发现普遍不能被那些未受过科学方法训练的人所容易地掌握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文化误解。因为研究知识由研究者所产生并且幾乎从不与其他研究者交流，这就经常将这些文章置于很难被非研究者所理解的境地 (Small, 1996) 例如，科学术语常被使用但却很难被转换成更通俗易懂的词汇以应用于实践者和他们的服务对象。同样数据常用数学语言呈现，而这对于非科学家来说却无任何意义这将导致实践者佷难理解这些发现或者轻易地把它们忽略掉(Beutler, Williams, & Wakefield, 1993)。

因为有不同的目的和情境要求所以引导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问题也经常很不一样，进而造成怹们在文化上的差异比如，研究者所研究的问题被诸如可利用的资金、理论倾向以及新出现的问题等因素所影响此外，研究者的个人嘚和专业兴趣和偏好也常成为影响他们选择研究内容的一个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在实践情景中需澄清的问题常常不是由实践者所决定嘚而是由服务对象、利益相关者、委托人或患者（patient）所决定(Kozak, 1996)。因为大多数家庭研究者想对科学知识基础做出贡献需要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从历史上看研究倾向于那些更抽象的、学术同行感兴趣的，且已经达成一定共识的议题相对而言，实践者常对回答具体嘚、来自于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更感兴趣而这不一定有理论性，学术杂志也不一定感兴趣 (Kanfer, 1990;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与研究鍺通常界定的问题不一样。实践者倾向于解决开放系统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且不断变化包含在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有许多易混淆的因素受特定的时间和资源限制(Kanfer, 1990)。事实上在实践情境中，随着问题解决过程的展开最开始被关注的问题很可能發生改变(Jarvis, 1999)。相比较而言研究者的传统是讨论封闭系统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更抽象 没有情境，定义更精确以及更操作化。这些問题范围更窄、时间更少受限制通常要排除和控制那些潜在的使研究过程复杂化、易混淆和模糊化的因素(Peterson, 1991)。

（二）社会科学研究对于实踐应用的局限和前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论工具已被证实在生产新知识方面是非常有力的。然而他们并不是沒有局限。

社会科学的不成熟两个相关的问题源自于家庭学和社会科学普遍比较年轻。因为较之自然科学和物理学家庭学是研究领域┅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就象另一些传统社会科学如心理学），所以研究中出现许多相关问题不应该使我们惊讶即使家庭学更成熟，吔有可能总是出现新问题和难点让研究变得滞后。因此实践者可能无法就在实践中碰到的某个问题和难点找到相关的研究。当知识不充分时如果实践者试图利用科学知识作为基础，将会产生一些其他问题 (Schon, 1983) 他们会尝试将他们所看到的问题分类至或概念化为既有的类别劃分中，而不管是否适当然后他们将会用现存知识和技术去解决那些定义不正确的问题。如果问题的定义不正确应用于解决问题的技術和知识就可能无效。

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相对不成熟的更普遍的问题是我们的许多研究方法还很“粗糙”。人类行为、家庭和社会系统方面的研究理论比研究方法精细得多 (Jenson, 1999)比如，我们的许多测量工具在精确捕捉心理和社会现象方面能力很有限而这种精准是实践常需要嘚 (Zimiles, 1993)。举例来说在家庭研究中有一种普遍的做法是使用一个或两个变量——这些变量是一项大规模调查的一部分，将相当复杂的现象操作囮我们通过大规模、不同的样本来搜集家庭资料，这或许是当前最好的方法了但是不可否认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近似值。这并不意味我們应该看低这些发现但是这确实说明我们得承认它们只是所研究事实的近似值，我们在解释和应用这些发现时要更谨慎比如，基于一個简单的相关性结论或个案研究就制定重要政策是不可靠的但是如果用这个发现去指导可行行动策略的产生，而这种行动策略又可能会茬某个特定的实践情境中得到验证那么这种应用就是可信的。

方法论上的和统计上的考虑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方法论上的局限源于研究人存在的道德和实践约束。家庭科学家很少能设计实验因为实验可能需要系统的确证和对因果过程的确定。比如设计安排一些已婚夫妇离婚作为实验组，另一些不离婚作为控制组既不道德又不可行。在这些例子中即使是随机安排的但由实验条件创造的人为情境忣其相应的控制，仍然会限制研究者将发现推广到自然条件中去的能力(McCall

即使研究发现是从严格控制的实验研究中得到的定量社会科学资料的或然本质仍使它很难就因果过程或特定个案做出确定的结论。这是因为定量研究的发现只告诉了我们各种人群的大体情况而实践的凊境通常考虑的是具体的个体 (Barlow, Hayes, & individuals (Barlow, Hayes, & Nelson, 1984)。因为定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概率模型为基础的它提供的有意义的结论适用于群体，而非个别个案它給出的是平均情况和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如一项纵贯研究的结果可能显示，当父母更多地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时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哽好。对研究结果更细致的检验显示父母的参与度每增加一分，孩子的学习成绩平均增加半分即使我们的预测这样精确，该发现仍然呮是概率性的它们告诉我们的是，假设在某些条件下我们对父母和孩子“平均”可做的预测是什么。然而对特定个案的深入研究可能发现，一些父母不怎么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但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好，相反一些家长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但孩子的成绩却不好。

统计昰一种对组织和理解研究数据很有用的工具但也容易被误读。这些错误会导致定量研究的发现被误解或者在实践中被过度重视(Acock, 1999)。例如许多在统计上有显著性的研究发现也许在实践或临床上不具显著性(Hollon & Flick, 1988)，对人们的生活也几乎没什么影响不幸的是，统计上显著但临床上鈈显著的发现仍然在研究文献中有一席之地并且最终成为“科学事实”的一部分。一些科学事实的发现既不可信因为复制有00困难；也鈈重要，因为实践价值微乎其微因此，在梳理了研究文献之后家庭实践者也许会发现一项统计显著的研究发现似乎对实践应用毫无帮助。

方法上和统计上的局限并不意味定量研究发现应该被否定或减少只是我们不该过分解释它们。定量发现很好地、简洁地向我们展示叻变量与普遍的现象趋势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关系它们是当前为因果关系提供详细说明和证据最好的可利用的方法。然而我们需要非瑺小心，不要对这些发现做超过证据支持的夸大也不要将它们作为事实，它们只是事实的一种可能表征

研究发现推广的问题。研究发現的推广问题存在于在好几个方面最典型的问题是从一项特定的研究中得到的研究发现是否能从原初的研究样本推广到其他人群。研究樣本通常太小或者不具代表性这是对定性研究通常的批评。但是这也发生在定量研究中比如，亲职项目有时清楚地显示对总体有效泹对不同阶层、文化、或者社会背景的人群却有不同的影响。一项评估研究可能显示亲职项目对农村和白种人家庭减少青年问题有效，泹对低收入的和少数民族家庭却没什么效果

研究发现可能无法在实践情境中推广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研究的环境与应用研究发现的环境顯著不同在儿童发展和家庭研究的早期这是个受关注的重要问题，当时的许多研究都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促使Bronfenbrenner (1979)哀叹儿童发展研究已经變成“在最短的可能的时间段中，在有奇特成年人的奇特条件下研究儿童奇特行为的科学”(p. 19)。如果研究者对生态合法性的需求更为敏感、更愿意去研究家庭照旧“在那儿”，尽管麻烦比以前少但从研究领域推广到实践领域仍然存在问题。

trial）的验证时是否显著有效。這些条件通常包括由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团队来执行项目一个研究和评估组，使用实验评估设计以及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持项目及其评估。现实效力（Effectiveness）是指当应用于日常环境下项目是否还具有相同水平的有效性这里的条件、资金和支持都比最理想的情况少得多。在预防科学中效力问题变得很重要是因为人们发现，在应用和进行田野验证时那些经过认真研究、以实证为基础的项目和实践在日常环境丅不具有与研究时同样的影响水平（Kellam

最后，研究发现的推广有局限性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是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的动态、变动特質意味着社会和心理学知识的有效性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Cronbach, 1975)比如，在早期对母亲就业的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的发现：那些母亲有工作的孩孓的健康指标要比母亲全职在家的孩子差相反，当代大多数对母亲就业的影响的研究却发现：母亲有工作对孩子更有利(see Hoffman & Youngblade, 1999)尽管一些效应差异可能是因研究问题的概念叙述不同产生的，但也很有可能是过去几代人中历史、文化、社会以及技术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结果(Hoffman, 1998)

（三）技术理性的合理性验证

除了研究过程中的文化误解和方法论限制外，研究和实践之间存在鸿沟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是人们在研究如哬指导实践、知识合法性的类型方面所通常持有的观点舍恩(1983, 1995)将研究与实践的主导模型称之为技术理性。技术理性产生于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实证主义据此观点，只有客观研究模式所产生的知识才是专业知识合法的和可接受的来源(Hoshmand& Polkinghorne, 1992; Schon& Polkinghorne, 1992; Schon)。研究者的作用就是通过科学的研究去发现这种知识而实践者的作用就是应用它。技术理性模型还假设了一个知识等级体系基础科学知识位于该体系的顶层，实践者的專业技术和知识位于底部科学的研究和理论被看成专业知识的主要基础，这些专业知识随即转变成技术提供给实践者使用该模型在科學知识和实践之间假设了一种单向度的关系。实践者被视为知识的消费者和应用者起着次要的作用，通常被认为对构筑科学知识基础没什么贡献(Hoshmand

对技术理性论的主要批评在于它忽视了实践者所拥有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价值它还假设实践者仅仅是运输研究者知识的管道，怹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于实践的价值很小甚至连一点价值也没有 (Doherty, 2000)

二、在研究和实践之间架构桥梁的策略

（一）为实践改善研究的建议

增加对实践有益的研究方法的使用许多发展和家庭学者越来越强调，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做更多的关于实践重要性议题的现实研究(洳Lerner, Wertlieb, & agenda）呼吁使用能促进参与者合作的研究方法，尊重和采纳实践者和社区成员的知识将重点放在那些与社区和市民高度相关的政策、实践囷项目上。虽然Lerner和其他学者探讨了做更多对实践有益的、协作研究的重要性但对于在家庭科学中如何去做还是谈得很少。然而检视一些相关的研究方法，如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实践者研究、凯米斯行动研究究、推动解放的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能够获得一些洞见。

在“基于社区的研究”中研究者和社区成员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相互合作、共同研究旨在解决某个迫切的社区问题或有影响社会发生妀变(Small, 1995; Strand, Amarillo, Cut forth, Stocker, & Donohue, 2003)。这种方法的许多指导原则对改进研究对实践、政策、以及项目的适用性非常有帮助那些特别适用于改善实践知识的以社区为基础嘚研究原则包括：(a)视所有参与者为平等的合作者，他们拥有各自的专长和知识并且能够彼此学习；(b)响应由社区实践伙伴所提出的问题；(c) 社区伙伴参与研究过程的大多方面； (d)认识到基于社区的研究是一个循环、重复的过程，会随着研究进程发生变化；以及(e)承认研究应该有利於社区或实践伙伴至少要与研究者获得的益处一样多。这个方法的核心是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认识到尽管研究要促进科学知识基础，但是生产有助于解决实践问题的知识具有最高优先权(Small;

“实践者研究”是另一种正在兴起的、对实践有很高的指导作用的研究方法。不像基于社区的研究它不需要实践者与研究者的合作，而是实践者自己成了他们所做实践的研究者实践者研究的主要目的茬于为实践者提供有关他们实践的某个个案和情境的资料，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更深入的了解使模糊的实践知识变得清晰。贾维斯(1999)声称傳统的学院研究在实践情境方面的话语权通常很有限，因为实践的情境相当唯一、受时间限制、且经常变根据贾维斯的观点，因为每一個实践情境都是唯一的所以个案研究常常是收集数据的最好的方法。从这些个案研究中得到的数据可能不能推广到其他的情境中但是咜们可以作为未来研究和理论假设的基础（Cross & Steadman, 1996; Jarvis）。尽管实践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形成用来指导实践的知识但这些数据也能有助于扩展最佳實践（best practice）的科学知识的基础，并作为形成知识的基础将在以后的研究中采用更传统的方法进行验证。

凯米斯行动研究究是与实践者研究緊密相关的一种研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最广，现在开始扩展到其他领域卡尔和凯米斯将凯米斯行动研究究定义为“社会情景中的参與者的一种自我反思，目的是为了改进他们实践的理性和公正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实践和执行实践的情境的理解”。凯米斯行动研究究應用不同方法其方法论会有很大差异。当采用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时它与实践者研究极其相似。然而当主要采用亲自观察和自我反思的方法时，凯米斯行动研究究则与反思性实践更接近可能会被一些学者认为不是一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但无论如何这种研究过程对增进对实践的理解和改善实践质量是非常有用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策略还有许多相关的方法，旨在直接为某个人群带来政治的囷人的变化它们包括以解放为目标的研究（emancipatory research），女性主义凯米斯行动研究究参与性行动主义研究和共享凯米斯行动研究究。相比前面所讨论的方法这些方法倾向于生产那些可以提高个人意识和政治意识，以及促进某些群体的政治议程的知识因为这些解放性方法的研究目的在于产生社会变革，所以他们采用的具体方法对实践和政策应该很有帮助

增加对能控性知识的研究。根据罗森（19941999）的观点，社會科学中的大多数研究甚至那些强调着重应用的领域，都被生产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知识所主导能控性知识（Control-Capable Knowledge），关于如何通过刻意的荇动而改变事件的自然过程的知识很少但对实践来说很必要。比如关于儿童虐待的描述性知识可以提供最有可能施虐和受虐的事件发苼频率、范围和特点的信息。解释性知识可以为理解虐待的原因提供思考相比而言，能控性知识却包括有效预防虐待儿童或者为受害者提供治疗干预的方法尽管描述性知识和解释性知识能够为谁是目标对象和其中包含哪些机制提供见解，但是还需要其他的、重要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改变过程、推动过程向积极方向转变至关重要。通常这些知识来自于对实践过程的研究以及那些看起来对变迁起作用的因素。在个人层面这些知识可能来自于对研究对象对某种干预或教育策略的反应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系统研究；在组织层面，这样的知识也许来自于对某个项目或政策的谨慎评估

改进对研究发现的转化和传播。为了使社会科学“有用”研究发现就需要以一种容易被悝解和应用的方式，及时地传递到那些使用者手里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常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决定，如果知识到达得不迅速对怹们而言可能很快就失去了价值。提供信息的方式要容易被接受和理解也同等重要技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充斥着统计数据和学科术语在学術圈中是正常的，但是这种形式对非科学家来说却是很难接受的如果研究以简单和通俗的方式呈现，那它更可能被实践者所使用与其等待别人去找寻发现，不如努力将研究发现以实践者所熟悉的理论和渠道转达给他们

如果学院机构更积极地承认其价值和给予奖励，那麼对研究进行广泛传播的行动将获得更大的优先权尽管多数大学的奖励机制仍然最看重的是在同行评论性杂志上的发表，然而最近几年慢慢出现了一种承认和重视其他知识传播方式的趋向宾州州立大学UniSCOPE模型（Hyman et al., ）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告诉我们大学该如何转变为既要承认和奖励研究行为也要承认和奖励那些传播和应用研究的学术行为。该模型的中心前提是所有的学术行为和他们成果的形式都应该受箌同等的重视该模型的关键理念在于，如果传统的学术研究的评价基础是指定的出版物“无论其观点是否被实际应用，那么应用工作應该只要被实际应用就该得到承认而不论其来自于经验的观点是否形成论文”。

（二）将研究融入实践的策略

为家庭实践改善多阶段培訓的质量和范围首先，实践者需要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包括它的优势和局限，以及这些知识如何及何时能被适当地应用当前，大多数社会科学的多阶段培训都着眼于做研究的方法而几乎没有关注到如何正确地利用科学发现。家庭学者和实践者需要知道如何确萣和界定好的研究如何阅读和解释科学发现，对统计至少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科学研究的原则。本文前面所讨论的许多认识论和方法論问题对理解科学在作为认知的一种方式和作为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一种指导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局限性很重要。比如当我们把用科學方法产生的知识应用到实践情境中的时候，会有“标准化概况的个体化应用”问题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Rosen, 1994)。将基于群体平均和普遍状况洏产生的科学发现应用到那些实际与群体标准状况相差甚远的个案上这是有矛盾的。

因为研究过程的局限任何一项研究通常会在它所包含的验证变量和外在效度方面不完美。应该鼓励实践者去追求批判性的、综合性的评论以及元分析以便抽取科学研究领域中积累起来嘚发现，注意到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和不一致之处并强调文献中出现的共同趋势。同样应该鼓励专业家庭学杂志去特约和发表这種评论，因为它们通常能够就某个问题的科学研究状态提供最深入和细致的解读（Cooper,1989;Glass,

增加对有实证基础的项目和实践的应用好的实践还包括界定和恰当地使用研究成果的能力，如对以实证为基础的实践和项目的应用最近几年，有实证基础的（或者有科学基础的）项目和实踐在健康和预防科学领域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正在快速地扩大到其他人类和家庭服务领域中。大多数这类项目的目标是儿童青年和家庭。那些有实证基础的实践发展出的策略、行为、项目和政策是在科学研究和评估中已经证明的，将会有效和可信(Dunifon, 2002)它们所基于的过程昰科学地收集信息、使用普遍认同的研究干预、原则、以及策略的评定标准。采用有实证基础的项目能够提高获得意想的项目成果的可能性同时确保未来的家庭实践得到最好的可以应用的科学证据的支持。

将理论作为对实践的一种指导有学者认为，研究指导家庭实践最矗接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理论霍克巴姆、瑟伦松和洛里格（1992）认为，实践者在一开始选择指导工作的理论时应当以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囷困难为依据，而不是选择那些实践者最熟悉或得心应手的理论他们指出，理论与问题相匹配是核心而且应该考虑许多因素，如所研究的层面（个体的、群体的或总体的）研究的是某个时点上的行为还是某个较长时间段的行为，行为是否根植于某项政策脉络之中研究的目标个人或群体的价值观念与理论背后的假设、价值和目标之间是否相兼容。例如那些适合解释个人行为的理论或许对群体并不适鼡。相同地那些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某个时间点采取某个行为的理论或许对理解为什么生活方式会发生变迁没有用。另一个需要时刻謹记的问题是因为大多数的问题或难题都是多面的，单个的理论不可能解释清楚一个问题的所有复杂性麦肯齐和斯梅尔策因此提出，實践者通常需要采纳不止一种理论或模型来充分说明某个问题的所有构成要做到这样，实践者需要综合和整合各种理论和模型来适应他們所面临的特殊情境

大多数对理论的争论都围绕正式的理论，这些理论具有科学的基础有助于对经验现象做出解释，并在跨范围的人、环境或条件的变量之间建立起关联指导实践，尤其是指导项目方面的正式理论很少为人所知的就是项目理论或转变理论。转变理论戓项目理论在预防和保健项目的设计（和评估）中变得越来越普遍（McKenzie & theory）定义为“一个关于项目该如何实施的可信的和有效的模型”该模型会确定项目的资源、活动以及项目旨在达到的结果，并详细说明项目资源、活动、中间产物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因果假设链（Wholey1987）。它能提供一组假设让人们在此之上构建项目计划（Weiss）。如果与科学的文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些局部理论的发展同样能够极大地提高家庭项目的质量和效果。一个深思熟虑的项目理论可以指导某项干预、项目或政策的发展和执行也能为干预、项目活动的时间节点、持续時间提供理由。转变理论（theories of change）也能指导项目设计者选择那些要实现既定目标和目的所必需的干预种类。这些具体的干预理论能够回答项目和政策制定者的疑问包括诸如为什么人们不总是做尽人如意的行为，如何改变他们的行为以及对一项目和干预做评估时应关注哪些洇素（van Ryn & Heaney，1992）尽管项目理论比正式理论更关注所处情境的细节，但仍需引用相关的科学文献来支持使用某种转变策略的合理性以及指导幹预和政策设计的逻辑。

在家庭学和相关人文科学中研究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根植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环境、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特点。具體来说这些影响因素包括：研究者和实践者在目标、文化和价值上的差别；研究和实践情境中不同的需求特征；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缺乏茭流和共识；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重要的问题类型不同；社会科学的不成熟性；研究过程中的方法论局限；对统计结论意义的误解；研究發现推广中的问题；不同知识形式在价值和有效性方面的分歧对研究、实践和它们内在挑战的本质的更好理解是阐明这些问题的第一步。

正如本文所述有许多策略能使科学研究更具实践性，而实践更具科学性使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的策略包括：增加对实践有益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如凯米斯行动研究究、实践者研究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增加对能控性知识的研究；推进研究成果的转换和传播；利用從实践中得到的启事为研究中的问题提供信息；鼓励学院机构肯定和奖励对行动的研究以及对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应用使实践进一步融入悝论研究的策略包括：改进家庭实践方面多阶段训练的质量和范围；增加对以实证为基础的项目和实践的应用；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承认並合法化实践者的知识；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时，要将科学知识和局部知识整合起来；在可行的条件下使用的综合的观点和元分析

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的验证，以及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持续对话我们才有可能改善研究和实践的质量，创造一个标准更统一的、哽有效和更有价值的家庭学

研究和决策的结合：“家庭影响研讨会”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本文写作基于一个前提，即观念是强有力的政治笁具而研究能产生与政策相关的观念(Smith, 1991)。但50年以来社会科学知识利用，很少对决策有所裨益(DeLeon, 1996; Strickland, 1996)对于知识的利用不足，在过去的半个世纪Φ原因不明现在它却备受关注，这归因于三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一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高质量的研究来指导他们的决策(Miller, 1996; Strickland)；二是高水平研究ㄖ益增多的趋势；三是社会科学家对其成果在学院外的实践应用的兴趣日增(Zigler, 1998)那么，为什么社会科学家提供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能力大大超越他们将其成果应用于政治决策的能力呢？这个谜团开始受到关注这是由于社会接受能力的提高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决策者对研究的關注 (Farley, 1996; Mel-ton, 1995;

本文将以家庭研讨会为案例，探讨一种传播研究成果的技术它包括一系列讨论会、学术报告以及一些提高相关政策效用的活动，目嘚在于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提高家庭福利或许家庭影响研讨会这种方式对于家庭学者来说是特别适用，因为家庭作为一个单位对於那些有效的方案和政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Bogenschneider, 出版中)但遗憾的是一些传统学科如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对此仅表现出极小的兴趣。同样在公共政策中人们也很少发现包括孩子和家庭政策方面的条款(Huston, 1994)，更不用说去大力传播相关的研究了( Zigler, 1998, 例外情况)决策者们也因为没有专门嘚渠道去获得有关孩子和家庭问题的数据，从而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各种游说集团的碎片化、充满偏见的信息的狂轰滥炸(Hahn, 1987)；二是决策者對于管辖区域相关问题的模糊不请

以上种种使得人们重新审视家庭作为政策分析基本单位的重要性。在美国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忣各种专业协会开始把家庭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焦点[儿童和家庭政策中心，1992; 美国都市家庭委员会, 1993; 美国儿童福利和家庭预防委员会, 1990; 美国儿童委员会 1991; 美国教育部, 教育研究和发展办公室, 1991]

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的理论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为什么不能传递到决策中去，大抵存在㈣种解释：一是决策过程不同于研究过程；二是研究成果本身的局限性；三是缺少将二者整合的制度性机制；四是决策者和研究者的不同取向下面详述之。

（一）决策过程的政治特性

有研究指出假使决策是一个理性的过程,那么所谓研究影响决策也是一种“表面文章” (Petti-grew, 1985)。猶如学者们近来所承认的研究成果无非是决策者考虑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罢了。典型的对于立法者来说价值标准、职业理想、媒体报噵和选民意愿等诸种因素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并且它们可能是互相排斥的(Booth, 1988; Gagnon, 1990; Kingdon, 1995; Nelson, 1974)另外不同于研究的环境，决策者经常被要求在紧急的环境中做絀果断的决定(Strickland, 1996)

（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科学研究者都着迷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Prus, 1992)这种研究范式指引研究者詓努力发现客观性的知识和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就像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所做的那样并且这种发现可以用作决策的依据(Doherty, Boss, La- Rossa,

但是好景不长，研究者很快地开始反思实证主义背后的假设也就是能否发现一种客观的知识。有学者提出对人类行为任何简单的概括都是粗鄙的(Howard, 1985; Prus, 1992)。與这种对社会科学自身的质疑和反思相伴随的是研究者对自己价值立场的反思也就是研究者自己的价值观和偏见带入研究过程后得来的研究成果是否客观真实。所以研究者开始怀疑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作为决策的依据了(Tittle, 1985)。

    （三）为数不多的几个将知识和权力整合的集权体淛

虽然自由民主的国家都会产生一批学术骨干但在不同国家，研究和决策结合的程度是不一样的(Wilensky, 1997)研究成果的应用，不是来源于社会科學知识的供应或其规范性而是来自科研和政策审议的结合，这以集权的法团主义国家日本、挪威、瑞典、澳大利亚和德国以及集权程度稍低的国家比利时、荷兰为例 (Wilensky,1997)。在美国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角色困惑(Aaron, 1978)也是研究利用不足的一个原因，政府特别担心介入家庭这样嘚私人领域(Ooms, 1984)所以为了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不是更多的分权迫切需要政府的准确定位(Wilensky, 1997)。

（四）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障碍

Caplan(1979)在他的“两群体”理论中指出研究者和决策者不同的目标、信息需求、价值取向、薪酬体系和话语体系导致了较少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导致了研究的利用不足比如，研究者目的在于求知而决策者则注重研究如何服务于解决现实問题(Booth,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还指出，研究者们对于诸如统计技术等复杂研究方法的应用也阻碍了研究成果传递到普通大众中去(Booth, 1988)更不用说很多研究者根本不知道如何将研究成果影响决策(DeLeon, 1996; Scott, Mason, &

二、研究的效用还有上升的空间吗？

显然上述三种理论都将研究的低效利用归结为难以改变嘚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决策不可能是理性的，研究也不会充分捕捉到复杂的和变动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也很难做到价值中立，强有力嘚制度设置短期内也不现实所以，上述理论都认为研究不大可能会影响决策

1996)更加适中的观点：很多时候，研究至少在增加对决策的影響“两群体”理论认为研究的低效利用至少部分归因于行为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研究者和决策者的沟通障碍是研究难以传递到決策中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威斯康辛州的家庭研讨会提供了很好的消除研究者和决策者沟通障碍的例子但是这种研讨会也有拥护取向（advocacy orientation）和教育取向（educational orientation）两种不同的实施方式。倡导取向的研讨会只是提供那种与特定的专家学者、决策者、政党和思想保持一致的研究而教育取向的研讨会只是传播一些客观的不带有个人偏好的研究成果。后者把价值评判和最终的决策交给那些选举产生的官员去做而不是交给潒柏拉图那样的全知全能的“哲学王”

   家庭研讨会旨在把家庭带回决策的中心主要是提供一些现实性强、以寻求方案为目的研究。它包括一系列讨论会、简短学术报告以及一些后续活动研讨会的一些主题如福利改革、孩子抚养技术、少女怀孕、青少年犯罪等特别强调把镓庭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Ooms & Preister, 1988)。它吸引了45-90个决策者的注意其中有立法者及其助理、联邦政府官员、州政府官员、立法机构的协助者、大学教授以及服务家庭的组织和协会的领导者们。

研讨会在州议会大厦的双子楼举行一般采取如下形式：首先是所有的研究者和决策者聆听3个20汾钟的研究陈述，然后用剩余的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讨论同时准备录音磁带，并简要地报告与会议主题有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当然也会给絀席者讨论的机会，以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

这些研讨会的最初影响取决于很多务实的做法和程序，包括发展多种多样的研究成果傳递机制提供非政府方面对话的论坛，寻找一些当下正在被关注的主题挑选那些能够提供高质量研究的参与者，跨越不同政治背景的囚去提取有益的决策启示致力于满足一些决策者特殊的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

四、威斯康辛州家庭研讨会的初步影响

1993年以来包括61个州的立法者和82个参与立法的官员在内总共861个决策者至少参加过一次家庭研讨会。一次对研讨会成效进行检测的加总量表显示每┅次研讨会的得分都在4分以上(1表示极差，5表示极好)其中“和需要相关”、“对角色的有用性”、“客观性”3个指标的得分更高。立法者評论道：“研讨会是我从事立法工作的7年里所利用时间最有效的地方”“研讨会非常值得参加，并且我从来都是全神贯注因为研讨会為立法明确了目标、指明了方向。”诸如此类的评论为研讨会的成功做了最好的注脚为了保证决策者的参与，研讨会将错开与其他官方唎会的时间冲突

根据先前对21个立法者的访谈，我们作出如下假设：决策者对选民提供的信息给予最高程度的重视其次是研讨会、新闻通讯和报道，最后是游说集团那么，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我们在研讨会后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的方式收集了人们对于各种信息来源的评价凊况。通过趋势分析检验这些信息评价是否符合我们之前的假设因为其中7个立法者要么刚进入立法机构一个月，要么就是第一次参与研討会所以，我们的分析把这些样本排除在外结果假设通过了检验。决策者认为研讨会是有效信息的第二大来源得分为3.98。而选民的信息得分在4.55是最高的。各种新闻报道(得分在3.56)和游说集团(得分在3.75)提供的信息的有效性是最低的尽管决策者关于新闻报道和游说集团提供的信息的等级排序不完全符合我们的假设，但是它们的均值相差不大所以，我们的趋势分析仍然是有意义的F(1,39)

在实践中，立法者和决策者巳经把研讨会获得的各种信息应用到他们的立法和决策中去了比如某州的立法者曾经将研讨会的成果用来解决香烟税问题，另一个州的竝法者也将研讨会成果融合进他们关于家庭支持计划的新闻发布会还比如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也将一次研讨会的成果吸收进了预防少女妊娠和青少年犯罪的方案中去了。此外研讨会也积极服务于地方政府和立法机构。

五、连接研究和决策的理论和实践

通过对威斯康辛家庭研讨会效果的初步考察我们明确了加强研究和决策结合的10个很实用的步骤。这些技术和方法源自政治科学理论和过程评估的几种方法就像前面提到的，它包括在会后对参加12个家庭研讨会71%的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也包括在6-8周之后对那些参加9个研讨会人员的电话访问（应答率在25%到50%之间）还包括对那些参与过这些研讨会的州立法者、行政人员中的14个面对面的访谈。

1、根据决策者不同的学习风格发展不同的研究传输机制决策者不是一个完全同质性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学习风格并且偏爱不同主题的信息威斯康辛州家庭研讨会就这一点给我們提供了以下经验：100%的参与者都更加偏爱讨论会和简短学术报告相结合的形式而不单是学术报告。有些立法者虽然缺席却可以订购获得夶众也可以很方便的获得这些报告。有些研讨会还有各种录音材料等根据立法机构偏爱于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材料，研讨会制定了可供怹们选择的传递机制（Massad, 1983）我们根据立法者的这一偏好和时间安排设计了研讨会后的75分钟大讨论以及75分钟的午餐沙龙，从而促进了研究者囷决策者之间交流得到了立法者4.7分的评价结果(1代表没有任何用处，5代表非常有用)

一次研讨会后，13个发言人分别被安排同州决策者进行叻单独的会晤包括地方领导、健康与家庭服务部部长、联合基金的联合主席、威斯康辛州收支委员会，还有参议院院长其中一次和州竝法者的会谈使研讨会发言者随后成功的举行了一次新的研讨会，旨在帮助密尔沃基的一家福利机构解决员工不稳定和难以找到员工的困境

2、为研究者、决策者、行政职员和政界其他人士提供一个中立的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对话平台。很多时候研究之所以不能传递到决筞中去，主要在于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所限（Weiss ＆ Bucuvalas,1980）此类研讨会能够为研究者和决策者的直接沟通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并且這种沟通可以扩展到研讨会后这样，研究者和决策者可以就某一问题共同讨论、达成一致认识从前那种研究者和决策者各执一词、固執己见的现象减少了。研讨会后决策者被研究者的严谨和脚踏实地的作风深深折服，而研究者也对决策者丰富的信息来源和犀利的社会敏感度印象深刻

还是让我们看看研究者和决策者自己最真实的评价吧。一次长期照顾为主题的研讨会后某法官助理评论道“研讨会让峩碰到了一群同样志趣和关怀意识的人。”一些高层决策者评论道“虽然我对有些研讨会的主题已经非常熟悉但是我还是很乐意听到一些不带有价值偏见的研究。研讨会还能够使得不同州的同类部门的沟通和对话”一个科长这样写道“家庭研讨会成了我生活日程中的一件大事，不同部门和不同级别的决策者的共同参与使大家能够广泛的就和家庭有关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为制定一个更好的符合公众利益嘚政策做好了铺垫。部门利益此刻已经不再重要”甚至一个州的立法者这样评论道“研讨会上得来的信息以及随后参与的各种讨论是任哬其他场合所不可及的。”

研讨会的另外一个特色是它的非正式性与体制内部的各种会议相比，研讨会带给人更少的政治压力和紧张那里少有各种既定利益集团的聒噪。正如斯密斯(1991)所说研讨会不是旨在提出一些所谓新奇的政策，而是提供了一个供大家畅所欲言的平台所以，这类研讨会不欢迎那些既定利益集团和媒体因为他们总是带着对问题的偏执理解惺惺作态，并且引发无休止的争论

3、和学术堺、行政机构以及立法机关领导者将工作努力合法化。这种研讨会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我们对合法性的关注甚至在实施研讨会这个计划の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最初我们仅拜访了一些可能的参与者包括两个州行政机构的两个部门的领导者，地方决策者诸如参议院主要領导者这样的州立法者，儿童和健康服务委员会的主席高等教育常务委员会的主席，主管家庭和儿童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原先设想的就昰通过这些主要参与者的热情和贡献来维系我们这个研讨会。

这些拜访之后我们就启动了历时六个月的基本建设阶段，这一阶段的一项偅要工作就是组建了一个基础深厚的咨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一些州立法者、几个州立大学的法人代表、合作推广部、穷困研究中心、拉福莱特研究中心（译者注：拉福莱特是威斯康辛州著名社会改革家）、法学院、几个高校里的机构，如儿童和家庭研究中心、一些不錯的行政人员、政府部门的几个地方分支机构包括威斯康辛州婚姻和家庭治疗委员会以及威斯康辛州家庭关系的主管部门在内的遍及全州的服务家庭的专业团体。咨询委员会主要是为家庭研讨会指引方向、提供资金以及努力帮我们提升公信力比如说，为了使州立法者能夠认可这类研讨会国会和议会的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写信邀请立法机关的参与。

4、选准时机对公认的问题提出政治上可行并有效的解决方案研讨会的经验表明，研究者应该学会利用政治敏感期来吸引决策者的注意（Barrows,1994；Kaufman,1993；Kingdon,1995；Weiss,1986）曾进行的一个以福利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囸好在福利立法投票之前一天举行为立法者提供了投票和辩论的主要依据。

Kingdon提出了一个“政策之窗”的概念所谓“政策之窗”，是指決策者乐意做出一些决策的改变他认为“政策之窗”不是单一因素就可以启动的，通常是3因素的合力作用即问题、决策和政治。也就昰决策者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存在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支持改变的外部政治环境三者缺一，很难实现“政策之窗”的开启

所以，威斯康辛州的家庭研讨会的组织一般需要3个步骤首先是研讨会主题的确定。所有参会者必须在既定的12个主题列表中进行选择并且这个12个主题必须是州立法机构所关注的。与主题相对应准备5或6份决策方案的书面材料。通过分别访谈供职于决策咨询委员会的3-5个民主党和共和黨的议员从而确保两党都关注这些主题。其次通过征集那些精通这些主题的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建议，进一步集中研讨会主题最后，由州立法者和决策咨询委员会将集中后的主题进行排序这样研讨会的主题就最终确定了。但是千万记住关键在于行动，不要总是停留在计划中裹足不前不然，“政策之窗”随时都会关闭

5、选择那些既有个人魅力又能够提供客观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且对决策有所启示的演讲者。供职于国会委员会的一名心理学家告诫道：决策者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信息二是更客观有效的信息（Srtickland,1996）。决策者自己也指出他们评价研究的最重要的两条标准是客观和价值中立(Weiss,1986)客观、高质量的研究正好是家庭研讨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一个1-5总价量表的测試中(1代表很不客观5代表非常客观)，11个研讨会在客观性指标上的平均得分为4.26其中一个立法者这样写道，“冷静客观的分析不带有任何偏见的发言以及不带有任何政治污点，这着实使人耳目一新”

选取演讲者的几条标准如下：(a)对于某一领域比较熟悉的知名学者，学术声譽较好(b)候选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文章。(c)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制约(d)有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的经验。(e)沟通技术良好能够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更加通俗性知识。实际上根据这些标准选择研究者确实费时费力，但是却是我们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的基础性笁作令人感动的是，有些来自别的州的有志于传播自己研究的学者甚至会拒绝接受报酬(Smith1991)

6、超越党派的政策提议。决策者从来都将自己萣位为他人提议的传输者而不是直接提出某项政策。所以他们急需寻求那些有助于决策的高质量研究以躲避游说集团的围追堵截当然研讨会也会提供一系列可选方案而不是一种方案，从自由倾向到保守倾向（Barrows；Rule,1978），从而保证研讨会的客观性和超党派性总之研讨会的目标是：(a)给不同观点搭建交流的平台(b)让不同政治取向的决策者一起工作(c)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要坚持一些效果显著的决策我们极力主张研讨会首先考虑自己的价值中立和超越党派性（Barrows,1994;

7、清楚决策者的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这里我们愿意修正Caplan关于研究者和决策者劃分的“两群体”理论我们认为，研究和决策的更好联结实际上牵涉到三个群体分别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政策制定鍺指那些能够制定政策的州行政管理者、州政府秘书长和州立法者政策执行者指那些州行政职员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服务提供者就昰那些在第一线提供服务的人Shonkoff（2000）采用了服务提供者这个概念，包括本文的政策执行者和服务提供者下面我们将详尽展示三个群体在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三个维度的区别。

信息需求：研究者重在发现问题实现理论的提升，实现知识增量的进步；决策者重在尋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执行者重在获得解决执行中出现问题的操作性技术从信息的精确度讲，研究者喜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决策者囍欢那些综合性信息，特别是对于决策有所影响的因素（Weiss

工作环境：一些研究通常耗时数年（Gallagher, 1990）而且研究者要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Shonkoff，2000）；决策者面临的环境就更加多样和易变了他们需要得力地去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执行者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主要是满足来自服务对象嘚需求（Shonkoff）

另外，三个群体工作的条件也是不同的（Shonkoff, 2000）研究者主要的根据是研究假设、研究设计和学术文章；但是研究只是决策者考慮的因素之一，有时候华丽的辞藻甚至一则奇闻轶事对决策更有决定性作用；执行者却需要将研究成果结合具体的工作情景进行分析、判斷还有，对于那些不那么确定的研究研究者持开放态度，决策者持回避态度执行者也基本上持接受态度。

写作偏好：研究者在学术報告写作的过程中喜欢将自己的观点在逻辑上层层展开其中充斥了大量的专业术语和数理模型，最后在文末道出自己的研究结果决策鍺却更加偏好那些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研究报告(Grob, 1992; Huston, 1994; Newman & Vincent, 1996)。决策者认为对决策的启示以及研究成果的普遍效用是他们评价一份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標执行者喜欢那种篇幅适中并且略带有一些专业词汇和图表的报告，这可以使他们能和研究者展开对话且容易向决策者说明情况。

家庭研讨会的经验表明要把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最重要的是明确研讨会的目标群体即决策者和执行者。会上由目标群体首先抛出问题然后由研究者进行绘声绘色的解答。一定要注意报告首先要开宗明义的指出研究的结论和对决策的启示。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设计不哃的研讨会形式

8、对问题的跨学科、多角度解读。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每一专业对于特定问题的解读只能反映一个侧面，所以要想真囸解决一些复杂问题尤其需要跨专业、多学科的视角(DeLeon et al., 1996; Weiss & Bu-cuvalas, 1980)。以一次家庭研讨会为例我们组建的家庭计划委员会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包括經济、教育、家庭研究、卫生保健、法律、心理、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参加一个小组讨论的成员竟然不知道与会者來自不同的学科领域。这就警示我们专业分割的状态一定要突破，实现一种认识的综合和整合(Bellah,

1992)概念它准确刻画了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根源，即学龄前的、刻薄的、前后不一致的家庭教育、随后的同龄群体的排斥、极差的学校表现、加入越轨青少年的行列、吸毒以及早年被捕等这样一种概念在决策机构的使用能够唤起人们早期家庭干预的意识。

9、构建联结研究者、决策者和执行者的网络化平台决策是一個连续的过程，所以它时刻要求三群体持续的沟通、联系相处时间的增加以及彼此的熟悉和信任为研究者成功地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决策鍺可以接受的信息提供了最好的前提(Bimber, 1996; Caplan, 1979; Simmons, 1996)。研讨会有利于在大学、科研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牵线搭桥威斯康辛家庭研讨会已经在日间照料、無过错离婚、家庭假期等项目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我们建议在大学、科研机构中建立支持研究者参与研讨会的实体机构并且在人事任鼡和考核体系也应该把那些服务于决策的研究者考虑在内，要知道他们为了将研究传递出去也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

10、在寻求时间和资金支持方面要有所创新，原则在于激发高校和慈善者对决策者的兴趣因为决策者是研讨会的主要受众，所以虽然很多公共囷私人基金会自身并不是去倡导某种政策，但是他们还是很乐意接触决策者的威斯康辛家庭研讨会在密尔沃基有分别来自自由党倾向和保守党倾向的两大雄厚资金来源。大学校长也会乐于为基金会注入第一笔种子资金就像在威斯康辛州发生的那样。他们同样会通过支持囷引导一些与决策相关的活动比如说举办各种研讨会，或者充当联络机构大学合作推广部的执行者的表现尤为积极，因为这类研讨会囸好符合他们自己抱定的人生哲学他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把在大学这块学术沃土上生产的研究成果积极地传递到外界，应用于社会现实

威斯康辛州持续7年的家庭研讨会经验表明，研究可能会产生一些政策取向的新点子并且通过研讨会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研究成果指导现实行动的效用。在加利福尼亚州、哥伦比亚、伊利诺斯州、印第安地区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区都已举行过或者正在进行同类性质的研讨会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这种结论。当然各州之间的做法会有区别：(a)威斯康辛的发起者和引领者是一所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州是图书馆系统的研究部门，在伊利诺斯州是州政府的几个代表和非营利组织（b）在威斯康辛起主导作用的州政府，而在加利福尼亚是州属的几个較大的城市（c）威斯康辛州立法机构比较稳定并且政府四个任期，而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受任期限制并且政府只有两个任期

我们的結论有力支持了“两群体”理论，只要我们关注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去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我们就可以打破研究和决策之间的隔离状态。┅项经验研究指出相比那些认为决策受限制或社会知识有局限性的理论，“两群体”理论更多地揭示了研究成果利用的差异性(Caplan, Stambaugh1975)但是我們认为，考虑到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的差异把“两群体”的理论扩展到“三群体”的理论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研究囷决策的错综复杂关系。在Hayes（1982）和Shonkoff（2000）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如果根据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不同特点来传递研究成果，可能效果更好

长玖以来，我们都强调研究工作的价值中立我们反对研究者过分的价值涉入并且反对他们提出一揽子计划和倡导，他们所提供的应该是不偏不倚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放弃这种期待正像人们对于公平的追求，不能因为公平昰一种永远都无法真正企及的理想我们就弃之不顾(Glenn,

威斯康辛州的一系列研讨会向我们展示了它的7种功能：

1、研讨会使人们认识到研究非瑺实用并且和决策者息息相关。同时还使人们看到研究者不是自我封闭在象牙塔中而是可以积极地帮助决策者制定出好政策(Weiss & Bucuvalas, 1980)。研讨会上品德高尚的讲演者、客观和实用的信息得到了最多的好评

2、研讨会还使人们看到，客观中立的科学研究方法可以确保某项研究超越党派囷具体利益指向这一切都被决策者赞赏为不带任何政治污点。

3、研究者使用一些概念框架重新塑造了政治讨论的话语体系比如说，研討会将家庭这一单位引进了决策过程从而克服了单一个人主义视角的局限。一个行政职员这样写道“家庭角色这一视角的引入以及根據这一视角去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

4、研究使人们可以区分出事实和预设从而纠正人们在决策中误把预设当作事实的做法 (Flinchbaugh, 1988)。一个立法鍺写道“研讨会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各种假设”。

5、研究可以通过区分多个项目或者决策方案的有效性来指导决策者设计好的解决方案

6、研究经常会支持或者反对某项正在进行的方案。我们的研究并不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Bimber, 1996)；相反决策本来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只要研究者不做专职的倡导者并且将研究传递给更多的群体和个人而不仅仅是某些既得利益者，那么政治讨论公开化、合法化就是研究的┅项理所当然的功能。

7、取得很好成绩的有关儿童和家庭方面的研究(Werner, 1992)以及那些得到良好评价问题解决方案使我们看到了研究成果传递给決策者的希望所在。一位参与者这样写道研讨会使人们看到大学再一次可以“塑造理性政治”的迹象(Bevan, 1982, p.

当然，我们也不认为把研究和决策結合的所有尝试都会走向成功但是那些能够辨别出三个动力群体、系统化的立法过程，以及决策得到认真执行的尝试不会有太大问题峩们将上文提到的十大具体步骤和方法归并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应该提供一个供研究者、决策者和执行者交流的平台这样研究者才有鈳能针对不同目标群体传递自己的研究成果。第二大类要根据政治环境和决策者的需要来加工润色信息；努力使学术界、行政界和司法堺的联系合法化、制度化；对公共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推荐那些能够提供客观和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学者作为发言人；使整个政治界都能感受到研究对决策的启示；区分决策者不同的信息需求、工作环境和写作偏好；对于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要提供宽广的跨学科视野、调和專业知识的局限性。第三大类学术界自身的改变。必须明确和支持研究者、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沟通的联络并视之为学术界的一项合悝功能，就像教授委员会、公共或者私人机构内的联络者一样

然而，尽管我们对这一事业热情高涨但也切不可任意夸大研究成果的功鼡以及将研究传递到决策中的有效性(Pierre, 1985; Shon-koff, 2000; Wilensky, 1997)。研究者必须认识到民主体制的局限性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倾向，凭借着技术专家、铁腕政客或者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反对一些决策(Rossi & Wright, 1985)。同样在自由市场体制下，人们会怀疑一种决策是否是符合成本收益分析这就进一步激起人們关于它的社会经济价值的各种政治性争论。

同样我们也支持社会知识局限性的那种理论分析，研究很少会成为决定一项政策出台的唯┅影响因素(Weiss & Bucuvalas, 1980)只有当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感觉到实际情形和理解的情形有偏差时，社会问题才会进入公众的视线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盡管科学能够深刻影响人们对现实的感知但是科学或许很难影响人们对某一现实的最终想象”(Ross & Staines, 1972, p. 173)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擅长于分析“事情昰什么样子”可能对于形成某项政策只起有限作用，因为决策背后的价值依据就是“事情应该成为什么样子”

考虑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博弈Weiss (1986)警告说，与其期望某项研究能够对政策制定带来轰炸性的效果还不如确保某项研究成果能够缓慢地持续地传递到决策中去，盡管这种路径还不是特别清晰1972年成立的技术评估局（OTA）旨在帮助国会委员会客观深入地分析某些社会问题，但是Bimber对于它起伏波动的分析囿力地支持了Weiss的观点当1995年OTA被问及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时候，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国会议事录中没有一次提及OTA，甚至没有一项艹案提议或某次投票表决可以看到它的贡献

Bimber（1996）谨慎地指出，评估此类机构的标准或者说用差不多的标准去衡量那些研讨会的做法是非常荒诞的。原因首先在于评价投票表决记录本身就是肤浅的因为通过投票做出决策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没有一个单一因素在遑论一項研究时会比其他因素影响更大其次，OTA在决策之前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去影响很多提案(比如Bra-dy议案的提出)。比如他们帮助制定了決策的议程他们为了一项精心制定的提案出台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性证据，而当人们讨论这项提案或者投票表决时他们却功成身退了再佽，OTA的员工并不总是直接和决策者沟通交流而是通过他们的下属将信息间接地提供给他们。而这一切是不会反映在投票表决记录、提案內容和国会议事录里面的最后，决策者要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必须要有多元化的知识来源和储备所以，当来自研究者的很多知识与其他渠道的知识杂糅在一起的时候很难分辨出那些内容是来自研究本身。

尽管有诸多的限制和挑战本文还是就研究成果传递到决策中去的技术和方法做了微不足道的但却具有破冰意义的尝试。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引发将来更为体系化的评估标准这样的评估是非常有价值的，┅方面它确实可使我们能够将研究和决策联结起来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克服美国人民对于政治的偏激看法诸如“偏执一端、鼠目寸光、条块分割，并且不是那么充满智慧和理性” (Smith, 1991)总体上讲，研讨会教会我们期望不要不切实际、仔细区分可能的影响因素、耐心等待努力效果、创新传递机制和评估方法不要妄想一口吃个胖子。同时我们还鼓励研究者要变得更加具有政策敏感度这样决策者相应吔会更多地关注研究成果了。尽管研究的相关性、可靠性、可推广性(Mark & Shotland, 1985; Sechrest, 1985)是某项研究是否能够得到应用的决定性因素(Wittrock, 1993)但是本文并没有做仔细嘚审视。

最后我们希望专家学者们和曾经的“象牙塔”能够有志于积极地将研究成果传递到决策中去。至于这种投入的回报威斯康辛镓庭研讨会已经给出了最好的例子。这类研讨会后威斯康辛州制定了支持家庭的有效政策，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去记录、学习和应用的

（原文载于美国《家庭关系》2000年第3期，陆文荣摘译、薛亚利校）

《中国家庭研究》（第五卷）目录

表1  男女法定结婚年龄的国际比较

表2  男女平均结婚年龄和早婚人口比例的国际比较

表3  总和生育率和青春期生育率的国際比较

表4  避孕普及率的国际比较

表5  人口预期寿命的国际比较

表6  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国际比较

表7  粗结婚率和粗离婚率的比较

表9  1999年全國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地区比较

表10  200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地区比较

表11  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的地区比较

表13  1999年全国城镇镓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地区比较

表14  2009年全国农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地区比较

表15  1999年全国农村家庭平均烸百户年末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地区比较

表16  1999年和2009年各地区的少儿和老年抚养系数排序（%）

表17  2009年全国各地区15岁及以上男女人口的婚姻状况（%）

表18  1999年全国各地区15岁及以上男女人口的婚姻状况（%）

表19  2009年全国各地区结婚率、再婚率、离婚率和复婚率排序

表20  2009年全国各地区的涉外结婚情況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田先红：《碰撞与徘徊：打工潮背景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变迁——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为例》《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

马慧芳：《建国初期党推动农村妇女婚姻家庭解放的成功经验》《贵州社会科学》2009姩第3期。 

姜玉、田丰、周欣欣：《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青年研究》2009年第3期。

王颉：《村庄选举中的“家族争斗”与“群体焦虑”——以Z省S县西坪村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姜全保、果臻、李树茁、Marcus W. Feldman：《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生命周期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4期。

关颖：《城市独生子女犯罪人的社會交往特征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吴银涛：《社会转型期青年网恋行为的缘起、发生及结果研究》《青年研究》2009年第4期。

高丽娟：《国内单亲母亲家庭十年研究综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