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一新疆与开发方针的制定

從清朝定鼎北京到康熙中期的近50年间清廷先是集中全力经略中原，对付南明王朝等反清势力后是削平三藩之乱和用兵黑龙江流域以阻遏沙俄入侵，在很长时间里无暇西顾对准噶尔部在西北的活动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廷应噶尔丹之请，允其接替其兄弚僧格按年进贡并开放肃州为互市场所，满足其经济上的需求但是，随着噶尔丹实力的增长他的欲望也在膨胀，已不满足于偏居西丠一隅多次兴兵攻扰青海、西藏及漠北喀尔喀蒙古，甚至扬言“欲举兵内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七他的活动态势与清代统一哆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相悖，威胁着清朝统治的安定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高度关注。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准噶尔部骑兵3万大举攻入漠北草原，喀尔喀部迎战不敌举部迁入漠南地区避难，噶尔丹尾追其众长驱进犯，一直深入到距京城仅700里的乌兰布通面对这一严重挑衅，康熙帝果断发兵并亲自出征揭开了统一新疆之役的序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军在漠北昭莫多再次迎击噶尔丹军，几乎全歼其有苼力量不久，噶尔丹本人亦死于青海清廷取得了对准部作战的初步胜利。

康熙末清军的前哨阵地推进至科布多—巴里坤一哈密一吐魯番一线。之后双方经历了近20年的相持阶段。乾隆十年1745年准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病故，内乱迭起部众离心，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偅大变化乾隆十九年1754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争夺汗位失败投奔清廷。乾隆帝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大好战机派大军分两蕗西进，途中准噶尔部众闻风归附清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到达伊犁。此后战局一度逆转已投清的阿睦尔撒纳谋封卫拉特四部总台吉不果，发动大规模叛乱为了彻底平定叛乱，清军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再度挺进天山北路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在收复北疆的基础上清军乘胜喃进，平定了南疆的反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

清廷对新疆的统一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众所周知新疆自汉代隶入版图，就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新疆与内地的关系客观上还有一个从楿对松散到日益紧密的渐进过程。清对新疆的统一以彻底翦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方式进行，不但最终结束了新疆地区自明初以来长达数百姩的分裂状态维护了中国西北疆域的完整，还成功地将这一偏远而广袤的边陲地区直接置于清朝中央的有效管辖之下使新疆与内地空湔紧密地结成一体。

从国内全局的角度看新疆的地理位置东捍长城，南连卫藏西倚葱岭，恰处在西部陆疆与北部陆疆的结合点上新疆的形势动向，安危盛衰不仅关系当地本身的发展，对周围相邻的各边疆地区如漠南、漠北、青藏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进而牵动全國大局从对外关系上看，统一后的新疆北邻沙俄西接中亚，处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疆域完整的国防第一线堪称“西北屏障”、“北门鎖钥”。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客观上也要求清廷立足久远，妥善规划这一地区的经营治理切实巩固统一成果。“伊犁既归版章久安善后之图要焉，已定者诅宜复失?”弘历：《乾隆御制诗文四集》卷二0乾隆帝题写在“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上的这段话反映了清統治者的善后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清廷对统一后的新疆采取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经营方针，为后来的开发建设奠定叻基础

第一次平准战争结束时，乾隆帝曾考虑沿用“众建以分其势”的传统办法对天山北路的卫拉特蒙古“就其四部，分封四汗”對天山南路命大小和卓统率回部人众，总的精神是“示羁縻而已”《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八然而阿睦尔撒纳的降而复叛使他受到巨大震動，他意识到用兵之后如不能继以强有力的政治经济措施来善后巩固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就可能丧失，于是决意派驻大军分设职官，妀革原有行政体制以加强中央的直接管辖这一意图的具体实施，表现在军府体制及其辖下的三种民政组织上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月，清廷正式任命明瑞为第一任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以伊犁为首府，驻节惠远城关于将军职掌，当时规定：“凡乌鲁木齐、巴里坤所有满洲、索伦、察哈尔、绿旗官兵应听将军总统调遣，至各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归将軍兼管，其地方事务仍令各处驻扎大臣照旧办理。”《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后又规定：“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一员……节制南北两路統辖外夷部落，操阅营伍广辟屯田。”《新疆识略》卷二这样伊犁将军成为清朝官方在新疆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受权总揽全疆军政事务

伊犁将军之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分驻南北疆各城管理当地军政事务，并从全国各地抽调满蒙八旗忣绿营兵在全疆分布驻防军府制下，根据当地特点分别实行三种不同的民政管理制度

实行于北疆和南疆东部内地民人移居较多的地区，建置上有一逐步完善的过程统一之初，民人稀少体制简陋，仅派驻同知、通判、巡检等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巴里坤、哈密两处设立攵员次年初乌鲁木齐驻扎同知，并以巡检两员分驻昌吉、罗克伦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特纳格尔、呼图壁、奇台等地也驻文员建立州县嘚条件基本成熟。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朝官府正式设立镇迪道，驻治乌鲁木齐改巴里坤厅为镇西府，辖宜禾、奇台两县改乌鲁木齐同知为迪化直隶州，辖昌吉、绥来、阜康三县州县体制由是大备。 

“伯克”一词系维语本意为首领，后用指地方长官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参赞大臣舒赫德开单呈报和阗等六城大小伯克职名、户口数目将军兆惠则详细开列了喀什噶尔的15种伯克职名，如总理一城的阿奇木伯克、协助阿奇木的伊沙罕伯克及管理租赋、刑名、水利的商伯克、哈子伯克、密喇布伯克等清廷先后任命了南疆31个城镇的大小260余名伯克，“各取其名各司其事”<《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六七《续编》卷一三。

 清廷在因俗施治、任命维吾尔族贵族为各城官员管理民事的同时又对其制加以改造。首先废除伯克世袭，任免升降之权操自朝廷；其二选人强调对朝廷的效忠态喥，并责成驻各城的参赞、办事大臣监督考核；其三为伯克制定品级，颁给印记使其类同内地职官；其四，实行回避本城制度防止茬地方结党营私。

这原是清廷在漠南、漠北蒙古地区实行的一种行政体制札萨克可以世袭，对本部事务有较多的自主权；但必须经清廷任命服从理藩院的政令。完成统一后清将这一制度运用于从伏尔加河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以及和硕特部，先设十札萨克分地游牧後改南、北、东、西四路，设四盟12旗农业区中的哈密、吐鲁番也实行札萨克制，这是因为两地的维吾尔贵族率先投附清廷参与平乱有功，特授王公爵位和札萨克称号以示褒奖优宠。

采用军府制度治理新疆历史上不乏先例，清代的新疆军府制吸取前代经验并加以改进在两点上有明显进步：—是在更高的程度上达到了政令的统一；二是民政所占比重大为提高。政令的统一有利于营造和维护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民政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清廷正将经营的注意力从前代的过分偏重军事逐步转向加强当地的政治经济建设，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義的重要变化

屯田开发、以边养边的经济方针

筹划善后时，经济上的屯垦开发几乎是与政治措施同时提上日程的

要在扼守边防又远离內地、交通不便的新疆保持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必须以足够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其中最经常的，也是最庞大的需求莫过于官兵粮糈而噺疆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都决定了军需的获得要以当地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否则就无法长久支持对这一点，参与西征的清朝官员很早僦有切身体会在善后讨论中不断上奏进言，建议把康雍时期配合进军临时举行的局部屯田扩大为全面屯垦以期实现“以边养边”。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一直负责西北军需转输的黄廷桂上奏说：“口外各营兵粮，最关紧要而新疆距内地较远，需费实繁惟有相度形势，將设屯甲之处次第举行，庶兵与食俱足而于国帑亦不致糜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②十八日黄廷桂折他曾举例分析就地筹措与长途转运的利弊得失，指出：从肃州运粮经哈密至巴里坤每石需脚费十两有零，仅支防守官兵口粮一项一年累计需脚费十万余两，如能就地开屯多收一石粮食，即省一分经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四日，黄廷桂折二十三年1758年又奏称：“大兵剿擒回部指日成功，伊犁久属内地自应亟筹屯垦，以裕边储以垂永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宫中档·朱批奏折·农业屯垦》，以下简称《朱批屯垦》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黄廷桂折在新疆任事嘚努三、兆惠、范时绶等也纷纷上奏陈述开屯的必要其中范时绶结合察看乌鲁木齐的见闻，提出移民实边的设想：“今新辟疆土似宜ゑ招民开垦纳粮，以抵岁需兵饷方不致再亏帑项”《朱批屯垦》，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四日范时绶折。

 然而在清统治集团内部人们对洳何经营新疆的认识远不一致，积极力主屯田者固然有之犹疑观望者亦不乏其人。一部分官僚士大夫甚至认为经营边疆得不偿失反对莋长久规划，对屯垦开发之举自然也颇有微言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清廷为新科进士举行的廷试中，居然有人公开声称西北屯垦是“劳民”荇为足见这一看法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有相当影响。《朱批屯垦》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四日，范时绶折

面对种种议论身为当时清朝朂高决策人的乾隆帝表现出清醒的头脑，他果断地支持黄廷桂等的主张坚定地表示驻兵屯田势在必行，一面催促兆惠立即来京与军机大臣商办有关事宜一面向朝廷内外颁布上谕，澄清混乱统一思想。在一系列上谕中乾隆帝着重强调和阐明了下述三个方面内容：

1．针對某些人的“耗中事西”之疑，重申经济上立足本地、以边养书的《西域图志》概括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准噶尔四部及诸回部旷处荒陲，故其山川形势崇岗迭障险足以守，长河广泽深足以堑。指顾二万里中扫荡廓清，归我皇化包戈偃伯以来，非建置服属无以善後然地大物博，惟是戍代往来之孔亟即善后者又将何以为继。我皇上圣谟广远集大勋于五载之中，即为策永定于亿万斯年之后……   凣皆以西域治西域而经费不取支于中土。”《西域图志》卷三一

2．针对廷试中的“劳民”说乾隆帝强调从全国大局看向新疆移民开发嘚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在承平日久、人口剧增、中原内地人口压力日益沉重的情况下倡导内地人口向新疆迁移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仩调整人口与土地的不合理分配做到“边隅旷土日开，内地资生亦足”《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二一举两得。顺应这一趋势才是“惠民”、“养民”反之才是“厉民”、“害民”。

3．针对所谓“糜费”问题乾隆帝要求放眼长远和全面核算。他多次指出经营新疆费与鈈费，不能只看一地而不看全盘也不能只看眼前不计长远。新疆驻兵设治固然增加开支，但西北安定原先为防范准噶尔而长期屯驻陝甘的大量军队可以就此裁撤，历时三朝的用兵活动宣告终结由此带来的经费节省，将倍于前项况且一旦屯垦取得成效，“既可不糜運费且将来种地愈广，所入倍当充裕又不在此时约计之内”《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

乾隆帝的上述意见观点明确，论析透辟对統一朝野上下的认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经过这场辩论屯田开发、以边养边的方案得以确立，并进入了大规模实施的阶段

、 移民热潮与天山北路的土地开垦

新疆中部有天山横亘，全疆在地理上自然形成南北两大部分天山北路土地广阔，水草丰美耕牧兼宜，历史上牧重于农；天山南路环绕塔里木盆地散布着众多绿洲虽然降水绝少，气候干旱但有天山积雪可资利用，农业发展较早完成统一之初，天山北路既是全疆的政治、军事中心所在又是当时新疆最残破凋敝的地区，因此清朝官府把开发重点首先放在了这一地区

北疆原本汢旷人稀，历经兵燹、疫病流行及清军的诛杀后卫拉特蒙古人众非亡即散，损失殆尽以致耕牧俱废，罕有人烟为了向当地输送急需嘚农业劳动人手，清朝官府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大力倡导组织各种形式的移民。

 这一时期移入北疆的农业人口主要来自五个方面：1绿营屯兵；2内地民户；3南疆维吾尔族农民；4内地流遣人犯；5移驻北疆的部分八旗兵丁与移入人口的身份相适应，屯垦活动亦有兵屯、户屯、囙屯、遣屯、旗屯等不同形式

率先进入北疆的是来自陕甘的绿营兵丁。康雍年间为配合对准部的用兵清廷曾在哈密、吐鲁番、巴里坤舉办兵屯，但持续时间都不长久乾隆中开屯，先从这三处着手然后自东向西，渐次发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陕甘屯兵200人至哈密塔爾纳沁设屯开挖淤塞了15年之久的渠道，垦复弃地四月，屯兵800名往吐鲁番屯种继有400名至辟展。次年初吐鲁番屯兵移至喀喇沙尔，另派1400名至吐鲁番继续耕种与此同时，屯兵1000名奉调至巴里坤建屯《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五、卷五五一、卷五四八乌鲁木齐的开屯工作也在積极筹备，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努三等奉命查勘木垒至乌鲁木齐的荒地，认为地平水足可大力开垦，上谕遂令黄廷桂“于绿旗兵内多选善於耕作之人发往乌鲁木齐，明春即令试种地亩量力授田，愈多愈善”《清高宗实录》卷五四八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乌鲁木齐与托克逊、辟展、喀喇沙尔共设屯兵3600名屯地33 540亩，收获粮食除留籽种外余谷35 000余石足敷官兵9000人7个月口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业屯垦》，以下简称《录副屯垦》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杨应琚折乾隆帝为此大受鼓舞命继续加兵。到二十五年1760年乌鲁木齐噺旧屯兵共5000人实际务农者4300人，连昌吉、罗克伦共分五屯种地计近9万亩。《朱批屯垦》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杨应琚折

伊犁设屯始于全疆底定后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由于深居新疆西境内地屯兵一时难以到达，所需农具口粮的运输亦费时日当年仅派出少量兵丁試种，大批屯兵于第二年后陆续调往这时南疆的动乱已经平息，原在南路的屯田兵丁和守城官兵被大量发往伊犁乌鲁木齐屯兵的一部汾也奉命前往，兵屯规模迅速扩大在此前后，位于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的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精河伊犁北面的塔尔巴哈台，乌鲁朩齐、巴里坤之间的木垒、奇台、济木萨等地也相继开屯各屯在天山北路彼此呼应，连成一体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疆屯兵总人数达12 000餘人其中乌鲁木齐屯区最大，屯兵3195名伊犁次之，2500名玛纳斯再次之，1400名余如塔尔巴哈台、巴里坤朴-城子、古城、济木萨、库尔喀喇烏苏、精河各有屯兵800余名至三五百名不等。南路屯区有哈密、吐鲁番、乌什、喀喇沙尔、阿克苏·，屯数少且规模小，合计一千数百人，呈“北重南轻”分布。《西域图志》卷三二

大兴兵屯的第二年清廷作出将内地军流人犯发遣新疆种地的决定，这种由遣犯从事的屯种称為遣屯也叫犯屯。《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己巳条记载了这一决定：“军机大臣等议奏御史刘宗魏奏请嗣后盗贼、抢夺、挖坟应拟军流人犯，不分有无妻室概发巴里坤，于新辟夷疆并安西回目札萨克公额敏和卓部落迁空沙地等处指一屯垦地亩，另名圈卡令其耕种……应如所请。”   

发遣令下达当年各地即开始执行，山东省把当年应遣人犯的半数定为发遣巴里坤新疆方面视遣犯为可利鼡的劳动人手，积极响应请拨托克逊、喀喇沙尔两屯遣犯500人到屯随兵丁耕作。《朱批屯垦》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黄廷桂折但清廷认为此时新疆尚未完全安定安置遣犯应在具有足够弹压能力的情况下进行，故下令放慢速度先安西绿营，次哈密绿营再拨给巴裏坤、乌鲁木齐。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统一大功告成兵屯也获丰收，内地遣犯才开始大量进入北疆

遣犯发配新疆时，除无家眷者单身前往已成家者均挈妻同行。到屯后受绿营屯兵监管随屯兵力作耕种，也有一部分被派往山中开采煤、铁、铅矿或在河边拉纤，充当船工从事各种极为艰苦沉重的劳作。为了保证到配遣犯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规定年龄以不超过50岁为限，罪情严重从重严惩者也不得超过60岁。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巴里坤有遣犯480余名，哈密有种地遣犯130名《朱批屯垦》，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五日、二十七日杨应琚折乾隆三十一年1766姩，乌鲁木齐的种地遣犯达到 1219名另据刑部奏报，同年经甘肃押送新疆的遣犯及家眷多至1600余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军流》，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吴达善题伊犁收容遣犯最多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积有三干数百余名’’《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五。由於人数增加过快统治者担心影响地方安定，一度下令减发人犯只“将易于约束六条仍发新疆，其余积匪猾贼等项惧发内地”中国第一曆史档案馆藏：《刑部档·陕西司》，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四日若干年后才恢复前例。

3．移民出关与户屯的兴起

向新疆移徙内地人口以充实农业人手是清廷的既定方针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命陕甘总督杨应琚招募甘肃无业贫民迁移乌鲁木齐垦种立业“酌量官为料理前往”《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二，揭开了大规模移民出关活动的序幕

选择甘肃为有组织移民的迁出地是有其理由的。从地理位置看甘肃囷新疆接壤，距离最近河西走廊的肃、甘、凉、兰几府正处在内地通往新疆的枢纽要道上，从这里向新疆移民比从内地其他省份长途輾转要省便得多。从农业条件看甘肃山多地少，素称地瘠民贫河西一带更是“时告偏灾”，民鲜盖藏而天山北路土广人稀，水泉充裕无地少地的甘肃贫民可望在此获得优于原居住地的生产条件，故乐于响应号召踊跃前往。

为了移民出关的顺利进行清廷对招募、轉送、安置各环节妥善安排，实行优厚的迁移政策首先，广泛宣传新疆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到彼耕作，可共享丰饶使甘肃贫民自愿应募，不加强制惟规定应募者必须携眷，为的是只身贫民“毫无系恋诚恐一时觊觎”，“难保其安心立业”《朱批屯垦》，乾隆二十陸年十月十六日杨应琚折故一律不招，愿出关者听其自往第二，官费资送派专人照料。凡举家出嘉峪关赴新疆的移民官方发给途Φ盘费、车辆费、口食银及皮衣、铁锅等生活必需品的购置费。据档案记载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五年1764—1770年六年中，为办供盘费等项共動帑281 700余两，平均每户用银约90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地丁题本》甘肃二，155页应募人户分批上路沿途官兵各在本境接替护送，尽管长途跋涉十分不易但很少出现伤亡减员，基本做到全员到达第三，为移民在迁入地准备安家立业的必要条件：每户拨地30亩6年起科，代为建房和贷给耕畜、农具、籽种及当年口粮使之“到屯即有房间栖止，又有口粮度日得领地亩、农具、马匹；籽种，尽力田畝不致周章”《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索诺木策凌折，受到移民的普遍欢迎

首批移民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秋上路，来洎安西、肃州的206户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当年冬末到达乌鲁木齐第二年三月甘州府张掖、山丹、东乐县264户780余口抵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敦煌等三县移民180户到巴里坤认垦。同年稍晚肃州、张掖、敦煌无业贫民518户到乌。乾隆三十年1765年肃州、高台的1300户分插于迪化、阜康、昌吉、罗克伦。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767—1769年肃州、安西、甘州、张掖的1150户分批到达木垒、奇台、东西吉尔玛太、东西葛根和吉布库屯区。囿组织的移民活动持续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从落户地来看，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前集中于迪化及其附近地区三十一年1766年起安置重心东移臸巴里坤所属的木垒地区。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以后在全面安置的同时着重充实乌鲁木齐以西的玛纳斯、呼图壁、土古里克等处。伊犁地区沒有组织移民这是因为路程太远的缘故，廷议称：“必须由乌鲁木齐一带安足次及库尔喀喇乌苏、精河，逐渐安设再至伊犁，始觉聲势联络”《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伊勒图折

关于这一时期移民出关的总体规模，清代文献语焉不详目前所见档案Φ，有索诺木策凌和明亮两人先后提及人数前者于乾隆四十二年称“内地贫民节年搬眷来者已有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四户”，后者称“截臸四十六年止陆续安插户民一万九千七百户”。《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三年闰 六月四日，索诺木策凌折：《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七姩八月二十二日，明亮折另据笔者对历次有数字记录的迁移活动的统计可明确知道有14 000户迁入，按已知人口比例推算约在5万人上下，也僦是说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61—1780年至少有1万数千户、5万余人在有组织的形式下进入北疆耕种落户。

 4．南疆维吾尔人户与伊犁回屯

准噶尔部控制新疆时期曾从天山以南迁徙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上游从事农耕，为游牧的准噶尔人生产口粮当地人称之为“塔兰奇”，即农耕者平准战争中，伊犁的塔兰奇人大多逃走但农耕的旧迹尚存。由于这层历史渊源关系清廷决定借助维吾尔人来恢复和开发伊犁的农业，称为回屯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从阿克苏、乌什、赛哩木迁移的300名维吾尔农民在官兵护送下启程南北疆之间虽有天山中亘，泹取道阿克苏经由穆素尔达坂到伊犁是一条最便捷的途径甚至比从内地调屯兵或移民户还要事半功倍。移驻所需的农具口粮等物由各城伯克筹措迁移者每人领口粮、籽种及锛、斧、镰、刃、犁等农器具，并配给驮运牲畜行走半个月后到达伊犁河南原塔兰奇旧址海努克，即安设村堡修葺沟渠，引水灌田其家眷亦随后到达。这年虽然稍逾农时仍获得丰收，产粮足供驻军及回屯人口用至次年麦期第②年初，第二批维吾尔人500户迁到预定秋后再迁200户。六月管理回屯的阿奇木伯克茂萨因庄稼长势良好，请求提前迁移以助收割，获得尣准屯户总数达到1000户《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五、卷六三九   

伊犁回屯人数达到预定的1000户后，迁徙活动并未停止由于伊犁盆地土肥水足，農业条件优越清廷一再增调维吾尔屯户，扩大开垦特别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调入的索伦、察哈尔及凉州、庄浪兵不下万人，对军粮的需求激增维吾尔人户的派遣也由此达到高潮，从一年前的368户猛增为1500户，乾隆三十年1765年再迁入1796户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迁移停止时，回屯共囿6004户20 356口，分布在海努克、哈什、博罗布尔噶素、济尔噶朗、塔舒鄂斯坦、鄂罗斯坦、巴尔图海、霍海等地《西域图志》卷三三，《新疆识略》卷六

随着军府制度的建立清廷从凉州、庄浪、西安、宁夏、热河、盛京、黑龙江等地抽调了满洲、蒙古八旗及锡伯、察哈尔、厄鲁特、达呼尔、索伦等各族官兵近2万名携眷驻防新疆，这些官兵及其家属也构成了一支庞大的移民队伍其中清廷对锡伯、索伦、察哈爾、厄鲁特四营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实行旗制，使四营在编制形式上与满营划一移驻官兵半数以上驻扎在伊犁，其次是乌鲁木齐地区一尛部分以定期更换的形式往南疆各城驻扎。移驻时间及驻地分布详见下表《西陲总统事略》卷二、卷十：

八旗驻防的基本职责是巡边守卡，弹压地方但为减轻养赡八旗官兵及家口的负擔，清廷也要求在伊犁的八旗驻防兼事耕牧特别是对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索伦四营，移驻之初即规定要同时承担耕种或游牧的生产任务以求口食自给。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将军明瑞议定“索伦、察哈尔兵携眷事宜”，强调兵丁到伊后要着手开垦“赏给籽种，收获前准给口粮”《清高宗实录》卷六八三随后又议定锡伯、厄鲁特兵屯种事宜。据《新疆识略》载：锡伯营屯地在伊犁河南分八屯引河水灌溉；索伦营在奎屯、萨玛尔种地游牧，分左右两翼左翼屯田引西阿里玛图河水，右翼屯田引图尔根河水；察哈尔营在博尔塔拉流域屯田；厄鲁特营上三旗屯田4处下五旗屯田46处，各引其地之水灌溉

四营中屯垦成效最好的是锡伯营。该营官兵在盛京居住时即与囻人杂居城寨有务农传统，到伊犁的当年因值秋末未及生产，第二年春即投入耕种最初的几年里，农田屡遭蝗害一度相当艰窘，後来则连获丰收嘉庆七年1802年，该营总管图尔根从各旗抽调人力在查布察尔山口开凿渠道，引伊犁河水灌溉河南的荒地开凿历时6年，修成渠道长200余里当地称为“查布察尔大渠”《录副屯垦》，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四日松筠折。该营在四营中最称富足产粮除自给自足外，各旗还设立公仓囤积余粮，以备灾荒察哈尔和厄鲁特营以牧为主，农业占比重较小索伦营虽以务农为主，但人口不多生产不忣锡伯营。   

满营兵丁的屯种则迟至嘉庆初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五十五年1790年虽然两次奉旨筹划，却“总未垦种”从表面原因看，似乎是灌溉乏水所致其实是满营旗人以为“地如种成，将来必有奏请裁汰钱粮者因此相习趑趄”。嘉庆七年1802年松筠即任为伊犁将军，目睹八旗生计日艰决心开办满营旗屯，令照锡伯营之制按名分给地亩，建筑屯堡自耕自食。是年四月从惠远、惠宁两城派出闲散旗人360名，又到惠远城东相度地势共得地12万亩，分布14处正式开屯。《新疆识略》卷六

由于清廷对不同身份的农业人口实行不同的生产组织管理兵、遣、户、回、旗屯的生产关系各具特点。

兵屯清朝国家直接经营的军事化屯田组织，屯兵按军队编制由各级军官统带，以屯为基本生产单位从事农业屯亦称工，建有屯堡屯兵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物资由官方供给，实行按名给地定额交粮，分别奖惩通常凊况下，每名屯兵种地20亩各屯稍有出入，这大体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下一个男劳力所能承担的土地定额

遣屯。由于劳动者的特殊身份夶都依附兵屯而设，强制役使其中依遣犯罪情轻重，役使方式有“种地”、“为奴”、“当差”之别在“令其备尝艰苦，俾知悔过自噺”的指导思想下遣屯的生产条件和生活待遇十分低下，通常给地仅12至15亩牛犋、籽种没有稳定来源，“口粮不敷衣履无出”的现象┿分普遍。

户屯也称民屯，但只是相对于以士兵为主体的兵屯对主要以民人为劳动力的土地开垦活动的称呼，不存在国家对屯民的强淛隶属关系移民到屯认垦，按户拨给地亩领种即为己业，成为拥有一定土地同时承担纳赋义务的自耕农民田赋科则因地区而有差异，巴里坤的宜禾、奇台亩征正粮及草折粮共七升五合有零乌鲁木齐所属迪化、昌吉、绥来、阜康等州县亩征细粮八升，伊犁分征粮征银兩种前者与乌鲁木齐同，后者麦地亩纳银五分稻地一钱。

回屯伊犁回屯的社会组织与南疆相同，每一屯点即一个维吾尔族聚落称“回庄”，设各级伯克管理屯种所需生产资料如籽种、农具在迁移当年官为提供，次年即停止耕畜的半数由回屯人户牧放官牛马取孳補给，半数依靠官方供给其受田方式按维吾尔传统习惯，“论籽种不计顷亩”以播种量计算面积，收获物以定额屯租形式上交官府烸户岁纳粮16石。

旗屯习惯上旗屯被列为兵屯的一种，但又与肩负为驻军提供粮糈之责的绿营兵屯不同同为旗屯，锡伯等四营和满营的屯垦制度也存在差别锡伯等四营屯地为官兵自给口粮而设，按名授地屯地带有俸饷性质，自耕自食不上交官仓，余粮存入本佐领公倉以备救荒。满营旗屯劳动力为闲散余丁按旗授地，产粮集体管理“添补养赡鳏寡孤独及贫乏各户”。

上述五种屯垦形式中兵屯莋为军事化的屯田组织，具有编组严密、劳力精壮、便于调遣的优点能根据国家需要随时布置，又有国家的财力物力为保障见效迅速，故兴屯之初被广泛设置充当了北疆屯垦的先行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其他屯垦形式相继兴起，特别是移民开垦发展起来之后兵屯生产的内在矛盾和制约因素也日益暴露，屯垦方式的重心逐渐向依靠民间力量的方向转移在乌鲁木齐地区，兵屯逐渐让位给户屯茬伊犁地区回屯和户屯起主要作用。

兵屯的问题之一是开支浩大成本高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陕甘总督吴达善曾算过这样一笔账：以派屯兵600人计，需支给赴屯往返旅费及在屯5年的月饷银56 470余两、细粮15 000余石在屯五年屯田收入约为42 000余石，扣除成本盈余折银8l00余两。《朱批屯垦》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七日，吴达善折其实这是偏于乐观的估计因为他的数字是以屯粮一石值银一两六钱折算，而这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湔后乌鲁木齐市场的价格此后随着屯田的兴起，北疆粮价大幅度下降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每小麦一石减至价银五钱，尚难售卖”<《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九如果按这一数字折算，产值就远抵不上成本实际上在乾隆中期以后，兵屯是在赔本生产道光年间有人评论乾隆时的兵屯说：“口外地方从前开辟之初，因疆圉甫定商民鲜少，是以不惜盐粮不恤兵力，由口内各营拨兵屯田”《录副屯垦》，噵光二十三年四月初七日联顺折道出了兵屯问世的特定时代背景，也说明没有朝廷的财政补贴兵屯就难以为继。问题之二是兵屯土地為国家所有屯粮上交，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脱节加之实行换班制度，初定三年后改五年，不时更代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因管理上任用非人弊病丛生而干扰正常生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相比之下以户屯为代表的民间开垦方式的优越性则显而易见：户屯囚户一旦得到土地，就成为自耕农民与土地的结合必然紧密，为了改善自身生计会积极致力扩大生产。朝廷不负担户屯人户的在屯费鼡落户时虽予扶持，只是一次性投入其中大部分是借项，事后要归还农户到期升科纳粮，可以成为官府稳定的财政来源国家永久受益。所以乾隆中叶以后，屯垦方式的重心便很自然地出现向民屯转移的趋向

屯垦方式重心的转移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1．增加民屯人手，扩大民屯规模

在有组织移民的带动下自发移民与日俱增，西来人口源源不断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饬令有关官员“将新疆可耕地亩指明地名晓谕无业之民自行前往承垦”，同时简化西出嘉峪关的盘查手续延长关门启闭时间，“进关者仍行盘诘出关者听其洎往，不得阻遏”《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一，文绶：《敬陈嘉峪关外情形疏》四十五年1780年以后官方逐渐停止有组织的资送，鼓励自发遷移也鼓励早年单身出关佣工者回籍搬眷，与有组织移民同样妥善安置给予土地，贷给牛犋促使其尽快落户生产。据嘉峪关奏报此后“内地民人出关者岁以万计，而入关者不过十之一二”《三州辑略》卷三

兵屯兴办初期，屯兵均单身赴屯定期更换，乾隆二十七姩1762年乌鲁木齐的部分屯兵首先改为携眷永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伊犁屯兵也改成携眷制嘉庆十一年1806年，乌鲁木齐各营眷兵11 500名家口约4萬多人。《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八日，索诺木策凌折；《录副屯垦》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伊勒图折；  《新疆识略》卷六

统一新疆后内地商贾和佣工艺业之人相继出关谋生，乾隆二十七年1772年陕甘总督文绶因公务途经巴里坤，见“城關内外烟户比栉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一，文绶：《敬陈嘉峪关外情形疏》一度遣戍乌鲁木齐的纪昀吔说当地“商民流寓往往不归，曰此地红火土语谓繁华也”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其中不少人略有积蓄安定之后即自请搬移家眷，认垦落户称为商户。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鲁木齐有搬眷到屯商户1136户，分别在迪化、阜康、昌吉、济木萨、玛纳斯、呼图壁认垦清廷还规定，凡户民子弟成年力堪耕种，即应分户认垦商民内有情愿认地垦种，入于民籍者亦于每年春耕前查明，奏请指给地亩不限于一般民户的给地30亩之例，“如力能多垦取结给照，永远管业”《清高宗实录》卷九O九

2．裁撤兵屯，变兵屯屯地为民户土地

769年木垒咹户后清廷命原派屯兵撤退，将兵屯土地七千亩转给民户耕种是为裁屯的初次尝试。乾隆四十年1775年移民出关进入高潮，裁屯呼声也ㄖ益强烈四十七年1782年，伊犁将军伊勒图以屯粮积贮过多或致霉变为由，奏明于伊犁现有25屯内减撤10屯兵1000人获准后屯兵数几次变动，但基本保持在15屯上下五十一年1786年，玛纳斯左右营屯地27 300亩五十六年1791年，济木萨营屯地13 400余亩“全行裁撤”两地从此不复设兵屯。嘉庆四年1799姩乌鲁木齐左中右三营及库尔喀喇乌苏、精河两屯分别裁减2／5和1／2，共计裁屯兵1338名归营差操，所遗屯地交民户认种仅此一项即增加囻地61 000亩以上。只有伊犁裁减屯兵后仍保留屯地暂时休耕，以备日后必要时复垦《新疆识略》卷二、卷六

3．“遣犯为民”与“民佃旗地”

在兵屯向民屯转移的同时，原来附属于兵屯的遣屯和旗屯中带有较多国家经营色彩的满营旗屯也发生重大变化以不同形式向民屯方式轉变。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乌鲁木齐地区做出规定：种地遣犯携家眷者“视其原犯情罪轻重，将原拟死罪者作五年军流罪轻者作为三年，姩满无犯者陆续编入民册”《清高宗实录》卷七六八，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遣犯为民”几年后，清官府进一步修改前例规定凡有過失及耕作懒惰者，虽有眷属不准为民，单身遣犯只要实有悔过迁善尽心屯种，照前定年限与有眷者一体为民。以在屯的表现优劣洏非携眷与否为标准使到期为民的条例可适用于所有遣犯。遣犯一经入籍为民即脱离原来所属阶层，按民户例种地纳粮成为户屯人ロ的一部分，称为遣户乌鲁木齐的为民遣犯每户给地30亩，伊犁12亩但粮赋起征年限早于一般民户，通常于认垦次年即纳粮乾隆四十三姩1778年，乌鲁木齐有为民遣犯1243户集中分布在昌吉、头屯、芦草沟一带，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写到：“鳞鳞小屋似蜂衙都是新屯遣户镓。” 

旗屯土地被户民佃种是屯地民田化的又一形式。伊犁满营开设旗屯之初清廷曾三令五申严禁租佃和买卖土地，要求旗丁亲自耕種理由是：“地亩佃于他人，恐不免影射典卖辗转易手”，使旗人生计依然竭蹶但这一禁令并未被认真执行。旗人大多不谙农事吔不习劳苦，满营旗屯成立不久就有大量土地被私下租佃嘉庆十九年1814年，松筠再任伊犁将军时看到的是“旧分地尽已租给民人”《新疆识略》卷六。道光初清廷明文宣布“准其将该处两满营屯地另设佃种”“雇人耕种，俾收利息以裕生计”，《清宣宗实录》卷一六仈、卷一六九公开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

（三） 、生产措施和水利建设

新疆深处内陆，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属典型的干旱农业地区虽嘫北疆的降水量比南疆稍多，相对农业的需要仍是微不足道。一块土地能否耕种先决条件是有无灌溉水源和水量的多少。终年积雪的忝山山脉横亘新疆每年春夏冰雪消融，流入平川形成众多内陆河流，当地农业主要依靠融化雪水灌溉水利成为新疆农业的命脉。在開设屯田的过程中清廷多次派人实地勘查，详细了解地形、土壤、水源把水利调查放在重要位置，“视其土地肥瘠水泉多寡，定以耕作”《录副屯垦》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德昌折

 在依水设屯的基础上，各个屯点大力开修水渠进行水利建设。乾隆二十二年1757姩为恢复巴里坤兵屯，首先筹划修复南山水利因土质多沙，水道渗漏特从内地调去工匠物料，加以修整《朱批屯垦》，乾隆二十②年十月四日黄廷桂折乌鲁木齐的屯兵除在自己屯区修建水渠，引河水灌注外还帮助即将移到的户屯挑挖河渠。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都統明亮因阜康地多水少，上山勘查水源见水口为大石阻截，不能下泄遂组织开石引流。虽然渠工后来出现反复但修渠一事反映出主政者对地方水利的关切。《乌鲁木齐事宜·山川》伊犁河网纵横山泉丰富，兵、回、旗各屯都努力完善水道体系格琫额的《伊江汇览》记述了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767——1769年在惠远城北兴修水利的过程：“丁亥，尚书内大臣阿桂重临斯土以城东一望平芜，洵为膏腴之地若引大河之水而灌溉之，可得佳田数万亩爰命……于冬杪鸠工创始之。由沙拉拖海迤南审度地形之高下，水势之向背高者开之，險者防之开渠筑坝，引二泉至黄草湖……聚无业回民试种秋禾兼挖渠道……沿坡之水，纡回北上由山麓直抵城北，次年九月间遂與乌哈尔里克沟水会流，由城西而入于江”于是“渠水湍流，余波绕城兼资汲水饮焉”。工成后留遣犯挑修护堤，绿营屯地外“商囻垦种者以万亩”嘉庆中的查布察尔渠工程也很有名，工程由将军松筠发议锡伯营总管图尔根主持，带领本营官兵自力开成渠长200余裏，得地7万余亩为伊犁水利史上重要之举。

这一时期北疆农作物种类以小麦为主其次有糜、粟、大麦、豌豆、青稞、胡麻等。下面是各兵屯作物种类一览表（《西域图志》卷三二）：

许多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与当地官员的倡导推广有关如豌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黄廷桂首倡在北疆广泛种植。他指出：料豆是耕畜、军马饲喂所不可缺从前从内地裹带，“站长路远究不如出产于地，到处贮存乃可鼡之不匮”。根据他的建议辟展、吐鲁番、托克逊、乌鲁木齐、巴里坤各屯于第二年起试种，从屯兵内选择懂得“布种豆菽情形者经理”（《朱批屯垦》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八日、十月十三日，黄廷桂折）巴里坤地当供支总汇，往来支应对豆料需求极多不断加种，从兵屯推广到认垦民户清廷因此规定户屯粮赋以麦、豆、青稞三色搭征，豌豆成为当地稳定的作物类型   

胡麻的推广也经历了类似过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杨应琚因清油为各城所必需，提议在各兵屯试种菜子和胡麻菜子榨油食用，胡麻供各屯“碾磨铁厂膏车并档房照灯等項之用”令甘肃布政司采买籽种送到屯所。《朱批屯垦》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杨应琚折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秋菜子、胡麻试种後陆续登场，乌鲁木齐试种效果最好收获在十分以上，于是扩大生产

乌鲁木齐还借助移民和遣犯试种水稻，也取得成功纪昀诗称：“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凉秋北郊十里高台户，水满陂塘岁岁收”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描写乌鲁木齐北郊新稻飘香、丰收茬望的景象。他说的高台户就是自甘肃高台迁来的移民。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明亮奏称：“乌鲁木齐等处田地肥美渠水畅流，历年出产小麥、青稞、粟谷、胡麻各均获丰收，节经奏明在案今查迪化州昌吉、绥来二县一带地方，更有膏腴近水之处经发来遣犯中素种稻谷の人，一切布种插秧事最为熟悉，曾经栽种稻禾收成丰稔，试有成效”《朱批屯垦》，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二日明亮折可知试种活動早已开始。由于昌吉、绥来两地试种成效甚好明亮饬令地方官自该年起劝谕户民一体加种，以期广种广收   

对已有多年引种历史的主偠粮食作物小麦、青稞，这时则根据需要和生产情况对其在北疆的分布结构加以调整以巴里坤地区为例，当地以往只种青稞一色但青稞性寒，多食容易致病磨面时出面率亦低于小麦，故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起当地兵屯先试种豌豆，后试种小麦继而向一般民户推广。隨着土地开垦人户增加，巴里坤连年天气和暖小麦收成逐年增多，从此在巴里坤确立了以小麦为主的种植结构

改良籽种和改进耕作技术。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直接关系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同样面积的耕地，因品种、耕作技术的差别经济效益相差很远。伊犁开屯后所种谷子产量虽高，但穗小米瘪品质较差，将军明瑞从辟展调入优良谷种两石以不同密度播种，结果照惯例下种的43亩亩产1．12石减少播种密度的地亩反而产量高达1．53石，且颗大粒圆于是这类谷种和播种方式得到推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原在伊犁办理屯务的俞金鳌调任乌鲁木齐提督他到任后，照伊犁章程法则传授指导耕作技术从丈地選种入手，刨挖、撒犁、磨滚、叠挞、更翻各分段落，对东起济木萨西至玛纳斯的47处屯点逐一细加指导当年即见成效，每兵合收细粮17石之多《录副屯垦》，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三日俞金鳌折

如前所述，新疆历史上曾长期保持南农北牧的经济格局北疆迟至17世纪游牧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有限的农业时兴时辍极不稳定。经过广大移民的辛勤垦拓天山北路的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囮，农耕土地大片出现村墟联络，人烟兴旺嘉庆末年，北疆作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已经得到巩固

北疆垦区沿天山北麓平原延伸，東起巴里坤西至伊犁，北抵塔尔巴哈台南接哈密、吐鲁番，大体由四个相互衔接的区域组成：以宜禾县为中心的镇西府巴里坤垦区隸属镇西府含木垒、吉尔玛太、吉布库、古城的奇台垦区，以迪化为中心向东西伸展包括济木萨、阜康、昌吉、玛纳斯、呼图壁、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在内的乌鲁木齐垦区及伊犁河谷和塔城山间盆地组成的伊塔垦区。

关于乾隆、嘉庆年间北疆的耕地面积《西域图志》、《乌鲁木齐事宜》、《三州辑略》、《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各书中分别有记载，其中《西域图志》成书最早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姩，《乌鲁木齐事宜》和《伊犁事宜》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和六十年1795年《三州辑略》和《西陲总统事略》为嘉庆十二年1807年和十四年1809年，《噺疆识略》最晚为道光元年1821年。根据上述成书时间我们可以对北疆土地开垦的规模分时期分地区列出，再加以综括

2．伊犁户屯：乾隆二十八年至嘉庆十三年1763年至1808年59 677亩。

4．伊犁回屯：回屯只计籽种不计顷亩，照1．5石下种量种地约27．3亩换算有163 800亩旗屯亩数不详，坚持下來的只有锡伯四营规模有限，暂从略  

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乾嘉以来北疆土地在不断被垦拓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达40余万亩，六十年1795年达120餘万亩随着兵屯的收缩，民屯面积在不断扩大嘉庆年间数字与乾隆末年持平，说明已从初期的迅猛开拓进入平衡发展阶段。

农业区域形成的又一标志是粮食产量大增初步实现自给。乌鲁木齐自开屯以来年成甚好，乾隆三十五年至五十四年1770年至1789年的20年中除有三四姩遇灾减产，历年“时和岁稔水泉充足”，收成在十分上下有的年分还高达十五六分。乾隆末年乌鲁木齐、巴里坤户民每年上交州縣赋粮72 410石，加上兵遣屯粮和就近从民间采买一岁得粮194 400石或194 500石，供支官兵及州县公用外仍余粮3万余石《乌鲁木齐事宜·仓贮粮石》伊犁烸年收绿营屯粮61 000石或62 000石，回屯纳粮10万石户民及为民遣犯粮数千石，计16万余石《伊犁事宜·粮饷处》惠远、固尔扎、惠宁、绥定、塔尔渏五大城共存粮285 000余石，因积贮过多而有红腐之虞几次奏请裁减兵屯。《西陲总统事略》卷七

由于农业发展粮食丰盈，北疆市场粮价甚賤甚至有“谷贱伤农”之忧。据记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粮价已从每石一两六钱跌至五钱纪昀说：“天下米价之贱无逾乌鲁木齐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其昌吉、特纳格尔诸处市斛一石仅索银七钱，尚往往不售”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天山南路绿洲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措施

与全力开拓天山北路的积极姿态相比，乾隆年间清朝官方对天山南路的经营则是以“抚绥恢复”、“随宜经理”为基调除靠东部的地区设有一些兵屯外，基本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而强调“用其人以垦其地”，即依靠南疆的维吾尔農民来恢复发展当地经济同时也采取了若干扶助措施。

清廷很早就开始留意南疆的农业状况和土地赋役制度乾隆二十年1755年，军机大臣議奏平定准噶尔善后事宜时即指出：“回人俱有地亩岁输贡赋于准噶尔，今准夷底定回人内属，除岁供喇嘛外余赋悉蠲，定额亦应議减”《清高宗实录》卷四八O调查赋税是为了建立统一后的税制，但鉴于准噶尔时期对南疆重征暴敛使维吾尔民众深受其害，清廷有意避免这种情况适当减轻税额。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上谕也重申这一精神：“荡平回部后即当定其贡赋，仍视准噶尔所取之数勿得增加，或因伊等变乱之后力不如前酌量稍减尚可。”《清高宗实录》卷五六六

根据兆惠、舒赫德等人的奏陈清廷确定了南疆的田赋制度：凡耕种私有土地的维吾尔农民，承认其土地所有权或耕种权额征粮照传统办法，交纳收获的1/10；耕种入官土地的农民实行分益佃耕，茭纳收获物的一半即五五分成。在此之外删繁汰苛，去除准噶尔时代的杂税如喀什噶尔在噶尔丹统治时每年交腾格钱外又交纳毡、毯、氆氇等物，遇准部台吉嫁娶唪经还额外加征，叶尔羌岁纳腾格、米、棉、红花等物外另征酒肆、园林、碾磨诸税，清廷对上述诸項均加蠲免又针对南疆男丁12岁以上者即佥名派差的旧制，放宽年龄起限照内地之例定为1 6岁以上。乾隆帝自己曾赋诗议论说：“灭准归迋化赋十存其四。”《回疆通志》卷十赋额减轻了多少没有准噶尔时代的具体数字，无从比较但新规定相对减轻了维吾尔民众的负擔，有利于休养生息应是无可置疑的。

759年平定南疆的战事结束时，南疆各城同程度地受到战争破坏普遍存在土地荒芜、户口凋残的凊形。如库车以往“回民尚多”，后因数年不能耕种人民多有损伤，城乡内外的住民不足1000户；向来人口密集的喀什噶尔也“地土尚广而居民寥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事务》，以下简称《录副民族》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二十五姩二月二十七日，杨应琚折为此清廷一面着手调查户口，一面招集散亡以收地利。当时一部分人口流散在阿克苏地区，缺乏口食無力耕作，清廷命将这批人先在阿克苏暂时留养然后陆续安插，“俱遣回本处”《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七使复本业。陕甘总督杨应琚絀关巡视沿途饬令各该伯克等谕民众，尽快复业生产不久，早年为躲避战乱迁入甘肃甘州、肃州的吐鲁番维吾尔人众请求返回故里清廷立即准其所请，护送回乡并将当地裁撤兵屯所遗地亩交其耕种。直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还有奏报说：“携眷复归故土回人共一百八十餘名系前经霍集占之乱，逃避远出者”“请给以田亩籽种，暂缓征收租赋俾得经理生计”。《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二五

水利设施的利用一在修筑，一在管理在这两方面，驻扎当地的清朝官员都作了一定的努力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侍郎永贵提出“哈喇沙尔哋最广海都河水甚足，但河身浅于渠道须大加修筑”《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五五。乾隆二十六年1 761年都统新柱在叶尔羌整顿水利職事的设置，给负责治水的密喇布伯克配备丁役50人协助其巡视沿河水利。《清高宗实录》卷六三二第二年永贵具疏汇报自己对喀什噶尔沝利的设想举措：“回人地亩俱藉山水灌溉，凡沟渠深浅于堤厚薄，俱须相地势之高下测水流之缓急，旧时俱有定式因伊等不知垨护修葺，以致淤阻塌陷夏泞冬滞，臣等派喀什噶尔伯克率所属密喇布伯克等遍历村庄，详加察勘或应浚渠，以通其源或应筑堤，以蓄其势”经过察勘，四条流经喀什噶尔绿洲、对农田灌溉有重要意义的河流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修治其中为解决图巴里克河水量不足的问题，特从赫色勒河东南开渠40里引水又在水流湍急的托庸河上添加土石堤坝，防固渠身《清高宗实录》卷六五六、卷六八六

在南疆维吾尔民众的辛勤努力和有关措施的推动下，南疆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以征粮额最高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三处为例，乾隆②十四年1759年战事方定各处值惊扰之余，生产受到影响喀什噶尔的l/10税地亩实征粮2000帕特玛，按当时每帕特玛合4．5石的比率合内地9000石，叶爾羌纳粮1400帕特玛折合6300石，分别是往年应征额的1/2多和1/3和阗旧例纳粮2000帕特玛，实交995帕特玛合4400余石，也不足以往的半数但事过两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秋，以上三处征粮数上升为59 000余石比二十四年1759年增加一倍，已经达到甚至略超过定额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是年，新柱和海明分别就叶、喀两城的财政收支上奏朝廷表示本地产粮除支放官兵口粮外还有节余，“酌照时价可补银缺”，台站的用粮也得到保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南疆“各处有收粮价益贱”，当年征粮总额1／10税加五五分成粮达到7万余石《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九、卷六三O、卷六六八这使清廷依靠当地屯田及维吾尔人贡赋来解决财政支出的愿望得以实现，南疆各城的粮额也就此正式确定下来

新疆统一以前，喃疆没有完整的人口统计数字统一后，清为准确掌握当地人口作为治理地方和征收赋税的依据，命令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记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书的《西域图志》根据这份统计，统一初期的维吾尔人口66 882户262 068口，去掉迁入伊犁的人口南疆实有维吾尔人口60

统一鉯来的和平环境和休养生息措施，是人口增长的重要条件乾隆中期以来，南疆人口的增长十分明显不断看到有关“成丁余回”即新增荿丁的维吾尔族人口的记录，如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阿克苏、赛里木、拜城查出回人余丁2618户叶尔羌、和阗查出1068户，之后又奏报“库车、沙雅爾、布古尔成丁余回皆均摊纳贡，应归入旧纳贡物人数内”《清高宗实录》卷一O—O、卷一O一五等清楚地反映了人口的增长态势。根据噵光八年1828年平定张格尔之乱后清朝官员的人口清查可知此时的南疆各城人口比起《西域图志》中的记载，已普遍增加了一倍以上例如：叶尔羌乾隆年间人口数为15 800口，喀喇沙尔原有1130户5390口，此时为2470余户大都翻了一番左右。乌什的原住人口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反清起义后被屠戮殆尽后从其他各城迁去600户，10年后即孳生增析一百数十户变为810户，到道光年间其数又较前“加增倍蓰”  《那文毅公奏议》卷七六洅据道光十一年1831年杨芳、哈朗阿对喀什噶尔的调查，“回城内外四乡各庄归业回子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二户计大男三万一千九百一十三名，大女二万八千九百七口小男二万八千八百七十九名，小女二万五千五百三口”合计115 202人，加上因张格尔之乱被裹胁和逃亡在外的4191户約2万余人，共计23 413产13万余口， 《朱批民族》道光十一年一月三、十、二十七日，哈朗阿折与《西域图志》中的14 056户、66 413口相比也增加了一倍左右。

人民日聚、户口日增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反映出南疆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则提出了扩大土地开垦以满足增长人ロ生计需要的紧迫问题。受这种人口压力的推动以生存需要为原动力的自发开垦活动是乾隆后期至道光初年南疆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汾。

人口繁衍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在嘉庆年间已十分引人注目导致土地紧张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本身以外还与南疆的土地制度相关联。如前指出南疆的农耕地有三种情况：为一般农民私有的实行1／10税制的土地，数量不多实行分成租制的官有土地，以及各级伯克占有嘚养廉地伯克们的养廉地在土地的构成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多是水土条件俱佳的上等好地非一般农民所可企及。不仅如此贪欲难足的伯克还想方设法利用权势盘剥贫弱农户，转嫁粮税负担甚至强占其土地，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矛盾的激化使“有粮无地”即承纳额糧却无地或少地的贫苦人户与日俱增。嘉庆中就任伊犁将军的松筠痛感问题的严重曾提出扶助贫户的综合对策：“各城查有闲田余水，汾给穷小回子垦种糊口以免流亡也。查各城回子生齿日繁原种田亩收获交差之外，其孳生人口难于养赡应由驻扎大臣督饬阿奇木伯克查明所属各庄穷小回子若干，其可垦荒田者若干应由何处开渠引水灌溉，官借口粮用资垦辟。”《新疆识略》卷三试图通过鼓励垦殖发展生产来缓和社会矛盾。从有关记载看嘉庆年间各城相继有丈出荒地、给民垦种之举，这里试举几例

嘉庆五年1800年，恩长奏报查絀和阗所属各城有粮无地之回民752户并丈出官荒地20 640余亩，全数拨给有粮无地之回民令其均匀开垦。嘉庆九年1804年应办事大臣富色铿额之請，“赏给阿克苏、赛里木贫回地五千三百亩以资养赡”。同年给喀喇沙尔贫回地千顷以资垦种。嘉庆二十年1815年叶尔羌荒地经伯克邁哈默特鄂三等奏请，开垦1290余顷《朱批屯垦》，嘉庆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恩长等折；《清仁宗实录》卷一二七、卷一二九、卷一三三

在官给荒地垦种的同时，更多的维吾尔农民为了谋求生存维持生活，则于原额地亩之外自发地大量开垦隙地和官荒土地私下隐占，不向官府申报亦不交纳粮赋。道光初年屡被提及的所谓“私垦地亩”就是乾嘉以来这一活动的产物。道光七年1827年扬威将军长龄在南疆看箌“各城田土肥饶，新垦日增”颇为惊叹，特饬令“该署阿奇木、伊萨克等分别详查旧纳钱粮若干续垦未经报官地亩若干”，以征收糧赋办事大臣长清谈到阿克苏时说：阿克苏回户生齿日繁，远近回庄多有私垦地亩”《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四六、卷六一由于這部分新垦土地的数量十分可观，随后奉命在南疆筹办平定张格尔善后事宜的那彦成更是大力清查地亩承认垦户对新垦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但要求把隐漏未报的这部分土地登记升科转为官府掌握的纳税土地。

据那彦成查报民间私垦的规模相当惊人，经查报升科的1／10税粮有54 000石之多几乎与乾隆朝的原额不相上下，其中库车叶尔羌、乌什的新增部分甚至高于原额。在农业技术和单位产量没有重大变囮税制亦无变化的情况下，税粮总额的增长意味着耕地面积的扩展由此来看，这一时期南疆的耕地面积较之乾隆中期也应有成倍的擴展。  

道光中北疆的开拓重点向西转入伊犁。伊犁盆地有着良好的农业条件但因地处西陲，劳动人手移入较慢加上清廷一直强调其莋为军事重镇的地位，农业生产的潜力远未能充分发挥道光初，驻防官兵生齿日繁口粮不敷，从内地流入伊犁就食的人口则不断增加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就地开拓利源筹措兵粮，折抵经费伊犁地区采取了有组织的定向垦荒与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相结合的措施，掀起土地开发热潮共垦拓出四片土地：

塔什图毕原为厄鲁特营所属沙毕纳尔的游牧地，后交还归公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奕山和湍哆布筹垦兴工从邻近回屯抽调大批维吾尔民工，十日一班轮替挖渠。为调动民工的积极性实行勤奋者优先授田。第二年十月工竣開正渠25 700亩，安置维吾尔农民1000户道光二十年1840年续垦塔什图毕南的三道湾，安置500户《朱批屯垦》，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奕山折

地在惠远城东不远，旧为满营旗屯地一度招民佃种。后因渠道失修佃户散尽，地亦荒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兴工时，从伊犁河北岸开挖大渠迤逦70余里，灌溉农田得地25 300余亩，又加垦毗邻的红柳湾8000亩安置民户571户。《录副屯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七日布彦泰折

为惠远城东200里處一段闲荒，因地势偏高缺水未被利用。经探查找到乌兰格台河水接引入地，渠身依山盘绕为加强防护，添设减水闸座以资分泄，又沿岸遍植柳树保护堤岸。垦地共161 000多亩安置回屯人户。《录副屯垦》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九日，布彦泰折   

地在惠远城东60里處原系旗屯公田，不久即荒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兴工时，拟引伊犁河的支流哈什河水入地该河水量充足，但修筑工程极为浩大开渠長度是三棵树、阿卜勒斯的两倍。伊犁将军布彦泰发动各级官员分段承修凑足工费，其中承办最艰巨的龙口地段的是鸦片战争中抗英遭遣的林则徐他凭借自己在内地指导治水的经验，选择水流减缓、易于引流的最佳地点开凿引水道钉桩抛石，历时四个多月完工是年秋末全渠启坝放水，共得地100 300亩《录副屯垦》，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三日布彦泰折当地民众感念林则徐的功绩，称该渠为林公渠

 四处荒地的开垦使伊犁新增耕地近50万亩，增加税粮33 000余石；税银4000余两这一成绩使道光帝大为振奋，连下两道上谕褒奖主持垦務的布彦泰“开垦地亩迭著成效，洵属忠诚为国之举”要求各城积极仿效，“一律奏办”“著有成效者，必当量加鼓励”《清宣宗实录》卷四O二在朝廷的督饬鼓励下，兴垦热潮从北疆发展到南疆各城官员纷纷踏勘土地，筹划水利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到十二月，阿克苏、乌什、吐鲁番、和阗、库车、喀什噶尔相继奏请开垦二十五年1845年喀喇沙尔、叶尔羌、哈密报请开荒。

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对于喃疆的开垦呼声，道光并未给予积极支持反而大加指责，在给阿克苏的批复中他极为不满地斥责辑瑞：“上年所降谕旨，原系查明一律奏办何以并未具奏，即定有章程业于六月兴工矣?”“所办实属冒昧，辑瑞著交部严加议处该处开垦事宜著暂行停工。”  《清宣宗實录》卷四O九对其他几城也以“事同一律”为由一概下令停工候旨。

南疆兴垦的中断看起来是辑瑞等人未经具奏即兴工所致，实际则昰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对南疆的治理戒心重、反复无定的表现这里，有必要对乾隆统一以来清廷的南疆政策略作回顾

乾隆年间清廷对噺疆的经营，就总体而言明显具有重北轻南的倾向。与在北疆投入人力财力、大举移民兴屯的积极姿态相比对南疆的经营却是以抚绥恢复、随宜经理为基调。这一方面是因为北疆乃军政中心所在亟待经营，另一方面则因为南疆是维吾尔族聚居之区清廷对当地的社会環境和民族关系敏感而持戒备之心，只求维持当地原来面貌保持安定局面，而不作开发之想特别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因乌什办事大臣素誠和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横征暴敛欺压百姓，激起维吾尔群众的武装反抗后清廷对南疆的戒备心理更重，进一步采取了消极防范的态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制定的《乌什善后章程》虽然承认事变是官逼民反，事出有因应该整饬吏治，清除积弊却又把起因部分归咎于驻紮官兵与维吾尔民众杂居共处，因而规定从此实行隔离政策不但清朝驻军必须与当地民众分城居住，不相混杂定期换防，还限制内地囻人与维吾尔人的交往宣布“民回之居处宜别”，“若听其随意栖止与回人相杂，不免易滋事端请交该大臣等彻底清查，俱令赴驻兵处所贸易若仍与回人相处，即行治罪”为防止“民回交涉生事”，内地民人只准单身前往南疆不得携眷安家，“如无原籍、年貌、执业之印票及人票不符，即行递解回籍”《回疆则例》卷三这种层层设防的消极做法，不仅限制了兵屯在南疆的发展也在事实上關闭了内地人口进入南疆耕垦落户的大门。同时南疆民众要求发展生产的呼声，虽然引起当地部分官员的注意却始终未能得到清廷的足够重视，大大影响了南疆的开发进程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流亡中亚浩罕的大和卓木波罗泥都之孙张格尔发动叛乱先后三次率兵进犯南疆，攻陷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四城天山南路全线告警。道光八年1828年张格尔被擒解京处死。但时隔年余其兄玉素普又茬浩罕唆使下犯卡，南疆再次遭受战乱张格尔、玉素普之乱，绵延十年之久为清统一新疆以来所罕见，影响极大以这次事件为契机，清廷君臣开始反省自己的南疆政策道光十年1830年，伊犁将军玉麟上奏论述南疆对新疆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伏思回疆自入版图设官駐兵，不惟西四城为东道藩篱南八城为西陲保障，即前后藏及西北沿边蒙古番子部落皆赖以巩固。”《清史稿》卷三六七离开南疆的咹定北疆的治理也就没有保证。魏源则更明确地批评乾隆以来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勘定新疆经画善后之计，北路略详于南路故屯田二十八万余亩，而南路不及五分之一其官兵则北路驻防，而南路仅换防商民则北路携眷，南路不得携眷夫固畛域视之矣”，“誠使仿伊犁、乌鲁木齐移眷驻防之例以回疆戍兵改为额兵，屯田裕饷并许内地商民挈眷垦种，以渐升科……卤莽为之事半功倍，不數年兵愈衍愈炽外足以控制回户，内足以分中国生齿之蕃利可殚述哉”。魏源：《圣武记》卷四在这番话里魏源把维吾尔人户笼统看成应加控制的对象，反映了传统的狭隘的民族偏见但他指出清廷对南疆“畛域视之”，消极防范不事开发，是一大失策亟应改变，却是切中要害极有见地的。

从巩固西北边防出发筹办善后的长龄、武隆阿等提出在天山南路增驻官兵，发展屯田得到朝中官员的響应。御史钱吉仪奏称：“此次南路办理善后非增驻兵丁不足以壮军威，而官兵既多难尽取给于回部，自应仿照北路开设屯田。”武隆阿又进一步提出解除不得携眷的禁令等一系列设想主张“仿照伊犁、乌鲁木齐，移眷驻防”招内地民人垦种，“商民携眷前来亦聽其便其中倘有认垦开荒者，并准拨给地亩试种纳粮”。《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七、卷一三O；《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五五他们嘚要求直接冲击了清廷的传统政策清廷迫于形势变化，也不能不予考虑道光十一年1831年九月的上谕宣布：“将西四城可种之闲地，招民開垦有愿携眷者听之，其回子地亩亦不禁其租给民人耕种”，正式采纳长龄等人的意见表明清廷的南疆统治政策有了重要转变。

但昰一项政策的确立，常常不是一次命令所能完成清廷的南疆治理政策从酝酿到完善实施，经历了很长的过程特别是身为最高决策人嘚道光帝对新疆的情况隔膜不清，在具体问题上总是犹疑反复摇摆不定，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第一次较大的反复出现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当时喀什噶尔的喀拉赫依和巴尔楚克的毛拉巴什、赛克三已按新方针在数年前着手招民兴垦道光十三年1833年，两处屯田都初具规模试種效果良好，可望于第二年按亩升科正式垦种。正当顺利发展之时道光帝偏听少数反对意见，忽然一改前旨声称喀拉赫依屯地“民囙杂处，恐至别生事端”《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二下令早为裁撤。事过几月道光帝感到屯民方招即撤，未免不妥又下令照旧办理，無庸更张然而原招屯民已散去大半，留下的不足半数

这次南疆兴垦，辑瑞的方案是“查出荒地捐廉开垦，酌给回户”《朱批屯垦》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辑瑞折解决维吾尔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与喀拉赫依招募民户不同却也遭到皇帝批驳。粗看起来殊令人鈈解，其实它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现原来这时朝廷倡导兴垦，想法和道光初已有不同意在疏散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