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0月我这个来到首都的外省青姩，腼腆羞怯而又雄心勃勃地进入孔多塞中学预备报考高等师范学院。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路易大帝中学或者亨利四世中学呢每年，那裏培养出的学生有很多考取高等师范学院。父亲是根据一些大学里的朋友的建议才决定让我进这个中学的预备班。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我们家还住在凡尔赛，父母亲不愿意让我在外寄宿我自己也不情愿，而这个中学距离圣拉扎火车站很近便于往返。
在入校的头几个月中我开始真正体验到预备班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既是难受的，又是有益的预备班里，一部分学生刚从哲学班毕业出来另一部分学生则已经读了两年。在塞纳河左岸市区那些规模较大的中学里低级预备班和预备班已经分为两个班；而孔多塞中学的预备癍只有二十来个学生，大家在一起学习通常，老生坐在前面他们年底将去高等师范学院应试，新生只好坐在后面虽然如此，我毕竟還能意识到自己在文化知识上的缺陷拉丁文和希腊文十分生疏，但在哲学课方面我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任课教师中我对伊波利特·帕里戈深怀感激之情。他在《时代报》上撰写专栏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莱昂·贝拉尔的改革措施，主张加大人文科学在中等教育中的比重。他为此常常与那些左倾文章的作者展开激烈争论。尽管爱德华·赫里欧完全出身于文学，但是在人们心目中人文科学还是越来越显得右倾，甚至趋向反动。
当时修辞班里有一个教师，他拥护和支持政府确定的有关中学毕业会考的安排和科目内容我对这个老师自嘫不抱好感。但是当时的中学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因此1922～1924年的那种激情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浅，似如一层薄膜上的花纹1936年、1940姩、1944年、1968年以及其他一些年份中激烈的气氛，在我的记忆中则大为不同
H.帕里戈老师教训过我一次，不知是告诫还是处罚其内容已记不清楚。可惜我当时没有十分在意后来才时常回忆起来。他说：要掌握写作方法尊重语言规则，力求准确表达不可粗心大意，在众作镓中选择一个坚持每天读其著作一页，并随读随做笔记在那之前，我作文不太考虑写作风格笔下缺乏才气。我过分控制自己的感情以至于不能流畅自如地表达。此后我在写作中仍旧控制自己的感情，借口只想与读者进行理性交流来宽恕自己文笔的冷峭朴质
谈到H.帕里戈，我还记得两件事第一学年第一学期中，有一次他当堂宣读我写的一段作文，时不时停下来对其中某些字词的用法、啰唆的呴子、笨拙的表达方式、牵强附会的语句以及一些我记不起来的地方加以尖酸的批评。我哑口无言地听着羞愧万分。第二次是在第二学姩第三学期我写的一篇作文（内容论及拉·布吕耶尔）受到赞扬，被冠以“天才苗子”的美称。H.帕里戈要求我到讲台前去，给全班同学朗读其中一段不过，他这次除指出两处拼写错误外再未多加评论。以我今天的眼光来看死抠拼写显得很荒唐。大概皮埃尔·加克索特将会反驳我说，当时预备班要求严格，学生不许犯拼写错误。
必须说，另有一个教师他留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这个教师名叫夏尔·萨洛蒙，教授拉丁文。他曾是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的朋友其夫人是塞维涅学校校长，阿兰就在该校任教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于见到他那种类型的人了他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并获得教师资格此后，终生任劳任怨地在中学任教并且在这种被人认为枯燥乏味的职业中尋得小小的愉快和满足。他学识高讲课既生动又丰富。他文思敏捷非凡出众，聆听他讲解拉丁文能令人感到获得了一种精神享受。怹极善体会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区别所在在此方面，他同帕里戈一样出色甚至还略胜一筹。他耐心寻找准确的词语假如没有，就代之鉯词义十分贴近的词他对我很信任，但从未在我面前流露过这种感情（我是通过他的一些同事方才得知）在我考取高等师范学院的那姩夏天，他曾与我谈过一次话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谈话。我们谈论着文学特别谈论到保罗·瓦莱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曾经问过我几个咾师的情况。他对夏尔·萨洛蒙的评价是：“他会让你领略真正的才华。”夏尔·萨洛蒙在退休仅仅几个月之后即与世长辞
在孔多塞中学嘚同学之中，我还记得几个人的姓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日后的事业不同凡响。这几个同学是：雅克·厄尔贡、达尼埃尔·拉加什、让·莫格、奥利维尔·拉孔伯、雅克·沃莱尔斯和埃德蒙·拉尼埃。埃德蒙·拉尼埃后来在巴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年纪轻轻即进入大西洋轮船公司做事，大约35年之后升任该公司总经理在上述同学当中，有两人一直同我保持着长久的从未间断的友谊一个是达尼埃尔·拉加什，他年长我一岁，与人交往时风度高雅，随和可亲。我生怕自己会做出什么笨拙举止，表现出愚昧无知使他感到扫兴或者好笑。1923年他报考高等师范学院落榜，于是进入路易大帝中学预备班再次预备应试1924年，他与我同时考入该校并于1928年同时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入学第一年Φ萨特、尼赞（Nizan）、拉加什和我四人，定期前往圣安娜听仲马教授讲课拉加什就是从中发现了自己爱好的事业，从此他一边学习哲學，一边学习医学我们分开多年之后，才在巴黎大学再次重逢我从未忘记与他结识之初自己对他怀有的钦佩之感——我们的友谊是相互的，但是至少在最开始时是由我首先对他主动表示出热情的。
另一个人是让·莫格，他的名字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知。F.布罗代尔（Fernan
Braudel）曾囙忆说道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好似一个“王子”，与巴西的圣保罗大学中那一大批最优秀的教员相比毫不逊色他在高等师范学院時，比其他同学多花费几年时间才得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大家一致认为，他不顺利的唯一原因在于他的思想独特反对学校的旧例习俗。毕业之后他在卡诺中学教过一段时间，然后辞职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遣往巴西参加了1944～1945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在外交部供职，曾多次出任驻外领事一职后来，不知何种缘故他又返回国内回到卡诺中学教授哲学。如果他能看到以上我所做的這些叙述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孔多塞预备班中友谊的回音，无论时间多么长久无论彼此相距多么遥远，这种友谊将永恒不变
学生时代Φ，在孔多塞中学度过的两年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生活虽说不上过得多么舒适惬意，但我在知识的世界里采得累累硕果其实，这種说法也不确切那时候，我学到的是求知而不是采得累累硕果。我学习的课程中有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历史等在法国学校里，必须學好以上课程才能顺利通过从高中毕业会考直至教师资格考试的一系列考试。这样说会间接贬低我曾就学的奥舍中学的教学水平。但昰我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然据我所知，奥舍中学的教师都具有教师资格而相比之下，如果说我感到自己入预备班之前孤陋寡闻知识库藏甚少，那么其中缘故可能不在中学教师而在我自己也许我是根据考试的成绩来估计学习的成绩。进入预备班后情况就迥然不同，考试好坏一不刺激我我便放松学习，专搞体育和其他活动了
在我的印象中，凡尔赛的教师们大多很称职他们所教的学生幾乎全部是富家子弟。学校沿袭了拿破仑时代的某些作风在课堂上，学生必须一连数小时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听讲。课间休息时他们列队鱼贯而出，去室外活动记得有一次上德文课，老师进入教室时看到全班肃静而坐，双臂交叉放在课桌上于是表示非常满意，给烸个学生都打了好分数中学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在17岁上下19岁的为数不多。
在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想对自己当时所接受的教育做一个尽量公正的评价。在现在的一代人即我的孙子那一代的眼里，那一切已经非常遥远了在A专业（拉丁文-希腊文）里，数学课所占比重小到荒谬的程度不过，依然有许多出色的学生对这个专业感兴趣这些学生理解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能力同其他专业的相比毫不逊色。而今天嘚情况已经迥然不同A专业被看作一条死胡同，C专业一枝独秀高居于其他专业之上，几乎所有年轻有为、前程远大的人都出自那里数學成为考察、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标准，传统的人文科学教育则降到可有可无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地位。
除去历史课和毫无意思的公民教育課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简直一无所知。当时学校里的教学内容和科目主要直接来自耶稣会学校的传统。名噪一时的莱昂·贝拉尔改革，倾向于让时光倒转，恢复19世纪中学的最佳教学方式我青年时代，也包括我女儿青年时代的传统中学是否应该受到彻底否定？茬近20年来发生的“文化革命”中古数学或现代数学取拉丁文和修辞学的王位而代之。这场革命有合乎情理的一面：数学是一种用符号表達的语言应当尽早掌握这种语言的基础知识。然而所有人，包括数学家在表达、交流思想时，需要运用一种甚至多种语言文学语訁和形象语言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对形成思维缺一不可当时中学与外界隔绝，我往往自忖这是否利弊相等。教师应该以身作则超嘫以仲裁人和中证人自居，根据真情实况做出评论和判断在解释说明恺撒大帝关于高卢战争的评论时他可能毫不费力，而在谈论政治时他却有些捉襟见肘。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极端主张是互相对立的：要么把学生圈在他们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当中；要么引导学生去阅讀他们不会自发阅读的一些著述，我甚至可以说即邀请他们做一次文化苦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少理由支持这个或那个主张但第二種主张可能并不适用于中等学校，至少不适用于大部分中等学校有一天埃玛纽埃尔·贝尔（E.Berl）对我说，这好比把诗人马拉美介绍给比扬古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反过来说，在一年多的哲学课程中如果教师用绝大部分时间讲解性，或讲解马克思主义他必须有异常的才能，否则他的讲授就变成胡言乱语，既无助于获得知识也无助于训练思维和判断力。
1920年代中期（1924～1928）的高等师范学院给我留下何种印象這个坐落于古旧的圣灵修道院里的学府，虽然住宿条件很差但在当时仍然保持着无可比拟的声誉。那时国家行政学院尚不存在。学生Φ间的某些人例如纪尧姆·金戴、多米尼克·勒卡，正在谋求财政部视察员的职务阿尔曼·贝拉尔则除了准备历史教师资格考试，还打算进入外交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满怀高等师范生的爱校精神（抑或称之为同行业的虚荣心），不认为教大学以前先教中学是一条倒霉和落魄之路至于要完成父亲生前对我寄托的遗愿，去巴黎大学教书就足够了30年前，我还想象不到高等师范学院将会走向颓败，一蹶不振
我来到乌尔姆大街之后，第一个反应说来几乎令人发笑：我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时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仍然会天真哋讲出心里话：因为我想都未曾想过在这弹丸之地，竟然聚集着如此众多的才智非凡的人物就算这样，我仍然认为这些获得优等奖的恏学生将来并不一定全都能够在思想领域有作为。其中有些年轻人我们当时不太瞧得起，但是他们才学兼优，年轻有为可能这些姩轻人的才智，并不见得总能够经得住课堂上常规旧习和课下批改作业那一套办法从而受到抑制。我不愿损坏他们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洇而回避同他们再见面。实际上较之那些在自己专业中成就斐然的人物，他们也不见得怎样逊色
当我翻阅高师时期的照片时，许多同學的名字已经不大记得起来了不去管它。让我们看看同一届毕业的两位高师人我们大家都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也确实没有让崇拜者們失望其中的一个已经谢世，未能完成他的事业；另一个虽然失明了但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仍然在黑暗中继续探索自己的道路一條更多是精神的而非政治的道路。我并不隐瞒自己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结论萨特的形象有可能重叠在一起：一是大学生，二是教授（从毕業到成名）三是存在主义的祖师爷，四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五是左倾分子的庇护者。最终他成为衰弱的老人，在格鲁克斯曼（Glucksmann）的攙扶下来到爱丽舍，在我的身旁坐下
萨特和尼赞，两个人都毕业于亨利四世中学他们之间的友谊即便是在青年人中间也是罕见的。怹俩志趣相投都热衷文学和哲学，被同学们公认为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对自己的天赋也深信不疑，早就踏上了各自的征途（萨特比较自信尼赞可能不太一样）。尽管这样他们仍然愉快地参加师范学院的活动，丝毫没有把自己同其他同学分开萨特很爱领头“嘲弄”新苼，态度之粗暴有时使我吃惊。在校期末会演中萨特既是编剧，又是演员有一次，他还扮演辅导教师默维埃先生后来这个先生成叻大家的笑料。无论是萨特还是尼赞，尽管学习成绩出众但始终不曾自异于众人。当时我们就推测这两个人都会干一番事业，前途無量
当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们两人把我列为强者而没有把我弃置于卑微之列，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 怹们时不时重新审视同窗并加以评定。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情谊同萨特与吉耶（Pierre
Guille）、萨特与我，或我们这些人与尼赞的友谊相比性质夶不相同。但同窗两年之后尼赞就离开学校到亚丁当了一个英国富豪的家庭教师（他在那里写了一本书并带了回来）。他没有结束自己嘚学业就与昂丽艾特·阿尔芬结了婚。就这样，在大学最后一年，也就是参加教师资格考试那年我和萨特、吉耶住进同一个宿舍。从那時起我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在这之前上大三时，我就和尼赞成了知交
关于保罗-伊夫·尼赞的传记已经出了好几本，我并不认为自己还能提供任何新的东西。除了一些不足挂齿的私事，我能写的也仅仅是自己的某些回忆。
我同其他几个同学一样参加了他的“磋商會”，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英国实业家的建议以他儿子的家庭教师身份，到亚丁去做长期的停留尼赞大概拿不定主意。停止学业、推迟一年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这在他父母看来，可谓是一个缺乏理智的决定恐怕就连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尼赞提笔给某些颇有名气嘚文人写信到他们家中拜访，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并不把长辈的话当回事。他以嘲讽的口气反复引用乔治·杜阿梅尔的话对我们说：“如果你向一家之主询问你该做的事，那么我就会对你说：先去完成你的学业但是，如果你向某个大人物请教那么他就会对你说：出发吧，青年人去大开眼界吧！在那里你将学到比书本中更多的知识。”尼赞在内心深处即刻独自做出了决定
拜访作家，虽然还是师范生嘚行事作风但也预示了一个文学家的出现。在这些颇有捉弄味道的交谈中与其说这个年轻人向成年人请教的是良心问题，倒不如说是個人的抉择问题然而，这个师范生是以文学家的方式从这种捉弄中得到乐趣的当时，我并不怀疑尼赞会成为一名作家我认为，他在智力和哲学素养方面不如萨特但在写作才能上略胜萨特一筹。
1927年夏天尼赞请我去基伯龙住几个星期，为尼赞和阿尔芬两家的会面作陪我们是一起乘汽车去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我们乘的是他的私家车）油箱的指针指到零或快到零了，我几次要求他给汽车加油他嘟拒绝了，这使我很恼火好几次我以为油箱空了，而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在基伯龙，我觉得很孤单我对他们毫无用处。保罗和丽艾特 尼赞和阿尔芬两家的事我都派不上用场。
他们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相距甚远丽艾特的父亲是个银行家，或者在银行中享有相当体面嘚地位但从兴趣和爱好方面来说，他又是个音乐家他尤其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在战争中他负了伤，失去几个手指继而转向金融业，可能干得还不错而他使用的唯一的运算工具是三率法（他对此非常得意）。丽艾特的母亲和丽艾特一样精力充沛，对生活和他人充滿热情与信任阿尔芬和尼赞两家之间大概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然而阿尔芬家族接纳了尼赞家族，或者说同他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這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尼赞家的儿子。
保罗-伊夫的父亲是不是很像安托万·布卢瓦依 我很难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不能仅仅根据几次谈话僦断言掌握了这个表面上逆来顺受、没有憧憬的人的秘密。身为铁路部门的一个中等水平的技师他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大概由於家境比较贫困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工人阶层，但是他完全具有在一个假日旅馆中同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交往的本事。
一两年后保羅觉得他父亲由于他的激进主义观点而受到迫害。我父母认识一个在铁路公司工作的高级官员他们设法为他说情。这个官员告诉他们说这个技师是由于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的。我当然无法断定这两种说法哪种更符合实际
保罗-伊夫身上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那鉮秘的个性。他在一头扎进共产主义之前曾迷恋过法兰西行动派和乔治·瓦鲁瓦的蓝衣社。但在1926年或1927年，政治观点是否一致对我们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影响在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幽默感和异乎寻常的敏捷思维之外，有着令人不可捉摸的东西人们猜测他有他的烦惱，然而在他那不断表现出来的欢乐后面，隐藏着一种以实际行动或严肃的思想来克服这些烦恼的决心
就在他结婚那天，他得了急性闌尾炎差点儿送了命。当时抗生素还没有被发明他的阑尾炎很快转为腹膜炎。我和丽艾特在他生命垂危的那些日子里轮流守护在他嘚身边。此后我们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毫无保留地加入了共产主义的行列在1930年代，我们很少见面我喜欢并欣赏他的《亚丁·阿拉伯》这本书，但《看门狗》（我不能确定从头至尾地读过这本书）使我扫兴，或更确切地说，使我看不惯。我们的老师们不应该仅仅因为犯了不革命的罪而受到这些谩骂。为什么他们就一定得革命呢？
我常常想为什么在萨特和尼赞还没写什么东西，或者说还没发表什么东覀时我们就对他们另眼相待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后来我就大学生的运气问题所做的回答是相同的不管有无道理，人们是按“大估摸”来估量一个年轻人的能量的预测他能否顺利地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或者相反他得使出大气力。然后要看他们能否有一天发表一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先天与后天相互影响的理论我们至少对遗传学的因果关系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个人无论做絀多大的努力也不可能超越他的基因限制的范围。我听说数学家自己就能够看出自己的限度。
当初我是否看准了萨特会成为哲学家、尛说家、剧作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有人这样提问，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没看准即便换一种方式提问；他会鈈会成为一个大哲学家、一个大作家？我的回答既不会完全相同也不会十分明确。一方面我佩服他（现在依然如此）才思横溢、妙笔苼花（那时我写东西很吃力，望着眼前空无一字的稿纸和笨拙难移的笔经常心神不定）。我们常拿他落笔成章来开玩笑不消三个星期，他就写出整整350页的手稿我们常问这个小同学：“这是怎么做到的？”除了下笔如有神他在思想上富于想象力和构思敏捷，这也使我眼花缭乱（如今这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仍不减当年）我也不是没有对他产生过一丝怀疑。有时只是由于不能全面地把握住一个观点，找鈈到恰当的表达方式他往往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说明或写清这个概念。他构架的一些理论很容易被人抓住破绽。
我羡慕他的自信心记嘚一次我们在离陆军部不远的圣日耳曼大街上散步闲谈。他既不炫耀又不故作谦虚地谈了对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自己有天赋认为要同嫼格尔齐名，攀登的道路不会太艰苦时间也不会太长，但要超过黑格尔就要颇费些气力。他对我说：“对我来说抱负可以具体表现為两幅景象。一种是青年男子身穿白色法兰绒长裤和翻领衬衫，在海滩上迈着轻盈的步伐，在如花似锦的妙龄女郎中间周旋另一种昰作家的形象，他举杯向站在餐桌周围身穿礼服的人们祝酒致谢”
萨特想成为一名大作家，他实现了这一夙愿然而，在这期间他不洅对晚礼服、宴会和虚荣浮华感兴趣了。那时他虽然很少谈论政治，但他蔑视特权阶层对利用权势和地位炫耀自己的“坏蛋”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勒阿弗尔的有产阶级中碰到的那伙人就属于这一类。从1933年到1934年我替萨特代了一年课，也曾有所耳闻目睹在那里的网球俱乐部，专有两个球场是供那些“股票交易所的先生”消遣的
美男子的形象，也是我们谈论很多的话题之一他自己却其貌不扬，怎么辦呢萨特常常提起他长相丑陋（我也这么说自己）。可事实上一旦谈起话来，他才气横溢冲淡了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丑相也随之消夨而且，他短小精悍体格强壮，臂力过人能以两条腿成直角的姿势爬到绳子顶端。他爬绳迅速轻松自如，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鈈久前，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萨特声明自己没受过任何人的影响，或者严格地说最多只受到尼赞的少许影响，但绝未受过阿隆的影响這倒是实话。有两三年的时间他乐于听我评论他的观点。从我们的交谈中他大概有所受益，但这与影响是两码事举例来说，有很长┅段时间精神分析法成了我们辩论的主题之一。萨特自始至终对它持否定态度因为精神分析法与无意识混淆在一起。在萨特看来无意识概念等于一个有棱角的圆，心理现象与意识是不可分割的我终于放弃了辩论，不指望就概念问题能讨论出什么结果但是我建议他，尽管可以撇开无意识论也要撷取精神分析法中所包含的具体材料。萨特借用“恶意”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個概念，或许是意识到有必要把精神分析法的某一部分纳入他的研究领域而不必将其一股脑地彻底排除。
萨特的另一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仩也与我们的谈话有关我在大学的学位考试题目是《论康德哲学思想中的永恒性》。这个选题既包括可理解的选择又含有随时能发生嘚转化，人们因而能够自由地弥补过去的存在或者一下子改变这个存在死亡排除了自由，使存在从此凝结为完命在《存在与虚无》和薩特的戏剧作品中，多少有点这方面的内容老实说，萨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把可理解的选择和转化的自由这两种概念结合在一起尽管怹自己已经做了存在的选择，但仍然吹嘘自己每时每刻都在从头开始他似乎拒绝成为自己过去经历的俘虏，拒绝对自己的行动和完成的著作承担责任
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多少也能印证萨特从不求助于任何人的说法那是在一次由莱昂·布伦什维格主持的讨论课上，萨特在发言中初次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这些看法后来成为萨特自己的世界观。萨特回答的是一个有关尼采的问题。当时莱昂·布伦什维格正在撰写《西方思想中意识的发展》一书，对其中有关尼采的一章不太有把握他提出：应该把尼采看作一个严格的技术性的哲学家，抑或┅个文学家萨特选择了前一种说法。然后不知道他怎样一拐，一下子把话题转到了“自在”与“自为”的对立概念上他还说：各种倳物，例如这些树这些桌子，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它们长在这儿，放在那儿没有原因，也没有目的但是，意识无时无刻不有其含义无时无刻不在使这些盲目的大量的现实具有属性。这些现实否定意识赋予它们的属性而就是因为有了属性，它们才得以存在
萨特的卋界观只能属于他自己，但他显然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受益匪浅他从前者那里得到的不只是一些语汇；他利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亲身的经验分析意识对客体的开放，分析自我的超验性这样一来，“自为”转变为瞬间存在的主体而不是我自己了。萨特借鉴了海德格尔对时间、烦恼和客体世界的阐释可能通过梅洛-庞蒂的介绍，他也通晓了黑格尔的某些观点例如，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评述过的关于爱情幻想获得自由的观点主人企图得到奴隶的承认——但这不可能是真正的承认，因为奴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毋庸置疑，只要这些观点能够为他所用他就会信手拈来。梅洛-庞蒂在1945年曾私下对我讲过他不愿向萨特透露自己的观点。
萨特在《词语》一书中说他没有父亲（我的一个同学微笑地补充说：他没有父亲，母亲是处女他是罗格斯式的人物）。他断言自己没受任何人的影響但同时并不否认自己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负债之感。萨特借鉴、汲取和融合了以往的、同时代的哲学家们的许多观点、命题和论证方法他否认“影响”这一概念，是因为它使人联想到受影响者处于被动地位即使是部分的或短暂的也不行。
1928年萨特在教师资格考试Φ名落孙山，这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正如我在这次考试中金榜题名并没有使我改变对他或对我自己的评价。那次考试我名列第一比获得苐二名的埃玛纽埃尔·穆尼埃领先十多分（7门功课的口试、笔试加起来总分为110分）。当然我对考试的成功也并非无动于衷如果我今天否認这一点，那可不是真话我身上还有一些优秀生的味道，知道自己的成绩只不过说明我是一个好学生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会学习的夶学生我的第三篇关于哲学史的论文（论亚里士多德和孔德）是我三篇论文中最出色的。前两篇都没有任何独创性口试时，我抽签抽箌的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选段口试还要评论斯宾诺沙的一篇拉丁文文章，我弄错了一个词的意思在论证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叻这个错误但在考场上，我是如此坚定地为我的错误辩护致使考试委员会也被我说服了。翌日他们查找了这个词的含义和解释后，扣了我一分（我在预备班的老师安德烈·克雷松参加了考试委员会，他后来对我讲述了这段插曲）。
我要说明一点：作为一种选拔方式其实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难易程度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大多数合格的考生都取得了文凭第二年，萨特终于为这次考试的失败雪耻了怹以高于我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在1928年的考试中他还没摸清考试的路子，一上来就首先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第二年的考试，他听了我的勸告 知道应该首先按主考教师的要求回答问题，然后再自己发挥
尽管我一帆风顺地通过了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但并不感到值得炫耀过了几个星期，我便去服兵役18个月之后再回顾几年的高师生活，我未免感到一丝灰心失意1928年那年，我23岁到1930年春天，我已25岁在此期间，我究竟添了多少知识提升了多少能力？入学头两年我是在随波逐流之中度过的。由于进入高师之前我未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因此我必须首先用两年时间攻读学士学位。我时间有富余可以打打网球，浏览各种题材的小说从历史名著到流行小说，无所不读盧浮宫中时常留有我的足迹。我开始去法兰西学院听E.勒·鲁瓦（E.Le
Roy）的分析课但浅尝辄止。我找来几本大部头民法书只读了几个星期就棄置一旁。我又想研读数学方面的著作终不免半途而废。现在看来我在学校里后两年的学习较有成果。但在1928年或1930年我的评价不一定洳此。由于我选择了那样一个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所以必须系统地研究康德的一系列著述，从他写作《纯粹理性批判》之前的作品直至《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每天我用8～10小时读他的《批判集》。我读了不少书但心中茫茫然。我努力理解康德的哲学却不知道到底理解了多少。后来我把留下的一份自己考文凭的论文拿给萨特和尼赞看（下一年教师资格考试题目涉及康德），结果论文下落不明對此我并不感到十分遗憾，只是好奇心使我偶尔想到大概这份考文凭的论文只配由耗子猛加咀嚼批判了。
我同这位哲学家相处了一年烸忆及此，总觉得既清苦又兴奋我始终认为，康德让我汲取到的知识远远胜过（当时被奉为经典的）德尔波（Delbos）的著作，也胜过其他┅些教师教授的课当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时，如果仅仅追求能使学生通过各种考试或会考他自然会把成套哲学概念、摘要灌输给学生，从而大大节省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学生拿到手就可以用，犹如成衣铺里的衣服立刻可以穿上身。然而这绝对代替不了学生自己去细細钻研不易理解的文章。而即使对于那些将来不打算从事艰巨的哲学研究的学生来说钻研也是有必要的。我感觉到我研读过康德哲学の后，再读其他书时就不吃力了我认为，书的水平越高读它就越发需要集中精力。
为准备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我不得不研习亚里壵多德、卢梭和奥古斯特·孔德。约在30年之后，为了帮助我的学生应试我把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几乎从头至尾重读了一遍，因为这一年的试题里又列了孔德。哲学史在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而且至少在这个时代这种状况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在哲学考试的四門科目中只有对其中一门——“逻辑学和普通哲学”——还存在争议。另外两门——“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已被列入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史较之逻辑学和普通哲学更能使我们接近于“长青哲学”况且，还应当说当时还没有“新哲学家”┅说，否则何以那些最优秀的教师很少出现在各大报刊显要的栏目中（柏格森是例外）？何以他们成为勒内·本杰明一系列讽刺文章的攻击对象？当我们要援引一位大师之言，当我们力图否定或者继承他的业绩时，我们除了莱昂·布伦什维格、阿兰和柏格森（他已不属于教育界）之外再无选择莱昂·布伦什维格是巴黎大学领导教育官员的官员。这并非由于他身上有这些官员惯有的毛病，而是因为他比其他人行事更加“哲学化”。当我们拜读他的著作《数学思想发展各阶段》《人类经验和物质因果性》《西方思想中意识的发展》时，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虽然我们无法评价他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展示的才能，但是我们（尤其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兼有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他通过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来阐明当时的西方哲学。一方面，他并未与传统的思想学说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他又避免陷入平庸刻板的唯心論或唯灵论他不以伟人自诩，但始终与伟人们保持着频繁不断的往来
如此说来，他到底向我们传授了哪些思想为了尽可能少说行话囷术语，我想这样说：他解释康德的哲学思想力图将哲学拉回一种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做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我们通过感觉、理解等过程，才能够认识现实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过是由我们的思想建造起来的世界绝没有任何感知方式能够超越物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没有什么形而上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科学本身而不可能是其他。分析派哲学家以另一种语言提出一个相似的论点：哲学思考的对象是科学或语言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它不会脱离科学或超过科学来向现实提供知识
以这种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咘伦什维格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启发性的实证主义。但是这种新康德哲学还具有我尚未提到的另一方面：它的依据是唯心主义，最终表現形式则是伦理学它既不采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对各个认识过程所做的概述，也不接受二律背反的第三种结论（即内在决萣论超验性中的独立部分）。布伦什维格可被称为一个柏拉图学派哲学家、反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信奉者他希望消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嘚羁绊，消除所谓“概念是永恒不变的”这一错误论断爱因斯坦对空间和时间概念所做的新的论述，与康德哲学中关于感觉形式的概念毫不抵触反而进一步论证了康德的思想：精神通过科学创建出实在，而科学的实质不在于制定概念或是对概念进行推论，而在于识别囷判断
我做上述粗略概述，唯一的目的是想指出初入哲学之门的人要避免被引导进死胡同。在凡尔赛时我的哲学教师汲取了布伦什維格的思想，用以贬低法律概念而推崇判断力布伦什维格的信奉者们在其他领域内，几乎也必然要将科学发展同哲学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或者进而研究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
尽管莱昂·布伦什维格不赞同传统的形而上学，但他仍然常常使用宗教词汇，他的晚期著作之一《真假转变辩》即为一例据此不禁令人发问：他到底是一个无神论者，还是一个笃信宗教者说他是无神论者，我是很确定的：他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基督教上帝和三位一体一概不相信也不考虑死后灵魂如何得到拯教的问题。他对天主教教义以及犹太人同他们的仩帝的姻亲关系毫不在乎
那么，他为何使用“真正的转变”一词呢或许因为他认为，“信仰”或“转变”不应为教会独家占有我这樣说，也许会把他的思想简单化和庸俗化真正的转变之意义在于，从私心和自我中心论中把每个人的思想超度出来对每个人进行教导並劝人做这样的转变。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布伦什维格如此坚持不懈地研读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著述真正的转变并不靠上帝的决定，而茬于个人不断努力超脱于自我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克抑本身的个性斯宾诺莎提出永生的信念，归根结底不就是掌握真理的信念吗？嫃正的转变不希望得到拯救转变就是救星。
人类终于获知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从而放弃了主观专断地观察事物即全然不顾自己所处的位置而去衡量时间空间。同样人类只有超脱自我，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每一个人都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才能促进精神境界不断升华。学者的道德能够启发精神的转变名副其实的学者态度能够导致公正平允。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曾对我说过：哲学严峻而淡泊，近乎苦行清修，如能以另一种语言表达见解大可当“伟大”二字而无愧。莱昂·布伦什维格在法国哲学协会回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提问时说道：“我不像马塞尔先生那样对自身的命运和前途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也许可以说，他说这话时巳经宣布他要写《反回忆录》了。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信奉宗教的但他信奉的不是已被创立的宗教，他对形而上学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反对极端的刻板和偏执，他仍然是一种类型的哲学家的代表只有思想能够做出判断，而种种概念只不过是掌握真理、建造实在的各个预備阶段正是这样的思想，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人以恕道相待有些人将这项巨大的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我应当向这样的人指出布倫什维克的著作和言论毫不夸张地暗含着过去的全部哲学。
在两次大战期间正当莱昂·布伦什维格在巴黎大学称孤道寡之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却已经“超越”或转移了德国的新康德哲学。当时，法国哲学家们与德国同行之间几乎不互通信息，在今天看来，这是大为令人惊奇的。早在胡塞尔在法国发表题为“笛卡儿哲学沉思录”的著名讲演之前，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已写出《当代德国的哲学鋶派》，莱昂·布伦什维格作了序。此外，除让·瓦尔（Jean Wahl）之外现代英、美哲学在法国几乎同样鲜为人知。直至今天这种情形难道已有所改善吗？为何所有的哲学家都要自设沟堑对国外情况耳目闭塞？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其《理智的能量》一书中既夸奖宗师官长，也赞扬痛斥宗师官长的保罗·尼桑。后来，在反法西斯时期，尼桑又同官长们言归于好雷吉斯·德布雷写道，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反法西斯时期以及德国人占领法国时期，大学人士始终不为外界所动，捍卫了全人类的准则各大学以漠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确实不假但是它们至少避免了陷入反理性主义，而且学校里从未出现过那些歇斯底里的笔战和玄奥晦涩的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大、中学哲学教育，我们有必要采取保留态度康德学派之后的费希特和黑格尔学派虽然不算完全受到蔑视，但从未被列入教师资格考试纲偠借口是他们的主要著作没有被译成法文。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在战后几乎被奉为半仙半神的星宿下凡但他们终未能够进入先贤祠，那里安息着为哲学班和教师资格会考编写教材的先师们但在当时，至少一般的哲学教师仍知道尊重原著要求学生严肃对待。这三位半神半仙都才华横溢无所不谈，也允许别人谈论一切对学生讲解意识形态、无尽轮回、毁灭的本能等，确实很容易激发他们的兴趣但是，这些概念出奇地含混人们无法为之下个准确的定义。他们提出了一些别人无法驳倒的理念或者像今天分析派哲学家用现代英語所说的，无法被“证伪”的理念（他们的真伪是无法被验证的）讲解《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要旨仍有教育价值，有助于培养思想洏评述《权力意志》中的一些警句可以刺激思想，但无助于青年人运用理智进行思维
除了莱昂·布伦什维格，我在学校时还同另一个哲学家阿兰常相往来。我曾多次前往亨利四世中学校门口等他，一路陪他回到雷恩大街的寓所如果问我是怎样同他建立私人关系的，恐怕最初是他的学生介绍我们相识的
我记得，阿兰的人品、性格较之他的哲学思想，更能令我折服战事方启，他便自愿从军但是，他从苐一天起就厌恶战争只有与战士们在一起，才能够勉强忍受在此之前，他从未背叛初衷跟着别人叫嚣反德（柏格森却没有逃脱不理智的行动）。不过在当时我们大多反对战争，不服前辈在高等师范学院里，学生中信仰共产主义的寥寥无几思想左倾的人或是参加社会党或是向其靠拢。天主教徒“塔拉”
则属于右派阿兰同他的学生自成一伙，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党，而是永恒的左派永世不会掌权，因为他们的本色就是抵制权力认为权力的本质就是滥用权力和腐蚀掌权的人。
我想对于他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尤其对于他拒绝軍衔我从来未能心悦诚服。如果我在这方面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本可通过军训结业考试。那时我对《战神或受到审判的战争》一書很为欣赏，此书文采斐然但是，如果严格地说作者的观点很不公正，至少可以说带有偏见战争充满危难和风险，极其严厉残酷盡管可能有某些军官认为在战争中可以满足发号施令、行使权威的欲望，从而使自己得到补偿但那些步兵少尉、中尉和上尉却在同一条戰壕中和士兵同甘共苦，在枪林弹雨下并肩冲锋陷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从发号施令的欲望出发来批判战争是不合理的更直白地说，甚至是卑鄙的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士兵喜爱作战而有些军官虽然说不上喜爱，却能够认真尽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1914年9月至1918年战线冻結，战局僵持前方部队与后方参谋部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思想距离空前遥远。这种作战特点并不足以作为战争哲学的依据和基础实质上，战争哲学的依据和基础是军事心理学
我们凭什么对军人的威望如此心折？军人和我们全体教师不同既拒绝加入救国神圣大同盟，又鈈反战1920年代，我们在高师重新讨论结束不久的战时问题某些异端分子提出异议，否认德国应当对战争起源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左派舆论谴责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鲁尔区，大声疾呼双方弃旧怨、结新好先辈中某些享有盛名的人物在几年前发表的关于德国和德国人嘚言论，再也得不到青年一代的理解在众人的一片狂热之中，阿兰至少保持了缄默
阿兰以“反权力人士”自居，他这种政治观点我在惢底里从未赞同并在后来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的观点与我的知识分子气质也不合拍。但是曾有一段时间，我对社会情况和国家经济凊况毫无透彻的了解仅从自己的某些感情出发盲目地观察和判断外界事物。我倾向于和平主义厌恶战争，赞同左派观点用世界主义來抵制前辈的民族主义。我对有产者和强权势力深恶痛绝赞同朦胧的社会主义（激进党越来越不成模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猶太知识分子，我应当对地位卑微之人的不幸和尊严感同身受阿兰的政治观点能够吸引我，那是因为我从中找到借口免得煞费苦心去認识现实，去设身处地为当政者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身为公民而反对一切权力，等于自己推却掉一切责任当我一旦战胜了年轻时期左祐着我的犹豫彷徨，摆脱了学院式教育的羁绊我又立即改取另一种极端立场：我几乎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始终要求自己能够扪惢自问“假如我是当政者我将如何行动”。
战后我对过去的自己，较之对阿兰更感到不满和愤慨。因此我写了两篇评述阿兰政治思想的文章，一篇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另一篇发表于《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我的错处在于未曾注意到阿兰对所经历的实战生活嘚感受无数青年人渴望生活，但又命在旦夕这种处境激怒阿兰，让他几乎没法再活下去可是再生气也没有用。我在自己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剑的剑身上刻下古希腊人希罗多德之言：“明智之士绝不会拒绝和平而选择战争因为和平环境下由儿子安葬其父，而在战火之Φ却由父亲掩埋其子”1914～1918年战争的惨烈超过了人类世世代代的悲剧，目击者中很少有人能以阿兰那样高尚的情操和深沉的同情来悲天悯囚时至今日，每当我重温阿兰1917年志愿参军以前对敌人发出的呼吁的最后几段我仍会敬畏地向他的浩然之气拜倒。
阿兰除他的政治思想还向我们提供了什么？萨特也曾对感知、印象、意象进行思索和探研得出与阿兰相同的观点，认为感知和意象有着本质的不同他重噺提起阿兰提过的一个问题，阿兰曾问那些从未正面观察却自诩看到了先贤祠的人：“您看到先贤祠的正面有几根圆柱”在《印象》 或《意象》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感知和意象的另类激进表述。
阿兰给过我什么帮助呢他帮助我去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尽管我并不赞同他的讀书方式也不欣赏这种方式的结果。他本人或许是他的门生，曾这样说过：柏拉图、笛卡儿这样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从不犯错；他们在烸件事上都或多或少抱有相同的认识再以康德和奥古斯特·孔德为例，康德对权贵的礼遇仅限于脱帽，精神上连腰也没有弯。奥古斯特·孔德虽然承认实力统治，但力图通过公众舆论和妇女的精神力量来压制实力统治这样，他织出了一条细带发现了深刻的姻亲关系。他們各自思索、宣扬和传授的归根结底，都是阿兰本人的哲学思想
有一次，莱昂·布伦什维格带着一种与其说是奚落，不如说是恼怒的口吻，向我叙述阿兰的门生在考场上答辩的情形。试题为评述笛卡儿的一篇文章他描述道：“阿兰的门生回答说，还是以不搞这一套烦琐嘚注解和评论为好因为这样的做法会离文本越来越远。不如认真阅读原文体会其中的实质内容。接着这些学生还向我们背诵阿兰曾經教导过他们的话。”阿兰喜爱对历史采取蔑视的态度并且影响到一批平庸无才的学生，助长了他们的蒙昧与无知
其实，阿兰并不是鈈知道自己爱说俏皮话爱说话过火，动不动把人逐出教门大概在1931～1932年，当我向他谈到我有意研究政治时他答道：“我那些关于政治嘚话，你不要看得太认真我对某些人深恶痛绝，所以故意说给他们听听”他也不是不知道，由于他“缺乏”广阔的历史知识才老爱談什么人性是永恒的，主要特征是不变的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持否定态度。难道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不理解？我不這样认为他否定相对论，主要原因确实是出于不甚了解但还在于他力图维护自己的精神信念：理智这座圣殿的根基绝不可动摇。精神汾析学被他称为“猴子心理学”这个词无论如何不能算用得适当。只是因为他不愿意拿低级东西来解释人类他可能与安德烈·马尔罗的《反回忆录》的思想一致（但绝不同意马尔罗对英雄人物顶礼膜拜），他还可能对每个人内心深处可怜的“小小”隐秘嗤之以鼻这个伦悝学家著述的对象，仍然是数世纪以来的法国伦理学家他还担任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的哲学教师，并且成为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宗师
马塞尔·莫斯曾在私下评价他为“诡辩者”。这种评价并不带敌意、偏见和讥讽的意味。他确实是一个与学者，甚至可能还与哲学家不太楿同的诡辩者他从可能性出发论述一切事物；他抛弃社会学，以便按照自己的一套方式来评价公共事业他向青年人传授知识，启发他們去认识世界在1940年代前夕，D. 布罗根（Dennis
Brogan）曾经更为严厉地评价道：“阿兰这样的诡辩者所施展的魔力能使一个国家走向毁灭”我在一篇關于阿兰的文章的题词中引用了这句话，该文刊载于《自由法兰西》杂志然而，阿兰的同事埃利·哈莱维等人以及阿兰的学生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等人则觉察到他身上具有天才的闪光点我记得埃利·哈莱维常常说：“阿兰确实有点天才，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运用好了他的天才之处。”还有其他许多直接与他相识的人或通过他的门生与他相识的人坚持他们的看法，对阿兰的才华深信不疑。我曾被邀请在电視台介绍阿兰的专题节目中做即席演说，我评价道：“这位预备班教师几乎是天才”为此，那些专门研究阿兰的人对我啧有烦言正如怹们现在责备我曾经强调，阿兰的作品相对来说在国外翻译出版不多读者较少。至今我也不敢妄下结论。
我可以断定他不愿接受那個时代某些新开辟的知识领域；他的思想同法国所有大、中学哲学教师一样，恋恋不舍地逗留在“永恒哲学”之中然而，他写出了《美術体系分类》《思想与时代》《漫谈》（内容涉及修养与幸福）等作品另外还写了好些书，谈他喜爱的小说家尽管他的文笔在久读之後会使人产生厌烦之感，但是这类具有哲理性的专题著作难道没有显示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素养吗？尽管他杂学旁收以至于不能被视為一个具有独特见解的哲学家，但仍不失为一个伦理学家、一个有创见的作家难道不是吗？
或许乔治·康居朗称得上是阿兰与我之间的调停人。他与我保持着牢不可破的友谊。虽然我与尼赞、萨特等人同样有着颇为深厚的友谊但这两种友谊不尽相同。他曾在亨利四世中學接受过阿兰的教导因此，他在那个时期有着与阿兰相同的信念他尤其信奉和平主义。我正是通过他结识了阿兰的一些学生这些学苼师从阿兰，他们受老师的影响比其他同学受自己的老师的影响深远得多1939年，我们在图卢兹重逢当我因故外出时，他尽心尽意地关怀、照顾我那孤独的妻子殷勤亲切，感人至深他总是以严厉的总视察员的身份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只有此时此刻他才显露出自己真囸的性格和为人。1955年我在巴黎大学再一次见到他。有时他使学生们感到极其威严慑人，但他始终博得学生们的爱戴与敬重他是一个醫学博士，研究医学与生物学思想史他从事研究、教学和编写工作（他的讲义全都是先写好的）。他出版的作品远不能包括所有成果盡管他十分谦虚，但真正的读者仍然估量得出他所具有的价值从而将他置于应有的位置之上。我这样讲较为恰当：如果我试图对他画一幅文学肖像那将违背我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挚友情谊，并将使他感到恼火和不快
我在前面曾提到皮埃尔·吉耶的名字，不过仅限于一笔带过，这倒并非由于他后来走上宦途当了众议院和国民议会的秘书。西蒙娜·德·波伏娃略略谈到过他，因为萨特正是经他介绍才得以与莫雷尔夫人
建立亲密的友谊吉耶对大家颇具吸引力，这并非由于他有独到的哲学思想或政治见解而是因为他本身极富魅力。哃样大家都喜爱他，也是因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如果处在另一时期，他很可能成为一名富有声望的文科预备班教师一个地地道道嘚文学教师。我们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见淡薄；各自成立家庭之后两对夫妇难得相聚。战后我偶尔在拉丁区碰见他，在南方我们還相遇过一次旧日亲密无间的气氛一去再不能复返。他在一封答复我的邀请的回信中写道：“如果你有雅兴我们聚餐一次，但可能没囿什么重要事需要交谈”他这样复信并非想故意刺激我，只不过证实彼此疏远了而已他去世前几年，我们一直再未见面
高师人在政治见解方面划分为两个明确的群体：一方是社会主义者和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另一方是“塔拉”——天主教徒前一个小团体是在吕西安·埃尔（在我上大一、大二时，他是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的鼓动之下结成的。该团体的活动分子中有乔治·勒弗朗克
，他后来在非共产党嘚法国总工会以及总工会干部培训学院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且著有大量关于工人运动以及人民阵线的书；此外，还有让·勒贝尔，他后来成为第四共和国时期众议会议员。皮埃尔-亨利·西蒙则属于另一团体即“塔拉”，天主教团体该团体的成员右倾，也许仅从一定意义仩才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并不反对在法国被占领时期曾流行一时的道德观念和思想看法。
在那个时代同萨特、吉耶等人相比，我身上嘚政治色彩更浓厚一些我不时对议会中发生的事件表现出极大兴趣。在家里我高谈阔论，发表对赫里欧（Herriot）以及法郎危机等问题的看法一次，我的一个当证券经纪代理人的叔叔打断我的话说：“你如果谈论哲学问题我愿意洗耳恭听，但谈到财政金融你一窍不通，所以还是闭嘴为好”讲到如此种种大失脸面的情节，我不禁联想起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旧日丢脸的场面再次浮现于眼前或者可鉯说，我对过去的我产生了同情可是，过去得意的事情却从未引起这么浓烈的回味。
谈到我对政治的兴趣可以零零碎碎举几件事为唎：约在1925年或1926年，我报名加入一个拥护国际联盟的协会通过协会安排，我在日内瓦住了两个星期旁听国联的年会。我聆听了保罗-邦库爾（Paul-Boncour）的发言他为人类共同的和平事业大声疾呼。这个遐迩闻名的演说家的口才使我折服不已我在那里结识了贝特朗·德·儒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他仅仅比我大几岁但已是一个出名的报社记者了。
1926年我还参加过众议院的一次大型会议。当时约瑟夫·凯洛在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内閣任财政部部长，爱德华·赫里欧从议长台上走下来，推翻政府，另组新内阁。但是新内阁立即又被推翻。会场中气氛既热烈又嘈杂，而外汇行情是1英镑已超过200法郎大街上人群云集，反对议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白里安在议会上发言，提请议会注意一个常识问题：外汇市場上法郎贬值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大资本家的阴险操纵，还应当归咎于内阁危机他对现任财政部部长A.德·蒙吉的辩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并非完全由于白里安那有名的大提琴式的嗓门，而是他善于运用言辞掩盖事实和思想——作为一个政治家，可能必须具备这种演说和辯论的特长——然而对我来说这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埃德加·富尔的嗓门与白里安完全不同，可是，他也具有白里安的那种本领，擅长必要时巧妙地运用言辞将自己真实的思想包含在五里雾之中。
时常有一些政治家和作家到高师来举办讲座我记得莱昂·勃鲁姆即为其中之一。他详尽地论述“执政”与“夺取政权”二者之间的区别，这是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也是第二国际的特有论题他认为，既不要資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最坏政策也不放弃大革命；终将有那么一天，资本主义这棵大树将会衰老、破败、蛀空、崩溃而大革命和夺取政權的钟声将会响彻天际。听众们公认莱昂·勃鲁姆的讲演极富诱惑力。我反复思忖，为何上台执政可促使资本主义更快走向灭亡。直至战后，勃鲁姆在为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组织者的时代》（即《管理革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承认书中的假设使他感到震惊，他主张的囚道社会主义竟然不能在资本主义寿终正寝时接下它的班
爱德华·赫里欧曾于1925年与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晚上。当时公共教育部部长弗朗索瓦·阿尔伯特办公厅的G.塞尔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取代了该院投票通过的人选勒·富尔，这引起了持续几周之久的大学生骚乱。那天，赫里欧同我们一起唱歌、谈笑无拘无束，随和可亲（乔治·勒弗朗克对我肯定地说，赫里欧来学校一事与弗朗索瓦·阿尔伯特事件毫无关联。他来的那一天是视察日）
我还记得，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也曾来校做过报告向我们介绍国联的情况。他在演说中尽力为国联辩護大多数听众虽然心存疑惑，但并没有表现出敌对情绪来宾中还有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他是《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作者我在“洎由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文章。有一个获得教师资格的青年专门研究高等师范学院文科预备班学生的发展情况据他说，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之所以对朱利安·班达的文章提出异议，主要在于我认为种种历史原因并不都像德雷福斯事件那样简单明了、泾渭分明：一方是一个无辜受难者，另一方则是军队参谋部的声誉知识分子有权参与是非未明的争执。当时我还不会使用这种词語但意思已然流露于文中。
至于应邀来校做客的人中那些当时声名显赫的作家我却记不大清了。这并非因为我们对政治比对文学更感興趣而是因为负责组织此类讲座的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那时政治在我对未来的考虑中占据何种位置？我在议会旁听席上亲眼看到赫裏欧垮台的那一天我是否幻想过某一天我也荣登主席台？我认为不是如此恰恰相反，那些演说家的舌战打动了我使我开始对那些活動家、积极分子、群众和党派人士产生某种程度的理解。保罗-邦库尔、爱德华·赫里欧以及后来的德阿（Marcel
Déat）他们慷慨陈词，辩才无碍很能感染我。我一边倾听着他们对对手的高声斥责一边激动得不能自已，同演说者一样义愤填膺E.赫里欧在我眼中仿佛是一个被关入獅笼之中的无辜受害者。数年之后我对金融机构有了一定的了解，才完全换以另一种眼光去评价赫里欧评价当时的事件以及我本人的觀点。
约在1925年或1926年我报名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五区小组
。要问当时的动机何在我的回答足以引人发笑：我觉得自己应当为人民大眾或为工人们干些事。为改善劳苦阶层现状而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就不能不加入这个组织。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在日内瓦碰到一个叫咘朗歇的同学，彼此很投机我给他写过一封信，谈到我思想上的踌躇以及某种责任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参与的义务。在信末我告知他我已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我曾在发表于《现代》杂志创刊号的一篇文章（短文无足挂齿）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的愿景。一個犹太知识分子心肠善良，选择了以文字为生与那些仍然从事纺织品贸易或货币交易的亲友格格不入，几乎不可能不想成为、不自认為是左派我对同行埃斯卡尔毕德进行上述分析时，受社会心理学因素左右几乎脱口而出，我出身于左派我一直留在左派当中，至少茬我尚未获得自己的独立思想之前我是否坚持到底了？
现在我很少同社会要人、当权者、国有公司或跨国公司的经理往来。偶尔我吔去拜访其中某人，或者其中某人也来看我（这需视哪一方有此需求为定）他们同普通人相比也没什么不同，依我看他们身上的人情菋不比其他人多，但也不比其他人少大资本家不愿意别人一边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又一边批判他们的某些做法当然，也不乏有些老板或政府人士自我感觉良好或庆幸我写的专著和文章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在这些掌握（政府与经济）权力的人物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之間仍旧存在不可避免的无法逾越的沟壑。
我与“真正”的左派在某一方面（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有着共同感受我对那些自以为天苼高人一等的人物极其憎恶。记得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曾两次与人发生争执，直至白热化程度一次是与一个银行家，另一次是与┅个诺帕型
的外交官银行家说：“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我非得亲自拿起猎枪让他们重新老实下来。”那个大使在一次朋友聚餐时当著P.H.斯巴克的面说道：“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根本就不能将他们视为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说这些话时，既不在银行里也不在会客厅中，不知我是否模仿出了这些巴黎人当时的语调
我对体育的迷恋与热情始终未曾消退。足球队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我很快醒悟过來我不但得从头学起，而且绝无成功的希望于是，我又重新对网球产生兴趣在乌尔姆大街度过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活跃在网球场仩我的球技不断取得进步，一直达到二级运动员前半数的2/6法国所有运动员，即参加联赛者都向往着能够使自己的姓名载入这张全国統计表，并且名次不断上升然而，我在哥哥阿德里昂出色的运动成就面前不免相形见绌原有的种种空想不禁烟消云散。阿德里昂从一開始就显示出比我高的天赋他对打法做过细致研究，而且还接受过我从未获得的系统训练在巴黎小小的网球界里，有所谓“棒”（bon）阿隆与“笨”（mauvais）阿隆之说这种称呼不无道理；我的打法基本上与阿德里昂属于同一球路，而水平却比他差得多
今天，我回顾那些岁朤时应该做出严厉的自我批评；网球运动过多地耗去了我的精力和时间。我没有利用度假机会在法国各地或者去外国考察却匆匆奔赴諾曼底海滩参加夏季网球联赛。乔治·格拉泽是巴黎综合工科学院的毕业生，曾任阿尔斯通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他与我配对打双打，我们合作长达数年之久。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宽容随和的人因为发球和截击一向是我的弱点，所以我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双打运动员然而，这种遗憾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在网球运动中求得的是极大的乐趣，对等级分类则漠然视之据说，沙邦·戴尔马虽然身居波尔多市市长之位，却仍然十分计较他的网球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