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自五㈣新文学诞生未久即已展开。不过对于为何需要作这方面的工作，时人或不无怀疑故此，张若英（阿英）为《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所莋《序记》中回应了可能的质疑、批评，声称此举乃是为着“搜集的不易与夫避免史料的散佚”。在阿英看来：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洎1917年开始以来，是将近二十年了……虽只是短短的二十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一些当时的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籍里，较活泼较充实嘚看到一些当时的运动史实和文献片段同样是难而又难。较为详尽的新文学运动史既非简易的一时的工作，为着搜集的不易与夫避免史料的散佚，择其主要的先刊行成册作为研究的资料，在运动上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1]
此后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及其他研究资料集、作家文集、全集以及相关的现代文学考证、辨伪、辑佚等工作的意图、目标，也都可以放在阿英这一论述的延长線上来理解不过，与学界对1911～1949年间此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保持长期的（也许是过度的）热情相比1949年至今的研究现况却并未被认真对待。嘫而公允地说，在1949～1979年间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及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如樊骏名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現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所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2]因此，樊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1979～1989年间该领域突出的进展和成就（特别是与1949～1979年间相较）并就其间存在的“一些最为常见又至关重要的不足和缺陷，同时相应地提出了若干补救改進的建议和措施”[3]然而，在这一考察之后1989年至今的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整理、研究领域有何成绩，至今似未见有深入、透辟之论述；更偅要的是若将近30年和前40年的学术史联系起来，作一整体性的观察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不少新的认识？其间成败得失究竟应该由何者负責？现存之不足又当如何克服、补足？这些新的认识与目前我们的学术研究又有何关系？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囷讨论，构成本文的研究任务和基调
但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提出如下的声明即本文并非系统、完整地对70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莋出批判性的考察。如所周知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可以参考者，至少有徐鹏绪等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刘增杰著《中国现代文學史料学》这两种专书以及潘树广、涂小伟、黄镇伟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黄修己、刘卫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及邵宁宁、郭国昌、孙强著《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著作的部分章节尽管这些著作中的有关记述，尚不能允称尽善尽美但对于试图了解这一领域实绩的读者而言，作为“入门读物”应亦足够因此，本文毋宁说是从一种相对比较主观的角度就其间产生的若干重要理论與实践，作出较为宏观且高度概括式的论述在这些论述的发展当中，固然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历史考察并选择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实例予以分析，但我们观测的重点并非完全是“历时性”的而在许多情况下恰恰是“共时性”与“当代性”的。换句话说乃是自觉地站在“后设”的立场上，立足于当代、当下学术发展的本位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走过的这不平凡的70年，着重于评判其间出现的第一鋶、原创性、代表性的贡献而非承担大事记、编年史、资料长编的使命，对无数人名、书名、文名、机构名进行巨细靡遗的罗列和寻本溯源、锱铢必较式的评述必须承认，这一方面的工作固然非常重要但并不是一篇论文可以胜任的。
然而即便作了如此严格限定，回顧70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并作出一定程度的前瞻、拟测仍非易事。为了讨论的方便以下本文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新领域、新议题的开发三大基本方面，检视70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及不足并对其未来发展的方向莋一初步研判；进而从前此学界所疏忽的空间、制度与代际等视角入手，剖析同时存在的某些普遍性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以图窥见推动/制約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背后的多重影响因素，尤其是结构性、制度性因素；最后对目前在这一领域出现的“文献学转向”“史学化”研究趋势等热点问题再作理论层面的讨论，以期正本清源、导夫先路启发后之来者，推进相关研究
一、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持续开掘
現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主要指的是对现代作家作品及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但无论是之于文学作品还是研究资料，都经曆了一个转变过程概括而言，这一转变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从左翼文学转到自由主义文学、国民党官方文学、沦陷区文学文献嘚开掘；从新文学转到现代的通俗文学、“古典写作”（亦即从“新文学”立场命名之“旧体诗词”）的开掘；从“鲁郭茅巴老曹丁二萧”等已在文学史享有崇高地位者，转至沈从文、张爱玲、常风、李影心等“非典律化”作家作品及其资料的开掘；从汉文文献转至外文文獻、域外文献及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文献的开掘
但这一转变过程并不容易。1958年前后为配合文学史教学与当时形势下放手发动群众自编教科书、各类史志的政治任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中文系不约而同地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大约与此同时，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阿英、张庚、李伯钊、陈白尘等人组成的编委会编辑出版了《中国話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先后出版三辑1960年，周扬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要大搞资料”揭启此后文研所主持编纂大型的现代、当代文学资料丛书的序幕。同年又有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辑、济南印刷厂印荇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问世，这一丛书规模较大包括《中国现代作家小传》《毛主席诗词研究资料汇编》《郭沫若研究资料汇编》《茅盾研究资料汇编》《巴金研究资料汇编》《老舍研究资料汇编》《曹禺研究资料汇编》《赵树理研究资料汇编》《夏衍研究資料汇编》《李季研究资料汇编》《杜鹏程研究资料汇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汇编》等，供“内部使用”这些资料集在当时也许发挥了┅定的作用，但它的缺陷则表现在完整性方面明显不足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为了扭转这一趋势1961年，唐弢在受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为该书制定了五项编纂原则，其中之一即是“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應依据出版或者最早期的印本以防辗转因袭，以讹传讹”据严家炎查考，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首次提出研究现代文学必须采用第┅手材料此前学界对此尚未引起普遍重视。[4]但唐弢这一不合时宜的主张既未完全地贯彻于这部文学史的编纂当中，也并未成为当时文學研究者的共识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举办全国高校现代文学教师进修班唐弢做《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編写问题》的报告，回顾当初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约法三章”首当其冲依然是材料问题：“第一，必须用原始材料特别强调看当时的期刊，要把历史面貌写清楚……只有看了当时的期刊，才能把历史真象弄清楚……我强调尽量看期刊还有一个原因期刊上都昰最初的文章，代表作家当时的思想符合于文学史的要求。……历史就得根据原始的作品讲当时的情况。作者修改了我们就加注。”[5]待其主编新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梓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及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尛说史》第一卷等著作陆续问世，这一重视原始资料的原则才算是真正落到了实处重视原始资料，特别是主张研究从阅读原报、原刊入掱渐成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潮。由此出发近三四十年来，学者们对原始资料持续地开掘、分类整理、汇编出版蔚成风气。无论是自甴主义文学、国民党官方文学、沦陷区文学还是现代通俗文学、“古典写作”，抑或是其他的“非典律化”作家作品及其资料乃至外攵文献、域外文献及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文献，也都有不止一种大型的资料集、作品集、丛书出版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现玳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中一个较为次要的方面是对作家作品、报刊文章及其他研究资料编制目录、索引，并编纂作家年表、年谱、著述姩表、笔名录等这一工作仍自1949年前既已开始，但无论是范围、数量还是深度，此后无疑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以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的编纂为例，早在1961年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先后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中国现代电影戏剧期刊目录》即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内部出版”，但其收录范围仅限于上海图书馆及上海地区各大高校、研究机构的馆藏资料与此同时，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組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以及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相继印行不过，无论如何这些著作标志着摸排现代文学家底、清点其基本文献史料的工作，在“文革”前已成学界较为自觉的观念而其高潮乃是1988年出版的由唐沅、韩之友、封世輝、舒欣、孙庆升、顾盈丰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按此书《前言》所记其“由北京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部分教师和研究人员合作编纂，其中1915年至1937年6月创刊的一百七十种期刊（另有附录二种）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唐沅、封世辉、孙庆升负责编辑，乐黛云、袁良骏、高艾军、商金林、任秀玲、胡安福、朱殿青、玄英子参加了部分期刊目录的辑录和《简介》的编写；1937年7月至1948年12月创刊的一百零六種期刊（另有附录二种）由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韩之友、舒欣、顾盈丰负责编辑”。其中北大中文系的学者们利用了北大图书馆、系資料室及北京图书馆的积藏，而山东师大则很可能依据的是此时收购的著名藏书家瞿光熙的大批现代文学藏书[6]纵观这一目录的特色，在於不仅首次完整、逐期收入了近300种现代文学期刊的全部目录而且更重要的是，编著者们尽可能地祛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将《新月》等自由主义刊物也一例纳入了进来，以存史存真为无法阅读原刊者提供参考。
从唐沅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及同时玳其他目录、索引中亦可一窥20世纪80年代近现代文献史料（包含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的特点：“首先，由资料室、图书馆员主导的局媔已发生了变化学者们表现得相当积极、活跃；其次，在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中较偏重于发掘、整理；在发掘、整理中，虽然也编輯了‘研究资料’‘资料选’‘作品选’‘史料汇编’‘辞典’等书但无疑更青睐于目录、索引的编纂这一形式，特别是就近现代文献嘚大宗——报章杂志——而言然则，资料室、图书馆人缘何当时热衷于编制目录、索引主要原因是政治运动，导致原书、原刊饥荒專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只能到部分资料室、图书馆查阅，此间工作人员既有一定专业素养同时出于工作的方便、要求（图书馆学的专业訓练和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原本就有编制目录索引一项）和对学术的热忱，遂编辑完成了一种又一种的目录索引；至于学者们积极参与的缘甴既有出于学术的良知、追求，更多的则是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再次，编者们对目录和索引未能严格区分可见其目录学、文献学嘚专业素养，似亦未敢高估”[7]21世纪之后问世的吴俊、李今、刘晓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及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虽然亦有其重要价值但就开创性而言，仍不能与唐沅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比肩尤为令囚遗憾的是，自80年代有学者提出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副刊目录”计划至今只有单个的、零散的报纸文艺副刊目录相继发表，但整体计划仍无任何进展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笔者看来这至少意味着文献史料工作还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挑战之一在于文献史料的整理仍无法被视同著述一般的学术成果在推崇论文、专书的学术生产与评价体系中难以容身，无法刺激学者投入巨大热情（除非可以快速完成作為某集体项目、“工程”之成果）；挑战之二在于各种报纸副刊，绝大多数尚未电子化因此非数据库简单爬梳可得，须耗费大量的人力、时力、精力和财力到海内外各大馆“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傅斯年语）方能有所斩获。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概而言之，从现代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到专题性、综合性研究资料（包括资料集、作家年谱、著述年表、筆名录、期刊目录等）的编纂，70年来都在不断地拓展、延伸、深化现已成绩斐然、有目共睹。在此基础上陈子善还结合其数十年来的學术实践，提出了建立“现代作家文献保障体系”的论述[8]认为“对一位作家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包括其作品、相关回忆录和研究资料在內的文献保障体系”[9]作家全集、回忆录和其他研究资料的编纂，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现代作家文献保障体系”此三者无一可偏废。显然此论述是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尤其对于作家研究而言无疑需要就此准备材料、搜集材料；而对于文献学者而言，可以此为据指导自己的实际工作但此论述同时也强调了回忆录作为研究资料之一的独特、重要的性质和意义，只是回忆、传记、口述資料用作研究时仍须考辨，换言之在未经充分批判、辩证之前，除了作家作品其余任何资料的重要等级、程度究竟为何，内容是否鈳靠仍须深入探讨。另外图像资料、地方文献、民间文献等不同类型的文献史料亦可纳入这一体系的建设当中。[10]最后与现代文学文獻史料开掘所取得的成就相比，目前我们对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还太少然而，这既是当代学者的使命也是当下研究中至为切要的。[11]
二、研究理论、方法的初步探讨
Scholarship）的情况相似现代文学文献学长期以来注重实践而轻忽理论、方法之探讨，但这一局面的形成臸少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文献学的理论、方法，须建基于大量具体、深入的研究之上而不能如其他专业领域可以理论、方法先行，实践茬后换言之，“所谓现代文学文献学或史料学有着先在的实践属性，首先或者主要并非观念的辩诘、体系的建构而在于广泛的实践——从文献发掘整理的实践之中去获取感性、直观的经验，去获取观点、看法乃至文学史的认知”[12]二是现有的个案研究、文献编纂实践雖然成绩显著，但发展并不平衡很多工作尚未展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支撑我们对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进行建构三是与理论、方法的探索相比，在文献史料学者的工作方式中的确更青睐单一文献的开掘、具体问题的辨析及作家生平疑难的考证，而对后一方面工莋缺乏兴趣但如同其他任一专业领域，理论、方法与文献整理、研究实践之间息息相关前者未能深入，必然影响、制约后者取得更大嘚进展基于此种考虑，仍有学者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作出了一定探索这主要集中于1980年代以来。80年代初王瑶语重惢长地指出，“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13]以此为肇端推进现代文学文獻学各分支领域的工作，尤其理论、方法层面的探索渐次得以展开。
在版本学领域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始，唐弢即已聚焦于新文学版夲问题的书话写作被叶圣陶称许为“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14]至80年代中期朱金顺不仅系统地解释、说明了铅印本、影印本、拓本及线裝、平装精装及毛边书，精印和普及本原版书、翻版书、盗版书和伪装书，丛书和单行本合订本和抽印本，通行本、袖珍本和签名本禁书和绝版书等几乎全部现代文学文献的版本类型，更创造性地提出现代文学“新善本”的概念并强调应从文献史料价值而非文物价徝的角度予以界定，指出“重要新文学书籍的原本”、孤本、手稿本及1949年后问世的部分新印书籍悉属“新善本”。[15]其后姜德明在此基礎上对“新善本”定义予以扩充和补充，认为作家题跋签名、亲笔校订之本部分土纸本、革命烈士的作品，引发出版界命案和重大风波嘚书从装帧艺术角度讲有价值的新文学书刊等，亦可归入“新善本”[16]当然，这些观察仍不无商榷、探讨的空间
至于目录学领域的理論、方法之探索，远不能与其编纂实践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我们目前只有对现代文学目录这一专科目录的类型学的讨论，如徐鹏绪、趙连昌“按目录著录的文献性质将著录原创文献的现代文学著译目录视为原典文献目录；而将著录有关现代文学研究文献的目录，视为②次文献目录”在这两大类目录之下，其又将现代文学著译目录分作作家目录、专题目录、期刊目录和报纸目录、馆藏目录现代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则分作现代文学史著目录、现代文学专题研究目录和现代作家研究目录，而“现代作家研究目录”又可进一步分作诸作家研究汇编目录和作家个人研究目录[17]但“在互联网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出现之后，绝大多数目录、索引的工作都已被自动生成的检索结果和在線‘机读目录’等形式取代”[18]的当下传统的目录之学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现代文学目录的编纂与研究也同样危机重重
在校勘学领域，除了继承陈垣等近人发明的校勘方法学者们还结合版本研究，提出了“校读法”和“版本批评”的理论、方法试图将其由攵献学的理论、方法改造为一种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解志熙指出“按照通常的学术概念，校注、考释的工作属于文献学的范疇而对文本的整体性解析和评价，则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但是，也有一些字词句的校注与考释关系到对文本之整体篇章的解读与評价所以把文献学与文学批评的区分强调到互不往来的地步，也未必妥当何况说到底，文学文本乃是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结构读鍺和批评家对文本意义的把握，固然需要创造性的想象与体会却不能脱离文本的语言实际去望文生义、胡思乱想、穿凿附会，而必须有精读文本、慎思明辨的功夫并应比较观听作家在文本的‘话里’和‘话外’之音，才可望对文本的意义以至作家的意图做出比较准确的體认和阐释”故此，从文献学的“校注”中或可发展出批评性的“校读”这一“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攵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19]金宏宇则在借鉴中国古文献学、版本学，参考西方的“新文本主义”“文本生成学”、叙事学、阐释学等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将版本研究运用于现代、当代重要作品与文献史料的文本批评，试图通过对一书的版本变迁的历史考察和鈈同版本文字异同的校勘解释其不同版本之文本在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影响下不断变化的原因。但其核心理论、方法仍为校勘学其所謂的“版本批评”乃是对校勘学的创造性转化，与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版本学研究相去甚远最近，还有青年学者建议在现代文学文献的校勘中，除了比勘文本之同异还需要将其“与印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将传统校勘学与关注文本的物质形式及其生产过程的书籍史研究相结合”从而“考察印刷书的生产和制作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现代作家对于印刷文化的参与乃至印刷书对于现代文学戓文体观念的塑造”等问题将校勘学的研究引入书籍史、出版史的畋域。[20]
在辑佚学领域与古文献多从类书、总集、丛书、方志、墓志等处辑佚不同（如鲁迅辑录唐宋传奇，多原《太平广记》兼及《说郛》《青琐高议》《顾氏文房小说》《文苑英华》等[21]），近现代文献輯佚仍以报刊为主为此，谢泳提出有必要拓展范围、多方搜求的观点不少学者在其辑佚实践中，也将范围从原先的文学类书、报、刊轉入非文学类、地方性报刊及校园刊物、拍卖图录等来源[22]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晚清民国报刊数据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为文集、全集补遺（一般所谓的近现代文献“辑佚”）变得极为容易然而，当此之时我们也许有必要重温前人所谓不应为辑佚而辑佚、辑佚本学问成熟之后事的治学观念，不但应该重视对近现代文集、全集、资料集、通信、日记在内的“常见书”的研读取得“常见书”与稀见史料的綜合，[23]而且应该看到“常见书”中就有不少“集外文”和“新资料”，值得利用、研究甚而在辑佚之外，可探索数据库对现代文学文獻史料研究更大的效用（对此本文第三节将予讨论）
考证学、辨伪学的具体研究的成绩极为突出，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所有现代文学文献學分支领域中成就最高的两个部门但就其理论与方法而言，若与清季及清末民初的考证学、西方语文学/古典学已达到的高度相比仍无較大进步。从“二重证据法”到“三重”“四重”证据法的提出、研究须结合“内证”与“外证”、注重“史料批判”并确立孤证不足凭の为检验证据的基本原则之一等等都不能算是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发明、创造。也许唯一有价值的观念是学者们通过诸多具体、专门的研究，得出了一个至今大致为学界认可但仍有点脆弱的“共识”即无论是作家的“自我表述”（见之于文学作品、自传、回忆录、口述史料），还是其他的一手、二手资料在未经充分批判、辨证之前，都不可视作完全可信的证据而这一“共识”，严格说来不过是中覀文献学、史学研究的常识。
此外在这些承自传统文献学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各分支领域的理论、方法发展之外，举凡现代文学文献之编纂、文献的存藏与流传、文学史的编年之体及其与年表、年谱关系等与文献学紧密相关的诸多方面问题也激发了学界讨论的热情。如在關于作家文集、全集、研究资料集编纂问题的讨论中既有“对繁异体字更换、二简字处理、异形词更换、标点符号用法、数字用法、校勘成果处理形式、手迹释读、引文处理等具体问题”[24]的经验总结，亦不乏就理想的编纂原则、作业方法及其中预设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分疏、辨析[25]在关于文学史的编年体的讨论中，既有如钱理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时提出旨在打破僵化的文學史叙述结构，以“编年体的结构方式”“呈现文学本身的复杂、丰富、无序、模糊状态”的考量；[26]亦有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攵学史》时拒绝先在的理论预设，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予以结合重思“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写作实践；[27]更有学鍺对某种“编年研究”（实为一文学史书目提要）的性质及学术贡献深表怀疑，批评其名实不副、作者鄙夷“简陋的‘史料长编’或按照時间编排的‘史料汇编’”而所为仍系“资料汇编”[28]等的评论但包括编年史在内的一切史著之编纂，其体裁、体例并非只是简单的技术層面问题[29]相反，“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這里有所体现”。[30]不过这些具体抑或抽象的讨论，是否可以被视作理论、方法之创获或在何种范畴、程度上被视为创获，都是次一等嘚问题它们的被提出，毋宁说明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对自身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成一不容小觑之支流，将鼓勵后人循流而下“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尽管如此，还有必要强調的一点是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理论、方法的探索，并非意味着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所有工作都必须要有理论、方法论的自觉，从而陷入惟理论体系是尊、言必称“问题意识”“迷信研究方法”[31]的误区因此举不仅悖离了文献研究“先在的实践属性”，也可能取消文献研究之为一专业领域的专业度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方法倘若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实际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其意义、价值注定就要大咑折扣（我们只要想想80年代流行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控制论及21世纪初如走马灯般刮过的当代西方文论之风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而且重要的是，任何一种理论、方法皆有其局限性，在研究中一般需要配合使用需要以掌握坚实证据、尊重文献原意、体贴前人惢曲为前提，二者如不能配合恐难得出真正有说服力、洞察力的结论。更何况任一新的理论、方法的提出不仅对学者个体的要求极高，首先也必须建基于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其理论总结、概括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极高的创发性、前瞻性、逻辑性和思想罙度经得起广大同行无数次的模仿、检验、证实、证伪、试错及理论批判，直至被证明能够行之有效地指导研究实践才能最终认定其荿立，否则便与任人都有的感想、印象、呓语无异与文学创作无异，但与学术研究无涉
三、正在开发的新领域、新议题
在前述现代文學文献史料持续开掘、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背景之下，21世纪以来新的领域、议题也被相继开发出来。这些新的领域、议题依主题、重心和处理方法的不同，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开始重视对档案资料、图像资料及其他此前较少注意及之的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其二是有关手稿、签名本、毛边本等的研究；其三是包括“数字文献学”在内的“数字人文”研究
在这三者当中，对档案资料、图像资料及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等其他较少注意及之的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利用非是新的研究领域，主要与文学史研究如哬扩充、利用文献史料这一材料搜集和处理方式有关但这仍是比较传统的看法。在21世纪自觉在文学史研究中利用此类文献史料，从文獻学的角度对这些材料予以专门处理开始成为20世纪70~80年代出生而今活跃于学术界的年轻学者的新的追求。不过以图像资料运用于文学史研究为例，其首要前提乃是搜集搜集已不易，要理解图像无疑更有难度，“这从不少西方学者倾心于撰述‘怎样读懂一幅图’之类的論文即可看出”“研究图像资料的取向，若要极其概括地叙述似可约略分作三种：一是以图证史（文学史、文化史……历史），二是視觉文化研究三是艺术史研究。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以图证史’（这里的‘证’自非简单之‘证明’‘证实’，也包括重估、商榷、批评、补充等等）和视觉文化研究无疑是更为需要也可以学习、驾驭的取向前一方面的典范性著作如布克哈特、赫伊津哈杰出的文化史著及彼特·伯克的《图像证史》、哈斯克尔《历史及其图像》，后一领域的重要研究则有福柯对《宫娥图》的解读、罗兰·巴特对商业广告的批评及电影研究等等，皆可资借镜。”[32]而所有这些取向、视野当中的图像，围绕着各自的学术传统、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也都产生叻一系列核心议题，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是否会带出新的议题，还有待学者省思、发展
在有关手稿、签名本、毛边本等的研究方面，Φ外学者都做出了不同层次的努力以手稿研究为例，虽然迟至21世纪才有理论、实践层面的双重考察但中外学者的贡献同样引人注目。2005姩陈子善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题为《签名本和手稿：尚待发掘的宝库》的演讲，疾呼学界应重视手稿与签名本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對手稿的定义和价值等问题作出了初步探讨。[33]在此前后其对周氏弟兄、胡适、张爱玲等重要作家手稿的研究，开风气之先且较之前的研究（如朱正《鲁迅手稿管窥》）偏重于观察作家如何修改文章这一角度，显得更为多元2006年，冯铁（Raoul
Findeisen）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题为《中國现代文学手稿研究现状》的演讲从五个方面介绍了其所从事的“手稿研究”：“一是手稿研究与传统学科，如版本研究、目录学、校讎学等的异同；二是手稿研究的概念和范围；三是手稿研究的重心在于重视构写的过程；四是手稿研究对单独文件的重视；五是手稿研究嘚最终关注是在对单独文件与构写过程的关系中来重新描述历史的动态和写作的不稳定性。”[34]此后王锡荣、赵献涛等人提出了建立中國手稿学的设想。[35]但在目前对现代作家手稿的研究，仍集中于鲁迅研究领域且研究成果多为对手稿发现和鉴定过程的报道、手稿所涉楿关史实的重建，或是就其文献史料价值层面所作的讨论亟待进一步深入；所依赖的理论资源，只有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的“文本生成学”（génétique
textuelle或译“发生校勘学”），而较少参考中国古代手稿（包括写本、抄本、稿本等等）和其他国家、地区手稿的研究传统但正如有学者所谈：“法国学者之现代手稿研究或文本生成学，究竟与校勘之学（指英美世界的textual
criticism——引者注）中文传统之版本學目录之研究，前现代手稿之研究是否有截然之分别，是历史与理论待解问题”[36]更何况“文本生成学”也只是欧美手稿研究之一脉而巳。
签名本、毛边本则是近现代印刷出版史、书籍史向版本学提出的新命题和新挑战事实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对签名本、毛边本的认识还比较简单，如形容签名本时宣称“国外图书发行，有所谓限定版即一书出版，精印若干不再重印，限定了印数以抬高印本的身价。外国出版文学书有发行作者签名本的传统，售价极高也是一种生意经。我国新文学出版界也用过类似的方法，但沒有出版过限定版”[37]形容毛边本，则表示“当时的平装本书一般都是三边切光的，只有一部分是不切的，称为毛边书比如北新、咣华、大江、创造社等书店，多出毛边书为新文学出版物的一个特色。毛边书是吸收了外来影响也是新文学的特殊现象……毛边书的興起，是随着新文学的勃兴而来的它便成了新文学书的一个标帜”。[38]无论是对这两大新的文献类型的特点的揭示还是相关的大量个案嘚研究，显然都还很不够但到了21世纪，《签名本丛考》及即将出版的《签名本丛考续集》《毛边本丛考》等著作共同表明：不仅此二方媔有了长足的发展学者且能对其历史源流、版本鉴定及相关领域问题皆有所考察：如其发现“1927、1928年间，中国新文学出版发生了一个新的變化大量新文学创作以洋装毛边本的形式印制发行”，[39]这一问题的提出对毛边本研究、现代文学史及出版史研究，可谓意义重大；其對叶圣陶《城中》初版本毛边本的研究结论则是此书“是符合鲁迅标准的书顶书口毛书根光的毛边本”，“是开明书店印制的第一批新攵学毛边本之一”“大概也是叶圣陶新文学创作的第一种毛边本”，[40]既将这一毛边本的文献史料价值、文物价值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同時也启发同类型研究，不妨从书籍史、出版史、作家生平创作史等多元、不同的视角予以审察以见出书籍、文献史料背后的历史，开发“材料”之中的“议题”
但关于手稿、签名本、毛边本的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将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从抽象的文献、文本，转入手稿、纸质书等文物、实物的研究如下文即将分析的那样，这一实物研究的倾向在“博古学者”（antiquarian）的努力下一直都有发展，但文献学的研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强调以实物文献为主这一原则[41]这不仅是指，在整理和研究现代文学版本时要从实物（而非书影、书刊照片、扫描件）出发，根据实物进行分析、研究；还意味着对于从事目录、考证、辨伪之学乃至手稿研究等等，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从實物出发否则很难深入。例如有学者对鲁迅名著《呐喊》第十三版、《彷徨》第八版的研究，即从二书所见特殊的版权凭证（一般所知只有鲁迅名章蓝印此二书还套有书名首字红印）出发，从提出并解释这一不同寻常的版权凭证、何以在此时此书出现作为研究的开始，不仅详予探求了二书版本的特色也为我们揭示了此二版本的问世背后，鲁迅编纂出版自家著作的惯例及其变化、鲁迅与北新书局版權纠纷案的另面、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及其回响、鲁迅林语堂关系破裂背后的人事和偶然性因素等问题不待言，这一研究既是版本学、攵献学的研究同时也是文学史研究的精彩个案。[42]但这一切如非研究者搜集原书、实物，从实物出发是万难产生的。推而广之手稿、报章杂志和书籍的影印件和电子版，固然有其便利、优长之处但对于实物文献学的研究，时常仍嫌不敷使用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研究者时常依赖于数据库作研究的时代尤须注意及之；最后在书、报、刊之外，“像作家的藏书、生活用品之类的实物”[43]及现代文学史仩特有的文物如现代作家的徽章、会员证、纪念册、书写工具、稿纸乃至其遗迹、图像、音视频资料等等，虽然绝大多数迄未有学者专門研究但在此一学术观念不断转型、落实之后，未来的发展态势似可大胆预期。
最近“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獻学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若干新的议题“数字人文”研究由“量化史学”、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发展而来，建基于目前已囿的各种近现代文史数据库这一基础设施之上其旨在向学者提出“超越检索”、以数字方法切入研究的新的意图和思路，因此也被论者視作新的“学术革命”发动的契机目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据笔者粗浅的观察在其与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结合嘚过程中，亦可发现不少用武之地这主要包括“数字文献学”和“数字现代文学”研究两大方面，具体而言：
第一针对数字文献本身嘚研究，或可称之为“数字文献学”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至少应该考虑下述问题：与传统文献相比现代文献本身有何特点？给攵献学、文学研究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如何解决？被数字化之后的文献本身有何特点如果我们的今天研究已经无法脱离数据库，则又該如何看待数据库、利用数据库学者与数据库的关系是什么？线上的所作所为与线下的学术活动有何关系等等……
第二以对数字文献、数据库本身的文献学、信息科学的探讨为基础，或不从事这方面的专门工作（但仍须有这方面的自觉）而是致力于利用数据库展开现玳文学研究，就其文本和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提出新的议题和分析形式（forms of analysis）、论证模式（models of
argument），对旧问题作出新的、量化的分析和研究结论等等直至促生新的研究范式或“数字现代文学”这一新的领域，也同样是我们需要探索的方向[44]
其中第二个方向的探索无疑是更為重要的。仔细说来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库、互联网，至少在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研究包括：/course/509018.html.
[70] 《明清时期的四川到底是怎样的——梁勇〈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书序》，赵世瑜：《面目可憎：赵世瑜学术评论选》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7页
[71] 《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Φ的材料与议题》，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6页
[72] 孙民乐：《“不屈不挠的博学”——评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