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对侄子的关怀,比社区的工作人员给的关怀强几百亿倍,大家信吗?

一个记者朋友打来电话,说易中天在他的博客中指责我“剥夺了他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并且把那篇博客念给我听。早些时候,我已经通过媒体向易先生发表了我的致歉书,本想就此息事宁人。但这篇博客的出现,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不安,只好再说几句。

我在这里再次向易先生致歉。原因很简单,我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质疑一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且语气不够温和委婉。事情发生之后,我一直为我的冲动感到后悔。如果我能够处理得更好一些,易先生也许就不会那么反感,易先生的粉丝们也不会那样地谩骂我。我在反省自己,我很难过。

但是,我的冲动确实事出有因。尽管我对易先生的学问并不是很了解,但在我看来,易先生的很多言论是反道德的。各位看官如果有心,可以在他的讲座和作品中找到大量的证据。我觉得,一个自命为学者的人在中央电视台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自己的反道德言论,而不顾及可能对大众带来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合适的。

简明地说,我对易先生误导大众道德观的质疑是没有错的,但我觉得我在质疑的形式上有欠考虑的地方。

易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说,他“没有生气”,他只是在“表示愤怒”。他认为我的道德论剥夺了他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在“挑衅人类文明的底线”。他不接受我的致歉,认为我应该向下面的这些前辈致歉:

1、“三十年前,因落后思想和反动言论而被打入地狱的人;”

2、“由此上溯到三百年前,因文字狱和大不敬而被打入地狱的人;”

3、“由此上溯到三千年以来,因伤害灵魂和传播谬论而被打入地狱的人。”

易先生的这篇博客让我感到惊恐不安,因为这篇博客的语气,和一位领袖的语气非常相似。而三十年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落后思想”和“反动言论”,恰好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三百年前的“文字狱”,也恰好是因为知识分子的道德论“挑衅”了清朝皇帝的权威。至于三千年以来,有哪些人因为“伤害人类灵魂”被打入地狱,我就不知道易先生的所指了。我感到很惊讶,我是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我的价值观和三十年前、三百年前、以及三千年以来的知识分子一脉相承,我为什么要向他们致歉呢?我之所以敢于质疑易先生,不正是因为受到了古代那些优秀知识分子熏陶的结果吗?

我与易先生的分歧,与曹操有关。曹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反道德形象,但自从1959年以来,就有许多人热中于为曹操翻案。如果说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有政治上的原因,那么,易先生热中于为曹操翻案又是为了什么呢?我看易先生下一步的动作,大概是要改革京剧了。曹操在京剧中是一张白脸,易先生的意思,应该改成一张红脸了吧?

真正反传统、反道德的人并不是我,而恰好是易先生自己。易先生喜欢穿唐装,大约因为唐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吧?可是,易先生却是一个穿着唐装反传统的人,他与三十年前、三百年前、以及三千年以来的知识分子是两码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有道德追求的人,例如三国时期的孔融、旬彧、崔琰、毛玠,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制止曹操的反道德行为。易先生似乎并不理解那些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操。

道德论不会扼杀人性的自由

易先生认为我的道德论剥夺了他的自由。青春期的迷途少年,也总是认为大人的道德论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把易先生和迷途少年相提并论,也许对易先生有不恭敬的地方,但我只是想用一个触类旁通的方式,把问题说清楚。

道德,道德,有道才有德。这个道,就是人生之道的道。如果没有这个道,德就会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变成一种教条。我承认,形式主义的道德的确会扼杀人性的自由。但是,形式主义的道德并不是真正的道德。易先生对道德的理解,我觉得是不到位的。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要用语言文字把道德的存在和意义说清楚,确实不容易。打个比方说吧,指南针在动荡状态中的指向是乱七八糟的,如果它能够平静下来,就能够很到位地指向南方。人心也是如此,只有在平静中才能发现什么是道,什么是德。

所谓道德,它告诉我们怎样正确地做人,怎样正确地做事。当你对了,这个世界也就对了。所以,真正的道德不会扼杀人性的自由,恰恰相反,它能帮助我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实现人性的自由。

跟一个迷茫的人说自由是危险的。在一个迷茫的人的眼里,自由意味着什么呢?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乃至胡作非为?只有那些懂道德的人,才能理解自由的真正意义。

易先生在证明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一个特点,认为自己所在的时代是史无前例的,喜欢站在自己所在的这个时代,随意地评判历史。从三国时期到现在,一千八百多年过去了,白脸的曹操一直是一个反道德的典型形象。可是现在,有些人却在试图为他翻案。今天的学者,难道比一千八百多年来的祖先们更了解事实吗?当然不会。那些学者之所以热中于为曹操翻案,其实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有关。说白一点,他们并不是在为曹操翻案,而是在利用曹操这张壳“借壳上市”。表面上在为曹操翻案,其实是为了表达他们自己的人生态度。

“文化大革命”严重打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商业时代的惟利是图则进一步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失衡以及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因此迥异于传说中的那个礼仪之邦。男女关系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孩子教育问题,社会公德问题,其实都与道德的沦丧有关。纷纷攘攘之中,易先生居然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国家电视台“借曹操这张壳上市”,公然在那里反传统、反道德。我看在眼里,又怎么能够视而不见呢?

我得承认,易先生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他很善于利用那些资料,他的演讲也非常生动,非常精彩。但是,他在用大量的知识证明一些自以为是的、失于偏颇的观点。他在美化曹操,美化暴力和权谋,并因此迎合了商业时代见利忘义的社会风气。他为此红极一时,却在那些眩目的光晕中错得更深。

我是一个研究管理学的人。管理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为经世之学,或者简称经学。社会、政治、经济、工业、商业、军事、农业……,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我研究历史,因为历史也属于管理学的范畴。所谓“以史为鉴”,意思是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管理学的案例,无论是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或者企业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学与现代管理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道德意识是管理学成立的基础,后者认为战争意识是管理学成立的基础。当我们的人生变成一场战争,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做一个英雄。如果我们必须做一个英雄,那么所有的野心和阴谋诡计都会变得理所应当。所以,易先生的错误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远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曾经创作过《渔夫与管理学》和《像园丁那样管理》两部作品,来论述文化与管理学之间的关联。

如今,我们的政府正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懂得怎样正确地做人、怎样正确地做事,于个人而言,就能够过上快乐、幸福的人生;于国家而言,社会风气也会因此变得清洁而又美丽。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让每个人都能够正确理解道德的意义。

有人把易先生比做娱乐圈的艺人。我赞成学者的娱乐化,但我要提醒易先生的是,在娱乐化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忘记了学者的本分。在道德这个层面上,艺人和学者是不一样的。艺人的非道德行为对社会的伤害是有限的,学者的非道德行为对社会的伤害却相当深刻。所谓“文以载道”,如果我们的言论和文章不能成为道德的载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自称学者?

从年龄上讲,易先生是我的长辈。道德上的事,本来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自重,不应该轮到我这个晚辈来置喙。但是,我多么希望易先生能够回到道德的立场上来,用自己的才华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建设做出正面的努力。对于我而言,也会多一个学业上的师长和同道。

希望易先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并相信我的诚意和善意。如果我做得不够好,或者做错了什么,也请易先生用同样的态度帮助我改正。

(2006年11月6日于武汉)

1949年的一天,一个穿着破旧的农村小伙,踩着草鞋从湖南永兴县来到长沙。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心情异常激动,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奇。从他清澈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单纯和淳朴。

他心里记挂一件事——要找到当了大官的叔叔。

来长沙前,父母就告诉他:“听说你叔叔在长沙当了大官,你去长沙找他吧,或许他能帮助你。”小伙看着父母黝黑的脸庞,心里一阵酸涩,带上干粮和盘缠,踏上进城寻找叔叔的路程。

可叔叔离开这么多年,他见都没见过,怎么找?甚至叔叔或许都不知道,还有他这个侄子,这该如何是好?看着人山人海,繁华喧闹的长沙,小伙特别迷茫,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叔叔。

他一路风餐露宿,疲惫地走了很久,茫然不知方向。正当他迷茫不已时,忽然想到既然叔叔是当官的,那肯定就在政府工作。很快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湖南省委大院的门口。他远远地看着门口守卫的战士,内心忐忑不安。

他从来没有和解放军战士打过交道,出身农村的他,不由得开始胆怯起来。在门口站立好一会儿,他才鼓起勇气,低头向省委大院走去。门口的解放军战士,迅速拦下他,亲切地询问:“这位同志,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小伙紧张地抬头,呆呆地看着解放军战士,说:“我要找我叔叔。”解放军战士很疑惑,问道:“你叔叔叫什么名字?”

小伙憨憨地笑了笑,说道:“我叔叔叫黄时暄。”听到这个名字,解放军战士更加疑惑,因为他从来没听过,正当他想仔细询问一番时,小伙又开口:“我叔叔以前叫这个名字,后来叫黄克诚。”

原来他要找的叔叔,就是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这是怎么回事呢?小伙子的父母是如何得知黄克诚在长沙当大官的?后来小伙找到叔叔了吗?他之后的遭遇如何?

少年黄克诚的懵懂和迷茫

黄克诚出生在湖南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叫黄时暄。黄家一共有四个孩子,黄克诚是老三,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因为家境贫苦,黄克诚和兄弟姐妹,从小就要砍柴,捡粪,减轻家里的负担。

黄克诚的父亲是一位吃苦耐劳的农民,一年四季都在田地上劳作。到了农闲时期,他就外出贩卖粗盐,补贴家用,才勉强养活四个小孩。黄克诚的母亲是一位传统女子,从小缠了小脚,体弱多病,常年在家操持家务,养育四个孩子。

虽然黄克诚的父亲日夜奔波不断努力,但是无奈社会残酷,让黄父一年忙到头,也赚不到几个钱,根本无法改变家里的贫穷。常年的劳作和世道的坎坷,让黄父变得冷酷和严厉,经常动不动就对家人发脾气,甚至非打即骂。母亲看着家里破旧的房子,被生活压弯了腰的黄父,每至夜深人静,总是叹息不止。

从五岁起,每天天不亮,黄克诚就会被严厉的父亲叫醒,背起和他的身体差不多高的粪筐去捡粪。当村子里有钱的孩子从梦中醒来,在母亲怀里撒娇时,五岁的黄克诚已经担着满满的粪筐回来了。

由于尚且年幼,黄克诚不懂得支撑这个家有多么不容易。他只是麻木而又懵懂的,按照父亲的命令做事。每天捡粪回来,黄父都要检查有没有捡满粪筐。有一天,黄克诚捡粪少了,害怕父亲责骂,就把泥巴混在粪里充数,结果被黄父看出来,遭受一顿严厉的打骂。

这样的日子,总是麻木而又难熬的。唯一让黄克诚感到轻松的时候,就是跟着姐姐身后干活。

因为姐姐很少说话,从来不打骂他。他一直以为姐姐只是话少,没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一次出门,母亲悄悄地对他说:“你姐姐要是犯病了,你就赶紧回来告诉我们,知道了吗?”黄克诚很疑惑,懵懂地点了点头。

原来姐姐是有病的,她患的是什么病?一天,姐姐突然倒在田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黄克诚吓懵了,赶紧回家叫人。黄克诚这才知道,姐姐患的是羊角风病。可家里实在太穷,没钱给她治病,只能干干地看着她躺在床上。

除了希望她能早点醒过来,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姐姐的病,家人对她并不好,她几乎从没笑过。而姐姐的疾病,也让这个贫穷的家庭,更加不幸。那年,姐姐再也忍受不了,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的死没有给村子带来一点震动,大家都麻木了。父母虽然难过,但是也认为姐姐死了比这样活着好。这件事给黄克诚年幼的心灵,留下深刻的阴影,深深地仇恨这个旧社会。

姐姐死了后,他开始给地主家放牛。每天一大早,他都会被父亲叫醒,脸都来不及洗,就匆匆赶去地主家放牛。因为尚且年幼,睡眠不足,黄克诚放牛的时候经常打瞌睡。可是他又怕会把牛弄丢,被父亲责骂。

他想出一个办法,用一条粗绳绑住自己的腰和牛尾巴,这样就不用害怕牛会跑了,他也能安心地休息会。 日子一天天过去,黄克诚慢慢长大了。他很羡慕村里能上学的孩子,可他不敢开口,家里根本养不起。

他没想到,他还能有上学的机会。当时村子大多都姓黄,黄父这一支是村里的弱房,经常被人欺负。黄父就和几个兄弟商量,打算几家一起培养一个小孩读书,学点文化,不求以后能光宗耀祖,只要能认字写字,会写祭文之类的东西,也不用去求人了。

经过千挑万选,大家选定黄克诚。他的年龄适合,聪明机灵,最合适读书。就这样,黄克诚有了读书的机会。可教书先生只管教黄克诚认字,不能讲解字义。黄克诚很不满意,提出要换一个先生,但长辈们没有钱,都不同意。

教书先生得知后,也很生气。胆小怕事的黄父让黄克诚休学,回家种田。后来,大家又觉得黄克诚学了一半,就回来了很可惜,又商量让他继续上学。这样,黄克诚才有了八年的学习生涯。

或许是童年时期生活的艰辛,黄克诚努力学习,好学上进,学习成绩不错。在县里教书的先生,看黄克诚学习不错,建议让他去县城读书。在那个年代,落后的小山村,能去县城读书,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黄家人召开讨论,众说纷纭,纠结要不要供黄克诚去县城读书。因为去县城读书,学费太昂贵,他们负担不起。黄父一直犹豫,黄母直接阻止,只有黄克诚的哥哥黄时玑,坚持让弟弟去上学。

1920年的春节过后,黄时玑挑着行李,把黄克诚送到县城读书。几年后,黄克诚考上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家里终于出了一个读书人。靠着大家的帮助,黄克诚由哥哥黄时玑护送到衡阳上学。

临走前,哥哥把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交给黄克诚,让他好好学习,不要担心家里,他会处理好。黄克诚看着穿着破旧和黝黑脸庞的哥哥,内心酸涩不已,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但是不久,刚进入学校的喜悦就消散了。同学们不太看得起黄克诚这个穿着土里土气,来自乡下的学生。一场重感冒后,因为没钱治病,买不起药,黄克诚整天咳嗽不停,被同学们避而远之,在学校受到歧视。

从此,黄克诚养成孤僻,不爱参加活动的习惯,心情非常苦闷。

几年后,因为学校克扣伙食费,学生又发动学潮。学校和政府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开除很多带头的学生。学生们不服气,导致学潮越演越烈。刚开始黄克诚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对学潮采取旁观的态度。

但他很佩服那些学生的勇敢,并且陷入迷茫,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勇敢?后来他找到答案,中国共产党曾在这里播下火种,毛泽东曾在这里发表演讲。学潮给予他很大触动,让他逐渐了解到整个中国的处境。

他下定决心,要跳出个人的圈子,立志为国家和穷苦人民找出路。经过摸索和研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参加北伐战争,转战各地。他将自己获得的大部分薪水,都寄回补贴家里,改善家人的生活。

从哥哥黄时玑的来信中,黄克诚得知哥哥和一位叫刘德姬的女子结婚了。趁着机会,黄克诚专门到家里探望,看到嫂嫂是一位踏实肯干,温和善良的女子就放心了。很快他匆匆离去,回到部队继续参战。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困难,黄克诚被派回乡开展革命工作,团结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伪装成乞丐,一路和其他同志们穿越封锁线回到家乡。第一时间,他首先看望哥哥和大嫂,向他们说明自己是来搞革命的。

哥哥和嫂嫂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很支持黄克诚的工作。他们知道,革命军是为了穷苦人民而斗争的,尽力支持黄克诚的工作,因此黄家成了革命基地,黄克诚多次在此和同志们研究革命斗争。

一次村里的保长带着一伙人下乡盘查,幸亏嫂嫂急中生智,故意在外面大声询问保长,才让黄克诚和其他同志们及时躲避危险。后续的工作中,嫂嫂也多次机智,帮助黄克诚传递信息,让革命工作能顺利开展。

不久,革命的形势愈发严峻,黄克诚在家乡呆不下去,出发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从此和家人断了联系。去上海寻找党组织的过程,异常艰难,黄克诚身无分文,到处求人接济。

有一次还差点被同乡的恶霸告发,幸好他机智应对,才逃过一劫。无奈之下,他只好给朋友曹勤余写信,请求帮助。曹勤余收到他的信,劝说让他脱离组织,被黄克诚拒绝。饥寒交迫下,黄克诚得到曾圣希的帮助,终于联系到党组织。

党组织给黄克诚发放30元钱的生活费,黄克诚用这些钱,租了房子,买了棉衣,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黄克诚先后参加几次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成为一名红军高级干部。

他多次直言不讳提出建议,让部队避免几次较大伤亡。关于这一点,陈毅曾评价黄克诚:“不要看你们的黄师长戴着眼镜,他的眼睛可看得远呢,是千里眼。”

1945年,黄克诚正在准备两淮战役,夺取苏北抗战的最后胜利。当黄克诚经过中央华中局驻地时,发现苏联红军已经消灭日军,我军少量部队进入东北。

黄克诚认为,在国民党部队还在大后方的情况下,我军可以利用距离较近的地理优势,顺势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黄克诚以个人名义,向正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发电报。

毛主席看完电报,大感欣慰,没想到这位远在苏北的师长,和中央想到一起去了。随后中央下发战略部署,向北方发展。这一战略部署,奠定解放战争的根基。从此毛主席对黄克诚发的电报,高度重视。

1949年,天津解放后,黄克诚担任天津市委书记。随着全国各地解放,恢复和平,黄克诚想起多年未曾联系过的家人,给家里寄去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情况。当家人收到信件,不禁喜极而泣。

这么多年,黄克诚一点消息都没有,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他不仅活着,还当上大官,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不久,黄克诚调任湖南省委书记。临走前,他写信告诉家人这个消息。

多年来,黄克诚的哥哥和嫂嫂一直在家乡,过着艰难的生活。他们的儿子,也跟着他们日夜在田地劳作,前途迷茫。直到他们收到黄克诚的消息,想让黄克诚提供帮助,给儿子找个好工作,让儿子去湖南找叔叔。

历经艰难,他来到湖南省委政府门口,向解放军战士说出叔叔的名字黄克诚。解放军战士将他领进省委大院,来到一间办公室。

只见办公室里坐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正在批阅文件。等到他批阅完手里的文件,才察觉到有人进来,放下手里的笔,起身走到他面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母是谁?”

小伙回答:“我叫黄开衡,我父母是黄时玑和刘德姬。”中年男人哈哈大笑,拍着小伙的肩膀,笑着说我就是你的叔叔。小伙有点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军装的干部,不禁喜极而泣,流下眼泪。

寒暄过后,黄开衡说明自己的来意,想让叔叔安排一个工作。黄克诚没有拒绝,问起黄开衡的情况,得知他只读了一年书,建议让他去煤矿厂挖煤。挖煤的工作太过辛苦,黄开衡不愿意,不想去挖煤,改口说自己想去读书。

可黄开衡的年龄不小了,不好进学校读书。多年来,黄开衡受尽生活的艰辛,不愿意再继续这样下去,他必须要读书才有出路。想到这么多年的艰辛,他眼含热泪求叔叔黄克诚,送他去上学。

黄克诚严肃地答应了,答应送他去上学,从小学开始学起。黄开衡很有志气,向叔叔表态:“我自己选择的路,一定靠自己努力。”

黄克诚很为侄子高兴,笑着说:“好伙子,记住了,你要靠自己努力才能成才,我这里是没有后门的。”后来,在黄克诚的帮助下,黄开衡上了小学,初中,高中,还考上大学。这个时候,他再也不用凭借叔叔的关系,自己就能找到好工作了。

得知侄子自己找到工作,黄克诚很高兴,几次写信给侄子,让他好好工作,多为国家做贡献。慢慢地,黄开衡才知道,叔叔黄克诚是一名英雄,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他也是一位大公无私,家风清廉的领导干部。他不仅对侄子不徇私,对自己的子女同样如此。

很早以前,他就和妻子约定:“我们是党组织的高级干部,我们的家风影响党风政风。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对周围的人会产生影响,从今以后,我要订下两条规定,一不能用公家的车去办私事,二不能向公家申请照顾和帮助。”

此后多年,黄克诚夫妇一直严格按照规定约束子女。1980年,黄克诚的儿子结婚,工作人员向黄克诚申请,让儿子用小轿车接新娘。黄克诚严格按照家规,坚决不同意。最后儿子用自行车将新娘接回来。

还有一次,黄克诚不满七岁的孙子发烧生病起床晚了,顾不上吃饭就要走路去上学。那天正好下大雪,冰天雪地,寒风冷得刺骨,司机不忍心,想开车送孩子去上学。黄克诚得知后,连忙阻止,坚决不让搞特殊。孙子很乖巧懂事,带着感冒,冒着风雪,走路去上学。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黄克诚同志始终保持高尚的品格,从不为子女谋私利。多年后,他的几个子女都在科研院所或者报社等单位兢兢业业工作,从来不向国家要名要利。

黄克诚恢复工作后,仍住在一间平房小院子里,院子十分破旧,管理人员几次要求翻新,都被拒绝。他说这个院子哪里破了就修哪里,坚决不搞什么将军府。到了冬天,天气十分寒冷,黄克诚家里的暖气供应不足。

工作人员考虑黄克诚年迈,趁着他不在家更换管道,加大供暖。谁知工作进行一半,黄克诚回来,坚决不让工作人员更换,工作人员只好作罢。

到了晚年,黄克诚患上肺心病,每次都要咳嗽排痰,累得全身是汗,满脸通红。尽管医院高流量给氧,黄克诚仍觉得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很久才能缓解。

尽管如此,黄克诚对自己的疾病很不在意。他经常说,很羡慕那些突然离世的人,一来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节约国家医疗物资,二来自己也可以少受罪。

他经常说:“我都八十多岁的人了,眼睛又看不到,不能为党工作,去世了也没有什么遗憾。按照全国男子的平均寿命,我已经算是高寿了。”

每当老部下来探望,他经常教导老部下,共产党人对名誉,对地位,对待遇要淡薄,要把人民放在心里。他深情地说:“我今天得到党组织如此高的待遇,心里很不安啊!”

对医院的领导,他也直言不讳:“我的病情,你们是知道的,要想完全治好是不可能的。希望你们不要给我用昂贵的药物了,把昂贵的药物用在其他病人身上吧。”都说,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黄克诚的所作所为,让人敬佩。

1985年初,黄克诚的肺部感染突然加剧,肺部有效呼吸面积大量缩小,出现中毒现象。专家立即进行抢救,用呼吸机辅助呼吸。经此一程,黄克诚的身体更加虚弱,恐怕难以恢复。但由于黄克诚积极配合治疗和医院精心护理,黄克诚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出人意料地在春天的时候,能在室外散步了。

可谁知,在这年底,黄克诚又患上结肠癌,做了手术。这对身体本就虚弱的黄克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医院进行手术前,都做了最坏的打算,病危报告一次次发出,但黄克诚都有惊无险地恢复过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黄克诚心里装的依然不是自己,而是国家和人民。哪怕省下药物,他也要为国家节约物资。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将军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离开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得到叔叔去世的消息,黄开衡悲痛万分。他永远记得叔叔的教导,要靠自己努力才能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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